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 2008 sa 无法登陆: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无忧书籍网 www.51shuji.com在友人许文敏先生的推荐下，敝公司有幸成为了《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一书中文本的出版者。该书于2000年在德国出版后，不久便在阿拉伯国家被翻译出版了。德文版已再版了十次。本中文译本系根据德文本2003年的修订版翻译而成。近年来，该书已成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经典之作。　　该书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介绍古老中国那富有盛名的历史，那是她数百年间在国家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诸方面作为世界最进步的文明国度的辉煌时期；第二部是关于中国在19世纪那最灾难深重、最难以叙说的衰落；第三部讲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重新站立起来的新中国；第四部是邓小平时代，那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阶段；第五部是江泽民时代，是继承邓的遗产，进行最艰难的改革并且把国有企业逐步导入市场经济轨道的阶段。　　本书作者康拉德•赛茨（konradseitz）先生，先后出任德国驻印度、意大利大使，继1995～1999年任驻华大使后，又出任驻日本大使。他是当前德国及欧洲颇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常出现在“中国—东亚问题”研讨会等有影响的学术交流场合中。　　本书的两位译者：许文敏先生，现任德国波恩东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方向为哲学和比较文化；李卡宁先生现任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化比较及对比语言学。他们曾合作翻译出版过《默克尔总理——迈向权力之巅》（2006年5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一书，本书为他们再次珠联璧合的又一部重要译作。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对书稿中个别不适合中国读者阅读习惯的文字进行了删节。对个别引用数字，对“文革”时间的划分等一些内容，我们并不完全苟同，但为了保持原著的系统和完整性，我们予以了保留，仅供读者参考。　　最后，衷心感谢该书的作者康拉德•赛茨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如此经典的一部著作；感谢许文敏、李卡宁两位译者的生花妙译；尤其要特别感谢读者您对本书的垂注！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7年2月　　我非常高兴的是，《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一书的中文译本要在华出版了。对作为作者的我来说，这确实是很高的荣誉。　　本书于2000年在德国首次与读者见面，不久便在阿拉伯国家被翻译、出版，现在德国正准备第十次再版。时至今日，它在德国已经成了一本研究中国的经典之作。该书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介绍古老中国那富有盛名的历史，那是她数百年间在国家艺术、经济以及科学技术诸方面作为世界最进步的文明国度的辉煌时期；第二部和第三部分别是关于中国在19世纪那难以叙说的衰落以及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也就是那要开始重新站立起来的新中国；第四部是邓小平的时代，那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阶段；第五部是江泽民时代，是继承邓的遗产、进行最艰难的改革并且把国有企业逐步导入市场经济轨道的阶段。　　正如本书所预言的那样，中国由此之后走上了其重登世界经济之巅的道路，一条持续奔向前方之路。只要把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购买力由人民币折合成美元，那么今日的中国就已经是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只要以目前的外汇兑换率计算，中国已经在超越德国，并将回到世界经济的第三把座椅上。　　新的使命和任务伴随着这种高速的经济增长应运而生，那就是：环境保护问题，防止国内民众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以及改变沿海高速发展省区与中西部落后省区在经济发展速度上的巨大差距问题。在胡锦涛的旗帜下，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已经把这些问题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几乎把经济增长的所有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其时代的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新一代领导此刻所面临的是，给予那以高速度发展为宗旨的经济政策添充上社会保障的能量和环境保护政策。今天的新口号已经是：“社会和谐发展”和“环境可承受的持续发展”。　　现在的中国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和规模，以至于它为自己也为整个世界提出了一项这样的重大任务：要以新强国的姿态和平地加入到世界体系中。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消除恐怖主义、维护环境和形成平等而稳固的经济关系诸方面，中国不仅要有责任感，而且已经开始行动起来。陈旧的工业和技术强国必须有意识地让位于新的强国，这在经济领域就意味着：面对“中国的挑战”不是凭借贸易保护主义去维护本国的劳动市场，而是要靠大规模的结构改变来适应发展。　　2008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北京举行。到那时，世界的目光将更加会聚集到中国，目光中的惊奇和赞叹之色彩，比起七百年前马可•波罗眼中的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康拉德•赛茨(konradseitz)　　2007年1月1日写于波恩　　第一部完美的文明：18世纪末之前的中国　　第一章扬帆驶出刘家港3　　第二章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进步的文明9　　第三章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伦理道德20　　第四章靠伦理道德的凝聚力治理国家30　　第五章汉人中心的世界秩序39　　第六章欧洲人想像中的中国44　　第二部古老中国：王朝的崩溃（1793～1949）　　第七章帝王朝代周期轮回的末日（1793～1838）57　　第八章内乱外患（1839～1899）64　　第九章儒家帝制的终结（1900～1911）75　　第十章不存在的共和政体（1912～1937）82　　第十一章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1937～1949）93　　第十二章伟大文化的慢性衰落（1861～1949）97　　第三部一张白纸：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1949～1976）　　第十三章后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1949～1952）111　　第十四章社会主义革命（1953～1957）120　　第十五章“大跃进”（1958～1960）125　　第十六章一个短暂的休整期（1961～1965）130　　第十七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69）132　　第十八章大结局（1970～1976）141　　第十九章毛的遗产143　　第四部现代中国的诞生：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1978～1997）　　第二十章杰出的领导人151　　第二十一章解放农民（1979～1983）157　　第二十二章城市改革（1984～1988）167　　第二十三章对外开放171　　第二十四章上海的再生179　　第二十五章从邓的“南巡”到他的逝世　　（1992年1月～1997年2月）184　　第二十六章邓的政治遗产：一个亚洲的发展中国家191　　第二十七章邓的经济遗产：　　在一条把中国引向强大的路上197　　第五部平稳过渡走向未来：江泽民时代（1997～2002）　　第二十八章第三代领导登上舞台207　　第二十九章邓的增长模式的结束213　　第三十章通货紧缩和亚洲危机（1997～1999）222　　第三十一章国家工业危机的爆发（1995～1999）227　　第三十二章第二阶段改革的突破（1997年9月）239　　第三十三章到2010年的市场经济247　　第三十四章成功与失误（1998年3月～2002年9月）256　　第三十五章一个市场经济下的进步党267　　第三十六章大中华：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海外华人275　　第三十七章中国能成功吗？290　　第三十八章2015年的中国：世界上最强大的国民经济体296　　第三十九章世界工业品市场上的“中国恐惧”305　　第四十章21世纪的中国：合作伙伴还是霸权者？312　　注释314　　译后记321　　如果此刻退回到1405年夏末，明代皇帝朱棣登基的第三个年头；如果此刻置身于扬子江汇合口，那么港口城市刘家港展现给您的将是一幅如此壮观的景象：一支舰队，一支在这个世界上从未看见过的舰队，正在驶向中国南海，以便由那里出发，驶往大西洋，也就是印度洋，当时的中国人喜欢把它称之为大西洋。一望无际的扬子江面上是丛林叠嶂的红旗，它们覆盖了整个水面；空气中响彻着震耳欲聋的锣鼓声。　　“三宝”太监郑和所率领的这支舰队由317艘船组成。想想看，即使在183年后，西班牙的大型舰队充其量也就只有132艘船！在郑和的这支舰队中，有62艘九桅杆的“宝船”，它们是当时世界上所能建造的最大的木船。其中船身最长的是135米，最宽的是55米；而哥伦布在1492年开往中亚，并且在美洲登陆的那三只“核桃壳”船，加在一起也就刚刚66米，假如把这三只船装到郑和的这艘大船里，充其量也就只占半船的容积。这些多层的宝船上装满了礼物，那是准备送给沿途造访的外国王公贵胄的。这些礼物包括：丝绸、锦缎、瓷器、漆器以及其他的珍贵礼物。返航时，这些船将给皇帝带回异国他乡的奇石珍品，还要将所访国度的君主或者他们的使者带回南京，以便他们亲自向大明皇帝行三跪九拜的大礼，并亲手呈献贡品。为了能够按照礼仪解决那些达官贵客的食宿，这些宝船还设有豪华的客舱和接待大厅。　　围绕着这些宝船还有250多艘随航船，其中包括：八桅杆“马船”，去时运马匹到东南亚，返程时携带珍禽异兽；五桅杆的战船以及防御海盗袭击的快速出击船。扈从与将士加在一起，这支舰队大约拥有2800人。　　郑和舰队的使命就是，把朱棣皇帝登基、永乐年号，即“永远保持友好、欢乐”的消息传送到世界各地，并展示这位万能的统治者的权力及其王国。舰队先沿着中国海岸行驶了400海里，随之在福州南部的闽河入海口抛锚停泊。为了等候东北季风，舰队在那里停留了四个多月，随后于12月底开到她们的第一个目的地：位于蝉木琶的占城（越南南部）。舰队由此横穿南中国海，扬帆驶往爪哇岛（今印度尼西亚），随后开往马六甲，也就是马来半岛的门户。然后再驶往苏门答腊岛，在北部地区上岸暂息。接着，舰队横渡印度洋的东部，在锡兰（今斯里兰卡，下同）靠岸，短暂停泊后又扬帆抵达位于印度西南海峡的海滨城市奎隆，之后从1406年12月份到来年的4月份，驻扎在大型贸易中心城市卡利卡特。然后，舰队借助西南海风，返回刘家港、南京。返程的船上满载着来自郑和所访国家的使臣，他们要前往大明的首都南京，向这位皇帝表达他们效忠的意愿，并请求得到加入这个中心之国的贸易体系的许可和接纳。在舰队回归途中，郑和歼灭了一支占据着马六甲海峡的强大海盗舰队，至少消灭了五千余名海盗，并将俘获的海盗头目带往南京，以便让大明皇帝对他们的生死作出判决。　　随后，在永乐皇帝年间又继续了五次远航：1407年一次，1409年一次，1413年一次，1417年和1421年各一次。所有远航都是在郑和的统帅下进行的。　　第二次远航时，舰队曾驻扎在泰国的暹罗，并且把暹罗国王志愿派往明朝的使臣带回南京。郑和在卡利卡特安抚了那位新国王，并且把大明皇帝所赐玉玺授予这位国王。　　第三次远航始于1409年秋。其使命之一就是把大明皇帝赐予卡利卡特国王的新印授予他，因为这位国王的第一枚大印被暹罗人（原来泰国人的称呼）抢走了。郑和在那里竖立了一个纪念碑，从碑文中可以看到大明朝皇帝对当地马六甲人的愿望，那就是“臣服于中国，以示有别并超脱出那些未开化的野蛮人”。也就是说，这种附属状态并非被视为社会地位的降低，而是得以提高。同时，他把这个新国家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以免它为暹罗和马六甲强敌所吞食。舰队此行不仅访问了奎隆和卡利卡特两座城市，同时还访问了卡利卡特的贸易竞争对手城市科钦。归途中曾在锡兰发生激战，郑和打败僧伽罗人的军队，俘获了其国王，并把他带往南京。1411年7月，舰队返回南京。明皇帝赦免了锡兰国王，由此也把锡兰列为附庸国，令其定期进贡。舰队所造访的其他的王侯和首领们向明朝皇帝献上他们臣服的贡物，当然也收到惊人的馈赠。那些随舰队而来的商人们随之获得了在明朝国土上开办商店、销售自己商品的权利，而这种附属于中国的进贡关系极大地刺激了他们与华通商的强烈欲望。附属国通过敬献贡品获得明皇帝回赠的赐品，这种交换在当时不啻为一种贸易方式。　　随后郑和三次出使南洋。　　第四次远航（1413年秋到1415年8月）经卡利卡特开往波斯湾的霍尔木兹，这是著名的宝石、珍珠、珊瑚贸易地。归途中，郑和平息了苏门答腊岛北部地区的内乱，扣留了叛军首领，并把他带往南京。　　第五次远航（1417年到1419年）的任务是，把那些随第四次远航舰队来到南京的外国使节们送回家去，因为他们在南京已经生活两年了。舰队在霍尔木兹稍事休整后继续行驶，第一次访问了位于红海入口处的亚丁，随之扬帆沿非洲东海岸继续前行，直抵马林迪（今肯尼亚的港口城市蒙巴萨附近）。舰队在非洲东部地区装上了满载野兽的贡品箱，有狮子、豹子、单峰骆驼、鸵鸟、斑马、犀牛以及作为最珍奇的动物的长颈鹿。　　这支舰队还于1421年再次开往非洲东部地区，以便送那些在此之前已经前往南京的外国使节们回国省亲。　　舰队在1413到1415年的第四次远航中，在从北苏门答腊岛前往锡兰的途中，数艘船只离开主舰队，并向北驰驶入孟加拉湾。归途中，他们带上了当地的国王。这位国王要呈献给明皇帝一只珍禽异兽：一只他自己从东非获得的长颈鹿。随后的远航自首次抵达东非时起，就陆续把长颈鹿运回南京。中国人把长颈鹿看作童话中的“麒麟”，它的出现意味着国家有了一位仁慈、英明的皇帝，预示着王朝处在“永和”盛世。　　事实上，此刻的中国处在其最强盛的时代。皇帝的光芒普照着整个亚洲：从亚洲东北部经日本到朝鲜，再经东南亚到南印度诸岛、波斯湾以及东非海岸，所到之处的国家及其贸易城市都臣服于这个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大明皇帝，至少从表面形式上是如此。一个由中国主宰的、环绕着亚洲的贸易世界就这样形成了，它覆盖了北起日本海和东海，南到南海和印度洋的整个地区。　　臣服于这位至高无上的皇帝、并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中国文化，这在当时是与中国通商的一道门槛，对此许多外国统治者都乐此不疲，因为他们不仅可获得贸易的特许，而且可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对付国内暴乱方面获得某种保护，从而巩固了自己管辖地区的和平与安定。在大明皇帝那儒家道德力量不能自然普照到的地方，郑和就借助于自己的舰队，去说服那些地方的当权者，让他们认识到臣服于大明皇帝的好处。当然，在当时，中国人也只是满足于顺我者善待之，逆我者撤换之，而不是自己去统治这个地区。　　永乐皇帝的贸易王国是完全另外的一种，它不同于百年后欧洲人在世界上所推行的那种殖民地式的统治。对这些外国人，中国人既不奴役他们，也不驱逐和灭绝他们。他们的做法既不同于16世纪墨西哥、南美的西班牙征服者对土著印地安人的做法，也不同于英国移民在北美对待印地安人的方式。中国人不在海外建立那种要自己去统领的殖民地，而是满足于他们对至高无上的中国皇权的形式上的认可，并按照中国人的规则与中国通商。如果不考虑道德问题的话，那么与欧洲殖民地统治者所建立的贸易体系相比，中国这种以宗主国身份所制定的规则及其贸易体系还是比较合理与经济的。而欧洲人真正意识到这一点，那已是在大约四百五十年后，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到灾难性的打击之后。　　在15世纪的上半叶，中国控治着海上。假如它的舰队此时绕过好望角，出现在欧洲港口，那么它的世界霸权地位也许将会受到打击，不会吗？可这只是假设，按照欧洲人的思维方式，令人费解的是：中国中止了这支强大的海上舰队，中止了它的继续远航，并且从海外撤了回去。　　1421年5月，一次雷电击中了明朝首都北京新建的皇宫，三栋华丽壮观的大殿毁之于这场大火之中。迷惑不解的皇帝在一道圣旨中询问他的大臣们，他究竟做错了什么，以致于上天对他如此恼怒。1424年8月这位皇帝去世。新登基的皇帝下令停止造船业，可是他在位不久也去世了。继位的宣德皇帝于1430年再次组织大规模的舰队远下西洋，旨在重建这些朝贡和贸易关系。随着宣德皇帝于1435年驾崩，出海远航也就彻底结束了。远洋造船业被停止、造船的图纸被销毁，随着当年制造远洋船的最后一位老师傅的去世，有关宝船的设计资料随之也就从大地上消失了。1477年，当一名太监要求在资料馆中翻阅郑和的航海记录本时，一位儒教大臣却把这些资料销毁了，旨在令后人永久无法再做造船尝试。私人远航也被禁止，1525年，港口官员接到旨令：销毁所有远洋船只，把所有私自拥有远洋船只者统统送进监狱。　　这是为什么？在一定程度上讲，永乐时期，由于国家同时进行造船远航、在北京修建皇宫以及出兵征服安纳姆（越南北部地区），其巨大的耗资使得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北部重新崛起的蒙古族部落也造成了新的威胁，把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的举动就已经说明，从国内安全政策角度讲，北部防御再次上升到首要位置。然而，这一切也只能说明政府何以停止国家资助的远航和继续造远洋船，却并没有回答为什么要销毁已有的远航船只，甚至连私人远航也要严令禁止。　　当时禁止继续远航的真正原因主要在于：中国要重新回到儒教传统上来，要“偏离”永乐皇帝的航海国策。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按照儒家学说，农业经济是王朝的唯一经济来源（18世纪法国重农主义者的观点与此相近），商人不生产任何东西，他们是寄生虫，是社会的最下等阶层。别提外贸！昂贵的远航究竟带来了什么？给皇帝的珍禽异兽、奇石瑰宝、药用植物。就拿药用植物讲，它们毫无用处，中国根本就不需要。这些昂贵的远洋航海纯粹是作表面文章，它带不来任何经济效益，纯粹是用钱打水漂。　　在这里也显示出：仅仅靠一条长长的远洋航线，也就是中国在东部和南部所拥有的航线，还不足以形成远航的理由。更富有吸引力的应当是那些位于大海彼岸的富饶的国家，那些童话般的神秘而富饶的国家。哥伦布、达•伽马之所以着手进行远航探险，为的就是前往那些富有的、神化般的亚洲国家，像印度、中国。但是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中国作为中心之国家是世界上唯一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而且所有一切应有的自己都有。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人认为外贸污染道德文明，蚕食王朝至上的权力。它把陌生的思想带进这个国家，从而冲击了社会的和谐。贸易不仅助长了宦官的权力，也是儒教官员竞争者之间倾轧、内讧的一种催化剂。故此，这些儒家弟子们在宣德驾崩、新帝登基之后，就严厉实施了海禁，重归习惯、传统的轨道上。此时的明皇帝以修筑“长城”而取代建造远洋船只，中国把自己与世界隔绝起来。远洋舰队成为历史。在“黄河”那持续的内陆农业文明与“蓝色海洋”那波澜式开放文化的对抗中，“黄河文明”获得了胜利。　　15世纪中叶中国远航的终结，不仅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中国人放弃了自己成功的远航之时，欧洲人却准备去认识海洋，以便开辟前往亚洲的航线。这种探索一直持续到那个世纪末叶，情况才发生了变化：1492年哥伦布为西班牙国王发现了美洲大陆；1498年达•伽马终于绕过好望角，并在卡利卡特登陆；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了那个在大明皇帝保护伞下的马六甲，随之于1557年在澳门建立了自己设置在中国国土上的第一个贸易基地。荷兰人、西班牙人以及英国人步其后尘，于17世纪强行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并且建立了各自的殖民地。澳门、巴塔维亚（现在的雅加达）、加尔各答（印度）和马尼拉就成了葡萄牙人、荷兰人、西班牙人以及英国人的贸易中心，他们在此组织着欧亚之间的贸易，而更多的是组织着亚洲内部的贸易。如果中国的远洋舰队还存在的话，如果它们还在继续发展的话，那么这个世界的历史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写法。可是，就像面前的事实这样，中国把通往南洋的海洋控制权拱手让给了日渐壮大的欧洲列强，直到19世纪受到欧洲人的攻击时，就海上防卫而言，可以说中国毫无自卫能力。　　在过去的近两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不单是地球上人口众多，农业经济发达的泱泱大国，而且在技术以及组织能力方面堪称拥有最进步的文明。　　公元50至1820年中国、欧洲、印度以及全世界人口情况估算（单位：百万）*指印度次大陆（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昔日的大印帝国并不包括整个印度次大陆。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松《中国经济发展成就》1998年巴黎版第20页。　　公元50至1820年中国、欧洲、世界人均收入情况估算（按1990年国际市场的美元价）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松《中国经济发展成就》1998年巴黎版第25页和第40页。　　崛起（公元前221年到公元906年）　　秦、汉两朝（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　　——与罗马帝国并存的超级王国　　在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的440年间，在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及其后来的汉朝统治下的中国是与罗马帝国遥遥相对的另外一个泱泱大国。就其人口、面积、交通网络的长度而言，两个帝国彼此相当。罗马帝国作为环绕地中海诸城市及诸国的一种联邦，当时已具有相当高的城市文明。罗马帝国的圆形露天剧院（如罗马的大型斗兽场）、浴场、大型会议厅等的壮观，标志着它在公用建筑方面超越了汉代。两个帝国彼此相似的仅有皇宫，可中国皇帝那时的陵墓却是罗马大帝无法比拟的。另一方面，汉朝在农业技术以及冶炼技术方面是相当先进的，影响到整个的生产经济。当时两个帝国之间没有直接的交往，完全是两个分离着的世界。罗马通过中间商用黄金从中国进口丝绸，故此早在一世纪时罗马帝国元老们就抱怨说，罗马所有的金子都流向了亚洲。　　两个帝国都是在北部原始部落民族的冲击下终结的；在其衰落的那个时代都接受了外族宗教：罗马人是基督教，而中国人是佛教。两国并列到此为止，因为西欧在公元6世纪开始陷入了一个持续两百年的黑暗时代，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走向没落；东罗马在公元7世纪由于阿拉伯人进入巴尔干和土耳其而被削弱。中国人的王朝相反在隋、唐时期（公元589～906年）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进入了一个空前辉煌的时代。这是世界上一种没有竞争对手的却持续发展了几千年的高度文明，一直延续到17世纪初叶欧洲的快速发展时期。　　唐代（公元618～906年）——世界文化的中心　　唐代是一个惊人的爆破性发展的时代。大唐皇帝把自己的王土向东北扩展到满洲、朝鲜，向南占领了安纳姆（今越南北部地区）。最重要的扩张当属向西北的推进。经过戈壁、穿过草原、越过无数高达5000米的风雪连天的山口，大唐皇帝的军队暴风般地冲过中亚走廊，经过介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沙漠，在遥远的中亚地区建立了军事武装保护国。　　重新开通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使中国贯通了与西亚、地中海周围的阿拉伯地区以及南部的印度等国家与地区的联系。唐朝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所在处）成为世界活动的中心。在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中，住有土耳其人、维吾尔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克什米尔人、印度人、僧伽罗人、藏族人、鲜族人。巴格达也像拜占庭一样给这里派驻了使臣。仅在城墙围起来的长安都市里，就居住了数万名外国商人和使者。除长安城外，在唐王国土上还有其他的大型城市，在那里分布有许多颇具规模的外国人居住区。像佛教、穆斯林、摩尼教、东正教、犹太教、基督教等都有自己的教团，都在传教、发展信徒。唐朝成了一个世界文化的中心。佛教徒用石雕、铜铸塑像以及巨幅壁画来装饰他们的寺院。也正是这个时代，纯粹的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建筑、绘画、音乐等艺术的黄金时代，尤其是抒情诗歌空前繁荣的时代。18世纪初叶所整理的唐诗集，收集了2300余名诗人的4.9万余首诗歌。唐朝文化之光越过国界，朝鲜、日本以及越南诸国在此时期学习并接受了中国文化。　　唐朝当时属于一个完全开放的世界，它的开放程度对这个地理位置上封闭的国度来说，不仅是前无古人，而且直到1912年皇室时代的终结为止，也是后无来者的。大约公元8世纪时，出现了排外情绪。在公元842到845年间，4600所佛教寺院被毁除、所有外国宗教被禁止。自此，佛教与政治和经济分离，尽管它作为一种宗教很快又复兴起来，但是也只是作为一种纯粹的宗教信仰而存在。公元906年，唐朝政权被推翻。唐代的光辉与佛教的光辉同时熄灭。　　儒教文化的高峰——宋代（公元960～1279年）　　随着大唐王朝的崩溃，中国陷入了持续约半个世纪的军人混战、诸侯割据的岁月，直到宋代的开国皇帝于公元960年重新统一了中国。唐王朝所掠夺到的中亚也就随之丢失了，而且在北部，辽、夏还占据了长城以外原属于唐朝的土地。宋代的朝廷统治的是一个比较小的王国，而且是一个仅仅关注王国境内事宜的朝代。反思传统文明使得儒教文化，也就是使纯正的中国创造达到了一个辉煌的登峰造极的高度。新儒教运动把儒家的道德学说发展成为包罗万象的哲学，并在其中确定了人的位置。从而，这种以仁、理为主的哲学成了中国社会精英们的信仰和精神支柱。由此到19世纪末，在这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它不仅是社会精英们人生和思想的准则，而且是维系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纽带。但是在明代，当那个在唐代那么开放的中国社会逐渐变成了一个封闭、因循守旧的社会时，儒家学说也变成了僵化的教条。在宋代，儒教的复兴却是一场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发展运动。如同哲学方面一样，在艺术领域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富有魅力的、淡色的青瓷和以山水、田园为主的水墨画当属于宋代最美、最崇高的艺术作品，在其中人被作为微不足道的成分自然地表现出来。　　宋代的皇帝都是经过严格培养的儒家子弟，身边大臣都是那些精明能干、忠心耿耿的儒家出身的官员。这些管理着国家的官员们，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经过严格的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这种考试很快地就成为社会上流的主题。儒家教育的发展对于印刷业自然地产生了一股巨大的推动力。宋代第一个把唐代的这个发明付之于大规模的使用。大宋朝廷把传统儒家的典籍整理为130卷，于公元953年交付印刷并且由国家发行。私人印刷业则出版了大量的年历、诗歌集、佛教经卷以及其他的许多书籍经典，其中不乏以百万册付印的书籍。一个规模巨大的印刷业由此诞生。就当时书籍印刷在社会的精神和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言，宋代当属世界第一。　　技术：先于欧洲数百年　　在技术认知以及使用方面，宋代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1620年，英国哲学家和王室重臣弗朗西斯•培根出版了其划时代的著作《新工具论》。在书中，他对欧洲人进行自然研究的过程进行了科学分析。他指出：“观察发明的结果、影响以及其动力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在此方面，没有什么能比那在古代鲜为人知的三大发明更说明问题。这三大发明就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它们改变了世界的历史：第一项发明是在文字交流方面，第二项发明是在进行战争方面，而第三项则是在辨别方位方面。随着它们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发展。就对人类的巨大影响和力量而言，没有哪一个王国、哪一个宗教或者哲学能够与这三大发明相比。”1　　弗朗西斯•培根当时并不知道，这三大发明以及与书籍印刷密切相关的造纸术的发明都是来自于中国。造纸术早在汉代初期即公元前100到公元前200年之时就已发明。中国人把纸用作书写的材料，也大量地用于其他方面：包装纸、手纸、漆画垫纸，他们也用纸制做窗花、墙画，甚至冬季保暖服装，也基于纸的重量比铁轻等特点而作为盔甲辅助材料。纸真正地作为书写材料最早大约是在公元110年左右。如果没有纸的话，中国这种官吏体制国家的建立将是无法想像的。公元8世纪，中国的造纸技术传到了阿拉伯地区。阿拉伯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守了造纸术的秘密，并以巨额利润把纸销往欧洲。13世纪时，欧洲的造纸术在意大利得以发明，大约晚于中国1500年。　　书籍印刷术大约是公元8世纪初叶在唐代发明的，其产生的原因就是由于佛教经书必须大量地重复抄写之故。印刷术的第一阶段是雕版印刷，也就是把每页上的文字和插图雕刻在一块木板上。活字印刷术是毕升在1041年到1048年之间发明的。由于汉字拥有数千个字，故此雕版印刷无疑是必经之路。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取得了难以想像的成就。他们把五种颜色用于印刷，从而形成了能够刊印高质量艺术品的彩绘书籍。印刷术最早进入欧洲大约是在蒙古人的时代。成吉思汗大帝1283年占领了匈牙利，并且已经站在了德国的边境上。雕版印刷很快就在德国出现。1440年，约翰内斯•谷登堡发明了铅字的活字印刷，他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中国先驱的启示。从印刷术的出现到传入欧洲，过去了至少700年。当中国在宋代以数百万册的印数印刷书籍时，中世纪的欧洲仍然靠修士们成年累月的抄写来复制书籍。　　磁铁指南针大约是公元前400年最早在中国发明的。当时它的主要用途是确定地理位置，但它却是被看作依据某种磁性技术来确定住宅、城市与地球引力、气力之间的和谐的工具。指南针作为定位仪器最早也许是在唐末或者宋初用于航海的。欧洲从中国人那里接受了指南针，时间大约是在公元1190年左右。如同造纸术一样，也是在中国人发明它数百年以后的事情了。　　火药大约是在唐朝的晚期于公元850年发明的。最初是那些炼丹士们为了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用硝石、硫磺和木炭混合在一起，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尝试的结果却是发明了火药，一种后来演变成为大规模杀伤人的武器手段。第一次在欧洲的文字中出现描述中国火药的当属1285年，而此时，火药的发展在中国已经完成了它的所有流程：从火药到爆炸品，最后到弹药。　　在这四大发明的基础上，宋代的中国还为世界带来了一系列其他的重要技术发明，它们比欧洲的经济和技术发展至少早几百年。　　其中成就中最大、持续最长的当属农业技术。早在公元前600年，中国人在播种时就实施特殊的沟种，它确实有助于农作物的生长。公元前400年，中国人就已经使用简单的播种机。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在公元前200年研发出了多管播种机。中国人在此方面的最大成就之一还有，铁犁以及精制的结构特殊的犁片（大约公元前600年，至少在公元前200年就有）。基于这些以及其他方面的技术，中国的农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欧洲。直到进入新时代时，欧洲农作物的收成与种子的比例还保持在4：1时，而中国人早已经达到了10：1。当欧洲人在十七八世纪学习了中国的农业技术后，欧洲农业才发生了巨大的飞跃。　　中国人还培育出了不同种类的早熟农作物。公元11世纪初，宋朝的真宗皇帝赵恒（公元997～1022年在位）从越南南部引进了早熟稻种，使得插秧到收获的时间从原来的150天缩短到100天，从而使稻子一年两熟成为可能。到15世纪时，中国人已经把稻子成熟的时间减少到60天；到19世纪初叶，这个时间近乎又缩短了一半。相反，欧洲基本上还保持着这种行业差距上的规律，即中国在12世纪时的水平，欧洲人在20世纪才达到。2　　中国在冶炼技术方面走得更快。早在公元前400年，中国人就能控制高炉中的所需温度，以便浇铸所需要的铁器。他们发明了一种控制铸铁易脆性的方法，用这种铸铁浇铸了数百万个犁头。而直到13世纪末，欧洲才出现值得一提的铸铁生产，落后中国近两千年。公元5世纪，中国人研发出炼钢技术，其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与1864年西门子－马丁技术相当。宋代时的中国在1078年就已经生产出11.4万吨的生铁，这样的生产能力对于英国来说，最早也只是到了工业革命开始时，即18世纪末才达到。　　在造船和定向仪方面，中国人显示出他们巨大的先进性。从宋代初期到明朝宣德皇帝在位的最后一次远洋航行（公元1433年），在这近500年中，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上霸主。这位霸主并非很少把自己所拥有的优势用之于军事技术，并非像我们中有些人所断言的那样，中国人只是用火药造爆竹。其实不然，他们用火药造了一连串的火器，如能够用投石器抛向敌方的火药包、火弹，还有地雷、水雷、火箭、炮弹和火炮等。新型武器上常常还刻写着显示其奇妙功能的名字，譬如“穿心箭”、“魔力溅毒火雷”、“活霹雳”、“水火龙”（一种二节式对付船只的火箭）。第一架真正的火药炮应该是在公元1250年投入使用的。炮弹里充填着石子和铁丸，当然是由“震天雷”发出，在落地爆炸时散射出置人于死地的碎铁片。相对于火药来说，欧洲人在接受大炮方面，花费的时间很短，可以说第一张有关火炮的设计图早在1327年就出现了。可是，不同于中国人的是，欧洲人马上投入全力去发展它。　　欧洲把先进于他人的优越感建立在自我感觉的基础上，觉得是它的发明才有了今日的现代世界。甚至在今天西方出版的一些著作中，许多作者仍然不知道，那些他们标榜为西方发明的许多东西，事实上是由中国人发明的。欧洲把它们拿了过来，而且恰恰是通过这种接受才使得欧洲第一次真正获得动力，有可能从中世纪跃入新时代。今天，把这种相互关联的认知传播开来，当属英国生物化学家和汉学家约瑟夫•尼达姆•李约瑟先生的功绩。在一个由中国和西方工作人员组成的小组的支持下，他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现在对古代中国的科技史进行了研究。他那浩瀚、多卷的《中国科学和文明》、《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尽管尚未搁笔，但是在促进人们从欧洲中心的历史观转向真实、客观的世界历史观方面，他所做出的贡献是无人可比的。　　经济：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诞生在中国？　　只要认可宋代是精神艺术生活与技术革新的黄金时代，那么就不会否认它同时也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而有些观察家甚至称之为一场经济革命。他们所讲的革命是指在扬子江流域引进水稻栽培，并由此迅速地扩展到近乎整个中国南部。这种发展原本开始于唐代，而到了宋代，由于皇帝全力支持水稻栽培，并从越南引进早熟稻种，从而使年收成几乎翻了一番。当地水稻亩产量迅速地超过了北部以小麦和谷子为主要的农作物，落后的南部地区，从而很快地成为了国家的“粮仓”。宋代时流传着一种说法：“苏常熟，天下足”。　　农业经济的遽然崛起带来了手工业、手工制造业以及贸易业的直线上升。扬子江及其辅助河流和引向北部的运河为贸易提供35万公里船运网络。当时世界上最大、桅杆最多的舰只就航行在这些河流上。国内大型商业城池比比皆是。贸易的发展也带来了金融经济的进步。在唐代就已经被发明的纸币在宋代经历了其辉煌的时期：由国家发放的、品种多样的三色纸币大量地流通起来。