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打开360浏览器会闪屏:《中国民族史》（上）（王钟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1 12:37:44
盟了。匈奴人最初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后始逐步移居漠北。所属各氏族和部落，“自有君长”，“各分散居溪谷”⑤，彼此间并没有永久性的盟约关系，只是根据共同的利害关系随时聚合离散。《史记匈奴列传》云：“自淳维（传说为匈奴人始祖）以至于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即是当时社会现实的概括反映。
生活在原始氏族制度下，人们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共同享受，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也没有压迫。氏族部落，既是从事畜牧、狩猎生产的组织，同时又是作战的基本单位。每一氏族成员，“力能弯弓，尽为甲骑”⑥。他们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则为战士。
匈奴人的氏族组织，最初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但随着战争的频繁，财富的增加，私有制关系在氏族内部的发展，宗族性质的组织便逐步被打破。氏族中除本族成员外，还渗入了大量的外民族人口，如东胡人、西嗕人、月氏人、楼烦人、白羊人、浑庾人、屈射人、丁令人、鬲昆人、薪犁人、乌孙人、西域人、羌人、汉人等。其中有的为氏族成员所共有，有的为各个家庭所私有，充当奴隶；也有少数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后被吸收为氏族成员。于是，随着氏族财富的增长，势力也不断扩大。氏族组织因在社会生活中有着一定的维系作用，有利于唤起共同的感情，故其外壳在相当长时期内，仍一直被保存着。
公元前3世纪时，匈奴人已进入铁器时代，不仅能用铁制作刀、剑、镞等兵器，还能制作铁镰、铁铧、铁马嚼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并学会冶铁和铸铁。铁器的生产和使用，不仅大大提高了匈奴人的生产力水平，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产生提供了可能。随着岁月的流逝，贫富之间的差别也愈益明显，终于促使氏族制度全面趋于瓦解。从蒙古国发掘出属于公元前3—2世纪的匈奴墓葬中，在陪葬品极为丰富的大墓旁边，分布着陪葬品贫乏的小墓的事实，就是当时贫富悬殊及阶级对立的生动反映。
铁器的使用，使匈奴人的军事实力得到相应加强。刘向《说苑》记载，在公元前4世纪末期，匈奴的铁骑，经常驰驱于“楼烦（今山西省宁武县一带）之下”①。旋又逐步推进，将势力扩至“战国七雄”中的秦、赵、燕边境，并不时给燕、赵二国以威胁。公元前265年（赵孝成王元年），匈奴骑兵为赵将李牧击败，但不久又卷土重来。直至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赢政派遣蒙恬将兵北击，略取其“河南地”②（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一带）。自是，匈奴众始“不敢南下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③。但至秦末，却又乘机“度河南”，逐渐傍近秦塞。足见其势力当时已相当强盛。
匈奴的兴起，是匈奴国家的创立者头曼统治的结果，《史记匈奴传》载：“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说明头曼是首称单于者。另据《汉书匈奴传》，单于姓挛鞮氏，匈奴人称之为“撑犁孤涂单于”。所谓“撑犁”，意谓“天”；“孤涂”，意谓“子”：“单于”，意谓“广大”。“撑犁孤涂单于”，直译即“天之子”，意谓“天宇之下的伟大首领”。充分反映了氏族部落制度已完全为国家所取代，而氏族部落首领也已转变为国家至高无上的领袖的事实。不言而喻，头曼统治时期的匈奴社会，正是原始社会趋向瓦解，奴隶制度形成的时代。因而国家机构的建立，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它是匈奴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④。
头曼统治时，匈奴虽然已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但由于旧的所有制关系还没有完全消失，而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又很不完善，加上“东胡强而月氏盛”，中原地区又处于强大的秦王朝统治之下，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匈奴势力一直被局限在阴山至河套以北一带。及冒顿继位后，始有较大发展，并迅速走向鼎盛。
第二节匈奴的鼎盛及衰落
冒顿是头曼长子，初被质于月氏。头曼爱其异母弟，曾阴谋借月氏之手杀之。冒顿得悉，盗取月氏善马逃回。他的英勇行动，使头曼受到感动，遂授之为“万骑长”。冒顿为洗雪前耻，刻苦练习骑射，严格训练士卒，于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杀死头曼，自立为单于。
冒顿雄心勃勃，取得政权后，首先着手巩固内部，“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⑤。接着，乘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之机，开疆拓土，扩大牧地，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收秦前所夺匈奴地⑥。又积极整顿内部，对国家机构进行全面的调整与改革，于匈奴中部地区建立“单于庭”，管辖代郡（今河北省蔚县一带）、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直北方向广大地区，并规定把军政和对外权力由单于掌握，卑于由左、右骨都侯辅政。骨都侯由呼衍氏、兰氏和须卜氏等异姓贵族担任。呼衍氏居左，兰氏和须卜氏居右，主断狱讼，将已裁决案件禀报单于。无文书簿领、记录诸事。单于以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左、右贤王是地方最高长官①。俗尚左，左贤王地位和权力均高于右贤王，通常由太子充任。左、右贤王和左、右谷蠡王俱置庭于驻牧地。左贤王庭管辖匈奴东部，位于汉上谷郡（今河北省怀来县一带）直北方向；右贤王庭管辖匈奴西部，位于汉上郡（今陕西省榆林县一带）以西地区，与月氏和氏、羌相接。自单于、左右贤王，直至大当户，分别统军，指挥作战。其余各级官吏，也是各大小军事首长。除单于外，各级长官，大者统万骑，小者数千，共24万骑；每万骑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官；都尉、当户、且渠等各依部众多少以区分权力大小和地位高下②，形成强有力的统治网络。
为了强化统治，冒顿还根据匈奴族传统，规定每年正月，各部首领小会于单于庭，举行春祭；五月，大会龙城③，祭祀祖先、天地、鬼神；八月，大会滞林，课校人畜④。又实行保护私有财产措施，禁止偷盗，严厉申明“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推行奖励攻战办法，宣布“斩首虏赐一巵酒”，并将所得卤获归本人所有，得人“为奴婢”，使“人人自为趣利”⑤。
上述诸措施，为新建立起来的奴隶制国家的巩固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势力不断增强，不久又北服浑庾、屈射、丁令①、鬲昆、薪犁诸族；率精骑围刘邦于白登，迫献宗室女与之和亲、答允开放“关市”、结为兄弟、定以长城为界；西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傍26国；控地东尽辽河，西达葱岭，北至贝加尔湖，南抵长城，将“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皆以为匈奴”②，从而结束了中国北部边疆各民族长期不相统属的分散状态，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奴隶制政权。是以匈奴贵族大臣皆帖服，“以冒顿为贤”③。
公元前174年（汉文帝前元6年），冒顿病卒。子老上单于（稽粥）、孙军臣单于（前161—126）相继嗣位。在老上和军臣统治时期，因继续奉行冒顿时制定的政策，仍与汉“约和亲”；又似中行说为师，学会计算和登记方法，实施计课人口和牲畜，故其政治、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仍比较稳定。但是，随着统治阶级的不断对外用兵、内部权力斗争的加剧，以及匈、汉关系的恶化，势力逐步减弱。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军臣单于死，其弟伊稚斜单于继位。军臣单于太子於丹耻屈其下，逃奔于汉。汉封之为陟安侯。伊稚斜单于因怨汉收纳放丹，屡遣兵至代郡、雁门、定襄、上郡等地寇掠。而有贤王又以汉略其“河南地”④，也屡将兵侵袭汉朔方郡（郡治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南）。时汉方强盛，兵精将广，遂决定出兵反击，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元朔五年），汉使卫青、苏建、李沮、公孙贺等将兵10余万人击右贤王，右贤王败，损失男女15000余人，裨王10余人，牲畜“数千百万”⑤。次年，汉复乘胜发兵出定襄北征。双方发生鏖战。汉军虽取得了斩杀19000千余人的战绩，但右将军苏建、前将军赵信所率3000余骑，几乎全军覆没。赵信被迫投降匈奴。
赵信原是匈奴人，后因投奔汉朝，被封为翕侯。伊稚斜单于得到赵信后，以其在汉军久，熟悉汉地军情，遂封之为“自次王”，又妻以己姊，企图利用他共同对付汉军。赵信教伊稚斜离开阴山地区，徙居漠北，以诱疲汉兵。接着，于次年又发兵侵犯上谷。时汉正亟欲摧毁匈奴贵族势力，故于公元前121年（武帝元狩二年），又令骠骑将军霍去并合骑侯公孙敖、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分别自陇西、北地、右北平出击。霍去病于焉支山、居延、祁连等地与浑邪王、休屠王军相遇，大败其众，俘斩38000余人，又擒获单桓、酋涂王、稽沮王、单于阏氏、王母、王子、相国、将军、当户、都尉等百数十人⑥。伊稚斜怒，欲召诛浑邪王和休屠王。浑邪王、休屠王惧，谋共归附于汉。但不久休屠王后悔，浑邪王将其杀死，将众4万余人降汉。汉封之为瀑阴侯，置其众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塞外，设“五属国”⑦。
伊稚斜单于遭此连续打击，更加恼怒，于前120年（武帝元狩三年）各遣兵数万，分道进攻右北平和定襄。次年（前119年，武帝元狩四年），汉令卫青、霍去病分别领5万骑北越沙漠出击。伊稚斜遵照赵信计谋，置精兵于漠北，以逸待劳。卫青出定襄千余里，与单于兵相遇。汉军以武刚车环阵结营，纵兵5000击单于。时值日暮，飞沙扬尘，汉军遂横张两翼合围。单于见汉兵精马壮，自度不能胜，率亲随数百名溃围遁。汉军追杀200余里，直抵真颜山赵信城（位于今蒙古国杭爱山南麓）而返。霍去病则自代郡出塞，奔驰2000余里，与左贤王接战，亦获全胜，击杀7万余人，封狼居胥山（约在今克什克腾旗西北），禅于姑衍（山）（约在狼居胥山附近），登临瀚海（一说指令蒙古高原东北呼伦湖与贝尔湖，一说指杭爱山）而返。
经过这次失败，匈奴势力从此退出河套及其以西一带。史称“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⑧。
匈奴人由于远离水草茂盛的阴山地区，畜牧业生产发展从此受到严重限制。而汉王朝利用夺得的“匈奴左地”，令原为其附属的乌桓族（原住于辽河流域及老哈河一带）徒居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为汉侦匈奴动静；又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大宛，以公主妻乌孙昆莫（王），拆散匈奴与乌孙的联盟；复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切断其与羌族的交通。于是匈奴势力日削。
公元前114年（汉元鼎三年），伊稚斜单于死。子乌维单于（前114—105）、孙乌师庐单于（前105—102）相继立。乌师庐年少，“好杀伐，国人多不安”①。其左大都尉使人潜告汉，阴谋将乌师庐杀死。汉遣因杅将军公孙敖筑塞外受降城（故址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后旗东）备应援。汉帝以其地距匈奴远，遣浞野侯赵破奴将2万骑出朔方郡西北2000里，约期至浚稽山（今蒙古国南部鄂洛克泊南）候动静。事将发而被发觉，左大都尉被杀，破奴为其左方兵击败被擒，全军没入匈奴。乌师庐不久死，子年幼，季父右贤王呴犁湖继立。但呴犁湖在位仅一年又死，匈奴贵族立其弟且鞮侯为单于（前101—96）。
且鞮侯单于初立时，因恐汉兵乘机进袭，将从前所拘汉使路充国等人释归，企图与汉和解。汉为缓和彼此关系，令中郎将苏武携带大量财物馈单于。时值浑邪王姊子缑王与长水虞常等谋反事泄②，牵连苏武。单于使卫律治其事。苏武引刀自杀，卫律召巫医救治，徒于北海（今贝加尔湖）。会贰师将军李广利破大宛回师，威震西域，西域诸国多遣使献贡。汉因欲藉其势慑服匈奴，于公元前99年（武帝天汉二年）遣广利将兵3万出酒泉击右贤王。广利虽获斩杀万余人的战果，却险遭活捉，为配合广利出征的骑都尉李陵则被击败而投降匈奴。汉帝不甘，于前77年（武帝天汉二年），复使广利领骑兵6万、步兵10万③出朔方，令游击将军韩说将步骑3万出五原，公孙敖将步骑4万出雁门，企图重振骠骑将军霍去病雄威。且鞮侯单于袭用伊稚斜故技，移辎重于余吾水（今蒙古国土拉河）北，自统兵10万列阵水南，以待汉军。双方战10余日，不分胜负。但战争结束后不久，且鞮侯单于即病死，子狐鹿姑单于继其位。
狐鹿姑单于在位（前96—85）时，匈奴内部由于奴隶制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已日趋腐败，而内部矛盾最初是由单于为传位己子废左贤王合法继承人先贤掸为日逐王引起；继之，又因单于母阏氏以其异母弟左大都尉贤为族人所重，恐单于不立己子而立左大都尉，派人杀之，致使左大都尉同母兄拒绝按时前往会盟。
发表于 2011-9-25 18:57:35|只看该作者 及单于将死时，却又嘱诸贵人立其弟右谷蠡王继为单于。而卫律及其妻颛渠阏氏则于其死后矫令更立左谷蠡王。公元前85年（汉昭帝始元二年），左谷蠡王在卫律等支持下继位，称壶衍鞮单于。左贤王和右谷蠡王极为愤慨，阴谋投附汉朝，但恐不能达到目的，遂谋胁卢屠王共走乌孙。卢屠王不从，告知单于。单于使人验问。右谷蠡王不服，反嫁罪于卢屠王，致使二王俱离开旧游牧地，不往龙城会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不断加剧，给奴隶主贵族势力的发展带来了巨大障碍。
早在狐鹿姑单于时，匈奴贵族因连年征战，就渴望与汉朝恢复和亲。后因单于拘留汉使，及壶衍鞮单于继位，“母阏氏不正、国内乖离”④，常恐汉兵乘机往袭。于是采用卫律建议，“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⑤，以防汉军突然袭击。旋因听说“胡人不能守城”①又中止，改与汉通好，并释苏武、马宏等归。不久，又发左、右部2万骑掠汉塞。兵败，瓯脱王与西祁王被俘。因惧瓯脱王导汉军追击，率众走西北②。
公元前78年（汉昭帝无风三年），右贤王、犁汙王将兵4000骑分道侵日勒（今甘肃省山丹县东南）、屋兰（今山丹县西北）、番和（今甘肃省永昌县境），为汉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击败，犁汗王为属国千长义渠王部下射死。次年，单于发兵3000余进犯五原，杀略数千人；继遣数万骑傍汉塞围猎，攻袭亭障。时乌桓渐强，派人掘前“单于冢墓”③。壶衍鞮单于怒，发兵2万驰击。汉授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欲随后跟踪堵截。会匈奴已收兵，明友遂乘乌桓新败，挥师蹴之，斩杀6000余人。匈奴贵族惊惧，不敢出兵，遣使往乌孙，阴谋索汉解忧公主，又连发兵侵掠乌孙，夺其车延、恶师之地，公主及昆弥求汉出兵救援。
乌孙是汉朝在西域的重要盟邦，公元前2世纪末期就与汉朝“结为昆弟”④。因此保乌孙就是保西域。公元前71年（汉宣帝本始三年），汉朝统治阶级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前将军韩增，蒲类将军赵充国等分别领兵出塞，偕乌孙对匈奴进行夹击。匈奴人民闻汉兵至，纷纷远徙。汉兵因未按预定期限到达目的地，校尉常惠乃与乌孙合兵击右谷蠡王庭。俘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公主）、名王、犁汗都尉、千长、将以下39000余人，牛、羊、马、驼、驴、骡等70余万头⑤。单于怨怒，于当年冬自统兵击乌孙，颇有俘获。但当要返回时，恰值天气骤冷，突降大雪，深丈余，人畜多冻死。于是丁灵乘势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给壶衍鞮单于以沉重打击。
公元68年（汉宣帝地节二年），壶衍鞮单于死，其弟左贤王继位，称虚闾权渠单于（前68—60）。虚闾权渠由于不满颛渠阏氏擅权，废黜之。颛渠阏氏父左大且渠怀怨。会第二年灾荒，人民、畜产死者无数，遂发两屯人众各万骑往防汉兵，致使阶级矛盾又迅速尖锐化，附属各部落俱纷起反抗。西嗕部乘机叛附汉，而西域各国则相约攻取直接受其庇护的车师国，俘其王及人众。汉朝为联合西域各国与匈奴奴隶主贵族相抗衡，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兵至渠犁一带屯田，命郑吉为护鄯善以西使者⑥，使匈奴势力进一步受削弱。
第三节匈奴国家的分裂和衰亡
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虚闾权渠单于病死，郝宿王刑未央召诸王议立嗣。颛渠阏氏因前与右贤王屠耆堂私通，遂与弟左大且渠都隆奇密谋，擅立屠耆堂为握衍朐鞮单于。
握衍朐鞮单于屠耆堂性酷虐，即单于位后，重用颛渠阏氏弟都隆奇，尽诛虚闾权渠时用事大臣刑未央等，又贬斥前单于子弟近亲。虚闾权渠子稽侯珊被迫投附妻父乌禅幕⑦。日逐王先贤掸与单于有隙，将众数万骑归附于汉。汉封之为归德侯。单于立从兄薄胥堂为日逐王，欲杀先贤掸两弟。乌禅幕谏阻之，不听。旋左奥鞬王死，单于自立幼子为王，留于单于庭。奥鞬贵人不从，拥立奥鞬子为王，东向游牧。握衍朐鞮单于遣右丞相将万骑往追，被击败。以其滥施杀伐，暴虐无道，族人多不服其号令。其太子、左贤王因数谗左地贵人，也深为左地贵人所怨。公元前58年（汉宣帝神爵四年），以东边姑夕王受乌桓进攻，略有损失，握衍朐鞮怒。姑夕王俱，与乌禅幕、左地贵人拥立稽侯珊为呼韩邪单于，发左地兵4—5万人，往攻握衍朐鞮。握衍朐鞮败走，请援于右贤王。右贤王怨其残虐，不理。握衍朐鞮惭愤自杀，部众尽归呼韩邪单于。
呼韩邪虽然据有握衍朐鞮部众，攫取统治全匈奴的权力，但由于不注意分清敌友，即位后不久，社会便陷入动乱状态，出现“五单于”争立的混乱局面，从而成为匈奴族走向分裂的重要转折点。
史载呼韩邪在迫使握衍朐鞮单于自杀后，即收兵返回单于庭，令“罢兵使各归故地”①。又将流落为民的兄弟呼屠吾斯立为左谷蠡王，嗾右地贵人往杀右贤王。右贤王闻之，便与前单于亲信都隆奇等共议立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发兵攻呼韩邪。呼韩邪败走，屠耆单于夺取单于庭，立长子都涂吾西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楼头为右谷蠡王。屠耆单于在统治地位获得初步巩固后，即于次年早秋令先贤掸兄右奥鞬王与乌藉都尉②各将2万骑屯东方，备御呼韩邪。时居住于西北地区的呼揭王③与唯犁当户，欲构陷右贤王（握衍胸鞮弟），捏称他谋为乌藉单于。屠耆单于不审虚实，杀之。后知其冤，又杀唯犁当户，呼揭王惧而叛，自立为乌揭单于。右奥鞬王得报，自立为车犁单于。而乌藉都尉亦称乌藉单于。屠耆堂为讨平叛乱，使都隆奇击乌藉单于，亲统兵进击车犁单于，乌藉、车犁败，奔窜于西北地区，谋与乌揭单于会合，约共尊车犁为单于。屠耆单于遣左大将、都尉统兵拒呼韩邪，自率军击车犁。车犁单于败，远遁。
公元前56年（汉宣帝五凤二年），呼韩邪单于遣弟右谷蠡王等将兵击屠耆单于屯兵，杀略万余人。屠耆单于得报，统兵6万骑击呼韩邪。兵败自杀。都隆奇与屠耆单于少子姑瞀楼头投奔汉朝，而车犁单于亦东返降于呼韩邪。呼韩邪左大将乌厉屈与父呼遫累乌厉温敦，见内乱迭起，又率众降汉。不久，季陵子复立乌藉都尉为单于，屠耆单于从弟休旬王于西部自立为闰振单于，呼韩邪单于兄呼屠吾斯于东部自称郅支骨都侯单于。呼韩邪单于击杀乌藉都尉后返回单于庭。但闰振单于与郅支单于又互相攻杀。公元前54年，那支单于击杀闰振单于，尽有其众，发兵攻呼韩邪。呼韩邪败走，单于庭为郅支所据。
为了摆脱危局，左伊秩訾王建议呼韩邪“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④。单于近臣极力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匈奴人之所以能显威名于世，全赖“马上战斗为国”①，是壮士所为；“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若“臣事于汉”，则“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②。针对诸大臣们的鼓譟，左伊秩訾王根据当时的形势指出：“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③。据理力争。终于使呼韩邪单于采纳其建议，引众傍近汉塞，并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公元前51年（汉甘露三年），又亲至长安朝觐汉宣帝刘询。刘询授予玺绶、冠带、黄金、锦绣、缯絮等物，使驻漠南光禄塞（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北），又拨运米谷34000斛供食用④。呼韩邪单于附汉，是匈奴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既是匈奴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汉、匈关系发展的结果。它不仅宣告了匈、汉两大民族战争状态的结束，并代之以匈、汉合作的新局面，打破自“三代”以降“胡、越不与受正朔”的旧传统，开辟了北方民族政权接受统治中原王朝领导的先例，与此同时，还促进了塞北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加强了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向心力与内聚力，并为尔后的进一步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呼韩邪单于附汉时，郅支单于为取得汉朝的支持与帮助，亦遣子驹于利受入侍汉廷，并不时令人至长安贡献。汉朝虽待以厚礼，但每次赏赐俱薄于呼韩邪单于。
郅支初以为呼韩邪降汉，兵弱不能再归单于庭，遂引众西向，谋攻夺定右地。不料屠耆单于弟已居其地，自立为伊利目单于。那支并有其众。后自度无力统一匈奴，率众继续西徙，企图与乌孙昆弥乌就屠联合。乌就屠见呼韩邪附汉，杀其使，发兵佯往迎。郅支知觉，勒兵破其众。复乘势败乌揭、坚昆、丁令⑤三国、建庭于坚昆。
郅支自以距汉地远，又怨汉助呼韩邪单于，于公元前44年（汉元帝初元五年），困辱汉使者江乃始等，复索还侍子，杀汉使司马谷吉。后知呼韩邪势渐强，率众西迁康居（今哈萨克斯坦联邦东南部一带）。中道适天气骤寒，人多冻死。及至康居，仅存3000人。康居王时欲倚之以威胁邻国，招为婿。郅支于是借康居兵，数击乌孙，深入赤谷城（今伊塞克湖南面伊什提克），杀略人民，驱掠牲畜。公元前36年（汉元帝建昭三年），为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所击杀⑥。
呼韩邪单于获悉郅支被杀，既喜且惧。公元前33年（汉元帝竟宁元年），又至长安朝觐汉元帝刘奭，请“婿汉氏以自亲”⑦。刘奭以后宫女王嬉（字昭君）赐单于。单于号王嬉为宁胡阏氏，并表示愿保上谷至敦煌一带边塞。但仅过两年，单于病死。尔后，其子复株累若鞮单于（雕陶莫皋，前31—20年），搜谐若鞮单于（且糜胥，前20—12年）、车牙若鞮单于（且莫车，前12—8年）、乌珠留若鞮单于（囊知牙斯，前8—公元13年）、乌累若鞮单于（咸，公元13—18年）等相继嗣位。
在复株累若鞮单于等统治期间，因各单于都恪守“传国与弟”“约令”①，又能与汉朝保持较密切的和平友好关系，因此，其政治、经济一般都比较稳定。只是在王莽篡汉（公元9—21年）后，由于实行歧视压迫匈奴政策，并从中进行挑拨离间，致使表面平静而实际存在的矛盾又不断加剧。
公元18年（新莽天凤五年）乌累若鞮单于死，其弟舆继立，称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他性贪婪，又刚愎自用，掌权后，为了改变兄终弟及的传位制度为父子继承制，便废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斯承袭左贤王位，复杀知牙斯。于是引起了右奥鞬王比的不满，乃出怨言：“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当立；以子言之，我前单于长子，我当立”②。单于知比不服，心怀疑贰，遣两骨都侯监领比所部官兵。公元46年（东汉建武二十二年），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死，子左贤王乌达鞮侯立。又死，其弟左贤王继之，称蒲奴单于。右奥鞬王比因不得立，怨恨交加。时值匈奴“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③，蒲奴单于畏汉伺其隙，遣使至渔阳求和亲。比于是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向西河太守求内附。事为两骨都侯知觉，劝单于于五月龙城会盟时杀比。比惊惧，集所辖南边8部众4—5万人谋杀两骨都侯。两骨都侯知信，奔告单于。单于发兵驰击。后因见比兵众多，未敢妄动。比知难以继续共事，于公元48年（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在8部大人拥戴下，袭用其祖稽侯珊号，称呼韩邪单于，并于当年款五原塞（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示“愿永为蕃蔽”④。公元50年（建武二十六年），复遣子入侍。东汉政府仿照西汉对待稽侯珊旧例，颁给黄金质玺绶、冠带、衣服、车马、黄金、锦绣、缯絮等物；又米糒25000斛，牛羊36000头接济。此外，又于五原塞西80里，为之建立单于庭，旋徒云中。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
南匈奴的内附，既是匈奴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也有一定关系。因为自公元18年以后，呼韩邪单于比一直驻牧于匈奴南边，所领八部牧民，长期析居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上谷等郡地，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颇深，因而要求与汉族人民和好的愿望也较强烈。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显然是一种进步现象。
南、北匈奴的分裂，使匈奴势力再次受到削弱，并成为其走向衰微的新的转折点。
匈奴二部，虽然分居大漠南北，但纷争并未因此中止。为了争夺地盘，扩张势力，彼此之间仍不时互伺嫌隙，控弦抗戈。公元50年冬，呼韩邪单于因五骨都侯叛乱，为蒲奴单于击败，徒居西河美稷（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西北），汉使中郎将段彬及副校尉王郁为之卫护。南单于（呼韩邪单于）令韩氏骨都侯屯北地郡，右贤王驻朔方郡，当于骨都侯戍五原，呼衍骨都侯守云中，郎氏骨都侯、左南将军、栗籍骨都侯分别屯定襄、雁门和代郡，各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⑤。北单于（蒲奴单于）惧，将部分被俘汉人送还，复数遣使请和亲。汉从司徒掾班彪计议，依照从前待呼韩邪稽侯珊、那支单于行事。
公元5发表于 2011-9-25 19:00:42|只看该作者 6年（东汉中元元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比死。丘浮尤鞮单于（莫，公元56—57年）、伊伐於虑鞮单于（汗，公元57—59年）、醞僮尸逐侯鞮单于（适，公元59—63年）、丘除车林鞮单于（苏，公元63年）、湖邪尸逐侯鞮单于（长，公元63—85年）等相继嗣位。“时北匈奴犹盛”⑥，不时出兵犯汉塞，汉廷每以为忧。会北单于请“合市”，致和亲，汉廷令越骑司马郑众往使。南匈奴须卜骨都侯知汉与北匈奴通款，谋往附。汉察其情状，置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又遣副校尉来苗等屯五原曼柏，骑都尉秦彭将兵屯美稷。不久，北匈奴果遣骑2000谋迎骨都侯。因见汉兵严备，始退走。但此后又经常出没于汉边郡一带。
东汉王朝为维护北部边境安宁，公元73年（东汉永平十六年）发缘边兵分道北征。南单于遣左贤王信随太仆祭彤等出朔方高阙击皋林温禺犊王；窦固、耿忠出酒泉击呼衍王；耿秉、秦彭出张掖、居延击句林王；来苗、文穆出平城塞（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北击。但除窦固一路外①，余俱无功而还。北匈奴众纷纷远徙。公元76年，皋林温禺犊王率众返居涿涂山（今蒙古国满达勒戈壁附近），南单于率轻骑偕乌桓及缘边兵出击，杀数百人，降三四千人。
北匈奴统治集团由于经常对外掠夺，部分人众逐渐产生厌战情绪，并想摆脱其羁绊南下附汉，经上述两次战役后，遂不时有人从中脱出南投。例如公元83年至五原塞的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38000人，公元85年陆续进塞的车利、涿兵等“七十三辈”内附，就是明证②。由于逃亡人数不断增加，势力受到严重削弱，被奴役的各族人民乘机奋起反抗，蒲奴单于内外交困，被迫率众远徒。
公元87年（东汉章和元年）；鲜卑进入匈奴左地击北匈奴，斩优留单于，“北庭大乱”③。屈兰、储卑、胡都须等58部、20万人分别至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郡投附东汉。会南匈奴休兰尸逐侯鞮单于屯屠何（公元89—93年）不久立，上书东汉王朝，请“破北成南，并为一国”④。东汉王朝允其请，命窦宪为车骑将军，执金吾耿秉为副将军，合南单于兵北击。双方鏖战于稽落山（今蒙古国乌布苏泊）等地。北匈奴败，被杀万余人，20余万人降附。公元90年，屯屠何复请出塞。左谷蠡王师子率左、右部8000骑出鸡鹿塞，再次败北单于，斩杀8000人。窦宪以北单于微弱，欲乘势灭之，于公元91年又令耿夔出居延，围北单于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破其众。北单于被迫逃奔康居⑤（后复西徙，与从前西迁的匈奴人会合）。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为单于，将右温禺鞬王、骨都侯以下数千人至蒲类海，请内附于汉。汉令耿夔颁给印绶，使中郎将任尚持节卫护屯伊吾，值窦宪罹罪被诛，故放除鞬旋又叛去。汉遣长史王辅与任尚击杀之，灭其众。北匈奴亡，地为鲜卑所据，余众10余万落皆自号为鲜卑①。
在北匈奴走向衰落时，南匈奴由于得到东汉的支持，接纳了北匈奴部分降众，故史称其“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六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②。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深，政治危机也日趋严重。
公元93年（东汉和帝永元五年），南单于屯屠何死，前单于伊屠於闾鞮单于宣弟安国立。安国初为左贤王，“无称誉”③。左谷蠡王师子“勇黠多知”④，向为单于宣及屯屠何器重，数将兵出塞，屡有建树。既为族人推重，亦颇得汉帝宠遇。安国心常怀妒忌，曾阴谋偕北匈奴降众袭杀之。师子觉察，徙居于五原附近一带驻牧，不往单于庭会盟。时使匈奴中郎将杜崇与安国不睦，崇乃偕度辽将军朱徽集西河郡等兵讨之。安国畏惧，其舅喜为惧祸及己，遂杀安国，立师子为亭独尸逐侯鞮单于。
师子初立时，北匈奴降众即有五六百人来袭，为汉安集椽王恬等击败。北匈奴降众15部20余万人胁屯屠何子奥鞬日逐王逢侯为单于，杀略吏民。焚烧邮亭庐帐，谋渡漠北。为汉朝光禄勋邓鸿、护羌校尉任尚及师子等兵击败，部众分解为左、右两部。左部屯朔方西北，右部驻涿涂山下，相距数百里。旋左部复自相猜疑，叛而降汉，逢侯所领右部则由于鲜卑进攻，加上饥饿困迫，多为鲜卑所并，只有少部分归附于东汉。
公元98年（东汉永元十年）师子死后，万氏尸逐鞮单于檀、乌稽侯尸逐鞮单于拔、去特若尸逐就单于休利先后嗣位。在檀、拔、休利等统治期间，因东汉政治黑暗，政局动荡，民变不断发生，起义农民劫官府，攻城略邑，居住于边境的氏、羌等族人民也不时聚众反抗。在各族人民反抗斗争影响下，140年（东汉永和五年），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也聚众暴动，引兵进攻西河郡，并诱右贤王合兵围美稷，杀朔方、代郡长史。度辽将军马续与中郎将梁并破之。吾斯聚集亡叛，继续驰驱于边塞。中郎将陈龟以单于休利不能制部众，“外顺内畔，促令自杀”⑤。吾斯等怒，立车纽为单于，引乌桓、羌胡等数万攻破京兆虎牙营，侵掠并、凉、幽、冀四州。中郎将张耽将兵败之，车纽被迫降，吾斯与薁鞮台香、且渠伯德等继续进行顽强斗争。东汉虑战火日炽，于公元143年扶立久居于洛阳的南匈奴贵族兜楼储为单于，使人将其护送南单于庭，又令马寔继续围攻吾斯。马皇先募人杀吾斯，然后乘势出击，败之。乌桓70余万人相继降。暴动以失败告终。
