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丁帆：识分子就消逝在大学里——《最后的知识分子》读札

识分子就消逝在大学里

——《最后的知识分子》读札

   
■丁帆
　　消逝的知识分子就消逝在大学里？！这样的诘问和惊叹是否有些耸人听闻呢？事实就是如此！其实不仅在美国，即便是在中国，其答案都是惊人的一致。
　　作为一个观察家，拉塞尔·雅各比在其《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文前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援引了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斯特恩斯的名言：“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哪里？”这个80年前的诘问一直回响在全世界知识分子活动的空间和时间的节点上，每每在世界进入到一个个重大突发事件时，我们都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不同嘴脸的知识分子的复杂表现。如果说这一跨世纪的诘问在80年前的中国尚毫无影响的话（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其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还没有真正诞生），那么，在今日的中国愈来愈趋同国际化，当跨文化的影响愈来愈渗透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时候，这样的诘问似乎更有其普世的意义。我们提倡“在场”，而在许许多多重大的社会公共事件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缺场”的。
　　对于这些美国式的知识分子“缺场”，作者显然是持极其愤懑态度的，他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慨叹与抨击是犀利的，究其原因：“政治现实不容忽视，但更深的思潮——社会的和经济的——也影响着知识分子。”“媒体几乎不可能做一个客观中立的旁观者；它一向趋附于金钱、权力或戏剧性事件，而对无声的才华和创造性的工作无动于衷……它显现出来的只有市场的力量。”针对这样一种后现代消费社会的现实状况，雅各比提出的核心理念是：知识分子只有进入公众领域，保持社会良知，对于重大公共事件进行无情的文化批判，方才能造就一代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
　　写到这里，我就想到了前一阵在中国电视媒体里流行的所谓相亲节目所创造的破世界纪录的收视率。我曾经在一次博士生的研讨课上感言，尽管这样的产品做得技术含量较高，也有一定的文化内涵，但问题的关键是，它们缺少的是恒定的、正确的价值立场，缺少一个掌舵的“在场”知识分子，也许这就是编导者刻意为之，为呈现出一种“多元价值”伦理判断，而故意模糊的价值立场，以赚取更多收视率。一个没有“社会的良知”统摄的娱乐节目，将爆发出的争论作为卖点，这不能不说是策划者的一个商业高招。本来，那个主持新闻节目的男主持人，以往一贯是以敢说敢言的“社会良知”代言人形象名世的，他完全可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形象出场的，而今却压抑着自己的价值立场和观点，不怕苦不怕累地抹掉了自己所要表达的真实理念和心声，戴上了“人格面具”，遮蔽了自己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化姿态，从而服膺于消费文化的需求，真的难为了这个主持人，可见这个无形的，也是无情的“市场之手”的威力之巨大，这就是消费时代金钱和物质战胜伦理和精神的典型范例。更有甚者，另一个电视台干脆就把那个代表正义之声的嘉宾给淘汰掉，换上一个港台的所谓恋爱心理学家，把节目引向更低俗的层面，以求获得更多的收视率。呜呼哀哉！没有想到一个尚未完全脱离封建农耕文明的社会，竟然在消费文化的负效应上比那些已经进入后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还具有突进性。这是为什么？无疑，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死亡速度要比任何国家都要来得迅猛异常！不求良知，但求速死（处于“文化休克”状态）。这就是中国人文知识界的现实状况。
　　《最后的知识分子》的看点是对学院派的抨击，从中，我们似乎也能看到中国学院派知识分子林林总总的面影：“迎合、取媚流行趣味，向商业卑躬屈膝”；“学院派知识分子不珍视深入浅出或文笔优美的写作，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对此不屑一顾，而是这几乎算不了什么。大多数学术文献包含论点和成果综述；出版发表比怎么写重要得多。这些迫切的要求不断地决定着教授们如何去阅读，如何去写作；他们注重的是本质而不是形式。那种已变得不堪卒读的公报式的学术论著，通过感谢同行和知名人士来加以粉饰。”客观上来说，是这个体制彻底地制约了知识分子，但是，就没有知识分子主观上所形成的精神痼疾吗？这也是雅各比也应该反思的问题。当然，我们认可体制扼杀了知识分子的判断，是它们把知识分子的精神给阉割了，它不再是用显性的封建伦理与强权来奴化你，而是用能够使你上瘾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冰毒”去主动消褪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自我选择精神自戕和精神阳痿，似乎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知识分子通病。