钱庄在发展，支票已经出现，转账和货币兑换成为可能。如同国内贸易一样，对外贸易也发展起来。中国的丝绸与瓷器大量向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洋上的国家以及非洲东海岸诸国出口。国民人口数量由唐代的5000万迅速上升，在宋代末期达到1亿。人均生活水平据估计提高了1/3。随着水稻栽培、手工业以及手工制造业的崛起、贸易的扩大以及技术的进步，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生产推动力。按照现代专业术语的说法，宋代经济增长不单是（基于劳动力数量和其他资源的数量增加所带来的）粗放型增长，而且也是（基于有效利用资源方法提高所带来的）集约型增长。　　中国文明在宋代达到了最高点。其后的历代王朝还没有哪一个在精神和物质的丰富程度上超过它。经济和技术已具备了发展所必要的一切条件，也许只有700年后欧洲工业革命才可以超越它。那时宋代已经是商业化和货币交换式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已经为机械生产与全球航海提供了必要条件。许多现代历史学家会问，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就没有看到这些？为什么没有打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道路？　　从我们前面介绍15世纪中叶远航被终止的历史中，我们也许就可以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与儒家的道德和统治体系并不协调。前者有可能使中国变成完全另外的一种样子，而政府中的儒教精英们的立足点则是维持社会与国家的稳定。对等级秩序的认可与某种严格的待遇规定相统一。对此种平衡的任何冲击，势必都受到儒家官僚阶层以及作为这些官员根基的土地占有者阶层的猛烈反击。儒家瞧不起商人，并把他们看作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尤其是根本不准备先与“寄生虫们”分享国家权力，最后再罢免他们。这正是欧洲贵族们在19世纪工业革命时所采用的手段。宋代儒家精英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开启中国未来之路，让私人企业阶层进入社会上层，就将面临着逐渐失去自己手中权力的危险，这是否值得？他们选择了否定的回答。　　最后的音符：南宋王朝（1127～1279）　　来自外部的灾难不仅终止了中国的发展，而且也带来了宋朝的衰落。公元1126年，女真族由中国北部的满洲里南下，占领了宋朝首都开封并俘虏了徽宗皇帝——一位艺术家的赞赏者、颇负盛名的水墨画家。这似乎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一个只有600万人口的女真族竟然能够征服一个有1亿人口的、高度发达的宋王朝！显然，这里暴露出的是儒家道德及其管理体制中的第二个弱点：无力抵御任何军事力量，怀着一种和平主义的信念，认为凭借自己的道德优势足以抵抗任何来犯之敌。　　女真族在中国北部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即金朝，它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儒家的管理体制。徽宗的后人把所有能够从大宋王室抢救的东西，全都带往中国南部。在那里，他们建立了南宋，并以淮河为界与北方的金朝抗衡。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失却了中国北部这个曾经给宋朝带来辉煌的、位于黄河流域的中国文化中心，但是它所带来的损失却是有限的。因为随着宋王室的南迁，南部逐渐发展成了中国经济和人口居住的中心。在南宋王朝刚刚建立时，那里的人口充其量也就占全国人口的60％，而且绝大部分是由北部逃亡到此的。而到南宋末期的1279年，居民人口上升到全国总人口的80％。3　　北部人口的剧减说明了中国终止发展的另一个深层的灾难性原因：蒙古游牧族首领成吉思汗于1234年灭了北部的金国，他们在所到的城市，烧杀掠夺，所有的城池遭受了地震般的毁灭。成吉思汗父子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真正的少数民族政权。蒙古人把肥沃的粮田变成他们的牧马场。此外，如同欧洲一样，14世纪中叶瘟疫也在中国蔓延。在蒙古王朝时期中国的人口因此几乎减少了近1/3。作为中国文化摇篮的北部，在这场灾难的打击下从此一蹶不振。　　在灭亡了北部的金王朝之后，蒙古人随之开始了对南宋王朝的攻击。从这种长期争战可以再一次看到，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对待军事技术以及进行战争行为上的差异，中国人对武力战争特别的反感。值得提示的是，此处所谓的长期战争是相对于蒙古人风暴般席卷俄罗斯和东欧时所用时间而言的。在与南宋的战争中，扬子江上的水上厮杀是一场关键性的决战。1276年南宋首都杭州陷落，1277年广州陷落，南宋王朝终于在1279年灭亡。　　蒙古人对中国的统治随着他们战胜南宋而逐渐趋于稳定，忽必烈于1260年称大汗；于1267年把大蒙古国的政府机构从原来的漠北迁往北京；于1271年采用了中国的朝代名制，改国号为元。从1275年就一直住在漠北原大蒙古国王宫的马可•波罗，曾经从漠北去过当年的南宋首都杭州，亲身感受过宋代辉煌的晚霞。杭州的情景令他惊叹不已！这座百万余人口的城市远远超过了他所熟知的、宏大壮丽的威尼斯，这座欧洲最大的城市人口不过5万。　　衰落在不经意之中悄然而至（1279～1799）　　明代（1368～1644）　　蒙古人执掌元朝也只有短短80年的时间。1368年，一场农民起义推翻了蒙古人的政权。起义的领头人是一个农户的儿子，他在父母去世后在饥荒年月出家当了和尚，并参加了一个秘密组织。他夺得了皇冠并且建立了明朝，意即光明照耀的朝代。重振中国的工作开始了。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朱棣继承了南宋和元朝的海上技术，并把它发展到一个高峰，建立了囊括整个亚洲海域的海上王国。可是在他去世（1424年）后，传统的儒家官员们控制了国家的权力，重新把中国引向闭关自守。衰落开始了，尽管它在不经意中悄悄持续了几百年。　　到乾隆盛世为止的清代　　自17世纪30年代起，明朝逐步走向衰亡。1644年，农民领袖李自成率领他那支马背上的军队攻占了北京。明朝最后一位不幸的皇帝在皇宫后面的煤山脚下的一棵树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明朝的将军们向金的后代，即向满族人求救，并为他们打开了长城。正是明朝至今为止一直以武力拒之于关外的满族人打败了这支农民起义军，并且建立了新的王朝，即清朝（纯净的意思）。中国北部不战而降，但是南部中国的反抗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1671年那场大规模的冲突之后，也就是到了17世纪80年代初，反抗活动才真正得以平息。　　满族人自视为统治阶层。他们颁布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强迫汉人顺从他们，并且留满族辫子。为了圈地，这些新的统治者们纷纷抢夺农民的私有土地，而那些被抢夺了土地的农民和那些战争中的俘虏就得在满族人所圈的土地里干活，尤其是他们像奴隶一样的可以被买卖。他们还推行了一种严格的种族划分政策：禁止汉人与满人结婚；京城北京也被分成北部的满族人城区和南部的汉人城区。　　当然，新的统治者很快意识到，他们的政权无法靠残酷压制延续下去，而自由人的劳动效率远比奴隶高得多，因为奴隶所想的只是逃亡。由此，在满族这个少数民族统治王朝中，出现了一个儒家的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位皇帝所创建的。他们是：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和乾隆（1736～1796）。　　在乾隆年间，中国经历了它在亚洲发展权力的最辉煌时期。可是除了这些表面的辉煌之外，中国在技术和军事方面却远远落后于欧洲。随着乾隆时代在1799年的终结，中国开始衰落了。进入19世纪后，中国已经变成了世界上的贫穷国家之一。　　轴心时代的觉醒　　中国文化的基础确立于公元前一千年初期，即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那是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卡尔•亚斯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时代”。4那时中国的“百家”争鸣使得中国思想的基本方向得到了发展；在印度，奥义书的作者们对整个世界苦思冥想，并求助于佛祖；在波斯，查拉图士特拉设想了那副善恶相争的挑战性世界图景；在以色列，出现了犹太教的先知们；在希腊出现了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谱写的诗歌；修昔底德撰写的历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人把自己由盲从以及神话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进而追求逻辑思维世界。之后又进一步，黑格尔式的去表述那“潜在的、忘我的普遍意志”。就这样人开始了反诘和怀疑。人想自己去辨别，“何者为好？何者为坏？”伟大的觉醒开始了，但是无人知晓，它将把人类引向何处。　　这觉醒绝非所有人的觉醒。在“群众”与少数精神精英之间，也就是与那些智力最高的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很宽的断裂带。而且这种觉醒也并非整个人类的觉醒，充其量只是人类内部的一种觉醒。　　世界有三个区域处于大发展中：所有三个均位于欧亚大陆。它们当年创造了这样的基础，今日世界这三大文化圈正是在此基础上经过大约2500年的发展才逐渐形成的：中国文化圈；佛教和印度教文化圈；希腊－罗马和犹太－基督教文化圈。而第三个文化圈内产生了三个姐妹文化：欧洲文化、拜占庭和俄罗斯文化以及伊斯兰文化。青铜器时代那种统一的文化熔化了，新的轴心时代文化吞食了当年那些诞生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以及黄河流域的高级文明，使它们仅仅作为历史保留在记忆中。唯有中国人在继续前进，他们把神话时期看作为自己过去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形成了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持续不断的文化的意识，一个使自己从整体中得到确认的、自豪的意识。所有在这个轴心时代的转折时刻没有保持住自己位置的民族，仅作为“自然民族”得以延续下来，即他们的生活进入了一个类似于自然的没有变化的轮回圈中。直到进入了我们的时代，这些早在2500年前就诞生了的文化才开始随着外部世界的变化而发展，也使保留不多的“自然民族”融化在其中。中国文化的结构形成　　这个轴心时代在中国却是一个政治与道德秩序遭毁灭的时期。大约自公元前1040年起，周朝在华夏大地上建立了一个封建领主国家。公元前771年，周朝设在西部的京都却被游牧民族占领，周王被一个叛臣谋杀，这个封建王国终结。新京都洛阳位于稍远的东部。留给东周的诸侯们的权力仅仅是担当所谓的礼仪角色：他们可以单独祭天。另外，有数千名昔日的封地侯，他们事实上独立于周王室，而且彼此为了扩大地盘连年厮杀。　　中国的轴心时代与古代史　　*源于中国历史书的传统资料。　　现代的历史书把周朝建立的时间修订为公元前1040年。　　如同政治秩序一样，道德伦理秩序也混乱了。中国人信天意，天被看作伦理道德的最高主宰，它对人世间的善恶进行奖罚。公元前8世纪周王朝的没落也动摇了人们对上天的信仰，与此同时，作为另外一根柱石的周礼也倾倒了。所谓礼原本指“礼貌、礼节”，但是周礼作为周朝的礼仪，它在社会等级秩序中规定着从祭祀到每日生活以及个人举止等所有的关系、秩序、方式。　　天下此刻大乱，战火连绵；百姓终日生活在始料不及的侵袭、蹂躏和死亡威胁之中。如何才能使社会重新恢复秩序与安定？中国哲学围绕着这些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不同于其他所有思辨性自然哲学的是，中国哲学是以伦理道德哲学的形式开始的，如同苏格拉底一样，它论述的对象就是人。面对着如何重建和平与和谐这样的问题，在争鸣的“百家”中有三家对于这种思想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法家、道家，尤其是儒家。这三家确定了中国文化。法家的绝对国家观　　法家学派源于公元前4世纪，其学说在韩非（公元前280～前233）的著述中得以阐述。法家的出发点是：一个新时代之所以能取而代之，那是因为周朝的价值和统治方式已经失却了其存在的合理性。韩非写道：“古人寡，故粮有余……而今人多，故粮缺。是故人之有争。”5按照法家的观点，在一个这样的新世界里尝试着用旧的礼仪去治国，那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和平和秩序只能通过某种全新的王权系统去重新建立。这种王权系统不是靠呼唤那种神圣的道德法则就能建立起来的，相反，只能凭借王者那严厉、有规可循的法去强制实现。新的“王者”要实施严刑和重赏规则。　　法家进而指出，名同虚设的周朝最终只能被一个为绝对王权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式的国家所取代。这位王者依靠官吏来治理国家，而官吏当是王者根据他们的才能所选拔出来的。由此，在昔日周朝的贵族席位上，出现了平民官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贵族与平民官吏没有区别，对他们所要求的，不是道德上的认可，而是绝对的服从。面对出现的社会危机，法家们给出了类似于两千年后英国内战时托马斯•霍布斯所给予的解决办法：创立由绝对权威者所统治的极权主义国家和强大的国家机器，从而通过威慑和镇压手段强制人们走向和平和秩序。道家的回归自然　　道家学派可追溯到“老子”，他属于公元前600年时昔日儒家的同代人。他著有一部有关“道的力量”的书，即《道德经》，是世界文化宝库中诗歌式、富于哲理的名著之一。在道家的眼里，文明是所有灾难的起因，因为它使人背离了与自己和平共处的自然。故此，他们提出回归自然，而两千年后的卢梭①所提出的观点近似于此。那就是：人应该平静、无为地顺从于自然的秩序，也就是顺从“道”：　　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　　道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哲学，它主张个人要维护自己的人生，以便把自己从那陌生的环境中解脱出来，实现自身原有的清静、纯洁。道家的观念是：以“隐世”取代为名声而拼搏，在无声、无息中去发展自己的本质。　　道教形成了一个广阔的精神和宗教潮流，至今仍然保持着巨大的力量。它不仅激起了对自然的沉思，而且也给予宋代的田园画家以及中国园艺家创造的灵感。通过它对常生不老药物的尝试，使它变成了早期化学的鼻祖和中国自然研究的驱动力。以保护和强化生命之能量（气）的气功在此基础上产生，中国医学也产生于此。　　在汉代那混乱的百年期间以及随后的王朝分裂时期（公元221～589年），它变成了一种起源于道教哲学并传遍全中国的、有经书、礼仪、主持人和庙宇的宗教。它是于公元142年由神奇的张道林在四川的一座山上借助于敬老子为道教先师而创立的。老子在此成了“天师”。道教从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宗教之一，与它齐名的还有作为国家礼仪的儒教、外来的佛教。　　作为关注个人的哲学和宗教，道教不同于儒教的是，它可以把人性中的一些自然属性的东西作为社会的另外一个部分使人得以发展。也正因此使得道教有可能成为威胁国家的因素，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都是在道教与佛教的神秘社会组织的号召和组织下爆发的。其中，那种由佛教中所接受的基于对未来的公正和平等要求的世界末日期待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孔子理性建立的道德秩序　　那最终上升为国家宗教的学派就是儒家。　　孔子（孔夫子，公元前561至公元前479年）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他的政治生涯是在一位侯爵那里作政治幕僚。像柏拉图一样，他在政治方面没有什么成就。孔子对自己的评价是：就对教育方面的热情、付出而言，我足以与他人相比，但是我却没有获得一种贵族的生活（言外之意，他作为一个侯爵的幕僚，只是把自己的道德思想付之于现实）。因此他作为私人教师去教书。在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贵族世家付给侯爵家庭工作人员的工资越来越少，愿求知、实践者更少，孔子只能周游列国，四处讲学，以召募学生。　　孔子心中的问题也是法家所面临的问题：如何才能使社会重新恢复秩序与安定？孔子所指出的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正是被法家所斥责的一种愚蠢至极的方法，即恢复传统的道德秩序。按照他的思想，秩序与和谐无法通过法律惩罚来实现，法家的方式是完全依靠外部的强制措施保证秩序与和谐。孔子主张，只有当人们内心接受了道德之后，秩序与和谐才有可能实现。　　按照孔子的说法，这种美好的社会和理想的国家就是周朝初期的那个样子，而理想的国君就是周朝初期的两个国王，文王与武王，其中也包括周公旦，正是周公旦在武王驾崩后全力辅助未成年的王子。孔子就是由此为出发点去研究历史、诠释道德，并把它们列为自己讲学的基本内容。其中心论点见诸下述五部书：　　——易经：关于发展变化的学说　　——书经：关于历史的学说　　——诗经：关于诗歌的书　　——礼记：关于礼仪的书　　——春秋：关于春秋时期的编年史（公元前722到公元前481年的鲁国史）　　按照传统的说法，上述五本中的前四本应属孔子编著的，而鲁国史则是他自己撰写的。这五本书最终成了儒家学说的经典。属于儒家经典的还有孔子学生整理编辑的孔子演讲，即《论语》，以及其后的孟子的著作，即《孟子》。孟子生活在公元前371至公元前289年。　　周朝初期的道德秩序是一种贵族礼仪（礼），它所确定的责任是以贵族社会的价值观念为依据，并且借助于敬天，也就是靠坚信上天会赏善罚恶而维持的。如同法家一样，孔子完全明白，那时的秩序在笃信上天方面失却了它的基础，故此他要通过对人的自然本性和历史经验的理性分析，为这个秩序寻求新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他对现存的贵族和等级观念体系予以道德和美学的新解，从“君子”（王、侯之子）这种周代贵族社会上层之专称推演出一种理想的、观念化的“高贵的人”，提出了“君子”之说。这类人的社会地位不是取决于他们的出身，而是在于它们特征归属以及他们的行为举止。孔子由此用精神和道德的贵族取代了天生的贵族。　　儒家理想中的社会秩序是一幅天然生成的法权家庭的等级秩序。在孔子所提出的基本的五大社会关系中，就有三个属于家庭范畴的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第四个关系是君臣（包括百姓）关系，也是参照家庭关系的形式予以规范的：君为父，国为“家”，以此就从天然性的角度找到了归属。唯有第五个关系，即朋友关系，显示出某种平等的关系，但它也是参照兄弟关系的形式予以规范的。对儒家道德秩序来说，有两个决定性的要求。其一是：这种等级秩序并非单方面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包含有多种彼此相互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小的服从和信任大的，而大的也因此要解决小的所遇到的问题、保障他愉快生活。其二是：上不应凭借强制和惩罚实施自己的意愿，而要借助于自己道德形象的感召力。在所有严密的等级制度中，就其理想而言，唯有儒家的社会当属一种真正富于人性的社会。　　只要当每个人都担负起自己在整体中所应负的角色，并履行着按照社会等级关系所确定的彼此关系中的自己那部分责任时，国家和社会就会处在秩序与和谐之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6孔子在他那著名的论断中就是这么强调的。这种角色在此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表象，而且受到内心道德力的驱动。产生道德内力的方法就是教育。完全不同于法家的是，按照儒家的思想，人之初，性本善。所有教育不外乎就是启发人们内心潜在的善。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就是孟子。尽管早期儒家哲学第三个代表人物荀子（公元前300到公元前230年）认为，人性本恶，但是他仍然主张，恶可以通过教育而从善。如同苏格拉底一样，儒家相信教育的力量：知善者必行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教育在儒家文化中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周朝早期的礼仪属于贵族的礼仪。那些“小人”、农民以及那些靠为贵族服役而生活的人，处在贵族王朝统治的下层。但是孔子同时也考虑到，要对这些作为贵族顾问的政府精英们和官吏们予以理性道德的教育。这些精英们不仅要拥有管理国家的实际能力，尤其要具有完美的个人品行以及较高的道德水准。儒家教育的目标是所谓的“君子”，他在国家和政府管理中不仅有思想，而且有道德感召力。　　与法家相同的是，孔子在其新的社会结构中也不再提天生的贵族问题。可是法家所提倡的天下平等，是在一人统治下的平等，也就是有一个绝对王者。而孔子却把社会以是否受过教育为标准分为两个阶层。儒家的这种思想至今仍然深深的影响着中国人。进入社会上层的门是敞开的，只要你努力去学习。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7在另一处他又强调说：“有教无类”8。孟子更进一步并断言说：人人都有能力成为尧或者舜9，成为中国神话中的明君和远古史上的文明奠基人。　　儒家这种基于理性基础、根植于人心的道德秩序设想，也就是让人出于心灵之需要而去行善行的思想，属于人类最高尚的思想形式之一。孔子以此成为了中国乃至东亚人民的圣贤大师，成为中国和东亚文化的最伟大的缔造者。犹如即使基督本人已不复存在，但欧洲人的基本道德观念仍然深深地打上基督教文化的烙印一样，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新加坡人、越南人以及东南亚的中国裔少数民族的道德观念至今依然只能从儒家文化中获得解释。儒家思想发展成为国家宗教　　孔子生活在一个从周朝诸侯持续200年的混乱走向终结的过渡时期，随之一个新的时期，也就是“战国”时期开始了（公元前481～公元前221年）。诸侯割据演变成毁灭性的厮杀，那些余留下来的大国凭借着用战车装备起来的数十万大军点燃了战争的滚滚硝烟，那也许是他们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残杀。那时中国历史的目标就是：一个在绝对集权统治下的统一国家。　　此刻对于孔子人性学说的需求显然时机未到。“无人愿意接受我的思想”，韩国的儒家弟子刘祥（公元前77～公元前6年）一针见血。诸侯们需要另外的国策，他们在法家那里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从中也看到了王者的任务。此任务不在于考虑民众的疾苦和幸福，而在于扩大国家的霸权。为此，也得要求并激励国民去强化国家经济、壮大国家武装力量。实现的方法就是，推行严酷刑法，实施重奖制度，按级悬赏敌人首级。法家的国家是一种在王者极权统治下的国家，王者就是执法者。国家是依法治理的中央集权制，并有严格的管理体系。封建贵族的所有残余都被弃之不用，旧时的掌权者为国王新任命的官员所取代。按照法家的思路，法制国家的长处在于，它能形成一个有效的政府，即便是在王者软弱、官员一般的情况下。　　事实上，在“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的国家中，法家这种强硬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思想使得最先接受并持续运用它的国家，即西部的秦国最终脱颖而出。在短短不足10年的时间里，也就是在公元前230到公元前221年间，秦王一个接一个地吞并了其他诸侯国。他为自己发明了一个新的名称：皇帝，并作为“秦始皇帝”统治着这个统一、完整的中国文化区域内的王国。他实行了一个由上而下严密组织管理的国家体系。国家由32个郡组成，每郡设一名文官和武官，他们分别由一名皇帝的钦差所监督。在整个新王朝中只许有一种意识和一部法律：法家学说。所有其他哲学学派都被禁止，他们的著述全部被烧毁，许多历史典籍也因此而失传。据后来的史书记载，460名儒家弟子被秦始皇帝活埋；强制国民服劳役修筑国家建筑工程。由此，这位皇帝在连接旧有的防御工事的基础上，第一次修筑了长达两千公里的“长城”。在其首都咸阳（位于今西安附近）驱使10万余犯人为他修建一个巨大的皇宫，其中包括所有被他吞并了的诸侯的宫殿。驱使70万劳役为他修造陵墓。时至今日已经挖掘出7500个与活人大小相近、姿态各异的兵俑，它们作为警卫，守护在这位始皇帝陵墓的入口处。　　在后来儒家历史书中，这位始皇帝的名声不好是显而易见的。他被称之为残忍的暴君。中国是唯一的一个不把其奠基人称之为英雄，而看作为暴君的国家。道德历史学家也许最应该重新评价这位始皇帝。　　秦王朝持续的时间很短。繁重的劳役、苛捐杂税以及酷刑使人们怨声载道，因而随着秦始皇帝的驾崩公元前221年终于爆发了起义。经过5年的战争，出身于农家的小官吏刘邦最终成了赢家。而由他所建立的汉朝持续了400余年，即从公元前206到公元221年，这是一个与辉煌的罗马帝国并行的朝代。　　儒家的时代到来了。秦王朝的短命，绝非单纯为秦始皇帝的暴政所致，其最根本的缺陷就在于缺乏一个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一个能使国家与社会得以协调起来的基础。汉代的第一个皇帝尽管接受了秦朝的中央集权和官吏制度，但是却借助于道德的秩序使其合法化，并且回归到儒家学说上来，从而产生了儒家学说与合法的国家机器相结合的“国家化儒教”。　　汉朝的第一位皇帝开始从儒家学派中为自己召募官吏。而法家则由于秦王朝的残暴而声名狼藉，因此汉朝的皇帝们也只是从道家中聘请法师，让他们提出一些有关神秘力量的建议。同时，汉朝初期，皇帝还得先与某些新产生的权贵们分割权力，即使刘邦的皇帝尊严也只是在部分诸侯那里得到认可，而且还不得不借助重奖安抚他的主要竞争者。　　一直到了武帝（公元前140到公元前86年）这位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君主之一，才真正地重建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儒家学说国家化的第一次辉煌时期便由此开始了。为了管理那日益扩大的王朝并保持统一，武帝需要两样东西：远离京都的官员以及那些外省侯爵们的忠诚；官吏治理下的民众尤其是农民站在拥戴皇帝的一边。这二者唯有借助于儒家学说中那严肃的道德责任观才可加以保障，也正是因此，汉武帝于公元前136年把儒家学说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并于公元前124年在其首都长安建立了专门用于培养高级官吏的国立儒学院。其意义对于中国人来说，那是一目了然的，它所具有的影响类似于法国的高级管理学院，国家经济和管理的精英们在这里受到统一熏陶。　　在武帝之后，随着全国范围内大地主、富豪的不断发展，出现了新的贵族阶层，他们占据了国家上层统治地位，儒家出身的官吏们被纷纷赶走。公元220年，最后的一位汉朝皇帝被废黜，汉王朝在一场灾难性的起义中结束了。“战国”时代重新开始。危难之中的人们求助于宗教。自汉代就已经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经历了其重要的发展时期。土生土长的道家思想也由哲学发展成了宗教。佛教和道教此刻一起占领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一个宗教的时代结束了儒家的人性哲学时期。甚至到了隋、唐两代（公元589到618年），这种状况也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儒家学说尽管在政治领域和皇室中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从总体上仍然处在低潮阶段。在公元6世纪，没有任何一位儒家思想家在社会生活中出人头地。　　随着民族文化在唐代末期的复兴，儒家在公元9世纪时期出现了转机。宋代的皇帝们（公元960到1279年）把儒家文化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贵族阶层被取缔，军人力量为统治阶层所排斥。整个国家都把握在皇帝和他的官员手中。这是儒家的国家形式的最佳时代：皇帝统治、官吏管理。同时，这也是儒家思想一个最活跃的时期。大量的新儒家哲学在寻求与宗教竞争的同时，也给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以及国家学说补充了一种解释宇宙形成的形而上学，这是他们在借鉴佛教和道教之际，从易经中发展出来的。　　儒家学说最终上升到这样高的地位，以至于它凌驾于所有意识形态之上，并且在随后的千年中逐渐成为绝对统治的国家意识形态，显然也成了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儒家著述得以普及、传播。在孔子的出生地曲阜（今山东省境内），有一座为祭祀孔子而修造的宏大的庙宇，它的壮观可与宏伟的皇宫相媲美。环绕四周有一道长达10公里的围墙保护着孔子的陵墓，孔庙是这个王国的圣庙和政府精英们的朝圣地。　　1279年，忽必烈统治下的蒙古人灭亡了南宋，当他们统治着整个这个国家时终于发现，中国离开了儒家体系是根本无法治理的。　　1368年，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崩溃。在随后汉族统治的明代300年（1368到1644年）中，儒家的精神统治继续得到了发展。如果说以前儒家学说只局限于政府和教育精英们这一方面的话，那么此刻儒家学说形成了社会化，因为地方官吏、农村绅士以及私塾的先生们对市民和农民灌输儒家思想。尽管许多人未必理解儒家的哲学，但是他们了解儒家的道德要求。当这些普通人继续走进佛教和道教庙宇，相信神灵和魔力的时候，他们内心深处仍然保持着儒家的基本理念，尤其是社会等级秩序以及君臣父子的思想。儒家学说的世界观和道德原则已经深深的渗透到整个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1644年，明朝为满族人推翻，可是这个少数民族的统治阶层并没有改变儒家的政治体系和道德体系。入关之前，满人还属于一个马背上的游牧民族。他们此刻却接受了儒家学说，至少显示出这样一种姿态，以便使他们的统治合法化，因此他们的所做所为与保守的汉族儒家弟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儒家学说由此也就彻底的教条化了。同时还需要说明的是，清朝有三位伟大的皇帝康熙、雍正和乾隆，由于他们卓越的领导才能，儒家的帝制才显示出其真正的生命力。　　“天之命”　　早在公元前11世纪中叶，当时位于中国文化地带西部边缘的周朝尚未建立，周族诸侯为了灭商建周，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使自己灭商的战事合法化的，而这也成为了中国文化中最有影响力的信念，那就是上天，他在伐商之前的誓师大会上对将士们这样说，授仁者以治国之大任；如果这个王朝失却了仁，天将收回成命。此刻就是收回成命的时候，因为商暴虐百姓、不敬祖先、骄奢**逸而违背了“天命”。因此上天把此大任转授于周。10　　这个新的学说不仅使灭商合法化，同时也使建立新朝代成了自己的天职，是顺应天命，换言之：统治是为造福人民幸福。围绕这个说法有必要追溯一段记载在中国历史书中的话。言者是周公旦，即我们前面提及的那位被孔子看作值得崇敬的真君子。　　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在武王死后辅佐年幼的成王。他以这段话告诫未来的国王：“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后王后民，兹服厥命。厥终，智藏鳏在，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徂厥亡，出执。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11　　以天和德的概念，周朝为中国文化引入了两个核心概念，这两个概念在迄今所发现的商代的甲骨文字中尚未见到。周朝把天解释为道德的主宰，上天赏善罚恶。德的概念与天的概念相对应，所表述的是人的道德行为举止，德使人的行为举止与天道保持一致。以此表象以及由此所引申出来天命王权之说使得周朝摆脱了商代那种神秘的世界及其萨满教式的、预言化生活的、原始舞祷式的习俗，废除了一些恐怖的和用人祭祀的做法，向未来的理性社会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孔子、孟子以及他们的众弟子们在此基础上朝着建立某种道德和统治秩序的方向不断推进。他们持这样一种宇宙学说：所有的秩序、原则都必须在人间道德秩序中被反映出来，所谓“识天”也就是理解宇宙与人之间的道德关联。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周公旦以此要求结束了这段话，然而这段名言却成了随后两千余年中儒家皇权学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帝以德治国，其德行不仅为官吏、民众树立榜样，而且成为鼓励他们行德行的动力。在国家中，皇帝是道德和秩序的动力源泉，这犹如家庭中父亲所扮演的角色。孔子以道德感化的治国理念与法家独裁专政的理念形成鲜明的对立。他在《论语》中是这么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2　　在孔子之后，孟子把天命皇权学说完善成了一个真正的理性的学说。一个王朝是否合天命，取决于民意：因为夏商两朝失却了民众，所以他们失却了江山；正是由于他们失却了民心，故此失却了民众。这就是赢得江山之道：得民众者得江山。这就是赢得民众之道：得人心者得民众。这就是赢得民心之道：给予他们所期望的，不强迫他们作自己不情愿的事情。如同水往低处流、动物向野地山林跑一样，民众所追随的是那仁慈的君主。13　　孟子再进一步，确立了反叛的权利。民为本。祭祀地神、谷神次之。侯再次之……一位侯危及地神、谷神的祭祀，那么另外的一位就会取代他。14　　孟子甚至认为谋杀国王是正确的。他是这样推理的，暴君并非君主，而是一个被废黜者：曲解有效性者就是一个曲解者；破坏公正性者就是一个破坏者；一个属于曲解者和破坏者的人，只是一个被废黜者。我只听说过伐纣（商朝的最后一个国王）这个被废黜者的事情，没有听说过什么弑王之事。15　　暴君失却了天命。这就是19世纪时中国人把欧洲的revolution一词翻译成“革命”的缘故，也就是：革换天赋之命。　　孟子把神圣的宗教化的天命最终转换成了一种对被推翻的政权的理性裁判，但是在孟子那里也如同在其他儒家弟子那样，为了民众原有政权可以被新政权所代替，但是绝对不会是民众想像的政权。德者和智者照顾民众。在儒家的学说中，绝对没有（普通）民众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有能力自己照顾自己的那种思想。理想与现实　　尽管儒家学说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其实基督教文化也如此）有着比较大的鸿沟，尽管有过残酷与暴虐的皇帝或者软弱无能而为后宫或者宦官所控制的皇帝，尽管有过贪得无厌的贪官污吏，但是儒家的国家学说在其两千余年的历史的长河中，还是熏陶出不少形象伟大的皇帝，而且也培育了难以计数的明智官吏，其中不乏忠诚的谏臣，即使面对暴君、面临杀头之危险，面对皇帝在德行和政策上的问题，他们依然敢于直言苦谏。像基督教历史上一样，有的成为儒家的殉难者。　　我们现在不妨认识一位鸿儒皇帝。通常一位皇帝去世后，朝廷要向民众宣读其遗昭，在遗昭的最后要任命他的继位人。这种由大臣所拟定的遗昭，无非是以僵化的陈词滥调来标榜已故皇帝是儒家理想之中的所谓明君而已。可是清朝的皇帝康熙却想让后世追随他的思想和行为，于是他在1717年12月召集他的重臣和政府要员进行廷议，并要求他们为自己拟一道遗昭，尽管此时距离他的去世还有5年。现从中摘引几段：　　“（朕）在位五十余年，今年近七旬矣……齿登耆寿，子孙众多。天下和乐，四海盛安。虽未敢谓家给人足，俗易风移，而欲使民安物阜之心，始终如一。殚竭思虑，耗敝精力，殆非劳苦二字所能尽也……　　朕自幼读书，寻求治理。年力胜时，挽强决拾。削平三藩，绥辑漠北，悉由一心运筹，未尝妄杀一人。府库帑金，非出师赈饥，未敢妄费。巡狩行宫，不施采缋……　　今春颇苦头晕，形渐羸瘦……头晕复作，步履艰难。倘一时不讳，不得悉朕衷曲。死者人之常理，要当于明爽之时，举平生心事一为吐露，方为快耳。昔人每云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综细务。朕不谓然，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念不谨，即贻百年之患……　　朕从来莅事无论钜细，莫不慎之又慎。惟年既衰暮，祗惧五十七年忧勤惕励之心，隳于末路耳。立储大事，岂不在念。但天下大权，当统于一，神器至重，为天下得人至难，是以朕垂老而倦倦不息也。大小臣工能体朕心，则朕考终之事毕矣。兹特召诸子诸卿士详切言之。他日遗诏，备于此矣。”16　　在欧洲，与康熙写遗昭同时代的路德维希十四也有句名言:“我就是国家”。这位太阳大帝由于修建豪华的宫殿和在欧洲进行毫无休止的战争，把百姓的钱财洗劫一空，直到1789年上天收回了曾赋予他的为帝之命。皇帝与他的大臣们：内部制约圈　　汉代初期，在融合儒家伦理哲学与道家治国方法的基础上，儒家学说被国家意识形态化，从而在中国统治体系形成初期就埋下了一种深层的内部裂痕。按照法家的观点，皇帝当属至高无上的极权者，而儒家学说则是给皇帝套上思想的紧箍，那就是：皇帝个人的形象与其统治的合法性成正比。皇帝的德行受到其官员的监督，官员们绝对忠诚于王朝，从儒家出身的官员中，很难找到背叛皇帝的例子，即使某个王朝面临灭亡的时候，众臣子也会基于儒家对王朝的忠诚而辞职、隐退，尽管此举为原本与天命之学说相矛盾。另外他们不仅有权力，而且有义务矫正皇帝的行为举止，只要皇帝有越轨之举，即刻辅佐他返回道德上。他们甚至还设有专门的监察大臣与监察机构，任务不仅是监督官吏，也监督皇帝。