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徐蓉一建工程经济视频:皖南事变真相---苏北黄桥战役、曹甸战役与皖南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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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点黄桥战役的资料供参考
以下为官方资料： 韩德勤部垮了之后，就变成新四军面对日军的扫荡压力了。后期反扫荡，粟裕干得还是不错的。 董保存（这人现在是解放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我引得这篇文章也是正是出版物中的，不至于存在侮蔑ccp的成分。），他在《铁军“胡佛”》里面写了叶飞（原海军司令员）对他讲的刘少奇当时的一些话： 再引一些董保存的书《决战黄桥时的粟裕》： 韩既然不抗日，也不让别人抗日，还和日本人勾勾搭搭，GCD把他来了也算为民除害嘛。和皖南事变能比吗？ 对了，还有一点49年李明杨起义了，79年去世时粟裕还为他主持了追悼会。 保住地盘也不错啊，总比韩某与日本人狼狈为奸好吧。 当年日本人也没那么好，据一些老人讲，动不动就打人，最可恶的就是还抢东西，有一次，日本人下来抓了不少人，关在碉堡里，其中就有我曾祖父，要求大家用粮食去换。 佟 麟 阁上将(追授)29军副军长1937年7月28日北京南苑
黄桥战役发生在1940年，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准备投降日寇，加紧进行反共军事磨擦，将磨擦中心由华北移向华中。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我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奉命率主力部队挺进苏北，执行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怀念韩德勤，多次派兵向我军进攻，我军被迫自卫还击，自1940年6月28日起，先后发生了保卫郭村，东进黄桥，营溪反击，攻占姜堰等四次战斗。九月卅日，韩德勤又出动主力与我决战于黄桥。激战至6月10日，我军歼灭顽军1.1万余人，取得了黄桥战役的完全胜利。
黄桥战役的胜利，是以陈毅、粟裕等同志为首的苏北指挥部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正确指挥的结果；是参战指导员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结果；是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战略配合的结果；是争取了部分地方实力派保持中立的结果；是当地党组织和人民全力支援的结果。
黄桥战役的胜利，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又一光辉范例。它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实现了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胜利会师，奠定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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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的一段文章：
一九三九年起，国民党顽固派在华中地区就不断袭扰我军，相继制造了平江惨案、竹沟惨案等事件。我后方机关遭袭击，人员遭惨杀。在江南敌后游击区，国民党冷欣、顾祝同部也常和我军磨擦。皖西的李品仙、皖北的李仙洲、苏北的韩德勤等部拥兵十余万之众，不去抗击日寇收复失地，却对新四军部队虎视眈眈，必欲消灭而后快。在他们的统治区域，则横征暴敛，鱼肉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不给人民抗日和民主的自由。当时黄桥地区有一首歌谣唱道：“天上有个扫帚星，苏北有个韩德勤，放着鬼子不去打，专门欺侮老百姓。”人民把韩德勤喻为“扫帚星”，时刻盼望新四军去解除他们的倒悬之苦，领导他们抗日。因此这些反共的军事力量，成了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战争的障碍，尤其是韩德勤部，更是我军东进抗日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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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应当是国民党的说法（很不好找呀）：
成為這次反共高潮起點的，是何應欽、白崇禧的「皓電」。所謂「皓電」，便
是10月19日蔣介石指使何、白以正副參謀總長的名義，發給朱德、彭德懷和葉挺的
一份電報。因後來發生了皖南事變，使這份「皓電」變得名聞遐邇。
電報歷數自8月以來中共軍隊的種種「劣跡」：「最近，十八集團軍徐向前部，
於8月11日分頭向山東省政府所在地魯村進攻。沈主席以遵令避免沖突後撤。14日，
徐部遂陷魯村，又復繼續進攻魯省政府及所屬部隊，損失甚大，經統帥部嚴令撤退，
並令於總司令學忠查報……此外，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7月擅自
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擊襲韓主席所屬陳泰運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蔣壩等地，又於
黃橋及秦縣之姜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
政系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部嚴令制止，仍悍不遵令，復於10月4日向蘇
北韓主席部開始猛攻，韓部獨立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5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擄去
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啟人、旅長苗瑞體以下官兵數吉人。5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
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沖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
現韓主席部已陸續撤至東台附近，而該軍尚進攻不已。同時，北面十八集團軍彭明
治部，復自10月6日起，由北向南夾擊。查蘇北魯省皆非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作戰區
域，各該軍竟越境進攻，似此對敵寇則不戰而自退，對友軍則越軌以相侵，對商定
後提示之案則延富不理，面以非法越軌視為常事，此不特為袍澤寒心，且直為敵寇
張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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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
首先苏北确系韩德勤德地盘，新四军应该是后来才来得——“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说白了就是占一块地方。抗日时期，地盘就是军队的粮饷来源，新四军占一块，韩德勤就少一块，他显然没有理由割自己的肉来喂GCD是吧？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谁先打第一枪，已经不忠要了。新四军不打垮韩，如何开辟苏北，发展华中？韩德勤如果不把新四军打出去，难道要等死吗？
其次，抗日的问题。
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尤其是韩德勤部，更是我军东进抗日的阻力”。我看完这句话之后很像找找看打完韩德勤之后，新四军是如何东进抗日的。不过很遗憾，那篇文章最后一次提到打仗是：“一九四三年三月，韩德勤率王光复残部又进攻我淮北泗阳地区，我将其全部歼灭于山子头。至此，韩德勤输完了他的全部反共资本。”和韩德勤干到最后的意义是：“少奇、陈毅等同志这时期领导华中全党和全区人民所创造和积累的经验，成为尔后坚持华中敌后抗日战争的宝贵财富。”
说韩德勤挡住了新四军抗日的路，实在可笑。
总结：新四军歼灭国军1.1万人，即为大捷；国军歼灭新四军，即为千古奇冤。
“留在苏北为首的就是韩德勤，约有10万大军。他们在那里光收税不抗日，也不让新四军进来抗日。他们还与日伪眉来眼去，暗送秋波，时常有点勾搭。日寇因为兵力不足，想借韩德勤之手反共，因而也很少对韩顽施加压力。韩德勤还竖起了‘孤悬敌后’的贞洁牌坊。现在我们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只能把阻碍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赶走，要把韩德勤占着的地盘夺过来。这个文章怎么做就难了。”
他还说：“中央已经决定，要解决苏北问题，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如果不解决苏北问题，八路军和新四军就不能打成一片，就不能建立巩固的华中根据地。苏北问题怎么解决？只能从韩德勤手里夺过来，但这个文章不好做，就是说，我们不能主动去打他。做的不好，我们在政治上被动，得不到全国各界的同情。”
怎么做呢？就是要叶飞负责“引敌围困、孤军坚守、待援歼敌”的任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郭村包围站的由来。
我的看法：不佩服共产党高明是不行的。
陈粟报告中央，采取联李、击敌、反韩的策略，力争在二李在反韩中采取中立态度。
……
（1939年）7月25日，我军从杨泰地区出发，急速东进，直指黄桥。
韩德勤得到消息后，立即命令保安第四旅从黄桥和黄桥以南地区向北进攻，同时命令陈太运的税警团从北向南进攻……
对陈太运的税警团，采取了又打又拉的办法……
对韩德勤的嫡系何克谦部，则采取了坚决打击的办法，一举歼敌2000，攻下了黄桥……
1939年9月，韩第一次反攻黄桥，失败。
其后韩改变战术，采用堡垒推进，新四军9月13日反击，攻占姜堰，歼敌1000余人。
然后陈粟找地方人士调停，韩提出停战条件——新四军退出姜堰。出乎韩的意料，陈粟同意了。书中称之为“高招”。（我亦认为高明）。因为退出姜堰，并非还给韩，而是把姜堰给了李明杨。其后还送了陈太运的税警团100条枪。
八路军南下支队，到达涟水以北，新四军五支到达大运河以西。韩感到这些部队一旦会师，形式将不可收拾，遂抢先动手，调集三万兵力，与黄桥和新四军展开决战。
以上便是黄桥战役的原由，是非功过，自己看着办吧。
关键是，和日本人勾结是否为事实。
关键是，和日本人勾结是否为事实。
我说过，韩部被消灭之后，新四军独立面对了日军的清乡扫荡，粟裕做的很不错。
但我这个不错是指，面对日军的强大压力，粟裕保住苏北这块地盘，仅此而已。
再问一下，新四军是之后没主动进攻，只想保住地盘，还是无实力进攻或进攻未果？
唉，不管怎么说，在新四军手下比在韩德勤手下强多了，我等升斗小民，也管不得这许多事，韩及手下那些人的残忍，我的父辈多有提及，倒是驻扎在我们那片的日军，人情味比韩还强一点，有时候给小孩糖果什么的。当然，我绝不是为侵华日军说好话，只是尊重客观事实，如果诸位硬逼我考证，我到也不太可能再去打扰那些老人们，也就对不住各位了。
至于当年的国民党更是搞笑，日军还没到，政府到警察，军队都跑光，当年日军到南通的时候，南通城当官的都跑光了，7个日本兵就占领了如皋城。
相对来说，当时的共产党还算好一些。要说，韩德勤与日本人，在新四军进苏北之前，他们倒一直相安无事。后来韩先生的部下李长江投靠日本人了，这一点也不可不说。
呵呵，是非功罪，我想我也不用说太多了
赵 登 禹上将(追授)132师师长1937年7月28日北京南苑