公元147年（东汉建元元年），兜楼储死，伊陵尸逐就单于居车儿继位。居车儿对东汉虽极忠诚，但为人平庸，少威望。155年（东汉永寿元年），左薁鞮台耆、且渠伯德等7000人再度暴动，攻略美稷、安定等地，为属国都尉张奂击破⑥。公元158年，南匈奴休屠各部与乌桓、鲜卑又举行暴动，亦以失败告终。
居车儿在位25年。其子孙屠特若尸逐就单于、呼徵单于、羌渠单于相继立。羌渠单于在位时，由于东汉统治阶级更加腐朽，各地农民起义已风起云涌，而地方势力也纷纷割地自雄。公元187年（东汉中平四年），前中山大守张纯联合乌桓进攻青、徐、幽、冀四州，自称弥天安定王⑦。东汉命单于遣兵助幽州牧刘虞往讨。羌渠令左贤王将兵出征。匈奴人民恐单于“发兵无已”①，右部■落遂与屠各部联合，杀羌渠。
羌渠单于被杀后，子右贤王於扶罗立，称持至尸逐侯单于。於扶罗继位时，因反叛者惧其报杀父之仇，别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放扶罗怒，谋亲往洛阳请东汉帮助，适值汉灵帝刘宏病逝，局势混乱，遂被迫率数千骑与农民起义军的中一支——白波军结合，进攻河南（今河南省黄河以北一带）、太原（今山西省南部一带）。时各地封建主为了对付起义军，纷纷结营自保。放扶罗在战争中遭受很大损失。为保存实力，旋决定退兵返回单于庭，但遭驱逐。他在河东郡平阳县驻了一段时间后，又卷入袁绍和袁术等的割据斗争之中。
须卜骨都侯立一年而死，单于庭虚其位，以氏族首领权行其事。公元194年，於扶罗亦死，弟呼厨泉继为单于。扶罗子刘豹为左贤王。据传刘豹即是4世纪初年建立“汉”国的刘渊之父。
呼厨泉是南匈奴最后的一位单于，掌权后，曾多次受到鲜卑的袭击。公元216年，呼厨泉投靠曹操。曹操为了削弱势力，分其众为5部，每部选尊贵者为帅，别令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令左部居太原故兹氏县（今山西省汾阳东南）、右部居祁县（今山西省祁县东南）、南部居蒲子县（今山西省隰县）、北部居新兴县（今山西省忻县）、中部居大陵县（今山西省文水县东北）②。匈奴部落组织虽然名义上虽还被继续保存着，但权力却已全部落入曹魏政权的手中，单于只是徒有虚名的称号，南匈奴国家政权亡。
第四节4至5世纪的匈奴
公元3世纪初期，由于社会危机的发展，东汉王朝内部经过军阀混战，最后形成了魏、蜀、吴三个封建割据集团，历史上称之为“三国”。三国之间，为了扩充地盘，掠夺财富，又进行了长期战争。3世纪中期，吴、蜀二国先后为魏吞并，而魏国政权实际上已掌握在司马氏手中。公元265年（魏咸熙二年），司马炎废曹矣，建立晋朝，史称“西晋”。
西晋建立初期，虽然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恢复的措施，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但由于司马氏政权是一个以士族门阀集团为核心的封建政权，其贪婪、荒淫、奢侈和残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阶级，故此后不久，社会又再度陷入危机，并导致了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促使西晋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趋于白热化。各族人民被迫离乡背井，纷纷流亡，形成大规模的流民浪潮。西晋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顾广大流民的死活，勒令他们返回本土，终于激起了广大流民的反抗，形成波澜壮阔的各族人民大起义。
在中原地区政治、经济的影响下，当时迁居塞内的匈奴人也发生很大变化③。除南匈奴外，又先后分解出屠各胡、临松卢水胡、铁弗匈奴三个重要分支集团。屠各胡与南匈奴散居于今甘肃、陕西、山西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一带，其中以居住于山西省的部分为最多、最强。两部分匈奴人，在公元4世纪前30年间，曾联合在今山西和陕西二省建立“汉—前赵”政权。“临松卢水胡”④居于今甘肃省河西走廊与青海省之间，5世纪前期于河西一带建立“北凉”。“铁弗匈奴”是鲜卑人与匈奴人融合后产生的一个分支群体，原居于今内蒙古河套一带，5世纪初年，在今陕北一带建立“大夏”国。
一、汉——前赵
公元291年（西晋元康元年），西晋统治阶级由于争权夺利，终于导致了“八王之乱”。304年（西晋永兴元年），成都王司马颖因在混战中处于劣势，引匈奴作外援，拜匈奴屠各部首领北部都尉刘渊（刘元海）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⑤，并遣之回并州去召集匈奴5部骑兵前来支援。但刘渊回并州后，并未出兵赴援，而是自称“大单于”，于离石左国城（今山西省离石县北）建立政权，称“汉王”，树起反晋旗帜。远近归附者数万人。
308年（西晋永嘉二年）秋，刘渊攻克平阳、河东二郡，迁都于蒲子（今山西省隰县）。继又徒平阳，进位皇帝，改元“永凤”，以子刘和为大将军，刘聪为车骑大将军，族子刘曙为龙骧大将军。时啸聚于青州、徐州的王弥，赵、魏的汲桑、石勒①，上郡鲜卑人陆逐延，氏族酋长单征等，纷纷归附，拥其为反晋共主。
310年（晋怀帝永嘉四年），刘渊病死，子刘和继位。和性“多猜忌，驭下无恩”②，轻信卫尉刘锐、宗正呼延攸（和之舅）、侍中刘乘谗言，为铲除异己，发兵击楚王刘聪、齐王刘裕、鲁王刘垄北海王刘乂。刘聪因早有防备，遣兵还击，杀刘和、刘锐、刘乘和呼延攸，自立为帝，改元“光兴”，命刘乂为皇太弟，子刘粲为河内王，刘易为河间王、刘翼为彭城王，刘悝为高平王；粲兼为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石勒为并州刺史、汲郡公。在统泊地位获得初步巩固后，又命刘曜驱兵入洛，与晋军周旋于梁、陈、汝、颍间。次年，复命呼延宴统兵27000人进攻洛阳，纵兵大掠，俘晋怀帝司马炽。316年（西晋建兴四年），令刘曜进驻关中，围攻长安。时司马邺为帝，邺败，被迫出降，西晋亡。
由于不断对外发动战争，而刘聪即位后又穷奢极欲，游猎无度，经常饮宴后宫，致使朝廷“阿谀日进，货贿公行”③，群臣言事，俱听任中常侍（宦官）王沈等决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日益加剧。
318年（东晋太兴元年），刘聪死，子刘粲嗣位，改元“汉昌”。粲为人“任性严刻无恩惠”，拒谏饰非，呢近奸佞，“好兴造宫室”④。又轻信大司空靳准言，收捕太宰刘景、大司马刘骥、车骑大将军刘逞等人，终于众叛亲离。靳准早有图谋，遂于是年八月，乘粲治兵于上林时将其杀害，自号大将军、汉大（一作天）王，置百官，遣使称藩于东晋。
刘曜得悉靳准构乱，自长安发兵往晋阳。时石勒亦引兵500屯襄陵（今山西省平阳县东南）北原。刘曜抵赤壁（今山西省河津县西北），会太保呼延宴自平阳来归，于是，便在呼延宴等拥戴下即帝位，改元“光初”。曜以朱纪为司徒，呼延宴为司空，使太尉范隆以下各复本职，以石勒为司马、大将军，加九锡，进爵赵公。石勒围靳准于平阳，收降巴（巴氏）、羌、羯10余万落。曜遣兵屯汾阴（今山西省河津县西南），偕石勒共击靳准。准自度不能敌，欲谋降，为左右车骑将军乔泰、王腾、卫将军靳康（准从弟）执杀。尚书令靳明继位。明令卜泰奉传国玺降刘曜。石勒怨怒，挥师攻靳明。明率平阳士女15000人投刘曜。曜以靳准灭刘氏宗族，将靳氏男女老少尽行处死。石勒占据平阳，焚其发表于 2011-9-25 19:06:30|只看该作者 宫室，自归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319年（东晋大兴二年），刘曜返长安，立羊氏为皇后，子熙为太子，缮宗庙社稷，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关陇氏、羌各族皆降服。
在刘曜建国不久，石勒于襄地亦建立“赵国”，自称大将军、大单于、领冀州牧，史称“后赵”。后赵建立后，与前赵经常互相攻战，给各族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328年（东晋咸和三年），刘曜在洛阳战斗中兵败被杀，子刘熙偕南阳王刘胤弃长安奔上邦（今甘肃省天水市西），为刘虎所杀，前赵亡。部众或死或徙，留居并州及秦、雍一带的，大都散居于北魏时兴起的稽胡中。
二、北凉
在前赵灭亡半个世纪以后，临松卢水胡又崛起于张掖一带，并建立政权，史称“北凉”。
“北凉”的创建者为沮渠蒙逊。蒙逊先世为匈奴左沮渠（官名），因以为姓。祖父祁复延曾为“伏地王”①，父法弘为前秦中田护军。后父死，代领部曲。吕光建立后凉时，蒙逊伯父罗仇、麹粥分别为尚书和三河太守；从兄男成为将军，守晋昌；而蒙逊“自领营人，配箱直”②，肩负宿卫。
397年，吕光信谗言，杀罗仇及麹粥。蒙逊素来“博涉群史”，“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③，不堪吕光凌辱，遂乘归葬罗仇机会，聚众起兵，攻占后凉临松郡，进屯金山（今甘肃省山丹县）。男成闻讯，也聚众数千，屯于乐涫（故址在今甘肃省高台县西北），败酒泉太守垒澄。继而又进军建康（在今甘肃省高台县南），遣使说服建康太守段业背吕光。397年（东晋隆安元年），段业在男成等拥立下，自称大都督、龙骤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玺”。授男成为辅国将军，蒙逊为张掖太守。399年，段业即凉王位，授蒙逊为尚书左丞，梁中庸为尚书右丞。后见蒙逊雄武有谋略，心存畏惧，欲疏远之。蒙逊愤恨，知无法相容，暗弄权术，于401年（东晋隆安五年），约从兄男成同祭于兰门山，但又密遣人告业，“男成欲以取假日为乱”①，使业杀男成。此后，反诬段业在害忠良③，集部众杀业，夺取后凉政权，自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改元“永安”。署从兄伏奴为镇军将军、张掖太守、和平侯；弟沮渠挐为建忠将军、都谷侯；田昂为镇南将军、西郡太守；臧莫孩为辅国将军；房晷，梁中庸为左右长史；张骘、谢正礼为左右司马。当蒙逊登北凉王位时，周邻地区除北魏与东晋对峙外，还有都于长安的后秦姚兴（羌族），都于苑川的西秦乞伏乾归（陇西鲜卑），都于西平（今青海省西宁市）的南凉秃发利鹿孤（河西鲜卑）、都于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的后凉吕隆（氏族）、都于敦煌的西凉李暠（汉族）等国群起并立，形势极为险峻。蒙逊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先遣使奉贡于后秦，继又纳款于南凉，复励精图治，招贤纳士，发展生产，积聚力量。经数年休养生息，势力渐强，遂逐步向外扩张。410年（东晋义熙六年），南凉王秃发候檀出兵攻蒙逊。蒙逊率兵与战于穷泉（今甘肃省山丹县东南），败其众，乘胜进围姑臧，克之。412年，蒙逊自张掖迁都姑臧，称河西王，改元“玄始”，以子沮渠政德为世子、加镇卫将军，录尚书事。414年，西秦河南王乞伏炽磐灭南凉，辖地与北凉相接，双方不时交兵。又多次出兵伐西凉。421年，蒙逊灭西凉，据有西凉7郡。由于与西域诸国交通，在境内大兴佛教。428年，西秦王乞伏炽磐卒，子乞伏暮末嗣位，曾多次谋进取，俱未果。433年（南朝宋元嘉十年），蒙逊病卒，子沮渠牧健（一作茂虔）继位②，改元“永和”，册子封坛为世子，加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蒙逊在世时（430年冬）受北魏册封；牧健嗣位后，继续奉行臣属于魏的政策，以妹兴平公主护送北魏为拓跋焘右昭仪，煮亦以妹武威公主妻牧剑439年（北魏太延五年），以牧健有轻北魏意，且与嫂通奸，拓跋焘亲征。因沮渠祖、沮渠万年相继纳款，姑臧城破，牧健被迫率文武5000人出降⑤。武威、张掖、酒泉一带尽为北魏军所占有。牧健弟沮渠无讳、沮渠宜得奔敦煌，422年（北魏太平真君三年），无讳以乏食率众万余户西走，命弟沮渠安周击鄯善（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同年九月，又出兵夺高昌，并遣使向甫朝宋献方物，受封为都督凉州、河州、沙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河西王。
444年，无讳卒，弟安周立。460年，高昌为柔然所破，安周被杀，北凉亡。
三、大夏
“大夏”是“铁弗匈奴”首领赫连勃勃在朔方建立的一个政权。所谓“铁弗”，意为匈奴父、鲜卑母之裔，即匈奴与鲜卑两民族的融合体。据史载，赫连勃勃先世，原与“汉”刘渊为近支。汉主刘聪在位时，其曾祖铁弗刘虎曾受册封为楼烦公。后刘虎死，祖务桓继立，务桓为保存实力，曾相继依附于代王什翼舰后赵石虎。
356年（东晋永和十二年），务桓死，叔祖阏陋头代立，部落多叛归悉勿祁。359年，悉勿祁死，父卫辰嗣立。卫辰为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一面遣子向代王朝献，一面又潜通前秦荷坚，受其册封，请入塞寄田（借地耕种），势力日张。
公元365年（东晋兴宁三年），卫辰联合贰城（今陕西省黄陵县西北）匈奴右贤王曹毅，出兵2万进攻秦杏城，为符坚击败，曹毅降，卫辰被擒。坚时经略中原，正需匈奴力量以供驱使，遂授曹毂力雁门公，卫辰为夏阳公，仍使其各统所部④。什翼犍不满卫辰投奔苻坚，集兵往击。卫辰西走，苻坚将其护送回朔方，并遣兵戍守。374年，什翼键复遣兵往征，卫辰南奔，请援于苻坚，坚发幽、冀、并三州分道击代。什翼键令匈奴部帅刘库仁领兵迎战。库仁败，翼犍率众逃奔阴山以北。苻坚以其地分为东、西二部分，黄河以东一带归隶刘库仁，黄河以西一带归隶卫辰，各拜官爵。卫辰因列于库仁下，不久便杀秦五原太守叛，被库仁击败。苻坚为羁摩卫辰，不仅未予计较，且封之为“西单于”，令摄河西诸族庶务，筑代来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旗东南）供屯驻⑥。383年，苻坚因淝水之战败归，政权分裂，西燕慕容永遂拜卫辰为大将军、朔方牧，后秦姚苌也拜之为大将军、大单于、河西王、幽州牧。391年，卫辰因在与北魏战斗中失败为部下所杀，子勃勃（字屈孑）奔鲜卑叱干部。叱干部帅他斗伏侄阿利将其送交后秦姚兴部下高平公没弈于，被拜为安北将军、五原公，统辖三交（今陕西省榆林县西）五部鲜卑等部众。406年（东晋义熙二年），姚兴与北魏拓跋珪通和，勃勃怨怒，杀没奔于叛。因自视匈奴为夏后氏苗裔，乃于次年六月自称“大夏天王”、大单于①。改元“龙昇”。又仿中原汉族王朝置百官，以长兄右地代为丞相，封代公；次兄力俟提为大将军，封魏公；叱干阿利为御史大夫，封梁公；弟阿利罗引为司隶校尉，若门为尚书令，叱以鞬为左仆射，乙斗为右仆射。
勃勃性“贪暴无亲”②。建立政权后，随即发兵进攻鲜卑薛于等三部，降其众万余人。接着，又集兵窜犯后秦三城（今陕西省延安市东南）以北诸戍及岭北各城。姚兴遣齐难统兵2万进击，兵败。不久，复亲自督兵与战，又败。此后，彼此间经常互相攻战。勃勃还出兵进攻南凉，俘其众27000人，牛、马数十万。411年（东晋义熙七年），勃勃举兵进攻安定（今甘肃省泾川县北），破姚兴尚书杨佛嵩于青石北原，降其众45000人，俘获战马20000匹；后又攻下东乡，徙其众3000余户于贰城。秦镇北参军工买德往附，拜买德为军师中郎将。
公元413年（东晋义熙九年），勃勃因欲“君临万邦”，改元“凤翔”，并命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10万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建都城，赐名“统万”（故址在今陕西省榆林县西南白城子）。又铸铜为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虎等物，饰以黄金，列于宫殿前。因耻祖先从母氏姓刘，乃改刘为“赫连氏”，意谓“徽赫与天连”③；号其支庶为“铁伐氏”，意谓其“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④。以妻梁氏为王后，子赫连璝为太子，赫连延为阳平公，赫连昌为太原公，赫连伦为酒泉公，赫连定为平原公。
为了反对后秦，勃勃还相继与北燕、北凉结盟。417年（晋义熙十三年），东晋太尉刘裕灭后秦后，因急返洛阳谋篡晋，命子义真镇长安。勃勃得知，发兵乘虚进袭。次年破长安，积人头以为京观，号称“髑髅台”⑤。筑坛灞上（长安城东灞水上），即帝位，改元“昌武”，仍都“统万”。
勃勃嗜杀成性，视人民如草芥。常居城上，置弓剑于侧，凡有嫌忿，便亲手格杀之。臣僚中有忤视的毁其目，笑者割其唇，谏阻者则先割其舌而后斩之。尝集工匠制造兵器，器成验视；见射甲不能入，斩弓人；射之能入，斩铠匠。赫连勃勃是当时一远近闻名的暴君。
425年（南朝宋元嘉二年），勃勃死，太子赫连璝因在内部争权中被杀，次子赫连昌继立，改元“承光”。
赫连昌继位后，因兄弟间仍继续互相残杀，势力被削弱。时值北魏强盛，正谋对外用兵，遂发兵伐夏，围统万，破长安。
427年，北魏主拓跋焘再次督兵进攻统万，双方鏖战。赫连昌败，逃往上邦（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王公、卿将、诸母、后妃、宫人皆被俘，损失马3O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头。①北魏军虽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拓跋焘仍不肯罢休，次年又令尉眷攻上邦，奚斤攻安定，擒赫连昌。拓跋焘以妹始平公主妻之，拜为常忠将军、会稽公。继又晋封秦王。但赫连昌耻居煮篱下，不久即背魏西走，于五原为北魏斥候将所击杀。
赫连昌被杀后，弟赫连定收其余众逃往上邽，并于428年春即帝位，改元“胜光”。赫连定本欲向北魏复仇，收复统万城，但因势力太弱，始终未敢实行。后闻西秦穷蹙，其王困顿难以自存，流亡于南安（今甘肃省陇西县东）城就食，遂于431年（南朝宋元嘉八年）遣叔父韦伐督兵一万攻南安。西秦王乞伏暮末被迫降，杀之。赫连定贪婪无厌，复欲击北凉沮渠蒙逊，不意中道为吐谷浑王慕容璝所截击，败，被执送平城，为拓跋焘所杀，夏亡。
自“汉——前赵”、“北凉”、“大夏”灭亡以后，“匈奴”这一民族共同体从此便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别有“北周”字文氏，“北魏”中的独孤氏，来源也是匈奴。但因与鲜卑关系较密切，将在鲜卑部分叙述），余众有的继续沦为汉族官僚、地主的田客，有的依附于各地的割据政权，有的则流徙于边国，与汉、鲜卑、氏、羌、高车等各民族共同生活，并逐步融合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个别上层人物，则直至隋、唐时期，仍继续活跃于中华民族政治舞台上。
第五节匈奴的经济和文化
一、匈奴的社会经济
匈奴人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畜牧业生产在其社会经济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既是匈奴人衣食住行的最主要来源，也是它赖以扩大再生产的基矗所谓“人食畜肉，饮其汁”②；“衣其皮革，被旃裘”；“各有分地”，“随畜牧而转移”③，就是其社会生活的生动概括与反映。
从现有记述中可知，匈奴人的畜牧业已相当发达，不仅善于放牧马、牛、羊，而且驯养骆驼、驴、赢（骡）等杂畜。《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言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駃騠、騊駼、■騱”。马、牛、羊、驴、骡是尽人皆知的牧畜。至如“橐驼”即是骆驼。“駃騠”，据《本草纲目兽部》解释，是指牡马与驴交配所生之子，实亦骡属；或又释称骏马。“騊駼”，指青色马。“■騱”，《说文》称“野马属”，也是马中的一种。
匈奴人重视养马，因为马可供乘骑、驮运、放牧牲畜，并可供骑射，是从事狩猎和战争的必需工具。据传其对外征战，往往“人兼数骑”，以备“昼夜驰突”④。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冒顿单于以40万骑围汉高祖刘邦于平城，并将马按颜色编队，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龙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辟（赤黑色）马。如果按每人“兼数骑”计，此次战役，便需马100万余匹。牧马业之发达可想而知。
牛和羊的数量之所以较多，一是因为它们易于牧养，繁殖力强。但更重要的是其肉和奶都是牧民日常生活中不可须臾或缺的生活资料。此外，皮还可供制革或裘，毛可制毡。
骆驼、驴、骡等的牧养，虽不如马、牛、羊普遍，但因它们既是食用畜，又可作驮畜，故在生产中也占有相当大的地位。尤其是骆驼，俗称“沙漠之舟”，向以耐饥渴著称，可半月不饮水，负重致远又为马、牛、驴、骡所不及，其为牧民所重视是不言而喻的。
从有驴、发表于 2011-9-25 19:07:03|只看该作者 骡、駃騠、騊駼、■騱等的牧养来看，匈奴人显然已懂得选育良种、培养杂交牲畜和依季节变化放牧、选择草场等技术了。
关于匈奴人畜牧业生产发展情况，史籍无确切的统计材料，但从有关记载中，仍不难窥其大概。史载公元前127年，汉将卫青率兵北击，败楼烦、白羊王时，一次就掳获马、牛、羊100余万头。①前124年，卫青将兵出朔方高阙（今内蒙古自治区临河县狼山山口）击右贤王，获其牲畜“数千百万”②。前71年，汉校尉常惠与乌孙联兵出击右谷蠡王，获其马、牛、羊、驴、橐驼70余万头③。89年，东汉将领窦宪率兵破北单于私渠比鞮海（今蒙古国乌布苏泊），又获马、牛、羊、橐驼100余万头④。通过以上事例，不难看出，匈奴人的畜牧业生产规模已相当可观。
除畜牧业外，匈奴人还兼营狩猎。《史记匈奴列传》载，“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又云，“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前43年（汉元帝永光元年），居住于汉塞附近的呼韩邪单于，就因“民众益盛，塞下禽兽颈⑤，诸大臣劝其北归单于庭。可见狩猎在其社会生活中，是占居相当重要地位的。
匈奴人的狩猎方式，从阴山岩画及有关记述考察，大致有个人猎、群猎和集体围猎三种。个人猎、群猎属于生产活动的一部分；而集体围猎则往往是战争的同伴物，随时都可能被转变为对敌作战。
农业也有一定的发展。据考古发掘证实，匈奴人早在公元前3世纪时就已有农业了。因为在蒙古国发掘的匈奴墓葬中，不仅有残存的农作物种籽、农具，还出土有盛装谷物的大型陶器。⑥在已发掘的匈奴城镇遗址中，还出土了犁铧和石磨。汉文史籍也有匈奴人从事农业的记载。《史记卫将军列传》载，公元前119年（汉元狩四年），卫青将兵击匈奴，在抵达寘颜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南面支脉）赵信城时，曾“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余粟以归”。又《汉书匈奴传》云，公元前89年（汉征和四年）秋，匈奴地区因连续数月降雨、雪，致使畜产多冻饿而死，人民疫病，“谷稼不孰”。《汉书西域传》云，汉昭帝刘弗陵时，乌孙公主上书，言匈奴派骑兵至车师“屯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一带）。及汉宣帝刘询即位，遣将军督兵击车师。时在车师屯田的匈奴骑兵4000人闻讯，主动放弃车师撤退。
在壶衍鞮单于统治时期，由于母阏氏“不正”，部众乖离，单于惧汉兵乘势发动进攻，便采纳卫律建议，建城筑楼以储存谷物，谋与移居当地汉族人民一起坚守⑦。后因有人反对，始被迫中止。
事实说明，匈奴人是习知农业的。有的学者把匈奴农业完全视为移居当地的汉人所经营，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
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灌溉便利的河湖一带，已逐步出现定居。在贝加尔湖、叶尼塞河、色楞格河、鄂尔浑河、克鲁伦河和图瓦河流域等地，公元前2世纪后，还相继出现了城镇。俄、蒙学者报道，截至1960年止，在上述地区曾先后发现匈奴城镇遗址十多处。俄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的伊沃勒镇，就是当时的一个设防城堡遗址。堡内不但可以驻军，还居住有从事农业的居民。从当地出土文物中，除见有大量铜器外，还有纺轮、犁铧、铜杯、铜锅、铁刀、铁片、铁钉等物。从《史记》、《汉书》中，亦有头曼城，范夫人城、赵信城、颓当城等的记载，这与考古发现，正好互相印证。
公元3世纪初年，南匈奴投降曹魏后，被安置于并州地区，由于他们长期与汉族人民杂居错处，促使农业又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不仅半农半牧的人有较大增加，弃牧从农的人也有所增长。有的甚至沦为当地豪强地主的“田客”。因而当汉—前赵、北凉、夏等相继立国时，建筑城堡便更加普遍。见于史书的就有八门城（在西河县，刘元海筑）、卧龙城（在姑臧，似为北凉筑）、盖鸟城（在姑臧，似为为凉筑）、鹅城（在清源县，刘曜筑〕、平阳城（在平阳，刘元海筑）、大于城（在文水县、刘元海筑）、西平城（在西平西，刘聪筑）、夏太后城（在洛交县，赫连勃勃筑）、灵州城（在龙武县西南，赫连勃勃筑）、吴儿城（在龙泉县，赫连勃勃筑）、甘泉城（在下邦县，赫连勃勃筑），以及黑城、统万城、白马骝城等。
农业生产的进步，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并促使逐步与农、牧业分离，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匈奴人的手工业，最重要的是冶铁业。从已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出，早在公元前3世纪时，匈奴人就已使用铁器了，并广泛应用于畜牧业、农业和军事。如铁镰、铁刀、铁锌、铁镞、铁鹤嘴镐①、铁马嚼、铁剑等物，就是有力的佐证。铁工具的使用，是匈奴人手工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铁刀、铁剑等形制看，铁器生产估计与汉族影响有关。有些匠人，很可能是来自中原地区的汉人。
其次，是铸铜业。从蒙古国诺颜山，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出土的铜铁、铜刀、铜剑、铜斧、铜马嚼、铜炉、铜炊具、铜勺、铜壶、铜鼎、铜钟、铜铃、铜镜等的制作中，可以看出，制铜技术已相当发达，并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
再次，是金银制造业。匈奴人生产的金银制品，不但种类多、形制复杂，而且制作精巧，具有极高的工艺水平，已能从事包金、镀金、压片、锤鍱、凿孔、抽丝、焊接等多种技术。1972年在内蒙育自治区杭锦旗阿鲁柴登的匈奴墓中，曾出土了大批金银器，大约是战国时期的产品。如鹰形黄金冠、黄金冠带、虎牛争斗图案的长方形黄金饰牌、镶有宝石的黄金饰牌，用薄金片压成的虎形、鸟形、羊形、刺谓形、兽头形、火炬形饰片、金锁链、金项圈等；银器有白银铸成的虎头饰件，用银片压制成的饰牌等，都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②
1979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西沟畔的匈奴墓中，也发现不少金银器，如金项圈、金丝耳坠、金指套等③。
类似的制品在漠北匈奴墓中，也有普遍发现。
制革业。匈奴人因主要从事畜牧业，故制革业在社会经济中有着广泛的基础，他们不但以畜皮和兽皮制成裘①，还以皮革制造铠甲（革笥）或造船（马革船）②。
制陶业。从诺颜山等地匈奴墓葬中发掘的陶器看，制陶技术大都已摆脱原始的手制方法而应用轮制了。不仅款式新颖，制作精致，而且花纹也很复杂。《汉书苏武传》载且辊侯单于弟於靬王弋射北海（贝加尔湖）时，曾赠苏武马畜、穹庐和服匿。所谓“服匿”，就是匈奴人用以盛酒和乳浆的陶缶③。据传陶缶直至南齐时还有流传。
木器业。史载匈奴人有车，并广泛应用于日常交通和军事。从阴山发现的车辆岩画看，已有战车、载物车和作为住所的车之分。《盐铁论》卷六《散不足》篇云：“胡车相随而鸣”。《汉书扬雄传》引《长杨赋》云：“砰轒轀，破穹庐。”“胡车”、“轒轀”，都是指匈奴车。制造车辆，需要有较高的技术工匠、或专门的手工业作坊才能实现。可见当时木器业的制造技术已相当进步。公元109年，汉兵在常山、中山（今冀北一带）击败南单于万氏尸逐鞮，获其穹庐及车千余辆④。134年，汉军在西域车师阊吾陆谷，狙击北匈奴，也缴获其车千余辆⑤。一次战役，能夺取车辆数以千计，足见其生产规模已相当大。
随着畜牧业、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交易活动也相应有所扩大。由于匈奴的经济基础主要是畜牧业，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大都不能自给，因此为了补充日用必需品的不足，迫切要求用牲畜等物同中原人民进行交换。史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卞”⑥。自公元前133年起，匈奴与汉朝虽绝和亲，又不时发生战争，但却仍然“乐关市”①，往来迄未中断。
根据考古发掘材料，匈奴与中原地区的贸易交换一直很频繁，内容也极丰富，铁器、铜器、木器、漆器、玉器、马具、服饰，黄金、丝织品等，几乎无所不有，充分反映了彼此间经济生活难以分割的密切联系。
除与汉族人民交换外，其与乌桓、羌、西域各国人民间的贸易往来也很频繁。蒙古国诺颜山匈奴墓葬，就出土了不少希腊人织造的丝织品，其中还有三幅刺绣画。
匈奴政权是一个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奴隶来源大部分都是从战争掠夺得来的俘虏。匈奴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广大奴隶和普通游牧民辛勤劳动的结果。
二、匈奴的文化和习俗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匈奴人有语言，无文字。因《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又《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云：其呼衍氏等大姓，“主断狱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不过，从桓宽《盐铁论论功》所云“虽无礼义之书，刻骨卷木（一作‘卷衣，）②，百官有以相记，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看，则又似有文字。否则就无所谓“刻骨卷木”之说。而所谓“有以相记”、“有以相使”的提法，也似乎成为无的放矢。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七引述西方学者论述西迁匈奴人情况时说：匈奴阿提拉“与西国使命往来，坛坫称盛，有诗词歌咏，皆古时匈奴文字。罗马有通匈奴文者，匈奴亦有通拉丁文者，惜后世无传焉。”倘从后两则记载看，则“无文字”之说，似难以成立。但如果断言匈奴人有文字，则其文字是何种形态，目前又无从解答。此事仍有待于考古发掘来证明。
匈奴语言，一般认为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但也有人认为，应属蒙古语族。
匈奴人的民间文学非常丰富，民歌优美动人。公元前121年（汉元狩二年），匈奴为汉膘骑将军霍去病击败，自祁连山和焉支山（今甘肃省河西走廊一带）北撤。此后匈奴人每过此地，便引吭高歌：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歌词取材巧妙，寓意深远，凄切婉转，扣人心弦，不难从中领略其艺术魅力。
据载张骞通西域时，曾在西域得《摩诃兜勒》一曲。《摩诃兜勒》译意为“万岁歌”，有人认为它是匈奴歌曲。西汉著名音乐家李延年曾因其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东汉和帝刘肇时，便将其定为“万人将军”所用③。足见其影响之深广。
匈奴人歌唱，一般都要用胡笳、琵琶、胡笛、“浑不似”、箜篌等乐器伴奏。胡笳是匈奴人最喜爱的重要乐器。据传它最初是用卷芦叶制成的，后始用木管代替，声音哀怨悲壮。《后汉书窦宪传》就有“远兵金山，听笳龙庭”的赞词。琵琶也是匈奴人经常使用的乐器，汉人刘熙云：“枇杷，本出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却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④“浑不似”，又译“火不思”、“火拨思”。据《元史礼乐志》载，其制“如琵琶，直颈，无品，有小槽，圆腹如半瓶榼，以皮为面，四弦，皮絣同一孤柱”。可能为匈奴人所创造。箜篌则似由汉地输入。
匈奴人不仅善歌，而且善舞。史书上关于“胡舞”的记载，显然就是指匈奴舞而言。匈奴的舞蹈，从东汉“灵帝（刘弘）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⑤的记叙看，它一定也是匈奴人民所喜爱的娱乐活动。他们闲暇之时，彼此相聚，载歌载舞，以赞美草原风光。此外，匈奴人也喜爱走马和走骆驼等体育活动。
匈奴人的造型艺术和绘画很有特色。强烈地体现游牧和狩猎生活的现实。在漠北诺颜山以及其它地区的匈奴墓葬中，曾出土了一些牛、马、鹿头形或体形、及野兽相互搏斗的毡毯、铜饰牌、金叶和银片。有些骨器还绘有精美的兽类图案。在诺颜山“巴洛勒德墓”中，还出土了用粘土制成的马和骆驼，作俯伏状的金马，雕兽形的琥珀球；第1号墓出土了兽头铜像；第6号墓出土了木雕马、鹿，玉雕马、牛、鹿和金制兽像；第12号墓出土了绘有牧牛图案的缎子靴；第23号墓出土了饰有兽头的青铜器皿，用石料雕成的带角牛头等。
在出土的毡毯中，有的图案复杂，色彩艳丽；有的以各种丝线绣成，制作精细。例如在诺颜山第6号墓内出土的一块毡毯，长2.6米，宽1.95米。毡毯上覆有深棕色缎子镶边的彩缎。深棕色的贴边上绣有绿、黄、绯红等花纹。沿贴边，四周有一幅宽24—28厘米的带小方格的绣画，画面有用绿色丝线绣成的九棵树，树与树之间各有一对以各色丝线绣成的、作互相追逐状的禽兽。其中4对是鹿和鸟，5对是老虎和犁牛。沿着这幅刺绣的四周，还用绿、黄、绛、绯红等色线绣着方形、圆形、叉形和十字形的花纹，彩缎当中是用丝线绣成的云朵。①