当年这可是一个很危险的部门，如果皇帝把监督官员的指责看作为诬告而驳回的话，这个监督官就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惩罚，甚至被砍头。儒家学说作为王朝意识的历史，尤其是自明代以来的历史，正像沃尔夫岗•鲍尔形象地表述的那样，是“统治者与其官吏之间的内部制约圈”17的历史。　　在儒家的王朝学说中，国家可以与天上行星的秩序相比。就像北极星居中不动，而其他行星围绕它转一样，地上那不动的中心就是万能的皇帝，所有人都围着他转。在国家体系中，皇帝的任务就是，以他的道德榜样激励民众和官吏，“犹如青草沐浴着春风一样”。皇帝所要做出的是官吏们自身所无法带来的成就：他必须赢得民众的呼声并且始终如一，以便保障统治的合法化。　　这个任务的实现还有赖于另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儒家接受了周王为天子的观念，并把它作为神话的外来形象嫁接到他们的理性王朝学说上。皇帝作为天之骄子，有义务通过德行和施天礼使天上与人间保持和谐。这种说法尽管给皇帝的道德魅力赋予了神秘的光环，然而同时也埋下了危险的种子，可能把自然灾害喻意为上天因不满皇帝的标志而加以惩罚。官吏们则会以类似的上天标志去为仁慈的皇帝进行辩护。　　为了保护皇帝的神秘的光环，因为此光环对民众效忠皇帝相当重要，皇帝就得生活在为他专门修建的深墙宫院之中，围绕着他的是宫女和宦官。在这一方面，儒家的要求与法家和道家并无两样。这里有一段公元前300年法家韩非的话，就其有助形成人们对王者之尊严的效果来看，完全像是出自一位儒家哲学大师的手笔：“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躬于智；贤者取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躬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躬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18　　按照儒家的“规则”，皇帝在所有政府之功能中所承担的任务就是：选贤任能。只要做到了这一点，他就可以放手不管国事，而仅仅去做那道德的榜样和威严高尚的君主。实际上从来没有人做到这一点，至少没有到达这个程度。那些诏书或者命令随时随地都得由皇帝亲目颁布，也只有得到皇帝的“朱批”，有效性才能得到保障。但皇帝未必要自己提出解决办法，只需要在大臣们上呈的建议中选出一个，或者像个仲裁人，对争执做出裁决。　　在一个这样的体系中，每个皇帝在其位上如何行为，也就只有三种可能性：　　——他可以按此“规则”行事，政府事务交由他所任命（且随时可以罢免）的大臣负责。事实上中国自汉代起，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中历代朝廷都照此执政。这是一种基于统一意识基础上的官僚政府。　　——皇帝可以自己亲临主政，并且调动其大臣加以辅政。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皇帝基本上如此。　　——皇帝让官僚机构自行运转，而他则抓住决策权，通常在此种情况下，他尽管身在朝中，但是在朝廷之外通常又设立一个顾问圈，尤其是重用皇宫内的宦官。这就意味着宫廷与大臣形成对立。　　这种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内部制约在明代表现得尤为突出。明朝的开国皇帝执政时就与大臣对立。这个王朝的开创者是一个农民，对读书人特别反感，他在宫廷前院经常杖责那些有不同意见的大臣，甚或处死，此举确实是前所未有。后来的明朝皇帝听天由命。万历（1572～1820）皇帝经常不上朝，没兴趣与大臣们朝会，就连空缺的位子，也懒得去任命官吏，更不用说去批阅那些上奏的折子了。但是在清朝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皇帝，康熙、雍正和乾隆，他们根除了国家统治体系内部的这种分裂，而且形成了高效政府所需要的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核心和正常的运转机制，所有的政策均由皇帝确定。九品制官吏与绅士　　极少数的官员领导着这个庞大的国家。清朝晚期约有四亿人口、两万官吏，还有一种说法：四万官吏。这也就是说，对“官吏”的定义出入比较大。中国的官吏原本是受过相当高的教育的人士。按照他们的职务，那些在中央政府任职的就相当于我们西方的部长、高级官员；在省衙门从事管理的就像我们的州长、议长等。在社会上被尊称为先生的相当于19世纪初叶德国的大学教授。也许最好的方式是通称他们为行政管理者，或者像葡萄牙人的做法，称为行政长官。　　儒家的科举考试开启了进入上层社会的大门。官吏考核选拔以及教育的思想形成于汉代，而其第一次辉煌则是在宋代，也就是在笔试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之后。此后，在国家以及政府精英们和所有那些意在加入这个行列的人们的生活中，科举考试就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明代科举考试制度已形成极为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保持不变一直沿用到1905年止，随后也就几年的时间，确切地说，到了1911年，儒家学说指导下的帝制就寿终正寝。　　明代的科举考试包括三个层次，每个层次的主考之前都有两次预考。第一级考试是乡试，在州、县层次进行。先是由一名考官在县衙门举行，然后在州府衙门进行第二次复试，随后是参加由省“教育督办”主持的省级考试。考试的内容是儒家经典。既要书法好，又要风格和内容好，才能取得好成绩。这种考试造就了文学匠，这也是考试所期望的，因为要使考生通过学习儒家经典，把其中的道德学说熟记在心。合格的考生就被定为“科举生员”，从而有资格参加省级的第二次考试，以便合格后获得“举人”之称。第三级考试将在首都举行，而口试则在皇帝的殿廷举行，由皇帝亲自考核，故此也叫廷试，或殿试。合格者就被授予“进士”，成为高级精英。进士返回故里犹如古希腊时的奥林匹克冠军凯旋而归。在京城的孔庙里，这些人的名字将被刻在石碑上，以供后人们瞻仰。最后两级考试不合格者，就失去了成为官吏的机会，但事实上也就是那些“进士”有可能获得好的位子，成为官吏。　　每级考试政府都给各省份规定一定的合格比例，也就是允许多少考生及格。这成功的机会有多大呢？在19世纪后半叶，也就是清朝末期，科举考试情况的记录做得最好的，报名参加乡试的考生约有200万人，合格的只有3万，占考生1.5%。在这3万“科举生员”中，仅有1500人获得了“举人”，占5%。达到“进士”的也就大约300人，占报考“举人”的20%。“进士”的平均年龄为35岁。　　理论上，人人都可以参加第一级的考试，但事实上那些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贫穷农民或者佃户的孩子无缘参考，因为家里无力长期资助一个男孩去学习。普通的“科举生员”考生至少出身于富裕的地主或者商人家庭，尤其是富裕而有权的“大家族”。当然也有不少这样的事例，数代为农的家族为了其家族成员中某个天赋高的孩子能去求学而凑钱或者寻找资助者。明代近乎半数、清代超过1/3的“进士”出自于这样的家庭，他们家中三代没有出过“科举生员”，可见他们受家庭教育的程度极其有限。可以看出，人人都有受教育机会的儒家理想尽管没有实现，但是也绝非是一枕黄粱。不同于欧洲贵族以及印度那严格而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的是，在论功行赏的中国社会里社会等级有其可变动性。有名望的家庭会由于没有造就一个出色的儿子而衰落，而贫困的农家却会因为培养出一个杰出的儿子而出人头地，当然如果他们幸运的话。　　尽管考试过关的比例是如此之低，为什么一年会有200万人蜂拥着去参加乡试，并且为之多年埋头苦读？答案是现成的：科举考试提供了进入上层官吏的机会，甚至在第一次考试合格后就可以踏入令人敬仰的“绅士”阶层。　　在把中国的“绅士”一词翻译成德语时，人们借用了英语的gentry（绅士，但是属于英国贵族下层）一词，这可以算作为把外国说法套到汉语词上去的做法。英国的“绅士”作为一种头衔可以由贵族出身的长子继承，而中国的“绅士”属于教育程度的一种贵族标志，是不能继承的，只能由个人通过科举考试去争取。通常，英国的“绅士”从自己的田庄获得收入，而中国的“绅士”却主要依靠于皇帝给的俸禄，除非他像“生员”那样没有获得官位，而只是在当地作为名流、在私塾任教。19英国的绅士属于下层贵族，与上层贵族遥遥相对。而中国的绅士包括教育程度上达到这个水平的所有人士，尽管事实上他们也有上下之分，其中下等绅士属于“生员”，而“举人”、“进士”以及高层官吏构成了上等绅士。在此，英国的绅士与上层贵族属于并行而不可逾越的两个阶层。人们认为中国的绅士主要是指那些生活在农村的下层绅士，而不包括生活在王朝统治中心的那些上层绅士。　　此外，下层绅士也有许多特权。绅士可以通过他们的服装与普通人区别开来；他们有权在家中竖旗，以显示自己应试中举的级别。他们可免于刑罚，那些严酷刑法只用于平头百姓，并不触及他们。他们还享有许多税收豁免权，尤其是他们在州县作为当地的社会名流而手握实权，许多好处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他们的身上。　　在清朝走向没落的时期，仅1850到1900年之间，在册登记就有90万名绅士。同时还有50万名誉绅士，他们是靠钱买来的。在此时期，王朝也真没少出售绅士称号！这两项加在一起就有140万绅士。绅士的特权也延展到家庭内部成员。以每家平均5口人计算，那就是说，绅士特权到清末时就汇积到大约700万人口，占全国人口近2%。而这2%的人口，拥有全国24%的收入。20　　在明朝晚期，以2万也许4万的官吏去管理一个4亿人口的国家，这确实是太少了。一个县太爷所治理的区域内平均居民为20万。京城的中央政府不设置县级副职，也就是一位或者两位助理，一位负责税收的税务监督，一位监狱看守。县太爷要自己拿钱去雇一名负责书写负责呈文的师爷以及其他的“跑腿的”，也就是雇佣那些下层人，为县太爷去跑农村或者帮着维持秩序。县衙门通过收取地方税等来维持自己的开支，具体收费多少由县衙门按惯例定。对于百姓来说，这些地税能赶上国税那么高。　　即使增加了这些靠县太爷自己付酬的下属，还是无法满足判案、维持秩序以及管理等五花八门任务的需求。故此，县太爷就得求助于这些绅士们。没有绅士们的帮助，很难想像一位县太爷能够完成他在本地区的管理任务。村镇以及小的贸易城、区实际上由当地绅士的家族治理，他们组织修路、架桥以及修筑灌溉渠道等等公益性事务，也征收税务；调解和审判民间纠纷和小的暴力事件；开办学校；救济穷苦人家；筹建、资助民团，组织集会按照道德要求宣读皇帝诏书，灌输农民忠君从上的儒家思想。　　无可置疑，绅士并非出自慈善而做这一切的，而是有代价的并以此在其他方面获得回报。地方绅士原本是一些“生员考试”的落榜者，但是后来当了教师或者县太爷的工作人员，他们却归于“知识分子”。　　儒家理想中的国家属于一种弱化政府行政管理的国家。国家尽管组织大型工程项目，如黄河筑堤、修建北京到长江的皇运河道、修筑长城，但是它所保护的是防止外面越过国境，而且是通过税收来资助这些项目。国家的主要成就在于，通过皇帝的道德榜样以及儒家的教育、伦理，在社会上形成并维持一种普遍的道德氛围，并使秩序与和谐得以发展。儒家教育的目的在于，使百姓学会服从，使精英们成为“仁者”，为官者诚心为民。儒家君主的任务就是，对自己所统治的社会实施伦理道德的监控。对占人口80%的农村的自治任务来说，生活在那里的那些绅士（乡绅）责无旁贷。这些农民出身的儒家绅士置身于2万官吏（下）与数亿农民（上）之间，他们是支撑儒家国家的中间阶层。故此汉学家们有“绅士国家”之说。　　从商代到第一个皇帝，经过一千几百年，中国文化在这个时期围绕着黄河中、下游地区逐渐形成，21并且不断发展，而围绕着他们的是文明程度低一些的民族，这曾是中国人的感受：东北是狩猎和森林采集的民族；北部和西北部是游牧民族；西南部是山野民族，南部则是原始民族。而秦始皇帝所建成的第一道长城作为地球上的一个屏障，构成了被开发的农田与北方的草原和沙漠之间的一道界限，这也就把农业文明给禁锢了起来。　　就是这种感受，使中国人具有超越其他所有民族的优越感，直到19世纪末，他们还带着这种意识。中国人没有把自己的文明看作与其他文明并存的文明，不是看作“中国人的文明”，而是绝对的文明。世界上只有一种文明，那就是中国的，而其他民族，都属于未开化的。英文的china一词是欧洲人提出的，它是由第一个皇帝的秦朝推导出来的，而中国人的叫法是“中国”，中心之国，而且称自己为“我们中国人”。中国在他们的想像中是全球的中心，东临太平洋，其余周边全是未开化的野蛮区。这种想像同时也就解释了他们自己的优越感：文明之花在中心开放，就像自己国家的第二个名字“中华”所意味的那样：中心的文化之花。　　皇帝不仅是中国的主宰，也是“整个天下”的主宰。他的两个称号就显示了其在宇宙万物中的双重角色：作为“天子”，他负责祭祀，以保持天上和人间的和谐；作为“皇帝”，他是人间的万能主宰。这个万能主宰不是作为直接、政治上的主宰来考虑的，作为直接的、政治上的主宰只是统治中国人的国家，对于其他所有的国家来说，他只是道德上的主宰，是杰出的中国文明的灯塔。这就是皇帝的道德魅力，按照儒家的理念，正是它吸引着那些尚未开化的蛮人。在晚清的《会典》中有这样的说法：“伏以帝业光天，损益善百王之治；皇猷揭日，经纶成一代之书。存金鉴于朝端，焕瑶章于海内。”　　早在汉武大帝（公元前141到公元前87年）统治时期，远行的驼队已经从西方带回了这样的消息：沙漠的那边还有其他的发达文化存在。在中亚的古印度文化以及随着亚力山大大帝带入中亚的古希腊文化。阿若德•托因比对此做了这样的评注，22这个消息肯定给那种汉人为中心的意识带来震动，就像16世纪哥白尼发现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给予欧洲基督教所带来的打击一样。而更大的震动也许是随之而来的事情：随着汉王朝的灭亡（公元221年），中国开始了持续约四百年的“王朝分裂”，中国人逃避到外来的宗教中去，以求从佛教中寻找解脱。可是这种意识已经长久而且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心中，因此外来的冲击也只能是触动外表。随着中国在唐朝诸皇帝的统治下（公元618～906年）真正上升为光耀全世界的文明国度，而朝鲜、越南以及日本都自愿成为中国文化后裔，并且接过了中国著述以及儒家经典，这成了中国人尤感自豪的最光彩的证明。进贡关系　　因为中国人生活在这样的意识中，认为自己是文明的载体，就不可能给予其他民族一个平等的关系。他们期望那些未开化民族的统治者，承认万能的皇帝是人间最高主宰，或者亲自前来晋见，或者派使者前来，以便与天子建立一种附庸关系。未见皇帝前，礼宾部要先教会他们叩头，以便他们对皇帝行三跪九拜的大礼，然后呈上“贡品”。这种所谓的附庸关系包含下述实质性内容：　　——这个新附庸从皇帝那里获得授权书和大印，以此他可以与皇帝进行书信往来；他将获得清贵族头衔。他要做的是：按时给皇帝呈文；按期派使者给皇帝进献“贡品”。　　——皇帝赐予他回赠并派使者前往附庸国王室，尤其是带去授权书和大印，如果必须如此的话。　　欧洲人把这种关系解释为“进贡关系”。其实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因为这里所涉及的不是向中国王朝进行经济上的进贡性付出，而是对皇帝、天子在道德上的中心位置的一种形式认可。皇帝的回赠通常在价值上远远超过了他所收到的“贡品”，而且这种“进贡关系”在汉语的解释中不是“藐视的贬低”，而是荣幸地被皇帝恩准进入中国文明。在这些“附庸侯爵”看来，尤其是远离中国治理着各自的国家的统治者看来，这种认可皇帝为最高主宰的效忠，并非是那种通常意义上的效忠，而是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通行证。　　当欧洲各国在1648年的威斯特法伦和平协约中把平等、独立确定为国际社会的主导方向时，在欧亚大陆的那一端，清朝的官员们却把那流行了千年的中国是世界秩序中心的概念最终纳入到自己的模式中去。对于邻国的其他民族来说，中国人的秩序是一种不平等的秩序，因为所有民众都置身于万能的皇帝、天子这个明主之下。内、外秩序密切结合在一起，彼此无法分开、缺一不可。一旦仁慈皇帝的道德感召力对外不足以使蛮族认可他是人间道德的最高主宰，那么内部的叛逆能量就有可能增加，以至于形成反对皇帝的力量。事实上，绝大部分王朝的崩溃都是基于两方面的冲击力：内部不断扩大的混乱和外部的入侵。历代皇帝无不意识到，为了维护其统治就得保持对外关系开发，而中国是世界秩序中心就是对此的证明。这就显示出内部政治的重要性，显示出那些外国的“效忠表述”的必要性，那么当欧洲各国要求采取平等的外交关系时，就不能不令中国皇帝对这种冒犯表现出疑虑。　　皇帝的道德力量以及中国文明的优势对外有三个重点传播区：　　第一个传播区为东亚邻国：朝鲜、越南、琉球群岛23以及日本，尽管这在明代只是暂短的。　　第二个传播区是北部、西北部的草原、沙漠以及中国王朝在东北的森林区。　　第三个更外部一些的传播区包括（背叛了的）日本、东南亚、印度次大陆以及欧洲。　　在中国文化中心区域中，皇帝的道德统治以及文化主导有时也会导致政治上的主导。典型而且唯一的是朝鲜的效忠使团，他们所进献的贡品，价值数倍于皇帝所赐赠的，在此，这种作为效忠表示的见面礼确实成了进贡。而与朝鲜的关系按照中国方面的解释属于中国高度文明的阳光普照。就是在明朝被推翻后，一位朝鲜的鸿儒也表述了类似的看法：新的清朝应受到尊重的原因不在于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大，而在于它是伟大的儒家文化的继承者。24　　在这个中心区域外，中国这种道德和文化的辐射力随着距离的扩大而减弱。如果这些“天边的蛮人”想与中国进行贸易，那么中国人就要求他们必须先按礼仪承认万能皇帝是最高主宰。许多东南亚以及南亚的城市与国家已经做到了这些，甚至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早在17世纪就已经做到了。他们派出的使团在皇帝的大殿上大显身手，以此也确实获得了难得的在京都进行商品贸易。　　汉人中心世界秩序这一理念所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来自于亚洲内部。那些出生于亚洲内陆草原的民族不允许汉人中心化，这些游牧民族从根本上有别于汉人的农业文明。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可忽略的是，这些草原骑兵不断地偷袭城市与农村，大肆烧杀掠夺，对中国王朝形成了巨大的危险。故此历代强大的皇帝都实施对亚洲内陆进行镇服的战略目标。这个目标最终在儒家王朝统治寿终正寝前的18世纪中叶为乾隆皇帝所实现。而在此之前的历史上，不断出现这样的情况，譬如整个宋代（公元960～1279年），当王朝受到游牧民族铁骑的威胁时，皇帝们只得以进贡换取和平。而此时，在汉人中心的世界秩序里的进贡真的是表示臣服的进贡，只是方向反了。但是当这种巨额的贡品被说成为王朝的大度赐舍时，皇帝就在这种进贡的方式面前保住了面子。文化主义，不是民族主义　　1126年，来自关外（现在的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金人入主了中国北部。随着攻陷南宋的京都，蒙古人于1279年统治了整个中国。1368年，当明代的开国皇帝重新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王朝时，尽管实现了把蒙古人赶出中原的意愿，可是它却连300年也没有坚持下来，就在1644年为满族人所推翻。中国又一次陷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　　我们已经目睹了一次这样的两难矛盾：600万金人战胜了1亿人口而且经济和技术水平占有绝对优势的宋朝。在这个两难矛盾中，关节点就是儒家帝制学说的致命弱点：轻视军事武装力量。儒家哲学试图从美好愿望出发去消除战争和暴力，它所要建成的是一种太平的平民世界。其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学说和典籍，所讲的都是军事武装思想的反面。它厌恶所有与暴力和战争有关的东西，它瞧不起那些凭借战争和暴力起家的人，即将军们。在儒家的社会等级次序中，将军不如商人，甚至三教九流中根本就没有武将的位置。究竟怎么来划归武将的社会地位呢？儒家思想使武将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和他们的道德形象。这种思想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忽视军事武装的危险。于是，北宋皇帝把军队变成纯粹的雇佣兵，从社会的渣滓中召募，不训练、不管理，在紧急情况下自然毫无战斗力。　　就这样，伟大的中国先后经历了金人、蒙古人、满人的统治。在这里还遇到第二个两难矛盾，尽管我们欧洲人也把这一点也看作为两难矛盾：汉族人认为，正是这种经历证明了儒家道德、文明的优越性。金人、蒙古人（在其统治的末期）以及满人还是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国家学说和文明，并且建立了儒教思想指导下的王朝。在满族首位皇帝统治下，儒家的帝制学说就皇帝的外部影响力而言，甚至发展到了顶峰。他们把儒家官吏的平民领导艺术与满族人的武装军事思想相结合，从而实现了自汉、唐以来各位皇帝一直所梦想的目标：控制整个亚洲内陆、建立一个从帕米尔高原到朝鲜的东亚多民族的王国。　　受天赋之命而成为万能主宰之说并非只适应于某一个民族或者某个群体，王者也可以是汉人之外的人，只要他接受了儒家的伦理学说和国家学说。我们可以把这种以古代中国为基础的特殊观点定义为“文化主义”，它与欧洲的民族主义相对立。对它而言，重要的不是一个人出自于什么样的种族，或者什么样的家庭，关键在于他所接受儒家学说达到了何种程度。一个外族人只要适应于中原文明并且以此生活，那么他就变成了中国人。　　童话般的王朝　　“崇敬的皇帝、国王和侯爵、骑士、市民和所有那些希望认识世界上不同肤色的民族、不同地区的丰富多彩的人们，请拿起这本书，亲自阅读一下！从中您会发现许多惊奇的东西以及亚美尼亚人、波斯人、鞑靼儿人、印度人和许多其他国家人的巨大差异。”　　马可•波罗在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又称《东方见闻录》一书中这样开始了他的讲述。中心人物是忽必烈。从1275到1292年，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跟随着忽必烈，生活在他的身边。在马可•波罗的眼中，这位大汗是历史上最英勇、最有权威的君主。这位“本世纪最有权力者”，马可•波罗写道，“所拥有的财富是无人能比的”，他的宫殿是世界上最大的，他新建的大汗城的城墙长达24英里，有12个大门，每个大道都竖立着一座宫殿。如果不是亲眼目睹的话，你就无法想像那皇宫的壮丽以及宫中宴会的盛大。忽必烈的朝中有1.2万名大臣，他们分为13种并且身着不同颜色的珍贵的服装，有绣着金边、镶嵌着宝石的，还有貂皮的。每年有13次庆祝活动，这些大臣们每次参加活动时都穿着不同颜色的朝服。马可•波罗还介绍了这个王国的其他城市，尤其是南宋的首都杭州。他发誓说，杭州是世界上最美、最富有的城市。1.2万座桥跨越内河，城市的中心是一个周长达30里的湖，在湖畔有一座王朝修建的皇帝行宫，有3000眼喷泉，热水从泉眼喷涌而出。　　这是马可•波罗于1298年在一所战俘营中的口述，在那里，他同室的鲁思梯谦把它笔录成书。马可•波罗向鲁思梯谦讲述着自己的经历，而这位同伴作为宫廷小说作家则记下了马可•波罗所讲述的一切，以宫廷式的传统法语把它写了出来，简直不需要任何修饰和发挥。这份报告很快在欧洲传开，而且译成各种欧洲语言，多明我修道会也命人把它翻译成拉丁语。马可•波罗所讲述的，与实际情况出入颇大，以至于欧洲的许多读者把这些故事看作童话里的中国王朝，把亚洲看作童话世界。尽管如此，马可•波罗使欧洲人所形成的中国印象还是一直持续到了16世纪的上半叶。科里斯多夫•哥伦布阅读了其拉丁文译作，那是1485年早期的古版印刷的版本。他仔细认真地研究了这部记实书，并且在书上所有他认为特别有价值的地方，都作了评注，以至于每页的页边上都写得满满的。这些资料增强了他心中珍藏已久的宏愿，激励他去探索通往那充满迷人色彩的、富饶之国的海上航线，前往中国和印度（当然，在哥伦布的地理概念中，东方的中国包括了印度、日本以及东南亚群岛到锡兰的整个地区）。中国既是榜样，也是对立的世界　　随着16世纪的发展，马可•波罗有关中国奇迹的报道完全被另外的报道所取代。耶稣教会在北京成功建立了一个使者站。他们通过自己的数学和天文知识赢得了皇帝的信任。在他们的协助下，那急待修订的中国年历得以与实际年月日相符。修订年历是最重要的皇命之一，因为春耕播种的时间要从年历来推算。尽管明朝已经被推翻，但是耶稣会还保留着他们在前朝宫廷所担任的职务。在康熙大帝统治下（1661～1722）的清朝，耶稣会的影响力达到了最高峰。作为天文台的负责人，科隆的汤若望以及他的继任者被赐以一品花翎顶戴，成为最高一级大臣中的成员。　　耶稣会在北京的代表们不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而且还精通汉语，能说会写。欧洲那些自16世纪90年代起所收到的、发自中国的信函、文章，都是以科学文体所撰写的地理人文知识。他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关于中国的图画，在其中，欧洲被表述为一个位于中亚末端拥有同样高度文明的世界，而中国就其伦理道德规范以及政治制度而言，所实施的是与欧洲完全相反的原则。　　有一个西方人，他是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杰出学者，他如同一个大臣一样生活在北京的朝廷。他力图使天主教适应中国传统的尝试，没有获得教皇的批准。　　在耶稣会会员的这幅中国图中，暗示着某种精神炸药，一旦被点燃，欧洲的贵族统治以及教会体系都将从根基上受到震动。从此时到其真正发生，持续了差不多整整一百年的时间。引发这包炸药的导火索正是1680到1715年的那场“欧洲思想危机”25，欧洲人在这场震动中开始怀疑贵族制度和教会。　　欧洲属于另一个与中国相对而拥有高度文明世界的思想，是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首次真正的提出来的。他在1699年写道：“有谁可以想像到，在这个世界上，确实还有一个民族，他们拥有一个在某种意义上甚至高于我们的文明生活，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我们，甚至只有我们创造了整个道德文明。可是事实又如何呢？”26从这段话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莱布尼茨对这一发现所产生的那种难以想像的激动。　　莱布尼茨作了一下对比：在生存的实际能力方面中国与欧洲相当；在科学思维、逻辑、数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中国不如欧洲；在军事技术方面，中国也不如欧洲，但是造成此情的原因“与其说是缺少这方面的知识，不如说是意识形态所致，因为他们藐视所有与武力侵犯人身或者相互厮杀有关的事情、东西，同时也因为他们厌恶战争，在此有些类似耶酥，出于高尚精神，而不是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出自于恐惧。”27此外，毫无争议，在伦理道德以及政治方面，中国超过欧洲。　　莱布尼茨出生在30年战争的最后时期，眼前的事实令他满怀疑虑，在引导人们礼貌而和平的去生活方面，基督教在欧洲似乎无能为力。故此他认为迫切需要的是，让中国把他们的传教士派到欧洲来。他是这样进行论证的：中国人现在利用耶稣会会员在学习数学、自然科学，从而也就弥补上了在这些方面的不足。而欧洲人就应该加快学习中国人那理性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自然神学。如果只是单向传播认知的话，那么在这些领域欧洲人很快地就会被中国人抛在后面。欧洲必须向中国学习。为实现这个目的，莱布尼茨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文章，并且为《东方见闻录》②写了前言，而上面的那段话就出自于该前言。　　向中国学习！莱布尼茨之后的法国启蒙哲学家们，尤其是伏尔泰（1694～1778）为此而振臂高呼。中国的形象，那通过耶稣会会员撰写的文章而介绍的以及通过他们所翻译、出版的儒家经典所展现出来的形象，似乎完全适合于他们所发起的启蒙，一个绝对开明的君主制度，它将扬弃波旁王朝时代所有的愚昧和垃圾。对于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来说，中国给他们提供了思想辩论的灵感和武器。　　这些哲学家们从中国所获得的不外乎是两样东西：教会的错误和世袭贵族的错误。无论实际情况如何，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兴奋地宣讲的：中国显示，一个国家的国民不需要教会，照样能够文明而礼貌地生活。教会的神职人员和庙里的和尚一样，都是依靠人民的劳动来养活的寄生虫。无神论在传播，而且对人们的思想实施某种无法忍受、不容异端邪说的监督。正像启蒙主义者所宣传的那样，中国人信天以及他们的理性伦理道德显示了通向自然神论之路。这种自然宗教不需要《圣经》，因为所有的启示都隐含在自然之中。这种自然宗教只是被那些不同宗教的神职人员作为无神论而打入冷宫罢了。在借用中国为例来批判教会的言行中，一个比较辛辣的嘲讽就是：耶稣会前往中国，志在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信仰，可是却使本土的基督教信仰从根本上受到了动摇。　　如同教堂是多余的一样，在欧洲启蒙运动家的眼里，欧洲的贵族世袭制也是垃圾。与此相反，中国则提供了理智的榜样：当某种懒惰、不创造价值的世袭阶层在欧洲严重地阻碍着经济发展时，在中国，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官员却在领导着国家，而且这些官员是代代更新。1731年，时任路易王朝的财政部长埃季延•杰•西卢埃特（1709～1767）在他关于中国的伦理道德与政府领导一书中就是这样介绍的。28从耶稣会会员的文章中，这些启蒙运动者看到了曙光：即使是一位州长去世，在中国其子也不能继承此位。要想获得其父之位，他不仅要具有杰出的才能，还得通过科举考试并且用他的政绩去争取。在伏尔泰和他的启蒙战友们的眼中，柏拉图的国家学说理念在中国得到了实现。伏尔泰兴奋不已：“人类思想领域内没有什么政府能够比中国现在的更好了，在中国政府中，所有的问题都由官吏决定，而官吏全是男性，他们的能力是通过多次严格考试得到了证明的。”29　　启蒙运动的反对派尝试着去丑化这些赞扬中国的观点、表现。他们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是如何在1644年为满族人所统治的。可是，在伏尔泰看来，这一事实恰恰说明中国的国家体系是十分圆满的，因为满人入关后是以儒家的方式治国，其国体、政体在少数民族执掌之后仍然继续着。当罗马文化随着其王朝而衰落的时候，满族统治者却接过了汉人的伦理道德及其国家设置。重农学派的奠基人弗兰策斯•魁奈③在他1767年发表的有关中国国家体制的文章中进一步证明：中国国体与政体的持续、稳定的原因就在于它是建立在自然秩序的基础上。中国的政府机构设置适合于那种处在繁荣发达状况下的政府的生存原则，还可以作为所有政体借鉴的模式。　　启蒙哲学家们对中国的崇拜引发了一个知识与文化界以及上流社会对中国的崇拜热。耶稣会关于中国的书籍以及大量的旅游报道越传越广，在受过教育的群体中，没有人没读过有关中国的书。在欧洲，知识界对中国的兴趣，从来没有像18世纪那样的浓厚。带有中国风光的工艺美术品在这个世纪的30年代成了最时髦的东西。中国的瓷器，甚至迈斯勒④那带有中国装饰的瓷器，还有中国的漆器、墙画以及墙画上的图案，其题材多种多样，有漫步在中国田园风光中的学者和窈窕淑女；有辉煌的皇宫建筑房间，还有中国园林中的亭台楼阁，它们取代了法国古典的几何式的园林艺术。小说、话剧、歌剧采用中国题材，如果没有中国的灵感，那么洛可可⑤艺术以及生活方式将是难以想像的。洛可可式娱乐文化变成了一种贵族文化的代名词，它不仅使贵族文化由此不再那么阳春白雪，而且填平了宫廷文化那不可逾越的鸿沟。　　欧洲遇到了中国儒家精英们所担心的问题，开放通往外国的大门势必伴随着对自家的文化、道德和政治秩序的冲击。虽说对波旁王朝统治没有太大冲击，但是基督教信仰以及传统的社会秩序却随着外来国家的伦理道德和思想的传入而遇到了震动，尤其是伴随着中国文化的传入所引起的这种震动。由此直至欧洲在19、20世纪毁灭中国文化之前的百余年间，中国一直作为现代化巨人笼罩着欧洲。视中国为“东方专制政体”的典范　　并非所有启蒙思想家都推崇中国和中国文化，保守的思想家们尤其持反对的态度。他们指责耶稣会的会员们向人们描绘了一幅理想中的中国图画，指责他们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宫廷中，根本不了解中国人的实际生活。这些批评家们所引证的这些实际情况，出自于越来越多的游记报道，尤其是商人们的报道。商人们生活在城镇，他们所看到的并终日与之打交道的是那些傲慢自大、贪得无厌、不学无术的海关人员。　　第一个提出了一张与启蒙运动家完全相反的中国形象照的是孟德斯鸠。他的描述对于有关中国问题争论的继续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保守的孟德斯鸠首先就启蒙哲学家们的观点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反对意见：一个国家体系无法从抽象的原则构成，而更多的是由具体的条件形成的，这些条件决定了这个国体、政体的成长，那么人们也必须由此出发去了解这个国家。1748年，他出版了《论精神法则》一书，奠定了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基础。在该书中，他把世界上的政体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共和的、等级的和专制的。每种政体都由某种富有特定的精神原则所支配。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德；等级政体是世袭；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敬畏。唯有专制政体是通过令人敬畏、惧怕而实现其统治的。这种敬畏不仅体现在官吏们与最高统治者的关系中，而且也表现在日常人们的交往中，使得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告密者，并且被告者有可能受到严酷的刑法。　　在孟德斯鸠之前，也就是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的所有继承者那里，专制政体是等级政体的一种蜕化形式。而现在它却第一次变成了一种专门用来表述东方政体的形式，即“东方专制政体”，这对于后来的讨论颇有意义。尽管孟德斯鸠是从波斯以及土耳其这些伊斯兰教国家的统治出发，对这种东方专制政体予以推演，但是他把中国也归属于这种专制政体之列，尽管他自己也不时地对这种归属表示异议。把中国看作“东方专制政体”的认识形成于18世纪末，此观点在整个19世纪，直到现代仍有市场。一个自由的欧洲所面对的是一个缺乏自由的中国。从此，启蒙运动时代所形成的对中国的赞叹、仰慕被浇上了冷水，甚至变成了蔑视。　　在随后的时间里，这种从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崇敬向与日俱增的蔑视的转化，为欧洲帝国主义的膨胀创造了伦理道德上的依据。如果那些“愚昧落后的中国人”不愿意主动地敞开大门与英国人继续进行文明的贸易，那我们就得强迫他们享受这些文明。英国在1840年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对中国宣战的，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政府不愿意继续进口那些来自英印地区的鸦片，不愿意让自己的国民继续受此毒害。继英国之后，几乎整个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都变成了“解放者”。那位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先生⑥就是这样来评说的：随着这种专制政体的消灭，亚洲各民族将开始某种新的腾飞。不同于孟德斯鸠的是，琼斯认为，东方民族有能力驾驭自由，但是却不能自己解放自己，故此欧洲要把自由带给他们。30欧洲负有“传播文明的使命”。这种思想时至今日仍然在继续着，尽管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是美国以及那被其牵着的欧洲国家总是把此看作为西方的使命，那就是：使整个世界以及所有的国家，尤其是使中国回到西方自由的民主体制上来。　　作为专制政体表象的中国在20世纪，即当民主中国在1949年成为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时，获得了新的发展。1957年，经济学家和汉学家卡尔•奥古斯特•维特夫格尔发表了他对“东方专制政体”31的研究报告，并以此一举成名。他在这本书中对亚洲国家，尤其是对这个专制政体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从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民族之稳定和保持秩序的必要性出发，他认为，为了保障大型水利工程，如引水工程、灌溉渠道以及水运河道等的顺利畅通，就得对水施加压力、提高水位。中国以及亚洲的专制政体就其出发点而言，也属于这样一种“液压型专制独裁”。　　在中国数千年的帝制历史上，实际也只有一个独裁专制者：秦始皇。它源之于法家的统治学说，众所周知是一个“通过令人敬畏、惧怕而实现其统治的政府”。在后来的历史中，秦始皇帝以其短命王朝，即天赋之命很快就被上天收回的教训而成为所有后来者的警钟。他们从中意识到了另外一种实现统治的途径：以增长国民的富裕生活取代增长国家的权力。他们也意识到了另外一种统治方式：通过道德教育去维持统治。　　尽管，儒家的帝制借鉴了法家学说，对小民实施刑法，但是它仍力图通过对百姓从小就开始教育，通过皇帝及其大臣们的道德表率，来实现社会的和谐共存并保障社会等级秩序。皇帝及其大臣们的中心任务就是发挥作为社会道德榜样的影响力。通过儒家伦理道德的普遍渗透，再加上由地方绅士对具体社会团体，如村镇、集市、商业行会等的领导，进行国家治理。儒家的帝制形式所显示的是，长期的道德灌输和礼貌行为对于一个社会的文明生活以及国家的稳定是何等的重要。欧洲的专制主义规则是无法理解这种国家管理体制的。　　即使“经过启蒙的绝对君主专制”也无法理解这种国家的管理体制。康熙的帝制法则，即他在遗昭中所表述的法则，尽管似乎可以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那“国家第一公仆”之说相比，但是康熙的国家尚未经过“启蒙”！当欧洲的启蒙运动者与过去的迷信进行抗争时，儒家的皇帝们却把理想和榜样放在远古的周朝。