饶 国 华上将(追授)145师师长
郝 梦 龄上将(追授)9军军长
王 铭 章上将(追授)122师师长1938年3月17日山东藤县
张 自 忠上将(追授)33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5月湖北南瓜店
唐 淮 源上将(追授)3军军长1941年5月12日 山西县山
张谞行上将(追授)第一战区副参谋长１９３９、３、７陕西西安
李 家 钰上将(追授)36集团军总司令
计8人
肖 山 令 中将 宪兵副司令
吴 克 仁 中将67军军长
刘 家 麒 中将54师师长
夏 国 章 中将172师副师长
吴 国 璋 中将75师师长
刘 震 东 中将第五战区二路游击司令
周 元 中将173师副师长
李 必 蕃 中将23师师长
方 叔 洪 中将114师师长Jun-38山东冯家场
冯 安 邦 中将42军军长
李 国 良 中将军训部辎重总监
张 谞 行 中将第一战区副参谋长
马 玉 仁 中将江苏第一路游击司令
丁 炳 权 中将197师师长
郑 作 民 中将2军副军长
钟 毅 中将173师师长
陈 安 保 中将29军军长
戴 民 权 中将豫南游击第五纵司令May-40河南遂平
王 竣 中将新27师师长
石 作 衡 中将70师师长
赖 传 湘 中将190师副师长
寸 性 奇 中将12师师长
李 翰 卿 中将57师步兵指挥官
武 士 敏 中将98军军长
朱 士 勤 中将暂30师师长
齐 学 启 中将38师副师长
戴 安 澜 中将200师师长
陈 济 恒 中将桂林防守参谋长
周 复 中将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
阚 维 雍 中将131师师长
彭 士 量 中将暂5师师长
许 国 璋 中将150师师长
孙 明 瑾 中将预10师师长
王 甲 本 中将79军军长
计34人
高 志 航空军少将驱逐司令
姚 中 英 少将156师参谋长
司 徒 非 少将160师参谋长
朱 实 夫 少将新3师副师长
邹绍孟 少将124师参谋长
赵渭滨 少将122师参谋长
范庭兰 少将豫北别动队第五总队长
刘桂五 少将骑兵第六师师长
林英灿 少将152师副师长
付忠贵 少将鲁北游击司令
张 敬 少将33集团军高参
黄启东 少将23师参谋长
王禹九 少将79军参谋处长
梁希贤 少将新27师副师长
陈文杞 少将新27师参谋长
唐聚五 少将东北游击司令
韩炳宸 少将鲁第十三区保安副司令
金崇印 少将17军参谋长
王凤山 少将暂45师师长
胡义宾 少将96师副师长 Jul-42缅甸埋通
张庆澍 少将鲁苏战区高参Aug-42山东唐王山
张少舫 少将113师参谋长
高道先 少将山东铁道破坏总队长May-43山东
江春炎 少将114师参谋长
郭子斌 少将暂30师副师长
陈绍堂 少将104师步兵指挥官
周鼎铭 少将36集团军副官处长
王剑岳 少将8师副师长
卢广伟 少将骑8师副师长
胡旭盱 少将第三战区第一突击队司令Jun-45浙江孝丰
吕旃蒙 少将31军参谋长
曹甸战役
摘要
1940年11月，刘少奇、陈毅、粟裕、黄克诚等亲自指挥了著名的曹甸战役。1957年11月，为纪念牺牲的革命先烈，在镇东首建成了“四零烈士墓”。1958年4月，陈毅元帅为“四零烈士墓”亲笔题词，钟期光上将撰写了祭文 陈毅元帅的题词是：在曹甸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先烈们，你们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我高呼曹甸的英雄们，万岁!万岁!万万岁!
目录
1战役简介
2概述
3中国人民解放军…
编辑本段战役简介
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苏北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东西夹击企图的重要战役。1940年11月，国民党驻皖东第21集团军7个团占领了津浦铁路西新四军活动地区周家岗、界牌集等地。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所部会同由山东南下的第112师霍守义部，先后攻占了阜宁县西南的凤谷村、益林、东沟等地，企图接应第21集团军继续向东扩张。为保卫苏北抗日根据地，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于11月29日集中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第2纵队和八路军第5纵队第1支队共10个团，对宝应县曹甸地区的韩德勤部发起攻击。先扫清外围，予其重大杀伤。12月13日对曹甸发起总攻，由于缺乏水网地区攻坚作战经验，而且协同不够，攻而未克。此次战役历时18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新四军、八路军进行东西夹击的阴谋，歼其8000余人。新四军、八洛军伤亡2000余人。
编辑本段概述
新四军，全称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N4A”，即英语词组“新四军”（New 4thArmy）的首字母缩写。新四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战，向国民党提出统一整编南方各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建议。经过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同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地区（不包括海南岛）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红军二十八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编辑本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身之一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任政委兼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江西南昌。全军共一万余人，下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第三支队，张云逸兼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与八路军、东北抗日联军等一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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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甸战役”真相
曹甸，这座不起眼的小镇，在史学界蒙着一层浓浓的迷雾。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曾在此痛击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究竟应不应该打、如何打？在当时和后来一度掀起争论的波澜。本文将为你揭开其中的谜团。
武力解决韩德勤与统一华中军事指挥，是刘少奇抵达苏北后并重思考与亟待解决的两大问题
1940年10月的苏北平原，轻风拂面，秋高气爽。
正是在深秋的季节，从华北南下的黄克诚率八路军五纵队抵达苏北盐城，与陈毅率领的新四军东进北上部队会师。这次会师标志着八路军、新四军协同开辟苏北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已经完成。为此，黄克诚给时在皖东的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发电报，请他率中原局机关移驻苏北，以便统筹华中全局。
几乎在接到黄克诚电报的同时，刘少奇也接到中共中央电令“去苏北与陈会合，布置一切”。刘少奇随即率中原局机关等一行千人，风尘仆仆赶往苏北。10月31日，在阜宁东沟八路军五纵队司令部驻地，刘少奇与黄克诚的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
踏上苏北大地的刘少奇，心情颇为兴奋。他来到一处田埂上，眺望四周，河汊纵横，田地阡陌，秋色喜人。
这就是他数月来梦萦情牵的苏北，是他坚定不移坚持发展方向的苏北，也是他寄予无限希望的苏北。刘少奇充分肯定了黄克诚坚决地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以及中原局的具体战役部署，从而有了今天苏北的大好局面。
两天后，黄克诚与刘少奇一道乘汽船，从阜宁经盐城前往海安，会见时在海安的陈毅和粟裕。
刘少奇是中共中原局书记，陈毅和粟裕是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总指挥和副总指挥，黄克诚是八路军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他们这次会见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见。
他们交谈了很多、很久，可谓肝胆相照，呼吸相通。谈话内容涉及到抗日、反顽、建政、剿匪……
当时，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始终让刘少奇难以释怀，即统一华中军事指挥。早在6月份，刘少奇即致电中央提出：“目前华中部队已不少，均分散各处，且已取得地区，唯将来在战略以至战役上均须配合行动。华中环境各方面均较华北更复杂，困难更多，而我部队内部在建制上、指挥上亦不完全一致，问题亦多，在目前迫切需要建立有威信、有工作能力的华中总司令部(公开名称另定)，在指挥上以至建制上统一我华中各部队。”在人选上，刘少奇请中央在朱德、彭德怀、王稼祥及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中择定一人。
黄桥决战胜利后，刘少奇得到中央电报：“同意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同意胡服（刘少奇）去苏北与陈会合，布置一切。”但苏北不等于华中，为此，刘少奇与邓子恢、赖传珠于10月9日向中央提出：“目前，华中的斗争急需建立统一的司令部，而中原局与苏北指挥部会合仅能解决苏北的指挥问题。解决华中统一指挥最圆满的办法是军部速即移来，统一华中指挥并可兼指挥江南。”然而，由于新四军军部在皖南迟迟不能北移，这一计划事实上亦成空谈。刘少奇认为统一华中的军事指挥，关键在于统一八路军和新四军两个指挥系统。这次在海安与陈毅、黄克诚相会，刘少奇便不失时机地与他们磋商，并形成共识。
这里的叶希夷即时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长叶挺。
刘少奇的思路很快得到中央的认同。
两天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在叶挺过江之后，以叶挺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未过江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并决定，以胡服为政委，叶、陈、胡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与八路军……”
从这时起，黄克诚的八路军第五纵队正式归陈毅指挥。这是自红军时期起，黄克诚第二次直接在陈毅的领导下工作。
刘少奇对于华中统一军事指挥问题的顺利解决极为满意。作为中原局书记、新成立的华中总指挥部政委，他意识到自己对发展华中所承担的责任，因而不得不更多地、超前地去考虑一些问题。在刘少奇的战略设计中，苏北将是整个华中抗战的指挥部所在地以及战略大后方。为此，巩固与扩大苏北根据地则是当务之急。
苏北固，则华中兴。而要解决苏北问题，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绕不过去的坎，那就是韩德勤。
韩德勤时任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指挥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黄桥战役后，他率部退守兴化、曹甸一线，深沟高垒，坚固工事，以图再起。
