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的政治体制

辽朝统治集团的主体是契丹贵族，他们没有像北魏王朝的鲜卑贵族那样迅速、全面地汉化，这就决定了辽朝的政治体制始终带有北方游牧民族的某些特殊性。但是，深入剖析辽朝政治体制，我们将会看到，在它纷繁复杂的特殊性当中包含着许多中国历代封建政治体制所共有的带有普遍性的东西，正是这些共同点决定了包括辽朝在内的全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体系。

一、由部族联盟向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转变

部族联盟，在辽以前曾是契丹族公共权力的最高形式。辽朝建立及巩固的过程，就是契丹贵族逐渐突破这一形式的局限，以中原的封建统治为榜样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过程。早在公元4世纪后期，“契丹”作为部族名称，见于史籍记载。隋唐时期，他们已成为东北边境上一支强大的势力。契丹族在北方民族大迁徙过程中，得以不断吸收其他部族，壮大自己。此外，日益频繁地与汉族发生各种形式的联系，则是他们得以迅速壮大起来的更为重要的原因。契丹族很早以来就处在原始社会末期——部族联盟阶段上了，先是大贺氏，后来是遥辇氏充当联盟首领。唐末，当耶律阿保机开始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正值遥辇氏当政。由于不断南下袭扰中原地区，所以契丹部族军事首领的权势日重，并且通过掠夺战争积聚了财富，成为最早的私有者——氏族贵族。阿保机就是他们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其祖先“世为契丹遥辇氏之夷离堇，执其政柄”[1]。夷离堇最初是统率军马的部族官。

唐末，幽州地区处在军阀刘守光的暴虐统治之下，当地人民群众纷纷逃亡到邻近的契丹地区寻求生路。同时，契丹贵族也不断率兵入塞俘掠，于是契丹地区汉人数量日增。这些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汉人来到了塞外草原上，但他们却不能像“车马为家”的契丹人那样生活，而仍然继续他们世世代代习惯了的“城郭以居”的定居生活。契丹贵族不能任意变更他们的生活方式，否则他们就无法从事生产，因此也就不能成为被剥削的对象。这样，在契丹人放牧的大草原上就出现了许多汉族人民的定居点，即所谓“汉城”。这些汉城都是有主人的，它们连同其中的居民都是契丹贵族各自的私产。阿保机一族因长期充当部族联盟军事首领，俘获独多，所以早就是契丹贵族中最富有和最有势力的一个。《资治通鉴》（下称《通鉴》）卷266后梁开平元年五月载：

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相与约，推一人为王，建旗鼓以号令诸部，每三年则以次相代……阿保机姓邪律氏，恃其强，不肯受代。久之，阿保机击黄头室韦还，七部劫之于境上，求如约。阿保机不得已，传旗鼓，且曰：“我为王九年，得汉人多，请帅种落，居古汉城，与汉人守之，别自为一部。”七部许之。

所谓“种落”即氏族。阿保机率领自己的族人及其治下的汉人，脱离原来的部族，“别自为一部”，亦即建立起了新的部族组织，他的汉城也包括在其中。据欧阳修记载，他的这个“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乃后魏滑盐县也。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2]。阿保机有了汉城，同时也就成了该汉城所在地方的土地、盐池等自然资源的主人。公元907年，阿保机依靠自己的实力，取代了遥辇氏最后一个可汗——痕德堇（亦称钦德），焚柴告天，即可汗位。

阿保机不同于遥辇氏诸可汗，他自称“天皇帝”，并称其妻为“地皇后”，这表明从一开始，他就要力图在这样两个问题上有所作为：一是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实行终身制和世袭制，二是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地位，建立一种能够保证他居高临下地威制各部的政治格局。然而，这些都是违背契丹氏族社会传统的，为此，他就只能求助于中原统治者。就在他即汗位的同一年（907），朱温代唐，建国号为梁。本来，朱温即位是在这一年的三月，较阿保机还晚两个月，但他为求封册，还是不惜卑辞厚礼，遣使向朱温送去名马、女口、貂皮，然而朱温却在复书中提出了先决条件：“朕今天下皆平，惟有太原未服。卿能长驱精甲，径至新庄，为我翦彼仇雠，与尔便行封册。”[3]他要在政治上借助于朱温，朱温则要借助他的实力消灭自己的对手李克用。原来，他即汗位之前曾与李克用结盟。然而，为求封册，此时他不惜背信弃义。当时，他的地位正受到来自族内的严重挑战。他原来是要用中原皇帝的封册来抵制契丹族传统的世选，但与他同样具有当选资格的兄弟们不服，其弟剌葛等自公元911年发动叛乱，一直持续了三年多，才告平息。此后阿保机的地位虽得以巩固，但那时的契丹仍不过是一个强大的部族联盟。后来，契丹对周围地区又进行了一系列征服，他们处置新征服地区的方式，充分表现了早期契丹政权的不成熟性。

富庶的中原地区，早已为契丹贵族所垂涎，但要南下，则首先必须解除后顾之忧。其东邻渤海国，地方五千里，户十余万，有兵数万人，是一支牵制契丹南下的不容忽视的力量。于是，天显元年（926）初，阿保机采纳其长子耶律倍的建议[4]，率师伐渤海，并一举攻下其都城，灭掉了这个“海东盛国”。渤海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高于契丹，它是一个按照唐朝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契丹贵族征服渤海之后，便发现在它的部族联盟范围内无法容纳这块封建关系已得到发展的地区。于是他们决定仍然保留原渤海国的政权机构，改名东丹国，立汉文化修养甚高的耶律倍为东丹王，在契丹和渤海的权贵共同辅佐下，由他来统治这一地区。征服渤海不久，阿保机病故，先是述律后摄政，后立次子耶律德光，是为辽太宗。德光在位初期，曾出兵帮助石敬瑭夺得帝位，取代了后唐。为报契丹的援立之恩，石敬瑭于后晋天福三年（938）将幽蓟十六州地并图籍献与契丹。如何处置这片新征服的封建关系已充分发展的地区？契丹统治者此时仍然只能采用渤海方式，即维持这一地区原来的社会政治制度。[5]