此处的区别一清二楚，借用弗里德里希的口头禅就是：人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对于一名儒家的皇帝来说，这样的口号是不可想像的，因为恰恰相反，他和他的大臣们所肩负的任务就是，引导国民统一生活在儒家伦理道德学说的基石上。停滞的王朝　　随着19世纪开始的专制政体理论，又出现了第二种说法，对中国的敬仰之情最终被彻底地揉碎了。在18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中国处在乾隆盛世的早期，耶稣会会员所报道的正是此时的中国。但衰落是在慢慢地进行着，而中国形象在欧洲的急剧改变并非是基于对中国历史的回忆，而是针对由欧洲自己所形成的深刻变化而言的。由于1789年的法国政治大革命以及英国自18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的工业革命，欧洲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把欧洲引向了人类历史新的一页。欧洲把过去远远丢在身后，全力奔向自由和富强的未来。欧洲的新信仰是对先进的信仰，而18世纪启蒙运动者们所表示的那种对中国的敬仰，即对文化的延续和稳定的敬仰在这种新精神环境下变成了令人嘲弄的东西。对中国的新观点完全集中在专制主义理论上，认为造成中国思想发展停滞的原因就在于缺乏自由。　　法国人所想的只是文明的进步，对他们来说，中国似乎只有落后的文化。英国人所想的只是经济的进步，他们把中国看作停滞的经济体，根本就没有增长的能力。德国人把哲学理念发展到了顶峰。黑格尔把世界历史归之为自由的个人意识中的精神进步，而且这种发展是从东方到西方运动的，中国和亚洲构成了这个发展的起点，而且仍然处在“这个历史的童年时代”：东方人早就知道而且至今也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世界是一些人是自由的；日耳曼的世界知道，所有的人是自由的。那第一个形式，也就是我们在世界历史中所看到的第一种形式，就是专制政体；第二种形式就是民主和贵族统治；而第三种就是君主立宪”。32　　汉学家们自此刻起，努力着去证明，中国自从王朝建立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在文化和国家发展方面，有着何等深刻的进步，但是他们的反驳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处在停滞状态”的特征。自从儒家确立其统治地位以来，中国的文化就变成了一种以过去为基点的文化，也就是以他们理想中的黄金时代，即早期的周朝为理想境地的文化。儒家由此目标出发，排斥所有新的东西。任何意在能有一个好的、始终的新东西，都得想方设法披上再生的外衣。在从“百家”争鸣的轴心时代直到宋末的两千多年中，中国文化尽管以过去为理想，但它仍然是世界文化中最富有生命力的一种文化，在国家机构、技术和经济诸方面，它创造了最先进的世界文明。　　可惜，中国事实上还是停滞下来了。数百年的明、清两朝靠过去的成就活着，这些继承者们不仅没有新的发明创造，相反甚至使许多技术发明和知识失传；军事技术，这些原本可以使中国强大无比的现成的技术，却没有得到继续发展。自从15世纪出海远航被停止以后，中国实施了严格的闭关自守政策。这时的中国王朝忙活自己已经够了，它们把所有的兴趣和精力全都集中在国内。按福兰策斯•福库雅玛那著名的，也是借之于黑格尔的说法，这就“走到了历史的终点”。这个对于国家的政体、对于社会的共同生活以及经济和文化来说最理想的体系已经被找到，领导集团的任务就只剩下了守住这个体系，而且别让它为外部影响所感染。　　从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1年）起到清朝于1911年终，在这两千余年的时间里，儒家为中国带来了一种令人惊奇的稳定的文化和国家机器。中国民众长期生活在封建王朝的和平统治之下，而历代王朝最后的覆灭要么是农民起义所致，要么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入侵所为。中国文明也以此与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基督教文明自从创立以来一直处在持续反复的毁灭性内战的厮杀之中。而在同一时期儒家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持续稳定的生活，这种生活并不排斥现代人伴随着疾速的社会变化而向前迈进，有时不免让人感到羡慕、嫉妒。　　19世纪初叶，恒久持续的中国世界还是走到了终点。远在西方的欧洲越洋过海，按照所谓的进步原则打破了中国的大门。这个欧洲要中国，也包括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只有这样的选择：抛弃过去，要么随欧洲一起进入某种新的未来，要么孤立而无望地与这种欧洲理性进行抗争。　　西方的这种强权文化获胜了。此时此刻它所揭示的是，它要把人类引向精神和物质高度发展基础上的新的平等，还是为人类吹响走向没落的悲凉号角。　　1793年：最后的一次机会　　1793年9月8日，在距离北京150公里的东北热河，皇帝行宫里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外国使团活动。在百名中国陪同的护送下，大英帝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全权代表罗德•马戈尔尼在近百名使团成员的簇拥下进入了下榻的府邸。乾隆皇帝把英国使团看作归顺的使团，感到自己道德感召力之大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足以感召遥远西方的蛮人，吸引他们前来自己的皇宫朝拜。33英国人宣布是以祝寿使团的名义前往中国，而且带着大英帝国国王乔治三世给83岁的乾隆皇帝的祝寿信。但是马戈尔尼真正想要到达的目标，也就是中国人眼里的革命性目标，与中国签署一个贸易协定，达成在北京和伦敦相设使馆的协议。所有这些内容都写在他要面呈乾隆皇帝的英王亲笔信中。　　当时在欧洲，英国已属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英国人不仅购买了中国市场上1/7的茶叶，而且还大量进口中国的瓷器、丝绸、漆器、大黄药物等。可是只允许在一个地方进行贸易，那就是广州，一座远在大清王朝南部的城市。前往广州的英国货船无不经常受到贪得无厌的海关人员敲诈勒索，而且英国人的贸易业务还得经过垄断专卖的“十三家贸易商家”，即所谓的“十三行”。这样，英国所有的贸易船只，才能畅通无阻。在十月到来年一月的贸易期间，英国商人住在珠江的一个名为沙门的小岛上，这个小岛远在广州城墙之外。他们的生活与中国人完全隔离，而且他们的行动自由实际上被局限在这个贸易点。马戈尔尼的任务就是要想方设法解决这一问题，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误会，清朝皇帝肯定对此一无所知。他尤其是要尝试着，让中国尽可能自己向英国敞开进出口的大门，至少能让皇帝答应给英国再开放几个贸易港口。　　对于中国人来说，与这些未开化的民族进行贸易原本是一种惠顾，旨在让他们学习中国文明。按照中国人的观点，他们拥有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根本不需要外国商品。英国人在与中国贸易方面所提出的那些要求，简直是可笑至极，根本不值得予以答复。特别是他们那双方互派使团的建议更是荒唐，似乎他们的英王和大清天子之间有什么平等可言。早在皇帝接见英使团的礼仪问题上，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争执。马戈尔尼不愿在拜见皇帝时行磕头礼，不愿在皇帝面前三跪九拜。大清皇帝对于无知的蛮人表示了“宽容”，最后允许马戈尔尼采用英国公爵们的礼仪，以单膝跪拜礼代替中国的三跪九拜。马戈尔尼自认为这是外交上的胜利，可是他实际上却是失掉了面子：他不愿意给天子磕头证明了英国还属于尚未开化的国度；而他拒绝磕头之举不仅仅是冒犯了乾隆皇帝，而且破坏了宇宙秩序的和谐。　　9月14日早上6点钟，晋见正式开始，而外交使团必须提前三个小时到达，等待皇帝的接见。马戈尔尼屈膝致礼，并把一个盛放着乔治三世亲笔信的金盒子面呈乾隆皇帝。作为亲自带来的礼物，他还面呈了一对搪瓷烧制并镶嵌有宝石的时钟。作为回赠给乔治三世的礼物，乾隆交给这位英国使节一个象征着和平与繁荣的玉如意，并且补充说，他祝愿英国国王像他一样长寿。随之，乾隆宴请了使节代表团。乾隆所显示出来的尊严给马戈尔尼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把这些在回忆录中赞誉为“灵光闪烁的英明国王”。　　英国人带来600大箱、价值1.56万英镑的礼物。这些礼物并非是按照中国人的口味挑选的，而是作为显示大英帝国现代高超知识和技术，并为英国手工业制品作广告而精心挑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按照太阳系运行而制作的天体运行仪，此外还有一些科学仪器，一架望远镜、一个气筒、一只透视镜、出自伯明翰和舍菲尔德的钢铁产品以及韦奇伍德瓷器等等。中国回赠的礼物有绿色玉如意、景泰蓝花瓶、珍珠编串的丝绸钱袋以及其他贵重礼品。双方所挑选的礼物形象地显示了各自的文化特征。白发苍苍的乾隆大帝并未注意到英国礼物中所展示出来的现代化特点，他为自己的大臣们所误导，因为他们告诉他，这些礼物已经被摆放到北京皇宫的收藏室了。　　这些英国人所遇到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没有兴趣与他们会谈。正像马戈尔尼所惋惜的那样，这个使团只有纯粹礼节上的涵义，当参加完皇帝的祝寿活动之后，使团的任务便结束了。　　回到北京后，马戈尔尼于10月3日早上再一次被召到皇宫，为的是与总理大臣和绅会面。他在太和殿照旧等了3个多小时后，和绅才和他的随员们出来，并随之有一场令人惊奇的礼数。大殿中央放着一把扶手椅，上面陈放着大清皇帝的亲笔信。对着皇帝的信札，中国的大臣们施以磕头大礼，马戈尔尼和他的随员们则施单膝跪拜礼。下午，也就是在马戈尔尼回到他们下榻之处后，皇帝的这封信才通过隆重的礼仪方式正式交给他。这封信是以诏书的方式写给英国国王的，乾隆以此向英国国王应诺，允许他们以附属国的方式加入中国文明圈。“奉天承运，我皇昭英王曰”，这封信就这样开头了。而英王关于互派使团和开放中国市场的要求尚未提及就被否定了。互派使团没有必要，贸易对于中国同样是不需要的，“我们瞧不起技术戏耍，我们也不需要你们国家的手工业产品”，乾隆的信就这么写着，而且是以这样的要求结束他的信的：“国王，你当顺我意愿行事，增强你的忠心并永保服从，以保你国共享神圣的和平”。　　乔治三世以及马戈尔尼自己从未真正阅读过这封信的内容。那位把这封信翻译成拉丁语的使团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已经弱化了乾隆的口气，譬如，他省略了开头的那句话。而马戈尔尼自己则删掉了所有有损于英国尊严的句子。34　　两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在此相逢，各自都想向对方显示，自己是何等的进步和文明。他们相逢然而却错过了接轨的机会。二者中的任何一种文明都没有权力取代另外的一种。　　英国人使团遭当头一棒便终结使命。代表团成员回国后所写的报道在欧洲迅速传开，它们实际上是向昔日欧洲推崇中国情结泼了一盆冷水。就中国方面而言，坐失了与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欧洲接轨的最后一次机会。面对欧洲的快速发展，中国却一无所知地停滞在那里。中国停着不动就足够了，马戈尔尼的副手乔治•施涛彤评述说，“这个国家的人们以为，他们是最杰出的，认为任何改进都是多余的，要么就是鸡蛋里挑骨头”。35　　那在皇帝眼里对中国没有意义的外贸，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极大的推动着中国经济发展。茶叶、瓷器的出口创造了许多就业岗位，它还支撑了中国的白银货币政策。也许在中国人看来，外贸会削弱中国作为世界中心的影响力，因为从外贸中人们就能会想像到，中国也离不开其他民族。也正是因此，当乔治三世邀请乾隆作为始创成员加入新建起来的世界贸易行列时，乾隆马上拒绝了。也许中国有此方面的能力，也许乾隆和他的儒家大臣们已经知道，发展与欧洲的贸易肯定会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故此他们拒绝加入。英国人用战舰、大炮强迫中国向西方打开了大门，那是至少50年后的事情了，是加入作为一个置身于“不平等条约”之下、被掠夺与剥削的贸易合作者。帝国在没落中　　在乾隆宽容地拒绝英国国王提出的建立平等关系的要求时，中国在亚洲的权威正如日中天。蒙古、东突厥以及西藏等，都属于大清军事保护下的、由原统治者管理的附属国。乾隆时期的中国疆土大于以往的任何朝代，而且两倍于明朝。以其12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远远超过了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土（960万平方公里）。在这规模巨大的疆土开拓方面，乾隆自己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他通过血战征服了远在西北的蒙古后裔，并且把天山山脉以北的草原与沙漠以及南部的伊斯兰教的世外桃源统一成为中国的“新区”，即新疆。　　两千多年来，中国作为农业国一直受到北部游牧民族的威胁。游牧民族征服或者占领部分或者整个中国的事情时有发生。此刻，来自北部的威胁被彻底的消除了；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目标终于实现了，中国和亚洲内部圈终于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从深层的象征性意义上讲，这种中国与亚洲内圈的水乳交融般连接的价值就在于，这个新的王国是由满族游牧民族建立的，这个民族不仅接受了汉民族文化，而且产生了三位儒家思想的皇帝。　　新王朝的权力覆盖了近乎整个周边的亚洲国家：朝鲜、整个印度支那、不丹、尼泊尔、阿富汗、中亚的可汗国，譬如可坎德或者布卡阿、卡萨克国等，都向北京派出进贡的使团。从北部的外蒙到南部的马莱半岛，从东部的朝鲜到遥远西部的中亚地区，大清王朝的影响力辐射整个地区，在亚洲拥有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此后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王室是如此的光耀夺目！乾隆时期的艺术风格影响到欧洲，以中国化的形式渗透到洛可可艺术中。　　在英国大使马戈尔尼1793年“抵达皇宫”时，中国就有3.3亿人口，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其人口数目相当于欧洲人口总和的2.5倍，是世界人口的1/3。中国距离成为世界国民经济大国及世界手工业的中心确实还相当遥远，但是皇家的景德镇瓷器厂在17世纪80年代时已经有10万工人。家庭作坊织出的南京棉纺织品在价格和质量上要比1930年时来自英国兰卡夏的机器纺织的产品还要好。　　乍看起来，乾隆回绝英王平等交往要求时那种高高在上的盛气令人不解，但是乾隆王朝时期的中国，确实上升到了亚洲霸主的地位，尽管这是最后的一站。自宋末（1279年）以来，中国文明实质上处在停滞状态。有关在欧洲最近所发生的发展与变化，也就是不久就将对中国未来产生影响的变化，中国方面显然一无所知。中国对欧洲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一无所知；对开始的工业革命一无所知。就外部的光环而言，帝制的中国早在1793年就已经远远落后于英国。尽管它凭借武力夺得了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但是却没有发挥其对贸易应有的作用。而英国人却夺得了海上的控制权。　　第一次与英国交战，真正拉开序幕的是在1840年，即鸦片战争。然而这个王朝的内部已经开始走向没落，这一点早在乾隆末期的几十年中就显示出来了。清朝的辉煌时期已经过去，它开始走下坡路了。对于儒家史学家来说，历史的发展并非直线向前，而是如同自然万物一样，处在永恒的起和落、生与死的更迭之中。更迭的法则也适合于所有王朝。　　——一个王朝失去天赋之命也就到了这一轮的终点，一场农民起义，或者来自北部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就推翻了这个王朝。随之，新的一轮就又开始了。胜利者通过其胜利就证明，他已获得了天赋之命。战争使田园荒芜、人口减少，而新的王朝也就以此恢复到和平与秩序上，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也得以发展，人口也就随之增长。　　——这个王朝此刻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时期。尽管这仅仅是开始，而且进度很慢，但随之就加速度，然后就走下坡路。一个强大而开明的皇帝之后常常跟着一位软弱的继位者，他无力也无兴趣使自己的道德感召力普照臣民。政府管理的质量下降，腐败之风俱增。与此同时，国民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人均农业收成下降，贫穷和饥荒四处蔓延。而国家就陷入更加巨大的经济困境之中，只能设法通过增加税收来摆脱困境。对农民的剥削加剧，贪官污吏更使小民们雪上加霜。农民的生活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他们弃家出逃，被逼上梁山。自然灾害，如旱灾或者黄河泛滥，就将冲毁原本缺乏维护的坝堤，这就给小民们以这样的意识，当朝的统治者失去了天赋之命。　　——此刻，那些一直处于地下的宗教反抗力量就获得了信号。他们的使命就是唤起民众的信任并鼓励他们为了特定的信念去斗争，这个信念就是：经过艰苦卓绝的最后斗争，一个公平的新时代就会来临。那些占山为王的叛民们听从号召组建成军队，并且追随那声称获得天赋之命的旗手。那些腐败、缺乏训练而又懦弱的官兵面对农民起义军节节败退。部分农村的绅士们也归属到赢者旗下。于是原王朝被推翻，起义军首领建立起一个新王朝，获得了政权，之后，他就成为了一个儒家君主。这个王朝揭开了新的一页。　　按照这种改朝换代理论的说法，在一个朝代的没落过程中，有三种变化在相互发生作用：王朝德行能力在衰退；人口在巨增，加剧了农民的贫困程度，使他们难以维持生活；外部的入侵，而且与王朝内部相呼应。这个说法完全适合于清朝的没落史。　　清朝内部的没落当开始于1775年。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一年的乾隆，一位65岁而且感到力不从心的老人。他偏爱一位25岁的满族出身的宫廷卫士。这位名为和绅的满族年轻人因此一举成名，一年内上升为皇帝的内务府总管，随之又负责财政和人事的监管。这就是前面所提及的马戈尔尼与那位傲慢自大的官员。在当时的满清王朝中，和绅可谓大权在握，为了他那填不满的私欲，肆无忌惮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和皇帝的信任。在乾隆死后的1799年，当他被新登基的嘉庆皇帝处死时，他所收敛的家财达到八亿余两白银（约十五亿美金），相当于清朝过去20年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像和绅这样一个在大清遍布爪牙、权位显赫的人，还向其他官吏索要贵重“礼物”，于是中央政府官员便向各省索要“礼物”，省级的又向区、县的要，逐级而下。可见腐败之风已经席卷朝野上下到何种程度。随之对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商人的盘剥也越来越重。　　在这层层盘剥下，那原本由于人口膨胀而引起的农民贫困化犹如雪上加霜。从1700年到1800年，大清的人口从1.38亿上升到3.42亿，到1850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清朝总人口已达到4.12亿。36此刻中国的人口与150年前相比，整整增加了三倍，可是农业耕种面积仅增加了50%。多亏引进了美洲的土豆，它可以在贫瘠的田梗地边种植。尽管产量提高了许多，可很难继续增加。也就是说，农产量的增长无法与人口的增长幅度保持同步，人均农产品数量下降，而此时，政府通过那些贪得无厌的官吏们以恶劣残暴的手段想方设法不断对农民敲诈勒索。绝望的农民们纷纷逃离田园，结伴去作了强盗。在皇家道德蜕化、各级官吏腐化堕落的环境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上天已收回了赋予清王朝的天命。地下的反清教派便浮出水面，组织发动小民们反抗。　　第一个举起大规模反抗火炬的就是“白莲教”，是一个把道教、佛教以及魔术混合在一起的迷信教派。该教派在推翻蒙古人执政的元朝时曾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朱元璋这位获胜的农民起义领袖、明朝开国皇帝，就属于白莲教成员，而他在登基之后即刻下令取缔该教。可是该教此时重新浮出水面，并且宣称佛祖预示，一个新的公正的王朝将要出现。1796年，起义爆发。起因是抗议地方小官吏强行征税，起义犹如一把烈火，迅速在整个中国燃烧起来。直到1804年，起义9年后，才被嘉庆皇帝镇压。　　嘉庆继承了其父的王朝，一个表面光耀夺目，而内部却已在衰落的王朝。国内人口在继续增长，农民生活日益贫困；凭借诛杀和绅并不能扭转腐败之风，而平息白莲教之乱耗资白银两亿两，也就是五年的国库总收入。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迫使政府增加农民税收。与此同时，政府还不断地出售官爵，而这些新官们则通过在其管辖区巧取豪夺来弥补买官时所付出的银两。清朝的没落日趋加剧，垮台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出现了一个世界史上从未有过的分崩离析：这个世界上最大、最进步的王朝在短短的数百年中变成了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鸦片战争（1839～1842）　　儒家的历史学家把19世纪中国戏剧性的倒塌归之于西方以及日本帝国主义。而从1775到1839的50余年中，中国的衰落主要是内部原因所致：人口大爆炸以及由此所引起的贫困化；管理的落后，要知道，官员的数量保持在原有的基础上，而人口数量却成倍增长；最后，引发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那日渐扩大的腐败。1839年，与英国的鸦片战争，使得一场外部的巨大冲击波终于同内部的没落相汇合。内部的没落因素（内乱）与外部入侵（外患）祸不单行，古老中国的经验学说得到了新的证明。　　自当年马戈尔尼的使团访华时，英国人就已经找到了一条消除贸易逆差的途径：贩运鸦片。尽管中国从1800年起就禁止鸦片，但这并不碍英国人的事。他们在孟加拉湾种植罂粟提取鸦片，然后从加尔各达用船运往广州海域，随后经过他们的秘密网络偷运到中国各地。美国人从一开始就介入了贩运鸦片，也像奇迹般发家的英国贾尔迪－马瑟宋贸易公司一样，美国的阿斯特商贸王朝也是以贩运鸦片而起家的。在1800到1810年间，英国销往中国的鸦片达4500箱，每年约140磅。而在随后的20年代、30年代中，贩运的数量急剧增加。仅仅在1838年末到1839年初的这个贸易旺季，英国人贩运到中国的鸦片就超过40万箱，也就是560万磅。英国的对华贸易更多的是以贩运鸦片为主。东印度公司，这家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组织，它的赢利主要来自于此，对于英国财政部长来说，国家财政收入的1/10来自于这一方面的关税。　　英国的鸦片残害着中国国民并且削弱了中国军队。在城里到处都可以看见萎靡不振的瘾君子。鸦片的贩运同时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到1826年止，估计约五亿西班牙银元（当时的世界货币）流入清王朝，它促进着经济的发展。然而从1827年起，中国贸易转向了持续的负增长，巨额的银子流出中国。据估计，仅在1827到1849的这20年中，中国纯白银外流数额，就相当于其过去150年流入额的一半。中国硬货币的流通开始萎缩，到3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处于银根紧缩、发展停滞的状况。　　不断增长的银币短缺还带来另外一个影响：中国当时流通铜币与银币。19世纪初铜钱与银币的兑换率为1000比1。可是随着白银的外流，兑换率不断上升，1850年时一个银币竟然要用2230个铜钱来兑换。37这对于农民是相当残酷的，因为他们所收到的通常是铜钱，而交税却要用银元。英国贩运鸦片不仅残害着中国人民的健康，而且鸦片带来的这种剧烈的经济风暴也加速了中国内政的不稳定。　　1838年皇帝“终于”决定，对鸦片贩运采取措施。他派遣年轻精干的官员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林先以强硬的手段对付中国烟贩，而且收获卓著。他也想方设法从根源上杜绝烟贩的货源，也就是对英国鸦片商人采取行动。他强制他们交出货舱中所囤积的鸦片，这些共计1400桶，价值900万美金，被全部销毁，同时要求英国商人书面保证，以后不再从事任何鸦片贩运活动。　　伦敦把此举看作为对他们的宣战。在武力上，尤其在军舰和所配备的火炮能力上，软弱的中国与英国不是同一个等级。1842年中国政府投降并且签署了《南京条约》。该条约的要点如下：　　——中国对外国领事、商人和神职人员开放五个港口城市：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以及上海。外国租界区属于特殊地区，不受中国法律管制。　　——中国把香港割让给英国。　　——中国支付战争赔款2.01亿两白银。　　——中国撤销原来的贸易专卖行。　　——中国对进口像对出口一样实行“公平而稳定”的关税；今后的进口关税固定为商品价值的5%。　　鸦片贸易尽管尚未合法化，但是有一点已经清楚，那就是：中国政府将不再对贩运鸦片采取任何抵制措施了。直到19世纪70年代，鸦片仍然是绝大部分西方商人对中国贸易的主要货物。早在1858年，清朝政府就放弃禁烟。自此，鸦片也开始在中国大量生产。1879年鸦片进口以5000桶的数量而达到最高峰，这个数量近乎于1839年的一倍。据估计，到19世纪末，1/10的中国人吸食鸦片，而且5%的人是瘾君子。鸦片实质上加剧了中国在19世纪的贫困化。　　《南京条约》是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确定了一个为欧洲所指挥的、新的外贸体系的基础，并由此解除了中国的进贡体制，那就是：“租赁港”。所有欧洲列强以及美国、俄国，还有后来介入的日本都加入了这个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列强彼此设防，以免某个强国单独在中国建立殖民地，为此他们还达成了一个“互惠条约”，按此规定，只要中国给予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某种权利，那么其余的国家就自动获得此权利。　　到清末有80个租赁港，而所有租赁港的租借方式都相同。在城墙围起来的“中国城”外，沿着河流的是外国人区，领事馆的上空飘扬着陌生的国旗。外国人区有自己的酒吧、教堂、运动场。商业活动的中心是“联盟区”以及宽敞的港口大街。大街上是一座座用石头结构建筑的大商号分店和银行。大街上人来人往、终日熙熙攘攘：拉着沉重车子的苦力们；匆匆赶赴业务会谈的外企老板和那些中国白领们；身着专门服装的神职人员，还有那悠闲浪当的水兵。租界归领事馆领导；租界前面的河中，停泊着一只炮艇，它保护着这块儿租界。　　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上海开始由一个不大的农业城市向世界中心城市转化。上海位于扬子江的入海口，拥有独一无二的优势。由此出发，可以把进口的货物沿着扬子江一直运送到中国内陆。同时也能把要出口的货物运往海上。上海变成了中国经济的中心地区，即整个扬子江流域的港口。早在1853年，上海的贸易额就超过了广州。　　随着发展，上海逐渐变成了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不同于其他租借港的是，上海的外国租界划分成了一个“国际租界”和一个“法国租界”。在这个为英国人所领导的国际租界上，住着的是法国人以外的其他外国人，当然法国人毫无疑义也可以住在国际租界。在上海的外国人数量不断增加，到1930年时，几乎达到10万人。上海成了中国土地上居住外国人最多的城市。　　所有的外国租界都有公园，而中国人却被禁止入内。在上海港口大街北部的黄浦公园入口处，立着一个牌子，这里不仅禁止狗和自行车入内，而且也禁止中国人入内。这个牌子上的字深深的刻印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华人与狗禁止入内”。如果您真的想理解今天的中国，那么您就必须完全了解所有这一切。外国人给予中国人所带来的贫穷、羞辱以及心灵上的创伤深深地刻印在每个中国人的记忆中。太平天国革命（1851～1864）　　对西方野蛮人之战的屈辱失败，极大地动摇了皇帝在中国官吏、军队以及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对外国人的仇恨与长期潜藏于心中的对异族统治的清朝的仇恨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这样一种观点，满人为了自身利益而向野蛮人妥协，从而把沉重代价转嫁给汉人。在此，内乱和外患交织在一起。　　在本世纪中叶，大规模的群众起义一个接着一个：1851～1864年发生在江苏、四川、安徽和湖北的太平天国革命；1850～1872年发生在贵州的苗族起义；1853～1868年发生在山东、河南的捻军起义；1855～1874年发生在陕西、甘肃以及云南的穆斯林起义。此外还有无数地区性的不同教派的起义。到60年代初，清王朝的许多地区完全在起义者的控制之下。按照改朝换代的理论，清朝或许早就该被推翻，但是西方的入侵改变了这种改朝换代的循环。清朝的统治又继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1911年，才最终自己埋葬了自己。　　影响最大的起义是太平革命，它覆盖了扬子江中下游的中国经济核心区。在长达15年的厮杀中，2000万人丧生，太平革命以此而成为19世纪最大的战争和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国内战争。　　在中国农民起义史上，太平革命的特殊之处还在于这第二点：这是一场基督教的起义，它的追随者信奉一种汉化了的基督教。他们并非是为了建立一个儒家的帝制王国而去推翻清朝，而是要摧毁儒家的帝制以及绅士制度，以便形成一个人人平等、兄弟般友爱的基督教王国，故此太平起义成为中国自第一位皇帝以来两千年历史中一次最大的社会革命。　　这场革命的宗教领袖是洪秀全（1814～1864），一位科举落榜生。他出生于广东一个小户农民家庭，属于客家籍。他的双亲尽管生活艰辛，但是仍然设法为这位高智商的儿子创造学习机会。1837年，当洪秀全第三次在广州的生员考试中名落孙山时，他的精神全跨了，不得不被人送回家中。他絮絮叨叨向双亲诉说自己的无能，而且晕倒后40余天神智昏迷。在幻觉中，他梦到自己升上天，并被领到一位坐在御座上的金须白发老翁面前。老翁交给他一根龙杖和一把宝剑，要他根绝地球上的恶魔，把这个世界引上正道。当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后，他的性格发生了变化。他觉得自己心灵透彻、充满力量，而且身负重任；他的双亲和亲戚们一直耽心他的精神创伤尚未痊愈。1843年当他第四次科举考试榜上无名时，他不再抱怨自己，而是斥责清朝的制度埋没了自己的才能。　　洪秀全从一名基督教传教士那里所得到的一本《劝世良言》，这是他数年前在广州得到的，但当时把它放在了一边。正是这本书改变了他的命运。这本以中文表述的册子，谈到世界末日的到来、谈到复国救主的弥赛亚、谈到天国。洪秀全感到恍然大悟，书中所讲的是他梦中所见。这位金胡须的人就是耶和华，老翁把他唤作耶稣的弟弟，要他把清朝和儒家以及佛教、道教的恶魔们彻底清除，并且在地球上建立起上帝的王国。人们在这个王国中将进入“太平”的时代。　　洪秀全开始了传教的使命，并且在广西东部紫藤山的客家族内建立了“拜上帝会”。拜上帝会很快地就越出了本地区的客家族而不断传播，到40年代末，教徒达到一万余人。随着教徒的增多以及官府、绅士民团等的不断追踪，他们在紫藤山一带居住成了问题，故此洪秀全与其他领导人商议，放弃广西根据地。拜上帝会形成了一支组织严密的军队，1850年他们点燃了自己的房屋，毁掉了身后的桥梁，然后带着妇女、孩子向东北转移，进入扬子江的富饶地区。就像摩西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一样，洪秀全领导着拜上帝会的教徒走出山区，以便夺取上帝所赐予的土地。　　在第一次打败了政府军的战斗之后，拜上帝会于1851年1月11日，即洪秀全的38岁生日那天宣告建立“太平天国”，并尊洪秀全为“天王”。拜上帝会开始了一场公开的革命运动，它要推翻清朝的统治，建立一个太平的中国式基督教王国。按中国传统受到男人歧视的妇女获得平等，裹脚被绝对禁止。与其他民族相比，太平天国放弃了汉人中心主义，追求基督教的所有民族平等的信念，但是同时又坚持中国的民族权利，也类似于清朝政府，绝不把它出让给外国。　　在进军扬子江的途中，许多虔诚的农民、烧炭工、纤夫以及其他教派的信徒纷纷加入拜上帝会。围截太平军的清政府军队十分涣散，根本不是军纪严明、充满自信的太平军的对手。1852年太平军攻陷扬子江边的湖北重镇武汉，到此时，其追随者已经达到50万人。在讨论继续北上，而攻陷北京，还是南下拿下扬子江边的富饶城市南京时，太平革命的领袖们最终决定进军南京，实际上是这个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清王朝。1853年，太平军攻陷南京，把它更名为“天国的京都”，即天京。　　至此，太平军已经发展为200万人的规模，而且这支冲击力锐利的军队变成了天王的附属军。天王和他的诸位亲王们住在豪华的宫殿中，沉醉于妻妾成群、纸醉金迷的生活中，但是对于太平军的普通人却实行严格的道德禁忌。1856年发生了内讧，几位亲王以及他们的数千名亲信为之丧生。洪秀全逐渐的难以控制住局面了。基于坚强信念而由普通人所组成的、能征善战的太平军已成为过去。这种局面又持续了8年，太平军才被镇压。　　可是打败太平军的并非政府军，而是地方部队，是一支由儒家出身的总督在地方绅士帮助下、按照新方式组建起来的军队。其最高指挥就是湘军那位鸿儒官吏曾国藩。皇帝最终把统领全部抗击太平革命的武装权力交给了他。　　太平革命失败那最明显的原因就在于：如果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那么太平起义或许应该显示出其轰轰烈烈的声势；或许应该联络地方绅士帮助起义军将领去管理地方；或许应该继续北上，直到推翻显然失去了天赋之命的清王朝。可是，它并非传统的农民起义，而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且是受陌生宗教所引导的。它要摧毁儒家的社会秩序并取缔绅士。绅士以及源于绅士阵营的儒家官吏们因此成了清朝的后盾，因为清朝虽然不是汉人的政权，但却是儒家的。这些绅士们通过协调民团和地方武装，组成了一支抗击太平军的新力量。太平军只占领了城市，而农村几乎全在绅士们的手中。儒家学说再一次显示了道德在保卫国家政权方面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儒家的官员变成了军事力量的构成分子，他们不遗余力地拯救这个儒家帝制的国家。　　绅士们也从外部、即从西方列强获得帮助。尽管洪秀全信奉外来的基督教，而且所提供的是唯一的一次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机会，但是他的基督教方式充满了仇恨的使命。洪秀全似乎并非以诚意而接受外来宗教，而是对其提出了自己的中国式要求。作为耶稣的天弟，他把自己说成为上帝的代言人，这是何等的亵渎神明！他既非教皇，也非《圣经》，可是他却去规定信仰的教条。正是基于类似的原因，西方的商人以及他们的政府拒绝了洪秀全。尽管不同于儒家皇帝的是，洪秀全承认各民族的平等，而且显然想在中国实施各民族的平等，可是对于西方列强来说，一个软弱的、纸面上万能的清朝显得更加好驾驭，故此他们决定支持清朝政府。英、法和美国人用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那位中国总督的地方部队，帮助他训练士兵并且给“长胜军”派遣军官，甚至还组建欧、美和中国的联合志愿军。　　1864年，曾国藩的湘军攻陷了南京，并且在一场残酷的屠杀中把太平军杀得一个男人也不留。借助于现代的武器装备，这些地方军横扫起义军，到70年代初，他们平息了中国各地的起义。奇迹出现了，大清重新恢复了对整个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又被保持了下来。希望还没有破灭，而改朝换代的轮回学说遇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例外，清王朝又重新爬起来。可是，这只是表面的现象。这个王朝没有来得及喘息，还没有顾得上弄明白眼前所发生的事情，新的，更大的灾难即已降临。“瓜分”（1856～1899）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　　与太平军的战火尚未熄灭，英国人与法国人联盟，又发动了所谓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12月，英法联军的炮艇攻陷广州，随之沿海岸北上，抵达距离北京百公里的天津，强占了大沽要塞和这座城池。1858年的《天津和约》扩大了1848年《南京条约》的内容，对中国行使主权方面设置了限制。中国还得再开放10个租赁港口，其中包括内河港口如扬子江边的南京以及杭州；传教士们获得了在中国各地传教的权利。　　清政府最关键的让步是允许在北京设立外国使馆。此举重创了皇帝作为万能主宰的重要权力。故此，皇帝对和约中的这一部分犹豫不决。随之，英法联军于1860年开进北京，迫使皇帝逃往热河，联军抢劫并烧毁了乾隆当年精心修建的圆明园。这片废墟至今仍然作为中国耻辱的记忆活活地保存在那里，在废墟上，到处都立有这样的牌子，上面写着：“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2000年5月，在火烧圆明园140年后，国际上曾引发了一次热点新闻，那就是英国的索斯比拍卖行以目中无人之态公然把四件当年从圆明园盗来的艺术品在香港当着中国人的面进行拍卖，它们是：三件铜器和一个景泰兰花瓶。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抗议，并且最终以百万元的价格把它们买到了手。　　1860年，咸丰皇帝在逃往热河前把他的弟弟恭亲王留在北京，并且委托他与英法联军进行和谈。