可以说，武力解决韩德勤与统一华中军事指挥，是刘少奇抵达苏北后并重思考与亟待解决的两大问题。而两军会师与华中总指挥部的成立，又为武力解决韩德勤创造了条件。由此，在新四军军史上颇受争议的曹甸战役的帷幕渐渐拉开……
曹甸战役由华中总指挥部直接指挥，黄克诚在战略战术上均提出不同意见
组织曹甸战役以彻底解决苏北问题的战略思路，由刘少奇率先提出，但决策过程却异常复杂。
此前的华中已有一股逆流潜滋暗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诬陷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并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于电到一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继之，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部队从浙赣前线抽调兵力，部署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部30万大军压向华中。韩德勤则企图“恢复黄桥决战前的状态”。
面对波诡云谲的政治形势，尚在皖东的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黄克诚与陈毅两部会师后的第二天，即致电中央建议：“乘胜继续向兴化前进，占领兴化，彻底消灭韩德勤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继之，刘少奇又致电陈毅、粟裕、张云逸并报中央提出：“如能驱走韩便可组织华中敌后民主政府与总司令部，使我公开正式站在领导地位。”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一建议非常谨慎，认为暂不宜攻打韩德勤。他在给刘少奇等华中负责同志的电文中指出：“估计到韩与蒋、顾(祝同)之关系，他又是战区总司令及省主席，暂时尚不宜取彻底消灭政策”，“必须保留兴化及韩德勤方有文章可做”。
八路军、新四军在苏北会师并对韩德勤形成的逼压态势，令时任三战区司令长官的顾祝同非常担忧。他遂与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交涉，提出和缓救韩。为此，周恩来电告中央，并提出：“我方重心应求得逼韩让步……留韩德勤在，不仅可使顾祝同对我江南新四军让步，对蒋亦有缓冲讲价余地，对李(宗仁)、白(崇禧)亦有教训作用。如彻底驱韩，则蒋一不做、二不休，只有拼到底。”中央随即将周恩来意见转告刘少奇，并重申“不彻底驱韩”方针。数日后，中央又急电刘少奇：“我方已答应蒋介石停止军事进攻，如我占领兴化，蒋恼羞成怒，有扣留恩来、剑英二同志可能，我应距兴化50里一带停止，进行和平谈判。”
刚到苏北的黄克诚从根据地开辟后的实际情况出发，也认为暂时不宜主动攻韩。后来黄克诚专门说到这一点：“从苏北斗争形势看，我们刚刚到达淮海、盐阜地区，顽军残部、伪军、土匪、特务、反动地主武装等到处骚扰暴乱，根据地内很不稳定。当务之急，应是剿灭匪顽，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先把脚跟立稳，再相机解决韩军。”
黄克诚还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我党我军反磨擦作战的指导原则出发，强调应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衅自彼开，不由我启。他称“韩德勤新败，退守老窠，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同顽固派斗争的原则考虑，我应站在自卫立场，不宜主动进攻；从军事上看，在水网地带攻坚作战，对我十分不利”。
然而，这时的华中战云密布。汤恩伯、李品仙所部13个师正压向淮北、皖东根据地，磨擦恐难避免。为遏制这种局面的发展，中央电示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准备于蒋介石真正向我淮北、皖东进攻时，首先解决韩德勤。”但强调最后的决定权在中央。不久，东北军一一二师霍守义部以“武装调停苏北磨擦”为由从山东进抵苏北，桂军一三八师主力亦过淮南铁路。面对各路反共军步步逼进，构筑封锁线，刘少奇觉得情势危急。特别是如果东北军与韩德勤的部队会合，则对开辟不久的苏北根据地形成极大威胁。他于11月10日急电中央：“如不迅速解决韩德勤，巩固苏北阵地，不集中华中主力给反共军主力以痛击，消灭一、二个主力军，则华中形势愈趋危险，急难应付。”继之，又报告了作战部署和进攻理由。刘少奇在电文最后特别强调：“你们有无意见，望三天内答复，否则即开始动作。”
由此可见，刘少奇攻打韩德勤的决心已定。但毛泽东和中央的决策者们并没有认可。次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电复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态度同样坚决：“一、目前即动手打韩德勤、霍守义、何柱国，在政治上极端不利，尚须忍耐。第一仗攻击令须由延安下，你们不得命令，不得动手。你们现在应积极准备一切。一面我们仍在重庆谈判。二、对霍守义、何柱国应取争取政策。”中央意图很显然，一方面仍争取谈判解决苏北危机，一方面争取东北军以孤立韩德勤，不打韩德勤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接中央命令后，华中总指挥部立即令八路军五纵队及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作攻占射阳、安丰、曹甸、平桥之战斗部署。
此时，中央仍通过在重庆的周恩来向蒋介石交涉停止汤恩伯、李品仙调动和霍守义、莫德宏的进攻，并于26日电示刘少奇、陈毅：“攻击淮安、宝应间地域望继续作充分准备，待命实行。”刘少奇、陈毅当日即于盐城复电中央：“我对韩攻击已全部准备好，决于明日(27日)晚向沙沟、射阳攻击，解决该地之韩部(保留兴化不打)。如何，望即复。”面对如此情况，中央于27日复电“同意你们意见，唯不得攻击兴化”。
兴化是当时韩德勤所率江苏省政府所在地。中央认为，在淮安、宝应间打开一个缺口，打通苏皖即可。不打兴化，苏北动作不碍大局。
此次战役由华中总指挥部直接指挥，参战各单位分别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一纵队、二纵队、八路军五纵队一支队。陈毅专门作了战前动员，指出：“此项行动胜利完成，即会取得大会战的主动地位，与我之全部获胜有重大意义。同时，此次行动为我八路军、新四军战役、战术配合之第一次行动，宜以此次战斗意义振奋各兵团。”
战役于11月29日拂晓发起，八路军、新四军参战部队轮番进攻，猛打猛冲，开始即重创韩八十九军所部。韩顽守军猝不及防，溃败不支，不得不将兵力收缩在曹甸、平桥、安丰一线，以图顽抗。我参战部队一鼓作气，乘胜进击，断顽军平桥与曹甸及安丰之联系，并完成对该诸据点的包围。
曹甸是宝应县东北的一个集镇，西临宝应湖，周围是水网地带。曹甸工事坚固，内有碉堡、暗堡四处相通，易守难攻，驻有韩德勤保二旅一部、八十九军三十三师两个团及直属工兵营、特务营、炮营等共约5000多兵力。而韩德勤在兴化及其附近之保六旅、独六旅等亦约5000多兵力，随时可以策应曹甸。为此，曹甸已成为消灭韩德勤的最大障碍。
5日晚，八路军五纵队一支队两个团率先向曹甸发起攻击，但由于曹甸易守难攻的特殊地势，加之顽军拼死抵抗，故苦战一夜未能奏效。曹甸战场遂形成对峙。
闻讯后的陈毅专抵距曹甸百米之遥的小马庄，与几个参谋人员乘坐小渔船，穿芦苇，隐草丛，察看地形。回到指挥室后，陈毅决定仍以突击的办法，用猛烈的火力扫清外围，然后向纵深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参战部队同时攻击。
黄克诚闻知曹甸情况后，根据以往作战经验，致电华中总指挥部并报中央军委，对曹甸战役的具体打法提出建议：“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冲战法攻击巩固据点，极少成功。曹甸、车桥等处工事较前坚固，兵力更多，如猛打猛攻，不但胜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消耗伤亡可能。我的意见是用持久作战的方法攻击。”黄克诚随后又提出6点具体战法：“(1)首先在4个据点(曹甸、安丰、车桥、泾口)间构筑据点，截断其联系与增援；(2)肃清4据点周围之敌据点及附近村落中敌人，将其完全逼入4个据点内；(3)逐步筑垒掘沟推进；(4)用小部队不断接近，消耗其弹药，增加其疲劳；(5)派小组潜入，放火烧其房屋；(6)探悉哪有弱点可乘时，即以主力猛击而消灭之。我如决强攻，请集中新四军、五纵队全部迫击炮、小炮轰击之。”
黄克诚的建议非常具体，也很有效，但不可取的是时间太长。当时无论是延安还是华中总指挥部都希望能尽快结束此役。尤其是中央专门电示强调：“国民党甚关心苏北冲突，你们应坚持原定方针，不打兴化，保留韩德勤。并望10天内结束曹甸战役。”
黄克诚的意见未被采纳。华中总指挥部下达了13日总攻曹甸的命令。关于曹甸战役详情，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一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
曹甸久攻不下，而且伤亡较大。为此，陈毅及时地命令部队撤出战斗。面对这样的局面，刘少奇于
中央亦默认了这样的结果。毛泽东复电刘少奇说：“华中斗争是长期慢性斗争，我们要有决心和耐心。”
曹甸战役未能达成战役目的，最终以消灭韩顽8000多人，八路军、新四军亦付出较大代价而结束。
对于曹甸战役的失败，刘少奇、陈毅后来作了认真深刻的自我批评
曹甸战役结束了。苏北战场也随之出现了短暂的宁静。面对这样的结果，刘少奇显然是不满意的。
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中原局与华中总指挥部随即开始检讨曹甸战役。应该说这一检讨很有必要，需总结的内容也很多。比如战役的指导思想、战术的确定原则以及两军部队的协同指挥与作战风格的统一、缺乏攻坚武器和水网地带作战经验等。但刘少奇认为，曹甸战役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黄克诚的作战消极，有右倾表现。
这样的判断，黄克诚觉得很突然，也很吃惊。他心有不服，但已不能改变中原局领导所形成的结论。刘少奇认为黄克诚长期担任政治委员职务，做思想工作是他的强项，但不适合带兵打仗。于是，他以中原局的名义电报中央，建议撤销黄克诚五纵队司令员职务，保留政治委员，由陈毅兼任五纵队司令员。这就是以后黄克诚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曹甸战役没有打好，华中局（中原局）领导认为我右倾，作战不力，撤了我第五纵队司令员职务。”但“陈毅作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需要照管全局，并没有到第五纵队视事。因此，我这个政治委员还得兼管司令员的工作”。
这一结果，黄克诚虽然有些委屈和无奈，但也只能接受。然而，出乎预料的是，这一切还没有结束。
1941年7月，日军对华中敌后的指挥中心盐城实施大“扫荡”。当时，中原局已改称华中局。围绕是否保卫盐城问题，黄克诚又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刘少奇、陈毅发生争论。这年秋天，华中局在阜宁停翅港召开干部会议。会议对黄克诚提出了措词激烈的批评，指责黄克诚“不服从指挥”、“机械地保存主力”等。
当时气氛比较紧张。因为黄克诚对这样的指责并不服气，而且据理争辩。他说：“作战前我提的意见，我至今认为是对的。作战未达到预期目的也不是我不服从指挥，而是上级指挥失当。本来有的仗不应该打，要打也不是这种打法。”黄克诚随后联系曹甸战役和盐城反“扫荡”作战的情况进行分析，结论依然是“上级处置失误”。
黄克诚争辩的观点并未被刘少奇和陈毅接受，他们坚持黄克诚是错误的，应对此负责，并要求他在干部会议上作检讨。以后，黄克诚在回忆录中说：“我为了顾全大局，服从组织，虽对于所争论的问题并没有改变看法，仍按组织决定在旅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检讨。我当时考虑，可能是由于我从八路军刚刚划归华中局指挥，相互缺乏一定的了解，所以才会产生我‘不服从指挥’的误会。”为了消除误会，事后黄克诚专门找到陈毅说：“你是我的老上级，我有什么不服从指挥的?”
