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中的皇帝：马下治天下的明君李世民

　　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小档案

　　父亲唐高祖李渊母亲窦皇后

　　兄弟排位嫡2子任数第2任

　　生存时间公元599年—649年51岁

　　在位时间公元626年—649年24年

　　后一任高宗李治在位35年

　　唐朝国祚275年

　　影响力：★★★★★

　　历史标签：天可汗、贞观之治、谦虚纳谏

　　作为皇帝中的皇帝，“天可汗”唐太宗自古以来一直受到无比的顶礼膜拜。的确，说治军，毛泽东同志曾经不吝评价其“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说治国，他更是“马下治天下”的明君。唐朝之所以伟大、长寿，他至少要占一半的功劳。

　　我们知道，唐太宗和隋炀帝都是靠玩弄阴谋，政变上台的。唐高祖李渊并没有隋文帝杨坚那样的治理业绩，唐太宗该如何驾驭从其父李渊手里抢过来的船呢？隋炀帝二世而亡，唐太宗又是如何打通了这一瓶颈、取得这样的丰功伟绩呢？

　　左右为难：李渊的遗产

　　这里提唐高祖的遗产，其实有些不确切——唐太宗上台时，他只是被逼到了太上皇位置喝闲茶去了。尽管由于唐太宗旷古未有的丰功伟绩使后世的史书不免尊子贬父，但李渊还是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笔属于他的很值得一提的遗产。

　　作为大隋炀帝三岁的表哥，功臣之后的李渊一直受到隋文帝、隋炀帝父子的信任，仕途算是飞黄腾达。当然，这种信任是一种有限信任，特别是当以超越秦皇汉武为目标的隋炀帝屡屡受挫，对任何人都不放心时，李渊也不得不韬光养晦，甚至献上飞鹰走狗，自己沉溺酒色以求自保。但他的不臣之心，早在大业九年(公元613年)与宇文士及“密论时事”时就坦露无疑了，所以称帝之后，他在和大臣裴寂的谈话中说：“此人(宇文士及)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也，公辈皆在其后。”可由于历史的“选择性记录”，我们往往看到的是李世民如何设计让裴寂趁任太原留守的李渊醉酒后与隋炀帝在晋阳的行宫美女合欢，之后畏罪不得不反之类的记载，这是有失公允的。

　　唐朝的建立和一统天下，毫无疑问，李世民在其中特别是在起兵之时有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是，作为一个二十出头，官职很低的年轻人，是不可能起核心作用的，真正的核心领导还是李渊。李渊在历史上的作用大大地被贬低了，或者说是被唐太宗的光环所掩盖了。

　　不管李渊是如何起兵的，反正于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五月他杀掉了监视自己的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起兵晋阳(今太原西南)，先后取得了西河首捷和霍邑之役的胜利，而且趁此时瓦岗军在李密领导下与困守洛阳的王世充激战方酣之机，下了狠招直接进攻首都长安，并于十一月轻松攻取，立隋炀帝之孙杨侑为帝，遥尊远在扬州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改元义宁，自为大丞相，封唐王。次年五月炀帝被杀后，逼杨侑禅位建唐。接着经过七年的统一战争，先后消灭了薛举、薛仁杲父子，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等割据势力，再次统一了中国，这就是唐高祖李渊对历史的最大遗产。李渊在位时期，采取“与民休息”的方针，依据隋文帝旧制，重新建立中央及地方行政制度，颁布均田制及租庸调制，大力发展生产，重建府兵制，基本上为唐代的职官、刑律、兵制、土地及课役等制度奠定了基础。

　　相对于建国之初的政治、经济和对外的突厥等问题，可能“在血雨腥风中交班”的夺嫡之争才是唐高祖尽管百般回避却不得不面对的最重大而残酷的政治遗产问题。

　　手足相残：玄武门之变

　　唐初最让唐高祖伤脑筋的问题就是李世民的“功高不赏”。清乾隆帝就曾经批评他：“高祖无卓识，泥古而立建成，即当有以处世民。”(乾隆《御批通鉴》)旁观者清，乾隆的批评固然有道理，但换了谁在李渊的位置上都是无法轻易选嫡的——唐高祖之所以有天下，李世民居功至伟。他的勇敢，他的见识，他的善于团结人才，实在是李建成和李元吉兄弟不能比的。

　　其实李建成能力也不一般，但因为是太子，常常居于留守的位置而不能经常出征，所以大的功绩都基本上被李世民占了，李世民因此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受封“天策上将”，这个奇特的称号是唐高祖为了平衡兄弟二人的利益做出的决策。他的良苦用心的目的就是尽量尊崇李世民，而不要他有当太子的想法——历史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后来李建成手下

　　王珪、魏征点醒他在第二次刘黑闼起兵时主动挂帅亲征，李建成的请求得到了李渊批准。这说明，李世民的大功已经对李建成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李建成不得不自求巩固太子位之道。

　　随着共同敌人的一个个消失，内斗就自然地凸显出来了，不论是内宫嫔妃还是外朝的大臣，都旗帜鲜明地分为以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为首的一派和以秦王李世民为首的一派。李建成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也并不差，手下有魏征等人才。但是，与李世民在战火中“一起扛过枪，一起渡过江，一起受过伤”而结下生死缘分和“铁关系”的“十八学士”及尉迟恭等猛将相比就居于下风了。

