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前夜迅雷下载:人民币升值拖延术加剧“中陷”风险

人民币升值拖延术加剧“中陷”风险

    赵 伟 (浙江大学)

    人民币汇率是中国近年对外贸易摩擦的一个聚焦点，也是经济界议论的一个热点。近期重翻了一遍战后拉美与东亚NIES（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有关经济史料，比照中国现状，隐约地得出些许认识：（1）人民币升值有害论难以成立；（2）缓升值或在加剧中国经济之“中陷”（中等收入陷阱）风险；（3）人民币或已错失升值良机。这里先谈谈前两个认识。

    关于人民币汇率，有一点在国内外经济界是有着很强的共识的，这便是人民币汇率肯定给低估了，升值乃大势所趋。别的不说，单是巨量的外汇储备和高于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速这两个因素，就构成了本币升值的坚实基础与巨大压力。然而在采取何种升值战略上，经济界的争议则很大。官方的“占优意识”近乎一种“升值恐惧症”，一提人民币升值简直有些谈虎色变的气氛，似乎升值乃百害而无一利。在有些部门利益的守护者及其关联“智库"人那里，谁提升值就跟谁急，无论是美国议员的煽情议案，还是海内外正直学人的中肯建议，一概排斥。与此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是这种意识的“衍生策略”，是一种"拖延战术"。能拖则托拖，拖一天是一天。由此形成的行为逻辑是，晚升值一天就好过一天，似乎慢一点被迫升值比快点主动升值要好。受此意识及其“衍生”意识的主宰，我们所看到的现实政策选择是，即便面对诸如2011年节节物价的节节攀升，宏观政策决策层宁可选择没有弹性同时对中小企业颇具杀伤力的货币政策工具，外加破坏市场机制的行政管制，也不愿诉诸汇率机制，通过平衡国内外供求来抑制通胀。

    升值恐惧症基于两个理由：一个是说升值会导致外汇储备贬值，使得中国制造通过外贸辛辛苦苦赚来的那点外汇“缩水”。另一个是说升值会伤着外贸出口，导致贸易赤字。继而会伤害国内产业，导致失业，弄不好会引发经济衰退，影响“保增长”大政。然而现实情形果真如此吗？前一种说法表面上似乎有道理，但在逻辑上是难以成立的。理论上来说，一国出口已经形成的外汇乃至全部的外汇储备，代表了以外币持有的一种购买力或偿付对外债务的能力，并不会随着本币/外币汇率的变化而增减。只要这些储备不准备拿回国内换成本币去花，就不存在因汇率变动而缩水的问题。具体而言，中国以美元持有的外汇是不会拿回国内兑换成人民币来花的，要花掉也得通过进口方式，即购买外国货品或服务而后输入国内，因此这些美元外汇储备的购买力或者价值，是以其在美国及国际市场上所能够买到多少货品与服务组合为转移的，后者取决于美国的物价水平或者以美元计价的重要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而非美元/人民币汇率。

    后一种说法听起来颇有些道理，逻辑上似乎也是通的，然而很难找到现实例证，尤其是在那些与目前中国经济有些可比性的经济体以往经历中很难找到佐证。此类经济体当是那些处在快速增长阶段的后发型工业化国家及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此类经济体以往经历提供的例证多半是相反的：升值不会导致贸易差额逆转，快速升值更不会导致外贸差额快速逆转。这方面最值得关注的例证有三个：

    第一个是日本。日元在上世纪80年代的迅猛升值就属于一种激进升值战略。从1985年2月到1988年11月的3年零9个月时间内，日元兑美元汇率由260日元升至120日元，升值186%！平均每半年升值五分之一以上，每月1个多百分点。如此大幅度升值，不仅未能发生美国经济界曾经预期的那样逆转日本贸易盈余，反而强化了日本外贸竞争力。出口节节攀升，外贸顺差不仅未减反而增加了。统计数据显示，1985到1988年，以美元计值的日本出口增加了近65%，进口增加了45%，贸易顺差增加了40%。

    第二个例证是韩国。韩国经济第一轮高速增长之后的1980年代后期，也曾经历了大幅度的货币升值，升值也取激进战略。从1986年到1989年三年多时间，韩元兑美元汇率由近900比1升至660比1，升值36%左右。期间贸易差额持续出超。有趣的是，升值前一年韩国经常项目还有赤字，升值期间持续盈余，停止升值后赤字反弹。

    第三个例子是我国台湾省。台币激进式升值发生于1986至1988年之间，比韩元来得还要快些。短短两年时间新台币兑美元由40比1升到28比1，升值42%左右。期间经常项目盈余呈现近乎飙升态势，两年内增加了1倍半以上。与韩国一样，只是在激进升值之后盈余增幅才降下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此类货币快速升值的后发型经济体，最终挣脱了“中等收入陷阱”而挤进“高收入经济”之列。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差不多同样的时段，拉美一些已经跨入中等收入区间的经济体，或死抱住低汇率政策不变，或放任本币贬值以期从出口增加中获益，结果多半坠入了“中陷”之中。

    当然这些仅是经济史所显现的，在货币汇率升值与贬值和“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这种联系究竟是表象的还是实质的，还须计量分析予以验证，但这些经济体的经历的确清楚地显现了两者间的某种联系。

（2011年岁末思于旅途中，2012年1月15日写于杭州，1月27日发于吉隆坡）

（部分载《浙江经济》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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