在恭亲王看来，这些赢者尽管占领了北京，但是似乎并非想统治中国，而只是要求中国为他们的贸易敞开门户，并且想在北京设立外交使馆，他故此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认真与英法合作。他的想法是，赢得一个长期的和平，以便借助于西方的帮助，使中国的武装力量强大起来。他对于西方当然还寄予这样的希望，即帮助清政府扑灭太平革命，对此，西方人并没有让他失望。　　慈禧后宫专权　　1861年8月，咸丰在热河去世。他那作为继位人的儿子只有6岁。在恭亲王的支持下，这位小皇帝的母亲，也就是皇帝的一个嫔妃，开始垂帘听政。此后，作为后宫的慈禧，总是把儿皇帝扶上宝座，在近半个世纪中，中国就经历着这样的政权，清朝所展示的就是这样的形象。　　俄国从北部入侵　　在1860年与英法签署了和平条约之后，除了小规模的起义以外，社会开始出现了安静和合作的局面，但是北部出现了第三个帝国主义强国俄国。西伯利亚的州长穆拉维约夫早在50年代时就占领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并把它划归到俄国东西伯利亚的83万平方公里国土中。在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中，中国除了承认俄国所圈领土外，别无选择。由此，中国失去了环绕满洲的整个太平洋沿岸港口，俄国人在那里修建了最大的港口城市海参崴，意即“占据东方的女王”。1871年，俄国人又在西北占领了富饶而有富有战略意义的伊犁山谷，而它是进入新疆的咽喉。在后来的和谈中，中国尽管最终收回了伊犁山谷，但是这已经清楚表明，在面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威胁之际，北部又冒出了一个虎视眈眈的列强。　　东部的日本：第四个帝国主义列强　　到第四个扩张的列强，即日本由东部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也就短短数年的时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南京和约》签署11年后，即1853年，美国人佩里统领下的黑船队在大炮的威慑下，强行进入野多海湾（东京），强迫日本向西方打开贸易大门。这是国耻之日，它永远清醒的刻印在日本民族的记忆中，而且至今依然是振奋日本外贸出口的强心剂。但是，当时的日本人对这种挑战的应对方式完全不同于中国人。对这个耻辱条约的愤怒浪潮席卷整个日本，整个日本民族以明治维新（1868）为基点，倾注全力于工业化和现代化，志在使日本强大起来。　　到1879年，明治维新刚刚11年，日本就感到有力量去兼并清王朝的一个附属国，以便把琉球群岛、台湾和日本南部的九州岛连接起来。琉球群岛的国王自明朝初期就是中国万能皇帝的附臣，定期向北京进贡。而事实上，这个岛上王国早从17世纪初叶就受到位于九州南端的封建贵族的控制，中国人并没有注意到这种双重的附属关系。而此刻，日本觉得再没有必要俯首听命于中国了。　　以汉人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终结　　数百年来，中国都在附属国家簇拥下，而现在一个一个的附属国却被抢走。俄国向中亚扩张，并且把以前中国人的附属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关系重大的是中国于1879年失去了琉球群岛，这可是归顺中国有500余年的附属国。到了八九十年代，核心附属国，像安南（越南北部）、缅甸，最后是朝鲜，都一个接一个地由汉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被分割出去了。　　围绕着安南，中国于1884年与法国发生了战事。法国人向中国舰队以及福建最大的船坞开炮。迫使中国在和平条约上签字，而法国人也就把越南变成了自己的领地。英国人以法国人为例，也于1886年把缅甸划归到英属印度殖民地的版图中。在1895年的对日战争中，中国失却了朝鲜，也就是自己最重要的一个附属国。　　1895年对日战争失败　　在围绕朝鲜而进行的对日战争中，中国的统治者所受的经历与中国舰队的灾难性覆灭并无两样。中日和约强加给中国的条件更加苛刻：承认朝鲜独立，从而事实上让日本占领了朝鲜，并且于1910年把它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同时，中国还得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支付高额的战争赔款。开放更多的内陆港口，而且日本人享有在租赁港开设工厂的特权。仅开设工厂这一条所带来的让步就相当可怕，因为按照最惠国待遇，其他所有列强也都有权这么做，从而就使得未来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更加举步维艰。在和约中，日本还要企图占领辽东半岛，但是俄、法、德三国的共同介入迫使日本放弃了此要求。　　对日战争的失败使大清国脸面尽失，因为日本是大清多年的附属国，而且日本文化的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学来的。从此，大清国的末日开始了。　　瓜分中国（1896～1898）　　对日战争的失败把大清国的软弱无能暴露无遗，从而也引发了一场列强瓜分中国的热潮。他们“就像切西瓜一样”，把中国分成自己的租界地、影响区和殖民基地，这些所谓的“租界”情况如下：　　——俄国在1896到1898年之间租赁了辽东半岛南端的两个战略港口：旅顺港和大连港。还要确保其横贯满洲、直到海参崴的1500公里的铁路运输权，并要修建一条从满洲中部南下直达大连的铁路线。　　——德国在1897年借两位传教士被杀之由，要求建立海军舰队基地，并以此占领了山东海岸的胶州湾和海滨城市青岛。同时企图把整个山东半岛变成德国的势力范围。　　——英国在1889年把位于山东半岛之端的威海租赁为舰队基地，从而与俄国的大连基地形成对鼎之势。同时，借助于租赁“新区域”英国扩大了香港租借地，并进而获得了北京到杭州铁路的修筑权。　　——法国于同年租赁了广州港并且设立了租界地，使印度支那铁路延伸进广西和云南；索取了沿途的矿山开采权。　　从西南的境外、南部一直北上到满洲的海港，中国所有的海岸港口全部为帝国主义列强所瓜分。这些所谓的开放型租赁港口以其实质上的租界形式由海滨经扬子江向上，一直延续到西部诸河流的入江口，甚至中国心脏深处的内河，列强所到之处，一个个省份都变成了他们的势力区。外国资本控制着所有的现代经济命脉：银行、海运、铁路、矿山。在航运业中，外国海运公司不仅控制了远程海运，也控制了近海运输以及扬子江运输的绝大部分。1907年，矿山冶炼的100%、铁路的93%、船运的84%为外国资本所控制。38中国甚至连关税的控制权都失掉了。只允许中国对进口商品收取不超过产品价值5%的关税，从而使得中国根本无法保护新生的民族企业。　　义和团起义　　对外国人的仇恨在迅速增长、蔓延。义和团起义于1900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北部爆发。由于清政府在某些情况下诱导义和团义军去攻击帝国主义列强，从而使参加的群众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外国人。39一位中国观察家讲述了1900年6月义和团起义者冲进北京时的情景，尽管他在此不乏理想主义的色彩：“在最后的一天，万余名义和团由四面八方进入北京。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简单的农民，既没有领导者，也没有武器。他们自己承担途中的费用，而且自带小米和玉米。他们不为名、不为利的去战斗，他们不怕牺牲并且随时准备在拼杀中献出生命。他们同仇敌忾汇集在这里，万众一心要消灭外国人、清除基督教，但决不想伤害普通人。可以看出，他们是在为正义而战斗。”40　　义和团又称义和拳，义和拳与我们常说的拳击和拳击手没有多大关系。中文“拳”的含义是拼搏性体育运动，我们在武打电影中对此已经不陌生了。就其原意而言，这些拳手们在村的基础上构成协会，经常在村子的“武术场”一起训练拳脚和气功，以便增强自卫和进攻的能力。　　义和团仇恨基督教的传教士和中国的基督教团体。在两次鸦片战争时期所签署的那些“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中，外国传教士有权在中国四处走动、传教。他们在中国组建了基督教团体，并把它们置于清政府的保护下，而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使团在北京监督中国政府，使其保证对这些基督教团体的保护。大清的各级政府、官员，从县衙门到州府衙门，都战战兢兢，唯恐给传教士们以进京抱怨之机，那就有可能毁了自己的前程。传教士们借助于自己的特殊身份也经常出格，在他们的教区扮演第二行政长官的角色。有的甚至像清朝官员那样带着表示品级的花翎，让人用轿抬着，招摇过市。　　引起普通老百姓憎恨的原因，主要在于传教士们说服人们皈依基督教的方式方法。那就是，他们以许诺人们在犯罪情况下不受惩罚、在地方争斗或者冲突时给予支持，以此赢得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这种许诺无疑刺激了人们加入基督教团体。有一次，数千名白莲教的教徒一起要求接受天主教洗礼，以便逃脱清政府的追捕。批评传教士们在基督教的旗帜下纠集了一些土匪和流氓，这也不无道理。　　基督教教徒在自己居住的村庄、城镇发展成了享有特殊待遇的群体，长此以往就难免引起对立，而其他人为自卫就组建对立群体，从而这在各省迅速蔓延。这样的群体自90年代中期就在山东省的西部地区，一个极为贫困的地区出现。这些团体最早攻击传教士和中国基督教团体是在1896年。1897年11月份，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意志帝国以占领胶州半岛作为对此的反应，从而更加激发了这种仇恨。从1898年开始，义和团运动最终发展成了一场驱赶外国传教士和他们的基督教团体的反抗运动。义和团在他们的旗帜上写着这样的口号：“扶清灭洋！”北京政府犹豫不决，究竟是否要对这个新的群体、运动采取镇压，故而保持静观。义和团运动因此而迅速地发展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　　1899年底到1900年初，义和团就像决堤的浪潮，冲出山东省界，淹没了整个中国北部。到1900年5月，反对洋人和基督教团体的群众战争进入了高潮。义和团烧毁教堂、砸毁火车站、杀死中国教友和外国传教士。6月，发疯般的群众占领了天津、北京。他们相信，只要以萨满教的方法、让神灵罩身，就会刀枪不入。6月11日，象征性阻击义和团的清军在北京打死了日本使团的一名书记官。6月13日，义和团烧毁了北京南主教堂，并且杀死了数百名教友。6月17日，一名中国士兵射杀了前往清政府总理府各国事务衙门的德国驻华公使冯•凯特勒（中文名字克林德）。6月21日，慈禧太后和她的王室向帝国主义列强宣战。清军和义和团包围了使馆区，而指挥官显然注意到，此举并非真的要占领使馆。此时此刻，义和团在中国北部继续扩大对基督教教友的攻击。总计200余名外国人和数千名中国教友丧生。　　帝国主义列强组织了一支国际联军。1900年8月14日，国际联军占领了北京，解除了近两个月的对使馆区的包围。慈禧乔装成一名村妇仓皇逃往远在西部的西安。这些“文明的世界”在北京大肆报复。他们把北京洗劫一空，而那些传教士们也参加了洗劫活动，他们还残忍的捕杀义和团成员。美军指挥官这样写道：“可以肯定地说，每杀死一名真正的义和团成员，至少还有50名普通的农民和人力车夫被误杀，其中不乏妇女和儿童。”41　　联军总司令是德国“远征军”的指挥官阿勒夫德•冯•瓦德西伯爵。威廉二世在远征军出发前在布莱梅港口作为动员令时曾引述了一位著名的匈奴人的说法：“一千年前匈奴人在国王率领下赢得远征军称号，此称号至今依然鼓舞人心，德国的远征军称号也要在中国响彻四方，要让中国人再也不敢轻视任何一个德国人。”　　作为胜利者的列强们表示，不把中国分割成不同的殖民地，因为他们担心殖民地的瓜分会导致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火拼。他们彼此商定，要让中国实施“门户开放政策”，正像后来孙中山所讲的那样，中国从此处在一个连“殖民地还不如”的地位，因为它不是受一个列强的控制，而是被所有列强共同所控制。清朝政府可以保留，因为留下一个软弱而缺乏独立性的北京政府更适合于列强的利益。在《辛丑条约》中，八国向中国提出了实现和平的条件：6名支持义和团的清朝高级官员被判处死刑；大沽炮台以及其他的要塞全部毁除；列强驻军驻扎在使团区的周围，并且在天津和北京之间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必须为这场战争赔偿白银4.5亿两。如同以往的战争赔款一样，中国必须为此向外国申请贷款。每年的本息使大清得拿出当时每年全国税收的50%。　　儒家的帝制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皇帝个人尊严的基础上。可是19世纪所发生的事情使得清朝接二连三的丢失颜面。在19世纪末的10年中，这种耻辱达到了极点：1895年，与中国人一直所瞧不起的日本“倭寇”之战失败；中国被瓜分成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区；尤其是最后的那场灭顶之灾：义和团起义以及八国列强的义和团备忘录。这是要慈禧太后和她的王室承担主要责任的。清朝再也没有力量去保护中国的尊严和主权。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天赋清朝之命显然被收回了。　　到这座腐朽的大厦整个坍塌，时间还持续了10年。可是当真正的终结到来的时候，它却不仅仅是清朝的终结，也是两千多年古老的儒家帝制的终结。　　就像自清朝以来的那样，反对满人的是一些传统的秘密社团，他们主要的是由农民以及其他的贫民阶层所构成。新的、决定性的变化就在于，越来越多的绅士的后代纷纷背叛满族的清朝。尽管他们的祖父、父亲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保护儒家帝制王国，并且拯救了清朝，可是这些理应继承这一统治的后辈们，此刻却要反对清朝。除了这些农村绅士的后代以外，站在清朝政府对立面的还有那些企业家和商人后辈的新派“商人绅士”。这些新派人物属于那些留洋回来的学生，以及新军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军官，他们要学习西方，在社会生活中担负起知识分子应该担负的角色。清朝政府的这两个反对派之间也发生对抗。农村绅士的后代主张改革，更新国家机构，把儒家的帝制改成君主立宪制。而新派却主张革命，他们要推翻清朝政府，用共和取代帝制。　　起初，改革派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慈禧太后为了扼制革命派，在1901年表示支持改革。清朝在1898年就进行了改革尝试，也就是所谓的民族改革运动。这场改革由儒家弟子康有为领导，并且赢得了年轻的光绪皇帝的支持。可惜这场改革仅持续了100天，便被慈禧太后所发动的宫廷政变所扼杀，而康有为则逃亡日本。之后，这位慈禧太后又接受了原来的改革建议，并宣称这些改革都是她的设想。而这场由康有为在日本所领导的改良运动，显然与革命派之间存在着许多分歧。　　1905年，日、俄两个列强由于在满洲争夺影响势力范围爆发了战争。日本在海、陆两个战场都大获全胜，这一胜利在帝国主义历史上开始了一个转折，因为这是第一次一个亚洲民族的帝国主义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且战胜的还是一个大国。整个亚洲欢呼雀跃。在此，中国的改革派把这个胜利看作日本立宪帝制优越于俄国专制政体的一个有力证明。日本宪法把议会与政府统为一体，从而使得这个民族的人心振奋、步调一致，从而迅速发展成现代化的军事强国。在北京，慈禧太后被迫答应实施君主立宪。但是人们很快发现，慈禧太后并非真的愿交出政权，她所做的，只是想利用改革派重新把大权收回到满人的手中，并且在北京控制整个国家权力。在太平军革命时期，各省军队的指挥权隶属于各省衙门，而这些衙门的都督绝大多数是汉人。慈禧现在想把这些权力收回到北京，并且把其中的主要权力交给在北京的满族人掌握。这就给原本支持改革的中国绅士们当头一棒，使他们对在清朝统治下实施改革彻底失望，从而由改革派转入到革命派中去了。　　革命运动的真正领导人和思想家是孙中山（1866～1925），他以一位受西方思想影响的职业革命家的新形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康有为（1858～1927）是获得进士头衔的人，他所进行的改革即便是接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但本质上仍然是儒家思想。而孙中山是一个接受了西方教育的思想家，而且是一名基督教徒。孙出身于广东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但他不属于绅士阶层，故此为了获得社会的认可他必须长期奋斗。他13岁时来到夏威夷的檀香山，投奔企业经营上颇有成就的长兄。在那里，他在圣公会教堂学校念了小学，又在当地上了中学。从1887到1892年，他在香港医学院学习西医，但是他后来选择了作职业革命家，而没有去作一名医生。　　1895年10月，在联合原有的反清秘密组织的基础上，孙中山筹备第一次起义。他想控制广州，并以此为革命根据地。可惜起义计划提前泄漏，孙经香港逃亡日本。像康有为一样，他把日本作为自己反清活动的基地，并且由此周游世界，以便说服东南亚、美国以及欧洲的海外华侨团体，获得他们对革命的支持，请他们对在华组织起义予以经济帮助。　　自从赢得了1895年对清政府战争以来，日本就成了中国改革派和革命派的社会样板，因为它证明，一个亚洲民族怎样才能变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尤其是1905年对俄国的战争胜利以后，日本的声誉不断提升。日本政府也明白，借助于“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个口号，就可以把中国人的仇恨转移到西方列强身上去，并由此形成整个亚洲各民族之间的理解与团结。年轻的中国人成群结队地涌向日本去求学。1902年在日本有500名中国学生，1905年增长到8000人，1906年就增加到1.3万人。而中国的改革派和革命派都纷纷从这些中国留学生中为自己召募追随者。东京发展成了中国政府反对派的大本营。　　在20世纪初的5年中，康有为凭借着他的维新运动而置身于孙中山这位“非智者”之上，所谓“非智者”也就是没有接受过儒家系统教育的人。可是，彼此这种位置状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05年8月，孙中山在留学生中组织了革命团体“同盟会”，并被推选为会长。他所起草的同盟会纲领追求的是三大革命：　　——一场民族革命，把中国从满族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且恢复它的主权；　　——一场民主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一场社会革命，实施平均地权，同时在城市中采取措施限制崭露头角的资本主义，以避免产生一个贫困的无产阶级，也就避免发生孙中山在伦敦所看到的现象发生。　　后来，孙中山把这三点总结为“三民主义理论”。1905年思想、计划的中心就是一场民族革命。它符合中国自对日战争失败以及义和团的教训以来所形成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1906年到1911年4月之间，同盟会与其他革命团体以及反清秘密组织在中国南部至少组织了8次起义，其中6次是在广东。可惜全部失败了。1911年秋又获得了最佳机会，因为北京的清政府与渝、鄂、湘、粤的绅士和商人由于广东至杭州以及四川到杭州的铁路的国有化问题陷入僵局，这些铁路是唯一由中国人建的，而且是这些绅士们拿的钱，可是清政府却要收回。1911年10月10日，武昌（今日的武汉三镇之一）爆发了武装起义，这是同盟会领导下的起义，而且起义军接管了这座城市。清王室就像一座纸糊的房子，顷刻之间就塌陷了。短短的六周时间内，15省就宣布脱离清朝政府。除了环绕北京的几个省份外，其余部分全部为革命军所掌控。此时，孙中山还在美国。他立刻起程回国，除了在伦敦为了获得对革命军的认可而简短停留外，他风尘仆仆，一路不停，于1911年12月25日赶到上海。4天后，各省代表几乎一致选举他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提出建立中华共和国，南京为国家首都。　　北京的王室对此无能为力。1908年11月慈禧太后去世，而37岁的光绪皇帝却先她一天而去，他极有可能是被慈禧的党徒所毒杀，因为他们对慈禧死后光绪重新掌权非常害怕。新皇帝是3岁的溥仪，其父出任摄政王。他在危难之际求助于袁世凯，而袁是慈禧当政时的军队首领和颇有影响力的大臣之一。在慈禧死后，摄政王曾因袁世凯参与1898年颠覆光绪的事变而将他解除。而此刻摄政王却期待得到驻扎在北京附近的袁世凯的北洋军的帮助，以便平息南方的革命暴动。　　而袁世凯却与革命军进行商谈。孙中山和他的革命政府高级领导人，也就是那些志在避免内战，因而愿意与北洋军妥协的领导人表示，可以满足袁世凯想当总统的愿望，但是袁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强迫清朝皇帝逊位；支持建立共和。袁世凯表示，同意接受这两个条件。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帝形式上逊位。中国两千余年的古老的帝制从此寿终正寝。　　袁世凯的总统制（1912～1916）　　1912年2月14日，袁世凯从孙中山手中接过了临时大总统职务，但却马上食言，拒绝把南京作为首都，而待在他的权力基地北京。8月10日，国民议会举行选举，可是选举权却与个人所受教育的程度以及财产拥有情况相挂钩。这种选举所产生的只能是一个绅士议会，普通国民几乎无法参与这个新民主政体。孙中山的同盟会因此与其他几个团体联合组织了普通国民的党派，即国民党，而且该党在议会中获得绝对多数席位。而此刻的袁世凯就像当年背叛清朝一样，又背叛了共和。1913年7月，南方爆发了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起义，很快就被镇压。孙中山再次逃亡日本。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以参与起义的罪名取缔了国民党，并把所有国民党议员从议会赶了出去。1915年，当他试图把事实上的皇帝统治变成世袭帝制、建立新朝代时，他在军队中的许多追随者以及绅士们纷纷离他而去。在各省的压力下，袁世凯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美梦。1916年6月6日，他因急病突然去世。军阀混战时期（1916～1928）　　随着袁世凯的去世，中国陷入了混乱，一个持续十余年的“军阀混战时期”开始了。中国被那些手握军权的将领们分割成了许多势力范围，拥有自己势力范围的大大小小的将领，或者按照英文称作军阀的就有100余人。他们有的控制着一两个地区，有的控制着一个省，而势力强大的则控制着两个甚至三个省。在北京尽管还有一个国家政府，尽管外国政府也认可这个政府，可是所控制的也就仅仅在北京军阀炮火所能威慑的范围内。　　军阀混战，小到磨擦，大到大规模血战，总是不断发生。据历史学家统计，在1916到1928年间共发生140次战争。据一位把小型战争也计算在内的历史学家介绍，仅四川一省在这段时期就发生了400余次内战。除了一些大型内战涉及到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外，其余的绝大部分也只是为了扩大势力范围或者保护自己的控制区。有些军阀在自己势力范围区实施一定程度上的秩序管理，甚至进行改革，包括教育改革。而许多军阀却蹂躏民众，对百姓巧取豪夺，以补充军队的给养、维持战争，与此同时，军阀及其追随者们还中饱私囊。他们大肆掠夺农民的牲畜、粮食，而败军逃亡时更像强盗一般，所到之处鸡犬不留。中国所面临的状况与格里默斯豪森的简单主义笔法下所描述的30年战争时的德国情景相似。在军阀混战时期，总体说来，中国人生活在暴力、苛捐杂税以及洗劫的罪恶深渊之中42。　　孙中山在1912年1月1日所提出的共和根本就没有实现。像以前所有王朝覆灭所经历的一样，清朝被推翻之后中国又进入另一个充满暴力和混乱的时期。也像清朝被推翻时的情景那样，要求结束中国的分裂状态。竞争中的两党、两军（1921～1949）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20年共产支部在上海、北京以及其他城市相继建立之后，1921年7月12名代表在上海的法国租界开会，以便在莫斯科共产国际领导下把中国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出席会议的这12名代表肩负着50名党员的重托，28岁的毛泽东是代表之一。共产国际的代表给这个新党设立了一个列宁主义组织结构，党的决定大权集中于最高层的一个政治局，尤其集中在党的主席。当时在法国、德国等国也诞生了共产党支部，隶属于巴黎支部的有周恩来和邓小平。　　国民党的新组织　　1922年8月，苏联代表与孙中山取得联系，表示愿意给他提供经济和组织上的帮助。孙中山对西方列强失望，而且正面临着被广东军阀赶出广东，处于特别需要帮助的境地。他接受了莫斯科的建议，与他们合作。1923年1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按照列宁的原则重新改组了他的国民党。也像中国共产党组织中那样，决定的权力集中于一个很小的高层圈内，也就是常设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且最后由党主席控制。　　自1912年1月宣布共和以来的痛苦教训使孙中山明白，党需要一支军队。在此方面，苏联也从经济、组织和武器上予以援助。在珠江中距离广州20公里的一个岛上，孙中山于1924年5月亲自举行了黄埔军校的开学仪式，他把年仅37岁的蒋介石（1887～1975）任命为校长。蒋是1907年送往东京军事学院去培养的青年军官，也是在那时，蒋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黄埔军校不仅要把学生培养成为专业的军事人才，而同时还要给他们灌输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从而要为党培养一支富有军事和政治头脑的军官队伍。黄埔军校的学生在1925年初，也就是在反击广东军阀的进攻、保卫广东的战斗中，显示出了他们的战斗力，而且他们以此战使国民党终于控制了整个广东省。这些由黄埔军校所培养出来的优秀军官们，在后来的抢夺权力的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24年1月，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宣告党的新机构诞生，揭开了与苏联合作的新的一页。党的纲领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准，并要求进行三大革命，即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　　民族革命置于第一位。现在，在推翻了清政府以后，它又增添了两个新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打倒军阀，统一中国。而第二个目标最初这样表述为：打倒帝国主义，这完全是按照列宁的原则定义的。在党纲中，明确地把中国定义为“外国列强的殖民地”。党的任务就是，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统治下拯救出来，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所有的外国特权。　　孙中山在他的理论著作《建国大纲》（1921年）中，把民主革命的实现划分为三个阶段：军事政府时期，训导政府时期以及宪法政府时期。在第一二两个阶段，灌输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由此就可以看出，孙中山所考虑的绝非是西方式的多元制民主，而是在传统儒家框架下的一党统治，这种统治是为人民的，但绝非是通过人民来管理的统治。毋容置疑，党纲也就是这么考虑的。它把党作为高于国家和社会的先锋。而且只要涉及到民主政体的建设，所有的解释都大同小异，即“背叛民族的人，就既不可能承认民主，也不可能承认人权”。　　孙中山的第三个革命，即社会革命，作为党纲的内容，与今天的社会主义类似。　　就这样，两个在列宁主义指导下的对立的党派产生了。而形成两党根本区别的因素就在于它们各自的追随者构成：中国共产党以工人和贫苦农民为基础，而国民党则建立在农村绅士、新产生的商人绅士以及军官的基础上。从而，两党追随者的兴趣也无法调和。两党的领导们很快的就引发了生与死的战争。　　第一次国共合作（1925～1927）　　尽管如此，两党在苏联的推动下，开始在反军阀和反帝方面形成了统一战线。1920年，列宁在第三次共产国际会议上建议，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在争取民族独立方面，应该与本国的小资产阶级党派联合起来。当革命在西方世界失败之后，他觉得要从根基上铲除资本主义，首先要先铲除殖民地。共产国际代表按照列宁的策略，强迫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共产党人可以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是其共产党员身份仍然保持。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希望，共产党能渗透到国民党中去，并且最终能够控制它。共产党在1922年时，只有300名党员；1925年发展到不足1500名党员。可是国民党在1923年已经有5万党员。　　在国民党改组之后，孙中山想马上把多年来一直计划的北伐统一中国的战略付之于实施。1924年11月，他借助于北方军阀混战，尝试着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统一。他只身前往北京，可是病倒在港口城市天津，经查是肝癌。尽管他在病床上仍然进行商谈，可是统一的尝试未能成功。同年12月份，一辆特别列车把病魔缠身的他送到北京，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死后的孙中山成了传奇人物。蒋介石的共和国在南京的紫金山修建了一座宏大的陵墓，并且把孙中山尊称为“国父”。随后在台湾，蒋介石又把孙中山半神话地予以祭祀。北京的共产党政府把孙中山作为一名“革命先驱”予以纪念。台湾在实施农业改革时，面对美国的压力，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为自己的依据。在50年代，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就特别强调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　　孙中山的去世无疑也带走了一些力量，尤其是带走了凝聚国民党内部左、右两翼的力量，以及与共产党持续合作的控制力。围绕着党的领导权，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到了白炽化的程度，最后蒋介石获胜执掌了国民党。初时，由于北伐使得这种分裂不太明显。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的指挥下，从广州出发北上。这是一次极为勇敢的行动。这支由10万余人组成的队伍中，有6000多黄埔军校的学生，这支队伍要攻打的是超过100万人的北洋军阀。通过闪电式的战役，甚至可以说是浴血奋战，国民革命军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几乎占领了中国东部、南部，直到长江的整个地区。9月攻克武汉，11月占领南昌，12月夺取了福州，1927年3月又夺取了上海和南京。　　在那振奋人心的第一场战役胜利之后，联盟内部的矛盾终于爆发了。随着国民革命军越来越近的消息，上海工人通过起义控制了这个城市除租界地之外的所有地区，并且给蒋介石的部队打开了城门。3月29日，刘少奇这位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革命政府。与此同时，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也控制了其他的一些城市；在农村，共产党也在把农民组织起来。国民革命军的西路纵队，也就是占领了武汉的那支革命军，其中的一部分是由左派构成。包括迁到武汉的国民政府自身，高层领导人也属于国民党的左派与共产党人一起联合起来的。蒋介石对此比较担心，他怕共产党抢了领导权。故此他采取了闪电式的血腥武力行动。在获得西方列强默许的情况下，他在上海采取了行动，1927年4月12日，一场血腥的大屠杀使上海的共产党人和工人运动被镇压下去。在这场残酷的屠杀中，与蒋介石有着长期合作关系的上海黑社会组织“青帮”也没少出力。据共产党的统计资料，当时有五千余人丧生。上海的这场突发行动向蒋介石所执掌的所有地区发出了信号，一场镇压共产党人和工会会员的活动开始了。工人运动在这场打击下进入低潮。　　武汉国民政府发表声明，罢免蒋介石的总指挥，但蒋根本不理这一套，毅然把南京作为与之抗衡的首都。结果，武汉政府中的国民党左翼很快就动摇了。分裂已经开始，尤其是在共产党的南昌起义以后，武汉政府把共产党人从他们的权力范围内赶出去。国民党的右翼获得了胜利，蒋介石成为政治领导人。他开始了又一次北伐，1928年7月8日，他进入北京。在一片夺得政权的喜悦庆典中，蒋介石向孙中山的亡灵报告说，他统一中国的梦想得以实现。　　经过17年的无政府状态和无休止的混战，和平与一定程度上的稳定又恢复了。蒋介石政府在南京从其接受政府管理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问题。　　江西苏维埃和长征（1928～1936）　　在与国民党的联合悲惨、壮烈地结束后，共产党于1927年4月转入地下。党分成了两个联盟体：上海党的领导把北伐军中的左翼将士组织成“红军”，并借助于他们的帮助，在南部许多大城市举行起义。起义一次接一次的以失败而告终，而且每次失败后都有共产党领导人被砍头。党被鲜血染红。在1927到1937年间，估计有一百万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它的追随者们丧生。毛这位主张把重点放到农民运动上的共产党人，早在1927年3月就给中央领导写了一份有关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43他在这份报告中证明说，中国革命只有以占人口80%的农民为基础，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农民有4亿，而工人只有300万。可是，党的领导人却以毛的策略与马列主义理论不一致，而驳回了他的建议。并且强调说，农民的本质属于小市民、保守，他们只对自己那一小片土地感兴趣；他们缺乏无产阶级的本质。农民只能作为联盟的对象，而不能承担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　　毛不理会莫斯科和上海党的领导人所确定的路线，与几个共产党领导人一起依然走着自己的路，继续发动农民。1927年8月，毛按照党的指示在湖南的省府长沙领导了一次起义。带着500名起义幸存者，他们转移到位于湖南和江西省交界处的井岗山，在那里，与两个秘密农民组织一起共同建立了一个“革命根据地”。此后，南昌起义的幸存者也辗转投奔到他这里来，其中包括后来中共的著名将军朱德、陈毅和林彪。1928年7月，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1～13日）的幸存者也先后投奔毛的根据地，其中还有后来的著名将军彭德怀。　　很快，井岗山作为根据地就显得太小了，另外它也经常受到政府军的侵扰。于是毛把根据地迁往江西省的南部，把瑞金作为江西苏维埃共和国的临时中央政府驻地，并于1930年8月在现有军队的基础上，组建了“红军”。也像苏联军队一样，红军实施双层领导：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到1932年，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发展到5万平方公里的面积、450万人口。红军当时达到2.5万人，而且背后有大量的民兵作后盾。　　蒋介石对江西根据地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进攻，每次毛泽东和朱德都是以重创政府军而击退了进攻。他们把政府军引入山林深处，而游击队就在那里消灭他们。毛后来有关游击战所写的文章，属于20世纪最重要的军事论述，并且对后来世界上的游击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游击战术之所以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民支持红军的部队，而他们“在人民群众之中就像鱼儿在水中”。人民群众支持游击队，不仅不出卖他们，而且还向他们通报敌军的动态。政府军的一位高级将领抱怨说：“我们盲人瞎马的打仗，可是共产党的军队却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农民的信任是毛通过红军长期、持续不懈的守纪和帮助群众的行为，以及合时宜的土地改革赢得的。他的土地改革就是解放贫雇农、改善农民生存状况，而不是通过极端行为把富农和地主搞成十恶不赦的敌人，也避免采取影响农业生产的作法。　　1933年初，在上海的局势发展到实在待不下去的情况下，党的中央领导们也辗转投奔毛的瑞金根据地，但是他们同时采取行动，解除了非正统的毛泽东的权力。同年10月，蒋介石对江西苏维埃发动了第五次大围剿。他动用了70万兵力，而且根据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政府军这次采取了堡垒主义的新战术。他们包围了江西苏维埃区，并且修建工事，一步一步地往前推进，一点一点地缩小包围圈，同时对占领区实施纵横交错的防御策略，这就使红军陷入了无望的境地。故此，红军决定冲出包围圈。1934年10月15日，8.5万名士兵、1.5万名家属以及35名高级干部的夫人开始了长征。绝大部分的妇女和儿童，其中包括毛泽东的两个孩子，以及伤病员只得留下。红军冲出政府军的封锁线，向西撤退，随后杀向中国南部，然后回身向北，以便奔向远在北部的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　　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一路翻过高山，越渡过湍急的河流，走过漫无人烟的草地。长征队伍不断受到政府军和地方军的围追堵截。