　　唐高祖经常面对二兄弟外争内斗，他不忍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一直采取“和稀泥”的办法拖延。但他一直是维持李建成太子位的，这不仅有李建成是长期法定继承人的原因，而且他对功高震主的李世民也有所不满，行政中，甚至他“至高无上”的“诏令”也不时被李世民的“教”所阻：“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敕并行，有司莫知所从，惟据得之先后为定”。唐高祖对此也是心怀怨气，一次他曾经对大臣裴寂发李世民的牢骚：“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

　　李建成不遗余力地压制李世民，以封皇太弟为交换条件从而支持他的李元吉也曾经多次劝他除掉李世民，甚至说：“当为兄手刃之！”可见双方已经到了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水火不容的地步。居于劣势但不甘人下的李世民为此做足了功课，甚至遍访唐高祖的嫔妃，长孙王妃也是亲自出马助阵。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九年，注定要在历史上写下血淋淋的一页。夏天，突厥数万骑兵入寇，唐朝不得不派兵抵御。这次，李建成故意提议由李元吉和李艺出征，并要求带去尉迟恭、程知节(就是“半路杀出的”程咬金)、秦叔宝等猛将。这是对李世民的釜底抽薪，李世民见形势危急，于是下定了武力夺权的决心。他秘密召回已经被逐出秦王府的智囊房玄龄和杜如晦。两人开始不敢，他勃然大怒，下令尉迟恭“斩其首持来。”可见，他并不是后世有意为他开脱的人所说的是被群下所迫，而是早就蓄谋已久的积极主动行动。

　　六月三日，李世民已经完成了政变部署，向唐高祖密奏李建成与李元吉“淫乱”后宫，并说他俩欲杀自己为王世充等人报仇。毫不知情的唐高祖对这种有些离题万里的说法不禁愕然，决定第二天问个清楚。

　　疏于治朝、做梦也没有想到政变的唐高祖还在太极宫里忘情的泛舟，完全不知道李世民早已在玄武门埋下伏兵，只等着鱼儿上钩了。大意的李建成以为守将常何是自己旧属，没有防备，李元吉劝他托疾不朝的话也没听。当他骑马到了临湖殿，正觉得情况反常而欲返回时，被李世民高呼一声，一箭就射死了，李元吉也被带着七十骑奔来的尉迟恭所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当唐高祖得知二王惨死时尘埃早已落定，不得不于七日立李世民为太子，八月内禅于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于次年改元“贞观”，从此开辟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王朝的繁盛之路。

　　我们今天看“玄武门之变”，其本身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但是他所产生的国家领导人，却不仅事关老百姓的生死，而且事关王朝的国祚。作为大唐的第二代皇帝，李世民是如何给普通大众带来福音的呢？

　　广揽人心：抚平政治创伤

　　处理李渊留下的政治遗产，对年仅28岁的唐太宗来说，虽然并不太难，然而颇费心思，其中最费时日的就是如何安抚人心。

　　政变中，不仅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死了，而且两人的儿子都被杀绝了。虽然唐太宗为了减轻舆论的指责，特意礼葬二王，还让二宫旧属全部送葬，以弥合隔阂。可“树虽倒，猢狲不散”，就算那些虾兵蟹将掀不起涛天巨浪，可闹起事来也颇为烦心，庐江王李瑷、燕王李艺等都先后谋反被杀。可是这种高压政策毕竟是不利于新皇帝统治的，尤其是李建成当了多年太子，势力盘根错节，唐太宗也为此苦恼，所以他采纳了尉迟恭坚决反对尽诛二王左右百余人的主意并下诏大赦天下，以求和解。可有的地方并没有严格执行这条诏令，陆续还有人犯被押解进京。他下令地方官不得再捕，否则“违者反坐”。这一来，就稳定了大多数。

　　不仅如此，他对忠于太子、“玄武门之变”时曾经领兵攻打秦王府的薛万彻、冯立等亦加以重用。这些人里最重要的、也是和唐太宗息息相关的就是太子洗马魏征。他曾经早劝李建成下手除掉政敌李世民而不听，在李建成被杀其他人纷纷逃亡时，他却依然同往常一样。一天，唐太宗严责他：“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呢？”在大家都惊得魂飞魄散的时候，魏征却神色如常：“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唐太宗见他“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不由转怒为喜，倍加器重，从此开始了一段君臣佳话。随后，任谏议大夫的魏征等人去隋末战火最厉害的山东等地宣慰地方，这些地方是李建成平定的，李建成的安抚政策让他在这里深获人心。魏征之行，还树立了信用，释放被捕的原二王部下，使得山东、河北等地逐渐稳定下来。贞观元年(公元629年)七月，山东大旱，太宗下令免去当年租赋，得到了百姓欢心。这一年在青州发生了一起谋反事件，在派崔仁师前去以“宽慰”的办法处理后，此类事件很长一个时期内再无发生。因此，唐太宗的安抚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万象更新：大唐新语

　　唐太宗可以说是以武定天下，但他最推崇的皇帝却是创造“文景之治”的汉朝第二代皇帝——汉文帝。这不仅是大家都是二世皇帝的缘故，更主要是汉文帝谦虚、简朴的“不扰民”的治国理念和他非常契合。

　　调整宰相。“一朝天子一朝臣”。雄心万丈的唐太宗一上台就准备放开手脚干一番大事业千古留名，可眼前暮气沉沉的老臣是他“不足与语”的绊脚石，尽快调整最高领导集团已是迫在眉睫。于是他立即调整宰相，实现新陈代谢，广揽人才。