一年后，陈毅对曹甸战役还是有过理性地反思和总结的，他说：“曹甸战斗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攻坚战的原则作战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采取坑道作业，就有可能成功。”黄克诚听到陈毅这番讲话后，深为认同，称这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抗战胜利后，黄克诚率三师进军东北，途经山东临沂与陈毅相见。陈毅在送行时，当着政委罗荣桓的面再次诚恳地对黄克诚说：“过去我也有批评错的地方，请你多加原谅。例如曹甸战役，我和少奇没有认真听取你的意见，坚持要打，结果没有打下，我军伤亡很大，最后批评你三师配合不力。撤了你的职，其实责任在我。”陈毅还说：当时“不看你的功劳，指责你态度不好，指责你把问题直捅延安……是我有错，向你道个歉”。
没想到分手在即，陈毅竟然说出道歉的话，而且还是为了多年前的曹甸战役。这让黄克诚十分惊讶和感动。
对曹甸战役，刘少奇后来也有过客观的反思和自我批评。
1944年6月，随着整风反省在各个根据地展开，黄克诚又面临着对曹甸战役失利原因的责询。他为此专门致电时在延安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并继续负责指导华中工作的刘少奇。
时隔数年，刘少奇已经能够较为冷静而且从更高层面来审视这一问题。
刘少奇的电报，是他几年后对曹甸战役的重新认识，同时也廓清了关于曹甸战役的历史真相。虽然迟至4年，但电报内容还是让黄克诚感到无比欣慰和释怀。刘少奇这种敢于否定自我的勇气和胸襟也让黄克诚非常敬佩。
曹甸战役的硝烟早已散尽。今天我们梳理这一历史，可以看到当年决策者在风云变幻的情势下对时局的判断和勇于负责的决心，刘少奇、陈毅坚持实事求是、服从真理和自我反思的精神可敬可佩。当然，作为军事家，黄克诚的深邃战略思想以及敢于坚持真理的人格魅力也彰显无疑。
皖南事变真相是什么？
一、毛泽东设下陷阱
被周恩来称作“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中共的党史一直宣传说，是蒋介石设下的陷阱。但事实恰好相反。
新四军政委项英与毛泽东有不解之仇。十年前，他想制止毛用血腥暴力打AB团，毛企图诬陷他是AB团的后台。后来他反对带毛泽东长征，预见到毛要伺机夺权。直到皖南事变前夕，他对毛的批评态度不改，甚至嘲弄毛。
项英的总部有一千工作人员、八千部队，驻扎在云岭，在以千变万化的云彩和奇峰怪石著称的黄山之侧。一九四零年十二月，项英的总部是新四军唯一在长江以南的部队。毛把百分之九十的队伍都已调到江北，组成了江北指挥部，由毛的盟友刘少奇负责。项英管辖的新四军不到百分之十。
当时的毛泽东正想方设法促使斯大林同意他打全面内战，并出兵相助。为达到这个目的，他有意把项英的孤零零的总部送给蒋介石的部队去杀戮，逼蒋介石开第一枪。早在七月，蒋曾下令新四军北上去华北，把长江流域让给国民党，当时毛拒绝执行。现在，毛令项英过江到长江以北。
过江有两条路，一条直端端北上，渡口在皖东的繁昌、铜陵；另一条朝东南方向走，在长江下游江苏南部镇江渡江。
十二月十日，蒋介石规定项英走皖东路，因为镇江一带国民党韩德勤部正在挨新四军的打，他怕项英部队去参战。他给名义上是项英上级的国民党长官顾祝同发电报说：“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
毛没有向蒋表示异议，二十九日，他批准了这条路，对项英说：“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
但第二天，毛突然打电报要项英改走蒋介石专门否决的苏南路线：“走苏南为好。”这一路线改变，毛没有通知蒋介石。
蒋介石还以为项英会按他的要求走皖东，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发电报给新四军总部，重申皖东路线，并说他“沿途已令各国民党军掩护。”
项英发现蒋介石并不知道路线已改，赶紧在四日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通知他。这封关键电报没有到达蒋介石手里──原因在毛。
毛早已明令禁止中共将领直接跟蒋介石联系，所有的联络都必须经过他，再由周恩来转。毛把项英给蒋的电报压下了。
毛泽东压下项英一月四日关键电报的证据，是他在一月十三日给重庆周恩来的电报。里面说：“军机前转上叶、项支日[四日]致蒋电，措词不当，如未交请勿交。”这不仅说明毛不让周恩来转项英电报，而且说明毛是在十三日或前一两天才把项英四日的电报发给周，这时国民党军对项英部队的攻击，已经在持续一个星期后结束。
二、毛泽东故意见死不救
项英发完电报又等了若干小时，拖到当天夜里才出发。他以为蒋介石应该得到改变路线的消息了，沿途驻扎的国民党军队也应该接到命令，给他让路了。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的夜晚，风雨交加，项英和一万新四军撞入了国民党十几万大军的驻地。这些军队没有得到项英要过路的通知，以为是新四军来挑衅，就开了火。早已因黄桥之战中国民党将领被打死而痛恨新四军的顾祝同，六日下令把项英的部“‘彻底加以肃清”。皖南事变爆发了。
慌张的项英发了一封又一封电报给延安，要毛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毛毫无动静。到了九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刘少奇电毛谈起项英的情况，毛才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五日以后就没有得到过项英的电报：“得叶[挺]、项五日报告，他们四日夜间开动，五日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
一月六日到九日，国民党军围歼项英部的最激烈的四天，毛没接到过项英的电报？在这些日子里，项英的电台不断发出求救电讯，刘少奇都收到了，独独毛没收到？真是没收到，为什么不设法恢复联系？在这样重要的时刻？
毛的电台似乎总在关键时刻合着他的心思出故障。西安事变时，他也声称没收到莫斯科要他协助释放蒋介石的指令。现在他又称没收到项英向他求救的一连串电报。毫无疑问，毛不想为新四军解围，毛要蒋介石歼灭他们。这样莫斯科才可能批准他打全面内战。同时，他也一箭双雕，除掉项英这个心腹之患。
在收到刘少奇一月九日发给毛的电报后，毛的电台奇迹般恢复运作了。十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然而，毛仍旧一动不动。
十日那天，项英自己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恳求蒋撤围。这封电报他再次发给毛转，毛又再次把它压了下来。毛对周恩来说，项英的这封电报比前一封“立场更坏”，“此电决不能交，故未转你处。”
十一日晚间，周恩来在重庆开酒会，庆祝《新华日报》三周年。毛泽东关于新四军总部被围攻的电报这时姗姗来到，由周对庆祝会上的人宣布。但就是这份电报也不是叫周恩来向国民党交涉停火，而只是泛泛的情况通报。
迟至十二日毛才让周“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但毛故意降低了形势的严重性、紧急性，用“据云尚可固守七天”的谎言替代新四军总部早已报告的“今已濒绝境”。周恩来在十三日才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蒋介石已经在前一天主动下令停止攻击了。
三、毛利用皖南事变要苏联出兵
就在十三日这一天，毛突然活跃起来，叫周恩来“向全国呼吁求援”。他命令部队：“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已不是增兵威胁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一下决心，就要打到四川去，打到底。”
如前所说，毛的最主要目的是促斯大林出兵。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去见苏联大使潘友新，说中共急需苏联的拯救。潘泼了他一头冷水。潘在他的只给苏联高层看的回忆录里指出，他当时就怀疑皖南事变是毛泽东有意送项英去死，而周恩来不断向他撒谎。比如，周对潘谎说新四军总部同延安的电讯联系是十三日下午断的，跟毛撒的谎，即六日到九日断的，对不上号。显然周明白毛的版本不能说给苏联人听，他们一听就会知道是撒谎。
毛不满意潘友新，直接向莫斯科呼吁恳求，用苏联人的话说是发了“一封又一封歇斯底里的电报”。毛说蒋介石的计划是全歼新四军，然后消灭八路军，然后“摧毁中国共产党”，“我们有被斩尽杀绝的危险。”说来说去，就是要斯大林帮助他打全面内战。特别要求“呈交斯大林同志，使他能够估量中国形势，考虑能否给我们具体的军事援助。”这里的“军事援助’”指的不仅是军火资金，而且是出兵。
毛硬要把莫斯科拉进中国打仗，使斯大林大为不快。一月二十一日在列宁忌辰纪念仪式上，斯大林以新四军军长叶挺暗喻毛。斯大林称叶为“一个不守纪律的打游击的，”“查查看[皖南事变]是不是他挑起的。我们也有些打游击的，人是好人，但我们不得不把他们枪毙掉，就是因为他们不守纪律。”季米特洛夫再次警告毛，口气比以前更坚决：“不要挑起破裂”。
四、一箭数雕，毛泽东最终赢了
毛固然没能挑起全面内战，但他赢得了一系列胜利。首先是他的宿敌项英死了。项英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逃了出来，三月十四日深夜，在一个山洞里睡觉时，被副官开枪打死。
还在项英刚刚摆脱国民党的包围圈时，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以中央名义发决定，给项英冠以种种罪名，把皖南事变说成是他的罪过，影射项英是内奸：“此次失败，乃项、袁[国平]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
毛的第二个胜利是蒋介石因为害怕大打内战，在苏联和美国的压力下，允许新四军留在长江流域。
苏联的崔可夫将军威胁蒋，苏联可能会停止提供军火。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也跟斯大林一样，想要中国牵制日本，把日本陷在这个大泥沼中，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皖南事变时，美国媒体报道，华盛顿打算把美国准备给蒋的五千万美金贷款挂起来，等中国不打内战了再说。
皖南事变后，莫斯科在西方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宣传，称蒋介石屠杀了一万新四军。实际数字是伤亡两千余人。三千新四军成功脱逃，原因是他们挣脱包围圈后，转身走皖东路，渡过长江。他们走的是蒋介石指定的路，一路安全，没人骚扰。
蒋介石并没有给新四军设陷阱，但他很不会做宣传。他的政府不明智地宣布解散新四军，给人印象是他已经把新四军全都杀光了。对蒋更不利的是，他一向不肯公布中共军队围歼国民党军队的消息，也不准媒体报导，所以人们都不知道。其实，他的损失比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大得多。
蒋怕打内战的消息会影响国内士气和国际援助。他的沉默正合中共的意。朱德说：“他们不做声，我们也不做声。他们打败了不做声，我们胜利了，何必那样来宣传呢！”由于这种种原因，人们都以为皖南事变是抗战中唯一的大规模内战，而且是国民党屠杀无辜的共产党人。
迫于一系列国际上的压力，皖南事变后，蒋在一月二十九日叫他驻苏联大使请克里姆林宫调停，也就是说让苏联人出价，问他们到底要什么。苏联人要蒋介石让新四军留在长江流域，中共夺取的别的地盘也都照样不动，蒋介石一一答应。毛不无得意地对中共将领说：“蒋介石无论他怎样造反，但闹来闹去，只会把他自己闹垮台的。”毛已经使用“造反”这样的字眼了，好像蒋介石已经在野，他已经坐江山了。
PS:
上文不代表本人观点，仅供参考
『煮酒论史』 [国学宗教]皖南事变真相始末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1期，作者：吕峥