更大的难题是在灭晋之后出现的。石敬瑭死后，其后继者石重贵要求改变对契丹的屈辱地位，耶律德光则认为这是石氏“负恩”，双方反目。天福十二年（947），德光率军攻占开封，灭了后晋。对于这样一片比幽蓟十六州更广大、更发达的地区，德光经多方征询意见，终于决定由他自己直接统治。《通鉴》卷286后汉天福十二年正月载：

契丹主召晋百官悉集于庭，问曰：“吾国广大，方数万里，有君长二十七人。今中国之俗异于吾国，吾欲择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无二日。夷夏之心，皆愿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既欲君我，今兹所行，何事为先？”对曰：“王者初有天下，应大赦。”二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绛纱袍，登正殿，设乐悬、仪卫于庭。百官朝贺，华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于文武班中间。

《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亦载：

[正月]甲午，德光胡服视朝于广政殿。乙未，被中国冠服，百官常参，起居如晋仪，而毡裘左衽，胡马奚车，罗列阶陛，晋人俯首不敢仰视，二月丁巳朔，金吾六军、殿中省仗、太常乐舞陈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绛纱袍，执大珪以视朝，大赦，改晋国为大辽国，开运四年为会同十年。

以上关于德光在开封活动的具体情况不见于《辽史》，但却是可信的。因为司马光修《通鉴》及欧阳修编写《新五代史》时都曾利用五代时期的原始文献，其中有关上述史实的记载必直接或间接得自亲历此事的晋臣。关于以上记载，我们尤应注意到这样两点：第一，“天无二日”这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传统观念，然而德光却说契丹“有君长二十七人”，这表明直至此时，他仍不能“唯我独尊”。他虽自称皇帝，实际上仍不过是个部族联盟的首领。第二，“胡人胡服，立于文武班之间”，这表明直至此时，契丹官员仍然是亦文亦武，实际上则是文武不分，军政混同，这也是部族联盟或国家政权产生的初期才具有的现象。

德光占领开封后坐在崇元殿上志得意满，环顾左右曰：“汉家仪物，其盛如此。我得于此殿坐，岂非真天子邪！”[6]这个陶醉在胜利之中的契丹首领，毕竟还缺乏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应当具备的基本政治常识。战争过后，他不去重建秩序，却纵容大批军队四出劫掠，于是激起人民群众更为广泛的反抗。同年三月间，他不得不撤离开封，率军北返。临行时，他尽载后晋府库之实，并令后晋文武百官随行。但未及出塞，他就病死在栾城（今属河北）了。临终前，他总结这次南下灭晋的教训说：“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诸道括钱，一失也；令上国人打草谷，二失也；不早遣诸节度使还镇，三失也。”[7]这“三失”恰好可以说明直至打下开封之后，他仍然不理解封建行政职能的重要作用。《辽史》卷45《百官志》云：“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所谓“正班爵”，这里只是照录《太祖本纪》神册六年（921）记事中的三个字，具体内容却无从查考。但《太祖本纪》以下记载则更值得注意：

[神册]六年春正月丙午，以皇弟苏为南府宰相，迭里为惕隐。南府宰相，自诸弟构乱，府之名族多罹其祸，故其位久虚，以锄得部辖得里、只里古摄之。府中数请择任宗室，上以旧制不可辄变，请不已，乃告于宗庙而后授之。宗室为南府宰相自此始。

此事充分表明，尽管阿保机从一开始就图谋建立其一家一姓的统治，但却始终不敢轻易变更旧制度和由来已久的传统。可汗之下，分设南、北宰相，由他们掌管南、北二府以统诸部，这即是阿保机不敢轻易变更的旧制。整个部族联盟分属南、北二府，各部夷离堇（后更名令稳，又改称节度使）之下一般亦分为二石烈。这种二分法设官的制度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8]。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部族及其联盟过大时将其一分为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汉代的匈奴和隋唐时期的突厥都曾在单于、可汗之下设左、右贤王以统诸部，契丹早期的南、北宰相亦类此。其名虽曰宰相，其实并非宰辅之职，只是可汗之下分统部族的高级官员。

“官分南、北”亦非耶律德光在位时期的事情。最初，德光灭晋，全盘接收了晋的官僚机构，以之作为辽朝的机构。但这些机构管辖的范围仅限于中原，并不涉及契丹本部。《辽史》卷47《百官志·南面朝官》云：“太宗入汴，因晋置枢密院，掌汉人兵马之政，初兼尚书省。枢密使。太宗大同元年见枢密使李崧。”把德光接收过来的后晋枢密院归入“南面朝官”一目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当时并未形成南、北面官系统。至于枢密使，契丹入汴之前早已有之，并非自李崧始。[9]