　　老臣裴寂是无论如何不能用了，这个唐高祖时最受宠的宰相，历来在许多问题上就和李世民有矛盾，李世民的心腹肱股、太原起兵倡议者之一刘文静就死于他的挑拨之下；不说他公开站在李建成一边，仅他贪于酒色，荒于政事就不能用。斐寂先是被剥夺了议政权，然后放还老家。他上乞不归，不久又有人扬言“裴公有天分”，战战兢兢的裴寂吓得杀人灭口，唐太宗于是愤怒地宣布他的四大罪状，贬于静州。即使是曾经支持自己的老臣陈叔达、萧瑀，在给予他们厚遇的同时，也迅速调整出宰相位置。萧瑀非常信佛，曾经自请出家，唐太宗马上批准，可没有过几天，大概萧瑀受不了青灯古佛的苦行僧之苦，又变卦了，结果被唐太宗好一阵奚落。

　　当出现以成语“房谋杜断”的主人翁房玄龄、杜如晦二人和东宫旧属王珪等一起为相，李靖为兵部尚书，魏征守秘书监参与朝政时，大唐就形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团结坚强的领导核心，自然，这就十分有利于和谐治国。

　　任人唯贤。“贞观之治”是在唐太宗手里实现的，当然可以归功于他。但离开了贤人能士自己将一事无成，对此他有充分的认识。贞观五年(公元631年)，面对国内外“一派大好”的喜人形势，他曾经真诚地对大臣们说：“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贞观之治”的核心就在于用人，他能放手使用一大批文武人才。着眼于国祚，太宗就曾经说：“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治国的则国祚延长；以法治人的，虽能救弊病于一时，但也败亡得很快。看到从前帝王成大事，足以成为朕的镜子，如今朕想专以仁义诚信来治理国家，希望革新近代的浇薄风气。”黄门侍郎王珪说：“天下凋丧已久，陛下承其余弊，弘扬大道而移风易俗，真是万代之福。但是，若非贤人则不能致治，只有广得人才可以。”太宗说：“朕思贤情切，岂止梦寐以求！”

　　他对人才的尊重是以对人才的充分使用为前提的。一次，他与大臣论隋文帝。萧瑀说隋文帝“勤于为治，……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而李世民却说他：“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资治通鉴·卷193》)接着他又表明自己的观点：“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他认为隋朝之所以亡国，就是因皇帝独揽大权、有贤才而不用，所以他一直以收罗人才为喜，专门的求贤诏书就有五次之多。不论是原从还是东宫人才，不论是贵族还是寒门，不论是祖荫还是科举，只要是人才就照用不误。这时候人们担心的不是有无做官的机会，而是担心自己没有才干。一次，唐太宗叫宰相封德彝荐举人才，却久无消息。太宗问其故，封德彝委曲地说：“天下人才尽入陛下毂中，实是野无遗贤。”他却批评道：“君子用人如器，各随所长。自古人君致治，难道能异代借才么？患在自己不能访求，奈何轻量当世？”他认识到，人才不是没有，关键是能否发现人才。他晚年在对高丽的战争中还发现了薛仁贵等名将，高兴之下说：“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

　　在这种唯才是举的气氛中，名臣马周的发迹就是一个典型。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鼓励百官言政得失。前面说过的常何并不善于舞文弄墨，二十多条奏事却大中帝意。唐太宗很奇怪，一问才知道有马周这个出身贫民的人才。他马上虚位以待，宣旨召见。一共派了四次使者，才把马周请来，可见他如何的求贤若渴了。君臣一谈之下，他深感马周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立即授予官职，后累迁中书令，兼任皇太子李治的老师。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当他看见全国各地的新进士鱼贯而入时发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的感叹，也可以理解赵嘏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的由衷羡慕之情了。

　　在放手使用人才上，他不仅新旧并用，而且汉胡并用，手下有突厥族的阿史那社尔等名将，充分体现了一个泱泱大国的胸怀和他出众的气魄。

　　唐太宗对人才不仅尊重，而且给予充分信任。当初尉迟恭刚刚从刘武周处来降时，他手下两个将领却又叛逃了。这时有人囚禁了尉迟恭，并劝李世民杀掉他，而唐太宗却马上放了尉迟恭，好言相劝，还赠与金宝，感动得这员猛将肝脑涂地，为李唐一统天下立下了大功。若非唐太宗的大度和真诚，中国哪里去寻找曾经几乎家家必有的门神？

　　作为反面对比，后来武则天时的风云人物、“才优行薄”的许敬宗前后当了三十年的官，却比不过新人马周。终唐太宗一世，他近贤臣，远小人，所以贞观兴隆，而且他善待功臣，除了后来谋反的侯君集和张亮，其余皆得善终。这与汉文帝不能使用贾谊，迎立文帝有大功的周勃却被诬下狱几死相比，唐太宗尤胜之。所以魏征后来称赞说：“贞观之初，求贤如渴，善人所举，信而任之。”

　　民为国本。中国有句古话“大乱之后有大治”，果真如此吗？倘如此，三国之后为何没有大治，一直混乱了四百年？历史的真相是：必须要有古人所称的“五百年有王者兴”或者“圣人出”之类的人。恰好，唐太宗就是这样一个贤明皇帝。

　　唐高祖任上，因为之前连年战争，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到黯然下台的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他只当了两年的太平天子。虽然他采取了一些巩固政权、发展生产的措施，但是由于年龄的原因(下台时62岁)，以及把许多精力用于抚平儿子们的内耗、耽于享受，实际上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