我国考古学者1958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发表于 2011-9-25 19:09:02|只看该作者 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发掘出属于战国时期的匈奴墓葬中，发现兽形的铜饰片及环状、管状铜饰，也是具有重要特色的匈奴艺术品。②1962年在伊克昭盟准格尔旗速机沟发现的汉代匈奴铜器，其中的铜制立式长角鹿，头微昂，双目前视，长角分数枝，四脚直立，神态生动。还有卧式长角鹿，屈足、昂首、双眼作远眺状，两耳竖起，臀部肥硕，腹部细瘦，背有一道突棱，造型优美生动，充分显示了匈奴人的艺术才华。③
匈奴人崇拜自然神，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和祖先。《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人每年有三次集会：正月，诸首领小会单于庭，举行春祭；五月，大会茏城，祭其祖先、天、地、鬼神；秋天，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又言，“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升，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云：“匈奴俗，岁有三龙祠。”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单于既内附，兼词汉帝，因会诸部，议国事，走马及骆驼为乐”。祭拜偶像。公元前121年，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将兵出陇西击休屠王，获其“祭天金人”，就是匈奴人用以祭祀而制作的。有的学者将“金人”视为佛像，殊非是。
在诸神崇拜中，特别注重天神。认为天神是诸神的最高主宰，人世间的得失均仰仗于天。如果人的行动能顺乎天道，天便会给人赐吉祥。否则，天便要给人降灾祸。因此每当行事顺利时，便称之为“天之福”。例如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刘彻欲设谋于马邑伏击匈奴。因汉朝尉史告密，使单于得以脱险。单于在事后说：“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天使他告知我）”。④反之，受到挫折时，也认为是天的意志。例如公元前100年，且鞮侯单于扣留苏武，禁之于大窖中，断其饮食。会天降雪，苏武饮雪水，吃毡毛，数日不死，便以为天意不使之死而徙居北海（贝加尔湖）⑤。又如李广利投降匈奴后，卫律串通胡巫杀之。李广利临死时怒骂：“我死必灭匈奴。”会天数月雨雪，牲畜死亡，人民疾疫，谷稼不熟。狐鹿姑单于惊惧，便为之立祠室奉祀。⑥
由于视天神为最高主宰，故凡设重誓或重要盟约时，往往也以天作担保。公元前43年，匈奴同汉朝会盟，便要汉一起立下誓言：如有先背约者，将“受天不祥”①。
匈奴人信“巫”。在匈奴人的思想意识中，鬼神支配着人的一切行动。但鬼神生活在太虚之上，人无法与之直接交往，必须通过“巫”才能窥察其意志。因而在匈奴人社会中，便有所谓“胡巫”的宗教职业者，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巫”通过舞蹈和咒语来显示鬼神的威权。
巫除代行鬼神意志外，还兼有医治疾病任务。例如前面提及的苏武，当被拘留时曾引刀自刺，伤重。卫律立刻召巫，为之医治。“凿地为坎，置温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②。
巫实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不但在统治阶级实施重大决策时，为之占卜吉凶，还经常出谋画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简单的法律观念。法主要是约定俗成的习惯法，极严厉。史载其制，“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③。它是维护匈奴奴隶制国家的有力武器。
匈奴人实行氏族外婚制，同一氏族男女不准互相通婚，只有在氏族以外才能寻找自己的配偶。女子嫁到夫家，不仅是丈夫家族中的一员，而且是夫家氏族中的一员，具有继承财产的权利。“为了把财产保持在氏族以内”④，一旦丈夫死亡，妻子不得与氏族以外任何人结婚。《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风俗，“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妻之。”这种子妻后母、弟妻嫂的习俗就是氏族外婚制的产物，不仅存在于匈奴人中，在北方其它民族中也广泛存在，是氏族制残余在婚姻关系上的具体体现。单于挛鞮氏（虚连题氏）与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就是世代相传互为婚姻的，并借以建立起巩固的联盟。《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单于姓虚连题。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呼衍氏为左，兰氏、须卜氏为右”⑤，可为印证。
匈奴单于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有时也将自己的子女许配给邻族王公贵族，借以抬高自己的威望，或驱使对方为自己服务。公元前105年，汉为联络乌孙，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以江都王建女细君公主妻乌孙昆莫。乌维单于为与汉争夺乌孙，亦遣女妻乌孙昆莫。公元前44年，邱支单于徒居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配康居王，均是明例。
实行厚葬。《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人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⑥从诺颜山及内蒙古自治区匈奴墓葬发现的随葬物，也充分证实这一点。据说其贵族墓，大的长、宽俱各35米，高3.5米。随葬物除衣冠、丝织品外，尚有陶器、铁器、铜器、玉器、金银器及各种奢侈品，几乎应有尽有。这种厚葬习俗，发展至十六国时，奢靡之风更盛，前赵主刘曙为葬其父及妻，甚至从各地调集6万工匠，同时操作，费时100天，始建二陵，“下锢三泉，上崇百尺，积石为山，增土为阜”，耗费银钱“以亿计”⑦。正是由于匈奴人迷信鬼神、相信人死灵魂不灭观念所致。
此外，尚左，“其坐，长左而北乡”①；轻老贵壮，崇尚勇敢；喜战死，耻病终；行血盟，也是其重要习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高僧传》卷一二，《释慧览传》。
③《梁书河南传》卷五四，第810页。
④《南史梁本纪》卷七，第215页。
①《逸周书》和《山海经》为后人迫述，似不足据，但《战国策》为当时人所作，则无庸置疑。
②持这种看法的主要有梁启超、王国维、方壮猷等人。相反则有黄文弼、蒙文通、岑仲勉等人。
③（日）白乌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第16、18页。
④江应梁：《中国民族史》上，第109页。
⑤陆思贤：《匈奴族名原义探源》，《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关于“匈奴”的词义，学术界看法目前尚不一致。陶克涛《毡乡春秋》第183—184页则另有二种解释：一是“挽发”、“结发”、“扎发”之意；一是“海东青”，取义“勇武善战”。
⑥《汉书匈奴传》卷九四，第3780页。
①冯家具文，载《禹贡》第7卷第5期。
②《史记匈奴列传》卷一一○，第2883页。
③《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上，第3743页。
④刘向：《说苑》卷一，《君道》。
⑤《史记匈奴列传》卷一一○，第2886页；《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上，第3748页。
⑥贾谊：《新书》卷一，《过秦》上。
①有些学者认为，匈奴国家的形成是在冒顿统治时期，似与史实不符。
②《史记匈奴列传》卷一一○，第2888页。
③楼烦，春秋末年分布于今山西省宁武、岢岚等县地，后与白羊族多移居于今陕西省北部及内蒙古南部。“河南王”是当时驻牧于“河南地”的楼烦、白羊二族首领。
④《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卷八九，第2944页所载，与此略有出入。
⑤参阅《史记匈奴列传》卷一一0.第2890—2891页；《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上，第3751页。
①《史记》索隐引崔浩说：“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其地望，一般认为在阴山附近。
②“八月”，《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作“九月”。《史记厂集解”引《汉书音义》云：“匈奴秋社八月中皆会祭处。”此依《汉书音义》；“蹛林”，一般认为即“绕林木而祭”。
③《史记匈奴列传》卷一一○，第2892页。
④丁令，一作丁灵、丁零，主要分布于贝加尔湖以南地区。
⑤《史记匈奴列传》卷一一○，第2896页。
⑥《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上，第3753页。
⑦事在公元前127年。汉在夺取其地后，遂用主父偃策，立朔方邵，并使苏建率10余万人筑朔方城。
⑧《史记卫将军列传》卷一一一，第2925页。
①参阅《史记骠骑列传》卷一一一，第2931页。
②参阅《史记骠骑列传》卷一一一，第2934页。
③《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上，第3770页。
④《史记匈奴列传》卷，一一○，第2915页。
⑤缑王，初随浑邪王附汉，后偕赵破奴出证被擒。遂偕卫律所部降将长水胡人虞常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事败被杀。
①《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上，第3777页作“7万”。
②《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上，第3782页。
③同上。
④同上。
⑤同上书，第3783页。
⑥《后汉书乌桓列传》卷九○，第2981页。
⑦参阅《汉书西域传》卷九六下，第3902—3903页。
①《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上，第3786页。
②《汉书郑吉传》卷七○，第3005页。
③乌禅幕，原为乌孙和康居之间的一个小国国王，后因屡受邻国欺凌，率众归匈奴。狐鹿站单于以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居于匈奴右地。
④《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下，第3795页。
①《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下，第3795页作“右奥鞬王为乌藉都尉”，其意不明。《资冶通鉴》卷二七，宣帝五凤元年秋七月条，“为”作“与”。《资治通鉴》是。
②据陈可畏考证，呼揭王居地在乌孙之北，在塔城地区及今哈萨克斯坦五河流域一带，参见《古代呼揭国及其民族试探》，《中国边疆史地导报》1989年第6期。
③《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下，第3797页。
④同上。
⑤同上。
⑥同上。
⑦同上书，第3798页。
①丁令时分东、西二部。东部游牧于贝加尔湖南，西部聚牧于额尔齐斯河至巴尔喀什湖之间。此处所说丁令，当指西了令。
②《汉书陈汤传》卷七○，第3014页。
③《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下，第3803页。
④《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下，第3807页。“传国与弟”的约令是呼韩邪单于将死时为解决继承问题向诸子提出的规定。
⑤《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卷八九，第2942页。
⑥同上。
①《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卷八九，第2942页。
②同上书，第2945页。
③同上书，第2949页。
④参阅《后汉书窦融列传》卷二三，第810页。
⑤《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卷八九，第2950页。
①《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卷八九，第2951页。
②同上书，第2952页。
③据《后汉书窦融附曾孙宪传》卷二三及《南匈奴列传》卷八九，俱云：“单于奔走，不知所在。”而《魏书西域传》卷一○三则明记，北单于被奏宪击败后，“西走康居”。
④据《魏书蠕蠕传》记载，鄂尔浑河流域一带似仍有少量北匈奴余众。
⑤《后汉书南匈奴传》卷八九，第2953—2954页。
⑥同上书，第2954页。
⑦《资治通鉴》卷四八，《汉纪四十》，第1540页。
①《后汉书陈龟列传》卷五一，第1692页。
②《后汉书张奂列传》卷六五，第2138页。
③《后汉书乌桓列传》卷九○，第2984页。
④《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卷八九，第2964页。
⑤参阅《晋书》卷九七，第2548页。
①迁居塞内的匈奴人，除前所述者外，3世纪后期，还有由大水塞泥黑难等率领的2万余落；由胡太阿厚率领的129300人；由胡都大博及萎沙胡率领的计10万人；由大豆得一育鞠等率领的11500人，分别居于平阳、西河、太原等地。
②关于“卢水胡”族属问题，目前学术界虽仍有不同看法，但多数学者认为应属匈奴。
③《晋书刘元海载记》卷一○一，第2648页。据《载记》所发表于 2011-9-25 19:13:56|只看该作者 述，刘渊是南匈奴单于於扶罗孙、左贤王刘豹之子。林斡《匈奴通史》以为是伪托，从有关记载看，应是“屠各”首领。
④石勒，羯族人。《晋书石勒载记》谓“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据吕思勉考证，石勒似不是匈奴人，所谓“羌渠之青”，当应理解为“羌酋之裔”。一说先世为小月氏。
①《晋书刘和载记》卷一○一，第2652页。
②《晋书刘聪载记》卷一○二，第2673页。
①《北史沮渠蒙逊传》卷九三，第3082页。
③同上书，第2678页。
②同上。
⑤《晋书沮渠蒙逊载记》卷一二九，第3189页
④《资治通鉴》卷一一二，《晋纪三四》，第3522页。⑤参见《晋书沮渠蒙逊载记》卷一二九，第3191页。
⑥据《宋书氏胡传》及《资治通鉴》卷一一九等记载，沮渠政德于423年在同柔然战斗中被杀，其弟兴国继为世子。兴国于429年为西秦乞伏暮末所擒，又立兴国同母弟沮渠菩提为世子。433年蒙逊病，以菩提幼弱，遂立牧剑
①牧健后因私取府库金玉宝器、与故臣交通谋反罪，被拓跋焘勒令自杀。
②曹毂后于367年病死，部落分为东、西二部。贰城以西2万余落隶毂长子曹玺统领，贰城以东2万余落令毂季子曹寅统领，号东、西曹。苻坚死后，曹寅投后秦。既而又叛，其豪右被徙于雍州一带。
③《魏书刘卫辰》卷九五，第2055页。
④《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卷一三○，第3202页。
⑤同上。
①《魏书屈孑传》卷九五，第2056页。
②《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卷一三○，第3206页。
③同①，第2057页。
④《资治通鉴》卷一二○，《宋纪二》，第3795页。③④②
①《史记匈奴列传》卷一一○，第2900页。
②同上书，2879页。
③《续后汉书》卷七九上。
④《史记卫将军列传》卷一一一，第2924页。
⑤同上书，第2925页。
⑥《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上，第3786页。
⑦《后汉书窦融传》卷二三，第814页。
①《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下，第3801页。
②[蒙]策道尔吉苏荣：《北匈奴的坟墓》，载《科学院学术研究成就》1956年第1期；参阅林幹：《匈奴通史》，第137页。
③参阅《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上，第3782页。
①“铁鹤嘴镐”，是1974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玉隆太匈奴墓中发现的。
②参阅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考古》1980年第4期。
③参阅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西沟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第7期。
④《淮南子》卷一《原道训》：“匈奴出秽裘。”按裘，就是以皮制成的皮衣。
⑤《后汉书》卷八九，第2949页。
⑥据《南齐书》卷三九《陆澄传》，第685页载，陶击的形制“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将七八升”。
③④⑤①《后汉书耿夔传》卷一九，第719页。
②《后汉书西域传》卷八八，第2930页。
③《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上，第3765页。
④同上。
⑤陶克涛：《毡乡春秋》第306页以为“衣”当指皮，即把文字刻在皮上，可备一说。
①《晋书乐志》卷二三，第715页。
②刘熙：《释名释乐名》。
③《后汉书志十三》，第3272页。
④参阅林斡：《匈奴通史》，第169—170页。
⑤李逸友：《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出土的铜器》，《文物》1959年第6期。
⑥盖山林：《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速机沟出土的一批铜器》，《文物》1965年第2期
①《史记匈奴列传》卷一一○，第2905页。
②《汉书李广苏建传》卷五四，第2462、2463页。
③《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上，第3781页。
④同上书，第3801页：
⑤《汉书李广苏建传》卷五四，第2461页。
⑥同①，第2892页。
⑦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21页。
①《后汉书》卷八九，第2944、2945页。
第一节西域诸族
一、月氏西迁
月氏是我国古代民族之一。公元前2世纪中叶，分为大月氏和小月氏两支。大月氏逐步西迁，前往中亚阿姆河流域；小月氏仍留在甘肃省河西与青海省湟中一带。
早在商代，《伊尹朝献商书》中即已提及月氏。在《逸周书王会解》中作禹氏，并云当时分布于周朝的正北方。《穆天子传》中作禹知，《山海经海内东经》作月支。
《史记正义》引万震《南州志》说大月氏“人民赤白色”，似属于欧罗巴人种。研究中亚历史的学者普遍认为月氏的语言属印欧语系，说一种塞克语或东伊朗方言②。据古希腊斯特拉波《地理学》记载，从希腊人手中夺取阿姆河以南巴克特里亚的是西徐亚（斯基泰）游牧民中的阿西伊和吐火罗等部落③。巴克特里亚即《史记大宛列传》中的大夏，被西迁的大月氏人征服。所以，许多西方历史学家认为阿西伊和（或）吐火罗就是大月氏④。
秦、汉之际，月氏分布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①，包括后来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县）、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瓜州（今甘肃省安西县）、沙州（今甘肃省敦煌市）等地②。
月氏是游牧民族，《史记》云：“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③。从有关月氏西迁以后的记载中，可以想见其传统的畜牧业在西迁前已具备一定基矗据三国康泰的《吴时外国传》记载：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大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④。东晋郭璞《山海经注》云：月氏国多好马；有大尾羊，即羬羊。《元中记》则十分夸张地形容大月氏“日及”牛的健壮说：今日取其肉，明日疮愈⑤。
月氏原在匈奴之西，曾与匈奴多次发生冲突。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蒙恬北击匈奴。当时，月氏比匈奴强大。匈奴头曼单于遣太子冒顿至月氏作质子。头曼为了诱使月氏杀死冒顿，以便自己另立小儿子为太子，曾突然袭击月氏。前209年冒顿杀父自立为单于。约在前206年匈奴大破东胡以后，冒顿又向西击走月氏。时大部分月氏人从今甘肃省西部，进入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前176年（汉文帝四年），冒顿单于致书汉文帝，告已派右贤王至西方寻找月氏，并予以击破；于是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26国均归附匈奴。当时乌孙尚在河西走廊西北部，楼兰在今新疆东部罗布泊至若羌一带，呼揭在阿尔泰山至斋桑泊之间。月氏则更向西撤，大概己抵达准噶尔盆地。公元前174年，匈奴老上单于继位。又西击月氏，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酒之器。月氏继续西迁至今伊犁河流域，进攻当地塞人，塞王率部南逃。此后，大月氏在伊犁河流域停留了10多年。这是月氏西迁的第一阶段，当时仍在中国疆域范围之内。
早先，大月氏尚在祁连、敦煌一带游牧时，曾攻杀乌孙王难兜靡。乌孙新生王子猎骄靡被匈奴单于收养。长大后，在匈奴帮助下，重新统领乌孙部众。在老上单于死（前161年）前不久，猎骄靡为报杀父之仇，率部西进，攻破大月氏。从此，乌孙留居伊犁河流域。大月氏则经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南下击败大夏（即位于阿姆河上游一带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大夏降附于大月氏。大月氏建王廷于妫水（今阿姆河）北。这是月氏西迁的第二阶段，从此离开中国，立国于中亚。
后来，汉武帝准备联合月氏，东西夹击匈奴，于前139年（汉建元二年）派张骞出使大月氏进行联络。张骞在途中被匈奴俘获，扣留了10余年，前128年（汉元朔元年）才到达大月氏。当时，早先被匈奴所杀的月氏王之夫人为王。她既君临大夏，当地富饶安乐，离汉朝又遥远，因此不再考虑对匈奴进行报复。张骞不得要领而归。张骞出使虽未完成主要任务，但大月氏之行，开通了前往西域的道路。加强了中原王朝同西北各民族的联系，为中国同中亚和西亚各国的友好往来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约于公元1世纪上半叶，大月氏的贵霜翕侯创立贵霜王国，2世纪初成为横跨中亚和印度半岛西北部的大国。公元3世纪王国分裂，直到5世纪才亡于嚈哒。在它存在的数百年间，曾多次与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历史上盛行的佛教，最初就是在东汉时由大月氏贵霜王国传入的。
大月氏的主体虽西迁阿姆河流域，但仍有一部分留在伊犁河一带，所以《汉书西域传》载：“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⑥乌孙是现在哈萨克族三大部落之一，是大玉兹的主体部落，亦即在哈萨克的族源中也包含着一些大月氏的成分。
在大月氏西迁以后，月氏的另一支——小月氏仍留在中国西北，始终是中国的古代民族之一。
《史记大宛列传》云，大部分月氏人西迁以后，“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⑦。《后汉书西羌传》则明云：“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到东汉时，小月氏人的服饰、饮食和语言已“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⑧
公元前121年（汉元狩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取河西走廊，汉朝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小月氏归附于汉。史载：霍去病渡过居延水，到达小月氏地区，然后向祁连山进攻。当时小月氏在居延水（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附近）至祁连之间，即张掖、酒泉一带。
后来，有一部分小月氏人西迁至敦煌以西，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公元前88年（汉征和五年），羌族先零部的首领封煎等与匈奴通使，匈奴使者至小月氏传话给羌族。时小月氏西面的西域属于匈奴，南面的祁连山仍是羌族分布地区。前63年（汉元康三年）时，小月氏中的狼何部落分布在阳关（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南南湖镇破城子）西南，离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一带）和敦煌不远。①由于小月氏属汉管辖，汉朝曾调月氏人参加征战。前61年（汉神爵元年），汉宣帝下诏，命长水校尉、酒泉候等率领婼羌（分布于今新疆若羌县东南）和“月氏兵四千人”，准备进攻婼羌。②
到东汉时，小月氏虽与羌为邻已二三百年，深受羌族影响，但仍称胡，不称羌，《后汉书西羌传》称之为湟中月氏胡，另有一部分则称之为义从胡。时小月氏依附于汉县官，与汉族交错而居。有7个大部落，共有能参加战斗的青壮年男子9000多人，估计其总人口在3万以上。分布在湟中（今青海省湟水两岸）和令居（今甘肃省永登和古浪县）一带。北凉沮渠蒙逊（401—432年在位）时人阚駰在《十三州志》中说：“西平（郡治在今青海省西宁市）、张掖之间，大月氏之别小月氏之国。”所指的也是这一地区。另有几百户月氏人在张掖，号称义从胡。公元101年（汉永元十三年）秋。烧当羌犯塞，护羌校尉周鲔曾调“属国湟中月氏诸胡”参加战斗。③
直到三国时，小月氏的一些部落西迁于今新疆南部边缘昆仑山北麓一带。《魏略西戎传》载：“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黄牛羌“南与白马羌邻”。①时小月氏已进一步和羌族融合。
再以后，小月氏人逐渐融合于羌族、汉族和邻近的其它民族之中，不再见于史。
二、塞种南下
月氏西迁，导致了塞人南下。
塞人，在西方史籍中被称为塞克（音）。《汉书西域传》称之为塞种，意为塞族②。
塞种在我国古代佛经中作“释种”③。塞克在佛经中也有其它几种译名，如《杂阿含经》作“释迦”，《正法念处经》作“赊迦”，《孔雀王经》作“铄迦”，一作“烁迦”。当时塞种已南下，在乾陀罗之西，约在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和坎大哈之间。④塞种原为横跨欧、亚两洲北部草原的斯基泰（西徐亚）人之一支，语言属东伊发表于 2011-9-25 19:21:57|只看该作者 朗语。现在有一些学者又将东伊朗语专门称之为塞语。
自先秦至汉初，塞种分布在中亚锡尔河以北一带，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
塞种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关塞克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波斯大流士一世（约公元前558—前486年，前522年起在位）的贝希斯坦碑铭文中。在大流士一世的其它两篇铭文和薛西斯一世（前486—前465年在位）的波斯波利斯铭文中亦载之。
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和地理文献，也多次提到塞人。在西方史学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约前484—约前425年）的《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古希腊地理、历史学家斯特拉波（约公元前63年—约公元20年）的《地理学》，古罗马作家大普林尼（公元23—79年）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博物志》（一译《自然史》），建立地心宇宙体系的古希腊科学家托勒密（约公元90～168年）的《地理学指南》，古希腊历史和地理学家阿利安（约公元95～175年）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与阿利安约略同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昆图斯库尔提乌斯的《亚历山大史》等迄今传世的世界名著中，分别有若干关于塞克的民族特征、地域分布、经济生活、政治活动和战争经过等的描叙与阐述。
塞人主要从事游牧业，牲畜有马、羊、牛和骆驼。转移牧场时使用车辆。一部分塞人戴高而直的尖顶硬帽。这是一个勇武善战的强大民族，曾先后同波斯帝国和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打过仗。塞族有一批马上弓箭手部队。塞克妇女亦擅长于射箭，同男子一起参加战斗。塞人中有王。《汉书西域传》载：“大月氏西破走塞王”⑤可证。
《汉书》又云：“塞王南君罽宾（今克什米尔）。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⑥
塞种分散以后，其中一部分南下邻近的帕米尔高原北麓，即古代疏勒西北之地，建立了捐毒、休循两个小国，实际上不过是两个游牧部落。
据《汉书西域传》载：捐毒国，王治衍敦谷（今新疆乌恰县西依根谷地）。有380户，1100人，其中500人能参加战争。即几乎有一半的人能作战，除了老人和小孩以外，一半人口中很可能包括一部分强壮的妇女，反映了塞人善战和妇女也参加战斗的传统特征。衣服同乌孙人相似，但原本是塞种。他们在葱岭（帕米尔高原）边上逐水草放牧畜群，过游牧生活。从捐毒西上葱岭，则是休循。
休循国，王治鸟飞谷（今帕米尔高原北麓阿赖谷地中的萨雷塔什）。有358户，1030人，其中480人能作战。休循人本是塞种，风俗和衣服已与乌孙人相似，从事游牧业。
休循和捐毒，是汉朝西域三十六国中的两国，属汉西域都护统辖。
南下的大部分塞人逐步越过锡尔河、阿姆河和兴都库什山脉，曾在今阿富汗东北部的喀布尔河谷和西南部的赫尔曼德河流域，建立过几个半游牧的小国。直到现在，赫尔曼德河下游，横跨阿富汗西部和伊朗东部的地区，仍称锡斯坦，即塞克斯坦（塞人之地）。
从伊犁河流域南下的塞王，后展转抵达克什米尔地区，成为罽宾国王。公元前48—前33年（西汉元帝）时，汉朝使臣关都尉文忠送罽宾来使返国，厨宾王欲杀文忠。文忠发觉以后，同容屈王之子阴末赴一起杀死罽宾王。文忠立阴未赴为新的罽宾王，并授予汉朝的印绶。但后来阴末赴与汉使臣军候赵德不和，导致罽宾与汉朝的关系恶化。汉元帝由于罽宾远在绝域，置之不理。此后，罽宾以来中国朝贡与贸易有利可图，仍旧每隔几年向中国派遣使节朝贡一次。
在许多塞种部落南下时，有一部分塞人仍留在锡尔河以北一带。其中留在伊犁河流域的，并入乌孙，《汉书西域传》载：“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⑦。古代乌孙人是后来哈萨克族的主要源流之一。分布在今哈萨克草原的塞人后裔，最后也加入到哈萨克族中。在组成哈萨克民族的克普恰克、阿尔根等部中，有塞克——托哈拉克、别斯塞克、波尔塞克和卡尔塞克等部落①。这些带有塞克名称的部落，都是古代塞人的后裔。
三、乌孙与汉的亲密关系
乌孙原先也游牧于祁连山和敦煌之间，是匈奴西边的一个小国。乌孙西击大月氏，迫使大月氏继续西迁以后，即留在过去塞种分布的地区，长期在那里繁衍生息。
乌孙西迁以后，由于吸收了当地的塞人和月氏人，所以人口迅速增加，军事实力不断上升，逐渐成为西域最强大的国家。据《汉书西域传》统计，西汉时乌孙国共有120000户，63D00D人，其中能作战的有188800人。当时，天山南北（包括今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45个国和城，总共41570户，325091人，其中能作战的73504人。即乌孙的户数比上述诸国和城的总户数多近2倍，总人口多近1倍，能作战的人数多1倍半。因而乌孙在西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乌孙在种族方面具有明显的特征，唐颜师古注《汉书》云：乌孙人“青眼、赤须”②。现代人类学家研究古乌孙人遗骨后认为，乌孙在种族方面与塞种接近，其头骨特征为：头颅圆形，前额微突，眼窝较深，直鼻梁，腮骨粗而微突①。《汉书西域传》对于乌孙分布地区的范围，有比较明确的记载。乌孙的南面是捐毒（今新疆马恰县西部）、姑墨（今阿克苏县一带）、温宿（今乌什县）、龟兹（今库车县）和焉耆（今焉耆县）等国，即隔天山山脉，“南与城郭诸国相接”。东面是乌贪訾离（今呼图壁县南部），即马孙的东界大致在今玛纳斯河一带。西面是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乌孙西北是康居，两国大致在今塔拉斯河以东不远处分界②。乌孙的首府赤谷城在今乌什县西北方向，约在“真珠河”（今中亚纳伦河上游）东南30里处③。