大同元年（947）四月德光死后。跟随他南下的耶律倍之子兀欲在军中即位，是为辽世宗。世宗在位时间只有短短的五年（947－951），但辽朝由部族联盟向中央集权体制的转变，却是由他实现的。《辽史》卷5《世宗本纪》载，大同元年八月“癸未，始置北院枢密使，以安抟为之”。九月，又以高勋为南院枢密使，至此，辽朝始有北、南枢密院。北、南枢密院是辽朝真正的宰辅机关，有了北枢密院，皇帝始得以把一切政令贯彻到二府以至各部族。南枢密院之下还有南面宰相——平章政事、参知政事以及各职能部门。枢密院虽然有两个，但军政大权最终还是集于皇帝一身，所以，北、南枢密院的建立即标志着辽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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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世宗以后，同中原诸王朝一样，辽朝也有一个号令－切的朝廷以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不同的是，辽的朝廷不设在都城，而设在皇帝的行在——捺钵。辽世宗兀欲跟随太宗“南伐”归来后，虽然奠定了辽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基础，但还未来得及使其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就又迫不及待地在天禄五年（951）率部再次“南伐”。这不仅是对中原人民的侵犯，同时也违背了契丹各部在长期战争之后渴望休养生息的要求。结果，他在南下途中因反对派发动政变而死于非命。此后，辽朝在穆宗、景宗时期未再进行大规模的“南伐”。至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与宋订立澶渊之盟，终于实现了与中原长期、稳定的和平。

契丹部族是兵民合一的组织。长期战争只会加强契丹贵族的地位，滋长分权倾向，并造成政局不稳。只有长期的和平环境，才有利于辽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形成和巩固。辽中期以后，其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形成的重要标志，就是有了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捺钵。首先，捺钵是皇帝日常活动的处所，因此圣宗及其后的兴宗、道宗都死在捺钵。《圣宗皇帝哀册》载，他在太平十一年（1031）六月三日“崩于大福河之行宫”[10]。《辽史》卷17《圣宗本纪》亦载：“六月丁丑朔，驻跸大福河之北。己卯，帝崩于行宫。”依常例，六月正值辽帝“纳凉”期间，所以大福河行宫也就是辽圣宗当年的夏捺钵。兴宗也死于捺钵。《辽史》卷20《兴宗本纪》载：“［重熙二十四年］秋七月壬午，如秋山。次南崖之北峪，不豫。八月丁亥，疾大渐，召燕赵国王洪基谕以治国之要……己丑，帝崩于行宫，年四十。”所谓“秋山”亦即秋猎，届时皇帝的居留地即是秋捺钵。《道宗皇帝哀册》载，他于寿昌七年（1101）正月“崩于韶阳川行在所”[11]。“韶阳”为长春州军号，地当今吉林前郭县西北部松花江畔的塔虎城。松花江即辽代的混同江，故《辽史》卷26《道宗本纪》又记载他死于混同江行宫：

[寿昌]七年正月壬戌朔，力疾御清风殿受百官及诸国使贺。是夜，白气如练，自天而降；黑云起于西北，疾飞有声，北有青赤黑白气，相杂而落。癸亥，如混同江。甲戌，上崩于行宫，年七十。

道宗临行之时，显然已经病入膏肓，而且气候恶劣，但他还是抱病而行了。他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行宫（捺钵）不只是皇帝一般的居留地，除此之外，它还是皇帝处理朝政的场所。“春水”、“秋山”、“坐冬”、“纳凉”都非单纯游乐、休息性质，而是从事政治活动的独特形式。辽帝通过钩鱼、围猎等活动，加强同少数民族各部酋长的联系。辽后期，原与辽朝为“羁縻”关系的生女直各部，对契丹统治者的欺压、掠夺日益不满，对此，辽朝统治者也是清楚的，于是，春水、秋山就成了他们检验各部酋长对朝廷是否效忠的时机。《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3载：

辽主岁入秋山，女真尝从，呼鹿、射虎、搏熊皆其职也。辛苦则在前，逸乐则不与。然时为边患，或臣于高丽，或臣于契丹，叛服不常，辽国谓之“羁縻酋”而已……天庆二年春，天祚混同江钓（钩）鱼。旧例，诸国酋长尽来献方物，宴会犒劳，使诸酋长歌舞为乐。至阿骨打，但端立正视，辞以“不能”。天祚谓萧奉先曰：“阿骨打筵上意气雄豪，可托一边事杀之，不然恐贻后患。”奉先谏而止。阿骨打自宴渔河归，即怀异志，疑辽帝见伐。[12]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混同江钩鱼，诸部酋长来献方物，已成惯例，道宗时必已如此，所以他才不顾－切地抱病前往。天祚帝能在春水钩鱼宴会上发现阿骨打有不臣迹象，并欲杀之以除后患，这更证明了我们前面所指出的“春水”等活动的政治意义。

捺钵是皇帝平时的居留地，又是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地方，所以有特殊的重要性，可以说它的存在直接关系到辽朝的存亡。《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21引《亡辽录》云：

保大四年，[天祚]得大石林牙兵归，又得阴山鞑靼毛割石兵，自谓天助，谋出兵收复燕云。大石林牙力谏曰：“自金人初陷长春、辽阳两路，则车驾不幸广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则都燕山，及陷中京则都云中，及陷云中则奔夹山。向以全师不谋战备，以至举国汉地全为金人所有，国势微弱至此而力求战，非计也。当养兵待时而动，不可轻举。”斥而不从。