　　鉴于隋末农民起义的威力，唐太宗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所以他像汉文帝一样，长期实行“静以安民”的基本国策。甫一上台，在智退来袭的号称百万的突厥颉利可汗后，他说：“为国者要在安静”。他主要的施政措施就是不扰农时，不兴大役，让百姓得以休生养息，这是与二世而亡的“徭役无时，干戈不戢”的隋炀帝大相径庭之处。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他对大臣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其对为本。”这是他重要的治国思想，为此，他推行均田，奖励垦荒，兴修水利，轻徭薄赋，常常减免赋税，劝课农桑。为了不影响春耕大忙的农时，贞观五年(公元630年)，即便是太子加冠的国家重大庆典，他也将日期改为农闲的十月，足见对发展生产的高度重视。他本人行伍出身，喜欢田猎，为了不打扰百姓，都是在年底农闲时举行的。他忧心农桑，有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贞观二年，京师大旱，蝗虫大起。太宗视察禾苗，看见蝗虫，就手捉了几个咒曰：“人以谷为命，而你却食它，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我一人，你若有灵，但当只是侵蚀我心罢了，不要加害百姓。”说罢他将吞食蝗虫，左右急谏，太宗却说：“希望移灾于朕躬，还怕什么疾病？”遂吞之——传奇的是“自是蝗不复为灾”。在视蝗灾为天意的古代，这样的皇帝能有几人？

　　在生产技术比较落后的古代，人口是进行生产的基础。唐太宗不仅鼓励外逃的人归家，国家还出钱赎买被掠夺的汉民和胡民以充实人口；他两次放还宫女，一次就有三千人之多，这是仿效汉文帝的“德政”。他还把婚配作为地方官的政绩考核标准之一，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全国户数约达三百八十万户，比武德年间多了一百八十万户。

　　唐太宗也很简朴，当他攻克洛阳看到富丽堂皇的宫殿时，不禁感叹：“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善于吸取历史经验的他长期以身作则躬行节俭(但后期也变了味)，多次想修宫殿却被大臣所劝阻。贞观初，太宗对侍臣批评隋炀帝大兴土木，导致人力不堪、相聚为贼，最后落得尺土一人，非复己有的下场，“此皆朕耳所闻，目所见，深以自诫。故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不管主观是否是为了自己的统治，他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就是大功一件。

　　唐太宗早就注意到民心可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房玄龄上奏言道：“今阅武库甲仗，胜隋日远矣。”太宗却说：“饬兵备寇虽是要事，然朕惟欲卿等存心理道，务尽忠贞，使百姓安乐，便是朕之甲仗。隋炀帝岂为甲仗不足，以至灭亡？正由仁义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宜识此心。”他把百姓安乐作为江山永固的前提，不愧为千古一帝。

　　重视法治。唐太宗非常重视法治，主张以法治和德化为治国方针。贞观元年就下令“用法务在宽简”，用法酷恶正是秦隋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他认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他为此制定了一部包括宽仁慎刑与礼法合一的《唐律》，较之《隋律》宽简了许多。而且，作为难得的胸怀宽广的明君，他曾经强调：“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他尊重大理寺等司法机关的判决，曾经对大臣们说：“死者不可再生”， 实行“三覆奏”的制度，以免草菅人命。他对法官的人选慎之又慎，大理寺少卿戴胄就是其中一位名臣。一次，有个名柳雄的为了金榜题名而弄虚作假被发现。之前唐太宗曾经就同类的情况下达了“令其自首，不首者罪至于死”的敕令。但此次戴胄却判为流刑，唐太宗认为戴胄让自己的“金口玉言”失信于天下。而戴胄却认为国法比君言更重要，决不能失去国法这个大信。唐太宗终于承认自己的失误，后来还为此下令说凡是自己诏敕与法律不符的，都不得顺旨施行，而要上奏另议，这样就避免了执行命令和法律的随意性。由于他的尊重法律、尊重程序，终于法治大行，贞观四年，全国判死刑的仅有二十九人！在他逝世的那年，大理寺监狱里只有五十多人，死刑仅有二人，这雄辩地说明了“衣食足而知礼节”和“贞观之治”的成功。

　　因为唐太宗以身作则，百官无不奉公守法，吏治清平，史称“东至于海，西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斋粮”。

　　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容易满足的：有这样贤明的皇帝，有这样安民的政策，还复何求？加上天公作美，连年取得大丰收，“贞观之治”已经初见雏形了。贞观七年(公元633年)，面对海内康宁的局面，唐太宗回想起以前封德彝、魏征关于采取何种治国方针之争，曾经感叹万端：“唯惜不得让封德彝看到今天的盛况了！”(封德彝死于贞观元年六月)在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长安一斗粟仅值三、四钱而已。

　　就这样，在唐太宗君臣的励精图治之下，短短几年，大唐就如同翻红的股市一样“嗖嗖”地开始腾飞，开始了它无比灿烂的辉煌。

　　威震四方：四夷臣服

　　李世民虽谥“文皇帝”，却是以武起家的。作为杰出的军事家，他一身转战南北，战功赫赫，为大唐的一统天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登基之后，他虽崇文，却也并不忘武，因为还有几个硬骨头需要他去啃。