公元前121年（汉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归降于汉，汉先后设河西四郡，开拓了前往西域的通道。汉武帝刘彻为了进一步削弱匈奴的势力，“断匈奴右臂”，并与西方大夏等国开展外交和贸易，于前119年派张春再次出使西域，同乌孙进行联系，前110—前105年（元封）中，乌孙昆莫王以1000匹马为聘礼，向汉皇室求婚。汉武帝封江都王之女细君为公主，嫁与乌孙昆莫猎骄靡。后来，汉朝又以楚王之孙女解忧为公主，嫁给继位的昆莫军须靡。通过两次和亲，乌孙与汉朝的关系日益亲密。
当时，匈奴对于汉朝和乌孙都是最大的威胁，所以双方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匈奴。公元前74年（汉昭帝元平元年）和前73年（汉宣帝本始元年），匈奴单于连续发大军进攻乌孙，夺其土地，俘其人民，并要乌孙将汉公主送给他，断绝与汉朝的联系。解忧公主和乌孙昆弥（莫）向汉朝求援。前71年（本始三年）春正月，汉宣帝从长安发骑兵15万，五将军分道并出，合击匈奴。同时派校尉常惠持汉朝符节监领乌孙的军队。乌孙昆弥亲率5万骑兵从西面进攻匈奴。这次战役，乌孙取得的战果最多，俘获单于的亲戚、名王、将领和军队4万人，夺得马、牛、羊、驴、骆驼70多万头。同年冬，匈奴单于自己统领骑兵万人袭击乌孙，掠夺了不少乌孙老人、妇女和儿童。当回军时，途遇大雪，一天之内雪深丈余，人和牲畜大多冻死，最后生还的不到十分之一。此时，趁匈奴衰败之机，丁令人攻其北，乌桓人入其东，乌孙人击其西。再加上天灾，匈奴许多人及牲畜冻饿而死。于是匈奴人口减少十分之三，畜群减少一半。从此匈奴大为削弱，内乱频仍，日益衰落。至公元前53年（汉甘露元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终于归附于汉朝。
公元前60年（汉神爵二年），匈奴西边的日逐王归降汉朝。汉朝命郑吉为西域都护，监领天山南北西域三十六国，并督察乌孙。汉朝削弱匈奴，进而统一北方和西域，其中的关键是联合乌孙。乌孙在统一全中国的大业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汉和乌孙的联盟中，“和亲”起了巩固和加强联合的重要作用。解忧公主在乌孙长达半个多世纪④，对乌孙和西域“城郭诸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都有重要影响。公主和乌孙昆弥一起连续上书，要求汉朝发兵和乌孙一起夹击匈奴，终于大败匈奴，并使之衰落。公主的长子元贵靡、孙星靡、重孙雌栗靡和孙伊秩靡等，世代相继为乌孙大昆弥（王）。三子大乐为乌孙左大将。次子万年被莎车国人请立为莎车王。小女素光是乌孙若呼翕侯的妻子。长女弟史，在龟兹王绛宾一再求婚后，结为夫妇。公元前65年（汉元康元年）夫妻同至长安朝贺。汉宣帝赐给龟兹王及夫人印缓。“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增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⑤。后来，龟兹王又多次来汉朝觐见。喜欢汉人的衣服和制度，回国后，仿汉式“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⑥。绛宾死，子丞德继位，自称汉外孙，直到西汉末年仍不断来觐。汉皇室待之甚厚。
解忧公主还派侍者冯嫽，持汉朝符节，代表公主遍至天山南北，赏赐各城郭之国。各国敬重信任冯嫽，尊称之为冯夫人，冯嫽是乌孙右大将之妻。当乌孙故肥王之子乌就屠自立为昆弥时，冯夫人说降乌就屠。汉宣帝专门召见冯夫人，并派谒者竺次为正使，期门甘延寿为副使，送返乌孙。冯夫人“锦车侍节”，召唤乌就屠到乌孙首府赤谷城，听候长罗侯常惠的安排。公元前51年（汉甘露三年），冯嫽随年近七十的解忧公主回长安。又因新继位为乌孙大昆弥的公主之孙星靡年少，请求再去乌孙辅佐星靡。汉帝允之，派兵100人护送前往。冯嫽是解忧公主非常得力的助手，身为一弱女子，远行数千里，代表汉朝和公主，团结了乌孙和西域城郭诸国，在历史上传为千古佳话。
乌孙国自狂王以后，汉立解忧公主长子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均赐以汉朝的印绶。常惠将三校屯田赤谷，划分乌孙的人民和地界，大昆弥领6万多户，小昆弥辖4万余户。乌孙的大吏、大禄、大监等高级官员亦均佩汉朝的金印紫绶。
由上可知，有关乌孙的军国大事，都由西汉中央王朝直接过问、决策和处理。同时，西域都护也对乌孙进行督察和协助。都护段会宗曾助乌孙招回逃亡的群众，稳定他们的思想和生活，小昆弥拊离被弟日贰杀死。汉立拊离子为小昆弥。乌孙贵人姑莫匿等将逃亡的日贰刺死。为此，都护廉褒赏赐姑莫匿等每人金2O斤、缯300匹。后来，小昆弥末振将之弟卑爰疐北附康居，企图兼并大、小两昆弥。因此，两昆弥更加亲近并依赖汉西域都护。公元1—5年（汉元始）中，卑爰疐降汉，被封为归义侯。而卑爰疐又侵凌大、小昆弥。都护孙建为了保护两昆弥，将卑爰疐杀死。
乌孙是游牧民族。“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①。饮食、衣服和住房都使用畜牧业产品制作。国内盛产马匹，富人有马多达四五千匹。乌孙出好马。汉武帝初得乌孙马，称之为“天马”。后来得大宛汗血马，更为健壮，就改称乌孙马为“西极”马。随着汉公主及其大批侍从、汉使臣和众多屯田将士进入乌孙，乌孙使者、贵族及众多随从人员前往长安，双方迅速开展了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促进了乌孙农业和手工业的初步发展。考古资料表明，在公元前1世纪及以后的乌孙墓葬中，发现了碾谷子的石碾、磨盘和青铜镰刀等农具，以及谷物等②。从公元前1世纪以后的墓葬中发现许多反映定居生活特征的平底陶罐，以及更多的金属陪葬品和铁锅等铁器。在新疆昭苏具的一座乌孙墓的封土中，出土了一件3公斤重的铁铧。在汉朝西域都护和驻在乌孙的汉公主等大批汉人的影响下，随着本民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乌孙社会开始了封建化的进程。
后汉时，乌孙仍归附于汉朝。公元74年（汉永平十七年），戊己校尉耿恭移檄乌孙。大昆弥等非常高兴，即遣使献名马，又送质子入侍于汉。公元83年（汉建初八年），汉章帝遣卫候李邑为使者，赐给大小昆弥及其下属锦帛。三国时，《魏略西戎传》载：丝绸之路的北新道西行至乌贪国（即《汉书》中的乌贪訾离），“转西北则乌孙、康居，本国无增损也”③。当时，乌孙无变化，仍维持原状。南北朝时，乌孙因遭柔然侵袭，已西迁入葱岭山中。公元437年（北魏太延三年），北魏招抚西域各国的使臣散骑侍郎董琬等“北行至乌孙国，其王得朝廷所赐，拜受甚悦”①。乌孙王还向董琬介绍破洛那（位于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和者舌（今中亚塔什干）两国的情况，并派向导和翻译陪同北魏使者前往。当董琬等东返时，乌孙又遣使者同至北魏朝贡。此后，乌孙多次向北魏遣使朝贡。在《辽史太宗纪》中，有938年（会同元年）八月“庚子，吐谷浑、乌孙、靺鞨皆来贡”的记载②。《辽史发表于 2011-9-25 19:24:07|只看该作者 百官志》“北面属国官”中有“乌孙国王府”③。疑辽下属的乌孙国王府，实际上并不存在，很可能是因乌孙人曾“来贡”而虚设的。
当15世纪中叶哈萨克族形成时，乌孙人加入进去，成为其中最大的一个部落，并且是哈萨克族三个玉兹（部落联盟）之一大玉兹的主体部落。现在居住在伊犁地区的阿尔班、苏万、札赖亦尔等部落都是从乌孙中分离出来的④。古代乌孙人即今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之一。
四、城郭诸国
西域⑤从汉武帝刘彻时起属于汉朝。原有三十六国，其地域，东面以玉门⑥、阳关为限；西侧止子葱岭。
据《汉书西域传补注》考订，三十六国是：婼羌国、楼兰国、且末国、小宛国、精绝国、戎卢国、扜弥国、渠勒国、于阗国、皮山国、乌秆国、西夜国、子合国、蒲犁国、依耐国、无雷国、难兜国①、大宛国、桃槐国、休循国、捐毒国、莎车国、疏勒国、尉头国、姑墨国、温宿国、龟兹国、尉犁国、危须国、焉耆国、姑师国、墨山国、劫国、狐胡国、渠犁国、乌垒国②。
三十六国中，一部分是游牧部落，另一部分是城郭之国。《汉书》说乌孙南与“城郭诸国”相接，即指上述类似城邦的城郭之国。在塔里木盆地广袤的戈壁上，散布着一处处绿洲，在较大的绿洲中心建有城堡，城中有王，统治周围的农村和牧区，于是形成一个个城郭之国，简称城国。
西汉时，城国中人口最多的是龟兹，有6970户，81317人；其次为焉耆，32100人；第三是姑墨，24500人。万人以上的国家有扜弥20040人，于阗19300人，疏勒18647人，莎车16373人，都善14100人。此8国为当时西域的大国和比较重要的国家。万人以下5000人以上的有尉犁、温宿、车师前国等3国。
5000人以下1000人以上的有危须、皮山、精绝、乌秅、渠勒、戌卢、且末、小宛等8国。单桓最小，仅27户，194人。20个城国共有33756户，271554人，约占西汉西域总人口的836％③。
关于城郭诸国的族属，史书上无明确记载。《史记大宛列传》仅在叙述大宛的情况时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人皆深眼，多须髯”④。《魏书西域传》才直接提到城郭诸国，“自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高昌故城）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亲自经过西域的唐朝名僧玄类在《大唐西域记》中云，佉沙（今新疆喀什市）人‘：文身绿睛”。⑤。上述记载所说的都是欧罗巴人种的体质特征。
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新疆各地及敦煌千佛洞等处，发现了大量用婆罗米字体书写的古代文献。“就现已出土的文书来看，从公元后三世纪至十一世纪初，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和阗、西缘的巴楚（很可能也包括喀什在内）一带居民使用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中的古东伊朗语的几种方言，与现在塔什库尔千塔吉克自治县塔吉克族使用的舒格南语⑥、瓦罕语属于同一系统。中世纪和阗出土的文书语言现通称为和阗——塞语，巴楚的称托姆舒克——塞语”⑦。公元3—11世纪塔里木盆地西部和南部城郭诸国的语言情况，大致如上所述。
至于塔里木盆地东部和北部诸国的语言，“有的学者主张把……汉、唐时期在我国新疆阿克苏、库车、焉耆、高昌一带流行的语言，分别改称为龟兹语（乙种方言）和焉耆高昌语（甲种方言）”⑧。这两种方言属于印欧语系，与印欧语中的K类语言关系较近，但它从突厥语、伊朗语，后来又从梵语中借入了许多词汇①。
城郭诸国基本上都是农业国家，人民大都是定居的农业劳动者，有城郭、农田和牲畜。且末以西和以北各国都种五谷，土地草木、畜牧业和兵器生产等和仅族地区大体相伺。许多地方还出产葡萄等瓜果。
西汉时，西域已有手工业、采矿和冶炼等生产。除著名的于阗玉以外，莎车以青玉著称，鄯善也出玉。姑墨产铜铁和雌黄，莎车有铁矿山，龟兹出铅。龟兹能进行冶炼和铸造。鄯善可制作弓、矛、刀、剑等武器。
商业也初步兴起。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疏勒，由于它地处通往大宛、大月氏和康居的丝绸之路北道的枢纽位置，从而形成了由若干商店组成的市常其余各国也开展以货易货的贸易。汉搜粟都尉桑弘羊说：轮台附近各国“少锥刀，贵黄金采增，可以易谷食”②。
城郭诸国在国王以下设有各种官职。在一般情况下，大国的官多，小国的官少。官最多的是龟兹，有“大都尉丞、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长各二人，却胡君三人，译长四人”③。在以上29名官员中，武职占多数。戎卢、渠勒两小国，未设官职，但人数最少的单桓国，仅27户，却设有辅国侯、将、左都尉、右都尉和译长共5人。几乎各国都设有译长，以便在汉朝官员和当地统治者之间进行语言沟通。
“西域三十六国”于汉哀帝、平帝时（公元前6年—公元5年）分裂成55国。东汉初，都善、于寘（阗）和车师三国曾分别兼并附近的一些小国。大概在东汉重新设立西域都护以后，都护进行了干预，被兼并的小国又纷纷恢复独立。东汉时，于阗从西汉时的3300户19300人增至32000户、83000人。焉耆从4000户、32100人增至15000户、52000人。疏勒亦从1510户增至21000户。当时于寘、龟兹、疏勒是西域三大强国。
三国时，各大国又兼并附近的小国。丝绸之路南道的两大国是鄯善和于寘。中道的大国是焉耆、龟兹和疏勒。北新道上的大国是车师后部，曹魏赐其王守（署理）侍中官职，号大都尉，受魏王樱
晋代，焉耆和龟兹是西域大国。晋武帝太康（280—289）中，焉耆王龙安遣子入侍于晋。后其子龙会曾称霸西域，葱岭以东各国均听其号令。焉耆王室以龙为姓。直至632年（唐贞观六年），焉耆王的姓名尚为龙突骑支。公元91年（东汉永元三年），汉西域都护班超立白霸为龟兹王。据《晋书四夷传》记载，吕光（338—399年）伐龟兹时，国王为白纯。《魏书西域传》和《新唐书西域传》均云龟兹王室姓白。龟兹在长达500多年间，焉耆在300余年间，仍保持原来的王室，世袭的统治集团没有发生更迭。其它西域城郭之国可能也有类似情况。
南北朝时，据《魏书西域传》载，鄯善、于阗、车师、焉耆、龟兹、疏勒等大国仍旧存在。且末、蒲山（皮山）、姑默（墨）、温宿、尉头等国则分别附属于上述各大国。
五、游牧诸部
在“西域三十六国”中，有许多游牧“国”。其特征是人民“随畜逐水草”过游牧生活。除个别例外，都没有城。国王以某一山谷为其统治中心。
游牧之国一般人口不多。实际上大多是一个游牧部落被称为一个“国”。其中最大的是无雷国，有1000户，7000人，并且“主治卢城”。5000人的游牧国有桃槐、蒲犁和山国。5000以下2000人以上的有4国。不到2000人的有9国。另外4国只有几百人，其中乌贪訾离最小，仅41户，231人。《汉书西域传》中载21个游牧国共有7380户，49564人。其人口数仅占西域总人口的15.3％。游牧诸国大都分布在西域的边缘地区，即昆仑山北麓和天山南、北麓一带。昆仑山北麓，从玉门、阳关往西南，直到葱岭，在这一漫长地带游牧的大多是羌人的部落。《汉书西域传》说：“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④即指羌人建立的婼羌国而言。此外，小宛、戎卢、渠勒、于阗、难兜等国附近的南面，均有其它婼羌部落。昆仑山西段北麓的西夜、子合、蒲犁、依耐和葱岭上的无雷等国，也是“其种类羌氏行国”⑤。1949年后在新疆沙雅县发现“汉归义羌长”铜印，表明汉代羌族的足迹远达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面的边缘地带。
游牧诸国中，族属有明确记载的，还有塞种建立的休循国和捐毒国。乌贪訾离国则为匈奴部落。是公元前48—前33年（汉元帝）时归降西域都护的东蒲类王部众，被安排到乌贪訾离地方放牧畜群。其它游牧国家，大概多半是操古东伊朗语的部落。此外，三国时从婼羌国西到葱岭的昆仑山中，尚有“月氏余种”存在。
乌孙对于同它邻近的游牧之国有一定影响，例如无雷虽然风俗习惯和子合国相同，但衣服穿戴却类似乌孙人。衣服类似乌孙的，还有尉头国，以及休循和捐毒两个塞种之国。
上述游牧国家的牲畜有牛、马、骆驼、驴和羊等。当时已有骡，《汉书西域传》中写作赢。西汉时著名的大宛“天马”和乌孙“西极马”以外，蒲类国也出好马。
游牧国大多不从事农业。他们用牲畜和畜产品向邻近的城郭之国交换粮食。也有个别国家，例如依耐，生产少量粮食，但仍主要依靠邻国供应。及至后汉时，在邻近的城郭诸国和汉朝屯田的影响下，蒲类和东且弥两国的游牧民虽仍以畜牧业为主，但也耕种一定数量的农田。
汉代西域的游牧国，有的已知开采铁矿石和生产铁器。如婼羌国从当地的山中采铁，加以冶炼锻铸，自己制造弓、矛、服刀、剑和盔甲。山国的山中也产铁。
游牧诸国在官职设置方面，塔里木盆地南北有所不同。南面昆仑山北麓的羌族等部落，因为地点偏僻遥远，婼羌、西夜、子合、依耐和无雷等国均未设官。只有蒲犁国因人口较多，又离城郭诸国较近，所以设置了官职，但也只有侯和都尉各1名。北面天山一带的各游牧国却普遍设有各种官职，即使只有41户的乌贪訾离国，也有辅国侯、左都尉和右都尉等3人。以上诸国交通比较方便，离汉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的驻地也近，在汉朝的督促下，他们的行政和军事机构设置较为完备。
东汉时，车师后部户口有较大增长，从西汉时595户、4774人增至4000余户、15000余人，成为天山北麓最大的国家。东且弥国也从不足2000人，增至5000多人。其它游牧诸国变化不大。
三国时，西域的游牧之国有所减少。昆仑山北麓，除分布有“月氏余种葱花羌、白马、黄牛羌”⑥外，婼羌国依旧存在，西夜、依耐、满（蒲）犁等皆属疏勒。葱岭北的捐毒、休脩（循）亦属于疏勒。天山西南麓的尉头属于龟兹。东部天山一带的东且弥、西且弥、毕（卑）陆、蒲陆（类）、乌贪（乌贪訾离）等国，附属于车师后部。库鲁克塔格山脉中的山王国（山国）属于焉耆。
南北朝时，见于记载的游牧国更少。《魏书西域传》中提到的只有且弥国（王治于西汉时西且弥的天山东于大谷）、尉头国（仍附属龟兹）和乌孙国（已西徙葱岭）。另外出现了一个匈奴人建立的国家悦般。它位于龟兹以北，一般认为在乌孙故地。当匈奴西迁时，在其地留下了一部分老弱人等。逐渐生息繁衍，发展成为国家。南北朝时已经是一个“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余万”①的大国。
其后，西域上述游牧诸国或部落，越来越少，它们逐渐融合到邻近的兄弟民族中去，而不再见于史。
六、西域诸族与汉族的密切联系
公元前176年（西汉文帝四年）匈奴右贤王西击月支，略定西域楼兰等26国。匈奴西边的日逐王设立僮仆都尉，监领西域，向各国收取赋税。由于西域富饶，匈奴搜括到很多财富，从而增强了他的实力。
汉武帝刘彻时，大宛杀以重金求购好马的汉朝使者，并夺其财物，公元前104年（西汉太初元年）武帝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经过四年争战，汉朝取得胜利。于是西域震动，各国纷纷向汉遣使贡献。汉朝从敦煌往西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之间，一路上设立了许多岗亭；并在轮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境内）和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市西境）各派几百名兵士屯田。置使者校尉统领其事。这是汉朝在西域设官和屯田之始。
至汉宣帝时，遣卫司马郑吉监领丝绸之路南道各国。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降汉，澈销僮仆都尉。汉朝任命郑吉为都护。监领南、北两道。从此，玉门和葱岭之间的整个西域为汉朝管辖，由西域都护驻在乌垒（今新疆轮台县东策云）直接统辖。
从汉宣帝刘询时起，至西汉末，汉朝先后任命过18位西域都护。其中，段会宗两任都护，四次安辑乌孙，最后以75岁高龄病死于乌孙。西域城郭诸国为之发丧立祠，追念其恩德。东汉的西域都护以班超最为著名。超绥定西域，当时王门关以西葱岭以东50余国均“纳质内属”于汉。班超从公元73年（东汉永平十六年）前往西域，102年（东汉永元十发表于 2011-9-25 19:29:11|只看该作者 四年）八月抱病返回长安，九月逝世，享年71岁。超在西域30年，深受西域各族人民爱戴。先是公元75年，超奉调回京，路过于寘。当地的王侯百姓哭诉“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②，抱住马足挽留，终于将超留下。汉和帝刘肇称赞超“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①，班超确是一位想西域诸民族之所想的汉朝好使者，因此得到西北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
西域都护的下属官员有副校尉、丞各1人，司马、候、千人各2人。副校尉是都护的副手。都护之下还有戊已校尉。戊己校尉领兵屯田，其下属有丞、司马各1人，候5人。西域各地的屯田官有伊循都尉（公元前77年置）、宜禾都尉（公元73年置，屯田伊吾卢）和伊吾司马（公元121年置）等。
除了直接派官员、将校与屯田士卒驻守西域以外，汉朝并且册封当地各级首领。西汉时西域50国，“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缓，凡三百七十六人”②。
西域一些国曾由汉朝册立新的国王。例如，公元前77年（西汉元凤四年）立当时在内地的尉屠耆为楼兰王，并更改其国名为鄯善。前65年（西汉元康元年），卫候冯奉世路过莎车，将杀死前王而篡立的呼屠徵击斩之，另立新的莎车王。东汉时，班超曾先后改立疏勒、龟兹、焉眷、尉黎、危须、山国等王。西域长史班勇曾改立车师后部王和东且弥王。公元132年（东汉阳嘉元年）和175年（东汉熹平四年），汉朝曾两次帮助拘弥复国，重新立王。上述事实充分表明西域诸国均在汉朝政府直接管辖之下。
汉朝多次在西域各地屯田，并筑城垒，建烽燧，有战事则调动各国军队协同作战，对维护西域诸族的安全，伸张正义，保卫祖国边疆，具有重大意义。
西域诸国向汉朝派遣侍子，从而加强了双方的政治联系，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西汉时，楼兰、大宛、莎车等国曾遣侍子入汉。公元45年（东汉建武二十一年）鄯善、车师等18国主动遣侍子至汉朝，并请求重新派都护至西域，东汉光武帝刘秀因天下初定，未受此请。公元94年（永元六年）班超平焉耆，“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①。
当西汉初西域属于匈奴时，匈奴把西域诸族当作“僮仆”，重加搜括剥削。与之相反，在汉朝领有西域后，不但不收取赋税，并且厚加赏赐。《汉书西域传》赞曰：“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②莎车王延常诫其子云：“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③反映了西域诸族要和汉朝加强紧密团结的愿望。
三国时，西域诸国经过兼并，合并成20个国家。222年（曹魏黄初三年），西域各国又“款塞内附”。于是曹魏设戊己校尉领护西域，如汉朝故事，迄晋不改。曹魏和西晋两朝所设西域官还有西域长史、西域校尉、宜禾伊吾都尉等。晋朝封鄯善、焉耆、龟兹、疏勒和于阗等西域5大国之王为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王。车师前部、鄯善、龟兹、焉耆等国曾遣子入侍于晋。
西晋亡后，前秦和割据河西的前凉、后凉、北凉、西凉，曾对西域行使一定的管理权。327年（东晋咸和二年）前凉在今吐鲁番盆地设高昌郡，并立田地县。此为高昌按照内地行政建制设官之始。前凉还设有西域都护、戊己校尉、西域长史、西域校尉和伊吾都尉等官。前凉王张骏曾派军队伐龟兹、焉耆、鄯善、于阗等国。西域降附于前凉。
公元382年（前秦建元十八年），前秦苻坚遣骁骑将军吕光等伐龟兹、焉耆等国。这是一次掠夺性的进兵。吕光讨平西域，所获珍宝以万万计。苻坚任命他为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西域各国将保存了几百年的汉朝颁发的旧节传交给吕光，换领新的节传。
吕光建立后凉王朝以后，命其子吕覆为西域大都护，出镇高昌，西凉建立后，406年，鄯善和车师前部王遣使向西凉朝贡。
417年，后秦以西凉主李歆为都督高昌等七郡诸军事、征西大将军。422年西凉亡后，北凉继续任命官员担任高昌太守。
公元435—439年（南北朝，太延时）中，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陁、鄯善、焉耆和车师等国遣使向北魏朝贡，北魏派散骑侍郎董琬和高明等去西域招抚诸国。西域16国又派使臣随董琬向北魏贡献。从此，西域诸国的使臣相继踵至，连年不断。北魏亦先后派出几十批使者访问西域诸国。
448年（太平真君九年），北魏王朝派韩拔为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镇守鄯善，同内地郡县一样规定当地百姓的赋税和徭役。北魏又遣万度归讨平焉耆，设焉耆镇。北魏在焉耆设有粮仓，450年开焉耆仓救济车师王车夷落所部人众。高昌王麴嘉及其子孙曾多次受北魏王朝册封。当时西域诸国降附于北魏。
西域诸族与内地汉族等兄弟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在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也有很多体现。自汉武帝通西域以后，汉族生产的丝绸大量输往西域。后人称当时前往西域的道路为“丝绸之路”。汉族所掌握的冶铁、锻铸、养蚕、缫丝、织绸、刺绣、牛耕、凿井开渠、建筑宫室和油漆等先进生产技术，相继传入西域，促进了西域诸族的经济发展。汉朝的典章制度也逐步在西域有所实施，而以龟兹和莎车两国采用为多。
从汉朝到南北朝，内地的货币五铢钱大量流入西域。于阗国铸造的汉佉二体钱（和阗马钱）更体现了西域人民与汉族人民的密切关系。钱的正面用篆体汉文标明币重，大钱为“重计四铢铜钱”，小钱为“六铢钱”。背面中心为马或骆驼图案，周围以佉卢文标明当时于阗王的姓名与称号。佉卢文至公元3世纪末即不通行，汉佉二体钱当铸于东汉后期至魏晋之际。此种钱用汉文标定币重，既表明它是汉魏王朝下属的地方货币，又反映出于阗同内地的贸易及人员往来十分频繁。
这一时期西域的农作物等大量传入内地，对汉族的农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也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其中广为人知的是葡萄和苜蓿，还有石榴、黄兰、酒杯藤、胡麻、胡豆（蚕豆）、大蒜、核桃等等。此外，西域良种马的大量输入内地，也有利于汉族畜牧业生产，并供应军需之用。
西域诸民族与汉族之间的音乐交流，对丰富内地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汉族乐器传入西域的有古琴、钟、鼓等。西域乐器传入内地的有胡角、横吹、筚篥、曲项琵琶和竖头箜篌等。著名的龟兹乐在吕光时传入内地。龟兹乐所用的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萧、筚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钹、贝等15种。疏勒乐则在南北朝时传至北魏，其中包括歌曲、舞曲和解曲等，使用10种乐器。
对于我国古代文化有重要影响的佛教，通过西域，于公元67年（东汉永平十年）传入中国内地。东来的佛教僧人中有不少是高昌人，也有于阗人和龟兹人等。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之一鸠摩罗什（344—413）即生于龟兹。他精通梵、汉语文，在长安主持译经74部384卷，对佛教在中国的传布曾起过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期间许多汉族僧人也通过丝绸之路前往西域和印度等地取经。公元260年沙门朱士行从于阎得佛经梵书正本90章。上述东来西往的佛教徒，对于西域诸族和内地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节柔然
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继匈奴、鲜卑之后，活动于我国大漠南北和西北广大地区的古代民族，主要是柔然和敕勒。当时，正是我国历史上处于十六国、南北朝纷争对峙时期。
一、柔然的族源、称号
柔然，亦称蠕蠕、芮芮、茹茹、蝚蠕等等。北朝的碑志、杂曲中，往往泛称之为“匈奴”、“鬼方”、“凶奴”、“猃狁”、“北虏”、“北狄”等。“柔然”名号始于车鹿会之自称。而“蠕蠕”之名则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对柔然侮辱性的改称。北魏后期柔然又以“茹茹”作为自称或姓氏④。“柔然”一词，有认为是“聪明、贤明”之意⑤，或认为含有“礼义、法则”之义⑥，或认为源于阿尔泰语的“异国人”或“艾草”等①。
关于柔然人的来源，由于史籍记载歧异、简略，有东胡、鲜卑、匈奴、塞外杂胡诸说。如《魏书蠕蠕传》提及蠕蠕为“东胡之苗裔”、“匈奴之裔”、“先世源由，出于大魏”；《宋书索虏传》、《梁书芮芮传》均认为柔然是“匈奴别种”②。而《南齐书芮芮虏传》则以为是“塞外杂胡”。此外，欧洲历史著作中有称柔然为“阿哇尔人”（Avars），认为公元5世纪中叶，居住在太平洋沿岸名叫阿哇尔的民族，因大洋雾气过重和龙蛇侵扰，向中亚迁徙，迫使Savirs等族向西奔逃。阿哇尔即是柔然③。而有的学者持否定态度④。或认为柔然与悦般同族⑤。
实际上，柔然最盛时，其势遍及大漠南北，北达贝加尔湖畔，南抵阴山北麓，东北到大兴安岭，与地豆于相接，东南与西拉木伦河的库莫奚及契丹为邻，西边远及准噶尔盆地和伊犁河流域，并曾进入塔里木盆地，使天山南路诸国服属。在柔然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合了其它民族成分。根据《魏书》、《北史》及其它南北朝至隋唐有关史书记载，柔然所统辖的姓氏共有60余种，其中属于柔然的民族、部落有郁久闾氏、俟吕邻氏、尔绵氏、约突邻部、阿伏干氏、纥奚部、胏渥氏⑥；属东胡鲜卑的有托跋氏、丘敦氏、无卢真氏、树格干氏、尉迟氏、谷浑氏、匹娄氏、勿地延氏、莫那娄氏、叱豆浑氏、库褥官氏、温盆氏、树黎氏、乌氏（乌洛侯）；属于敕勒的有乙旃氏、斛律氏、副伏罗氏（部）、达簿干氏、屋引氏、他莫孤氏、奇斤氏、泣伏利氏以及东部高车等；属于匈奴余部的有拔也稽部（一说属敕勒）、贺术也骨部、乌洛兰氏；属于突厥的有阿史那氏；属于西域诸胡的有龙氏、高氏（一说为汉人）、希利垔、邢基祗罗回、侯医垔等。此外，柔然内部还有一些汉人。由上可知，柔然主要是鲜卑、敕勒、匈奴和突厥等许多民族和部落所组成。因此，东胡之裔、鲜卑一支、匈奴别种之说，亦皆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但就柔然统治者的世袭贵族而言，无疑是从拓跋鲜卑部落联盟中分离出来的。柔然一个归附北魏的首领阿那瓌曾对北魏孝明帝元诩说：“臣先世源由，出于大魏。”元诩回答：“朕已具之”，以表示认可⑦。故有的史书直称柔然可汗社■为鲜卑社■或河西鲜卑社■⑧。说明柔然、拓跋、秃发均有一个共同祖源，皆由鲜卑与匈奴融合而成。柔然贵族是从拓跋鲜卑中分离出来的一支。随着柔然势力在大漠南北的发展，与进入中原地区的拓跋鲜卑分道扬镳，出现的差异也越来越大。
二、柔然兴起及与北魏等关系
公元3世纪中叶，柔然的最高统治集团郁文闾氏之始祖木骨闾，是力微时被拓跋鲜卑掠获的奴隶，后免为骑卒。3世纪末，猗卢总摄拓跋三部时，木骨闾恰因“坐后期当斩”罪，“亡匿广漠谿谷间”①，并集合逃亡者百余人，依附游牧于阴山北意辛山一带的纥突邻部。木骨闾，一说为“首秃”（或指髡头）之意，由于“木骨闾与郁文闾声相近，故后子孙因以为氏”。木骨闾卒，子车鹿会雄健，不断兼并其它部落，拥有不少部众和财富，成为世袭贵族，以柔然自称。役属于拓跋鲜卑，“岁贡马畜貂豽皮。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②。正如崔浩所云：“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抄。”③车鹿会死后，经吐奴傀、跋地，至地粟袁卒，其部分为二：地粟袁长子匹候跋继父居今内蒙自治区河套东北、阴山以北一带原柔然游牧地。縕纥提所统的西部，从河套向西扩展到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代国被苻坚灭后，柔然曾一度依附于朔方塞外的铁弗匈奴刘卫辰部。
拓跋珪恢复代国称魏后，于391年（北魏登国六年）向柔然发动进攻，匹候跋和縕纥提率部降魏。后縕纥提子社■杀匹候跋，尽并其部，掠五原以西诸郡，远遁漠北。此时，正值北魏建国初期，拓跋氏锐意进取中原，与后秦、后燕、西秦以及南燕、南凉等政权互争雄长，无暇北顾，因而给柔然的发展以可乘之机。社■攻破敕勒诸部落，尽据鄂尔浑河、土拉河一带水草丰茂的地区，势力益振。接着又袭破蒙古高原西北的匈奴余部拔也稽，尽并其众。整个蒙古高原和周围诸民族纷纷降附。柔然统一漠北后势力所及：“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④亦即东起大兴安岭，南临大漠，与北魏相峙，西逾阿尔泰山，占有准噶尔盆地，与天山以南的焉耆接界，北至今贝加尔湖，“尽有匈奴故庭，威服西域”⑤。柔然“常所会庭则敦煌、张掖之北”⑥，即在今鄂
生活在原始氏族制度下，人们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共同享受，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也没有压迫。氏族部落，既是从事畜牧、狩猎生产的组织，同时又是作战的基本单位。每一氏族成员，“力能弯弓，尽为甲骑”⑥。他们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则为战士。
匈奴人的氏族组织，最初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但随着战争的频繁，财富的增加，私有制关系在氏族内部的发展，宗族性质的组织便逐步被打破。氏族中除本族成员外，还渗入了大量的外民族人口，如东胡人、西嗕人、月氏人、楼烦人、白羊人、浑庾人、屈射人、丁令人、鬲昆人、薪犁人、乌孙人、西域人、羌人、汉人等。其中有的为氏族成员所共有，有的为各个家庭所私有，充当奴隶；也有少数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后被吸收为氏族成员。于是，随着氏族财富的增长，势力也不断扩大。氏族组织因在社会生活中有着一定的维系作用，有利于唤起共同的感情，故其外壳在相当长时期内，仍一直被保存着。
公元前3世纪时，匈奴人已进入铁器时代，不仅能用铁制作刀、剑、镞等兵器，还能制作铁镰、铁铧、铁马嚼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并学会冶铁和铸铁。铁器的生产和使用，不仅大大提高了匈奴人的生产力水平，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产生提供了可能。随着岁月的流逝，贫富之间的差别也愈益明显，终于促使氏族制度全面趋于瓦解。从蒙古国发掘出属于公元前3—2世纪的匈奴墓葬中，在陪葬品极为丰富的大墓旁边，分布着陪葬品贫乏的小墓的事实，就是当时贫富悬殊及阶级对立的生动反映。