70年前，1941年的1月，皖南事变爆发，这是国共关系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一串看似偶然的随机事件链接在一起，背后是国共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对后来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70年前皖南的那片山区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直到今天，依旧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1941年1月，新四军在安徽南部的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重兵的包围袭击。新四军总部9000余人，除两千人在新一支队司令员傅秋涛的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或阵亡。军长叶挺被捕，副军长项英与副参谋长周子昆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突围逃出，3月12日，两人于赤坑山遭随从副官刘厚总杀害。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双方互相指责：国民党方面认为新四军违抗中央命令，共产党一方则把这次事变当作国民党蓄谋已久要消灭新四军的一场阴谋。近几年来，大陆学者根据陆续披露的史料研究，国民党并非从一开始就想消灭新四军，而是双方不断摩擦、对抗，最后走向一个悲剧的结局。
曹甸战役使新四军北移陷入困境
新四军是国共合作抗日的产物。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指示》，明确指令南方各地的残余零散武装，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集结成为新四军，并“接受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
然而，中共在给新四军的各项指示中，曾一再明确指示：一，要保证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二，新四军需要扩张和发展；三，如有人妨碍和阻止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张，能消灭则坚决消灭。于是，新四军自成立以来，便与国民党军队摩擦不断。毛泽东曾经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设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事实上就是不去理会国民党的军令和指挥，扩大人枪、占领地盘、建立政权，这势必引起国民政府的极大不满。
皖南事变发生的三个月前，陈毅按照延安的命令，率领新四军江南纵队渡江北上，挺进苏北地区，同驻守于此的国民党韩德勤部发生正面冲突。1940年10月初，陈毅和粟裕率军攻占了黄桥和姜堰，并击退了数万兵力的包围，国民党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溺死在八尺沟。国民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一共阵亡了10个师级以上的高级军官，分别是两个集团司令和八个军长。此役就打死了国民党的一个中将军长和一个中将旅长。黄桥被新四军占领，不过很快便被国军攻占。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朱德和彭德怀，发出最后通牒，限期一个月，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同时，何白二人密令汤恩伯、李品仙以及顾祝同准备向新四军进攻——这是对之前新四军在黄桥的军事打击进行报复。
11月9日，朱德发出电令，只同意将长江以南的新四军移到江北。国民党军令部迅速反应，在何应钦、白崇禧的示意下拟呈《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于11月14日上报蒋介石，要求批准执行。客观来看，此前国共双方军事上虽有许多摩擦，但都仅限于局部，影响有限。而《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要用武力解决遍及黄河以南的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和浙江几省交界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等于发动大规模的“剿共”战争，这不仅有碍抗战，也很难实现。因此，军令部的呈文到后，蒋介石一直拖着不签。
蒋介石的目标很明确，把八路军和新四军驱赶到黄河以北的冀察（河北和察哈尔）两省，限制共产党的军事扩张即可。采取军事手段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非他此时想达到的目的。
中共方面却得陇望蜀。1940年11月下旬，经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建议，毛泽东批准，华中指挥部实施对苏北曹甸的战斗，力图一鼓作气解决韩德勤在在苏北的力量。11月29日，曹甸战役打响。
叶挺担心曹甸一战会给新四军总部带来不利影响，当天就请示中央：“苏北动作能否延至我安全北渡之后？”毛泽东复电说：“苏北动作无关大局。顾祝同（新四军直接领导）可能会叫几下，你们敷衍一二。北渡是让他们一步，以大局观，蒋、顾不会为难你们。现在开始分批北移，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
三天后，国民党军令部作出激烈反应，要求汤恩伯部迅速东进增援曹甸。何应钦则进一步批示：“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缓不济急。故对在江南之新四军不准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若江北共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
12月4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将何应钦的意见写为正式呈文报与蒋介石，蒋当即批复照办。曹甸战役中，参战的新四军因伤亡过大，被迫提前撤出。受此影响最大的，是江南新四军军部，因为自此之后，新四军不能再走东线，经苏南北移变得困难重重。但毛泽东在分析了各种情报后判断，如果让新四军继续逗留皖南，危险会更大。因此，他坚决主张部队迅速北移，并力主兵分两路，冒险经苏南北渡。
项英不愿新四军北移
然而，将帅失和延误了北移的时机。叶挺和项英长期不和在新四军中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干部叶挺，在新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党内的重要报告他不能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中央的重要文件也不能看，他作出的决定没有项英点头是无效的。日积月累，叶挺和项英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正如陈毅回忆说：“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颇多微词。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色制式军装。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穿一件旧棉大衣。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叶挺酷爱摄影，闲暇时，常挎上一架从国外带回的德国产相机拍摄驻地附近的风光。国内外人士来访时，他也总爱拍些照片以作纪念。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各界朋友一起聚餐。项英也被邀去吃过一两次，但后来感到“不妥”，就再也没去过。他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生活作风，他还是提醒其他人尽量少去，军部里的人就渐渐和叶挺疏远了。
而叶挺是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服李立三和王明的压制，曾愤然脱党出走。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起初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泽东、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而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所以在新四军中出现了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为此，叶挺忍无可忍，曾于1938年两次离开军部出走，后经劝解回来。周恩来还亲赴新四军军部调解叶、项矛盾。
毛泽东曾多次致电项英，提醒他“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指挥交由叶挺来办”，“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态度”，“请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
多方调解下，叶项的抵牾有所缓解。然而，根本性的分歧没有消除，并出现在了皖南事变爆发前夕。
其实，中共中央早已确定了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指导思想。对此，项英从一开始就不积极，犹豫不决。出于对军部安全的关心，中央屡次致电项英，提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陈毅、粟裕等同志也纷纷给项英发电报、写信，劝他早下决心，争取主动，尽快把军部迁往江北或苏南。但由于项英长期从事游击战争，害怕东进、北上深入敌后无山地依托，难以生存发展，一直下不了移动决心。他给中央发了许多很长的电报，一再强调移动有困难，有危险。叶挺则认为，中央立足全局提出的军部转移要求，及时而重要，应当坚决执行，不应从中作梗。他向项英明确表示：他理解党中央的意图，拥护党中央的指示。但叶挺也清楚，自己一个党外人士的意见算得了什么？他抱定这样的态度：自己有意见要说明白，项英听不听，那是他的事，他有决定权。
直到1940年12月，形势已万分紧急，毛泽东也再三催促，可项英仍顾虑重重，对北移不置可否。
情势危急，新四军决定冒险南下
12月9日，蒋介石发电：“限令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至1940年12月31日前必须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长江以南新四军限于1940年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并于1941年1月31日前撤到黄河以北地区。”
12月10日，曹甸战役炮火连天，蒋介石给顾祝同发出特急电报：
（一）察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德勤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新四军）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由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行规定路线。
（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期限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12月16日，曹甸战役因八路军、新四军无法取胜而草草收场。
受此鼓舞，国民党军方领导人想在军事上彻底解决中共威胁的愿望愈发强烈。何应钦直接上书蒋介石，要求第三战区应准备“立即将江南新四军予以解决”。胡宗南干脆拟定了进攻中共“首都”延安的作战计划，并密电蒋介石，要求蒋乘正面敌情“甚和缓”之机，“调整战略配置”，增调部队到陕甘，以“应付非常事变”。白崇禧扬言：“此次对于军事已有把握，不至再败”，并力主由第三战区和皖北桂系军对皖南新四军实施南北夹击。
基于抗日大局的需要，蒋介石对军事将领的种种要求，坚不松口。他的基本方针是：“一面则准备军事，一面则仍主政治方法解决，不使全面破裂。”问题是，手令既下，时限既定，已成骑虎之势。批准了军令部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就意味着国民党军必定会对黄河以南抗命不遵的中共军队展开行动，届时国共之间难免会出现全面破裂的危险。