广平淀即辽后期冬捺钵的通常地点，即潢河、土河汇合处的一片平原[13]，当中京之北。耶律大石这番话表明，他认为长春、辽阳两路被女真攻陷后，天祚本应坚守广平淀，而不应一步一步地自北向南撤退，以至将举国汉地都丢失掉。广平淀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因为它是捺钵所在地。辽朝的五京实际上只是各自所在地区的政治中心，并不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诸京所辖地区称为“道”，如上京道、东京道等等。“上京为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余四京随宜设官，为制不－。”[14]所谓“随宜设官”亦即针对该地区的实际设官。作为皇都的上京虽设“朝官”，但主要不在京内活动，而多数是跟随皇帝的四时捺钵处理政务。因此，只有四时捺钵才是辽朝全国的政治中心。天祚帝不坚守广平淀而退守中京、燕京、西京（即云中），从而丢掉了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捺钵，因此也就很难再号令全国——尤其是北方广大游牧地区，而这些地区正是辽朝武力赖以存在和壮大的根本，所以大石认为不守广平淀就是“不谋战备”。后来他脱离天祚西迁，却要先率部北行寻求支援，其原因即在于此，而耶律淳在燕京建立的北辽政权之所以很快败亡，其主要原因亦在于他无法号令和统率北方游牧诸部。辽朝包括皇都上京及后期都城中京在内的五京，都不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而都从属于捺钵。辽圣宗时期，随着与宋朝和好的巩固及各种联系的加强，遂决定兴建一座更加汉化的新都城——中京，以适应加强对汉族地区统治及对宋交往的需要。《辽史》卷39《地理志》载：

圣宗尝过七金山土河之滨，南望云气，有郛郭楼阙之状，因议建都。择良工于燕、蓟，董役二岁，郛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之制。统和二十四年，五帐院进故奚王牙帐地。二十五年，城之，实以汉户，号曰中京，府曰大定。

中京这座由汉族工匠依中原都城规制建设起来的都城[15]，较上京距离幽蓟地区要近，因此更便于加强对汉族地区的统治。它和捺钵显然存在从属关系。《辽史》卷32《营卫志·行营》载：

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汉人枢密院、中书省唯摘宰相一员，枢密院都副承旨二员，令史十人，中书令史一人，御史台、大理寺选摘一人扈从。每岁正月上旬，车驾启行。宰相以下，还于中京居守，行遣汉人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权差，俟会议行在所，取旨，出给诰敕。文官县令、录事以下更不奏闻，听中书铨选；武官须奏闻。五月，纳凉行在所，南、北臣僚会议。十月，坐冬行在所，亦如之。

在中京居守的官员虽然可以“行遣汉人一切公事”，但重要人事问题必须经皇帝在捺钵召集南、北臣僚会议，由皇帝出给诰敕，方能生效。可见，只有捺钵才是包括汉地在内的整个辽朝的政治中心，是真正的权力发源地。中京的官员只是由皇帝在捺钵授权处理一般政务。

由于捺钵是整个辽朝的政治中心，不仅有关游牧各部的重大问题要在这里决策，汉地一切重要政务也都要从这里“取旨”处理，因此捺钵作为辽的朝廷就具有了中国封建王朝史上的独特形式：它在保持游牧部族联盟机构经常在迁徙中议事的传统的同时，又接受了中原封建王朝的基本观念和礼仪、制度等等。例如最初捺钵中皇帝居留的虽非壮丽、辉煌的宫殿，只是可以移动的毡帐，但其装饰却是极尽华美，并突出了龙的形象。这表明，住毡帐的契丹皇帝同样认为自己是龙的化身。这种蕃汉结合的特征，在广平淀冬捺钵中获得了最为充分的体现：

冬捺钵曰广平淀，在永州东南三十里，本名白马淀。东西二十余里，南北十余里。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碛，木多榆柳。其地饶沙，冬月稍暖，牙帐多于此坐冬，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时出校猎讲武，兼受南宋及诸国礼贡。皇帝牙帐以枪为硬寨，用毛绳连系。每枪下黑毡伞一，以庇卫士风雪。枪外小毡帐一层，每帐五人，各执兵仗为禁围。南有省方殿，殿北约二里曰寿宁殿，皆木柱竹榱，以毡为盖，彩绘韬柱，锦为壁衣，加绯绣额。又以黄布绣龙为地障，窗、槅皆以毡为之，傅以黄油绢。基高尺余，两厢廊庑亦以毡盖，无门户。省方殿北有鹿皮帐，帐次北有八方公用殿。寿宁殿北有长春帐，卫以硬寨。宫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轮番千人祗直。禁围外卓枪为寨，夜则拔枪移卓御寝帐。周围拒马，外设铺，传铃宿卫。[16]

每到冬季，辽朝皇帝就在广平淀这片平坦的沙地上设牙帐，在这里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校猎讲武。坐冬活动的这些基本内容，无疑是源于契丹部族联盟的传统。但此时的辽朝皇帝却已不再是部族联盟的首领了，其捺钵脱离部族独来独往，而且警备森严，对部族群众严加防范。这一切都表明，辽朝皇帝不仅是汉族人民的统治者，同时也是直接与契丹等游牧族人民处在对立地位上的统治者。捺钵中的殿帐——省方殿及寿宁殿，是一种半永久性的蕃汉合璧式的建筑，“木柱竹榱”这显然是汉式建筑结构，然而屋顶又是就地取材，按契丹方式以毡为之。这都表明捺钵并非纯系游牧族的产物，它的形式实际上是亦蕃亦汉、蕃汉一体的，因为其主人所代表的辽政权正是这样的。

但是，设在捺钵的辽朝廷作为中国传统的封建朝廷的特征则更为突出，这不仅有其随处可见的龙的装饰为证，就连捺钵的总体布局也是模仿中原都城的。沈括于熙宁八年（辽大康元年，1075）使辽，当年五月至辽廷——道宗设在犊山（又作“拖古烈”，在永安山附近）的夏捺钵，他见到的情形是这样的：

有屋，单于（道宗）之朝寝、后萧之朝凡三，其余皆毡庐，不过数十，悉东向。庭以松干表其前，一人持牌，立松干之间，曰“阁门”。其东，相向六七帐，曰中书、枢密院、客省。又东，毡庐一，旁驻毡车六，前植纛，曰“太庙”，皆草莽之中。东数里有缭涧，涧东原隰十余里，其西与北皆山也，其北山，庭之所依者曰“犊儿”。过犊儿北十余里曰“市场”，小民之为市者，以车从之于山间。[17]