铁器的使用，使匈奴人的军事实力得到相应加强。刘向《说苑》记载，在公元前4世纪末期，匈奴的铁骑，经常驰驱于“楼烦（今山西省宁武县一带）之下”①。旋又逐步推进，将势力扩至“战国七雄”中的秦、赵、燕边境，并不时给燕、赵二国以威胁。公元前265年（赵孝成王元年），匈奴骑兵为赵将李牧击败，但不久又卷土重来。直至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赢政派遣蒙恬将兵北击，略取其“河南地”②（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一带）。自是，匈奴众始“不敢南下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③。但至秦末，却又乘机“度河南”，逐渐傍近秦塞。足见其势力当时已相当强盛。
匈奴的兴起，是匈奴国家的创立者头曼统治的结果，《史记匈奴传》载：“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说明头曼是首称单于者。另据《汉书匈奴传》，单于姓挛鞮氏，匈奴人称之为“撑犁孤涂单于”。所谓“撑犁”，意谓“天”；“孤涂”，意谓“子”：“单于”，意谓“广大”。“撑犁孤涂单于”，直译即“天之子”，意谓“天宇之下的伟大首领”。充分反映了氏族部落制度已完全为国家所取代，而氏族部落首领也已转变为国家至高无上的领袖的事实。不言而喻，头曼统治时期的匈奴社会，正是原始社会趋向瓦解，奴隶制度形成的时代。因而国家机构的建立，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它是匈奴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④。
头曼统治时，匈奴虽然已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但由于旧的所有制关系还没有完全消失，而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又很不完善，加上“东胡强而月氏盛”，中原地区又处于强大的秦王朝统治之下，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匈奴势力一直被局限在阴山至河套以北一带。及冒顿继位后，始有较大发展，并迅速走向鼎盛。
第二节匈奴的鼎盛及衰落
冒顿是头曼长子，初被质于月氏。头曼爱其异母弟，曾阴谋借月氏之手杀之。冒顿得悉，盗取月氏善马逃回。他的英勇行动，使头曼受到感动，遂授之为“万骑长”。冒顿为洗雪前耻，刻苦练习骑射，严格训练士卒，于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杀死头曼，自立为单于。
冒顿雄心勃勃，取得政权后，首先着手巩固内部，“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⑤。接着，乘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之机，开疆拓土，扩大牧地，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收秦前所夺匈奴地⑥。又积极整顿内部，对国家机构进行全面的调整与改革，于匈奴中部地区建立“单于庭”，管辖代郡（今河北省蔚县一带）、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直北方向广大地区，并规定把军政和对外权力由单于掌握，卑于由左、右骨都侯辅政。骨都侯由呼衍氏、兰氏和须卜氏等异姓贵族担任。呼衍氏居左，兰氏和须卜氏居右，主断狱讼，将已裁决案件禀报单于。无文书簿领、记录诸事。单于以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左、右贤王是地方最高长官①。俗尚左，左贤王地位和权力均高于右贤王，通常由太子充任。左、右贤王和左、右谷蠡王俱置庭于驻牧地。左贤王庭管辖匈奴东部，位于汉上谷郡（今河北省怀来县一带）直北方向；右贤王庭管辖匈奴西部，位于汉上郡（今陕西省榆林县一带）以西地区，与月氏和氏、羌相接。自单于、左右贤王，直至大当户，分别统军，指挥作战。其余各级官吏，也是各大小军事首长。除单于外，各级长官，大者统万骑，小者数千，共24万骑；每万骑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官；都尉、当户、且渠等各依部众多少以区分权力大小和地位高下②，形成强有力的统治网络。
为了强化统治，冒顿还根据匈奴族传统，规定每年正月，各部首领小会于单于庭，举行春祭；五月，大会龙城③，祭祀祖先、天地、鬼神；八月，大会滞林，课校人畜④。又实行保护私有财产措施，禁止偷盗，严厉申明“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推行奖励攻战办法，宣布“斩首虏赐一巵酒”，并将所得卤获归本人所有，得人“为奴婢”，使“人人自为趣利”⑤。
上述诸措施，为新建立起来的奴隶制国家的巩固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势力不断增强，不久又北服浑庾、屈射、丁令①、鬲昆、薪犁诸族；率精骑围刘邦于白登，迫献宗室女与之和亲、答允开放“关市”、结为兄弟、定以长城为界；西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傍26国；控地东尽辽河，西达葱岭，北至贝加尔湖，南抵长城，将“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皆以为匈奴”②，从而结束了中国北部边疆各民族长期不相统属的分散状态，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奴隶制政权。是以匈奴贵族大臣皆帖服，“以冒顿为贤”③。
公元前174年（汉文帝前元6年），冒顿病卒。子老上单于（稽粥）、孙军臣单于（前161—126）相继嗣位。在老上和军臣统治时期，因继续奉行冒顿时制定的政策，仍与汉“约和亲”；又似中行说为师，学会计算和登记方法，实施计课人口和牲畜，故其政治、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仍比较稳定。但是，随着统治阶级的不断对外用兵、内部权力斗争的加剧，以及匈、汉关系的恶化，势力逐步减弱。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军臣单于死，其弟伊稚斜单于继位。军臣单于太子於丹耻屈其下，逃奔于汉。汉封之为陟安侯。伊稚斜单于因怨汉收纳放丹，屡遣兵至代郡、雁门、定襄、上郡等地寇掠。而有贤王又以汉略其“河南地”④，也屡将兵侵袭汉朔方郡（郡治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南）。时汉方强盛，兵精将广，遂决定出兵反击，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元朔五年），汉使卫青、苏建、李沮、公孙贺等将兵10余万人击右贤王，右贤王败，损失男女15000余人，裨王10余人，牲畜“数千百万”⑤。次年，汉复乘胜发兵出定襄北征。双方发生鏖战。汉军虽取得了斩杀19000千余人的战绩，但右将军苏建、前将军赵信所率3000余骑，几乎全军覆没。赵信被迫投降匈奴。
赵信原是匈奴人，后因投奔汉朝，被封为翕侯。伊稚斜单于得到赵信后，以其在汉军久，熟悉汉地军情，遂封之为“自次王”，又妻以己姊，企图利用他共同对付汉军。赵信教伊稚斜离开阴山地区，徙居漠北，以诱疲汉兵。接着，于次年又发兵侵犯上谷。时汉正亟欲摧毁匈奴贵族势力，故于公元前121年（武帝元狩二年），又令骠骑将军霍去并合骑侯公孙敖、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分别自陇西、北地、右北平出击。霍去病于焉支山、居延、祁连等地与浑邪王、休屠王军相遇，大败其众，俘斩38000余人，又擒获单桓、酋涂王、稽沮王、单于阏氏、王母、王子、相国、将军、当户、都尉等百数十人⑥。伊稚斜怒，欲召诛浑邪王和休屠王。浑邪王、休屠王惧，谋共归附于汉。但不久休屠王后悔，浑邪王将其杀死，将众4万余人降汉。汉封之为瀑阴侯，置其众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塞外，设“五属国”⑦。
伊稚斜单于遭此连续打击，更加恼怒，于前120年（武帝元狩三年）各遣兵数万，分道进攻右北平和定襄。次年（前119年，武帝元狩四年），汉令卫青、霍去病分别领5万骑北越沙漠出击。伊稚斜遵照赵信计谋，置精兵于漠北，以逸待劳。卫青出定襄千余里，与单于兵相遇。汉军以武刚车环阵结营，纵兵5000击单于。时值日暮，飞沙扬尘，汉军遂横张两翼合围。单于见汉兵精马壮，自度不能胜，率亲随数百名溃围遁。汉军追杀200余里，直抵真颜山赵信城（位于今蒙古国杭爱山南麓）而返。霍去病则自代郡出塞，奔驰2000余里，与左贤王接战，亦获全胜，击杀7万余人，封狼居胥山（约在今克什克腾旗西北），禅于姑衍（山）（约在狼居胥山附近），登临瀚海（一说指令蒙古高原东北呼伦湖与贝尔湖，一说指杭爱山）而返。
经过这次失败，匈奴势力从此退出河套及其以西一带。史称“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⑧。
匈奴人由于远离水草茂盛的阴山地区，畜牧业生产发展从此受到严重限制。而汉王朝利用夺得的“匈奴左地”，令原为其附属的乌桓族（原住于辽河流域及老哈河一带）徒居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为汉侦匈奴动静；又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大宛，以公主妻乌孙昆莫（王），拆散匈奴与乌孙的联盟；复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切断其与羌族的交通。于是匈奴势力日削。
公元前114年（汉元鼎三年），伊稚斜单于死。子乌维单于（前114—105）、孙乌师庐单于（前105—102）相继立。乌师庐年少，“好杀伐，国人多不安”①。其左大都尉使人潜告汉，阴谋将乌师庐杀死。汉遣因杅将军公孙敖筑塞外受降城（故址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后旗东）备应援。汉帝以其地距匈奴远，遣浞野侯赵破奴将2万骑出朔方郡西北2000里，约期至浚稽山（今蒙古国南部鄂洛克泊南）候动静。事将发而被发觉，左大都尉被杀，破奴为其左方兵击败被擒，全军没入匈奴。乌师庐不久死，子年幼，季父右贤王呴犁湖继立。但呴犁湖在位仅一年又死，匈奴贵族立其弟且鞮侯为单于（前101—96）。
且鞮侯单于初立时，因恐汉兵乘机进袭，将从前所拘汉使路充国等人释归，企图与汉和解。汉为缓和彼此关系，令中郎将苏武携带大量财物馈单于。时值浑邪王姊子缑王与长水虞常等谋反事泄②，牵连苏武。单于使卫律治其事。苏武引刀自杀，卫律召巫医救治，徒于北海（今贝加尔湖）。会贰师将军李广利破大宛回师，威震西域，西域诸国多遣使献贡。汉因欲藉其势慑服匈奴，于公元前99年（武帝天汉二年）遣广利将兵3万出酒泉击右贤王。广利虽获斩杀万余人的战果，却险遭活捉，为配合广利出征的骑都尉李陵则被击败而投降匈奴。汉帝不甘，于前77年（武帝天汉二年），复使广利领骑兵6万、步兵10万③出朔方，令游击将军韩说将步骑3万出五原，公孙敖将步骑4万出雁门，企图重振骠骑将军霍去病雄威。且鞮侯单于袭用伊稚斜故技，移辎重于余吾水（今蒙古国土拉河）北，自统兵10万列阵水南，以待汉军。双方战10余日，不分胜负。但战争结束后不久，且鞮侯单于即病死，子狐鹿姑单于继其位。
狐鹿姑单于在位（前96—85）时，匈奴内部由于奴隶制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已日趋腐败，而内部矛盾最初是由单于为传位己子废左贤王合法继承人先贤掸为日逐王引起；继之，又因单于母阏氏以其异母弟左大都尉贤为族人所重，恐单于不立己子而立左大都尉，派人杀之，致使左大都尉同母兄拒绝按时前往会盟。
举报
郭丹郭丹当前离线- 注册时间
- 2010-8-16
- 最后登录
- 2011-12-30
- 阅读权限
- 10
- 主题
- 11
- 帖子
- 160
- UID
- 39335
流浪的疾风
- 钥匙
- 0
- 铜板
- 281
- 积分
- 39
- 精华
- 0
- 串个门
- 加好友
- 打招呼
- 发消息
发表于 2011-9-25 18:57:35|只看该作者 及单于将死时，却又嘱诸贵人立其弟右谷蠡王继为单于。而卫律及其妻颛渠阏氏则于其死后矫令更立左谷蠡王。公元前85年（汉昭帝始元二年），左谷蠡王在卫律等支持下继位，称壶衍鞮单于。左贤王和右谷蠡王极为愤慨，阴谋投附汉朝，但恐不能达到目的，遂谋胁卢屠王共走乌孙。卢屠王不从，告知单于。单于使人验问。右谷蠡王不服，反嫁罪于卢屠王，致使二王俱离开旧游牧地，不往龙城会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不断加剧，给奴隶主贵族势力的发展带来了巨大障碍。 早在狐鹿姑单于时，匈奴贵族因连年征战，就渴望与汉朝恢复和亲。后因单于拘留汉使，及壶衍鞮单于继位，“母阏氏不正、国内乖离”④，常恐汉兵乘机往袭。于是采用卫律建议，“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⑤，以防汉军突然袭击。旋因听说“胡人不能守城”①又中止，改与汉通好，并释苏武、马宏等归。不久，又发左、右部2万骑掠汉塞。兵败，瓯脱王与西祁王被俘。因惧瓯脱王导汉军追击，率众走西北②。
公元前78年（汉昭帝无风三年），右贤王、犁汙王将兵4000骑分道侵日勒（今甘肃省山丹县东南）、屋兰（今山丹县西北）、番和（今甘肃省永昌县境），为汉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击败，犁汗王为属国千长义渠王部下射死。次年，单于发兵3000余进犯五原，杀略数千人；继遣数万骑傍汉塞围猎，攻袭亭障。时乌桓渐强，派人掘前“单于冢墓”③。壶衍鞮单于怒，发兵2万驰击。汉授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欲随后跟踪堵截。会匈奴已收兵，明友遂乘乌桓新败，挥师蹴之，斩杀6000余人。匈奴贵族惊惧，不敢出兵，遣使往乌孙，阴谋索汉解忧公主，又连发兵侵掠乌孙，夺其车延、恶师之地，公主及昆弥求汉出兵救援。
乌孙是汉朝在西域的重要盟邦，公元前2世纪末期就与汉朝“结为昆弟”④。因此保乌孙就是保西域。公元前71年（汉宣帝本始三年），汉朝统治阶级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前将军韩增，蒲类将军赵充国等分别领兵出塞，偕乌孙对匈奴进行夹击。匈奴人民闻汉兵至，纷纷远徙。汉兵因未按预定期限到达目的地，校尉常惠乃与乌孙合兵击右谷蠡王庭。俘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公主）、名王、犁汗都尉、千长、将以下39000余人，牛、羊、马、驼、驴、骡等70余万头⑤。单于怨怒，于当年冬自统兵击乌孙，颇有俘获。但当要返回时，恰值天气骤冷，突降大雪，深丈余，人畜多冻死。于是丁灵乘势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给壶衍鞮单于以沉重打击。
公元68年（汉宣帝地节二年），壶衍鞮单于死，其弟左贤王继位，称虚闾权渠单于（前68—60）。虚闾权渠由于不满颛渠阏氏擅权，废黜之。颛渠阏氏父左大且渠怀怨。会第二年灾荒，人民、畜产死者无数，遂发两屯人众各万骑往防汉兵，致使阶级矛盾又迅速尖锐化，附属各部落俱纷起反抗。西嗕部乘机叛附汉，而西域各国则相约攻取直接受其庇护的车师国，俘其王及人众。汉朝为联合西域各国与匈奴奴隶主贵族相抗衡，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兵至渠犁一带屯田，命郑吉为护鄯善以西使者⑥，使匈奴势力进一步受削弱。
第三节匈奴国家的分裂和衰亡
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虚闾权渠单于病死，郝宿王刑未央召诸王议立嗣。颛渠阏氏因前与右贤王屠耆堂私通，遂与弟左大且渠都隆奇密谋，擅立屠耆堂为握衍朐鞮单于。
握衍朐鞮单于屠耆堂性酷虐，即单于位后，重用颛渠阏氏弟都隆奇，尽诛虚闾权渠时用事大臣刑未央等，又贬斥前单于子弟近亲。虚闾权渠子稽侯珊被迫投附妻父乌禅幕⑦。日逐王先贤掸与单于有隙，将众数万骑归附于汉。汉封之为归德侯。单于立从兄薄胥堂为日逐王，欲杀先贤掸两弟。乌禅幕谏阻之，不听。旋左奥鞬王死，单于自立幼子为王，留于单于庭。奥鞬贵人不从，拥立奥鞬子为王，东向游牧。握衍朐鞮单于遣右丞相将万骑往追，被击败。以其滥施杀伐，暴虐无道，族人多不服其号令。其太子、左贤王因数谗左地贵人，也深为左地贵人所怨。公元前58年（汉宣帝神爵四年），以东边姑夕王受乌桓进攻，略有损失，握衍朐鞮怒。姑夕王俱，与乌禅幕、左地贵人拥立稽侯珊为呼韩邪单于，发左地兵4—5万人，往攻握衍朐鞮。握衍朐鞮败走，请援于右贤王。右贤王怨其残虐，不理。握衍朐鞮惭愤自杀，部众尽归呼韩邪单于。
呼韩邪虽然据有握衍朐鞮部众，攫取统治全匈奴的权力，但由于不注意分清敌友，即位后不久，社会便陷入动乱状态，出现“五单于”争立的混乱局面，从而成为匈奴族走向分裂的重要转折点。
史载呼韩邪在迫使握衍朐鞮单于自杀后，即收兵返回单于庭，令“罢兵使各归故地”①。又将流落为民的兄弟呼屠吾斯立为左谷蠡王，嗾右地贵人往杀右贤王。右贤王闻之，便与前单于亲信都隆奇等共议立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发兵攻呼韩邪。呼韩邪败走，屠耆单于夺取单于庭，立长子都涂吾西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楼头为右谷蠡王。屠耆单于在统治地位获得初步巩固后，即于次年早秋令先贤掸兄右奥鞬王与乌藉都尉②各将2万骑屯东方，备御呼韩邪。时居住于西北地区的呼揭王③与唯犁当户，欲构陷右贤王（握衍胸鞮弟），捏称他谋为乌藉单于。屠耆单于不审虚实，杀之。后知其冤，又杀唯犁当户，呼揭王惧而叛，自立为乌揭单于。右奥鞬王得报，自立为车犁单于。而乌藉都尉亦称乌藉单于。屠耆堂为讨平叛乱，使都隆奇击乌藉单于，亲统兵进击车犁单于，乌藉、车犁败，奔窜于西北地区，谋与乌揭单于会合，约共尊车犁为单于。屠耆单于遣左大将、都尉统兵拒呼韩邪，自率军击车犁。车犁单于败，远遁。
公元前56年（汉宣帝五凤二年），呼韩邪单于遣弟右谷蠡王等将兵击屠耆单于屯兵，杀略万余人。屠耆单于得报，统兵6万骑击呼韩邪。兵败自杀。都隆奇与屠耆单于少子姑瞀楼头投奔汉朝，而车犁单于亦东返降于呼韩邪。呼韩邪左大将乌厉屈与父呼遫累乌厉温敦，见内乱迭起，又率众降汉。不久，季陵子复立乌藉都尉为单于，屠耆单于从弟休旬王于西部自立为闰振单于，呼韩邪单于兄呼屠吾斯于东部自称郅支骨都侯单于。呼韩邪单于击杀乌藉都尉后返回单于庭。但闰振单于与郅支单于又互相攻杀。公元前54年，那支单于击杀闰振单于，尽有其众，发兵攻呼韩邪。呼韩邪败走，单于庭为郅支所据。
为了摆脱危局，左伊秩訾王建议呼韩邪“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④。单于近臣极力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匈奴人之所以能显威名于世，全赖“马上战斗为国”①，是壮士所为；“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若“臣事于汉”，则“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②。针对诸大臣们的鼓譟，左伊秩訾王根据当时的形势指出：“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③。据理力争。终于使呼韩邪单于采纳其建议，引众傍近汉塞，并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公元前51年（汉甘露三年），又亲至长安朝觐汉宣帝刘询。刘询授予玺绶、冠带、黄金、锦绣、缯絮等物，使驻漠南光禄塞（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北），又拨运米谷34000斛供食用④。呼韩邪单于附汉，是匈奴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既是匈奴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汉、匈关系发展的结果。它不仅宣告了匈、汉两大民族战争状态的结束，并代之以匈、汉合作的新局面，打破自“三代”以降“胡、越不与受正朔”的旧传统，开辟了北方民族政权接受统治中原王朝领导的先例，与此同时，还促进了塞北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加强了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向心力与内聚力，并为尔后的进一步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呼韩邪单于附汉时，郅支单于为取得汉朝的支持与帮助，亦遣子驹于利受入侍汉廷，并不时令人至长安贡献。汉朝虽待以厚礼，但每次赏赐俱薄于呼韩邪单于。
郅支初以为呼韩邪降汉，兵弱不能再归单于庭，遂引众西向，谋攻夺定右地。不料屠耆单于弟已居其地，自立为伊利目单于。那支并有其众。后自度无力统一匈奴，率众继续西徙，企图与乌孙昆弥乌就屠联合。乌就屠见呼韩邪附汉，杀其使，发兵佯往迎。郅支知觉，勒兵破其众。复乘势败乌揭、坚昆、丁令⑤三国、建庭于坚昆。
郅支自以距汉地远，又怨汉助呼韩邪单于，于公元前44年（汉元帝初元五年），困辱汉使者江乃始等，复索还侍子，杀汉使司马谷吉。后知呼韩邪势渐强，率众西迁康居（今哈萨克斯坦联邦东南部一带）。中道适天气骤寒，人多冻死。及至康居，仅存3000人。康居王时欲倚之以威胁邻国，招为婿。郅支于是借康居兵，数击乌孙，深入赤谷城（今伊塞克湖南面伊什提克），杀略人民，驱掠牲畜。公元前36年（汉元帝建昭三年），为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所击杀⑥。
呼韩邪单于获悉郅支被杀，既喜且惧。公元前33年（汉元帝竟宁元年），又至长安朝觐汉元帝刘奭，请“婿汉氏以自亲”⑦。刘奭以后宫女王嬉（字昭君）赐单于。单于号王嬉为宁胡阏氏，并表示愿保上谷至敦煌一带边塞。但仅过两年，单于病死。尔后，其子复株累若鞮单于（雕陶莫皋，前31—20年），搜谐若鞮单于（且糜胥，前20—12年）、车牙若鞮单于（且莫车，前12—8年）、乌珠留若鞮单于（囊知牙斯，前8—公元13年）、乌累若鞮单于（咸，公元13—18年）等相继嗣位。
在复株累若鞮单于等统治期间，因各单于都恪守“传国与弟”“约令”①，又能与汉朝保持较密切的和平友好关系，因此，其政治、经济一般都比较稳定。只是在王莽篡汉（公元9—21年）后，由于实行歧视压迫匈奴政策，并从中进行挑拨离间，致使表面平静而实际存在的矛盾又不断加剧。
公元18年（新莽天凤五年）乌累若鞮单于死，其弟舆继立，称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他性贪婪，又刚愎自用，掌权后，为了改变兄终弟及的传位制度为父子继承制，便废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斯承袭左贤王位，复杀知牙斯。于是引起了右奥鞬王比的不满，乃出怨言：“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当立；以子言之，我前单于长子，我当立”②。单于知比不服，心怀疑贰，遣两骨都侯监领比所部官兵。公元46年（东汉建武二十二年），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死，子左贤王乌达鞮侯立。又死，其弟左贤王继之，称蒲奴单于。右奥鞬王比因不得立，怨恨交加。时值匈奴“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③，蒲奴单于畏汉伺其隙，遣使至渔阳求和亲。比于是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向西河太守求内附。事为两骨都侯知觉，劝单于于五月龙城会盟时杀比。比惊惧，集所辖南边8部众4—5万人谋杀两骨都侯。两骨都侯知信，奔告单于。单于发兵驰击。后因见比兵众多，未敢妄动。比知难以继续共事，于公元48年（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在8部大人拥戴下，袭用其祖稽侯珊号，称呼韩邪单于，并于当年款五原塞（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示“愿永为蕃蔽”④。公元50年（建武二十六年），复遣子入侍。东汉政府仿照西汉对待稽侯珊旧例，颁给黄金质玺绶、冠带、衣服、车马、黄金、锦绣、缯絮等物；又米糒25000斛，牛羊36000头接济。此外，又于五原塞西80里，为之建立单于庭，旋徒云中。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
南匈奴的内附，既是匈奴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也有一定关系。因为自公元18年以后，呼韩邪单于比一直驻牧于匈奴南边，所领八部牧民，长期析居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上谷等郡地，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颇深，因而要求与汉族人民和好的愿望也较强烈。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显然是一种进步现象。
南、北匈奴的分裂，使匈奴势力再次受到削弱，并成为其走向衰微的新的转折点。
匈奴二部，虽然分居大漠南北，但纷争并未因此中止。为了争夺地盘，扩张势力，彼此之间仍不时互伺嫌隙，控弦抗戈。公元50年冬，呼韩邪单于因五骨都侯叛乱，为蒲奴单于击败，徒居西河美稷（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西北），汉使中郎将段彬及副校尉王郁为之卫护。南单于（呼韩邪单于）令韩氏骨都侯屯北地郡，右贤王驻朔方郡，当于骨都侯戍五原，呼衍骨都侯守云中，郎氏骨都侯、左南将军、栗籍骨都侯分别屯定襄、雁门和代郡，各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⑤。北单于（蒲奴单于）惧，将部分被俘汉人送还，复数遣使请和亲。汉从司徒掾班彪计议，依照从前待呼韩邪稽侯珊、那支单于行事。
公元5
举报
郭丹郭丹当前离线- 注册时间
- 2010-8-16
- 最后登录
- 2011-12-30
- 阅读权限
- 10
- 主题
- 11
- 帖子
- 160
- UID
- 39335
流浪的疾风
- 钥匙
- 0
- 铜板
- 281
- 积分
- 39
- 精华
- 0
- 串个门
- 加好友
- 打招呼
- 发消息
发表于 2011-9-25 19:00:42|只看该作者 6年（东汉中元元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比死。丘浮尤鞮单于（莫，公元56—57年）、伊伐於虑鞮单于（汗，公元57—59年）、醞僮尸逐侯鞮单于（适，公元59—63年）、丘除车林鞮单于（苏，公元63年）、湖邪尸逐侯鞮单于（长，公元63—85年）等相继嗣位。“时北匈奴犹盛”⑥，不时出兵犯汉塞，汉廷每以为忧。会北单于请“合市”，致和亲，汉廷令越骑司马郑众往使。南匈奴须卜骨都侯知汉与北匈奴通款，谋往附。汉察其情状，置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又遣副校尉来苗等屯五原曼柏，骑都尉秦彭将兵屯美稷。不久，北匈奴果遣骑2000谋迎骨都侯。因见汉兵严备，始退走。但此后又经常出没于汉边郡一带。 东汉王朝为维护北部边境安宁，公元73年（东汉永平十六年）发缘边兵分道北征。南单于遣左贤王信随太仆祭彤等出朔方高阙击皋林温禺犊王；窦固、耿忠出酒泉击呼衍王；耿秉、秦彭出张掖、居延击句林王；来苗、文穆出平城塞（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北击。但除窦固一路外①，余俱无功而还。北匈奴众纷纷远徙。公元76年，皋林温禺犊王率众返居涿涂山（今蒙古国满达勒戈壁附近），南单于率轻骑偕乌桓及缘边兵出击，杀数百人，降三四千人。
北匈奴统治集团由于经常对外掠夺，部分人众逐渐产生厌战情绪，并想摆脱其羁绊南下附汉，经上述两次战役后，遂不时有人从中脱出南投。例如公元83年至五原塞的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38000人，公元85年陆续进塞的车利、涿兵等“七十三辈”内附，就是明证②。由于逃亡人数不断增加，势力受到严重削弱，被奴役的各族人民乘机奋起反抗，蒲奴单于内外交困，被迫率众远徒。
公元87年（东汉章和元年）；鲜卑进入匈奴左地击北匈奴，斩优留单于，“北庭大乱”③。屈兰、储卑、胡都须等58部、20万人分别至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郡投附东汉。会南匈奴休兰尸逐侯鞮单于屯屠何（公元89—93年）不久立，上书东汉王朝，请“破北成南，并为一国”④。东汉王朝允其请，命窦宪为车骑将军，执金吾耿秉为副将军，合南单于兵北击。双方鏖战于稽落山（今蒙古国乌布苏泊）等地。北匈奴败，被杀万余人，20余万人降附。公元90年，屯屠何复请出塞。左谷蠡王师子率左、右部8000骑出鸡鹿塞，再次败北单于，斩杀8000人。窦宪以北单于微弱，欲乘势灭之，于公元91年又令耿夔出居延，围北单于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破其众。北单于被迫逃奔康居⑤（后复西徙，与从前西迁的匈奴人会合）。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为单于，将右温禺鞬王、骨都侯以下数千人至蒲类海，请内附于汉。汉令耿夔颁给印绶，使中郎将任尚持节卫护屯伊吾，值窦宪罹罪被诛，故放除鞬旋又叛去。汉遣长史王辅与任尚击杀之，灭其众。北匈奴亡，地为鲜卑所据，余众10余万落皆自号为鲜卑①。
在北匈奴走向衰落时，南匈奴由于得到东汉的支持，接纳了北匈奴部分降众，故史称其“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六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②。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深，政治危机也日趋严重。
公元93年（东汉和帝永元五年），南单于屯屠何死，前单于伊屠於闾鞮单于宣弟安国立。安国初为左贤王，“无称誉”③。左谷蠡王师子“勇黠多知”④，向为单于宣及屯屠何器重，数将兵出塞，屡有建树。既为族人推重，亦颇得汉帝宠遇。安国心常怀妒忌，曾阴谋偕北匈奴降众袭杀之。师子觉察，徙居于五原附近一带驻牧，不往单于庭会盟。时使匈奴中郎将杜崇与安国不睦，崇乃偕度辽将军朱徽集西河郡等兵讨之。安国畏惧，其舅喜为惧祸及己，遂杀安国，立师子为亭独尸逐侯鞮单于。
师子初立时，北匈奴降众即有五六百人来袭，为汉安集椽王恬等击败。北匈奴降众15部20余万人胁屯屠何子奥鞬日逐王逢侯为单于，杀略吏民。焚烧邮亭庐帐，谋渡漠北。为汉朝光禄勋邓鸿、护羌校尉任尚及师子等兵击败，部众分解为左、右两部。左部屯朔方西北，右部驻涿涂山下，相距数百里。旋左部复自相猜疑，叛而降汉，逢侯所领右部则由于鲜卑进攻，加上饥饿困迫，多为鲜卑所并，只有少部分归附于东汉。
公元98年（东汉永元十年）师子死后，万氏尸逐鞮单于檀、乌稽侯尸逐鞮单于拔、去特若尸逐就单于休利先后嗣位。在檀、拔、休利等统治期间，因东汉政治黑暗，政局动荡，民变不断发生，起义农民劫官府，攻城略邑，居住于边境的氏、羌等族人民也不时聚众反抗。在各族人民反抗斗争影响下，140年（东汉永和五年），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也聚众暴动，引兵进攻西河郡，并诱右贤王合兵围美稷，杀朔方、代郡长史。度辽将军马续与中郎将梁并破之。吾斯聚集亡叛，继续驰驱于边塞。中郎将陈龟以单于休利不能制部众，“外顺内畔，促令自杀”⑤。吾斯等怒，立车纽为单于，引乌桓、羌胡等数万攻破京兆虎牙营，侵掠并、凉、幽、冀四州。中郎将张耽将兵败之，车纽被迫降，吾斯与薁鞮台香、且渠伯德等继续进行顽强斗争。东汉虑战火日炽，于公元143年扶立久居于洛阳的南匈奴贵族兜楼储为单于，使人将其护送南单于庭，又令马寔继续围攻吾斯。马皇先募人杀吾斯，然后乘势出击，败之。乌桓70余万人相继降。暴动以失败告终。
公元147年（东汉建元元年），兜楼储死，伊陵尸逐就单于居车儿继位。居车儿对东汉虽极忠诚，但为人平庸，少威望。155年（东汉永寿元年），左薁鞮台耆、且渠伯德等7000人再度暴动，攻略美稷、安定等地，为属国都尉张奂击破⑥。公元158年，南匈奴休屠各部与乌桓、鲜卑又举行暴动，亦以失败告终。
居车儿在位25年。其子孙屠特若尸逐就单于、呼徵单于、羌渠单于相继立。羌渠单于在位时，由于东汉统治阶级更加腐朽，各地农民起义已风起云涌，而地方势力也纷纷割地自雄。公元187年（东汉中平四年），前中山大守张纯联合乌桓进攻青、徐、幽、冀四州，自称弥天安定王⑦。东汉命单于遣兵助幽州牧刘虞往讨。羌渠令左贤王将兵出征。匈奴人民恐单于“发兵无已”①，右部■落遂与屠各部联合，杀羌渠。
羌渠单于被杀后，子右贤王於扶罗立，称持至尸逐侯单于。於扶罗继位时，因反叛者惧其报杀父之仇，别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放扶罗怒，谋亲往洛阳请东汉帮助，适值汉灵帝刘宏病逝，局势混乱，遂被迫率数千骑与农民起义军的中一支——白波军结合，进攻河南（今河南省黄河以北一带）、太原（今山西省南部一带）。时各地封建主为了对付起义军，纷纷结营自保。放扶罗在战争中遭受很大损失。为保存实力，旋决定退兵返回单于庭，但遭驱逐。他在河东郡平阳县驻了一段时间后，又卷入袁绍和袁术等的割据斗争之中。
须卜骨都侯立一年而死，单于庭虚其位，以氏族首领权行其事。公元194年，於扶罗亦死，弟呼厨泉继为单于。扶罗子刘豹为左贤王。据传刘豹即是4世纪初年建立“汉”国的刘渊之父。