经过一年的艰辛长征，8000名筋疲力竭、面黄肌瘦的幸存者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长征成了中国革命的史诗，其意义有些像犹太教中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一样。它把“长征的将军们”浇铸成了一体，并且造就了在胜利后执掌中国的领导层。长征途中，毛泽东登上了领导的宝座，同时形成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朱德三人的保持终生的领导同盟。延安这座位于黄河之滨、中国文化摇篮的农村城市，从而成了新的红色之都和革命圣地。在长期采访毛泽东和其他的高级领导人之后，美国记者斯诺以虔诚的赞美之声记述了这次长征和延安的简朴生活。他的书以《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为题于1938年出版，深得读者所推崇。　　第二次统一战线（1937～1945）　　1935年时，蒋介石也许就已经把自己看作为胜利者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城市已经被根绝，在农村也就只有一点儿。所谓一点儿就是说，只剩下了星星之火。江西的根据地已经被铲除，残留的红军被驱赶到了北部的贫瘠山区。政府军还在准备着在短期内消灭最后的共产主义根据地，尤其是灭掉延安。　　所有这些计划却被突如其来的发展所打断。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愈演愈烈。1931到1932年间，日本占领了满洲；1934年建立帝制的所谓的“满洲国”，并且把1912年废除的清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作为傀儡扶上了皇位。日本下一步的政治目标就是，把整个中国北部拿下，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对日本的仇恨以及军民的抗日呼声达到了极点。尽管形势如此，蒋介石却还要继续他既定的方针，即先安内，也就是先消灭共产党，然后再从民族意识上组织抗日。1936年12月，他前往西安，计划与北方军就进攻延安进行商谈。可是北方军却扣留了他，逼他停止内战，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新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使得蒋介石在短时间内投入了抗日战争。　　南京政府的经济报表（1928～1937）　　借助于北伐的巨大胜利以及中国的重新统一，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也许可以转入国家的重建和现代化中去。当然，说到建设，形势对于他们来说，是相当严峻的。在国内，他们认为要结束共产党的持续反抗，而国外还要应对日本不断升级的侵略。同时，清朝末期150年来以及共和国第一年所造成的巨额债务犹如泰山压顶。由于历次战争赔款所借的外国贷款每年支付的本息一项就占国家财政的37%，军费开支还需要40%，因而对社会保障和经济建设的资金就捉襟见肘了。在此情况下，这个政府无办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管理，国家的统一只是形式上的。蒋介石也只是统一了一部分军阀，对许多军阀他们还得采取妥协、商量的办法，也就是说，承认他的中央政府那些军阀是有前提的，即他们对中央政府有很大的独立性。而政府起初真正控制的也就是江苏、浙江两省。　　农村的社会革命在犹豫不决的尝试之后就停滞了。其失败之原因就在于他能波及到南京政府大员们、农村的绅士阶层、城市的商人阶层以及军人阶层的利益，他们占有着国家的土地、山林，控制着贸易和钱庄。可是贫苦的农民却强烈要求改革。在军阀混战时期，他们备受蹂躏与剥削。清代的人口爆炸以及砍伐山林所引起的荒山面积急剧扩大，还有在河流涨水时作为蓄水处的湖泊的干涸，导致了农业的恶性循环。旱、涝灾害连年发生。　　地主们不顾农民疾苦，变本加厉地剥削。正是由于这些绅士们的家人在皇帝时代属于上层人士，故此他们在村镇担负着重要角色，他们靠地租生活，成了纯粹的寄生虫。他们不再顾及儒家的道德规范，也不理睬儒家的形象影响，而以一种新的资产阶级式的精神对农民和佃户进行穷无止境的盘剥。长江以南的情况尤为恶劣。在江南，佃户和农村短工达到60%～90%。据农会统计，佃户不仅要拿出收成的四到六成去支付地租，还得额外再拿出一部分去为地主支付农业税。在此就显示出南京政府的软弱无能，它们没有办法改变农村的这种日益恶化的状态，这就埋下了它们必然垮台的种子。每次改革的延误和失败都是在帮助毛泽东，有助于他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反对政府的农民起义。　　孙中山社会革命纲领中所设想的控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在蒋介石领导下却发展成了一副令人厌恶的讽刺漫画。政府是控制着资本家，但不是为了限制其对工人的剥削，而是为了充实他们个人的腰包。一个日益膨胀的官僚机器扼杀了企业家的自豪感，甚或走得更远：政府和军队敲榨富有的商人，对于那些不太情愿者，他们就指使青帮的杀手们实施绑架，甚至谋杀。　　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建立宪政的思想与社会革命思想的命运别无异样，因为南京政府发展成为蒋介石的一人军事独裁。孙中山“训政”阶段所设想的借助于反对派对政府施加压力、监督政府的方针被完全废除。新闻检查不仅用以对付共产党的宣传，而且更多的是用以对付民主、自由作家对政府的批评。在此状态下就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了，为什么知识分子纷纷离开国民党而转向左翼。最后，几乎没有哪一位有影响的作家不是同情共产党的。鲁迅这位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在1930年以后明确表示倾向于共产主义的立场。　　南京政府更多地把“保持稳定”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也就是通过秘密警察以及青帮铲除反对派。1934年，蒋介石发动了“新生活”运动。他试图以此重新唤起儒家的伦理道德延续两千年帝制时期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并且以它来维持现在的社会结构，规范国民的行为。正是因此，他强烈地反对“五四”运动，并绝对禁止有关它的一切活动。此刻，蒋介石所要做的就是，把一种失去了力量的伦理道德服务于自己的需要。这种“新生活”运动也包含了一些从欧洲法西斯运动传染进来的内容。他们要“使全国国民生活军事化”，并教育市民要“忍受贫苦，时刻准备着为国家而献身”。“兰衣社”这个精英组织更类似于欧洲的纳粹，他们是新生活运动的急先锋，而且宣布效忠于蒋个人。　　显而易见，作为党的使命的那场革命已经失败了。蒋介石自1932年以来只是为自己谋利益。南京政府辩解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府面对如此多的问题，也就是蒋介石从上台第一天就面临的问题，去进行一场民主和社会革命。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时也只是在一点上是对的。这种歪理也说明了，国民党上层何以在胜利后即刻腐败并抛弃了其革命使命。这位与亿万富翁之女结婚的蒋介石，尽管其个人保持一种基督教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但是他并不想对自己圈子里所蔓延的收受贿赂进行限制。从而使贿赂之风蔓延到军队、党以及整个国家管理机器之中。政府要员、政治家以及官员们从事经商活动，而企业家和商人则兼任国家官员。他们把国家和个人混合在一起，以便利用国家专权、机构、发展资金以及经济计划，充实自己的腰包。由此形成了一种体制，共产党人把它斥责为“官僚资本主义”。　　不管人们是否相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并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蒋所关心的更多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他的统治阶层范围内的利益。为了保持这个体系的“稳定”，蒋介石雇佣了两千名青帮会员作特务，有人估计青帮会员多达10万。这些人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会领袖，压制工人罢工，对那些面对敲榨不愿痛快交钱的商人实施恐怖，并且谋杀那些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南京政府的这些腐败宣告了自己的垮台。日本入侵只是加速了这个垮台的进程，但是垮台的真正原因还在于其自身。　　抗日战争（1937～1945）　　1936年底，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宣告建立，由此揭开了全面抗日的序幕。自1901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一大批日本军队长期驻扎在北京。1937年7月7日，一支日本武装部队在北京西南郊附近的芦沟桥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日方即刻由满洲以及日本本土调集大批军队，开往北京。可是，中国人这次真的决定要全力抗击。一场不宣之战开始了。　　日本的将军们计划着，以闪电战在三个月内控制中国的中心，从而迫使中国人自己坐到和谈桌上来。开始时这个如意算盘似乎还打得不错：不到7月底，人已疏散了的北京就落入日本人手中。上海的情况却不同，蒋介石派出几支经过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精英部队迎战日军，血战中的日本军围着上海苦苦打了三个多月。直到第二年，当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第一次摧毁了大英帝国在新加坡的军事要塞时，西方人才真正的明白，中国人抗击日军的顽强精神不得不令人敬佩。尽管如此，这些牺牲仍然没有换取胜利：1937年11月，上海前线失守，日军通往南京之路敞开了。蒋介石把首都迁往四川的山城重庆。12月，日军攻陷南京，一周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开始了。日军残暴地血腥横卷一条条大街，**妇女、屠杀男人、妇女和儿童，在一个广场上，为数众多的市民和士兵被成批地枪杀。仅此一地，至少有30万人被屠杀。　　当时西门子驻南京的代表，德国人约•拉勃，就救了10万余人的性命。纳粹和日本人知道，拉勃在柏林颇有影响，他便借此尽力帮助中国难民。他担任了一个国际安全区的主席，并借此在日本大屠杀的那一周使25万中国人顺利逃亡。45中国人在南京为他竖立了一个纪念碑。日军的暴行作为“南京大屠杀”而记入史册，而且至今仍然是中、日关系中难以愈合的伤口之一。　　1938年底，日本军占领了广州和武汉，控制了这里的铁路线以及经济中心。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中国人拒绝任何妥协、投降。此时的情况显示，日军在华的战线拉得过长，尤其是中国中部、西部那茫茫无际的山林、沙漠拦在他们面前。他们不得不停下来。战争终于在爆发16个月之后进入了对峙阶段。内战在持续　　统一战线的双方从一开始就开辟了两个战场：一个是抗日战场，一个是国共战场。共产党人把中国北部边境的大片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且在日本占领区建立了敌后“解放区”，也就是说，日军只是控制了其占领区的城市以及借助于铁路线上的碉堡才能触及到的地区和附近的村庄。　　中国分成了三个势力范围：被日本占领的中国；蒋介石控制下的以重庆为首都的中国以及共产党控制下的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由中国北部边境的两个地区构成：陕甘宁边区和陕北、河南和内蒙地区，以及主要是分散在中国北部的零星“解放区”。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共产党控制的18个根据地的面积达到100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一亿，红军由当年的7.2万发展到91万人，党员由当年的4万发展到120万人。　　1941年1月，蒋介石部队袭击了活动在重庆政府控制下的安徽省的共产党的“新四军”，杀死了3000余将士。这使人联想起1927年在上海对付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突然暴力行动。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由此就被埋葬了，尽管两党在公开场合回避这个问题。“延安精神”　　毛在延安开始了这个共产主义思想意识上的莫斯科保护运动。在一系列的理论著作中，他把马列主义中国化，把那指导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转化成为指导农民革命运动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概念proletariat在中文里表述为无产阶级，普通意义上包括所有“没有财产者”，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　　日本占领区的农民仇恨日军，因为他们烧杀掠夺、奸污妇女，抢走耕牛和粮食。这种民族仇恨有助于共产党人发动农民群众。在“解放区”，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从而真正赢得了农民的拥护。他们发动贫、雇农，在党的领导与红军的保护下分土地，从而实现耕者有其田。就这样，共产党人建立了一个革命的农民阵地，这个阵营不再惧怕地主，他们对民族革命毫无兴趣，但对社会革命积极性却很高。　　党的干部在敌占区独立开展工作，而且远离延安。这就很需要一个严格的党的纪律，以使党的所有干部按照这个意识形态统一开展工作。为此，毛在1942到1944年间，发动了第一次统一党的意识形态的运动。　　以其延安文化艺术讲话，毛泽东确立了未来文艺事业的原则。共产主义的中国，毛这样强调说，只允许一种服务于国家和革命的文化艺术。无论西方的观察家们是否愿意，延安都成了建立一个理想的、富有人性的中国的希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围绕着收复日军占领区和收缴武器，国、共两党之间开始了一场竞赛。在中国北部，共产党的“解放区”原本接近那些被日军所占领的城市所控制的铁路线，可是国民党借助于美国的在海空方面的帮助，迅速赶往这些北部的城市，从而在竞赛方面获得了优势。另外，日军也获得了指示，只向国民党的军队缴械。唯一例外的是满洲地区，挺进到该地区的苏军把日军的武器转交给共产党。但这也只是在开始时的情况，当苏军在1946年1月撤离时，国民党的军队也接管了这里的大城市。共产党只是按照以往的办法，把满洲的农村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且经过土地改革建立了农民基础。　　到1946年初，形成了这样的格局：中国中部、西南部以及西部那些战争时期的“和平中国”区，还有那些直到战争结束时仍然为日本占领的长江以南的中国东部地区，都落入蒋介石的手中。而中国北部以及东北部虽然在蒋介石军队的控制下，但是情况像日军占领时那样：他们只控制着大城市、铁路线，而周围的农村却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危机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城市有可能被包围，最终被迫投降。美国人意识到这一点，力图在两党之间进行调和，但是蒋介石拒绝任何妥协，因为他的军队在强大程度上至少要4倍于红军，而且有美国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他认为自己稳操胜券。　　公开的内战开始于1946年7月。开始时蒋介石的军队连连获胜。到1947年7月，共产党的“解放区”至少丢失了2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早在1947年3月，共产党的中央所在地延安就已经陷落，这是一个标志，尽管它在军事上并没有多少值得庆贺的。可随后，战争的局势却发生了逆转。在1948年10月到11月之间，共产党取得了第一次巨大的胜利：林彪在一场大规模的包围战中，消灭了满洲的国民党军队，蒋介石损失了他王牌军中的47万将士。　　与此同时，在中部，在淮河入海区，打响了淮海战役。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蒋派出了他现代化的坦克部队，但是这里却以壕沟战取代了运动战。这支以邓小平为政治委员的红军包围了政府军，切断他们的给养。当蒋家军在1949年1月打算突破包围圈时，他们发现，数十万农民在刘伯承、邓小平的领导下，挖了难以计数的坦克陷井。蒋家军投降了。在淮海战役尚未结束之际，北京和天津的政府守备部队已经宣布和平起义。　　1949年4月21日，红军轻松地跨过长江，3天后攻克南京。5月27日收复上海。1949年12月，蒋介石带着自己的残余部队从广州逃往台湾。两党统治者历时23年的抗争一锤定音。　　国民党失去了中国，但是这失败并非由于军事领导的无能，而是由于它们失去了民心。农民遗弃它们，因为南京政府尽管在国民党的党纲中许诺要进行社会革命，可面对贫困化和残酷剥削在广大农村蔓延的事实，却熟视无睹。随之，国民党也失却了自己在城市中产阶级中的积极追随者。货币贬值把小市民阶层以及下层官员弄得入不敷出、无以生存，而军队和党内的腐败又对此火上浇油。共产党成了更新中国的唯一希望。如果说市民对共产党的进城还报以观望态度的话，但是对于国民党的失败，却鲜有人掉眼泪，这一点是绝对肯定的。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到浩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69）结束，在这100年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幕令人痛心彻骨的悲剧：一个伟大而值得自豪的文化对自身产生了怀疑。在两千余年的历史中，中国人由于自己的文化而得到确认，由于中国文化而获得了优越于世界其他民族的自豪感，而中国也因此被看作人类中心的花朵。可是此刻，这个文化的精神领袖们却把它说成是一种错误的东西。中国人要把它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而去接受一种新的外来文化：强盛的西方那以自由、民主形式为基础的文化，或者就像绝大多数人最后所做的选择那样，以共产主义专政形式为基础的文化。唯有这样才能阻止中华民族的灭亡。古老中国文化的衰落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形成了“自强运动”，它包括了从1861到1895这一时期。占领北京以及火烧圆明园在中国文化的自信心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进步的儒家官员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中国必须向“西方蛮人”学习。而他们要向西方学习的，也就是西方的技术，尤其是如何营造大炮和战舰。　　二、1895年为日本“倭寇”所战败进入了第二阶段，一直延续到1912年清王朝被推翻。许多中国人迷惑不解的是：“我们怎么会这么软弱？”他们意识到，光凭现代化武器装备根本不够。它们需要相应的政治和军事制度，以便有用武之地。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村绅士们开始着手考虑政治问题。一场民族改革运动开始了。他们的精神领袖是康有为，他呼吁改革儒家的帝制，同时他的改革建议赢得了年轻的光绪皇帝的支持。可是，1898年的改革刚刚铺开，慈禧太后就罢免了光绪皇帝。等到发生了义和团那场灾难之后，改革已经太迟了。在1911年的革命中，清朝以及儒家帝制走向终结。　　三、随之的就是第三阶段（1915～1923），“五四运动”是这一阶段的高峰。面对西方的“物质文化”，康有为对儒家文化的优越性丝毫也没有产生怀疑。可是，“五四运动”却把中国软弱的原因归之于儒家的思想基础。中国人面临抉择：或者抛弃自己腐朽过时的文化，或者坐等国家和民族灭亡。中国需要一种新文化。在此时的第一个年头，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赞成接受西方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知识分子发现，这种新的强大的文化就在马列主义中，故此主张以苏联1917年的十月革命为榜样，进行共产主义革命。　　四、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中国文化的生存奋争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它包括了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这一时期。毛完成了“五四运动”的使命。“五四运动”要摧毁儒家文化的思想基础，而毛通过解放妇女、群众运动、儿子造老子的反、学生造老师的反等，彻底打碎了儒家的社会秩序。他借助于“文化大革命”不仅最终摧毁了许多古老的文物和艺术品，而且也同时摧毁了西方自由思想中已被接受的东西。　　“五四运动”曾提出一个全新的问题：在什么根基上中国文化才会有真正的破旧立新？1978年12月邓小平获得了领导权，中国向西方开放。中国又一次要向西方学习，但是这个学习也像上次，只是为了“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现代化和军事现代化。而思想和政治秩序依然丝毫不动地保持原状，尽管它现在的内容并非是中国儒家的，而是马列主义的。这同时也就带来了类似于这样的两难选择，这也是自强运动派早就提出来的问题：整体中的部分现代化究竟能否成功？再进一步就是：有选择地接受西方观念，而不让西方思想影响传统的政治禁区，这是否可行？　　早在1840到1842年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人就已经显示了他们在军事技术方面咄咄逼人的优势。一名中国观察家无可奈何地说：英国人的大炮以其远距离射程的能力，可以从安全带以外炮击中国防御工事；英国的蒸汽轮可随意进退，根本不需要考虑风向因素，想来就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那场灾难性的失败之后，北京的清朝政府中竟然没有几个人把西方武器的这种优势看作一种挑战，竟然那么自信，认为中国的道德和文化将最终获胜。　　政府官员中那些儒家出身的精英们从研究两千年中国历史中得出结论，蛮人占领中国通常也只是一种暂时现象，这些蛮人过不了多久就得拔灶走人。如果他们真的想长期待下来并持续统治中国的话，那他们就得接受中国文化的熏染，使自己儒家化。这些儒家官员们就是这样不屑一顾地看待所面临的新挑战，就是这样解释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他们认为，如同北方的游牧蛮人一样，这些“大西洋的蛮人”最终也不免是要么自己滚蛋，要么为中国文化所改变。在租界地的割让中，他们所看到的不是中国地域的损失，而认为是一种聪明的策略，以此可以把蛮人限制生活在中国南部港口城市那个犄角旮旯。　　皇帝在北京继续四平八稳地领导着他的王朝，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只有1850年太平军起义令政府不敢掉以轻心。在北京的政府中，竟然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西方武器的先进程度。也许他们中确实没有见识过这些火炮舰船，也无从就此公开报告。要知道，这类报告不免要涉及到肯定大西洋蛮人的优势，说他们超过中国人，即便是仅仅局限在某一个方面，也有可能招致背叛自家祖宗文化的罪名。　　1850年，当福建的都督出版了一本有关世界各国的书，并在书中对汉人中心的世界观以及中国文明享有绝对优势的观念提出质疑时，他马上被撤了职。可是在1861年，一支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并且一把火让乾隆修建得富丽堂皇的圆明园毁之一炬。西方列强的挑战再也无法回避了。清廷的恭亲王此时把自己的立场转变到与西方列强合作的政策上来。英、法和美国人在剿灭太平起义方面予以清政府帮助。他们供应现代武器，并且派遣一支外国志愿军支持那支由外省都督们所率领的军队。　　剿灭了太平军之后，儒家的管理体系早已病入膏肓，而且在所有的战火燃烧地区几乎都支离破碎，可是这些都督们却把精力集中到重建儒家帝制、恢复儒家道德伦理上来。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保护下的儿皇帝所命名的同治维新，由那常胜的湘军奠基人曾国藩和他的助手李鸿章推行着。这次维新尽管没有带来中国持续飞跃的发展，但是对于处在轮回圈的下滑时期的清王朝来说，终究赢得了一个30年的平静时期。　　随着儒家维新运动，中国第一次有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准备。在“以夷制夷”的口号下，中国现代化的初次尝试开始了。这个尝试是以古老的儒家观念“自强”来表述的。曾国藩和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中目睹了西方武器的威力，他们与其他的自强运动领导人一起，在西方工程师和进口机器的帮助下，在各自的管辖省内建造现代兵工厂和造船厂。曾国藩于1865年在上海建立了包括兵工厂和造船厂在内的江南制造局，它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工企业之一。他在企业中设立了一个翻译处和一所技术学校。翻译处在英国人约翰•费莱尔领导下，把百余本西文书籍翻译成了中文，其内容涉及到数学、自然科学、经济科学等方面。李鸿章于1885年建立了第一所现代军事学院，并且派遣年轻的军官、舰长到国外去学习。自70年代起，这些自强运动派一直致力于现代民用工业和运输企业的建设。出现了上海的轮船公司、武汉的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天津北部的开滦煤矿，并建起第一段铁路线（1881年），以便把煤运往港口。　　然而，所有这些现代化并非是在某种工业化的意义上进行的。完全不同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是，这并非是一种由中央政府统一指导的全国性的努力奋进，而仅仅是几个比较开明的都督以及高级官员的个人尝试。尤其是，这种工业化的尝试仅仅服务于力争军事现代化之目的。它不仅没有考虑到把儒家的国家和社会思想现代化的问题，而且相反，它要借助现代技术去维护现存的中国秩序。1889年，清末的最后一位鸿儒大臣张之洞把自强的改革策略总结为这样的形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中国的思想为核心，所谓的体，也就是生存的原则，就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儒家的生活方式、儒家的社会和国家秩序；而西学是表象，即出于实用，譬如修造蒸汽轮就很实用）。　　尽管做出了如此严格的界限，然而改革者的每一个项目无不遇到保守派的极大的阻力。1861年，恭亲王在北京为协调与列强的关系专门建立了一个机构：总理府，在里面还特设了一个翻译学校。他于1866年在一封奏折中建议皇帝，把这所翻译学校改建成翻译学院，而学生在校也应该学习数学、自然科学、经济学以及民法，他却受到了享有最高儒家权威的翰林院院长、大学士倭仁的强烈批评。倭仁证明说，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取决于其在技术方面的水平如何，而是取决于其领导人及其国民的伦理道德水平如何。他强调，如果让外国的教授们现在来教授这些学子的话，这些未来臣子的思想就可能为这些外国的思想所影响，那么他们就难以成为真正的儒家弟子。　　倭仁写道：奴才们从没有听说过，数算能让一个软弱的国家强大起来……我们唯一能够指望的是，我们的先生们能够给子民们讲清楚儒家的道理，使百姓知廉耻、守德行。现在的这些能人志士是为了将来委以重任而专门培养的，可是如果改变他们所学的科目，让蛮人去教他们，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思想与行为，而且会弃善从恶。那么世界就将走向没落，因为我们把自己的子民驱赶到蛮人那里去了。46　　我们尽管更多地把倭仁的这番话看作蒙昧主义的表现，但是倭仁显然比改革者更清楚，部分西化是行不通的。学生一旦接受了西方的自然科学思想，那么他们就势必也会用之于儒家的伦理道德，而儒家的道德也就可能被败坏。　　但是事情还不仅仅如此，不但部分西化的计划在教育领域遇到了阻碍，难以进行下去，而且就连建设强大军事力量的目标也未能实现。对日战争的失败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中国的战舰在现代化方面未必落后于日本，从设计能力上甚至还比日本的还要先进。许多观察家因此对中国感到失望。可是，在海战中，远程大炮不仅缺少炮弹，而且有的弹体中装的竟然不是火药，而是沙子。旗舰的“将军”是原来的一名骑兵将领，他把战舰成一字型列队，结果成了日本炮击的目标。自强运动的部分现代化愿望以失败而告终。　　百日维新（1898）　　对日战争的失败，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造成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类似的情况在欧洲也曾有过，那是大约一百年前的事情，正是由于拿破仑的征服政策引发了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随着民族主义的形成，一种全新的思想理念出现在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迄今为止的历史上，所涉及到的不外乎是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的问题，而今所涉及的是如何把中国和中国人作为国家和民族去拯救的问题。这新的民族精神震撼着年轻的官员将士、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层社会以及农村的绅士们，唤起了他们强烈的要求改革的呼声，这种认识与要求远比自强运动要深刻得多。那些仍然把中国文化看作为最卓越的而要全盘保留的保守派，对改革提出异议：“如果国家丢掉其过去，那么前辈们的思想观念还能保持下去吗？”　　走在这场民族运动最前面的是两位年轻的儒家子弟：康有为（1858～1927）和梁启超（1873～1929）。两位都是神童。康有为在7岁时就能用很复杂的古文风格撰写杂文，而梁启超17岁时就考取举人。在参观了香港以及上海的外国租界地之后，这些城市的现代化程度给康有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他致力于研究西学，并逐渐形成了信念：作一名中国的改革者。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发挥儒学的影响力，那么进士的头衔是必须的。故此，康有为于1895年与梁启超一起，前往北京参加殿试。当他们到达北京时，刚刚传开消息，政府要与日本签署辱国丧权的和谈协议。康、梁撰写了给皇帝的万言请愿书，并且征集了准备参加殿试的603名考生的签名。这是中国的现代史上第一次“大学生游行”。这份请愿书向皇帝呼吁，驳回和谈协议，撤离首都，继续战斗。正如所想像的那样，请愿书到不了皇帝手中，但它却铺垫了康有为成为改革领头人的道路。　　从此刻起康有为一封又一封不断上书给皇帝，而其中仅有一封到了皇帝手中，这也许是由于这封信更多的是以现实的经济问题论述了政治改革的缘故。此外，康有为和他的改革同僚们还经常为那些颇有份量的政治期刊撰写文章，对政府形成一种舆论压力。康是以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为榜样的。正是通过这场改革，日本在一代人的时期内就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强国，而且它把儒家的伦理、西方的政治机构、军事装备以及工业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一种持续稳定的帝制结构把天皇与人民统一在一起，并且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为了使自己的改革建议“完整系统化”，康有为在他的理论著述中提出了一种儒家的新观念。早在1891年，他就完成了《新学伪经考》。1897年又出版了他那有独创性的《孔子改制考》。他试图证明，孔子不仅整理编辑了许多典籍，而且自己也著书立说。康有为把过去理想化，并找到了一个珍贵的黄金时代，以赢得统治者对改革的支持。该书在儒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且像上一本书一样，为政府所禁止。　　1897年底，德国占领胶州湾，从而引起了新的危机。此时康有为终于获得了皇帝的召见。他把自己的第五封上书面呈皇帝。在这份上书中，他围绕着把中国变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作为例证，他向皇帝介绍了俄罗斯彼得大帝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改革的任何一次继续延误，只能给帝国主义列强继续入侵以机会，而且有可能灭亡清王朝。后来当他的上书不能继续上呈皇帝时，他们就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发表。这些内容传遍中国，光绪皇帝终于在1898年决定，康有为可以不经过有关衙门而直接面呈折子给他。皇帝的尊严增加了，他要借助于康有为及其改革派的帮助，成为明治（维新）皇帝第二。1898年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康、梁以及改革派的其他成员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由此开始，皇帝发布改革谕，启动改革变法，此持续了103天。　　按照诏告，他们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以撰写论现代改革的文章取代了那令所有考生不得不多年苦练的文体特别的“八股文”。提出在北京设立大学，在各省建立现代学堂，传统的东西和西方的新东西都要学习。他们还提出了许多管理改革措施，如精简机构、裁减冗员；任命进步的改革者为官；为农、工、贸的发展，设置了12个办公室并建立相应的专业学校，规范铁路建设，加强军队现代化等等。所有这些改革都充分显示了改革者的人生追求，但是他们既没有考虑年轻皇帝缺乏管理经验，也没有考虑到他受约束的真正后台，从而忽略了寻求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的机会。显然他们只是想依靠从理论上讲儒家帝制中那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而没有考虑到其他事实上无权无威，尤其是维新派是以假定皇帝会抛弃旧传统、愿意走一条新路为前提的。　　1875年，慈禧太后在其子早逝之后，过继了一位当时才3岁的侄儿光绪，并把他立为小皇帝，以便自己作为母后能够继续垂帘听政。1888年光绪成年，并接过了朝廷的领导权。而慈禧则搬迁到重新修建的颐和园，从这里她继续遥控着清王朝，尤其是她手中握有北洋军阀。慈禧起初不得不认可了现代的改革维新，只是不满光绪所诏告的改革计划走得太远。特别是她也意识到了，这场改革同时也含有解除她的权力之目的。由此，这场改革也就变成了皇帝与太后之间的一场权力之争。　　慈禧冷眼旁观，当这场改革使整个幕后权力集团感到自己受到威胁时，她便即刻出击。1898年9月21日，她以宫廷政变结束了这场“闹剧”。她拘禁了皇帝，把他囚禁在皇宫西南皇家园林中的一个小岛上，直到1908年他去世。康、梁逃亡日本，改革派的第三号人物谭嗣同却拒绝出逃，宁死不屈。他与另外五名改革者一起被处决。光绪的改革诏告基本上全部被废除，其中很少保留下来的一个就是在北京建立一个皇家大学的诏告。慈禧太后在一封旨昭中把康有为的著述宣判为“堕落而不道德者”，并宣称：“我大清王朝是按照儒家学说领导的”。　　1898年，国家改革运动作为第一次尝试被终止了，但是发展却没法被停止下来。两年后，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太后及其身边的满族贵族所执掌的中国陷入灾难，太后反动的保守主义面临危机。为了尝试着拯救自己和拯救清王朝，慈禧太后此刻不得不顶着内部的反对意见，转向改革。政府在1901年以来的改革方案，基本上都是以光绪皇帝的诏书昭告天下。1905年，日本获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后，中国的维新党把它解释为保留帝制对俄国君主专政的胜利，慈禧由此看到，还得继续实行帝制。可惜改革来得太晚了。它不仅再也无力拯救清王朝，而且只能加速它的垮台。　　一个富有成效的改革就是，1905年8月废除了儒家的科举考试，从而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废除科举考试也就自然的结束了那种自宋代以来由国家倡导支持的统一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吏和绅士阶层，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接受了不同西方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以及一个由工程师、经理和自然科学家所构成的特殊阶层。　　废除科举考试，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儒家独尊时代的结束。为了掌握儒家文化，多年甚至终生攻读古文典籍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这些在世的儒家官员去世，之后尤其是当仕途以及绅士地位不再需要通过儒家的科举考试去赢得的话，那么后辈中还有谁会准备以毕生精力去攻读儒家学说？研读儒家经典只是成为少数专业人员的事情，也就是专门从事学问研究，就像西学中研究古罗马哲学一样。事情的发展就是如此，今天的一名中国人他也许认识古汉语经典中的字，但是他未必能够完全明白字中的涵义，更不用说去弄懂全书的涵义。