英雄联盟安妮蒙多本子:家庭主妇：推动日本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我们把目光放在那些辞职回家做“全职太太”的日本主妇身上。长期以来沉淀在日本人思想深处以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男女不平等观念和现象如同一张看不见又摸不着的网，把主妇们隔离在家庭生活中，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成为了一种遥远的存在。她们接送孩子上学、买菜、做家务，闲暇时看看展览、学学插花和茶道。在超市、商场以及各种活动场所中总能看到主妇们的身影。她们的日子看上去忙碌和平静。然而，在这平静之下，传统意义上的主妇形象已随着时代变革静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如今不少主妇已不满足于在家做家务、养育孩子、照顾老人、支持丈夫，做个贤内助。相当数量的主妇在孩子稍大后出去工作，也有不少主妇热心公益，利用闲暇时间参加地区和学校的活动，如：所居住地区町内会(类似我国街道居委会)的工作，承担孩子学校的“家长会”的社会工作，还有些主妇在社区、街道担当志愿者。有统计表明，在日本志愿者队伍中主妇所占人数比例最多。日本有社会学家甚至宣称当今日本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家庭专职主妇已经消失。那么。日本主妇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要想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妨近距离对当今日本主妇进行一番观察，“生活俱乐部生协”(以下简称生活俱乐部)无疑是一面观察日本主妇的放大镜。

　　生活俱乐部是成立于1965年的一个民间非营利团体，创立之初仅有200人，基本上是家庭主妇。经过40多年的风风雨雨，以家庭主妇为中心的该俱乐部的活动范围已覆盖日本19个都道县，会员人数达30万。

　　反对不良生活方式

　　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突飞猛进，“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生活方式形成一股强劲的社会风潮，它所导致的资源浪费、一次性使用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日本普通消费者的思想观念和生活。当时日本市场所售牛奶的三分之二是脱脂乳粉等勾兑的乳饮料。在生产厂家利润的驱动下，这些营养成分不高、价格却比普通牛奶高许多的合成加工奶被广为宣传，甚至被吹捧为高级营养品，鲜牛奶在市场的占有率越来越低。为了对抗这些加工奶，让更多的人饮用到新鲜、健康的牛奶，主妇们每五六户结成一个“班”，以“班”为单位从厂家直接订购牛奶。之后，这种共同订购活动扩展到鸡蛋、大米、肉类、禽类、鱼类、蔬菜等食品及各种生活用品，就连图书、交通旅券和文艺演出门票等都可以共同订购。

　　生活俱乐部一诞生便亮出了对商品化社会和不良消费方式表示反对和抵抗的姿态。主妇在生活中意识到人类必须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存。在20世纪70年代，她们发现市场上出售的合成洗涤剂对河流和地下水造成污染，于是发起了“肥皂运动”，从环保与生命安全的角度呼吁大家不要使用合成洗涤剂，而尽可能使用那些易分解、对环境影响小的肥皂或肥皂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琵琶湖湖水的富养化问题使会员们将保护水资源、保护水质作为一个课题。她们最初呼吁会员们以肥皂代替合成洗涤剂，但很快又认识到此举并不能从根本上控制水质污染，于是发起了“禁止制造和贩卖合成洗涤剂的请愿”运动。

　　“环保、安全、健康”始终是生活俱乐部遵循的原则。她们对使用农药、合成着色剂、防腐剂等食品持怀疑态度，即便是那些对人体无害的食品添加剂也尽可能少用。她们甚至建立起奶牛场，全方位把握奶牛的饲养环境、生产环境、牛奶的品质、生产日期、容器和清洁工序。她们订购指定养鸡场的鸡蛋，用非转基因、不撒农药的饲料来喂养，并尽可能不使用抗生素。为了保留蛋壳表面的保护层，鸡蛋外表也不作清洗，承诺在48小时内送到会员手上。

　　生活俱乐部的会员们对既有生活方式进行反思和批判，追求一种可持续的、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她们认识到如果自身生活方式不改变，许多问题便无法解决。她们开始最大限度考虑环境，不但发起了包装物的再利用、再生运动，还从我做起，减少一次性物品的使用，倡导一种不产生垃圾或尽量少产生垃圾的生活方式。如：她们将鸡蛋装在再生纸做的专用盒子里发货，会员收到货后把空盒子还给送货员或店铺以重复使用。针对包装垃圾占日本家庭垃圾总量60%的现状，生活俱乐部发起垃圾减量运动。她们把各种饮品、调料的玻璃瓶子合并为五种型号的瓶子来循环使用，将盒装牛奶改为重量较轻的强化玻璃瓶，塑料瓶盖也可回收再利用。可别小看这种瓶子，它获得了2000年世界包装机构授予的“世界包装之星奖”。这些看似细小的举措大大减少了政府回收垃圾的费用，无形中也降低了垃圾处理时所产生的二氧化碳。

　　家庭主妇们通过改变自我生活方式影响越来越多的日本人。生活俱乐部所倡导的消费、生活的理念和实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1989年获得了有“另一个诺贝尔奖”之称的“优秀民生奖”，1995年又从联合国之友获得了“最佳50市民团体奖”。