　　第一个就是突厥。突厥和唐太宗父子有着太多的恩怨情仇了。突厥在隋文帝时分裂为东西两部，原本臣服于隋，但隋末大乱时势力复振，各割据势力反倒纷纷求助于它们。其中，就有初啼的大唐。太原起兵后，刘文静就被派去突厥求助，以大量的金银换取马匹，始毕可汗还派兵二千人助军，这样的借兵还有多次(这是弱者行为，所以两《唐书》都语焉不详)。因为李渊的称臣，突厥人十分放肆，而大唐还不敢轻易得罪，“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这当然是大唐的一大耻辱，然而，据陈寅恪先生的考证，唐太宗就是称臣于突厥的主谋，不仅如此，他继位之初也只得持“保守疗法”。

　　突厥不愿见到南面有个强大的国家使客主易位，而且他们的贪得无厌和恣意妄为也令唐人恨之入骨，只是实力不济，敢怒不敢言。随着矛盾的逐步激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东突厥的颉利、突利可汗叔侄进攻原州(今宁夏固原)，又扰朔州等地。秦王李世民带兵抵御，采取固守的办法。突厥万余骑兵列阵，李世民亲自带领一百多人，来到阵前，指责对方背约侵扰，还士气如虹地约颉利单挑。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颉利可汗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敢轻举妄动。李世民抓住他多疑的弱点，故意与突利可汗并骑，离间了本来就互相猜忌的叔侄俩，终于智退突厥。但是次年颉利可汗又亲率兵十多万进犯太原等地，大将张瑾全军覆没，仅以身免，这时的唐朝对突厥也无能为力。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颉利可汗又趁唐太宗刚刚登基之机亲率兵二十多万大举入扰，一直进攻到了长安附近，隔渭水对峙。唐太宗又故伎重演，一面针锋相对扣留使节以显威，一面又指责颉利背信弃义。颉利可汗本来就是打算捞一把就走的，见唐军有备，又被唐太宗的疑兵之计所吓，只得在渭桥上刑白马设盟而还。

　　突厥的不时侵犯不仅让大唐脸上无光，而且让唐太宗“坐不安席，食不甘味”，狠下决心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随着国力的逐步上升，加上他亲自演武，奖励军功，并利用突厥内部的重重矛盾，成功拉拢突利可汗帮助唐军进攻颉利可汗。于是时机成熟的贞观三年(公元628年)冬十一月，唐太宗令并州都督李

　　、兵部尚书李靖、华州刺史柴绍、灵州大都督薛万彻四路共计十万大军主动进攻突厥。贞观四年正月，李靖率领三千精骑直扑恶阳岭(在定襄故城南面)。唐军的突袭让驻扎于此的颉利可汗以为神兵天降，仓促之下，只得慌忙迎战，结果大败，逃离定襄。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唐太宗可谓欣喜若狂，说：“(李)靖以骑三千，喋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宣布大赦天下，祝酒五日。

　　这只是引人入胜的故事的开头，就让他如此激动，可见他心里积压多年的对胜利的渴望。好消息不断传来，颉利在撤军途中，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被预先埋伏在此的李打得落花流水，部落五万人投降李。

　　颉利见势不妙，就想以请和为缓兵之计。唐太宗将计就计，假意同意，使得颉利放松了警惕，不料唐军又乘胜追击，在碛口(今二连浩特市西南)出其不意斩杀万余，俘获男女十多万，众叛亲离的颉利西逃吐谷浑途中被俘。这样，曾经骄横一时的东突厥就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被征服了。这是唐初军事、政治的重大胜利。

　　接着，贞观八年(公元633年)，因为东突厥的衰落，吐谷浑渐渐坐大，可汗伏允目无大唐，扣留了鸿胪丞赵德楷，唐太宗前后派了十多次人去要求放人不理，于是十二月又派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领大军分两路进攻吐谷浑，先后多次大败敌军，伏允可汗狼狈逃窜，被左右所杀，余众归降。

　　贞观十三年(公元638年)，唐太宗又平定了高昌和西突厥，统一了西域，正式设立了安西都护府等机构，把广袤的土地纳入大唐的版图，。

　　以德治国：阳光温煦

　　曾经有这样一个寓言：太阳和寒风争论如何让冬天里的人脱下衣服。寒风越是猛烈地吹，那人却越是裹得紧；而太阳放出暖洋洋的阳光，那人却自然而然地脱下了衣服——这阳光，就是“德”。古话说得好：“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隋炀帝无德，故不管国力多强，天下叛之；唐太宗有德，所以被推举为“天可汗”。德化百姓。唐太宗是古代皇帝里“以德治国”的典范。登基的当年十月他就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御前会议，力图找到一条“天下大治”的道路。会议上，大家各持己见，连唐太宗也发出了“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这样缺乏信心的感叹。大臣封德彝主张“严法”，而魏征却主张“教化”，并说：“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建议，果然，不过几年就出现了“华夏安宁，远戎服宾”的大好局面。他的体恤百姓，不兴大役，发展生产是有恩德于百姓的。