他所遇到的这种状况有些类似一名意大利人尝试着去弄懂拉丁语文章。　　儒家学说作为书面文化和高级文化的时代已经结束。“回顾一下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就可以看到，伟大的非现代的儒家学说当属唯一的一种从实践生活中完全消失的信仰”，著名的中国文化历史学家马尔克•埃理文以这样一句话作了概括，47能剩下来的，不外乎是“小人物的儒家学说”，也就是常人的行为方式和道德态度，这是两千余年的儒家历史在人民群众中所形成的影响。“小人物”是奥斯卡•维格尔的说法。可是，即使是这些剩下来的内容，也在现代化的蚕食下在慢慢消失。　　19世纪90年代，儒家学说还支配着上层社会的思想意识，可是仅仅过了10年，随着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以及1912年废除帝制，儒学就进入了死亡状态。在前10年中，由于军阀混战，儒学被埋葬，而且不是以崇敬哀悼的方式，而是在千夫所指、万人诅咒的态度中埋葬的。在20世纪初的25年中，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历史出现了一场巨大的裂变。　　康有为尽管要求改革整个国家机器，但是他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儒家子弟。对他而言，儒家文化的核心，也就是儒家的道德哲学，属于发展程度最高的人类文化，这是毋庸置疑的，而西方也只是在物质文明以及政体设置方面有优越之处。康有为向西方所要借鉴的，也就是这些，而且要把它们嫁接到儒学中去，以便复兴儒学。可是他却被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不再追求改革，而是要革命的一代所超越。康有为曾警告他们：“认为我们可以抛弃儒家学说的人们，你们是否认真想过，整个中国文化是与儒学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抛弃了儒学，难道中国文化不也就走向消亡了吗？”　　康有为的警告讲的是实话，然而这些新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正是康有为认为不可为的：抛弃过去的文化。因为他们正是儒学的核心，即君臣、父子、夫妻关系这三大道德和社会伦理原则，是致使中国贫穷软弱、饱尝失败和耻辱的主要根源之一。要想拯救中华民族和自己的国家，就得抛弃整个儒家文化。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而且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正是基于这种中国文明的，可是现在，这种“文化主义”却让步于另外的一种新的、根源于欧洲的民族主义。　　中国的民族主义诞生于1895到1898年之间，直接起因是对日战争的失败以及把中国划分成列强的势力范围。1915年，日本向中国大总统袁世凯递交了一个“二十一条”，企图把中国变成日本的保护国，此举燃起了一场新的民族主义火焰。短短几年后的1919年5月4日，爆发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新民族主义群众性抗议。当人们听说，列强在凡尔赛和谈桌上提出，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胶州的租界地时，北京大学和其他大学的五千余名大学生涌上天安门广场。抗议、游行在其他城市也陆续爆发。商人罢市、工人和职员罢工，他们纷纷走上街头，站在学生一边。在民众的压力下，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中国人的这种新民族主义产生于属于被动的防御。两本译自英语的著作给这种民族主义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那就是查理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托马斯•赫胥黎的《天演论》。年轻的民族主义者提出他们对于国际政治事务方面的态度：国家和民族的竞争，强者生存，弱者被淘汰，而中国显然属于弱者。这是消除造成软弱之原因，即消除儒学、创造一种旨在使中国强大起来新文化。属于这一“新文化运动”领导人的主要是这几位知识分子：陈独秀（1879～1942）、蔡元培（1867～1940）、胡适（1890～1962）和鲁迅（1881～1926）。他们都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随后又在国外学习过。其中陈在法国，蔡在德国，胡在美国，而鲁在日本。他们也都是在1915年到1917年之间返回中国的，而鲁迅则是出于抗议二十一条而离开日本的。　　陈独秀在1915年创刊了《新青年》杂志，把它作为反对传统儒学的工具。《新青年》每月出一期，很快就成为影响中国的主要杂志。杂志上的文章受到全国青年的欢迎。在创刊号中，陈独秀发表了《告青年书》。他在这篇文章中，猛烈地抨击儒家学说及其伦理道德。在这篇文章以及后来发表的文章中，他反复证明说，儒家学说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并不适合现代社会。它所宣传的，是一种“泯灭人性、尊严的道德”，而且它“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这种“蒙昧而陈腐的文化”必须完全铲除，以使青年人从暴君式家庭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使民族的能量得以释放。他与保守派毅然对立，并宣告：“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49　　胡适提出意思类似的口号：“打倒孔家店！”他把类似于拉丁文的古汉语通俗话，倡导用白话文著书立说、出版杂志，并作为简化文字运动的领导人而载入史册。而《新青年》早在1918年就开始以白话文出版，其他杂志也紧随其后，一个大众化的政治和思想讨论从此得以展开了。　　鲁迅这位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基于对中华民族有可能被灭绝的担心，以尖锐辛辣的语言猛烈抨击儒家的道德学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于1918年在《新青年》上与读者见面，在这份“日记”中，作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把儒家社会看作人吃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活在虚伪的道德口号下的人是狼，所谓的友好和诚信实际上是人吃人。他指责传统的卫道士们口口声声要维护中国的国粹，而实际上所要维护的，全是“糟粕”。　　这种新的中国文化，也就是《新青年》以及其他杂志的作者们都以“新”这个定语在标题中所表示的中国文化，所要创造的东西，是由西方文化中优选出来的东西所构成的。一场在西方世界所有现代哲学和文化著述中去搜寻建筑材料的热潮开始了。蔡源培校长领导下的北京大学，成了讨论新思想、新观念的中心，而所有这些新的东西无不来自于西方。蔡把这些进步的思想家汇集到他的大学。陈独秀领导着哲学院，胡适教授着文学。　　在第一年时，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积极参与接受西方的民主文化，“德先生”（民主一词英文音）和“赛先生”（科学一词英文音）成了主导的标志。　　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民主的偏爱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而发生了变化。他们对西方深感失望，因为尽管美国总统威尔逊以庄严的誓词宣告了民族自决的权利，可是西方列强却根本不想放弃它们在中国的优惠权，而且在凡尔赛还要把德国在山东胶州的租界地转给日本。事实上，权力政治游戏仍像过去那样，强者对弱者继续享有一切特权。而新的苏维埃却宣布，它们放弃当年沙皇帝国对华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俄国革命的成功也向世界上所有的人证明，一场这样的革命在一个非工业国家也是可能的。俄国革命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而这些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先锋队。人民群众必须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所领导，中国的知识分子责无旁贷。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此刻向他们提出了一个负有神圣使命的领导任务。　　即便中国知识分子略微早一些接受了西方民主，他们所希望的也未必是一个民权、民主的政府，而更可能是一个更强大的、人人都充满爱国热忱的国家形式。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所以他们要砸碎儒家的封建枷锁，唤起每个人对祖国的赤子之心。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吸引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在于这么两个特征：首先，马克思主义被理解为科学的理论，并以此赢得了对科学充满激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崇尚。第二，马克思主义赋予中国人历史使命，中国不必与西方捆绑在一起，相反，它可以成为世界革命的先驱。故此，陈独秀最初还是追求西方民主的主要人物之一，很快就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与陈类似的还有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曾安排年轻的毛泽东作图书馆助理员。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的秘密帮助下，最早的共产党支部于1920年分别在上海（陈独秀领导）、北京（李大钊领导）和湖南（毛泽东领导）诞生。　　1921年，在上海会议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1923年，孙中山接受列宁主义重新改组国民党。由此，国共两党之间的竞争确定了这个时代的社会氛围。“五四运动”的时代结束了，它以摧毁古老的儒家文化而为随后的时代作了精神上的准备。“五四”的成果在于，它给中国留下了一个最大的问号，那就是：儒家文化的位置应该由什么来取代？在此后不久，共产主义回答了这个问题。　　北京，1949年10月1日清晨，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在昔日皇帝居住过的高墙深宫前的广场上，人们静静地等待着。在中国人心目中，这里是中国和世界的中心。下午3点，天安门城楼上终于涌动了起来，在经历了长征考验的最亲密的战友们的陪同下，毛出现了。他穿着一套蓝色的中山装，这套服饰后来被世人称为毛式服装。毛俯视着广场上沸腾的人群，大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用激动而略微颤抖的声音向世界宣布：“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毛不同于1918年彼得堡的列宁，他并非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宣布者，而是以民族的解放者出现的。他在胜利前就将红军改名为人民解放军。同样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也欢呼他为民族的解放者，他使中国深受几百年的屈辱之后重新获得了独立和统一，获得了尊严。　　新成立的中国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人民民主专政”。属于人民范畴内的不仅有工人和农民，也有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工商业者以及餐饮业人员）和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农村的“封建地主”和城市里的“官僚资本家”被排除在外，后者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联系密切。　　共产党显然是人民统一战线的领导者，谁属于人民范畴，谁不属于是由共产党决定的。共产党也清楚，什么对人民有益，什么有害。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问题，毛于1940年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做了阐述。他认为，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废黜了皇帝，建立了共和，但是其他的目标远未达到，那就是彻底推翻农村的封建地主统治，从外国的殖民统治中解放中国，解放民族资产阶级，使其免受与租界地的外国列强的竞争之苦。因此，只有共产党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一道才能完成1911年开始的革命。然后在第二个阶段才能够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共产党的领导　　随着胜利，毛的游击队成了执政党，共产党领导了国家，管理着大城市。　　北京1949年1月没有打一枪一炮就和平解放了。然而，毛在进入他未来的首都之前曾有几个月住在城市的西部，即香山地区。在那里他对领导这个国家将要采取的未来制度做了周密的思考，并从苏联的模式和中国古代统治的智慧中获得灵感，这些治国智慧蕴藏于他所喜读的些著作中，例如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90）的《史记》和司马光（1019～1086）的《资治通鉴》。毛在人民共和国早期所建立的统治体系由分布在全国范围内的三个部分构成：党、政府、军队。这种基本结构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变化。　　前两个部分的运行，即党和政府的运行是并列的，有相同的四个层面：党中央/中央政府，省级党委/省级政府，县级或市级党委/县级或市级政府，乡级或大城市的区级党委/乡政府或区政府。不少省在省政府和县政府之间还设置了一个中间层面：专区。　　城市按照其人口数量和经济实力分了不同的级别，毛的时代三个城市是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1998年重庆成为第四个“国家直辖”的城市。　　中国与苏联一样，党的任务是决定政策，政府的任务是落实政策。理论上讲政府是一个纯粹的管理机构。　　第三部分是人民解放军，她是“国中之国”，隶属于一个党的专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与中央政府级别相同，政府的国防部长根本无权支配人民解放军，他的主要任务是接待外国来访者。通常情况下，他是军事委员会的成员。　　按照列宁主义的原则，党的四个层面上的任何一个层面的决策权都集中在了主要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上。党中央的最高领导层是政治局常委会，由5～7人组成，是中国的领导者。其他领导机构的最高位置均由政治局常委们分别担任，例如国务院总理、军事委员会主席、人大委员长和政协主席等。政治局常委会下属的各级领导机构分别是：20多名成员组成的政治局，300多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以及1500多位代表参加的党代会。这是领导的实施环节。按照组织原则，权力的形成正好相反，即由下而上，党代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政治局，政治局选举常务委员会。在毛的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是不固定的，毛的后期长时间没有举行，从邓的时期开始每5年举行一次。它的任务是宣传党的领导层所做出的重大政治决定，并使之合法化。中央委员会一般情况下每年召开两次全委会，讨论并通过党的领导层做出的决议。　　中央政府在中国的体制中称为国务院，国务院由各委员会和各部组成，其中前者，例如计划委员会从级别和重要性来说超过了部。国务院由总理领导，这个职务从1949年起一直由周恩来担任，直到他1976年1月去世，也就是说直到毛的整个时代最后几个月为止。除总理之外还有若干副总理，他们分别领导几个部的工作，通常情况下均为政治局委员，他们中的重要人物还会是政治局常委。　　总理和副总理由全国人大任命，即由有3000位代表出席的全国人大会议任命。人大常委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政府规划。在决策环节上程序也相反，因为有关任命和决议是由常务委员会和政府预先做出的。　　党监控政府和军队。党决定这两个机构中各级所有重要岗位的人选。据估计，党总共要决定各部门800万领导岗位的人选，政府和军队由这些人掌控。在北京的各部委中，党的核心组织是权力中心。在政府和管理机关的其他层面上各级党委和党支部也是权力中心。人民解放军和前苏联的军队一样，将军是军事指挥者，党的书记（政治委员）是负责政治思想的领导者。　　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入北京时，毛天经地义是党的领袖。他在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总是做出正确的决定，领导着党走向辉煌的胜利。在党内他是无人能与之相匹敌的领袖。毛在由他所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掌管着两个有政治决策权的关键位置：党的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在最初的10年中，他还担任了国家主席这一象征意义的职位，1959年这一职位交给了刘少奇。　　毛在党内为自己设立了主席的位置，在所有执政的共产党中都未设主席一职，而是设立总书记一职，领导书记处，主持政治局会议。共产主义思想的贯彻　　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宣布的“新民主主义”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和民主资产阶级一起建设国家，并为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奠定基础。　　当时最急迫的任务是重新建立管理体系与经济体系。毛的人民解放军接收了这个被战争破坏了国家，城市经济萧条，供给系统崩溃，通货膨胀，人民挨饿。共产党以出色的方式展示出胜任这一任务的能力。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共产党建立起有效的管理制度，恢复了经济的正常运转，战胜了通货膨胀，清除了社会黑势力，结束了毒品交易。人民解放军战士修整街道、桥梁、水管、铁路。自1911年以来遭受了军阀时期、抗战时期以及国内战争时期无数苦难的人民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们感到，人民解放军是前所未有的一支军队，与军阀时期到处抢劫的匪兵和蒋介石后期横行暴虐的军队完全不一样，人民的军队帮助人民，到处洋溢着激情兴奋的场面。　　但是，不久共产党就显露出她革命的、无情的一面。毛的整个时代不间断地进行着群众运动。　　早期的运动，即1950年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到1952年春季结束的思想改造运动铲除了旧社会的影响，为国家下一个阶段的发展做了准备，即为社会主义社会做了准备。　　新中国初期5.5亿中国人中有80%住在农村，大多数生活贫困。共产党将农村原有的生产关系说成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在整个农村，仅有2%的地主或相关组织拥有超过67公顷的土地。地主占有的土地没有我们德国一个中等水平的农民的土地多。许多人拥有的土地就更少了，农村绅士们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做官的俸禄和经营服务性行业。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主要是一些个体私营者，44%是个体私营农民，23%的农户部分土地是个人财产，部分土地是租佃的，33%是佃农。最贫困的农民，即没有土地的农民占农村人口的10%。　　20世纪30年代初期，平均一个农户拥有1.7公顷土地。通常情况下，这样的农户可以养活6.2口人。1933年，农业纯收入的16.5%来自租金，5.2%来自地主将土地转让给农民耕作所获的利润。另外还有4.3%的收入来自资金借贷。土地改革后农业收入的26%作为利润提留，用于工业建设上。50　　土地改革，也就是将土地分给那些耕种的农民，从开始就是共产党纲领中的一项任务，中国共产党靠着它赢得了穷苦大众的拥护。在国内战争时期被共产党控制的北方和东北的“解放区”，土地改革提早就开展了，后来又扩大到了新占领的4/5的地区。　　1950年6月，政府公布《土地改革法》，将农村人口分为四个等级：　　贫农，包括有少量私有财产的农民、佃农和无土地的农民，根据共产党的统计这部分人占农村人口的70%。　　中农，占农村人口的20%。　　“富裕”农民，这些人的土地部分是自己耕种，部分租给他人或佃农耕种，占农村人口的6%。　　最后是“封建”地主，他们自己不耕种土地，像“寄生虫”一样靠租金生活。共产党划定的地主有2000万人，占人口的4%，占有全国30%的耕地。　　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和一些像氏族祖宗祠堂等机构的财产，将没收的土地分给了贫苦农民。为了不影响农业生产，共产党没有更多地对富裕农民采取行动，因为这些人所耕作的土地收成高。　　随着土地改革，毛又联想到要改造农民意识。因此，土地分配不是通过行政法规，而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的。党的工作组深入农村开展运动。他们根据《土地改革法》把农民划分为四个等级，发动农村积极分子，举行“斗争大会”，并让全村农民都参加。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早的农民大会，因为在这之前农民分为各个家族团体，即以乡绅为中心的氏族团体。在斗争大会，或所谓的“诉苦”大会上，农民批判斗争地主，殴打他们，甚至在一些地方当场打死他们。许多地主在斗争大会结束后就被处决。根据保守的估计，至少有100万地主被处死。　　农民们在斗争大会上所面对的地主常常是他们的亲戚和同一家族的成员。毛以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彻底打破了农村的社会结构，两千多年来统治中国农村的乡绅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代替他们的是党的干部这类新的领导层，他们是斗争大会上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　　土地改革的严酷程度超出了原来的估计，与此同时中国范围之外的冲突也发生了。1950年6月25日，就在土地改革法令公布的同一个月，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在联合国的旗帜下发动了战争。当他们把北朝鲜的军队赶到鸭绿江，即与中国接壤的界河时，中国于1950年10月参加了战争。他们派出了100万志愿军，在遭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将美国人赶到了“三八线”，即战争开始前的界线。阵地战进行得异常残酷，直到1953年，即进行了两年半之后才停战。中国军队在战争初期取得的巨大胜利使整个民族欢欣鼓舞。中国军队首次战胜了西方的军队，战胜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就像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在整个亚洲所引起的反响一样，中国人的胜利预示着一个新的强国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　　杜鲁门总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将第七舰队派到了台湾海峡，并承认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样美国就直接介入了中国的内部战争，这种状况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除。当时，反革命的幽灵在中国有所抬头。毛担心内战可能会重新爆发，美国的介入会使共产党的革命陷入两面受敌的战争困境中，就像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几乎要被扑灭一样。　　毛以开展两个群众运动做出对应：第一个运动是宣布“抗美援朝”，矛头对着那些仍然留在中国的西方人，他们被驱逐出境。中国断绝了与西方的联系，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为止。第二个运动开始于1951年2月，号召肃清“反革命分子”。思想改造的三个运动　　1951年冬，肃清反革命运动还未结束，在城市中又开展了三个新的群众运动。与土地改革和肃反运动不同，这些运动是针对“人民”内部进行的。尽管在运动中也出现了非人道的行为，但目的并非是消灭革命的敌人，而是巩固共产党在城市的统治，加强思想控制。　　“三反”运动是针对共产党自己的城市管理干部开展的，要根除“腐败、浪费和官僚主义”这三项祸害。有5%的官员被撤职或降级。　　“五反”运动是针对城市里的工商业主进行的。在批斗会上，政府查明45万企业主有偷税、行贿、骗取国家定货、偷窃国家财产以及泄露国家经济机密等无罪行为。一般情况下做出的判决是罚款，罚金定得很高，以至于企业主们被迫将企业的一部分财产卖给国家。这样就出现了公私合营企业。在这类企业中，私营企业主还是占有一定财产份额的经理。　　第三个运动开始于1951年9月，结束于1952年春季末，是“思想改造”运动，涉及到了知识分子，即大学里的教授、中小学老师和作家等。　　这三项城市中的思想改造运动基本上没有发生人身暴力行为，但是批斗大会和侮辱行为对当事人造成了难以忘却的精神创伤。“新民主主义”的终结　　1952年底，毛实现了他的第一个目标，建立了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在农村党的干部取代了乡绅的统治地位。古老的封建帝国曾经是成千上万个“乡村部落”的集合体，它们以集镇为中心形成独立的小单位，实行自我管理。现在，这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首次将其统治权深入到乡村，甚至深入到了每个农户。对地主的批斗使农民产生了新的思想，他们的目光超出了乡村和集镇，他们的生活溶入到了全国之中。　　在城市，人们将自己的工作地方，例如部委、企业、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等机构一概视为单位，而这些单位对自己的人员负责，同时又要监督他们。给他们分配住房，发放生活票证，颁发结婚许可证，批准旅游，组织休假，调解纠纷，并建立包含思想政治观点的档案卡片。对于那些没有工作单位的个体人员来说，由位于居住区的第二个组织，即居民委员会负责，后者行使与工作单位相同的职能。　　1952年底，在几乎不到三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完全控制了中国，既控制了农村，也控制了城市。个人的发展与进步与党组织直接相关，党的书记的一个指示，单位档案中的某个记录都可能影响一个人的生存与发展。　　共产党拥有无比的威力，在它掌权的初期，如果不考虑思想宣传的话，那么与建设社会主义还没有直接的关系。土地改革是一项基本的社会革命，它给几百万热爱土地的农民分配了个人财产。另一方面，在城市里产生了一个“混合型经济体”，银行、大型企业和大型商业实现了国有化，政府掌控有70万工作人员的现代经济核心。围绕着这个核心不仅有几百万家庭手工业、餐饮业和小商业，而且还有15万“民族资产阶级”的私营企业，这里的从业人员有200多万，1949年到1952年间其人员增加了6倍。共产党在统治初期所形成的社会，在农村是小私营经济的，在城市是中小业主的社会。这种发展与毛的战略完全相符，被视为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补充。　　至1952年底，孙中山没有做完的各项工作均得以完成：重新实现了中国的独立与国家统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内部如此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重新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经济，而且经济增长超过了1936年，即日本入侵前一年南京政府的鼎盛时期。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毛进入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1953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周年之际政府宣布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新民主主义”时期结束。共产党向企业主和农民保证，社会主义改造将一步一步地进行，要用15年之久的时间来完成。“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社会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原理，是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之上的，即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之上。因此迅速实现工业化的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1952年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毛于1952年宣布：“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走上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的道路。　　1953年1月1日，这一计划开始实施。它与苏联1927到1932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非常相似，集中全国力量加速重工业建设：建发电厂、搞电气化，建钢铁厂、机械厂、载重汽车和拖拉机制造厂，制造化学基础材料所需的生产设备。该计划总投资的90%用于工业，仅有10%用于占全国人口80%的农业上。工业投资中的88.8%用于重工业，仅有11.2%用于消费品生产。重工业的建设核心是150个大型项目，对此苏联在技术上给予了极大支持，而在资金上给予的支持却很少。在大城市周围建设巨大的完整的实施工业联合体是工业化战略的标志。　　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辽宁省的鞍山钢铁公司，鞍山是东北地区的中心。1957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该公司钢铁产量占全国的2/3。　　中国不仅工业照搬苏联的发展模式，而且国家和社会体制也在照搬苏联的模式。北京政府的机构设置与莫斯科政府很相似，他们建立了与莫斯科相同的部委，例如一个完整的计划委员会和一系列主管各工业系统的部：机械制造工业部、冶金部、化工部等。而且教育也是按苏联的模式搞的，学校和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为现代化工业培养技术人员、工程师和自然科学家。教学计划来自苏联。掌握俄语是个人前程发展的先决条件。1.2万多位苏联和东欧的工程师和技术员来到中国，3万名中国的工程师、科学家、工人和大学生赴苏联进修学习。　　在一些部委、省级管理机关以及一些国有企业里，那些曾经生活在群众中的农民革命者们的位置被城市官僚取代，他们在写字桌上发号施令。专家和技术权威换下了那些游击战出生的干部。尽管共产党仍然宣传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而且许多人毫不怀疑这种宣传，但实际情况只是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为了这个目标，平均主义社会的理想必须要区分差异性。到1955年，共产党的干部分成了26个不同的级别。毛在偏离苏联模式　　人们会惊奇地问道，毛怎么会推行一个与延安精神相矛盾的发展模式呢？在50年代初不仅毛将苏联作为落后国家迅速发展工业的一个榜样，而且在民主制的印度，尼赫鲁也接受了苏联的发展模式。甚至西方也有人提出警告，注意苏联计划经济将要超过西方市场经济。　　从工业发展的数字来看，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就辉煌。中国甚至超过了苏联相关时期的工业化速度。按照官方的统计，工业生产平均年增长率为18%。中国在这一期间的发展为工业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然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几年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中国照搬苏联工业化发展战略而出现的问题。建设重工业所需资金来自农业税收，农民为城市的工业化担负费用。然而中国的大多数农民生活在自给自足的水平上，农业人均生产1952年时仅是苏联五年计划开始时的1927年的20%。中国的农业没有什么“盈余”可提取。以加重农民的负担来积累资金所导致的后果，正像毛后来所说的那样，是“清干了池塘的水来捕鱼”。　　与欣欣向荣的城市相比，农业的增长却缓慢乏力。1953到1975年期间，农业的增长率远远低于计划指标。按西方的估计，中国农业生产每年仅增长2.7%，略高于人口的增长率（2.2%）。停滞不前的农业经济给重工业建设在资金上带来了更多的缺口。第二个问题是城市中失业率迅速增加。大量投资的重工业所能创造的就业岗位非常有限，然而城市人口却增长很快，当然也包括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　　早在1955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还在实施期间，毛就开始疏远苏联的发展模式。外部俨然不知，党内已出现了两个阵营，这最终导致了10年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　　毛和毛的追随者们主张放弃苏联的发展模式，提出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的发展道路。在寻求解决资金缺乏的问题上毛的想法是，动员5亿农民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他认为，群众定能移山。　　反对毛的这个“唯意志论”政策的人是一些列宁主义者，以刘少奇为代表，在政治局占多数。他们主张继续实行苏联的发展模式，同时也准备在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更多地关注中国的实际，对农业的投入给予倾斜。　　两个阵营之间爆发冲突的焦点是农业集体化的速度问题。中国共产党于1953年制定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一个谨慎的、长期的发展战略，用15年的时间分阶段实现集体化。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的过渡应该自然衔接，其办法是让农民们认识到，集体化可以使他们更加有效地耕作土地，提高收入。　　这是党的行之有效的路线，然而毛在1955年中旬要求加快集体化的速度。他在党内的大多数同事对此犹豫不决。他们亲眼目睹了斯大林在30年代初期强制实施集体化运动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当时1000万富农被杀害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农业生产全面崩溃，导致饥荒，工业建设也止步不前。毛以党内从未有过的方式结束了这场争论。1955年7月31日，他越过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直接对省、市和县级党委书记发表了讲话，他说：“在中国农村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新高潮……”51　　这个讲话开始了农业集体化进程。它的发展远远地超出了毛的乐观主义式的期待，省级领导和地区干部的政治热情与贫苦农民的理想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毛高兴地说是一个“快速的浪潮”，波及到了全国。1956年中旬，即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集体化基本上完成。几亿农民集中在48.5万个农场。与斯大林的集体化有所不同的是很少发生公开的暴力行为，没有严重地影响生产。　　集体化运动的成就鼓舞着毛在城市里开展了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资产阶级”通过“五反”运动已经士气低落，很快就被说服，将他们的企业廉价卖给国家。有些人舞狮和舞龙，以示欢庆。