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石化加油站照片:病人要死了，还要向政府缴纳增值税吗？

       病人要死了，还要向政府缴纳增值税吗？

王书瑶

匪夷所思，吃药贵这座大山，竟有百分之十四点五的份额是由政府“贡献”的。

我以前看病或者去药房买药，都只给开一个普通发票，只列一个总价钱，我不知道、患者也不知道在药价中还包含有税。这是剥夺了我作为纳税人的知情权。

前些时去一个药房买药，给我开了一张“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一盒牛黄上清丸，其中，货款（药品的价格）是6.84元，按17%的增值税税率计算，还缴纳了1.16元的增值税，总付款就成了8元钱。

   就是说，为了买一盒药品价格只有6.84元的牛黄上清丸，我还要向政府缴纳1.16元的税金。这时我才知道，我们的政府，对治病救命的药品，也是毫不客气地足额征收了17%的增值税的。

现在我们党和政府表现出十分的亲民举动，对民众的疾苦极为关切，又是扩大医保的份额，又是扩大医保的范围，甚至“全民覆盖”，可谓关怀备至，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对于直接治病救命的药品，竟然还继续征收17%的增值税。

医保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民生，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健康，可是，医保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一样，有的人身体健康，可能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不去医院看病，可是，药品可就不一样了，药品对于病人来说，是最直接的救命稻草，只有病人才去买药，如果不是全额报销，要一个病人，在治病的时候，还要向政府缴纳17%的税款，这是不好想像的，这是雪上加霜的：生病吃药已经是很痛苦了，负担已经很重，已经可能使这个病人和整个家庭倾家荡产，可是，当此之时，还要他们负担向政府缴纳17%的增值税，政府不是过分失于人道了吗？说得严重一点，这好像是对病人“痛下杀手”。人都要病死了，却还要向政府纳税！

更严重地说，一个无医保或只能报销部分药费的病人，生命垂危，亲属卖房卖地，倾家荡产，东挪西凑，负债累累；甚至卖血卖肾卖肝卖身，救父救母救子救女，把病人救活了或者没有救活，当他们最后终于知道，在他们向医院支付价格不菲的医药费和治疗费中，竟然还包括向政府缴纳的17%的增值税或其他名目繁多的税款的时候，这些家属一定会吐血：我们这样艰难凑起来的医药费，政府竟然还要从中征税，是何忍耶？

因此，我强烈呼吁，政府应该立即对所有治病救命的药品停止征收任何税款。

不仅对药品停止征收各种各样的税收，而且对所有医疗过程发生的费用支付，像超声检查、核磁共振、起搏器、血管支架等等检查费、化验费、手术费，如果以前是征税的，现在一律停止征税。并且对相应的医疗器械，在医疗机构购入时，也免征增值税等税，这样才可以大大降低医疗费用的支出，降低病患者的医疗负担。

也就是说，凡是最后由病患者负担的税收，一律免征。不论这个税负，是直接由患者负担，还是通过转嫁间接由患者负担的税收，一律免征。

在免税之前，我要求，在住院和所有医疗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在开具发票时，都要注明，医疗与药品的费用是多少？为了使用和消耗这些药品，又同时缴纳了多少税款？这是所有纳税人的知情权所要求的。

胡锦涛总书记说，中国人民有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和表达权。国家税务总局也不断地向纳税人宣传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知情权是他们的第一项权利。

药品有很多种，我以为，对所有治病救命的西药一律免征各种税，因为我不知道除了增值税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税；对所有治病救命的中成药也不征税；对部分中草药可以分别考虑，全是治病的药，免税。

另外有些中草药，除了治病，还有保健的功能，也可以作为保健食品，比如枸杞、莲子、百合等等，这些东西，在一般商店中也有出售，我看也不要征税，原因是，这些保健品，可以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健康水平提高了，就不会生病，不生病自然就不要去看病，对于整个国家，都是福祉，可以大大降低对医疗资源的占用，对整个民族都是有利的。

对于高档的成品保健品，比如说是燕窝了、冬虫夏草了，这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动辄成百上千，只有富人才能享用，不征白不征，征了不白征，征税还是合理的。

还有一些西药和检查项目，像DNA检查、像伟哥性药，不是治病救命的，也要征税。

为了降低病人的负担，我们的党和政府确也煞费苦心，比如采取了许多措施降低药价，打击药品回扣，药品的多层次回扣，是药价虚高的重要原因；要求医药厂商多生产同等疗效的低价药品等等，可是，我们政府为什么不能从自身上想一想，不在医药和医疗器械上征税，从而立竿见影地马上降低药价呢？取消17%的增值税，药价立时就降低了14.5%（17÷117=14.5%），对进口药品和医疗器械免征关税和增值税，也可以大大降低医疗成本，这种“实惠”，都切切实实地落在真正需要医疗救助的病人身上，一点也不糟蹋。

这会多少减少一点政府的财政收入，可是，它比政府普遍地对全民实施医保，却更有实效。

再说了，对医药征收的税款，未必很多，对医药免征税款，完全可以从减少政府的行政开支上节约出来。

我想把这个想法提交给国务院，如果哪位负责医药卫生的副总理，或者哪位负责财政税收的副总理对病人生了恻隐之心，就把这个建议批给卫生部长、财政部长和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然后部长和局长就会批给一个司长，司长批给处长，处长再批给某一个主任科员，最后，就由这个主任科员或副处长来决定这个建议可行与不可行，不需要论证，不用开会听证，也不需要再征求建议人的意见：有关部门正在处理，不用你管了。

这是官僚机构办事的一般流程。

一般来讲，结果总是流产，因为是党和政府决定一切，而不是百姓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百姓说什么就是什么，如何体现党的领导？如何体现政府的权威？

我在前几年写了“只有最愚蠢的思维方式，才会限用一次性木筷”，反对对一次性木筷征收消费税的建议的结果就是这样。

                201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