　　同样，经济的大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大繁荣，他上台后就宣称“当以文德绥海内”，重整弘文馆，延请虞世南等名儒讲学，他“偃武修文”，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是很值得推许的。他提倡以儒识礼致太平，为此贞观二年(公元627年)以孔子为先圣，贞观四年(公元629年)下令各州县置孔子庙，大兴学校，正式设立了最高学府——国子监，科举考试日益规范。在他的提倡下，唐初的文学、经学、史学堪称蔚为大观，刊定了《五经定本》等经典。他本人多才多艺，在音乐上有独特的认识，亲自主创了武舞《秦王破阵乐》和文舞《功成庆善乐》，这是他文治武功的象征，每会必奏，名传天竺。他还以政治家的眼光反驳了御史大夫杜淹“前代兴亡，实由于乐”的说法，认同魏征“乐在人和，不由音乐”的正确说法，这说明他时刻在注意百姓疾苦。在唐太宗的重视下，“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坌集京师，文治煟然勃兴。”兴儒、崇佛、尊道，三教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尤其是攀附了他们所认的远祖老子(李耳)的道教更是得天独厚。这时还发生了唐三藏天竺取经的重大历史事件，后来被演化成了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

　　德泽胡人。唐太宗的德化也恩泽胡人。他在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6年)总结自己与虽平华夏却不能服氐、戎的帝王五点不同经验时认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除了自夸的成分，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所说的是事实。那么，他做了哪些与古人不同的业绩呢？

　　第一，欣然和亲。和亲自古有之，可我们翻看历史，往往是在胡人强盛时不得以为之的屈辱之事。鼎盛时期的唐太宗和亲，固然少不了拉拢少数民族贵族头领、宣扬国威的目的，但也有减少兵灾，为天下安生的目的，正如贞观十六年(公元641年)他对大臣说的：“若遂(薛延陀)其来请，与之为婚媾，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虽然他的理由很可笑，以为生子即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但可保边疆三十年无事的预测则是可行的，所以他欣然同意与突厥、吐谷浑等各族和亲，到了各族引以为荣的地步。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唐蕃和亲，千古名画《步辇图》反映的就是这一史实。

　　崛起于西藏高原的“性骁武，多英略”的松赞干布是一个杰出的藏族君主，他统一吐蕃，改革内政，是藏族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明主。他渴慕唐风，于贞观八年(公元633年)派出使者赴长安与唐朝通聘问好。可当时唐太宗没有同意，松赞干布几次派人请婚不成，便决定用武力通婚，于贞观十二年(公元637年)爆发了唐蕃第一次战争，唐军侯君集大败吐蕃于松州城(今四川松潘县)下，松赞干布只好上书谢罪俯首称臣，并对大唐的强盛赞慕不已，又于贞观十四年(公元639年)派大相禄东赞备厚礼到长安再次向唐太宗请婚。翌年，唐太宗见其心诚，终于答允以宗室女文成公主许嫁，并派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入藏。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医术、乐队和许多物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还带去了一尊佛祖释迦牟尼的十二岁等身像。之前的王后是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她进藏也带去了一尊八岁等身像。在两位公主的影响下，松赞干布大力宣扬佛教，随同公主前往西藏的僧人开始陆续修建寺庙、翻译佛经，并逐渐形成了藏传佛教，这种历史传承对中国的统一有着重大意义。松赞干布娶得文成公主后喜不自禁，逢人便夸：“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大唐公主，为幸实多。”这揭开了藏，汉两族人民友好的新篇章，至今影响巨大。

　　第二，一视同仁。唐太宗并不把胡人当外人，在突厥归附时，朝廷发生了大的争论。魏征等以晋初内迁的匈奴为乱为由反对中书令温彦博提出的内迁河南的主张。对魏征以往之谏唐太宗无不听从，可这次唐太宗硬是没有盲从，而是在慎重考虑后采取了温彦博“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的主张，尊重突厥人的生活习惯，摒弃了魏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错误认识。这是一种先进的民族观，非有宏大气魄者不能为之。薛延陀部的真珠可汗说：“突厥曾经视中国人如草芥，我以为陛下灭突厥后会将他们罚为奴，没想到却像儿子一样爱护他们。”人心都是肉长的，真珠可汗的话反映了他们对唐太宗的感恩戴德。唐太宗时民族关系和融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对今天中华民族的形成是有重大贡献的。

　　不仅如此，在突厥十万户内徙后，他挑选部分人任武官，其中五品以上的将军、中郎将达一百多人，几乎占了朝廷武官一半之多！他的以德服人也获得了他们以死报国的耿耿忠心，不少人出生入死立下赫赫之功。 突厥将领李思摩，原名阿史那思摩，因立军功而被赐姓李，在贞观十九年(公元644年)随驾出征高丽，在白崖城中中流矢而伤，唐太宗竟然不分汉夷，“亲为之吮血”，各族将士无不感动。

　　对突厥百姓，则安置于富庶之地，可谓关怀备至。对愿意留居于原地之民，则设置了多个羁縻州县，这有利于边疆统治。贞观四年，颉利可汗之弟欲谷设听说大唐礼遇归附的颉利就自动来降。可见“德化”已经如阳光照人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同样，唐太宗又把成功的经验推广到了回纥等民族，前后归附的达到十万人，一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正如他在《遗诏》里所说的：“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6年)，他应铁勒部回纥酋长等之请，同意在“回纥之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这岂止是简单的一条道路而已？这是赫赫大唐和各部血脉相连的真实体现！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9年)，他看见四夷的君长争相入朝的盛况，很高兴地对大臣说：“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敝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他和一样天纵神武的汉武帝正如太阳和寒风的区别，效果自然大不同。唐太宗自然不会像汉武帝一样晚年追悔莫及下《罪己诏》，公道自在人心，他所获得的是各族人民衷心的拥护。李世民逝世，各族人民莫不悲痛万分，有的还强烈要求按民族风俗以身殉葬，此情此景，怎不令人感慨万千？