　　“他们走不出学校，不是他们缺乏才能、勇气或政治态度；相反，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会公共话语；结果，他们的写作就缺少对公众的影响。不管他们有多少人，对于更庞大的公众来说，他们是看不见的。消逝的知识分子就消逝在大学里。”
　　学位论文是获得一个重要学术地位、过上知识分子生活的资格证书；即使不进行调研写作，为了获得这张证书，也得多少年紧张地耗尽心力。对于很多年轻知识分子来说，学位论文的完成是一件文化大事，也是他们人生的较量。当论文完成时，它便不容忽视，论文成为他们的一部分。研究风格、专业术语、对特定“学科”的认识，以及自己在学科中的位置：这些标明了他们的心智。还有：完成的论文要由自己的博士导师和专家委员会评定，为此不知又要付出多少长期的、常常是羞辱人的努力。这就形成了一个他们不得不服从的密集的关系网———一种服从———这同他们的人生及未来的事业紧密关联。
　　这是雅各比描述的美国60年代后的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情形，这俨然也成为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大学里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针对中国学院派知识分子的种种行状，包括对自我的反躬叩问，我以为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丧失了对社会的正确价值观念的引导，在许许多多重大事件中“缺场”，造成大众对重大事件缺乏一种有批判深度的价值参照；即使“不缺场”，也只能是作一些趋炎附势的、期期艾艾的、闪烁其词的、语焉不详的发言，绝少有那种犀利的批判锋芒。与美国不一样的是，中国大学里被体制和文化豢养的一群知识分子就连仅存的一点乌托邦的精神也被自我阉割了。所以，你就别指望他们会喊出连封建遗老还能吼上一嗓子的“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壮语，他们只能像阿Q临刑前那样憋屈到死，就连堂·吉诃德那样与风车作战的勇气和浪漫精神都丧失殆尽。反躬五四，我们没有缔造一群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共知识分子，所以，我们也没有理由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申请一个“社会良知代言人”的身份证。呜呼，这是一个没有知识分子的悲剧时代，或者说是有“知识”而无“分子”的时代，是“知识”与大写的“人”分离的时代！
　　雅各比似乎更崇尚美国“垮了的一代”的波西米亚精神，而对知识分子的那种趋于保守的文化姿态提出了质疑：“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尖锐的反对意见听不到了，知识分子都拥有一种‘新的、保守的绅士气派’。他们不是指责平庸和没有思想，而是欣赏他们新的社会地位；不是充当‘社会的道德良知’，而是把繁荣和正在发展的文化混为一谈。”他崇尚米尔斯那样的知识分子，说米尔斯是“一个揭丑的人、一个道德主义者、一个纽约知识分子生活的局外人。”扪心自问，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多少是甘愿做一个有良知的、具有批判力的“局外人”呢？！
　　我十分同意雅各比对美国知识分子的研判，他认为：“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不像以往的知识分子那样需要一个广大的听众了：他们几乎一无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园就是他们的家；同事就是他们的听众；专题讨论和专业性期刊就是他们的媒体……他们的工作、晋升以及薪水都依赖于专家们的评估，这种依赖对他们谈论的课题和使用的语言毫无疑问要产生相当的影响。”
　　正因为中国近几十年来也是过多地采取和吸纳了美国式的教育体制，同样的问题和弊病当然会同样出现在我们的校园文化之中啦。我们的人文知识分子们始终在被课题、项目、成果、评估、评审、检查、职称、学科等毫无生气的规定性程序缠绕，其疲惫和僵化了的躯体被牢牢地钉在了学术的十字架上而不能自拔，殊不知，这种殉难是以牺牲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为前提和代价的。我们没有能力去扭转这样的悲剧发生，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