呼厨泉是南匈奴最后的一位单于，掌权后，曾多次受到鲜卑的袭击。公元216年，呼厨泉投靠曹操。曹操为了削弱势力，分其众为5部，每部选尊贵者为帅，别令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令左部居太原故兹氏县（今山西省汾阳东南）、右部居祁县（今山西省祁县东南）、南部居蒲子县（今山西省隰县）、北部居新兴县（今山西省忻县）、中部居大陵县（今山西省文水县东北）②。匈奴部落组织虽然名义上虽还被继续保存着，但权力却已全部落入曹魏政权的手中，单于只是徒有虚名的称号，南匈奴国家政权亡。
第四节4至5世纪的匈奴
公元3世纪初期，由于社会危机的发展，东汉王朝内部经过军阀混战，最后形成了魏、蜀、吴三个封建割据集团，历史上称之为“三国”。三国之间，为了扩充地盘，掠夺财富，又进行了长期战争。3世纪中期，吴、蜀二国先后为魏吞并，而魏国政权实际上已掌握在司马氏手中。公元265年（魏咸熙二年），司马炎废曹矣，建立晋朝，史称“西晋”。
西晋建立初期，虽然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恢复的措施，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但由于司马氏政权是一个以士族门阀集团为核心的封建政权，其贪婪、荒淫、奢侈和残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阶级，故此后不久，社会又再度陷入危机，并导致了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促使西晋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趋于白热化。各族人民被迫离乡背井，纷纷流亡，形成大规模的流民浪潮。西晋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顾广大流民的死活，勒令他们返回本土，终于激起了广大流民的反抗，形成波澜壮阔的各族人民大起义。
在中原地区政治、经济的影响下，当时迁居塞内的匈奴人也发生很大变化③。除南匈奴外，又先后分解出屠各胡、临松卢水胡、铁弗匈奴三个重要分支集团。屠各胡与南匈奴散居于今甘肃、陕西、山西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一带，其中以居住于山西省的部分为最多、最强。两部分匈奴人，在公元4世纪前30年间，曾联合在今山西和陕西二省建立“汉—前赵”政权。“临松卢水胡”④居于今甘肃省河西走廊与青海省之间，5世纪前期于河西一带建立“北凉”。“铁弗匈奴”是鲜卑人与匈奴人融合后产生的一个分支群体，原居于今内蒙古河套一带，5世纪初年，在今陕北一带建立“大夏”国。
一、汉——前赵
公元291年（西晋元康元年），西晋统治阶级由于争权夺利，终于导致了“八王之乱”。304年（西晋永兴元年），成都王司马颖因在混战中处于劣势，引匈奴作外援，拜匈奴屠各部首领北部都尉刘渊（刘元海）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⑤，并遣之回并州去召集匈奴5部骑兵前来支援。但刘渊回并州后，并未出兵赴援，而是自称“大单于”，于离石左国城（今山西省离石县北）建立政权，称“汉王”，树起反晋旗帜。远近归附者数万人。
308年（西晋永嘉二年）秋，刘渊攻克平阳、河东二郡，迁都于蒲子（今山西省隰县）。继又徒平阳，进位皇帝，改元“永凤”，以子刘和为大将军，刘聪为车骑大将军，族子刘曙为龙骧大将军。时啸聚于青州、徐州的王弥，赵、魏的汲桑、石勒①，上郡鲜卑人陆逐延，氏族酋长单征等，纷纷归附，拥其为反晋共主。
310年（晋怀帝永嘉四年），刘渊病死，子刘和继位。和性“多猜忌，驭下无恩”②，轻信卫尉刘锐、宗正呼延攸（和之舅）、侍中刘乘谗言，为铲除异己，发兵击楚王刘聪、齐王刘裕、鲁王刘垄北海王刘乂。刘聪因早有防备，遣兵还击，杀刘和、刘锐、刘乘和呼延攸，自立为帝，改元“光兴”，命刘乂为皇太弟，子刘粲为河内王，刘易为河间王、刘翼为彭城王，刘悝为高平王；粲兼为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石勒为并州刺史、汲郡公。在统泊地位获得初步巩固后，又命刘曜驱兵入洛，与晋军周旋于梁、陈、汝、颍间。次年，复命呼延宴统兵27000人进攻洛阳，纵兵大掠，俘晋怀帝司马炽。316年（西晋建兴四年），令刘曜进驻关中，围攻长安。时司马邺为帝，邺败，被迫出降，西晋亡。
由于不断对外发动战争，而刘聪即位后又穷奢极欲，游猎无度，经常饮宴后宫，致使朝廷“阿谀日进，货贿公行”③，群臣言事，俱听任中常侍（宦官）王沈等决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日益加剧。
318年（东晋太兴元年），刘聪死，子刘粲嗣位，改元“汉昌”。粲为人“任性严刻无恩惠”，拒谏饰非，呢近奸佞，“好兴造宫室”④。又轻信大司空靳准言，收捕太宰刘景、大司马刘骥、车骑大将军刘逞等人，终于众叛亲离。靳准早有图谋，遂于是年八月，乘粲治兵于上林时将其杀害，自号大将军、汉大（一作天）王，置百官，遣使称藩于东晋。
刘曜得悉靳准构乱，自长安发兵往晋阳。时石勒亦引兵500屯襄陵（今山西省平阳县东南）北原。刘曜抵赤壁（今山西省河津县西北），会太保呼延宴自平阳来归，于是，便在呼延宴等拥戴下即帝位，改元“光初”。曜以朱纪为司徒，呼延宴为司空，使太尉范隆以下各复本职，以石勒为司马、大将军，加九锡，进爵赵公。石勒围靳准于平阳，收降巴（巴氏）、羌、羯10余万落。曜遣兵屯汾阴（今山西省河津县西南），偕石勒共击靳准。准自度不能敌，欲谋降，为左右车骑将军乔泰、王腾、卫将军靳康（准从弟）执杀。尚书令靳明继位。明令卜泰奉传国玺降刘曜。石勒怨怒，挥师攻靳明。明率平阳士女15000人投刘曜。曜以靳准灭刘氏宗族，将靳氏男女老少尽行处死。石勒占据平阳，焚其
举报
郭丹郭丹当前离线- 注册时间
- 2010-8-16
- 最后登录
- 2011-12-30
- 阅读权限
- 10
- 主题
- 11
- 帖子
- 160
- UID
- 39335
流浪的疾风
- 钥匙
- 0
- 铜板
- 281
- 积分
- 39
- 精华
- 0
- 串个门
- 加好友
- 打招呼
- 发消息
发表于 2011-9-25 19:06:30|只看该作者 宫室，自归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319年（东晋大兴二年），刘曜返长安，立羊氏为皇后，子熙为太子，缮宗庙社稷，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关陇氏、羌各族皆降服。 在刘曜建国不久，石勒于襄地亦建立“赵国”，自称大将军、大单于、领冀州牧，史称“后赵”。后赵建立后，与前赵经常互相攻战，给各族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328年（东晋咸和三年），刘曜在洛阳战斗中兵败被杀，子刘熙偕南阳王刘胤弃长安奔上邦（今甘肃省天水市西），为刘虎所杀，前赵亡。部众或死或徙，留居并州及秦、雍一带的，大都散居于北魏时兴起的稽胡中。
二、北凉
在前赵灭亡半个世纪以后，临松卢水胡又崛起于张掖一带，并建立政权，史称“北凉”。
“北凉”的创建者为沮渠蒙逊。蒙逊先世为匈奴左沮渠（官名），因以为姓。祖父祁复延曾为“伏地王”①，父法弘为前秦中田护军。后父死，代领部曲。吕光建立后凉时，蒙逊伯父罗仇、麹粥分别为尚书和三河太守；从兄男成为将军，守晋昌；而蒙逊“自领营人，配箱直”②，肩负宿卫。
397年，吕光信谗言，杀罗仇及麹粥。蒙逊素来“博涉群史”，“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③，不堪吕光凌辱，遂乘归葬罗仇机会，聚众起兵，攻占后凉临松郡，进屯金山（今甘肃省山丹县）。男成闻讯，也聚众数千，屯于乐涫（故址在今甘肃省高台县西北），败酒泉太守垒澄。继而又进军建康（在今甘肃省高台县南），遣使说服建康太守段业背吕光。397年（东晋隆安元年），段业在男成等拥立下，自称大都督、龙骤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玺”。授男成为辅国将军，蒙逊为张掖太守。399年，段业即凉王位，授蒙逊为尚书左丞，梁中庸为尚书右丞。后见蒙逊雄武有谋略，心存畏惧，欲疏远之。蒙逊愤恨，知无法相容，暗弄权术，于401年（东晋隆安五年），约从兄男成同祭于兰门山，但又密遣人告业，“男成欲以取假日为乱”①，使业杀男成。此后，反诬段业在害忠良③，集部众杀业，夺取后凉政权，自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改元“永安”。署从兄伏奴为镇军将军、张掖太守、和平侯；弟沮渠挐为建忠将军、都谷侯；田昂为镇南将军、西郡太守；臧莫孩为辅国将军；房晷，梁中庸为左右长史；张骘、谢正礼为左右司马。当蒙逊登北凉王位时，周邻地区除北魏与东晋对峙外，还有都于长安的后秦姚兴（羌族），都于苑川的西秦乞伏乾归（陇西鲜卑），都于西平（今青海省西宁市）的南凉秃发利鹿孤（河西鲜卑）、都于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的后凉吕隆（氏族）、都于敦煌的西凉李暠（汉族）等国群起并立，形势极为险峻。蒙逊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先遣使奉贡于后秦，继又纳款于南凉，复励精图治，招贤纳士，发展生产，积聚力量。经数年休养生息，势力渐强，遂逐步向外扩张。410年（东晋义熙六年），南凉王秃发候檀出兵攻蒙逊。蒙逊率兵与战于穷泉（今甘肃省山丹县东南），败其众，乘胜进围姑臧，克之。412年，蒙逊自张掖迁都姑臧，称河西王，改元“玄始”，以子沮渠政德为世子、加镇卫将军，录尚书事。414年，西秦河南王乞伏炽磐灭南凉，辖地与北凉相接，双方不时交兵。又多次出兵伐西凉。421年，蒙逊灭西凉，据有西凉7郡。由于与西域诸国交通，在境内大兴佛教。428年，西秦王乞伏炽磐卒，子乞伏暮末嗣位，曾多次谋进取，俱未果。433年（南朝宋元嘉十年），蒙逊病卒，子沮渠牧健（一作茂虔）继位②，改元“永和”，册子封坛为世子，加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蒙逊在世时（430年冬）受北魏册封；牧健嗣位后，继续奉行臣属于魏的政策，以妹兴平公主护送北魏为拓跋焘右昭仪，煮亦以妹武威公主妻牧剑439年（北魏太延五年），以牧健有轻北魏意，且与嫂通奸，拓跋焘亲征。因沮渠祖、沮渠万年相继纳款，姑臧城破，牧健被迫率文武5000人出降⑤。武威、张掖、酒泉一带尽为北魏军所占有。牧健弟沮渠无讳、沮渠宜得奔敦煌，422年（北魏太平真君三年），无讳以乏食率众万余户西走，命弟沮渠安周击鄯善（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同年九月，又出兵夺高昌，并遣使向甫朝宋献方物，受封为都督凉州、河州、沙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河西王。
444年，无讳卒，弟安周立。460年，高昌为柔然所破，安周被杀，北凉亡。
三、大夏
“大夏”是“铁弗匈奴”首领赫连勃勃在朔方建立的一个政权。所谓“铁弗”，意为匈奴父、鲜卑母之裔，即匈奴与鲜卑两民族的融合体。据史载，赫连勃勃先世，原与“汉”刘渊为近支。汉主刘聪在位时，其曾祖铁弗刘虎曾受册封为楼烦公。后刘虎死，祖务桓继立，务桓为保存实力，曾相继依附于代王什翼舰后赵石虎。
356年（东晋永和十二年），务桓死，叔祖阏陋头代立，部落多叛归悉勿祁。359年，悉勿祁死，父卫辰嗣立。卫辰为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一面遣子向代王朝献，一面又潜通前秦荷坚，受其册封，请入塞寄田（借地耕种），势力日张。
公元365年（东晋兴宁三年），卫辰联合贰城（今陕西省黄陵县西北）匈奴右贤王曹毅，出兵2万进攻秦杏城，为符坚击败，曹毅降，卫辰被擒。坚时经略中原，正需匈奴力量以供驱使，遂授曹毂力雁门公，卫辰为夏阳公，仍使其各统所部④。什翼犍不满卫辰投奔苻坚，集兵往击。卫辰西走，苻坚将其护送回朔方，并遣兵戍守。374年，什翼键复遣兵往征，卫辰南奔，请援于苻坚，坚发幽、冀、并三州分道击代。什翼键令匈奴部帅刘库仁领兵迎战。库仁败，翼犍率众逃奔阴山以北。苻坚以其地分为东、西二部分，黄河以东一带归隶刘库仁，黄河以西一带归隶卫辰，各拜官爵。卫辰因列于库仁下，不久便杀秦五原太守叛，被库仁击败。苻坚为羁摩卫辰，不仅未予计较，且封之为“西单于”，令摄河西诸族庶务，筑代来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旗东南）供屯驻⑥。383年，苻坚因淝水之战败归，政权分裂，西燕慕容永遂拜卫辰为大将军、朔方牧，后秦姚苌也拜之为大将军、大单于、河西王、幽州牧。391年，卫辰因在与北魏战斗中失败为部下所杀，子勃勃（字屈孑）奔鲜卑叱干部。叱干部帅他斗伏侄阿利将其送交后秦姚兴部下高平公没弈于，被拜为安北将军、五原公，统辖三交（今陕西省榆林县西）五部鲜卑等部众。406年（东晋义熙二年），姚兴与北魏拓跋珪通和，勃勃怨怒，杀没奔于叛。因自视匈奴为夏后氏苗裔，乃于次年六月自称“大夏天王”、大单于①。改元“龙昇”。又仿中原汉族王朝置百官，以长兄右地代为丞相，封代公；次兄力俟提为大将军，封魏公；叱干阿利为御史大夫，封梁公；弟阿利罗引为司隶校尉，若门为尚书令，叱以鞬为左仆射，乙斗为右仆射。
勃勃性“贪暴无亲”②。建立政权后，随即发兵进攻鲜卑薛于等三部，降其众万余人。接着，又集兵窜犯后秦三城（今陕西省延安市东南）以北诸戍及岭北各城。姚兴遣齐难统兵2万进击，兵败。不久，复亲自督兵与战，又败。此后，彼此间经常互相攻战。勃勃还出兵进攻南凉，俘其众27000人，牛、马数十万。411年（东晋义熙七年），勃勃举兵进攻安定（今甘肃省泾川县北），破姚兴尚书杨佛嵩于青石北原，降其众45000人，俘获战马20000匹；后又攻下东乡，徙其众3000余户于贰城。秦镇北参军工买德往附，拜买德为军师中郎将。
公元413年（东晋义熙九年），勃勃因欲“君临万邦”，改元“凤翔”，并命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10万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建都城，赐名“统万”（故址在今陕西省榆林县西南白城子）。又铸铜为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虎等物，饰以黄金，列于宫殿前。因耻祖先从母氏姓刘，乃改刘为“赫连氏”，意谓“徽赫与天连”③；号其支庶为“铁伐氏”，意谓其“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④。以妻梁氏为王后，子赫连璝为太子，赫连延为阳平公，赫连昌为太原公，赫连伦为酒泉公，赫连定为平原公。
为了反对后秦，勃勃还相继与北燕、北凉结盟。417年（晋义熙十三年），东晋太尉刘裕灭后秦后，因急返洛阳谋篡晋，命子义真镇长安。勃勃得知，发兵乘虚进袭。次年破长安，积人头以为京观，号称“髑髅台”⑤。筑坛灞上（长安城东灞水上），即帝位，改元“昌武”，仍都“统万”。
勃勃嗜杀成性，视人民如草芥。常居城上，置弓剑于侧，凡有嫌忿，便亲手格杀之。臣僚中有忤视的毁其目，笑者割其唇，谏阻者则先割其舌而后斩之。尝集工匠制造兵器，器成验视；见射甲不能入，斩弓人；射之能入，斩铠匠。赫连勃勃是当时一远近闻名的暴君。
425年（南朝宋元嘉二年），勃勃死，太子赫连璝因在内部争权中被杀，次子赫连昌继立，改元“承光”。
赫连昌继位后，因兄弟间仍继续互相残杀，势力被削弱。时值北魏强盛，正谋对外用兵，遂发兵伐夏，围统万，破长安。
427年，北魏主拓跋焘再次督兵进攻统万，双方鏖战。赫连昌败，逃往上邦（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王公、卿将、诸母、后妃、宫人皆被俘，损失马3O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头。①北魏军虽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拓跋焘仍不肯罢休，次年又令尉眷攻上邦，奚斤攻安定，擒赫连昌。拓跋焘以妹始平公主妻之，拜为常忠将军、会稽公。继又晋封秦王。但赫连昌耻居煮篱下，不久即背魏西走，于五原为北魏斥候将所击杀。
赫连昌被杀后，弟赫连定收其余众逃往上邽，并于428年春即帝位，改元“胜光”。赫连定本欲向北魏复仇，收复统万城，但因势力太弱，始终未敢实行。后闻西秦穷蹙，其王困顿难以自存，流亡于南安（今甘肃省陇西县东）城就食，遂于431年（南朝宋元嘉八年）遣叔父韦伐督兵一万攻南安。西秦王乞伏暮末被迫降，杀之。赫连定贪婪无厌，复欲击北凉沮渠蒙逊，不意中道为吐谷浑王慕容璝所截击，败，被执送平城，为拓跋焘所杀，夏亡。
自“汉——前赵”、“北凉”、“大夏”灭亡以后，“匈奴”这一民族共同体从此便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别有“北周”字文氏，“北魏”中的独孤氏，来源也是匈奴。但因与鲜卑关系较密切，将在鲜卑部分叙述），余众有的继续沦为汉族官僚、地主的田客，有的依附于各地的割据政权，有的则流徙于边国，与汉、鲜卑、氏、羌、高车等各民族共同生活，并逐步融合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个别上层人物，则直至隋、唐时期，仍继续活跃于中华民族政治舞台上。
第五节匈奴的经济和文化
一、匈奴的社会经济
匈奴人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畜牧业生产在其社会经济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既是匈奴人衣食住行的最主要来源，也是它赖以扩大再生产的基矗所谓“人食畜肉，饮其汁”②；“衣其皮革，被旃裘”；“各有分地”，“随畜牧而转移”③，就是其社会生活的生动概括与反映。
从现有记述中可知，匈奴人的畜牧业已相当发达，不仅善于放牧马、牛、羊，而且驯养骆驼、驴、赢（骡）等杂畜。《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言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駃騠、騊駼、■騱”。马、牛、羊、驴、骡是尽人皆知的牧畜。至如“橐驼”即是骆驼。“駃騠”，据《本草纲目兽部》解释，是指牡马与驴交配所生之子，实亦骡属；或又释称骏马。“騊駼”，指青色马。“■騱”，《说文》称“野马属”，也是马中的一种。
匈奴人重视养马，因为马可供乘骑、驮运、放牧牲畜，并可供骑射，是从事狩猎和战争的必需工具。据传其对外征战，往往“人兼数骑”，以备“昼夜驰突”④。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冒顿单于以40万骑围汉高祖刘邦于平城，并将马按颜色编队，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龙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辟（赤黑色）马。如果按每人“兼数骑”计，此次战役，便需马100万余匹。牧马业之发达可想而知。
牛和羊的数量之所以较多，一是因为它们易于牧养，繁殖力强。但更重要的是其肉和奶都是牧民日常生活中不可须臾或缺的生活资料。此外，皮还可供制革或裘，毛可制毡。
骆驼、驴、骡等的牧养，虽不如马、牛、羊普遍，但因它们既是食用畜，又可作驮畜，故在生产中也占有相当大的地位。尤其是骆驼，俗称“沙漠之舟”，向以耐饥渴著称，可半月不饮水，负重致远又为马、牛、驴、骡所不及，其为牧民所重视是不言而喻的。
从有驴、
举报
郭丹郭丹当前离线- 注册时间
- 2010-8-16
- 最后登录
- 2011-12-30
- 阅读权限
- 10
- 主题
- 11
- 帖子
- 160
- UID
- 39335
流浪的疾风
- 钥匙
- 0
- 铜板
- 281
- 积分
- 39
- 精华
- 0
- 串个门
- 加好友
- 打招呼
- 发消息
发表于 2011-9-25 19:07:03|只看该作者 骡、駃騠、騊駼、■騱等的牧养来看，匈奴人显然已懂得选育良种、培养杂交牲畜和依季节变化放牧、选择草场等技术了。 关于匈奴人畜牧业生产发展情况，史籍无确切的统计材料，但从有关记载中，仍不难窥其大概。史载公元前127年，汉将卫青率兵北击，败楼烦、白羊王时，一次就掳获马、牛、羊100余万头。①前124年，卫青将兵出朔方高阙（今内蒙古自治区临河县狼山山口）击右贤王，获其牲畜“数千百万”②。前71年，汉校尉常惠与乌孙联兵出击右谷蠡王，获其马、牛、羊、驴、橐驼70余万头③。89年，东汉将领窦宪率兵破北单于私渠比鞮海（今蒙古国乌布苏泊），又获马、牛、羊、橐驼100余万头④。通过以上事例，不难看出，匈奴人的畜牧业生产规模已相当可观。
除畜牧业外，匈奴人还兼营狩猎。《史记匈奴列传》载，“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又云，“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前43年（汉元帝永光元年），居住于汉塞附近的呼韩邪单于，就因“民众益盛，塞下禽兽颈⑤，诸大臣劝其北归单于庭。可见狩猎在其社会生活中，是占居相当重要地位的。
匈奴人的狩猎方式，从阴山岩画及有关记述考察，大致有个人猎、群猎和集体围猎三种。个人猎、群猎属于生产活动的一部分；而集体围猎则往往是战争的同伴物，随时都可能被转变为对敌作战。
农业也有一定的发展。据考古发掘证实，匈奴人早在公元前3世纪时就已有农业了。因为在蒙古国发掘的匈奴墓葬中，不仅有残存的农作物种籽、农具，还出土有盛装谷物的大型陶器。⑥在已发掘的匈奴城镇遗址中，还出土了犁铧和石磨。汉文史籍也有匈奴人从事农业的记载。《史记卫将军列传》载，公元前119年（汉元狩四年），卫青将兵击匈奴，在抵达寘颜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南面支脉）赵信城时，曾“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余粟以归”。又《汉书匈奴传》云，公元前89年（汉征和四年）秋，匈奴地区因连续数月降雨、雪，致使畜产多冻饿而死，人民疫病，“谷稼不孰”。《汉书西域传》云，汉昭帝刘弗陵时，乌孙公主上书，言匈奴派骑兵至车师“屯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一带）。及汉宣帝刘询即位，遣将军督兵击车师。时在车师屯田的匈奴骑兵4000人闻讯，主动放弃车师撤退。
在壶衍鞮单于统治时期，由于母阏氏“不正”，部众乖离，单于惧汉兵乘势发动进攻，便采纳卫律建议，建城筑楼以储存谷物，谋与移居当地汉族人民一起坚守⑦。后因有人反对，始被迫中止。
事实说明，匈奴人是习知农业的。有的学者把匈奴农业完全视为移居当地的汉人所经营，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
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灌溉便利的河湖一带，已逐步出现定居。在贝加尔湖、叶尼塞河、色楞格河、鄂尔浑河、克鲁伦河和图瓦河流域等地，公元前2世纪后，还相继出现了城镇。俄、蒙学者报道，截至1960年止，在上述地区曾先后发现匈奴城镇遗址十多处。俄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的伊沃勒镇，就是当时的一个设防城堡遗址。堡内不但可以驻军，还居住有从事农业的居民。从当地出土文物中，除见有大量铜器外，还有纺轮、犁铧、铜杯、铜锅、铁刀、铁片、铁钉等物。从《史记》、《汉书》中，亦有头曼城，范夫人城、赵信城、颓当城等的记载，这与考古发现，正好互相印证。
公元3世纪初年，南匈奴投降曹魏后，被安置于并州地区，由于他们长期与汉族人民杂居错处，促使农业又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不仅半农半牧的人有较大增加，弃牧从农的人也有所增长。有的甚至沦为当地豪强地主的“田客”。因而当汉—前赵、北凉、夏等相继立国时，建筑城堡便更加普遍。见于史书的就有八门城（在西河县，刘元海筑）、卧龙城（在姑臧，似为北凉筑）、盖鸟城（在姑臧，似为为凉筑）、鹅城（在清源县，刘曜筑〕、平阳城（在平阳，刘元海筑）、大于城（在文水县、刘元海筑）、西平城（在西平西，刘聪筑）、夏太后城（在洛交县，赫连勃勃筑）、灵州城（在龙武县西南，赫连勃勃筑）、吴儿城（在龙泉县，赫连勃勃筑）、甘泉城（在下邦县，赫连勃勃筑），以及黑城、统万城、白马骝城等。
农业生产的进步，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并促使逐步与农、牧业分离，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匈奴人的手工业，最重要的是冶铁业。从已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出，早在公元前3世纪时，匈奴人就已使用铁器了，并广泛应用于畜牧业、农业和军事。如铁镰、铁刀、铁锌、铁镞、铁鹤嘴镐①、铁马嚼、铁剑等物，就是有力的佐证。铁工具的使用，是匈奴人手工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铁刀、铁剑等形制看，铁器生产估计与汉族影响有关。有些匠人，很可能是来自中原地区的汉人。
其次，是铸铜业。从蒙古国诺颜山，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出土的铜铁、铜刀、铜剑、铜斧、铜马嚼、铜炉、铜炊具、铜勺、铜壶、铜鼎、铜钟、铜铃、铜镜等的制作中，可以看出，制铜技术已相当发达，并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
再次，是金银制造业。匈奴人生产的金银制品，不但种类多、形制复杂，而且制作精巧，具有极高的工艺水平，已能从事包金、镀金、压片、锤鍱、凿孔、抽丝、焊接等多种技术。1972年在内蒙育自治区杭锦旗阿鲁柴登的匈奴墓中，曾出土了大批金银器，大约是战国时期的产品。如鹰形黄金冠、黄金冠带、虎牛争斗图案的长方形黄金饰牌、镶有宝石的黄金饰牌，用薄金片压成的虎形、鸟形、羊形、刺谓形、兽头形、火炬形饰片、金锁链、金项圈等；银器有白银铸成的虎头饰件，用银片压制成的饰牌等，都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②
1979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西沟畔的匈奴墓中，也发现不少金银器，如金项圈、金丝耳坠、金指套等③。
类似的制品在漠北匈奴墓中，也有普遍发现。
制革业。匈奴人因主要从事畜牧业，故制革业在社会经济中有着广泛的基础，他们不但以畜皮和兽皮制成裘①，还以皮革制造铠甲（革笥）或造船（马革船）②。
制陶业。从诺颜山等地匈奴墓葬中发掘的陶器看，制陶技术大都已摆脱原始的手制方法而应用轮制了。不仅款式新颖，制作精致，而且花纹也很复杂。《汉书苏武传》载且辊侯单于弟於靬王弋射北海（贝加尔湖）时，曾赠苏武马畜、穹庐和服匿。所谓“服匿”，就是匈奴人用以盛酒和乳浆的陶缶③。据传陶缶直至南齐时还有流传。
木器业。史载匈奴人有车，并广泛应用于日常交通和军事。从阴山发现的车辆岩画看，已有战车、载物车和作为住所的车之分。《盐铁论》卷六《散不足》篇云：“胡车相随而鸣”。《汉书扬雄传》引《长杨赋》云：“砰轒轀，破穹庐。”“胡车”、“轒轀”，都是指匈奴车。制造车辆，需要有较高的技术工匠、或专门的手工业作坊才能实现。可见当时木器业的制造技术已相当进步。公元109年，汉兵在常山、中山（今冀北一带）击败南单于万氏尸逐鞮，获其穹庐及车千余辆④。134年，汉军在西域车师阊吾陆谷，狙击北匈奴，也缴获其车千余辆⑤。一次战役，能夺取车辆数以千计，足见其生产规模已相当大。
随着畜牧业、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交易活动也相应有所扩大。由于匈奴的经济基础主要是畜牧业，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大都不能自给，因此为了补充日用必需品的不足，迫切要求用牲畜等物同中原人民进行交换。史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卞”⑥。自公元前133年起，匈奴与汉朝虽绝和亲，又不时发生战争，但却仍然“乐关市”①，往来迄未中断。
根据考古发掘材料，匈奴与中原地区的贸易交换一直很频繁，内容也极丰富，铁器、铜器、木器、漆器、玉器、马具、服饰，黄金、丝织品等，几乎无所不有，充分反映了彼此间经济生活难以分割的密切联系。
除与汉族人民交换外，其与乌桓、羌、西域各国人民间的贸易往来也很频繁。蒙古国诺颜山匈奴墓葬，就出土了不少希腊人织造的丝织品，其中还有三幅刺绣画。
匈奴政权是一个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奴隶来源大部分都是从战争掠夺得来的俘虏。匈奴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广大奴隶和普通游牧民辛勤劳动的结果。
二、匈奴的文化和习俗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匈奴人有语言，无文字。因《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又《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云：其呼衍氏等大姓，“主断狱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不过，从桓宽《盐铁论论功》所云“虽无礼义之书，刻骨卷木（一作‘卷衣，）②，百官有以相记，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看，则又似有文字。否则就无所谓“刻骨卷木”之说。而所谓“有以相记”、“有以相使”的提法，也似乎成为无的放矢。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七引述西方学者论述西迁匈奴人情况时说：匈奴阿提拉“与西国使命往来，坛坫称盛，有诗词歌咏，皆古时匈奴文字。罗马有通匈奴文者，匈奴亦有通拉丁文者，惜后世无传焉。”倘从后两则记载看，则“无文字”之说，似难以成立。但如果断言匈奴人有文字，则其文字是何种形态，目前又无从解答。此事仍有待于考古发掘来证明。
匈奴语言，一般认为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但也有人认为，应属蒙古语族。
匈奴人的民间文学非常丰富，民歌优美动人。公元前121年（汉元狩二年），匈奴为汉膘骑将军霍去病击败，自祁连山和焉支山（今甘肃省河西走廊一带）北撤。此后匈奴人每过此地，便引吭高歌：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歌词取材巧妙，寓意深远，凄切婉转，扣人心弦，不难从中领略其艺术魅力。
据载张骞通西域时，曾在西域得《摩诃兜勒》一曲。《摩诃兜勒》译意为“万岁歌”，有人认为它是匈奴歌曲。西汉著名音乐家李延年曾因其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东汉和帝刘肇时，便将其定为“万人将军”所用③。足见其影响之深广。
匈奴人歌唱，一般都要用胡笳、琵琶、胡笛、“浑不似”、箜篌等乐器伴奏。胡笳是匈奴人最喜爱的重要乐器。据传它最初是用卷芦叶制成的，后始用木管代替，声音哀怨悲壮。《后汉书窦宪传》就有“远兵金山，听笳龙庭”的赞词。琵琶也是匈奴人经常使用的乐器，汉人刘熙云：“枇杷，本出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却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④“浑不似”，又译“火不思”、“火拨思”。据《元史礼乐志》载，其制“如琵琶，直颈，无品，有小槽，圆腹如半瓶榼，以皮为面，四弦，皮絣同一孤柱”。可能为匈奴人所创造。箜篌则似由汉地输入。
匈奴人不仅善歌，而且善舞。史书上关于“胡舞”的记载，显然就是指匈奴舞而言。匈奴的舞蹈，从东汉“灵帝（刘弘）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⑤的记叙看，它一定也是匈奴人民所喜爱的娱乐活动。他们闲暇之时，彼此相聚，载歌载舞，以赞美草原风光。此外，匈奴人也喜爱走马和走骆驼等体育活动。
匈奴人的造型艺术和绘画很有特色。强烈地体现游牧和狩猎生活的现实。在漠北诺颜山以及其它地区的匈奴墓葬中，曾出土了一些牛、马、鹿头形或体形、及野兽相互搏斗的毡毯、铜饰牌、金叶和银片。有些骨器还绘有精美的兽类图案。在诺颜山“巴洛勒德墓”中，还出土了用粘土制成的马和骆驼，作俯伏状的金马，雕兽形的琥珀球；第1号墓出土了兽头铜像；第6号墓出土了木雕马、鹿，玉雕马、牛、鹿和金制兽像；第12号墓出土了绘有牧牛图案的缎子靴；第23号墓出土了饰有兽头的青铜器皿，用石料雕成的带角牛头等。
在出土的毡毯中，有的图案复杂，色彩艳丽；有的以各种丝线绣成，制作精细。例如在诺颜山第6号墓内出土的一块毡毯，长2.6米，宽1.95米。毡毯上覆有深棕色缎子镶边的彩缎。深棕色的贴边上绣有绿、黄、绯红等花纹。沿贴边，四周有一幅宽24—28厘米的带小方格的绣画，画面有用绿色丝线绣成的九棵树，树与树之间各有一对以各色丝线绣成的、作互相追逐状的禽兽。其中4对是鹿和鸟，5对是老虎和犁牛。沿着这幅刺绣的四周，还用绿、黄、绛、绯红等色线绣着方形、圆形、叉形和十字形的花纹，彩缎当中是用丝线绣成的云朵。①
我国考古学者1958年在内蒙古自治区
举报
郭丹郭丹当前离线- 注册时间
- 2010-8-16
- 最后登录
- 2011-12-30
- 阅读权限
- 10
- 主题
- 11
- 帖子
- 160
- UID
- 39335
流浪的疾风
- 钥匙
- 0
- 铜板
- 281
- 积分
- 39
- 精华
- 0
- 串个门
- 加好友
- 打招呼
- 发消息