　　以史为鉴：知隋兴亡

　　经济的盛况就能够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吗？可能，但未必。我们不能不说大隋的经济不发达，可终究二世而亡。这个活生生的事例就摆在唐太宗面前，引起了他的深思。

　　史载唐太宗自小就喜欢军事，读书并不多，可他善于学习，学习的对象不仅有各路名师，更重要的就是历史。他曾经有一句名言：“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可见他对历史重要性的认识，远非一般皇帝可比，所以我们能明白为何在他手里一口气就修了包括《晋书》、《隋书》在内的八部史书(其中官修六部)。他下诏编写史书的目的是“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秦朝二世而亡，接有汉朝四百余年；隋朝也二世而亡，那大唐呢？任何人都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世界上绝无万岁之人、万岁之朝，胡亥早就把秦始皇“万世为帝”的美梦打得粉碎。事实上，昙花一现的隋朝之后果然有一个盛唐。这正与唐太宗对历史学以致用大有关系。

　　他所推崇的皇帝是汉文帝，汉文帝的“夫农，天下之本也”的农本思想，“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肱股也”的君臣一体思想，“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的任贤纳谏思想，释放宫女令其婚配的人道思想，对外夷“以德怀之”的民族和睦思想等等，唐太宗学得惟妙惟肖，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还常常谦虚自己比不上文帝。唐太宗有湿气病，不宜居于低潮处，有一次，有人建议修一座高阁，他说：“朕有气病，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民父母之道也。”唐太宗谥号“文皇帝”，汉文帝庙号“太宗”，两人一模一样，是历史的巧合，但细细一思，似乎又有历史的必然。　关于隋朝的迅速覆亡，唐太宗思考甚多。诸史书里，他最重视《隋书》，因为前车之覆是后车之鉴。和当时绝大多数人一样，他对隋炀帝没有好感(不过，即使他享受到了大运河等带来的好处，作为政治家他也不会说出来)。同时，他独具慧眼地看到，隋朝的灭亡，不是隋炀帝一个人的原因，隋文帝也不可避免地应承担一部分责任。除了批评他对大臣的不信任，贞观二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贞观政要》)这也充分体现了唐太宗的民本思想。隋炀帝的深刻教训，唐太宗常常挂在嘴边，提醒自己和大臣，如贞观六年(公元631年)，他对侍臣说：“隋主残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苍生，罕闻嗟痛。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朕为公等思龙逄、晁错之诛，君臣保全，岂不美哉！”唐太宗曾经到蒲州视察，刺史赵元楷在隋炀帝时就是一个逢迎高手，曾经在隋炀帝巡幸江都时，将宫里一百多间房子装饰得金碧辉煌，还安排美女在里面，得到隋炀帝的夸奖，这次又故伎重演，让百姓穿上黄纱单衣在路上迎接，又准备了一百多只羊和几千条黄河大鲤鱼作为随行的礼物。唐太宗得知后，便怒斥他沿袭隋朝弊习，赵元楷听了又惊又愧，吓得几天后就死了。

　　虚怀若谷：谦逊纳谏

　　在历史上历代帝王里，唐太宗尤其以谦虚纳谏知名。

　　执政初始，太宗威容严肃，百官进见没有不吓得手足失措的。太宗见此，知道事因在己，后来每见人奏事，必和颜悦色以打消顾虑，鼓励他们以逆龙鳞的精神诤谏。他和魏征的“人镜”故事千古流传。贞观初他以隋炀帝为例对大臣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在这些谏言和答复中，我们往往能看到他引以为鉴的历史史实。

　　兼听则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的一天，太宗虚心地问魏征，明君和昏君怎样才能区分开？魏征以历史上的名人为例回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古代尧、舜是圣君，就是因为他们能广开言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小人就不能蒙蔽他。而像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这些昏君，就是因偏听偏信，隔离朝臣，疏远百姓，听不到百姓的真正声音，所以失掉了天下。唐太宗听了，深感有益。

　　皇后贺谏。长孙皇后是唐太宗的贤内助，唐太宗非常信赖她。贞观六年(公元632年)的一天，唐太宗在罢朝之后，怒气冲冲地回到后宫，说：“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问是谁，唐太宗说：“魏征每廷辱我。”不料长孙皇后马上退了出去，又穿着朝服立于庭中。唐太宗惊问其故。长孙皇后祝贺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唐太宗很高兴：他不仅有个贤明的妻子，而且还有个忠直的大臣！

　　是唐太宗成就了一代名臣魏征(落到其他皇帝手里，魏征说不定早就身首异处了)，同时也是魏征成就了一代明君唐太宗，二人是相得益彰，缺一不可，谱写了一页非常难得的历史篇章。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当魏征去世后，唐太宗会悲痛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可以说，没有唐太宗虚怀若谷的谦虚纳谏，哪里有什么“贞观之治”？

　　圣君之误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可他毕竟是人，所遭的失败也不少如攻打高丽等；所犯的错误也不在少数，尤其是晚年在创造辉煌之后渐渐骄傲，诸如拒谏甚至砸了魏征的墓碑、讲排场修宫舍等，而最严重的过错莫过于在立太子之事上。

　　唐太宗为了大唐的国祚殚精竭虑，在继承人的培养上狠下功夫，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太宗对魏征等说：“虽复帝祚长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祸淫，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他叫大臣进谏并择善而用之的目的就是欲图大唐江山永固——可历史却叫他有苦难言。