行宫的殿帐悉东向，这是契丹人的传统。但是除此之外，汉化的特点则十分明显：皇帝、皇后所居已不再是毡帐，而是真正的宫殿。宫殿东边——即前方，是中书、枢密等机构，又东，还有可以随迁的“太庙”，此外，稍远的山后边还有市场，可以说大体上就是“左祖右社，面朝后市”[18]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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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以捺钵为朝廷，依汉制称“行宫”，除此之外，皇帝及摄政的太后等人还有“宫卫”（亦称“宫院”）。《辽史》卷31《营卫志》序云：

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崩则扈从后妃宫帐，以奉陵寝。有调发则丁壮从戎事，老弱居守。

每一新统治者上台，都要组建自己的宫卫，至辽末，总共有13个这样的宫卫（即12宫1府）。《辽史》以为宫卫就是斡鲁朵，其实这两者是不能等同的，因为斡鲁朵实际上只是宫卫的一部分。这一点，只要具体分析一下上引《营卫志》序那段话的含义即可明白。辽朝为建宫卫，要“分州县，析部族”，而斡鲁朵的建立，显然只与“析部族”有关。究竟怎样“析部族”，《辽史》上缺乏正面说明，但卷31《营卫志》中有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往往某斡鲁朵的名称，同时即是其下所辖某石烈的名称，而与“宫”的名称则并不相干。例如景宗彰愍宫有监母斡鲁朵，“监母”意为“遗留”。该斡鲁朵辖二石烈，其中之一即名“监母”。兴宗延庆宫有窝笃盌斡鲁朵，“窝笃盌”意为“孳息”，亦辖二石烈，其一即名“窝笃盌”。道宗太和宫有阿思斡鲁朵，“宽大”曰“阿思”，辖二石烈，其一曰“阿厮”。天祚帝永昌宫有阿鲁盌斡鲁朵，“辅祐”曰“阿鲁盌”，辖二石烈，其一曰“阿鲁盌”。石烈是隶属于部族的小单位，例如《辽史》卷1《太祖本纪》载，阿保机是“契丹迭剌部霞濑益石烈乡耶律弥里人”。其实“石烈”亦即乡，“弥里”则是比乡还小的单位，象《太祖本纪》这样叠床架屋式的译法，本是类名的“石烈”、“弥里”则可能被误解为专名。《辽史·营卫志》序所谓“析部族”，实际上即是在组建斡鲁朵时把名曰“监母”、“阿厮”等等的石烈从其各自原来隶属的部族中分离出来，以之组成斡鲁朵，并以某一石烈名作为新组建的斡鲁朵的名称。

“分州县”是指诸宫卫对汉人、渤海人行使管辖权。《辽史》卷37《地理志·上京道》载：

定霸县，本扶余府强师县民。太祖下扶余，迁其人于京西，与汉人杂处，分地耕种。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置。隶长宁宫，户二千。

保和县，本渤海国富利县民。太祖破龙州，尽徙富利县人散居京南。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置。隶彰愍宫，户四千。

潞县，本幽州潞县民，天赞元年，太祖破蓟州，掠潞县民，布于京东，与渤海人杂处，隶崇德宫。户三千。

……

宣化县，本辽东神化县民，太祖破鸭渌府，尽徙其民居京之南。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置，隶彰愍宫，户四千。

以上几县，都是以阿保机在世时灭渤海、攻蓟州俘掠的渤海人和汉人在上京附近建的，后隶宫卫。此外，祖州隶弘义宫，怀州隶永兴宫，庆州、乌州隶兴圣宫，泰州、春州、饶州隶延庆宫，永州、龙化州隶彰愍宫，仪坤州隶长宁宫，降圣州隶延昌宫（后改隶彰愍宫）。定居在这些州县中的汉人、渤海人，最初是契丹人俘掠来的“生口”，是阿保机一族的私产。后虽隶属州县为编户，但由于这些州县有别于一般州县，是隶属于宫卫的，而其中的民户则是自远方转徙而来的，有别于燕京、西京及东京各州县编户，故称“蕃汉转户”。这样，每一宫卫，其下都隶属若干契丹人的单位——石烈、弥里，同时又有若干个由汉人、渤海人构成的州县。宫卫的负责官员称“宫使”，余靖在《武溪集》卷17《契丹官仪》中写道：

自阿保机而下，每主嗣立，即立宫置使领臣寮。每岁所献生口及打虏外国所得之物尽隶宫使。每宫皆有户口、钱帛以供虏主私费，犹中国之内藏也。十宫院名，一曰兴圣，二曰崇德，三曰洪义，四曰永兴，五曰积庆，六曰长宁，七曰延长，八曰敦睦，九曰章愍，十曰延庆。

余靖使辽，是在宋仁宗庆历三至五年（1043－1045），即辽兴宗重熙十二至十四年，当时尚无道宗太和宫和天祚皇帝的永昌宫，大丞相耶律隆运的文忠王府亦不见记载。此外，与《辽史》记载基本一致。关于“宫”的性质。余靖将其比作“中国之内藏”，这是有根据的。因为每宫所辖大量的州县民户所输赋役，皆供契丹皇家消费。如果单纯分析斡鲁朵的性质，说它是契丹及北方游牧民族独有的制度，尚可以说得通，但如果就其连同州县组成的“宫”而言，则显然不该视为契丹特殊的制度。《五代会要》卷24《建昌宫使》载：