历史终会被解开：皖南事变真相
新四军政委项英与毛泽东有不解之仇。十年前，他七想制止毛用血腥暴力打AB团，毛诬陷他是AB团的后台。后来他反对毛长征，预见到毛要伺机夺权。至今他对毛的批评态度不改，甚至嘲弄毛。
项英的总部有一千工作人员、八千部队，驻扎在云岭，在以多变的云彩和奇诡的石峰著称的黄山之侧。一九四○年十二月，项英的总部是新四军唯一在长江以南的部队。毛把百分之九十的队伍都已调到江北，组成了江北指挥部，由毛的盟友刘少奇负责。项英管辖的新四军不到百分之十。
毛有意把项英的孤零零的总部送给蒋介石的部队去杀戮，逼蒋介石开第一枪，促使斯大林同意打全面内战。这年七月，蒋曾下令新四军北上去华北，把长江流域让给国民党，毛曾置之不理。现在，毛令项英过江到长江以北。
过江有两条路，一条直端端北上，渡口在皖东的繁昌、铜陵，另一条朝东南方向走，在长江下游江苏南部的镇江渡江。十二月十日，蒋介石规定项英走皖东路，因为镇江一带国民党韩德勤部正在和新四军打仗，他怕项英部队去参战。他给名义上是项英上级的国民党长官顾祝同发电报说：“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
毛没有向蒋表示异议，二十九日，他批准了这条路，对项英说：“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
但是第二天，毛突然打电报要项英改走蒋介石特地否决的苏南路线：“走苏南为好。”这一路线改变，毛没有通知蒋介石。蒋介石还以为项英会按他的要求走皖东，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发电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重申皖东路线，并说他“沿途已令各〔国民党〕军掩护。”
项英发现蒋介石并不知道路线已改，赶紧在四日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通知他。这封关键电报没有送达蒋介石手里——原因在毛。毛早已明令禁止中共将领直接跟蒋介石联系，所有的联络都必须经过他，再由周恩来转。毛把项英给蒋的电报压下了。« 项英发完电报又等了若干小时，拖到当天夜里才出发。他以为蒋介石应该得到改变路线的消息了，沿途驻扎的国民党军队也应该接到命令，给他让路了。
« 毛泽东压下项英一月四日关键电报的根据，是他在一月十三日给重庆周恩来的电报。里面说：“军机前转上叶、项支〔四〕日致蒋电，措词不当，如未交请勿交。”这不仅说明毛不让周转项英的电报，而且说明毛是在十三日或前一两天才把项英四日的电报发给周恩来，这时对项英部队的攻击，已经在持续一星期后结束。
一月四日的夜晚，风雨交加，项英和一万新四军进入了国民党十几万大军的驻扎区。这些军队没有得到项英要过路的通知，以为是新四军来挑衅，就开了火。早已因黄桥之战中国民党将领被打死而痛恨新四军的顾祝同，六日下令把项英的部队“彻底加以肃清”。皖南事变爆发了。
慌张的项英发了一封又一封电报给延安，要毛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是毛毫无动静。到了九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刘少奇电毛谈起项英的情况，毛才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五日以后就没有得到过项英的电报：“得叶、项五日报告，他们四日夜间开动，五日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
一月六日到九日，国民党军队围歼项英部的最激烈的四天，毛没有接到过项英的电报？在这些日子里，项英的电台不断发出求救的电讯，刘少奇都收到了，独独毛没收到？真是没收到，为什么不设法恢复联系，在这样重要的时刻？
毛的电台似乎总在关键时刻合着他的心思出故障。西安事变时，他也声称没收到莫斯科要他协助释放蒋介石的指令。现在他又声称没收到项英向他求救的一连串电报。毫无疑问，毛不想为新四军解围，毛要蒋介石歼灭他们。这样莫斯科才可能批准他打全面内战。同时，他也一箭双雕，除掉项英这个心腹之患。
在收到刘少奇一月九日发给毛的电报后，毛的电台奇迹般地恢复运作了。十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然而，毛仍旧一动不动。
十日那天，项英自己给蒋介石打了封电报，恳求蒋撤围。这封电报他再次发给毛转，毛又再次把它压了下来。毛对周恩来说，项英的这封电报比前一封“立场更坏”，“此电决不能交，故未转你处。”
十一日晚间，周恩来在重庆开酒会，庆祝《新华日报》三周年。毛关于新四军总部被围攻的电报这时姗姗来到，由周对庆祝会上的人宣布。但就是这份电报也不是叫周恩来向国民党交涉停火，而只是泛泛的情况通报。
迟至十二日毛才让周“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但毛故意降低了形势的严重性、紧急性，用“据云尚可固守七天”的谎言替代新四军总部早已报告的“今已濒绝境”。周恩来在十三日才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蒋介石已经在前一天主动下令停止攻击了。
就在十三日这一天，毛突然活跃起来，叫周恩来“向全国呼吁求援”。他命令部队：“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已不是增兵威胁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一下决心，就要打到四川去，打到底。”
毛知道他的军队远不是国民党的对手，没有斯大林出兵相挺，他将一败涂地。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去见苏联大使潘友新，说中共急需苏联的拯救。潘泼了他一头冷水。潘在他的只给苏联高层看的回忆录里指出，他当时就怀疑皖南事变是毛泽东有意让项英去送死，而周恩来向他撒谎。周对潘谎称新四军总部同延安的电讯联系是十三日下午断的，跟毛撒的谎，即六日到九日断的，对不上号。显然，周明白毛的版本一看就是假的，不能说给苏联人听。
毛绕过潘友新，直接向莫斯科呼吁恳求，用苏联人的话说是发了“一封又一封歇斯底里的电报”。毛说蒋介石的计划是全歼新四军，然后消灭八路军，然后“摧毁中国共产党”，“我们有被斩尽杀绝的危险。”说来说去，就是要斯大林出兵帮他打全面内战。
“内战的危险。”季米特洛夫一月十六日的日记写道。虽然他称新四军为“我们的军队”，但是莫斯科不相信毛的危言耸听，不相信蒋介石要“斩尽杀绝”中共，也把这个看法告诉了毛。毛马上发来另一封“狼来了”的电报，特别要求“呈交斯大林同志，使他能够估量中国形势，考虑能否给我们具体的军事援助。”这里的“军事援助”指的不仅是军火资金，而且是出兵。
毛硬要把莫斯科拉进中国打仗，使斯大林大为不快。一月二十一日在列宁忌辰纪念仪式上，斯大林以谴责新四军军长叶挺的方式表达他的不快。斯大林称叶为“一个不守纪律的打游击的”，“查查看〔皖南〕事变是不是他挑起的。我们也有些打游击的，人是好人，但我们不得不把他们枪毙掉，就是因为他们不守纪律。”季米特洛夫明白斯大林是在含沙射影暗指毛，于是再次警告毛，口气比以前更坚决：“不要挑起破裂。”
季米特洛夫告诉斯大林：“中国同志在不顾后果地追求破裂。我们决定向毛泽东同志点明他的不正确的立场。”二月十三日，斯大林批准了季米特洛夫写给毛本人的命令。命令不容争辩：“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不应该竭力制造破裂。相反地，你应该尽一切努力防止内战发生。请重新考虑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毛当天给莫斯科回电表态：“服从您的指令”，但仍然执意要打蒋：“破裂在将来是不可避免的。”
莫斯科的态度，毛事先已预料到了，为此他非常沮丧。在这样的心态下，一月三十一日，他给在苏联的儿子们写了封异乎寻常的信：
岸英、岸青二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覆，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唯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毛一向给儿子的信像便条似的，这封信是罕见地长，罕见地亲切，带着伤感。而且，毛居然要他的儿子少谈政治！看得出来他的灰心失望，筋疲力竭。
皖南事变：国民党一开始并无意消灭新四军
蒋介核心提示：蒋介石的目标很明确，把八路军和新四军驱赶到黄河以北的冀察（河北和察哈尔）两省，限制共产党的军事扩张即可。采取军事手段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非他此时想达到的目的。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1期，作者：吕峥，原题：《皖南事变：国民党一开始并无意消灭新四军》
70年前，1941年的1月，皖南事变爆发，这是国共关系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一串看似偶然的随机事件链接在一起，背后是国共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对后来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70年前皖南的那片山区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直到今天，依旧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1941年1月，新四军在安徽南部的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重兵的包围袭击。新四军总部9000余人，除两千人在新一支队司令员傅秋涛的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或阵亡。军长叶挺被捕，副军长项英与副参谋长周子昆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突围逃出，3月12日，两人于赤坑山遭随从副官刘厚总杀害。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双方互相指责：国民党方面认为新四军违抗中央命令，共产党一方则把这次事变当作国民党蓄谋已久要消灭新四军的一场阴谋。近几年来，大陆学者根据陆续披露的史料研究，国民党并非从一开始就想消灭新四军，而是双方不断摩擦、对抗，最后走向一个悲剧的结局。
曹甸战役使新四军北移陷入困境
新四军是国共合作抗日的产物。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指示》，明确指令南方各地的残余零散武装，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集结成为新四军，并“接受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
然而，中共在给新四军的各项指示中，曾一再明确指示：一，要保证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二，新四军需要扩张和发展；三，如有人妨碍和阻止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张，能消灭则坚决消灭。于是，新四军自成立以来，便与国民党军队摩擦不断。毛泽东曾经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设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事实上就是不去理会国民党的军令和指挥，扩大人枪、占领地盘、建立政权，这势必引起国民政府的极大不满。
皖南事变发生的三个月前，陈毅按照延安的命令，率领新四军江南纵队渡江北上，挺进苏北地区，同驻守于此的国民党韩德勤部发生正面冲突。1940年10月初，陈毅和粟裕率军攻占了黄桥和姜堰，并击退了数万兵力的包围，国民党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溺死在八尺沟。国民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一共阵亡了10个师级以上的高级军官，分别是两个集团司令和八个军长。此役就打死了国民党的一个中将军长和一个中将旅长。黄桥被新四军占领，不过很快便被国军攻占。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朱德和彭德怀，发出最后通牒，限期一个月，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同时，何白二人密令汤恩伯、李品仙以及顾祝同准备向新四军进攻——这是对之前新四军在黄桥的军事打击进行报复。