发表于 2011-9-25 19:09:02|只看该作者 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发掘出属于战国时期的匈奴墓葬中，发现兽形的铜饰片及环状、管状铜饰，也是具有重要特色的匈奴艺术品。②1962年在伊克昭盟准格尔旗速机沟发现的汉代匈奴铜器，其中的铜制立式长角鹿，头微昂，双目前视，长角分数枝，四脚直立，神态生动。还有卧式长角鹿，屈足、昂首、双眼作远眺状，两耳竖起，臀部肥硕，腹部细瘦，背有一道突棱，造型优美生动，充分显示了匈奴人的艺术才华。③ 匈奴人崇拜自然神，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和祖先。《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人每年有三次集会：正月，诸首领小会单于庭，举行春祭；五月，大会茏城，祭其祖先、天、地、鬼神；秋天，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又言，“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升，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云：“匈奴俗，岁有三龙祠。”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单于既内附，兼词汉帝，因会诸部，议国事，走马及骆驼为乐”。祭拜偶像。公元前121年，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将兵出陇西击休屠王，获其“祭天金人”，就是匈奴人用以祭祀而制作的。有的学者将“金人”视为佛像，殊非是。
在诸神崇拜中，特别注重天神。认为天神是诸神的最高主宰，人世间的得失均仰仗于天。如果人的行动能顺乎天道，天便会给人赐吉祥。否则，天便要给人降灾祸。因此每当行事顺利时，便称之为“天之福”。例如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刘彻欲设谋于马邑伏击匈奴。因汉朝尉史告密，使单于得以脱险。单于在事后说：“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天使他告知我）”。④反之，受到挫折时，也认为是天的意志。例如公元前100年，且鞮侯单于扣留苏武，禁之于大窖中，断其饮食。会天降雪，苏武饮雪水，吃毡毛，数日不死，便以为天意不使之死而徙居北海（贝加尔湖）⑤。又如李广利投降匈奴后，卫律串通胡巫杀之。李广利临死时怒骂：“我死必灭匈奴。”会天数月雨雪，牲畜死亡，人民疾疫，谷稼不熟。狐鹿姑单于惊惧，便为之立祠室奉祀。⑥
由于视天神为最高主宰，故凡设重誓或重要盟约时，往往也以天作担保。公元前43年，匈奴同汉朝会盟，便要汉一起立下誓言：如有先背约者，将“受天不祥”①。
匈奴人信“巫”。在匈奴人的思想意识中，鬼神支配着人的一切行动。但鬼神生活在太虚之上，人无法与之直接交往，必须通过“巫”才能窥察其意志。因而在匈奴人社会中，便有所谓“胡巫”的宗教职业者，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巫”通过舞蹈和咒语来显示鬼神的威权。
巫除代行鬼神意志外，还兼有医治疾病任务。例如前面提及的苏武，当被拘留时曾引刀自刺，伤重。卫律立刻召巫，为之医治。“凿地为坎，置温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②。
巫实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不但在统治阶级实施重大决策时，为之占卜吉凶，还经常出谋画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简单的法律观念。法主要是约定俗成的习惯法，极严厉。史载其制，“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③。它是维护匈奴奴隶制国家的有力武器。
匈奴人实行氏族外婚制，同一氏族男女不准互相通婚，只有在氏族以外才能寻找自己的配偶。女子嫁到夫家，不仅是丈夫家族中的一员，而且是夫家氏族中的一员，具有继承财产的权利。“为了把财产保持在氏族以内”④，一旦丈夫死亡，妻子不得与氏族以外任何人结婚。《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风俗，“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妻之。”这种子妻后母、弟妻嫂的习俗就是氏族外婚制的产物，不仅存在于匈奴人中，在北方其它民族中也广泛存在，是氏族制残余在婚姻关系上的具体体现。单于挛鞮氏（虚连题氏）与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就是世代相传互为婚姻的，并借以建立起巩固的联盟。《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单于姓虚连题。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呼衍氏为左，兰氏、须卜氏为右”⑤，可为印证。
匈奴单于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有时也将自己的子女许配给邻族王公贵族，借以抬高自己的威望，或驱使对方为自己服务。公元前105年，汉为联络乌孙，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以江都王建女细君公主妻乌孙昆莫。乌维单于为与汉争夺乌孙，亦遣女妻乌孙昆莫。公元前44年，邱支单于徒居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配康居王，均是明例。
实行厚葬。《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人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⑥从诺颜山及内蒙古自治区匈奴墓葬发现的随葬物，也充分证实这一点。据说其贵族墓，大的长、宽俱各35米，高3.5米。随葬物除衣冠、丝织品外，尚有陶器、铁器、铜器、玉器、金银器及各种奢侈品，几乎应有尽有。这种厚葬习俗，发展至十六国时，奢靡之风更盛，前赵主刘曙为葬其父及妻，甚至从各地调集6万工匠，同时操作，费时100天，始建二陵，“下锢三泉，上崇百尺，积石为山，增土为阜”，耗费银钱“以亿计”⑦。正是由于匈奴人迷信鬼神、相信人死灵魂不灭观念所致。
此外，尚左，“其坐，长左而北乡”①；轻老贵壮，崇尚勇敢；喜战死，耻病终；行血盟，也是其重要习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高僧传》卷一二，《释慧览传》。
③《梁书河南传》卷五四，第810页。
④《南史梁本纪》卷七，第215页。
①《逸周书》和《山海经》为后人迫述，似不足据，但《战国策》为当时人所作，则无庸置疑。
②持这种看法的主要有梁启超、王国维、方壮猷等人。相反则有黄文弼、蒙文通、岑仲勉等人。
③（日）白乌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第16、18页。
④江应梁：《中国民族史》上，第109页。
⑤陆思贤：《匈奴族名原义探源》，《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关于“匈奴”的词义，学术界看法目前尚不一致。陶克涛《毡乡春秋》第183—184页则另有二种解释：一是“挽发”、“结发”、“扎发”之意；一是“海东青”，取义“勇武善战”。
⑥《汉书匈奴传》卷九四，第3780页。
①冯家具文，载《禹贡》第7卷第5期。
②《史记匈奴列传》卷一一○，第2883页。
③《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上，第3743页。
④刘向：《说苑》卷一，《君道》。
⑤《史记匈奴列传》卷一一○，第2886页；《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上，第3748页。
⑥贾谊：《新书》卷一，《过秦》上。
①有些学者认为，匈奴国家的形成是在冒顿统治时期，似与史实不符。
②《史记匈奴列传》卷一一○，第2888页。
③楼烦，春秋末年分布于今山西省宁武、岢岚等县地，后与白羊族多移居于今陕西省北部及内蒙古南部。“河南王”是当时驻牧于“河南地”的楼烦、白羊二族首领。
④《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卷八九，第2944页所载，与此略有出入。
⑤参阅《史记匈奴列传》卷一一0.第2890—2891页；《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上，第3751页。
①《史记》索隐引崔浩说：“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其地望，一般认为在阴山附近。
②“八月”，《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作“九月”。《史记厂集解”引《汉书音义》云：“匈奴秋社八月中皆会祭处。”此依《汉书音义》；“蹛林”，一般认为即“绕林木而祭”。
③《史记匈奴列传》卷一一○，第2892页。
④丁令，一作丁灵、丁零，主要分布于贝加尔湖以南地区。
⑤《史记匈奴列传》卷一一○，第2896页。
⑥《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上，第3753页。
⑦事在公元前127年。汉在夺取其地后，遂用主父偃策，立朔方邵，并使苏建率10余万人筑朔方城。
⑧《史记卫将军列传》卷一一一，第2925页。
①参阅《史记骠骑列传》卷一一一，第2931页。
②参阅《史记骠骑列传》卷一一一，第2934页。
③《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上，第3770页。
④《史记匈奴列传》卷，一一○，第2915页。
⑤缑王，初随浑邪王附汉，后偕赵破奴出证被擒。遂偕卫律所部降将长水胡人虞常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事败被杀。
①《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上，第3777页作“7万”。
②《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上，第3782页。
③同上。
④同上。
⑤同上书，第3783页。
⑥《后汉书乌桓列传》卷九○，第2981页。
⑦参阅《汉书西域传》卷九六下，第3902—3903页。
①《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上，第3786页。
②《汉书郑吉传》卷七○，第3005页。
③乌禅幕，原为乌孙和康居之间的一个小国国王，后因屡受邻国欺凌，率众归匈奴。狐鹿站单于以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居于匈奴右地。
④《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下，第3795页。
①《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下，第3795页作“右奥鞬王为乌藉都尉”，其意不明。《资冶通鉴》卷二七，宣帝五凤元年秋七月条，“为”作“与”。《资治通鉴》是。
②据陈可畏考证，呼揭王居地在乌孙之北，在塔城地区及今哈萨克斯坦五河流域一带，参见《古代呼揭国及其民族试探》，《中国边疆史地导报》1989年第6期。
③《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下，第3797页。
④同上。
⑤同上。
⑥同上。
⑦同上书，第3798页。
①丁令时分东、西二部。东部游牧于贝加尔湖南，西部聚牧于额尔齐斯河至巴尔喀什湖之间。此处所说丁令，当指西了令。
②《汉书陈汤传》卷七○，第3014页。
③《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下，第3803页。
④《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下，第3807页。“传国与弟”的约令是呼韩邪单于将死时为解决继承问题向诸子提出的规定。
⑤《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卷八九，第2942页。
⑥同上。
①《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卷八九，第2942页。
②同上书，第2945页。
③同上书，第2949页。
④参阅《后汉书窦融列传》卷二三，第810页。
⑤《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卷八九，第2950页。
①《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卷八九，第2951页。
②同上书，第2952页。
③据《后汉书窦融附曾孙宪传》卷二三及《南匈奴列传》卷八九，俱云：“单于奔走，不知所在。”而《魏书西域传》卷一○三则明记，北单于被奏宪击败后，“西走康居”。
④据《魏书蠕蠕传》记载，鄂尔浑河流域一带似仍有少量北匈奴余众。
⑤《后汉书南匈奴传》卷八九，第2953—2954页。
⑥同上书，第2954页。
⑦《资治通鉴》卷四八，《汉纪四十》，第1540页。
①《后汉书陈龟列传》卷五一，第1692页。
②《后汉书张奂列传》卷六五，第2138页。
③《后汉书乌桓列传》卷九○，第2984页。
④《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卷八九，第2964页。
⑤参阅《晋书》卷九七，第2548页。
①迁居塞内的匈奴人，除前所述者外，3世纪后期，还有由大水塞泥黑难等率领的2万余落；由胡太阿厚率领的129300人；由胡都大博及萎沙胡率领的计10万人；由大豆得一育鞠等率领的11500人，分别居于平阳、西河、太原等地。
②关于“卢水胡”族属问题，目前学术界虽仍有不同看法，但多数学者认为应属匈奴。
③《晋书刘元海载记》卷一○一，第2648页。据《载记》所
举报
郭丹郭丹当前离线- 注册时间
- 2010-8-16
- 最后登录
- 2011-12-30
- 阅读权限
- 10
- 主题
- 11
- 帖子
- 160
- UID
- 39335
流浪的疾风
- 钥匙
- 0
- 铜板
- 281
- 积分
- 39
- 精华
- 0
- 串个门
- 加好友
- 打招呼
- 发消息
发表于 2011-9-25 19:13:56|只看该作者 述，刘渊是南匈奴单于於扶罗孙、左贤王刘豹之子。林斡《匈奴通史》以为是伪托，从有关记载看，应是“屠各”首领。 ④石勒，羯族人。《晋书石勒载记》谓“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据吕思勉考证，石勒似不是匈奴人，所谓“羌渠之青”，当应理解为“羌酋之裔”。一说先世为小月氏。
①《晋书刘和载记》卷一○一，第2652页。
②《晋书刘聪载记》卷一○二，第2673页。
①《北史沮渠蒙逊传》卷九三，第3082页。
③同上书，第2678页。
②同上。
⑤《晋书沮渠蒙逊载记》卷一二九，第3189页
④《资治通鉴》卷一一二，《晋纪三四》，第3522页。⑤参见《晋书沮渠蒙逊载记》卷一二九，第3191页。
⑥据《宋书氏胡传》及《资治通鉴》卷一一九等记载，沮渠政德于423年在同柔然战斗中被杀，其弟兴国继为世子。兴国于429年为西秦乞伏暮末所擒，又立兴国同母弟沮渠菩提为世子。433年蒙逊病，以菩提幼弱，遂立牧剑
①牧健后因私取府库金玉宝器、与故臣交通谋反罪，被拓跋焘勒令自杀。
②曹毂后于367年病死，部落分为东、西二部。贰城以西2万余落隶毂长子曹玺统领，贰城以东2万余落令毂季子曹寅统领，号东、西曹。苻坚死后，曹寅投后秦。既而又叛，其豪右被徙于雍州一带。
③《魏书刘卫辰》卷九五，第2055页。
④《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卷一三○，第3202页。
⑤同上。
①《魏书屈孑传》卷九五，第2056页。
②《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卷一三○，第3206页。
③同①，第2057页。
④《资治通鉴》卷一二○，《宋纪二》，第3795页。③④②
①《史记匈奴列传》卷一一○，第2900页。
②同上书，2879页。
③《续后汉书》卷七九上。
④《史记卫将军列传》卷一一一，第2924页。
⑤同上书，第2925页。
⑥《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上，第3786页。
⑦《后汉书窦融传》卷二三，第814页。
①《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下，第3801页。
②[蒙]策道尔吉苏荣：《北匈奴的坟墓》，载《科学院学术研究成就》1956年第1期；参阅林幹：《匈奴通史》，第137页。
③参阅《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上，第3782页。
①“铁鹤嘴镐”，是1974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玉隆太匈奴墓中发现的。
②参阅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考古》1980年第4期。
③参阅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西沟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第7期。
④《淮南子》卷一《原道训》：“匈奴出秽裘。”按裘，就是以皮制成的皮衣。
⑤《后汉书》卷八九，第2949页。
⑥据《南齐书》卷三九《陆澄传》，第685页载，陶击的形制“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将七八升”。
③④⑤①《后汉书耿夔传》卷一九，第719页。
②《后汉书西域传》卷八八，第2930页。
③《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上，第3765页。
④同上。
⑤陶克涛：《毡乡春秋》第306页以为“衣”当指皮，即把文字刻在皮上，可备一说。
①《晋书乐志》卷二三，第715页。
②刘熙：《释名释乐名》。
③《后汉书志十三》，第3272页。
④参阅林斡：《匈奴通史》，第169—170页。
⑤李逸友：《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出土的铜器》，《文物》1959年第6期。
⑥盖山林：《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速机沟出土的一批铜器》，《文物》1965年第2期
①《史记匈奴列传》卷一一○，第2905页。
②《汉书李广苏建传》卷五四，第2462、2463页。
③《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上，第3781页。
④同上书，第3801页：
⑤《汉书李广苏建传》卷五四，第2461页。
⑥同①，第2892页。
⑦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21页。
①《后汉书》卷八九，第2944、2945页。
第一节西域诸族
一、月氏西迁
月氏是我国古代民族之一。公元前2世纪中叶，分为大月氏和小月氏两支。大月氏逐步西迁，前往中亚阿姆河流域；小月氏仍留在甘肃省河西与青海省湟中一带。
早在商代，《伊尹朝献商书》中即已提及月氏。在《逸周书王会解》中作禹氏，并云当时分布于周朝的正北方。《穆天子传》中作禹知，《山海经海内东经》作月支。
《史记正义》引万震《南州志》说大月氏“人民赤白色”，似属于欧罗巴人种。研究中亚历史的学者普遍认为月氏的语言属印欧语系，说一种塞克语或东伊朗方言②。据古希腊斯特拉波《地理学》记载，从希腊人手中夺取阿姆河以南巴克特里亚的是西徐亚（斯基泰）游牧民中的阿西伊和吐火罗等部落③。巴克特里亚即《史记大宛列传》中的大夏，被西迁的大月氏人征服。所以，许多西方历史学家认为阿西伊和（或）吐火罗就是大月氏④。
秦、汉之际，月氏分布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①，包括后来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县）、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瓜州（今甘肃省安西县）、沙州（今甘肃省敦煌市）等地②。
月氏是游牧民族，《史记》云：“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③。从有关月氏西迁以后的记载中，可以想见其传统的畜牧业在西迁前已具备一定基矗据三国康泰的《吴时外国传》记载：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大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④。东晋郭璞《山海经注》云：月氏国多好马；有大尾羊，即羬羊。《元中记》则十分夸张地形容大月氏“日及”牛的健壮说：今日取其肉，明日疮愈⑤。
月氏原在匈奴之西，曾与匈奴多次发生冲突。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蒙恬北击匈奴。当时，月氏比匈奴强大。匈奴头曼单于遣太子冒顿至月氏作质子。头曼为了诱使月氏杀死冒顿，以便自己另立小儿子为太子，曾突然袭击月氏。前209年冒顿杀父自立为单于。约在前206年匈奴大破东胡以后，冒顿又向西击走月氏。时大部分月氏人从今甘肃省西部，进入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前176年（汉文帝四年），冒顿单于致书汉文帝，告已派右贤王至西方寻找月氏，并予以击破；于是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26国均归附匈奴。当时乌孙尚在河西走廊西北部，楼兰在今新疆东部罗布泊至若羌一带，呼揭在阿尔泰山至斋桑泊之间。月氏则更向西撤，大概己抵达准噶尔盆地。公元前174年，匈奴老上单于继位。又西击月氏，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酒之器。月氏继续西迁至今伊犁河流域，进攻当地塞人，塞王率部南逃。此后，大月氏在伊犁河流域停留了10多年。这是月氏西迁的第一阶段，当时仍在中国疆域范围之内。
早先，大月氏尚在祁连、敦煌一带游牧时，曾攻杀乌孙王难兜靡。乌孙新生王子猎骄靡被匈奴单于收养。长大后，在匈奴帮助下，重新统领乌孙部众。在老上单于死（前161年）前不久，猎骄靡为报杀父之仇，率部西进，攻破大月氏。从此，乌孙留居伊犁河流域。大月氏则经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南下击败大夏（即位于阿姆河上游一带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大夏降附于大月氏。大月氏建王廷于妫水（今阿姆河）北。这是月氏西迁的第二阶段，从此离开中国，立国于中亚。
后来，汉武帝准备联合月氏，东西夹击匈奴，于前139年（汉建元二年）派张骞出使大月氏进行联络。张骞在途中被匈奴俘获，扣留了10余年，前128年（汉元朔元年）才到达大月氏。当时，早先被匈奴所杀的月氏王之夫人为王。她既君临大夏，当地富饶安乐，离汉朝又遥远，因此不再考虑对匈奴进行报复。张骞不得要领而归。张骞出使虽未完成主要任务，但大月氏之行，开通了前往西域的道路。加强了中原王朝同西北各民族的联系，为中国同中亚和西亚各国的友好往来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约于公元1世纪上半叶，大月氏的贵霜翕侯创立贵霜王国，2世纪初成为横跨中亚和印度半岛西北部的大国。公元3世纪王国分裂，直到5世纪才亡于嚈哒。在它存在的数百年间，曾多次与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历史上盛行的佛教，最初就是在东汉时由大月氏贵霜王国传入的。
大月氏的主体虽西迁阿姆河流域，但仍有一部分留在伊犁河一带，所以《汉书西域传》载：“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⑥乌孙是现在哈萨克族三大部落之一，是大玉兹的主体部落，亦即在哈萨克的族源中也包含着一些大月氏的成分。
在大月氏西迁以后，月氏的另一支——小月氏仍留在中国西北，始终是中国的古代民族之一。
《史记大宛列传》云，大部分月氏人西迁以后，“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⑦。《后汉书西羌传》则明云：“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到东汉时，小月氏人的服饰、饮食和语言已“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⑧
公元前121年（汉元狩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取河西走廊，汉朝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小月氏归附于汉。史载：霍去病渡过居延水，到达小月氏地区，然后向祁连山进攻。当时小月氏在居延水（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附近）至祁连之间，即张掖、酒泉一带。
后来，有一部分小月氏人西迁至敦煌以西，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公元前88年（汉征和五年），羌族先零部的首领封煎等与匈奴通使，匈奴使者至小月氏传话给羌族。时小月氏西面的西域属于匈奴，南面的祁连山仍是羌族分布地区。前63年（汉元康三年）时，小月氏中的狼何部落分布在阳关（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南南湖镇破城子）西南，离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一带）和敦煌不远。①由于小月氏属汉管辖，汉朝曾调月氏人参加征战。前61年（汉神爵元年），汉宣帝下诏，命长水校尉、酒泉候等率领婼羌（分布于今新疆若羌县东南）和“月氏兵四千人”，准备进攻婼羌。②
到东汉时，小月氏虽与羌为邻已二三百年，深受羌族影响，但仍称胡，不称羌，《后汉书西羌传》称之为湟中月氏胡，另有一部分则称之为义从胡。时小月氏依附于汉县官，与汉族交错而居。有7个大部落，共有能参加战斗的青壮年男子9000多人，估计其总人口在3万以上。分布在湟中（今青海省湟水两岸）和令居（今甘肃省永登和古浪县）一带。北凉沮渠蒙逊（401—432年在位）时人阚駰在《十三州志》中说：“西平（郡治在今青海省西宁市）、张掖之间，大月氏之别小月氏之国。”所指的也是这一地区。另有几百户月氏人在张掖，号称义从胡。公元101年（汉永元十三年）秋。烧当羌犯塞，护羌校尉周鲔曾调“属国湟中月氏诸胡”参加战斗。③
直到三国时，小月氏的一些部落西迁于今新疆南部边缘昆仑山北麓一带。《魏略西戎传》载：“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黄牛羌“南与白马羌邻”。①时小月氏已进一步和羌族融合。
再以后，小月氏人逐渐融合于羌族、汉族和邻近的其它民族之中，不再见于史。
二、塞种南下
月氏西迁，导致了塞人南下。
塞人，在西方史籍中被称为塞克（音）。《汉书西域传》称之为塞种，意为塞族②。
塞种在我国古代佛经中作“释种”③。塞克在佛经中也有其它几种译名，如《杂阿含经》作“释迦”，《正法念处经》作“赊迦”，《孔雀王经》作“铄迦”，一作“烁迦”。当时塞种已南下，在乾陀罗之西，约在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和坎大哈之间。④塞种原为横跨欧、亚两洲北部草原的斯基泰（西徐亚）人之一支，语言属东伊
举报
郭丹郭丹当前离线- 注册时间
- 2010-8-16
- 最后登录
- 2011-12-30
- 阅读权限
- 10
- 主题
- 11
- 帖子
- 160
- UID
- 39335
流浪的疾风
- 钥匙
- 0
- 铜板
- 281
- 积分
- 39
- 精华
- 0
- 串个门
- 加好友
- 打招呼
- 发消息
发表于 2011-9-25 19:21:57|只看该作者 朗语。现在有一些学者又将东伊朗语专门称之为塞语。 自先秦至汉初，塞种分布在中亚锡尔河以北一带，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
塞种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关塞克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波斯大流士一世（约公元前558—前486年，前522年起在位）的贝希斯坦碑铭文中。在大流士一世的其它两篇铭文和薛西斯一世（前486—前465年在位）的波斯波利斯铭文中亦载之。
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和地理文献，也多次提到塞人。在西方史学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约前484—约前425年）的《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古希腊地理、历史学家斯特拉波（约公元前63年—约公元20年）的《地理学》，古罗马作家大普林尼（公元23—79年）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博物志》（一译《自然史》），建立地心宇宙体系的古希腊科学家托勒密（约公元90～168年）的《地理学指南》，古希腊历史和地理学家阿利安（约公元95～175年）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与阿利安约略同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昆图斯库尔提乌斯的《亚历山大史》等迄今传世的世界名著中，分别有若干关于塞克的民族特征、地域分布、经济生活、政治活动和战争经过等的描叙与阐述。
塞人主要从事游牧业，牲畜有马、羊、牛和骆驼。转移牧场时使用车辆。一部分塞人戴高而直的尖顶硬帽。这是一个勇武善战的强大民族，曾先后同波斯帝国和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打过仗。塞族有一批马上弓箭手部队。塞克妇女亦擅长于射箭，同男子一起参加战斗。塞人中有王。《汉书西域传》载：“大月氏西破走塞王”⑤可证。
《汉书》又云：“塞王南君罽宾（今克什米尔）。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⑥
塞种分散以后，其中一部分南下邻近的帕米尔高原北麓，即古代疏勒西北之地，建立了捐毒、休循两个小国，实际上不过是两个游牧部落。
据《汉书西域传》载：捐毒国，王治衍敦谷（今新疆乌恰县西依根谷地）。有380户，1100人，其中500人能参加战争。即几乎有一半的人能作战，除了老人和小孩以外，一半人口中很可能包括一部分强壮的妇女，反映了塞人善战和妇女也参加战斗的传统特征。衣服同乌孙人相似，但原本是塞种。他们在葱岭（帕米尔高原）边上逐水草放牧畜群，过游牧生活。从捐毒西上葱岭，则是休循。
休循国，王治鸟飞谷（今帕米尔高原北麓阿赖谷地中的萨雷塔什）。有358户，1030人，其中480人能作战。休循人本是塞种，风俗和衣服已与乌孙人相似，从事游牧业。
休循和捐毒，是汉朝西域三十六国中的两国，属汉西域都护统辖。
南下的大部分塞人逐步越过锡尔河、阿姆河和兴都库什山脉，曾在今阿富汗东北部的喀布尔河谷和西南部的赫尔曼德河流域，建立过几个半游牧的小国。直到现在，赫尔曼德河下游，横跨阿富汗西部和伊朗东部的地区，仍称锡斯坦，即塞克斯坦（塞人之地）。
从伊犁河流域南下的塞王，后展转抵达克什米尔地区，成为罽宾国王。公元前48—前33年（西汉元帝）时，汉朝使臣关都尉文忠送罽宾来使返国，厨宾王欲杀文忠。文忠发觉以后，同容屈王之子阴末赴一起杀死罽宾王。文忠立阴未赴为新的罽宾王，并授予汉朝的印绶。但后来阴末赴与汉使臣军候赵德不和，导致罽宾与汉朝的关系恶化。汉元帝由于罽宾远在绝域，置之不理。此后，罽宾以来中国朝贡与贸易有利可图，仍旧每隔几年向中国派遣使节朝贡一次。
在许多塞种部落南下时，有一部分塞人仍留在锡尔河以北一带。其中留在伊犁河流域的，并入乌孙，《汉书西域传》载：“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⑦。古代乌孙人是后来哈萨克族的主要源流之一。分布在今哈萨克草原的塞人后裔，最后也加入到哈萨克族中。在组成哈萨克民族的克普恰克、阿尔根等部中，有塞克——托哈拉克、别斯塞克、波尔塞克和卡尔塞克等部落①。这些带有塞克名称的部落，都是古代塞人的后裔。
三、乌孙与汉的亲密关系
乌孙原先也游牧于祁连山和敦煌之间，是匈奴西边的一个小国。乌孙西击大月氏，迫使大月氏继续西迁以后，即留在过去塞种分布的地区，长期在那里繁衍生息。
乌孙西迁以后，由于吸收了当地的塞人和月氏人，所以人口迅速增加，军事实力不断上升，逐渐成为西域最强大的国家。据《汉书西域传》统计，西汉时乌孙国共有120000户，63D00D人，其中能作战的有188800人。当时，天山南北（包括今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45个国和城，总共41570户，325091人，其中能作战的73504人。即乌孙的户数比上述诸国和城的总户数多近2倍，总人口多近1倍，能作战的人数多1倍半。因而乌孙在西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乌孙在种族方面具有明显的特征，唐颜师古注《汉书》云：乌孙人“青眼、赤须”②。现代人类学家研究古乌孙人遗骨后认为，乌孙在种族方面与塞种接近，其头骨特征为：头颅圆形，前额微突，眼窝较深，直鼻梁，腮骨粗而微突①。《汉书西域传》对于乌孙分布地区的范围，有比较明确的记载。乌孙的南面是捐毒（今新疆马恰县西部）、姑墨（今阿克苏县一带）、温宿（今乌什县）、龟兹（今库车县）和焉耆（今焉耆县）等国，即隔天山山脉，“南与城郭诸国相接”。东面是乌贪訾离（今呼图壁县南部），即马孙的东界大致在今玛纳斯河一带。西面是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乌孙西北是康居，两国大致在今塔拉斯河以东不远处分界②。乌孙的首府赤谷城在今乌什县西北方向，约在“真珠河”（今中亚纳伦河上游）东南30里处③。