梁开平元年四月，置建昌院，以博王友文判院事。以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在藩时，四镇所管兵车、税赋、诸色课利，按旧簿籍而施行，仍置院以领之。其年五月，中书门下奏，请以判建昌院事为建昌宫使。仍以东京太祖旧潜龙宅为宫。

据此可知，后梁朱温即以称帝前所辖四镇税赋、课利另行置“宫使”领之，并以其即位前的旧宅为“宫”。辽的宫卫制度正类此。《辽史》编者由于缺乏资料，且不考宫卫制度的渊源，即想当然地认为辽朝皇帝“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19]。这样，其区别仅在于一为皇帝所居，一系为皇帝出行所设。日本学者箭内亘误信此说，以为捺钵即是“一时的牙帐也”，而斡鲁朵则是“永久性的宫殿也”[20]。依照这种说法，斡鲁朵和捺钵的地位则可以并列，但这完全是误解。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辽朝皇帝经常居留、活动于行宫—即捺钵中，那便是辽的朝廷，是其全国的政治中心。而“宫卫”则显然不同，这种宫卫至辽末多达13个。多中心即无中心，宫卫显然不是号令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仅仅是供皇家私费的“内藏”，此外，也为辽朝提供武装力量。本文限于篇幅，不能全面论述有关辽朝宫卫的一切问题，只能对它在辽朝政治体制中的地位作一解释。对此，上引《武溪集·契丹官仪》说得很明确：“其十宫使在上将军之下，节度使之上。”宫卫与部族一样，隶属北面官管辖，部族首领称节度使，因此，诸宫卫的地位当略高于各部族。

诸宫卫作为管理斡鲁朵及汉人州县的机构，无疑是有固定地点的。《辽史》卷31《营卫志》载世宗的耶鲁盌斡鲁朵在土河东，“陵寝在长宁宫北”。世宗陵寝的位置是固定的，因此长宁宫也当有固定地点。至于诸宫卫所辖的斡鲁朵，因其系由契丹部族中划分出来的，平时要从事游牧，不可能有固定地点。《辽史·营卫志》所说某斡鲁朵在某地，当理解为是指该斡鲁朵游牧的范围，不可视为全然没有根据。游牧并不是在大草原上漫无边界的游荡。草原虽大，但作为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出于利益方面的考虑，各部总希望自己放牧的场所不受限制才好。因此，游牧各部相互制约，既形成了他们的牧场大致都有一个固定的范围，如果大家都不越出这个范围，则可以相安无事，否则就要酿成械斗。管理斡鲁朵的官员——宫使要随捺钵行动，此即余靖所说的“又有十宫院使亦从行”[21]，但是，如果因此就断定斡鲁朵也随捺钵行宫迁徙，那就未免有些离奇了。因为辽朝的“四时捺钵”有时几乎是从辽的南部开始一直迁徙到北部，圣宗时“每季春弋猎于延芳淀”[22]，延芳淀在今北京通州区境内，这里历来是汉族人民聚居的农业区，如果届时诸斡鲁朵的契丹人跟着皇帝的春捺钵把他们宛若天上一朵朵白云那般多的羊群都赶了来，汉族人民生计岂不荡然无存，辽朝租税又从何出呢？因此，辽朝的捺钵和斡鲁朵并不是合而为一的[23]，斡鲁朵不是政治中心，它从属于捺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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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初，由于几经战乱，辽朝的实录、国史以及金朝据此编纂的《辽史》都已严重受损，因而变得残缺不全。元好问对此感慨系之，他曾说道：

呜呼，世无史氏久矣。辽人主盟将二百年，至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县长官专用文吏，其间可记之事多矣。泰和中诏修《辽史》，书成，寻有南迁之变，简册散失，世复不见。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主，下者不论也。《通鉴长编》所附见及《亡辽录》、《北顾备问》等书多敌国诽谤之词，可尽信邪！[24]

好问生于金明昌元年（1190），泰和间（1201－1208）修《辽史》时，他尚年幼，看来并不曾参予此事。南渡之后，他和一般读书人一样，是无缘接触辽朝历史文献的。因为当时金统治者畏惧蒙古军队的攻击，逃命还唯恐来不及，根本不可能把这些资料带走。因此，辽朝官制系统究竟是怎样的，什么叫做“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等等，连元好问自己也不清楚，所以只好语焉不详。元人修《辽史》时虽曾有耶律俨的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可资参考，但那都是残本。估计元修《辽史·百官志》就是在找不到任何蓝本的情况下着手编纂的，故只好摘录纪、传中的官名拼凑成篇。

辽朝的确有北、南面官，但《辽史·百官志》无所不包的北、南面官体系，却完全是《辽史》编者自己构拟的。元朝史官根据元好问所说的“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不仅构拟出了无所不包的北、南面官体系，而且构想出辽朝有三个枢密院：契丹北、南枢密院和汉人枢密院。这早已为中外学者一致证明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25]至于那个无所不包的北、南面官体系，就更是削足适履的产物。辽官制中的“北面”、“南面”，指的是官衙与皇帝殿帐的位置关系：殿帐东向——因为契丹人拜日，故一侧属北面，另一侧为南面，如同中原各封建王朝中央官制分左右一样，辽朝也是只有“随驾”的官员才分北、南。部族官、方州官不随驾，因此也就无所谓“北面”、“南面”，但《辽史·百官志》却将其尽行分属一面，这显然是没有根据的。而被元好问斥为“敌国诽谤之词”的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中关于辽朝北、南面官的记载反倒更可信，该书卷110天圣九年六月丁丑载：