11月9日，朱德发出电令，只同意将长江以南的新四军移到江北。国民党军令部迅速反应，在何应钦、白崇禧的示意下拟呈《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于11月14日上报蒋介石，要求批准执行。客观来看，此前国共双方军事上虽有许多摩擦，但都仅限于局部，影响有限。而《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要用武力解决遍及黄河以南的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和浙江几省交界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等于发动大规模的“剿共”战争，这不仅有碍抗战，也很难实现。因此，军令部的呈文到后，蒋介石一直拖着不签。
石的目标很明确，把八路军和新四军驱赶到黄河以北的冀察（河北和察哈尔）两省，限制共产党的军事扩张即可。采取军事手段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非他此时想达到的目的。
中共方面却得陇望蜀。1940年11月下旬，经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建议，毛泽东批准，华中指挥部实施对苏北曹甸的战斗，力图一鼓作气解决韩德勤在在苏北的力量。11月29日，曹甸战役打响。
叶挺担心曹甸一战会给新四军总部带来不利影响，当天就请示中央：“苏北动作能否延至我安全北渡之后？”毛泽东复电说：“苏北动作无关大局。顾祝同（新四军直接领导）可能会叫几下，你们敷衍一二。北渡是让他们一步，以大局观，蒋、顾不会为难你们。现在开始分批北移，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
三天后，国民党军令部作出激烈反应，要求汤恩伯部迅速东进增援曹甸。何应钦则进一步批示：“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缓不济急。故对在江南之新四军不准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若江北共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
12月4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将何应钦的意见写为正式呈文报与蒋介石，蒋当即批复照办。曹甸战役中，参战的新四军因伤亡过大，被迫提前撤出。受此影响最大的，是江南新四军军部，因为自此之后，新四军不能再走东线，经苏南北移变得困难重重。但毛泽东在分析了各种情报后判断，如果让新四军继续逗留皖南，危险会更大。因此，他坚决主张部队迅速北移，并力主兵分两路，冒险经苏南北渡。
项英不愿新四军北移
然而，将帅失和延误了北移的时机。叶挺和项英长期不和在新四军中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干部叶挺，在新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党内的重要报告他不能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中央的重要文件也不能看，他作出的决定没有项英点头是无效的。日积月累，叶挺和项英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正如陈毅回忆说：“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颇多微词。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色制式军装。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穿一件旧棉大衣。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叶挺酷爱摄影，闲暇时，常挎上一架从国外带回的德国产相机拍摄驻地附近的风光。国内外人士来访时，他也总爱拍些照片以作纪念。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各界朋友一起聚餐。项英也被邀去吃过一两次，但后来感到“不妥”，就再也没去过。他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生活作风，他还是提醒其他人尽量少去，军部里的人就渐渐和叶挺疏远了。
而叶挺是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服李立三和王明的压制，曾愤然脱党出走。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起初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泽东、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而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所以在新四军中出现了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为此，叶挺忍无可忍，曾于1938年两次离开军部出走，后经劝解回来。周恩来还亲赴新四军军部调解叶、项矛盾。
毛泽东曾多次致电项英，提醒他“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指挥交由叶挺来办”，“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态度”，“请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
多方调解下，叶项的抵牾有所缓解。然而，根本性的分歧没有消除，并出现在了皖南事变爆发前夕。
其实，中共中央早已确定了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指导思想。对此，项英从一开始就不积极，犹豫不决。出于对军部安全的关心，中央屡次致电项英，提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陈毅、粟裕等同志也纷纷给项英发电报、写信，劝他早下决心，争取主动，尽快把军部迁往江北或苏南。但由于项英长期从事游击战争，害怕东进、北上深入敌后无山地依托，难以生存发展，一直下不了移动决心。他给中央发了许多很长的电报，一再强调移动有困难，有危险。叶挺则认为，中央立足全局提出的军部转移要求，及时而重要，应当坚决执行，不应从中作梗。他向项英明确表示：他理解党中央的意图，拥护党中央的指示。但叶挺也清楚，自己一个党外人士的意见算得了什么？他抱定这样的态度：自己有意见要说明白，项英听不听，那是他的事，他有决定权。
直到1940年12月，形势已万分紧急，毛泽东也再三催促，可项英仍顾虑重重，对北移不置可否。
情势危急，新四军决定冒险南下
12月9日，蒋介石发电：“限令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至1940年12月31日前必须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长江以南新四军限于1940年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并于1941年1月31日前撤到黄河以北地区。”
12月10日，曹甸战役炮火连天，蒋介石给顾祝同发出特急电报：
（一）察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德勤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新四军）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由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行规定路线。
（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期限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12月16日，曹甸战役因八路军、新四军无法取胜而草草收场。
受此鼓舞，国民党军方领导人想在军事上彻底解决中共威胁的愿望愈发强烈。何应钦直接上书蒋介石，要求第三战区应准备“立即将江南新四军予以解决”。胡宗南干脆拟定了进攻中共“首都”延安的作战计划，并密电蒋介石，要求蒋乘正面敌情“甚和缓”之机，“调整战略配置”，增调部队到陕甘，以“应付非常事变”。白崇禧扬言：“此次对于军事已有把握，不至再败”，并力主由第三战区和皖北桂系军对皖南新四军实施南北夹击。
基于抗日大局的需要，蒋介石对军事将领的种种要求，坚不松口。他的基本方针是：“一面则准备军事，一面则仍主政治方法解决，不使全面破裂。”问题是，手令既下，时限既定，已成骑虎之势。批准了军令部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就意味着国民党军必定会对黄河以南抗命不遵的中共军队展开行动，届时国共之间难免会出现全面破裂的危险。
事实上，蒋介石敢于批准军令部的计划，很大程度是基于对苏联政策的估计。在他看来，中共的态度受苏联的影响很大。而苏联与日本此时关系紧张，对国民政府则态度友善，他相信，即使发生战事，至少“中共当不致扩大叛变”。但他毕竟没有十成的把握，为此，他不得不尽力限制冲突烈度，以便在万一必须驱赶中共军队的情况下避免破裂两党关系。因此，他绝不同意胡宗南的陕北作战计划，坚持其他地方必须暂取守势，且希望实施《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时，能把战事局限在“中央提示案”所规定的部队移动范围之内，以便师出有名。
计划批准后，见新四军仍无按期北移的决心，蒋介石明显感觉事情会闹大。12月25日，他专门召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以“极感情的神情”向周透露了他的担心，告诉周说：“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他暗示周，再不听令怕难免一战，并说：“我也不愿意内战，不愿意自相残杀，问题是新四军如果非留在江北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
《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经蒋批准后，顾祝同于12月20日密令所部，分途向皖南新四军驻地集结包围，构筑碉堡，只待蒋一声令下，便“彻底肃清匪巢”。
然而，对北移路线中共内部一直争论不休，没有明确方案。蒋介石的意思是新四军原地直接北渡，顾祝同也让李品仙做出了放行的姿态，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中共的顾虑。毛泽东在27日的电报中肯定了直接北渡的方案，只是提醒叶项“仍需对桂军戒备，以防袭击”。
但人在重庆的周恩来对此并不乐观。在给中央的电报中，他称“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据党史专家杨奎松分析，这个论断源于12月25日周恩来得到的一份第二十一集团军关于分区清剿计划的情报。事实上，这一计划只是为了防止新四军北渡后不依照命令北上，“延留滋扰”而设计的。但周恩来不敢掉以轻心，他坚持最好分批走苏南北渡，这与叶挺的方案不谋而合。
然而，走东线北移，即经苏南北渡是国民党明令禁止的。因为中共之前打了曹甸，新四军也有小股部队参战，恼羞成怒的国民党为防新四军借北移之名，再行攻打曹甸之实，早就派两个师把守了东去的道路。
形势千钧一发，中共却并未察觉。12月28日，项英主持召开新四军扩大会议，决定冒险南下，绕开52和108师，迂回到天目山，再到溧阳，待机北渡。会后，项英将这一方案电告中央。1941年1月3日，中共中央在收到项英的电报后当即由毛泽东起草复项英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出动，是完全正确的。”接到中央的复电，项英、叶挺于1月4日率军南下茂林，按照上述方案行动。可惜，国民党第三战区在茂林的包围圈已经形成，顾祝同等调动部队的初衷是：如果新四军不遵命令北移便进攻云岭的新四军军部。没想到新四军出其不意走南线，误打误撞地钻进了国军的口袋里。叶挺和项英错误估计“现彼方军队正调动，布置尚未完毕”，想趁其不备急行军突进。悲剧已无可避免。