　　生活俱乐部的主妇们不仅仅把自己看作是在市场购买商品的消费者，还自主介入生产和流通之间，与生产者一起开发安全、环保的食品和日用品。如她们与生产企业共同开发了环保肥皂。会员们认为生产企业应公开她们在生产、流通、消费、废弃整个链条上的信息，也应该接受消费者的监督和指导。在她们的努力下，生活俱乐部所订购的产品具有生产和流通环节的详细信息，这些对消费者公开的信息使消费者做到明明白白地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把企业对商品的决定权转移到了消费者手中。她们的这一思考和行动无疑具有前瞻性，特别是在当今企业资本主宰的商品社会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新型的工作方式

　　生活俱乐部的会员大都是主妇，担负着家务和教育孩子的责任，很难 找到正式工作。她们又期望能有自己的事业，于是，摸索和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工作方式——劳动者自主合作社(Worker's Collective)，就是由会员自己出资、自己经营、自己作为劳动者的一种劳动经营实体。劳动者自主合作社不以盈利为目的，会员之间也不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她们更像是事业伙伴、是姐妹。

　　2005年生活俱乐部有582家劳动者自主合作社，涉及福利、餐饮、店铺经营、编辑策划、肥皂厂、物业等各领域，其中与福利相关的事业占一半以上。合作社种类繁多，有社区小吃店、旧货店、面包房、第三世界物产店、为老年人和残疾人开办的互助社、食品外卖店、盒饭店、儿童保育所、快递公司等。

　　劳动者自主合作社与一般小公司的最大区别在于：经营目的不是利润至上，而是提供物品和服务，解决社区中存在的问题。会员们都希望通过劳动获得经济自立，又为社区做贡献。生活俱乐部、劳动者自主合作社以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方式劳动，希望通过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来创造一种新型的社区。这一新型的劳动方式也是一种非常适合家庭主妇的新的工作方式，使得主妇们既能够取得经济自立，又能兼顾家庭，还能在社区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1982年，生活俱乐部诞生第一个劳动者协同组合性质的店铺，之后这类店铺发展得非常迅速。在店铺里，附近居民可以买到新鲜、安全的蔬菜、鲜鱼、指定产地和指定饲养方法饲养的猪肉、牛肉、鸡肉等食品。店铺里所用的调味品、牛奶的瓶子、装鸡蛋的盒子均可反复使用，大大减少了垃圾量。

　　为了对应当今日本社会面临的少子老龄化现状，生活俱乐部还在社区成立了托老所、老人之家、托儿所等各式各样的社区福利法人和非营利组织，对需要家务劳动的家庭提供服务，对需要照顾老人的家庭提供帮助，对双职工家庭的育儿提供支援。生活俱乐部无论目标还是日常活动都与生活密切相关，与社区居民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得到了社区居民的广泛支持和参与。她们创建这一新型工作方式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生活便利的、宜居型社区社会。

　　代理人运动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活俱乐部的主妇们在生活中发现政治和行政中的问题，随之产生了变革社会的愿望。生活俱乐部也逐渐从生活领域走向了政治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代理人运动”应运而生。

　　代理人运动就是生活俱乐部推举自己的会员作为“代理人”参与地方议会议员竞选的活动。这里，代理人不仅仅是生活俱乐部的代理人，也是站在广泛的市民立场上、将市民的声音传达到议会的市民的代理人。代理人运动的政治运动口号是“生命、生活与政治相连”。1977年东京都议会选举时，东京练马区生活俱乐部将关町支部委员长土屋正枝拥立为候选人，参与竞选。她的竞选口号是“一起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虽然落选了，但这次参与竞选是代理人运动的首次尝试。为了推进代理人运动，练马区几位有政治抱负的成员结成了政治团体——“生活者小组”。在1979年的统一地方选举中，“生活者小组”推荐的候选人片野令子胜出，练马区首次诞生了生活俱乐部的议员。之后，代理人运动向其他地区辐射，扩展到神奈川、千叶、琦玉和首都圈的全部以及北海道、长野等生活俱乐部事业所覆盖的主要地区，相当多的有志于政治的妇女作为代理人走上了参政道路。

　　代理人运动不但挑战了男性中心的政党政治，还开辟了一条主妇参与地方政治和行政新的道路。主妇们通过直接参与、通过日常活动来变革行政和政治中的弊端与不足。

　　生活俱乐部的会员们认识到议会上讨论和决定的法律、条例涉及衣、食、住、医疗、护理等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自己的生活就是由这些法律、条例所左右的。要想将市民的声音反映到政治中，必须亲自参与政治、变革政治。例如，20世纪80年代，家长们发现学校为孩子们提供的午餐存在诸多问题。于是，町田市的会员们与其他市民团体合作，发起了请愿运动。1981年秋，当时约19万人口的町田市征集到17206个签名，提交到町田议会，最终使学校集中供餐状况得到了改善。还有1989年的食品安全条例直接请求活动、1993年的市民活动推进立法请求活动、1997年的转基因食品对策请愿签名活动、1998年环境荷尔蒙对策请愿签名活动、2002年请求停止爱知县转基因水稻的研究与开发签名活动、2003年请求停止岩手县和北海道转基因水稻开发的签名活动等，都在不同领域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主妇们是从“生活者”的视角发现周边生活、地方政治、行政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弊端而产生变革政治的要求的。这使得生活范畴的问题作为政治问题登上了政治舞台，促使日本政治贴近生活。