其官有契丹枢密院及〔契丹〕行宫都总管司，谓之北面，以其在牙帐之北，以主蕃事；又有汉人枢密院、中书省、〔汉人〕行宫都总管司，谓之南面，以其在牙帐之南，以主汉事。

这里讲“北面”、“南面”就是仅限于行宫（即捺钵）中的官员，而并未涉及部族官和方州官。

其次，在辽朝的中央官系统内亦有超越北、南面之上者，《辽史·百官志》亦将其归入一面，显然亦是削足适履。例如行宫都部署，最初虽如《长编》所载是北、南分设，但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则出现了由一人兼任北、南行宫都部署的情况，而后来则又在北、南面之上固定设诸行宫都部署。辽圣宗即位后，由其生母承天太后摄国政，而汉臣韩德让（即耶律隆运）因有宠于承天，则成了辽朝这一阶段事实上的统治者。《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年末记载隆运以策立功“拜大丞相、蕃汉枢密使、南北面行营（宫）都部署”。这即为在北、南面行宫都部署之上设诸行宫都部署准备了条件。果然，到了开泰六年（1017）四月，圣宗即“以枢密使漆水郡王耶律制心权知诸行宫都部署事”[26]。

契丹行宫都部署和汉人行宫都部署之上设诸行宫都部署，《辽史》中正授此职者仅见兴宗重熙六年（1037）萧扫古一例[27]，但辽代墓志中却屡见不鲜，圣宗弟隆庆之子宗政，重熙九年（1040）“拜大内惕隐，十年，改授诸行宫都部署兼侍中”[28]。余靖使辽时，正值宗政担任此职，《武溪集·契丹官仪》中说的“胡人从行之兵，取宗室最亲信者为行宫都部署以主之”即指此。另外，《秦晋国妃墓志铭》题“翰林学士中散大夫行中书舍人签诸行宫都部署司事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臣陈觉奉敕撰”[29]，该志文撰写于道宗咸雍五年（1069），这表明当时确有诸行宫都部署司这一机构存在。同样情况还见于大康元年（1075）《萧德温墓志铭》载其弟德让为诸行宫副都部署。[30]《王师儒墓志铭》亦载，乾统元年（1101）六月改授诸行宫都部署。[31]《辽史》卷26《道宗本纪》载，寿昌六年（1100）五月汉人行宫都部署赵孝严薨，“南院宣徽使萧常哥为汉人行宫都部署”。此人又名萧义，其女为燕王耶律延禧之妃。半年后，道宗病故，延禧即位，因其有推戴功获升迁，但在此之前的半年内，他已经由汉人行宫都部署变成了诸行宫都部署[32]。

诸行宫都部署超越北、南面之上，但《辽史》卷45《百官志》将其误入“北面宫官”一目，进一步增加了混乱。什么是“宫官”呢？该目云：“辽建诸宫斡鲁朵，部族、蕃户统以北面宫官。”然而，正如本文前面所论证的，行宫即捺钵，亦即辽的朝廷，与诸宫及其管辖的斡鲁朵并不是一回事，因此，行宫官并非“宫官”。日本学者岛田正郎既不区别，“宫”与“行宫”，又未考察诸行宫都部署的职掌，因此只能沿袭《辽史·百官志》的错误。他把诸行宫都部署误当作“宫官”，而且以为其职务单纯是“总括各斡鲁朵事务的机关”。他说：

又宫官系负责斡鲁朵（行宫）事务者的总称，在中央有诸行宫都部署院，统辖契丹行宫诸部署司与汉儿行宫诸部署司，而总括各斡鲁朵的事务，亦即管理天子的私民与私产的机关。[33]

其实，行宫都部署完全是仿中原王朝官制设置的，它不同于专管斡鲁朵事务的某宫都部署，只有后者才应归入“宫官”一类。宋朝皇帝巡幸亦有行宫，且亦有行宫都部署之设[34]，后避英宗赵曙名讳，改称行宫都总管，并且亦将这一避讳用之于记载辽朝职官。行宫都部署要跟随皇帝的行宫活动，辽宋双方在这点上是没有区别的，所不同的则在于“行宫”在各自政治体制中所处的地位有区别。关于其职务，《武溪集·契丹官仪》说辽朝诸行宫都部署负责统率“从行之兵”，而“其兵皆取于南、北王府，十宫院人充之。”诸“宫院”即“宫卫”，但南、北王府却并不属宫卫。天赞元年（922），以迭剌部“强大难制，析五石烈为五院，六爪为六院，各置夷离堇。会同元年，更夷离堇为大王”[35]。此即南、北王府的由来。二王不仅统率契丹部族军，而且兼掌燕云地区汉军： “西南至山后八军八百余里，南大王、北大王统之，皆耶律氏也。控弦之士各万人。二王陆梁难制，虏每有征发，多不从命，虏亦姑息。”[36]诸行宫都部署既然可以取南、北王府兵掌之，其职掌显然远远超越了宫官管辖的范围。总之，诸行宫都部署一职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以及其职掌均可证明，辽朝设官确有超乎北、南面之上者。《辽史·百官志》构拟的北、南面官系统概括不了辽朝的全部设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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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日本史学界一直把辽朝的政治体制说成是“二重制”或“二元制”，并认为这是他们一项值得大肆宣扬的“发现”。最先提出此说的是“东洋史学”权威津田左右吉，1919年他在《满鲜历史地理研究报告》第五本中发表了《辽国制度的二重体系》一文。后来，岛田正郎曾对此说推崇备至，并将其修正为“二元制”。我们从岛田数十年后所说的以下一段话中可以了解此说之由来及演变的大致过程：