皖南事变爆发，叶挺被捕，项英喋血
1月4日夜，新四军9000余人，编成三个纵队，分三路开进。6日前进到茂林地区时，与国民党的第四十师遭遇。叶挺主张付出一些代价突破在前堵截的星潭敌军防线，项英一直犹豫不决。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新四军领导层为讨论是否攻打星潭的会议一直从下午3时开到夜间10时，长达7个小时，得不出结论，失去了突围的最后时机。这就是皖南事变中令人惊诧的“七小时紧急会议”。叶挺忍无可忍，气愤地对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说：“现在我们陷入了重重包围，不打一场恶仗不花一些代价，是冲不出包围圈的。时间就是胜利。不能总是犹豫不定，总是没有决心。你们的意见到底怎么样？请快说出来。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现在请项副军长作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7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下令第三战区第32集团军8万多人向新四军发起总攻。项英曾数次发报给延安，要中央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毛泽东并无相关回应。1月9日，刘少奇给毛发电问起项英的情况，毛回电说他什么也不知道。
最终，项英没有同意叶挺的主张，决定部队由原路折回，改向西南前进，使已取得一线转机的新四军陷入绝境。10日，新四军总部向毛报告：“支持四个昼夜的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周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12日，毛要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周恩来在13日向国民党提出抗议，但为时已晚。中共中央电告叶挺：“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由叶军长、饶漱石（东南局副书记）二人总负责，一切行动决定由叶军长下。”在失去星潭突围这一最好战机后，叶挺组织部队分批突围，以保存实力。14日，在饶漱石的建议下，为营救被困在山上的部队，叶挺下山与敌谈判，结果被扣入狱。9000余人的皖南新四军部队，最后突围出去的只有两千人。
饶漱石见叶挺迟迟不归，感觉凶多吉少，便组织部队分头突围，历经险阻，终于在17日下山脱离危险。
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在离开部队后，见满山都是敌人，又折回来随大部队行动。袁国平受伤后，为了不拖累战友而自杀。3月12日，项英一行近两个月的转移和隐蔽，到了赤坑山上的蜜蜂洞。洞较小，只能住下四人，就住了项英及副官刘厚总、周子昆及警卫员黄诚。项英和周子昆身上带着大量作为新四军军费的金条，却引来了杀身之祸。13日凌晨，刘厚总枪杀了项英和周子昆，又对黄诚打了三枪，取走了他们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黄金、银元和金表，下山向国民党投降去了。刘厚总隐姓埋名，“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52年被人认出，随即被逮捕枪决。
皖南事变使国共合作成为泡影
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互相指责。3月1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中共毫不退让，进行回击。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新建立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虽然在各界的努力和斡旋下，两党暂时达成了和解，但由此引发的国共关系的重大改变，却不是这种妥协所能消弥的。
皖南事变成了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逆转的一道分水岭。事变前，中共军队虽然已经在独立指挥、自行发展，但它仍隶属于国民政府，至少名义上随时呈报并请领军费，形式上使用着统一的货币，遵守着统一的政令法令。国共军事上的磨擦也仍可通过正常途径反映协商。因此，蒋之命令或要求，一般还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断绝对中共军队的一切供给，切断了与中共军队的一切联系。中共政权从此断绝与国民政府间的一切上下级关系，自设银行，自发货币，自定法规法令，自行其事，完全脱离国民政府而自行存在。从此调和两党关系之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来源：文史参考）
皖南事变：毛泽东的重大败笔——皖南事变六十五年祭
六十五年前的今天，即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及下属六个团共九千人，“响应”国民党军二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命令移军，拟与江北“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会合。1月6日，这支先择了南下再东上然后北上的行军路线的队伍遭遇了第三战区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经激战七天七夜，到1月14日，除有多股共一千多人突围外，四千三百人被俘，其余失散或牺牲。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捕，副军长兼政委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牺牲。史称“皖南事变”。
数天时间损失九千之众，这应该是抗日战争中*军队的重大失败。从严重程度上而言，这是新四军的一次极重大的失败：在合法编制上只有六个支队的情况下，皖南事变一次性被解除了三个支队（尽管有些是编外组建的）的武装且拥有各个机关组织和随营知识分子的军部被打烂；这还是*军队历史上仅仅次于西路军之败的一次重大的成建制的失败，沾沾自喜于“精兵路线”的项英的这九千人，无疑是新四军的精华组成。
因为毛泽东从头至尾指导了这次新四军军部的北移行动，且他清楚地熟悉与此相关的各种情报，而他所做出的各种判断和对新四军、八路军、周恩来、东南中央局、中原中央局通过电报而发出的倾向性意见和指示，也直接地影响了这次事变的流向。从局部和整体、从短期和长远来看，毛泽东本人对这次失败都负有不可推卸且最为重大的责任。在当时新四军及负有新四军名义的总兵力不超过八万人（后来重建新四军军部时全军有九万多人那是因为有彭雪枫、黄克诚等的八路军第四、五纵队的加入）的情况下，军部以及超过十分之一的部队被基本歼灭，其中包括军长、副军长、副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以及重多的纵队、团的领导被杀、被俘，这实在当得上*军队建立以来的一次奇耻大辱。而作为新四军的幕后指挥，毛泽东肯定脱不出干系。
党史上的研究，过分注重了对此事变中项英的责任问题，近来的研究又有对刘少奇责任的认识，也有一些研究者较为含糊地提出了“党中央”的决策失误问题，但积极大胆并条分缕析的指出毛泽东在这次事变中的责任的文章还很少。在毛泽东还在世或他刚刚去世的那个时期，恐怕也不会有国内的学者敢于这样明确地提出毛泽东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问题。可在学术空气越来越宽松、相关资料越来越丰富的今天，提出并正视这一责任应该是顺理成章。本文拟对此做出一些分析。
南京军区作家黎汝清有小说《皖南事变》，他用文学的和心理的描写，较为明晰地指明了叶挺和项英在这次事变中的重大责任；新四军研究专家童志强较为明快地提示了刘少奇在苏北攻势对皖南事变的刺激作用；王辅一的《项英传》中，从同情项英的角度也提出了对党中央的责任问题但语焉不详。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皖南事变研究越来越接近于事件的真相。笔者谨从毛泽东研究的角度对此做出一些粗线条的疏理，以探讨毛泽东本人在这一事件中的具体责任。
一、 事变性质
1、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中微妙但有些变态的“三国演义”即国共之间时战时和甚至磨擦多于合作的结果
抗日战争中的国共合作，一如诸多并没有多少感情基础的夫妻一样，在结婚初期以性吸引和新鲜感和激情过后，便是长时间的同床异梦。在抗日的初期，即持久战中的战略防御期，以国民党军为正面、以*军队为敌后游击或骚扰，国共之间曾经有过较好的合作。但这种合作主要是指蒋的部队与八路军之间的，诸如平型关大战、百团大战等都可以表现八路军的实打实的合作和实打实的抗日。
而在新四军方面，因其战斗力和战略位置等影响，这支部队一直没有形成如八路军那样可以独当一面的强大抗日力量。如四支队的首战击毙十一名日本鬼子、韦岗处女战击毁敌人五辆汽车的胜利都被蒋介石通令表彰，就可以看出新四军在抗日中的作用远次于八路军。以叶挺而言，除了组建新四军、赴江北整理第四和第五支队，还有著名的四次辞职，他的具体的抗日行动，大概也不过是云岭保卫战（泾县之战），还有在广东时客串的“东江游击指挥”。泾县之战据称消灭日伪军二千余人，这应该算了新四军较大的抗日战斗。
虽然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并不一定如彼德·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所说的基本不与日军作战、成天打扑克或与日军进行鸦片买卖、指望日与蒋拼个你死我活然后从中坐收渔利（1）那样严重，新四军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主要敌人是顽军而不是日军这倒是符合一定的实情。
从关于新四军歼敌情况的官方数字也可以看出这种“实情”。除了对付日军的扫荡以及抗日战争反攻阶段的大规模行动，新四军对日作战大多是以小型伏击战为主。在由国防大学副校长侯树栋主编的《新四军抗战纪实》中记载：“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对日作战二万四千六百余次，毙伤日伪军二十九万三千七百名。对国民党顽固派作战三千二百次，毙、伤、俘顽军十四万三千余名。”二万多次战斗仅仅毙伤二十九万名，平均一次战斗只有十人左右的斩获，对日作战的规模不可谓不小；三千次战斗即有十四万的毙伤，则一次就是四十以上斩获。
这种抗日不甚得力而互相磨擦却很积极的作法，很得日本人欢心。但好在他们只占有一些点和线，且兵力不足，并不一定有足够多的精力对国共两军进行小规模的攻击。于是，在日、我、顽之间，经常会出现类似当年三国策一样联合一方对付一方、或挑拨一方攻击另一方等局面。
皖南事变就很让日本人的高兴。国民党方面一方面向日本人的透露了新四军可能的北上线路，一方面又把主要兵力和精力用于对付新四军军部，这让日本人轻而易举地包围了汤恩伯的十五万兵力并进行蚕食。一场希望与日本人形成默契一起对付新四军的战役成了国民党自取其辱的败笔：一方面因为攻击新四军而在国际和国内遭遇了很大的不满，并几乎激怒*人准备对其进行以血还血的对攻；另一方面，日本人根本不给面子，反而对国军施以重击。
皖南事变的发生，是国民党方面对新四军严重不满的表现，以武力解决其军部并解散其建制的作法肯定是一种特别严重的惩罚性军事行动。这在相当程度上对外公开了国共之间过于热衷的抢占敌后重地、期望在反攻中处在有利位置的磨擦心态。
因为有顽军的虎视，新四军也不大可能在后院不稳的情况下对日作战。在某种程度上，“三国”之间时而联盟时而为敌的作法，让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显得十分的变态。
皖南事变就是这种变态景观的体现。这可以理解为三国大战中已经形成为联盟关系的蜀和吴之间因荆州之变而引致的彝陵之战。而导致这一大战的荆州之变就是黄桥之战和曹甸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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