　　事实证明，主妇们的政治参与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如1989年，生活俱乐部和其他市民组织一起，开展了55万签名的要求制定《食品安全条例》的直接请求运动。虽被否决，但却促使东京都从行政上强化了食品安全管理。经过生活俱乐部等团体15年的不间断努力，2004年3月东京都议会终于通过了东京都首次确保食品安全的条例——《食品安全条例》，之后又推动国家制定并出台了《食品安全基本法》，设置了食品安全委员会等。

　　当会员们看到一些提案在议会上受阻、成为一纸废案时，考虑仅仅提案是不够的，还应成立反映民意的政党。地区性政党东京生活者网络的诞生就是一次这样的尝试，东京生活者网络积极推举出自己的候选人参与地方议会选举。1983年统一地方议会选举中，除练马区以外，杉并区、多摩市、神奈川的代理人都有当选。在1999年统一地方选举中，东京生活者网络产生了57位东京都、市、区议会议员。2007年地方议会选举中，东京都议会有一人当选，区议会选举中20位候选人有19位当选，市议会选举中，28位候选人中有26位当选，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推动日本社会变革

　　从生活俱乐部到劳动者自主合作社、再到代理人运动，这一连串的活动构成了变革日本社会的“生活者运动”，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一社会运动从始至终都是由家庭主妇参与并推动的。人们不禁会产生疑问：在日本这样一个男女性别分工依然存在、且女性地位有待提高的社会，主妇们在兼顾贤妻良母角色的同时，又在民间团体、在社区、在日常生活中作为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悄然改变着日本社会。她们的行动和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妇女运动有着怎样的相同与不同呢?

　　解答这一疑问，首先要从分析她们参与生活俱乐部活动的初衷人手。主妇们参与运动的出发点是要过一种安全的、健康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与人相互关爱的生活。她们加入生活俱乐部后，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素质，密切了邻里关系。她们首先对日常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提出疑问，然后对公害、地区行政、日本政治和社会产生全方位关注，最后以世界视角关注国际问题、地球环境问题。她们将自己生活的感受和体验带入到社会活动和社会运动之中，对政策进行提案或是通过选举进入议会，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

　　我们欣喜地看到：加入生活者运动的妇女们在运动中发现自我、找回自我，她们已经不仅仅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而是一个独立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个体，是女性、消费者、生活者、居民和市民。在寻找自我、重新塑造自我的过程中，她们也在履行着这些角色所赋予她们的职责，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一种新生力量。生活者运动没有鼓励家庭主妇放弃主妇身份去职业中寻求与男性的平等，而是鼓励家庭主妇从女性的视角思考问题，通过俱乐部的日常活动去参与社区活动，并通过参与活动介入经济、政治和社会。

　　生活俱乐部的主妇们对日本社会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以及制约女性的不合理性现象提出了质疑。可贵的是，她们不仅仅提出问题，还在力图超越这种对女性的歧视和制约。身为家庭主妇的会员们聚在一起学习、劳动、思考和参与各项活动，思维和视角变得开阔。她们虽然身为家庭主妇，但已超越了传统意义的家庭主妇，而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奉献社会的女性市民。

　　主妇们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与政治的结合点，从而挑战了“男性在外工作、女性在家从事育儿和家务”的性别分工模式，创造了“男性在外工作，女性既兼顾家庭又从事社区活动”的模式。尽管这种模式并不完美，但却开创了妇女参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新途径，显示了未来妇女运动新的发展方向。

　　主妇们在社区的实践有很多启示。她们本着“自我意识、自主管理、自己决定”的宗旨，在社区内自发进行互助式服务，如：在社区开展步行拉力赛、跳蚤市场、岁末捣制年糕等活动，召开各种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会议、讲座。如：食品材料与烹调的说明会、料理讲习会，断乳食谱讲座、暑假儿童料理和父亲料理讲座等。她们还组织会员们参观生产厂家，尝试制造食品，进行与生产方的零距离体验。有些地方的生活俱乐部还开展了小规模的托儿服务、助残助老等服务。目前，生活俱乐部的会员们已成为一股关心社区发展、关心环境和自然、关心他人的力量。据2005年度的调查结果表明，在生活俱乐部的相关团体中有将近1万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和养老设施服务，有事业所448家，接受服务的人约3万，上门服务等护理服务时间总量达到了143万小时。

　　当今，以生活俱乐部为代表的生活者运动正在向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主妇已成为推动日本社会变革中的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