　　嫡长子李承乾在八岁时就被立为太子，他生于承乾殿，取名“承乾”，隐含承继皇业之意。“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许多人都是小时可爱，大了就因为环境的影响而改变。李承乾正是这样，长大后渐渐奢侈、散漫，甚至欺骗父亲，唐太宗多次为他选取名师，可他怙恶不悛，甚至派人暗杀老师，许多人都受不了他的欺凌不得不离开。他有个叫“称心”的男宠，被唐太宗杀了以示警告，他却在东宫修了一间房供奉其画像，与唐太宗大唱反调。李承乾与唐太宗在许多地方恰好和隋文帝与隋炀帝一样泾渭分明。唐太宗简朴，而李承乾讲求奢侈；唐太宗思贤，而李承乾多接小人，以致误入歧途；唐太宗大度纳谏，而李承乾却文过饰非；唐太宗崇文，而李承乾却喜欢嬉戏尤其是武嬉，最后发展到了嗜好突厥风俗，与汉王李元昌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大呼刺击为乐的地步，甚至还说“使我有天下，将数万骑到金城，然后解发，委身(李)思摩，当一设(部)，顾不快邪！”。当唐太宗身为“天可汗”统率天下君王之时，李承乾却如此胡言乱语，岂能得唐太宗欢心？当魏王李泰有夺嫡之意时，已经失爱的李承乾决意谋反，连接曾经受过唐太宗批评的汉王李元昌、吏部尚书侯君集等，预谋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发动宫廷政变。不料此时因荒淫而被唐太宗批评的齐王李祐先一步造反被镇压了，审理中牵涉到了李承乾手下，反谋于是泄露，李承乾减死为流放，废为庶人，徙放黔州，两年后死去。

　　魏王李泰是李承乾二弟，喜好文学，在李承乾的太子位发生动摇时，唐太宗就准备让他取而代之。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二月，他命李泰在自己府中设立文学馆，允许他自己引召学士，这分明就是李建成和李世民自己当年故事的翻版。唐太宗对他寄予厚望，李泰自己也刻意迎合唐太宗，深得欢心。

　　可历史往往有意外之事，当李承乾灰溜溜地滚下太子宝座后，李泰却没有如愿登上太子宝座，这又是为什么呢？早在唐太宗给予他超过规定的封赏并阴许太子之后，李泰就趾高气扬起来，视大臣如奴仆，曾经途遇三品以上的公卿因其不下马行礼，故怀恨在心，跑到唐太宗面前告御状，搞得很不得人心；而且他的党羽多是功勋戚贵之后，几乎都是不知稼穑之辛苦的“二世宝”，更为关键的是他和舅舅长孙无忌关系不好，长孙无忌为了继续掌权，就想立为人软弱的晋王李治，他还以石头出现“治万吉”为天瑞劝说唐太宗。

　　李承乾和李泰的优劣比较明显，而李泰和李治却各有所长，这让一代明君糊涂了起来。为了争取大臣对李泰的支持，唐太宗曾经对大臣们说了李泰乞立为太子之言：“臣惟有一子，百年后，传国晋王。”这话听起来多令人舒坦，但马上就遭到褚遂良等大臣的反驳，说会引发二王和大臣的火并。亲历过“玄武门之变”的唐太宗听了，心里矛盾重重，“涕泗交下曰：‘我不能’。”更为严重的是此后不久，他退朝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

　　等重臣商议立太子，情绪激动处，“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 长孙无忌马上夺下刀交给李治，绝望的唐太宗不得不定下李治。后来他不喜李治的懦弱又欲立有文武才、英果类己的吴王李恪，但又遭到长孙无忌的抵制，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一心想保国祚长久的唐太宗被败亡的可怕后果吓住了，只得打消主意。

　　由于太子之争、征高丽失败等因素，导致唐太宗精神和健康状况不佳，加上食用有大害的丹药，而丹药多含有剧毒的铅，结果唐太宗仅52岁就暴病而亡了，留下了深深的历史遗憾。李治即唐高宗即位后，因为武则天的加入，中国的历史又进入了新的惊心动魄的一页。

　　从唐朝的国祚看，前后有十四代、二十个皇帝共计二百七十五年(不含武周15年)，已经算是一个高龄王朝了，所以不能不说，唐太宗选择唐高宗李治不是最好的选择，但绝对不是最坏的选择——至少，假如胡作非为的李承乾接班的话，恐怕真的要出现唐太宗一直提防的三世而亡了。何况，不远的将来，中国最盛大的“开元盛世”在等候着大唐王朝呢。而这，莫不和唐太宗的抉择有关，一代大帝尽可以安息了！

　　七德歌

　　唐·白居易

　　七德舞，七德歌，传自武德至元和。

　　元和小臣白居易，观舞听歌知乐意。

　　乐终稽首陈其事：

　　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京。

　　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

　　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

　　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

　　亡卒遗骸散帛收，饥人卖子分金赎。

　　魏征梦见子夜泣，张谨哀闻辰日哭。

　　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剪须烧药赐功臣，李

　　呜咽思杀身。

　　含血吮疮抚战士，思摩奋呼乞效死。

　　不独善战善乘时，以心感人人心归。

　　尔来一百九十载，天下至今歌舞之。

　　歌七德，舞七德，圣人有作垂无极。

　　岂徒耀神武，岂徒夸圣文。

　　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