辽国官制的发展得分为（一）太祖时代，（二）太宗与世宗时代，（三）圣宗与兴宗时代等三个时期……降至第二期太宗与世宗时代，由于进入中国之华北使得如何统治汉人的现实问题变成表面化，又因国内汉人的数目日益增加，其政治势力亦渐次强化。鉴于有积极统治汉人的必要，乃确立在契丹人政权下的汉地与汉人，由汉人自行管理的行政原则并顺其方针在行政组织内采用中国王朝的各种制度，进而树立北（以游牧民族为对象）、南（以农耕民族为对象）两面之所谓二元的统治制度……《辽史·百官志》对于大约在第二期树立并变成恒永化的二元的统治制度，采取单调的叙述方法，故以此作为主要史料而撰述的津田左右吉博士之名著《辽国制度的二重体系》亦因其深刻描述此种二元制的统治制度（笔者开始使用二元制的名词后，博士以私函认为二元制较二重制妥当）之特色，迄今仍有高昂的评价。[37]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所谓“二重制”和“二元制”都是他们根据《辽史·百官志》记载的北、南面官制度对辽朝全部统治制度（亦即我们所说的政治体制）的概括。然而，正如本文前面已经论述过的：辽朝官分北、南面，但那仅限于中央官制系统，而且还没有包括中央官之全部，就更不用说部族官和方州官了。所谓“二重制”和“二元制”说，既然是建立在《辽史·百官志》构拟的这样一个削足适履的辽朝官制系统之上，当然也就大可怀疑了。

其次，根据这种“二重制”和“二元制”说，似乎辽朝曾实行“由汉人自行管理的行政原则”，这显然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担任南面官的不仅有汉人，同时也有契丹人；担任北面官的不仅有契丹人，同时也有汉人。而且北面官亦不单纯管契丹人事物，有些也兼治汉人。例如《辽史·百官志》中列入“北面军官”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即是这样。圣宗、兴宗时期，大元帅开府于燕京，杂掌番汉军队。据路振《乘轺录》记载：

〔幽州〕城中汉兵凡八营，有南北两衙兵，两羽林兵，控鹤、神武兵，雄捷兵，骁武兵，皆黥面、给粮如汉制。渤海兵别有营，即辽东之卒也，屯幽州者数千人，并隶元帅府。[38]

路振使辽的时间是宋大中祥符元年（辽统和二十六年，1008），当时是辽圣宗弟隆庆为大元帅。兴宗时，其弟重元为大元帅。余靖说：“胡人之掌兵者，燕中有元帅府，杂掌番汉兵，太弟总之。”[39]此外，本文前面还提到过南、北王府掌山后汉军的情况。总之，一系列的事实都表明，北、南面官的存在，并不曾使辽朝治下的契丹等游牧族与汉族形成相互分隔——或可以分隔开的两个政治实体。那么，日本学者为什么要选中“二元制”或“二重制”这样的概念来解释辽朝的统治制度呢？他们的目的正是要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辽朝有北、南面官这一事实，就足以表明其统治下的汉族地区和游牧民族地区就是两个在政治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区，辽朝就是这样一个“二元制”或“二重制”的政权。

津田左右吉提出此说，正值日俄战争（1904—1905）之后，日本战胜了俄国，从其手中接收了在我国东北南部的一切政治经济权益，随后，又在1910年吞并了朝鲜。当时，日本作为亚洲最强大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侵略野心已经膨胀到丝毫不加掩饰的程度了。他们要通过在其统治下的朝鲜进入我国东北，然后再灭亡全中国。为此，他们一方面极力鼓吹“满蒙特殊论”，另一方面则宣扬“朝鲜与满洲不可分”。《满洲朝鲜历史地理研究报告》和津田左右吉的辽朝为“二重体系”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问世的。他们就是这样肆意歪曲历史事实，力图证明我们国家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就是“二重”或“二元”的，因而是应当被宰割的，并且本来就应当与已经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地区合而为一。日本军国主义的御用“历史学家”、曾任伪满“建国大学教授”的稻叶君山在其所著的《满洲发达史》中就曾经直接了当地宣扬过这种侵略者的逻辑，他说：“就满洲发达史一名词之表面观之，书中所载不过为亚细亚洲一隅之历史。但一审其内容则为中国、满洲、蒙古、朝鲜、日本等牵连纠葛之一大纪录。”[40]我国的东北，因为他们染指，于是其历史也不属于中国历史的范围了，而变成了他们参与其间的“记录”。至于本文予以批驳的辽朝为“二重制”或“二元制”说与这种赤裸裸的强盗逻辑之间是否确有联系，我们看看对津田左右吉推崇备至的岛田正郎先生以下这段话就会清楚了：

笔者对于蒙古系的游牧民族契丹，在十世纪初建立辽国之事，曾经提出种种问题加以讨论。根据该等讨论，笔者始终主张尽管辽国为征服中国华北的一部分而仿照中国王朝的制度所建立的国家，并以汉人为其主要的构成分子之一，而其农业经济又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但仍未便将辽国规作中原王朝的一环叙述，应归入北亚洲诸民族的兴亡史中申论。以往八十余篇论文，皆系为证明此项主张而撰述者。[41]

原来他反复申述的“二元论”以及连篇累牍地撰写的大量文章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要证明作为我国古代民族的契丹族应当从中国历史上划分出去，然后归入他们为之划定的范围。是的，当年日本的一些“学者”就正是这样干的，正是他们帮助关东军把东北从它的祖国划分出去，制造了一个“满洲国”。当年岛田正郎先生也曾经比在自己的土地上还自由地在“满洲”搞过考古发掘。但是今天，中国的土地任人践踏、国家任人宰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御用学者在辽史研究领域中散布的种种谬论，连同他们虚构的“满洲史学”，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我国史学工作者的批评和清算。

（资料来源：作者提供，原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引用转载，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