公元前121年（汉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归降于汉，汉先后设河西四郡，开拓了前往西域的通道。汉武帝刘彻为了进一步削弱匈奴的势力，“断匈奴右臂”，并与西方大夏等国开展外交和贸易，于前119年派张春再次出使西域，同乌孙进行联系，前110—前105年（元封）中，乌孙昆莫王以1000匹马为聘礼，向汉皇室求婚。汉武帝封江都王之女细君为公主，嫁与乌孙昆莫猎骄靡。后来，汉朝又以楚王之孙女解忧为公主，嫁给继位的昆莫军须靡。通过两次和亲，乌孙与汉朝的关系日益亲密。
当时，匈奴对于汉朝和乌孙都是最大的威胁，所以双方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匈奴。公元前74年（汉昭帝元平元年）和前73年（汉宣帝本始元年），匈奴单于连续发大军进攻乌孙，夺其土地，俘其人民，并要乌孙将汉公主送给他，断绝与汉朝的联系。解忧公主和乌孙昆弥（莫）向汉朝求援。前71年（本始三年）春正月，汉宣帝从长安发骑兵15万，五将军分道并出，合击匈奴。同时派校尉常惠持汉朝符节监领乌孙的军队。乌孙昆弥亲率5万骑兵从西面进攻匈奴。这次战役，乌孙取得的战果最多，俘获单于的亲戚、名王、将领和军队4万人，夺得马、牛、羊、驴、骆驼70多万头。同年冬，匈奴单于自己统领骑兵万人袭击乌孙，掠夺了不少乌孙老人、妇女和儿童。当回军时，途遇大雪，一天之内雪深丈余，人和牲畜大多冻死，最后生还的不到十分之一。此时，趁匈奴衰败之机，丁令人攻其北，乌桓人入其东，乌孙人击其西。再加上天灾，匈奴许多人及牲畜冻饿而死。于是匈奴人口减少十分之三，畜群减少一半。从此匈奴大为削弱，内乱频仍，日益衰落。至公元前53年（汉甘露元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终于归附于汉朝。
公元前60年（汉神爵二年），匈奴西边的日逐王归降汉朝。汉朝命郑吉为西域都护，监领天山南北西域三十六国，并督察乌孙。汉朝削弱匈奴，进而统一北方和西域，其中的关键是联合乌孙。乌孙在统一全中国的大业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汉和乌孙的联盟中，“和亲”起了巩固和加强联合的重要作用。解忧公主在乌孙长达半个多世纪④，对乌孙和西域“城郭诸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都有重要影响。公主和乌孙昆弥一起连续上书，要求汉朝发兵和乌孙一起夹击匈奴，终于大败匈奴，并使之衰落。公主的长子元贵靡、孙星靡、重孙雌栗靡和孙伊秩靡等，世代相继为乌孙大昆弥（王）。三子大乐为乌孙左大将。次子万年被莎车国人请立为莎车王。小女素光是乌孙若呼翕侯的妻子。长女弟史，在龟兹王绛宾一再求婚后，结为夫妇。公元前65年（汉元康元年）夫妻同至长安朝贺。汉宣帝赐给龟兹王及夫人印缓。“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增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⑤。后来，龟兹王又多次来汉朝觐见。喜欢汉人的衣服和制度，回国后，仿汉式“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⑥。绛宾死，子丞德继位，自称汉外孙，直到西汉末年仍不断来觐。汉皇室待之甚厚。
解忧公主还派侍者冯嫽，持汉朝符节，代表公主遍至天山南北，赏赐各城郭之国。各国敬重信任冯嫽，尊称之为冯夫人，冯嫽是乌孙右大将之妻。当乌孙故肥王之子乌就屠自立为昆弥时，冯夫人说降乌就屠。汉宣帝专门召见冯夫人，并派谒者竺次为正使，期门甘延寿为副使，送返乌孙。冯夫人“锦车侍节”，召唤乌就屠到乌孙首府赤谷城，听候长罗侯常惠的安排。公元前51年（汉甘露三年），冯嫽随年近七十的解忧公主回长安。又因新继位为乌孙大昆弥的公主之孙星靡年少，请求再去乌孙辅佐星靡。汉帝允之，派兵100人护送前往。冯嫽是解忧公主非常得力的助手，身为一弱女子，远行数千里，代表汉朝和公主，团结了乌孙和西域城郭诸国，在历史上传为千古佳话。
乌孙国自狂王以后，汉立解忧公主长子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均赐以汉朝的印绶。常惠将三校屯田赤谷，划分乌孙的人民和地界，大昆弥领6万多户，小昆弥辖4万余户。乌孙的大吏、大禄、大监等高级官员亦均佩汉朝的金印紫绶。
由上可知，有关乌孙的军国大事，都由西汉中央王朝直接过问、决策和处理。同时，西域都护也对乌孙进行督察和协助。都护段会宗曾助乌孙招回逃亡的群众，稳定他们的思想和生活，小昆弥拊离被弟日贰杀死。汉立拊离子为小昆弥。乌孙贵人姑莫匿等将逃亡的日贰刺死。为此，都护廉褒赏赐姑莫匿等每人金2O斤、缯300匹。后来，小昆弥末振将之弟卑爰疐北附康居，企图兼并大、小两昆弥。因此，两昆弥更加亲近并依赖汉西域都护。公元1—5年（汉元始）中，卑爰疐降汉，被封为归义侯。而卑爰疐又侵凌大、小昆弥。都护孙建为了保护两昆弥，将卑爰疐杀死。
乌孙是游牧民族。“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①。饮食、衣服和住房都使用畜牧业产品制作。国内盛产马匹，富人有马多达四五千匹。乌孙出好马。汉武帝初得乌孙马，称之为“天马”。后来得大宛汗血马，更为健壮，就改称乌孙马为“西极”马。随着汉公主及其大批侍从、汉使臣和众多屯田将士进入乌孙，乌孙使者、贵族及众多随从人员前往长安，双方迅速开展了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促进了乌孙农业和手工业的初步发展。考古资料表明，在公元前1世纪及以后的乌孙墓葬中，发现了碾谷子的石碾、磨盘和青铜镰刀等农具，以及谷物等②。从公元前1世纪以后的墓葬中发现许多反映定居生活特征的平底陶罐，以及更多的金属陪葬品和铁锅等铁器。在新疆昭苏具的一座乌孙墓的封土中，出土了一件3公斤重的铁铧。在汉朝西域都护和驻在乌孙的汉公主等大批汉人的影响下，随着本民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乌孙社会开始了封建化的进程。
后汉时，乌孙仍归附于汉朝。公元74年（汉永平十七年），戊己校尉耿恭移檄乌孙。大昆弥等非常高兴，即遣使献名马，又送质子入侍于汉。公元83年（汉建初八年），汉章帝遣卫候李邑为使者，赐给大小昆弥及其下属锦帛。三国时，《魏略西戎传》载：丝绸之路的北新道西行至乌贪国（即《汉书》中的乌贪訾离），“转西北则乌孙、康居，本国无增损也”③。当时，乌孙无变化，仍维持原状。南北朝时，乌孙因遭柔然侵袭，已西迁入葱岭山中。公元437年（北魏太延三年），北魏招抚西域各国的使臣散骑侍郎董琬等“北行至乌孙国，其王得朝廷所赐，拜受甚悦”①。乌孙王还向董琬介绍破洛那（位于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和者舌（今中亚塔什干）两国的情况，并派向导和翻译陪同北魏使者前往。当董琬等东返时，乌孙又遣使者同至北魏朝贡。此后，乌孙多次向北魏遣使朝贡。在《辽史太宗纪》中，有938年（会同元年）八月“庚子，吐谷浑、乌孙、靺鞨皆来贡”的记载②。《辽史
举报
郭丹郭丹当前离线- 注册时间
- 2010-8-16
- 最后登录
- 2011-12-30
- 阅读权限
- 10
- 主题
- 11
- 帖子
- 160
- UID
- 39335
流浪的疾风
- 钥匙
- 0
- 铜板
- 281
- 积分
- 39
- 精华
- 0
- 串个门
- 加好友
- 打招呼
- 发消息
发表于 2011-9-25 19:24:07|只看该作者 百官志》“北面属国官”中有“乌孙国王府”③。疑辽下属的乌孙国王府，实际上并不存在，很可能是因乌孙人曾“来贡”而虚设的。 当15世纪中叶哈萨克族形成时，乌孙人加入进去，成为其中最大的一个部落，并且是哈萨克族三个玉兹（部落联盟）之一大玉兹的主体部落。现在居住在伊犁地区的阿尔班、苏万、札赖亦尔等部落都是从乌孙中分离出来的④。古代乌孙人即今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之一。
四、城郭诸国
西域⑤从汉武帝刘彻时起属于汉朝。原有三十六国，其地域，东面以玉门⑥、阳关为限；西侧止子葱岭。
据《汉书西域传补注》考订，三十六国是：婼羌国、楼兰国、且末国、小宛国、精绝国、戎卢国、扜弥国、渠勒国、于阗国、皮山国、乌秆国、西夜国、子合国、蒲犁国、依耐国、无雷国、难兜国①、大宛国、桃槐国、休循国、捐毒国、莎车国、疏勒国、尉头国、姑墨国、温宿国、龟兹国、尉犁国、危须国、焉耆国、姑师国、墨山国、劫国、狐胡国、渠犁国、乌垒国②。
三十六国中，一部分是游牧部落，另一部分是城郭之国。《汉书》说乌孙南与“城郭诸国”相接，即指上述类似城邦的城郭之国。在塔里木盆地广袤的戈壁上，散布着一处处绿洲，在较大的绿洲中心建有城堡，城中有王，统治周围的农村和牧区，于是形成一个个城郭之国，简称城国。
西汉时，城国中人口最多的是龟兹，有6970户，81317人；其次为焉耆，32100人；第三是姑墨，24500人。万人以上的国家有扜弥20040人，于阗19300人，疏勒18647人，莎车16373人，都善14100人。此8国为当时西域的大国和比较重要的国家。万人以下5000人以上的有尉犁、温宿、车师前国等3国。
5000人以下1000人以上的有危须、皮山、精绝、乌秅、渠勒、戌卢、且末、小宛等8国。单桓最小，仅27户，194人。20个城国共有33756户，271554人，约占西汉西域总人口的836％③。
关于城郭诸国的族属，史书上无明确记载。《史记大宛列传》仅在叙述大宛的情况时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人皆深眼，多须髯”④。《魏书西域传》才直接提到城郭诸国，“自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高昌故城）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亲自经过西域的唐朝名僧玄类在《大唐西域记》中云，佉沙（今新疆喀什市）人‘：文身绿睛”。⑤。上述记载所说的都是欧罗巴人种的体质特征。
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新疆各地及敦煌千佛洞等处，发现了大量用婆罗米字体书写的古代文献。“就现已出土的文书来看，从公元后三世纪至十一世纪初，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和阗、西缘的巴楚（很可能也包括喀什在内）一带居民使用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中的古东伊朗语的几种方言，与现在塔什库尔千塔吉克自治县塔吉克族使用的舒格南语⑥、瓦罕语属于同一系统。中世纪和阗出土的文书语言现通称为和阗——塞语，巴楚的称托姆舒克——塞语”⑦。公元3—11世纪塔里木盆地西部和南部城郭诸国的语言情况，大致如上所述。
至于塔里木盆地东部和北部诸国的语言，“有的学者主张把……汉、唐时期在我国新疆阿克苏、库车、焉耆、高昌一带流行的语言，分别改称为龟兹语（乙种方言）和焉耆高昌语（甲种方言）”⑧。这两种方言属于印欧语系，与印欧语中的K类语言关系较近，但它从突厥语、伊朗语，后来又从梵语中借入了许多词汇①。
城郭诸国基本上都是农业国家，人民大都是定居的农业劳动者，有城郭、农田和牲畜。且末以西和以北各国都种五谷，土地草木、畜牧业和兵器生产等和仅族地区大体相伺。许多地方还出产葡萄等瓜果。
西汉时，西域已有手工业、采矿和冶炼等生产。除著名的于阗玉以外，莎车以青玉著称，鄯善也出玉。姑墨产铜铁和雌黄，莎车有铁矿山，龟兹出铅。龟兹能进行冶炼和铸造。鄯善可制作弓、矛、刀、剑等武器。
商业也初步兴起。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疏勒，由于它地处通往大宛、大月氏和康居的丝绸之路北道的枢纽位置，从而形成了由若干商店组成的市常其余各国也开展以货易货的贸易。汉搜粟都尉桑弘羊说：轮台附近各国“少锥刀，贵黄金采增，可以易谷食”②。
城郭诸国在国王以下设有各种官职。在一般情况下，大国的官多，小国的官少。官最多的是龟兹，有“大都尉丞、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长各二人，却胡君三人，译长四人”③。在以上29名官员中，武职占多数。戎卢、渠勒两小国，未设官职，但人数最少的单桓国，仅27户，却设有辅国侯、将、左都尉、右都尉和译长共5人。几乎各国都设有译长，以便在汉朝官员和当地统治者之间进行语言沟通。
“西域三十六国”于汉哀帝、平帝时（公元前6年—公元5年）分裂成55国。东汉初，都善、于寘（阗）和车师三国曾分别兼并附近的一些小国。大概在东汉重新设立西域都护以后，都护进行了干预，被兼并的小国又纷纷恢复独立。东汉时，于阗从西汉时的3300户19300人增至32000户、83000人。焉耆从4000户、32100人增至15000户、52000人。疏勒亦从1510户增至21000户。当时于寘、龟兹、疏勒是西域三大强国。
三国时，各大国又兼并附近的小国。丝绸之路南道的两大国是鄯善和于寘。中道的大国是焉耆、龟兹和疏勒。北新道上的大国是车师后部，曹魏赐其王守（署理）侍中官职，号大都尉，受魏王樱
晋代，焉耆和龟兹是西域大国。晋武帝太康（280—289）中，焉耆王龙安遣子入侍于晋。后其子龙会曾称霸西域，葱岭以东各国均听其号令。焉耆王室以龙为姓。直至632年（唐贞观六年），焉耆王的姓名尚为龙突骑支。公元91年（东汉永元三年），汉西域都护班超立白霸为龟兹王。据《晋书四夷传》记载，吕光（338—399年）伐龟兹时，国王为白纯。《魏书西域传》和《新唐书西域传》均云龟兹王室姓白。龟兹在长达500多年间，焉耆在300余年间，仍保持原来的王室，世袭的统治集团没有发生更迭。其它西域城郭之国可能也有类似情况。
南北朝时，据《魏书西域传》载，鄯善、于阗、车师、焉耆、龟兹、疏勒等大国仍旧存在。且末、蒲山（皮山）、姑默（墨）、温宿、尉头等国则分别附属于上述各大国。
五、游牧诸部
在“西域三十六国”中，有许多游牧“国”。其特征是人民“随畜逐水草”过游牧生活。除个别例外，都没有城。国王以某一山谷为其统治中心。
游牧之国一般人口不多。实际上大多是一个游牧部落被称为一个“国”。其中最大的是无雷国，有1000户，7000人，并且“主治卢城”。5000人的游牧国有桃槐、蒲犁和山国。5000以下2000人以上的有4国。不到2000人的有9国。另外4国只有几百人，其中乌贪訾离最小，仅41户，231人。《汉书西域传》中载21个游牧国共有7380户，49564人。其人口数仅占西域总人口的15.3％。游牧诸国大都分布在西域的边缘地区，即昆仑山北麓和天山南、北麓一带。昆仑山北麓，从玉门、阳关往西南，直到葱岭，在这一漫长地带游牧的大多是羌人的部落。《汉书西域传》说：“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④即指羌人建立的婼羌国而言。此外，小宛、戎卢、渠勒、于阗、难兜等国附近的南面，均有其它婼羌部落。昆仑山西段北麓的西夜、子合、蒲犁、依耐和葱岭上的无雷等国，也是“其种类羌氏行国”⑤。1949年后在新疆沙雅县发现“汉归义羌长”铜印，表明汉代羌族的足迹远达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面的边缘地带。
游牧诸国中，族属有明确记载的，还有塞种建立的休循国和捐毒国。乌贪訾离国则为匈奴部落。是公元前48—前33年（汉元帝）时归降西域都护的东蒲类王部众，被安排到乌贪訾离地方放牧畜群。其它游牧国家，大概多半是操古东伊朗语的部落。此外，三国时从婼羌国西到葱岭的昆仑山中，尚有“月氏余种”存在。
乌孙对于同它邻近的游牧之国有一定影响，例如无雷虽然风俗习惯和子合国相同，但衣服穿戴却类似乌孙人。衣服类似乌孙的，还有尉头国，以及休循和捐毒两个塞种之国。
上述游牧国家的牲畜有牛、马、骆驼、驴和羊等。当时已有骡，《汉书西域传》中写作赢。西汉时著名的大宛“天马”和乌孙“西极马”以外，蒲类国也出好马。
游牧国大多不从事农业。他们用牲畜和畜产品向邻近的城郭之国交换粮食。也有个别国家，例如依耐，生产少量粮食，但仍主要依靠邻国供应。及至后汉时，在邻近的城郭诸国和汉朝屯田的影响下，蒲类和东且弥两国的游牧民虽仍以畜牧业为主，但也耕种一定数量的农田。
汉代西域的游牧国，有的已知开采铁矿石和生产铁器。如婼羌国从当地的山中采铁，加以冶炼锻铸，自己制造弓、矛、服刀、剑和盔甲。山国的山中也产铁。
游牧诸国在官职设置方面，塔里木盆地南北有所不同。南面昆仑山北麓的羌族等部落，因为地点偏僻遥远，婼羌、西夜、子合、依耐和无雷等国均未设官。只有蒲犁国因人口较多，又离城郭诸国较近，所以设置了官职，但也只有侯和都尉各1名。北面天山一带的各游牧国却普遍设有各种官职，即使只有41户的乌贪訾离国，也有辅国侯、左都尉和右都尉等3人。以上诸国交通比较方便，离汉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的驻地也近，在汉朝的督促下，他们的行政和军事机构设置较为完备。
东汉时，车师后部户口有较大增长，从西汉时595户、4774人增至4000余户、15000余人，成为天山北麓最大的国家。东且弥国也从不足2000人，增至5000多人。其它游牧诸国变化不大。
三国时，西域的游牧之国有所减少。昆仑山北麓，除分布有“月氏余种葱花羌、白马、黄牛羌”⑥外，婼羌国依旧存在，西夜、依耐、满（蒲）犁等皆属疏勒。葱岭北的捐毒、休脩（循）亦属于疏勒。天山西南麓的尉头属于龟兹。东部天山一带的东且弥、西且弥、毕（卑）陆、蒲陆（类）、乌贪（乌贪訾离）等国，附属于车师后部。库鲁克塔格山脉中的山王国（山国）属于焉耆。
南北朝时，见于记载的游牧国更少。《魏书西域传》中提到的只有且弥国（王治于西汉时西且弥的天山东于大谷）、尉头国（仍附属龟兹）和乌孙国（已西徙葱岭）。另外出现了一个匈奴人建立的国家悦般。它位于龟兹以北，一般认为在乌孙故地。当匈奴西迁时，在其地留下了一部分老弱人等。逐渐生息繁衍，发展成为国家。南北朝时已经是一个“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余万”①的大国。
其后，西域上述游牧诸国或部落，越来越少，它们逐渐融合到邻近的兄弟民族中去，而不再见于史。
六、西域诸族与汉族的密切联系
公元前176年（西汉文帝四年）匈奴右贤王西击月支，略定西域楼兰等26国。匈奴西边的日逐王设立僮仆都尉，监领西域，向各国收取赋税。由于西域富饶，匈奴搜括到很多财富，从而增强了他的实力。
汉武帝刘彻时，大宛杀以重金求购好马的汉朝使者，并夺其财物，公元前104年（西汉太初元年）武帝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经过四年争战，汉朝取得胜利。于是西域震动，各国纷纷向汉遣使贡献。汉朝从敦煌往西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之间，一路上设立了许多岗亭；并在轮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境内）和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市西境）各派几百名兵士屯田。置使者校尉统领其事。这是汉朝在西域设官和屯田之始。
至汉宣帝时，遣卫司马郑吉监领丝绸之路南道各国。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降汉，澈销僮仆都尉。汉朝任命郑吉为都护。监领南、北两道。从此，玉门和葱岭之间的整个西域为汉朝管辖，由西域都护驻在乌垒（今新疆轮台县东策云）直接统辖。
从汉宣帝刘询时起，至西汉末，汉朝先后任命过18位西域都护。其中，段会宗两任都护，四次安辑乌孙，最后以75岁高龄病死于乌孙。西域城郭诸国为之发丧立祠，追念其恩德。东汉的西域都护以班超最为著名。超绥定西域，当时王门关以西葱岭以东50余国均“纳质内属”于汉。班超从公元73年（东汉永平十六年）前往西域，102年（东汉永元十
举报
郭丹郭丹当前离线- 注册时间
- 2010-8-16
- 最后登录
- 2011-12-30
- 阅读权限
- 10
- 主题
- 11
- 帖子
- 160
- UID
- 39335
流浪的疾风
- 钥匙
- 0
- 铜板
- 281
- 积分
- 39
- 精华
- 0
- 串个门
- 加好友
- 打招呼
- 发消息
发表于 2011-9-25 19:29:11|只看该作者 四年）八月抱病返回长安，九月逝世，享年71岁。超在西域30年，深受西域各族人民爱戴。先是公元75年，超奉调回京，路过于寘。当地的王侯百姓哭诉“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②，抱住马足挽留，终于将超留下。汉和帝刘肇称赞超“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①，班超确是一位想西域诸民族之所想的汉朝好使者，因此得到西北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 西域都护的下属官员有副校尉、丞各1人，司马、候、千人各2人。副校尉是都护的副手。都护之下还有戊已校尉。戊己校尉领兵屯田，其下属有丞、司马各1人，候5人。西域各地的屯田官有伊循都尉（公元前77年置）、宜禾都尉（公元73年置，屯田伊吾卢）和伊吾司马（公元121年置）等。
除了直接派官员、将校与屯田士卒驻守西域以外，汉朝并且册封当地各级首领。西汉时西域50国，“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缓，凡三百七十六人”②。
西域一些国曾由汉朝册立新的国王。例如，公元前77年（西汉元凤四年）立当时在内地的尉屠耆为楼兰王，并更改其国名为鄯善。前65年（西汉元康元年），卫候冯奉世路过莎车，将杀死前王而篡立的呼屠徵击斩之，另立新的莎车王。东汉时，班超曾先后改立疏勒、龟兹、焉眷、尉黎、危须、山国等王。西域长史班勇曾改立车师后部王和东且弥王。公元132年（东汉阳嘉元年）和175年（东汉熹平四年），汉朝曾两次帮助拘弥复国，重新立王。上述事实充分表明西域诸国均在汉朝政府直接管辖之下。
汉朝多次在西域各地屯田，并筑城垒，建烽燧，有战事则调动各国军队协同作战，对维护西域诸族的安全，伸张正义，保卫祖国边疆，具有重大意义。
西域诸国向汉朝派遣侍子，从而加强了双方的政治联系，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西汉时，楼兰、大宛、莎车等国曾遣侍子入汉。公元45年（东汉建武二十一年）鄯善、车师等18国主动遣侍子至汉朝，并请求重新派都护至西域，东汉光武帝刘秀因天下初定，未受此请。公元94年（永元六年）班超平焉耆，“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①。
当西汉初西域属于匈奴时，匈奴把西域诸族当作“僮仆”，重加搜括剥削。与之相反，在汉朝领有西域后，不但不收取赋税，并且厚加赏赐。《汉书西域传》赞曰：“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②莎车王延常诫其子云：“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③反映了西域诸族要和汉朝加强紧密团结的愿望。
三国时，西域诸国经过兼并，合并成20个国家。222年（曹魏黄初三年），西域各国又“款塞内附”。于是曹魏设戊己校尉领护西域，如汉朝故事，迄晋不改。曹魏和西晋两朝所设西域官还有西域长史、西域校尉、宜禾伊吾都尉等。晋朝封鄯善、焉耆、龟兹、疏勒和于阗等西域5大国之王为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王。车师前部、鄯善、龟兹、焉耆等国曾遣子入侍于晋。
西晋亡后，前秦和割据河西的前凉、后凉、北凉、西凉，曾对西域行使一定的管理权。327年（东晋咸和二年）前凉在今吐鲁番盆地设高昌郡，并立田地县。此为高昌按照内地行政建制设官之始。前凉还设有西域都护、戊己校尉、西域长史、西域校尉和伊吾都尉等官。前凉王张骏曾派军队伐龟兹、焉耆、鄯善、于阗等国。西域降附于前凉。
公元382年（前秦建元十八年），前秦苻坚遣骁骑将军吕光等伐龟兹、焉耆等国。这是一次掠夺性的进兵。吕光讨平西域，所获珍宝以万万计。苻坚任命他为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西域各国将保存了几百年的汉朝颁发的旧节传交给吕光，换领新的节传。
吕光建立后凉王朝以后，命其子吕覆为西域大都护，出镇高昌，西凉建立后，406年，鄯善和车师前部王遣使向西凉朝贡。
417年，后秦以西凉主李歆为都督高昌等七郡诸军事、征西大将军。422年西凉亡后，北凉继续任命官员担任高昌太守。
公元435—439年（南北朝，太延时）中，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陁、鄯善、焉耆和车师等国遣使向北魏朝贡，北魏派散骑侍郎董琬和高明等去西域招抚诸国。西域16国又派使臣随董琬向北魏贡献。从此，西域诸国的使臣相继踵至，连年不断。北魏亦先后派出几十批使者访问西域诸国。
448年（太平真君九年），北魏王朝派韩拔为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镇守鄯善，同内地郡县一样规定当地百姓的赋税和徭役。北魏又遣万度归讨平焉耆，设焉耆镇。北魏在焉耆设有粮仓，450年开焉耆仓救济车师王车夷落所部人众。高昌王麴嘉及其子孙曾多次受北魏王朝册封。当时西域诸国降附于北魏。
西域诸族与内地汉族等兄弟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在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也有很多体现。自汉武帝通西域以后，汉族生产的丝绸大量输往西域。后人称当时前往西域的道路为“丝绸之路”。汉族所掌握的冶铁、锻铸、养蚕、缫丝、织绸、刺绣、牛耕、凿井开渠、建筑宫室和油漆等先进生产技术，相继传入西域，促进了西域诸族的经济发展。汉朝的典章制度也逐步在西域有所实施，而以龟兹和莎车两国采用为多。
从汉朝到南北朝，内地的货币五铢钱大量流入西域。于阗国铸造的汉佉二体钱（和阗马钱）更体现了西域人民与汉族人民的密切关系。钱的正面用篆体汉文标明币重，大钱为“重计四铢铜钱”，小钱为“六铢钱”。背面中心为马或骆驼图案，周围以佉卢文标明当时于阗王的姓名与称号。佉卢文至公元3世纪末即不通行，汉佉二体钱当铸于东汉后期至魏晋之际。此种钱用汉文标定币重，既表明它是汉魏王朝下属的地方货币，又反映出于阗同内地的贸易及人员往来十分频繁。
这一时期西域的农作物等大量传入内地，对汉族的农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也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其中广为人知的是葡萄和苜蓿，还有石榴、黄兰、酒杯藤、胡麻、胡豆（蚕豆）、大蒜、核桃等等。此外，西域良种马的大量输入内地，也有利于汉族畜牧业生产，并供应军需之用。
西域诸民族与汉族之间的音乐交流，对丰富内地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汉族乐器传入西域的有古琴、钟、鼓等。西域乐器传入内地的有胡角、横吹、筚篥、曲项琵琶和竖头箜篌等。著名的龟兹乐在吕光时传入内地。龟兹乐所用的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萧、筚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钹、贝等15种。疏勒乐则在南北朝时传至北魏，其中包括歌曲、舞曲和解曲等，使用10种乐器。
对于我国古代文化有重要影响的佛教，通过西域，于公元67年（东汉永平十年）传入中国内地。东来的佛教僧人中有不少是高昌人，也有于阗人和龟兹人等。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之一鸠摩罗什（344—413）即生于龟兹。他精通梵、汉语文，在长安主持译经74部384卷，对佛教在中国的传布曾起过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期间许多汉族僧人也通过丝绸之路前往西域和印度等地取经。公元260年沙门朱士行从于阎得佛经梵书正本90章。上述东来西往的佛教徒，对于西域诸族和内地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节柔然
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继匈奴、鲜卑之后，活动于我国大漠南北和西北广大地区的古代民族，主要是柔然和敕勒。当时，正是我国历史上处于十六国、南北朝纷争对峙时期。
一、柔然的族源、称号
柔然，亦称蠕蠕、芮芮、茹茹、蝚蠕等等。北朝的碑志、杂曲中，往往泛称之为“匈奴”、“鬼方”、“凶奴”、“猃狁”、“北虏”、“北狄”等。“柔然”名号始于车鹿会之自称。而“蠕蠕”之名则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对柔然侮辱性的改称。北魏后期柔然又以“茹茹”作为自称或姓氏④。“柔然”一词，有认为是“聪明、贤明”之意⑤，或认为含有“礼义、法则”之义⑥，或认为源于阿尔泰语的“异国人”或“艾草”等①。
关于柔然人的来源，由于史籍记载歧异、简略，有东胡、鲜卑、匈奴、塞外杂胡诸说。如《魏书蠕蠕传》提及蠕蠕为“东胡之苗裔”、“匈奴之裔”、“先世源由，出于大魏”；《宋书索虏传》、《梁书芮芮传》均认为柔然是“匈奴别种”②。而《南齐书芮芮虏传》则以为是“塞外杂胡”。此外，欧洲历史著作中有称柔然为“阿哇尔人”（Avars），认为公元5世纪中叶，居住在太平洋沿岸名叫阿哇尔的民族，因大洋雾气过重和龙蛇侵扰，向中亚迁徙，迫使Savirs等族向西奔逃。阿哇尔即是柔然③。而有的学者持否定态度④。或认为柔然与悦般同族⑤。
实际上，柔然最盛时，其势遍及大漠南北，北达贝加尔湖畔，南抵阴山北麓，东北到大兴安岭，与地豆于相接，东南与西拉木伦河的库莫奚及契丹为邻，西边远及准噶尔盆地和伊犁河流域，并曾进入塔里木盆地，使天山南路诸国服属。在柔然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合了其它民族成分。根据《魏书》、《北史》及其它南北朝至隋唐有关史书记载，柔然所统辖的姓氏共有60余种，其中属于柔然的民族、部落有郁久闾氏、俟吕邻氏、尔绵氏、约突邻部、阿伏干氏、纥奚部、胏渥氏⑥；属东胡鲜卑的有托跋氏、丘敦氏、无卢真氏、树格干氏、尉迟氏、谷浑氏、匹娄氏、勿地延氏、莫那娄氏、叱豆浑氏、库褥官氏、温盆氏、树黎氏、乌氏（乌洛侯）；属于敕勒的有乙旃氏、斛律氏、副伏罗氏（部）、达簿干氏、屋引氏、他莫孤氏、奇斤氏、泣伏利氏以及东部高车等；属于匈奴余部的有拔也稽部（一说属敕勒）、贺术也骨部、乌洛兰氏；属于突厥的有阿史那氏；属于西域诸胡的有龙氏、高氏（一说为汉人）、希利垔、邢基祗罗回、侯医垔等。此外，柔然内部还有一些汉人。由上可知，柔然主要是鲜卑、敕勒、匈奴和突厥等许多民族和部落所组成。因此，东胡之裔、鲜卑一支、匈奴别种之说，亦皆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但就柔然统治者的世袭贵族而言，无疑是从拓跋鲜卑部落联盟中分离出来的。柔然一个归附北魏的首领阿那瓌曾对北魏孝明帝元诩说：“臣先世源由，出于大魏。”元诩回答：“朕已具之”，以表示认可⑦。故有的史书直称柔然可汗社■为鲜卑社■或河西鲜卑社■⑧。说明柔然、拓跋、秃发均有一个共同祖源，皆由鲜卑与匈奴融合而成。柔然贵族是从拓跋鲜卑中分离出来的一支。随着柔然势力在大漠南北的发展，与进入中原地区的拓跋鲜卑分道扬镳，出现的差异也越来越大。
二、柔然兴起及与北魏等关系
公元3世纪中叶，柔然的最高统治集团郁文闾氏之始祖木骨闾，是力微时被拓跋鲜卑掠获的奴隶，后免为骑卒。3世纪末，猗卢总摄拓跋三部时，木骨闾恰因“坐后期当斩”罪，“亡匿广漠谿谷间”①，并集合逃亡者百余人，依附游牧于阴山北意辛山一带的纥突邻部。木骨闾，一说为“首秃”（或指髡头）之意，由于“木骨闾与郁文闾声相近，故后子孙因以为氏”。木骨闾卒，子车鹿会雄健，不断兼并其它部落，拥有不少部众和财富，成为世袭贵族，以柔然自称。役属于拓跋鲜卑，“岁贡马畜貂豽皮。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②。正如崔浩所云：“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抄。”③车鹿会死后，经吐奴傀、跋地，至地粟袁卒，其部分为二：地粟袁长子匹候跋继父居今内蒙自治区河套东北、阴山以北一带原柔然游牧地。縕纥提所统的西部，从河套向西扩展到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代国被苻坚灭后，柔然曾一度依附于朔方塞外的铁弗匈奴刘卫辰部。
拓跋珪恢复代国称魏后，于391年（北魏登国六年）向柔然发动进攻，匹候跋和縕纥提率部降魏。后縕纥提子社■杀匹候跋，尽并其部，掠五原以西诸郡，远遁漠北。此时，正值北魏建国初期，拓跋氏锐意进取中原，与后秦、后燕、西秦以及南燕、南凉等政权互争雄长，无暇北顾，因而给柔然的发展以可乘之机。社■攻破敕勒诸部落，尽据鄂尔浑河、土拉河一带水草丰茂的地区，势力益振。接着又袭破蒙古高原西北的匈奴余部拔也稽，尽并其众。整个蒙古高原和周围诸民族纷纷降附。柔然统一漠北后势力所及：“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④亦即东起大兴安岭，南临大漠，与北魏相峙，西逾阿尔泰山，占有准噶尔盆地，与天山以南的焉耆接界，北至今贝加尔湖，“尽有匈奴故庭，威服西域”⑤。柔然“常所会庭则敦煌、张掖之北”⑥，即在今鄂
朝鲜族在中国民族当中，排几位？（文明，经济）
中国有哪些传统节日？（汉族或其它民族）
中国民族
只有一个中国。（民族）
中国民族管弦乐器有哪些？（越多越好，名称带图画）
中国第二大民族
中国有几个民族
中国有多少民族
中国民族的起源？
关于中国的民族
中国有哪些民族
求中国民族分布图
中国哪个民族纯朴，那个民族狡诈？
中国算得上是文明古国，算得上是善良的民族吗？
古代民族的语言特点（一个民族就行）？
古代民族的语言特点（一个民族就行）？
【民族】举网无鱼，一气而归 （猜:民族五个）
中国除了书本上说的55个少数民族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民族。
中国民族服好看？ 朝鲜的好看？ 还是韩国的？ 还上日本和服？
请问地球上共有多少个种族?(中国56个民族就不用说了,我知道)
中国民族乐中有西洋乐器吗？
中国民族风俗文化习惯
中国民族伦理学研究概述
中国有多少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