手工业和服务行业的私营企业纳入了城市集体企业中，这样到1956年底在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仅有两种形式：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和城市的国家所有制或小规模的集体所有制。如果把马克思的消灭私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志的话，那么中国于1956年底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与苏联处于同一社会形态。　　社会主义的过渡用了不到7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毛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正确，并且战胜了党内思想保守者和优柔寡断的人。他决心利用这次胜利，迫使共产党开始一条新的航线，从经济和政治上与苏联模式彻底决裂。然而就在1956年这位伟大的主席遭受了打击。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1956）　　1956年2月20日，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上做了著名的关于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将斯大林描绘成一个凌驾于党之上、搞个人崇拜的篡权者。这个讲话震惊了全世界的共产党组织，引发了波兰和匈牙利的暴乱。在中国不可避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即党的领袖究竟要不要高居党之上，要不要搞个人崇拜。问题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毛的同事们想利用这次讨论限制他的权力。　　而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8次代表大会提供了机会。1945年制定的党章在这次会议上要进行修改，该党章已经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思想的组成部分。这次会议删除了毛泽东主义这个提法，党重新要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来领导。除此之外在党章中还增加了一个反对个人崇拜的章节。在组织结构上会议决定设立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增设了由邓小平担任的党的总书记一职。所有这些决定都削弱了毛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毛的威望受新闻报道的影响而继续下降，报道说操之过急的农业集体化导致了混乱和生产的停滞。1956年，粮食产量事实上仅增加了0.3%，棉花产量下降了6%。列宁主义者们立即指出，党要重点谨防“左倾冒险主义”而不是右倾保守主义。　　就在半年前，即1956年4月25日毛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他在讲话中首次阐述了新的发展战略的基本思想。但他不得不怀着痛苦的心情看到，党代会毫不客气地将他的讲话搁置一边，而对计划委员会制定的1958到1962年的新五年计划热烈赞成。该计划包含一些有利于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修改措施，提出继续照搬苏联的发展模式。　　这个开端源于毛的观点，他认为苏联的发展模式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它不是通向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而是在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中滋生出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它不符合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是以剥削农民的方式来刺激重工业的发展。按照斯大林的方法，粮食是以非常低的国家价格向农民征购，而购买工业消费品和农机设备却要农民支付很高的价格。然而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完全不同于苏联的农民，还处于维持生存的边缘上，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很低，只有当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才能为工业化提供所需资金。“愚公移山”　　毛制定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战略，迅速与苏联的工业化模式脱钩。这种战略思想的形成源自于农业合作社的积极分子们1955年夏天在毛主持召开的大会上所做的经验介绍。当时王国藩合作社的介绍给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贫苦农民组成的合作社，在王的带领下利用冬闲时间上山砍烧火用材来卖。所得收入用于改良土地、购买化肥。由于投入扩大，农业产量增加，在第三年许多中等生活水平的农民要求加入合作社，因为那些原先贫苦农民的收入已经超过了这些人的水平。毛把王国藩合作社的经验介绍给广播电台在全国范围加以宣传报道，使其成为神话。这样毛就将这一事例作为他不同寻常的发展战略的基本模式。　　这样农村的发展就成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农村人口始终占80%。毛将这个在中国唯一充足的资源视为他的根基，他要动员这些大量未被利用的资源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让农民们兴修水库、修建水渠、建设公路、开发新的农田、沿河筑坝以防洪水。这些基础设施的修建提高了农业合作社的收成和农民的收入，同时也增加了他们对农机设备、化肥和消费品的投入。这些需求对建立小型工厂以满足当地农民的生产所需提供了可能。经济螺旋式上升，促进了农村的生产和需求，增加了资本积累，同时也为城市的现代化工业提供了新的市场，农民们的劳动变成了资本。　　新的战略达到了这样的目的：合作社的农民靠自力更生，实现他们的目标。同时也会对官僚机构的权力产生遏制，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增长将会同步进行，促进社会变革，解放群众潜在的生产力。社会革命和生产发展并非矛盾，而是相互促进。　　毛的发展新战略从基本思路来看是冷静理智的，它符合世界银行当时对发展中国家所倡导的发展思路。然而，该发展战略与其第二个思路，即“大跃进”的思路联系在一起来看的话就出现了问题。毛认为，靠新的发展战略可以加快整体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可加速重工业的增长；动员农村未被利用的劳动力，建设小型简易工厂几乎不需要资本投入，反而会创造资本，增加积累；现代化重工业的建设不仅可以继续进行，而且还要加速发展。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要同时快速发展。“大跃进”会使中国15年后超过英国。正是“大跃进”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后来的灾难。　　1958年5月，八届二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大跃进”。中国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经济政策上与苏联决裂，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与其相对抗的第二个中心。　　在一些农村，党的地方官员和农民们于1958年初就开始了“大跃进”。农村各基层党组织的决议成为这场群众运动的推动力。为了建设基础设施以及在农村建立工矿企业，河南省于4月份就将集体合作社变成了更大规模的联合体。毛激动地将这种联合体比喻为1871年的巴黎公社。河南农民将他们的联合体自豪地称之为“卫星公社”。到这一年底，即8个月之后中国已有5亿农村人口组成了2.4万个“人民公社”，每个公社平均有2万人，在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有些公社达到10万人。　　人民公社应该是农村新的基层单位，把农业、工业、手工业、教育、管理和农村医疗统筹在一起，就像巴黎公社那样，应该有自己管理的权力。这仅是一个漂亮的理论，实际上真正的统治者是那些公社和下设基层单位的党的干部和党的县级书记。那些本应该自己决定自己事务的农民在公社里却没有决定权，他们被迫为巨大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筋疲力竭地劳动着。　　然而，对此农民们后来才有所认识。起初他们以火热的激情参与。毛曾许诺，中国用3年的努力会变成一个人人富裕的天堂。他打动了农民们千百年来那颗期盼的心。他们将火热的激情投入到劳动中，在红旗下、在歌声中参加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农田让（没有经验的）妇女耕作，人人在公社的集体食堂吃饭，孩子们进了幼儿园。在“家庭后院”大炼钢铁成了农村工业化的标志，1958年7月有3万个高炉，到10月增加到了100万个，几百万人进行着赶超英国的“钢铁大会战”。　　公社设立了教育机构，培养农村工业化的技术人员，边劳动边学习，培养人的目标是：“又红又专”。还建起了“红专大学”以及夜校，让农民们读书识字，普及乡村工厂所需要的技术知识。群众要人人成为“技术能手”。毛想用这种方式解决当时进退两难的困境，即一方面现代化的经济需要专业知识人才，而另一方面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又无法争取过来为党的领导服务。　　在那个年代，许多公社直接按共产主义的形式分配商品，农民们将个人的财产上交公社，而公社在分配劳动所得时却没有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而采用了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走上灾害之路　　1958年底，“大跃进”所造成的问题已经显露出来，农村炼铁被证明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因为生产出的钢无法使用。由于干部非人道地催促农民劳动，使他们已疲惫不堪，各种错误使农民更加士气低落。许多公社一片混乱。1958年12月中央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会议，重新讨论稳定的问题。由于毛的反对，过分激进的政策没有能够出台，仓促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想法被否定，个人财产又退了回去，重新实施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半年后，即1959年7月底在疗养地庐山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党内领导人的争斗变得公开化了。毛的老战友、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战略提出了批评，他在给毛的一封公开信中描述了这个发展战略给农村带来的贫困。他被撤销了所有的职务。林彪成了新的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他在1966年站在毛的一边，是“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性人物。　　1959年秋，又一次掀起了“大跃进”运动。然而在此期间饥饿这个恶魔出现了。1958年的粮食产量统计中，农村干部在上级领导、直到省级领导的指使下将产量目标越定越高，1958年的粮食产量数据被无限制地夸大，说这年的粮食收成与1957年相比增加了两倍达到了3.75亿吨，而实际上仅生产了2亿吨。1959和1960年同样被说成是粮食收成增长迅速。然而，这两年与收成特别差的年景相比没什么两样。　　1959年粮食产量下降了15%，仅收获1.7亿吨，1960年又下降到1.435亿吨，1961年的收成虽然略有提高，但仍停留在1960年的低水平上。那些曾经许诺要获取高产的地方干部不敢向上面汇报生产目标未达到的实情，收成比1958年还低。国家粮食收购单位按他们自己的意愿确定粮食上交数额，提高上交额度。他们强迫农民上交其赖以生存的粮食。在许多城市的仓库里储满了粮食，粮食出口不断增加，但是在农村却有人被饿死。　　雅斯佩尔•贝克尔复述了河南省一位女农民对1960年冬天的回忆：“在走出村子泥泞的路上有十多具未被掩埋的尸体；一些人躺在光秃秃的田野上；有些活着的人在地上慢慢地爬行着，寻找一些草籽草根充饥……天很冷，一些活着的人看上去健康，然而他们脸浮肿，四肢肿大，身躯瘦小。有些人在艰难的行走中倒地而死，没有一点呻吟。死者只能躺在他们死去的地方，因为再没有人有力气将他们掩埋，整个村庄一片寂静。耕牛死了，狗被宰杀吃了，鸡鸭老早就被当地的干部抵作粮食充公了……在邻近的村庄，有一位妇女将她亲生的婴儿杀死，和丈夫一起吃掉，之后她便疯了。另外一个村庄的农民在村支书带领下企图冲入公社的粮库，结果被开枪打死了。”　　这位刘女士所在的村庄有300人，饥荒之后幸存下来的仅有80人。后来解放军开着卡车来了，扔下了装有粮食的口袋。刘女士一直认为，这是毛主席派军队来拯救活着的人。　　直到1960年期间领导才意识到了农村饥荒的严重程度。中央派军用汽车把粮食运到农村。然而，这对三四千万农民来说已经太晚了。　　此外就是与苏联的决裂。1960年7月，赫鲁晓夫突然撤回了苏联专家。他们带走了图纸，许多建设中的工业项目被迫停止，不少工厂停工停产。1956年，工业生产下降40%。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到1961年的“痛苦三年”所遭到的冲击超过了30年代初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大跃进”变成了“大倒退”。　　调整恢复　　1960年间，当十分可怕的灾难公开化后，毛退出了政治。务实派人物刘少奇和邓小平接过了领导权，开始将低落的经济又重新运转起来。“大跃进”时期的平均主义政策被取消了，有社会差异的苏联式的发展模式又重新得到认可。　　农村人民公社正式保留下来，但它的功能却大大地受到限制。在公社下面又设立了“大队”和“生产小队”，后者由一个村庄的20～30个农户组成。农田耕种等类似的事务由生产小队决定。许多没有效益的农村工厂被关闭，许多农村学校和临时授课机构以及农村医疗站也同样被关闭。用物资刺激提高生产的方式又重新得以采用。生产队实行按劳取酬，酬金以“劳动工分”计算，允许经营自留地，农家允许饲养猪及其他小牲畜，重新开放农贸市场。农民的自留地最多可占其耕地面积的12%。60年代中期，农民的私营生产收入占到了他们总收入的1/3。从1962年起农业生产提高，产量达到1.9亿吨，达到了“大跃进”前1957年的水平。　　工业发展比农业更快。到1962年形势稳定。1963到1965年间重工业生产每年增长17%，轻工业增长27%。刘和邓在工业生产中采用了与农业生产一样的金钱刺激方法。分红补贴和计件工资使得个人收入拉开差距。大型国有企业越来越多地雇佣农村便宜的劳动力，他们不仅工资低，而且也享受不到固定工人的福利待遇，例如劳动安全保险、免费住宅、公费医疗等。在大型国有企业中形成了两种工人等级制度。　　随着经济的复苏，党内的机构和国家管理机构也得以恢复。秩序和列宁主义的党的纪律退居后位。1960～1961年的整风工作中，许多干部，从乡村干部到省委书记都被撤职，其原因是“不能充分理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差别”而被视为左倾分子。相反许多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流放的知识分子又重新招了回来，并委以重任。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党和国家管理机构迅速发展。　　新领导所推行的政策的目标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造，而是秩序、稳定和经济发展。1962年召开了党代会，主要讨论允许农民种自留地的问题，在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论断：“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没有什么东西能像这个论断那样表明党在60年代初期的思想和精神。毛准备搞“文化大革命”　　1962年后经济形势和供给状况慢慢趋于平稳，毛从自己选择的沉默中重新露面。他1月份出席了党的会议，并在措辞严厉的讲话中批评了党对人民群众的背叛，代表们鼓了掌，但会后没有任何反应。1962年9月，毛倡议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针对农村干部中腐败现象较为普遍的情形，这场运动要对农村党组织进行一次新的革命精神教育，同时也要对那些不关心政治的农民重新进行思想教育。就像1957年“百花运动”那样，让贫苦农民组成小组对当地党的干部的举止行为进行调查，以便从外部推动党的改革。党内又鼓了掌，中央在1963年5月通过了“十条纲要”，用于指导教育运动的实施，但仍然没有丝毫效果。这场运动遭到党内消极抵抗。　　“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体系　　1966年夏天，当毛72岁时开始了他最后一次重大的革命斗争。在后来的3年中，即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在中国的城市，即在“文化大革命”的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属于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特别的事件。“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远远地超越了中国的范围，它的思想成了美国和欧洲大学生造反的推动力。　　“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个人权力之争，同时也是这位老迈的领导人为了挽救“他的”革命而所做的拼死尝试。就像列宁临终前还对他的继承人不放心一样，毛担心他胜利领导的革命政权最终被新的剥削阶级所取代，即被共产党的官僚政府所取代，担心中国走上苏联的道路。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毛强迫共产党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要借用外部的力量整顿共产党，让群众批评共产党。然而这样的计划自“百花运动”以来总是遭到党内的抵制。　　共产党应该从列宁主义的先锋队转变为一个走“群众路线”，领导群众艰苦奋斗的组织。它应该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需求、愿望和疾苦；应该安慰他们，起草制定行之有效的政治纲领。然后共产党要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去，解释这些纲领。共产党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这对毛来说也是一个不容更改的原则。但是人民应该有批评的权利，这样会对共产党产生影响。在英勇的延安时期，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有这种思想，因此赢得了农民群众的支持。现在毛决心要把已经蜕变为官僚机器的党重新改建成延安时期的党，把那些死不悔改的人清除出党。毛认为这些人在党内近5%，其中有许多是同他一起经历过长征的领导同事。　　毛动员青年还有第二个目的：青年人不仅要改造共产党，而且还要通过革命斗争进行自我教育，成长为社会主义新人。在斗争中能够产生一代继承毛遗产的革命青年人。毛总是强调，“文化大革命”应该触及“人们的灵魂深处”，改变他们的思想意识。　　与“大跃进”一样，“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它不符合人的自然性。群众不会有同一个利益，在他们中间有一条社会鸿沟，将其分为制度的反对者和制度的捍卫者。反对者仇恨的绝不仅是党内5%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青年人的革命运动不久就变成了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内战，使城市一片混乱，处于无政府状态。像“大跃进”一样，“文化大革命”也会遭受极其可怕的失败，使中国的发展倒退许多年。红卫兵风暴（1966年5月到10月）　　1965年底，毛去了上海。在那里他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11月10日，上海的报纸刊登了一篇严厉批评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的文章，撰写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姚文元，属于江青圈子里激进的知识分子。他谴责北京市副市长“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人民公社和无产阶级专政。然而被毛指责为针插不进的北京长城毫不退却。支持吴的是北京市共产党的首脑彭真，他以剧本的历史真实性为题开展学术讨论进行解释。　　1966年5月，毛回到北京，之后事件纷至沓来。彭真和北京市市委的所有委员全都被撤职，中宣部负责人陆定一也被撤职，北京市委的管理和宣传机构由毛的人掌控。除此之外，毛还设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激进分子组成，并让江青负责。　　在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发动和支持下，在北京大学和一些高等学校组成了“革命战斗队”。5月25日，激进的年轻助教聂元梓在北京大学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批判大学校长陆平，并号召师生起来进行革命：“全体革命的知识分子投入战斗的时刻已经到来了！让我们团结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和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按照中国人的信仰牛鬼蛇神是邪恶的神灵，它们变成人的样子干坏事。如果被看穿的话，它们就又恢复原形。揭穿这些牛鬼蛇神的真面目，是毛赋予“文化大革命”的任务。　　北京大学的领导马上让人撕下大字报。但是毛听说这件事后，通过电台和报纸将大字报的内容传播到了全国各地，他赞扬这张大字报是“北京的（巴黎）公社宣言”。至此这场风暴开始了。许多城市到处都出现了大中学生组成的革命战斗队，这些战斗队后来更名为红卫兵。城市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　　7月，毛离开北京。刘少奇试图采用过去的方式将这场运动置于监控之下，派遣了党的工作组进驻大学和中学。工作组将矛头指向老师、教授、作家和资产阶级旧家庭成员，试图以此来转移群众对党的领导层的进攻。同时他们也利用了学生中当时存在的社会等级。　　学生按照家庭出生被分为三个等级：　　“红色阶级家庭”的学生：出生于工人和贫苦农民家庭的学生，也包括父亲1949年前加入共产党的学生。他们是学生中的“红色精英”。　　“中等阶级家庭”的学生：出生于富裕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商业和手工业）家庭的孩子们，也包括知识分子家庭和一般职员家庭的孩子。　　“黑色阶级家庭”的学生：他们的范围比较小，属于出生于“资本家”和地主以及其他敌对阶级家庭的孩子们，这些人几乎很难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红色阶级家庭的学生是大学和中学的特权阶层。而党内高干子弟的举止言行常常表现出他们是父辈的继承者和未来的主人的样子。这就使得另外两个阶层的孩子们对他们产生了仇视。　　最初组成的红卫兵并非来自那些红色阶级家庭的学生，而是由高级干部和政府官员的孩子们领导组织的。他们在共产党派遣的工作组指挥下没有像毛所想像的那样，去攻击“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而是攻击他们的老师和旧有的资产阶级。中学和大学的校园被搞得天翻地覆，学生们举行大会，斗争老师和教授，侮辱他们，折磨他们，有些被迫害致死。这种行为十几年前在中国是根本无法想像到的，这表明了这个中央大国距离古老的孔夫子社会已经多么遥远了。　　当年的红卫兵裉陵（音译）在他的自传中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发生的情况有这样的描述：“在运动场上我看到几位老师，他们头和脸被涂上黑颜色，这样他们真正像‘黑帮’一样，脖子上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某某，阶级敌人某某……每个牌子上都划有一个红叉，这样老师们看上去就像被判刑的囚徒一样。他们的脖子上还挂着装有石头的桶。我看到了校长，他的桶很重，以致于系桶的铁丝深深地嵌入皮肉中。他们被迫围着运动场跑步，并不住地喊：‘我是黑帮某某……最后他们都跪在地上点燃线香，请求毛泽东对他们的罪行给予宽恕。”52　　没过多久，中等阶级家庭的学生也组成了革命战斗队，他们同红卫兵中的“造反派”联合在一起，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向党和国家各级干部进行了斗争。黑色阶级家庭出生的学生一直被排斥在运动之外，造反派出于名誉上的考虑也不敢接纳他们。黑色阶级家庭出生的年轻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只是它的牺牲品。　　红卫兵中红色家庭出生的保守派在共产党的支持下要捍卫他们享有特权的现政权，保卫他们的父母亲。而造反派却相反，他们在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支持下要推翻他们所藐视的党的统治。两派都喊着毛的口号，却隐藏着一场生死之战。“文化大革命”成了红卫兵两派的内战，1966年底，工人中对立的两派也形成了。这是一场血腥味越来越浓的战争，直到最后军队动用枪弹才结束了这场战争。成百上千的人死在了这场战争中。　　然而，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叙述有些过分着急了。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1966年的夏天吧。6月16日，毛在回北京之前畅游了长江。在农民气息很重的中国，很少有人会游泳，敢于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游泳，会使人感到是一种奇迹，还带有一种使人进入新的更美好世界的意念。53在长江上游泳，不仅展示了72岁的毛强壮的身体，还实现了一个象征着抵达新的彼岸的行为。毛游泳的照片通过电视传播到全中国，人民群众无不为之欢呼雀跃。　　毛在狂热的欢迎声中回到了北京。他以最严厉的措辞谴责过去的50天是“白色恐怖”，命令党的工作组马上从大学和中学撤出。在中央一次争吵激烈的会议上（8月1日至12日），毛确定了他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对党进行革命。在北京的大街上有林彪的部队巡逻，红卫兵的吵闹声穿透了中央会议大厅的窗口。　　8月5日，在中央会议召开期间毛将自己亲手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贴在了开会大厅的门上。上面写道：“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毛的这张大字报无疑将“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指向了党内的高层领导，即指向了刘少奇和邓小平。这场斗争公开化了。　　8月18日，中央委员会发布“十六条纲要”，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它是革命者的大宪章，提出了两项任务：　　第一，推翻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第二，向旧社会的四项残余，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进行斗争，因为旧有的剥削阶级想利用“四旧”腐蚀人民群众，达到其复辟的目的。　　纲要认为工人、农民、解放军、革命的知识分子、党内的革命干部、特别是革命的青年人是这场革命的主力军。纲要还决定文化革命战斗队要实行类似于1871年巴黎公社那样的选举制度。　　就在同一天，毛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了百万年轻的红卫兵。林彪站在他的身旁。许多年轻人见到他们的“最高统帅”身穿军装、臂带红袖章时欣喜若狂。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毛还进行了相同的7次检阅活动，总共有1100万从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受到检阅。军队动用火车和卡车免费运送，并负责他们的食宿。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出现了一片天翻地覆的景象。几百万学生以20到30人为一个战斗队，敲着震耳欲聋的鼓，手举毛的小红书穿过大街小巷。红色子弟的战斗队闯入旧有的资产阶级家庭，砸碎旧家具和旧瓷器，焚烧书籍和照片。他们毁坏寺庙和博物馆。他们押着教授、老师和领导头带白色高帽游街，在“批斗会”上羞辱折磨他们，让他们“承认罪过”。这些被批斗的人的名单大多数是由当地的党组织提供的。与此同时，红卫兵中的“造反派”也组织批判会，对那些党的干部进行批斗，而这些人起初也参加了文化革命战斗队。红卫兵各派之间的残酷斗愈演愈烈。上海公社（1966年10月到1967年2月）　　1966年的最后几个月，“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面对各省党的机构的阻滞和反抗发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夺取政权”的命令。新的力量，即工人阶级登上了舞台。但是像学生们一样，工人阶级也分成了不同的社会派别。一派是国家企业终身聘用的正式工人，他们有“铁饭碗”的保证，企业对他们从生到死都负责到底，为他们提供住房、医疗保险、幼儿园、学校和养老金。要说城市中有共产主义革命的受益者，就是这些工人了。另外一派主要是从农村来的临时工，他们签有短期合同，工资低，不享受社会保险。　　第一个夺取政权的就是拥有1100万人口的上海。由市政府依靠的国家企业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的这支被称为“红色队伍”有80万人。与其相对立的是那些激进的无任何特权的辅助临时工和城市集体企业的工人。他们联合组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后来这两支革命队伍中出现了严重分歧，致使整个城市运转在12月底全线瘫痪。　　这场斗争是在北京的干预下进行的。1966年11月，张春桥从首都来到上海，他7月份前还是上海市委书记，现在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张站在了工人司令部一边，宣布它为唯一合法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967年1月5日，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被推翻。整个中国为“一月革命”而欢呼。造反派以巴黎公社为榜样，建立了公社，取代了旧的市政府。上海公社以秘密选举、并随时可以撤换企业工人代表的原则组成。在各企业中，工人们废除了旧的管理机构和党的委员会。通过选举产生了新的管理者。工人阶级终于成了“国家的主人”。　　他们真的成了国家的主人？1月6日，张春桥在批判吴晗的作者姚文元的陪同下从北京返回上海。他们两人同来自纺织工人的上海工人司令部领导王洪文结成了联盟。这三人帮的情况，我们在毛时代后期的四人帮中还要讲述。他们三人一起决定了公社的领导成员，而对工人们当时的选举结果答应以后考虑解决。2月5日，上海公社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宣布成立。它与巴黎公社的模式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并非是工人阶级统治了上海，而是张春桥联合王和姚，依靠军队和公安机关统治了上海。但不管怎么说，工人阶级第一次对自己的命运有了决定权。　　以上海为榜样，激进的工人和红卫兵在中国各个城市夺取政权，建立公社。毛总是把民主选举的巴黎公社视为榜样，然而他在实践过程中对此产生了怀疑。共产党在自己管理的公社体制中究竟占据哪个位置？毛想要改造共产党，使其重新焕发革命精神，但他绝没有废除共产党的意思。就像在他红小书中的第一句所强调的那样，党是革命的领导核心。在文化革命的紧要关头，毛突然改变了想法。他命令解散上海公社，按照其他模式组建市政府。这个新模式就是“革命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党、军队和群众组织的代表各占1/3。这就意味着在拥护毛的党内干部的支持下由军队来实行统治。革命的结束（1967年3月到1969年4月）　　1967年1月23日，林彪命令部队支持革命左派，重新恢复秩序和纪律。实际上部队主要是执行第二项任务。在许多地区激进的红卫兵和工人组织被解散，成百上千的积极分子被逮捕，几千人在武装冲突中丧生。　　1967年5月，激进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占了上风，武斗风暴席卷全中国。在北京，群众冲击部委，破坏机密档案。大字报攻击周恩来总理是“红色资产阶级”的领袖。红卫兵将他围困在办公室里。8月造反派占领了外交部，烧毁了英国国旗，因为英国在香港的管理机构禁止在那里成立红卫兵组织。在一些省里，造反派用从军队仓库抢来的武器向部队进攻。自从年初军队干预运动后，造反派也将仇恨的矛头指向了他们。对立的群众组织之间的残酷斗争发展到了武装冲突。动乱也波及到了农村地区，武装起来的农民联合在一起向城市进军，向党和政府办公大楼进攻。　　广东省造反派在报纸上对一场红卫兵流血事件做了详细的报道：“这场发生在（1967）9月11日的可怕的流血事件绝不是偶然的。这场对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造成的流血事件是由一小撮保守派的头目策划的，他们受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操纵。目的是……要把‘批判陶铸’的斗争引入歧路……为了纠正错误，我们在建国饭店红旗公社和红色小学司令部进行了现场调查，特将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9月11日，‘春雷’战斗队、‘地区司令部’战斗队和‘保卫纲领’（或‘卫纲’统一战线）战斗队等广东的保守派组织聚集了他们的成员，乘车去了中山路5号……他们的头目带着机关枪、手枪、手榴弹和其他杀人武器，开始了蓄意屠杀……13位革命群众被杀害，150人受伤，其中17人伤势严重……除此之外，许多群众被‘地区司令部’和‘保卫纲领’战斗队的成员用石头砸伤。7人被拉上汽车带走。”54　　中国面临灾难的深渊。在这种形势下，毛于1967年9月5日命令军队用武力恢复秩序。这位曾经将造反权利授予群众的领袖现在要把它收回来。毛开始了反对“极左派”的行动，最主要的牺牲者就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几个成员。他们被指责搞阴谋诡计，随即被逮捕。江青公开表示要收回过去的言论，这才挽救了她自己。　　1968年春夏之际，群众最后一次奋起反对背叛革命的行为。然而军队毫不留情地向造反者开枪。6月，毛将红卫兵头目召集在一起，指责他们说：“你们欺骗了我，更主要的是，你们欺骗了工人和农民。”这就成了红卫兵的终结。毛派遣了几百万中学生和大学生到中国的北部和西部那些偏远的农村，让他们接受农民的再教育。　　1969年4月1日召开了第9次党代会。毛宣布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林彪做了政治报告，庆祝“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在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279位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军队的委员几乎占了一半。军队统治了党。林达到了他权力的高峰。新党章给他带上了“毛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的桂冠。同时，党代会指出了最紧迫的任务就是“重新建设党并发挥它的领导作用”，这预示着下一个冲突的开始。　　“文化大革命”是从对共产党的攻击开始的，要求重新变成一个革命的党。它却是以在古老的列宁主义的形式下重新建设共产党而结束的。唯一变化了的是：党的机器又重新掌握在了毛的手中，他是绝对的统治者。毛泽东思想又重新在党章中确立，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成为了党的思想基础。　　在“文革”中，几百万人的生活遭到破坏，没有人知道死了多少人，是50万，还是最新猜测的几百万呢？几百万人因身体和心灵折磨遭受了严重的创伤，并将一直陪伴着他们度过余生。最早的牺牲品是那些老师、教授、作家、艺术家和过去高阶层的家庭成员。许多人被折磨致死或自杀身亡，例如老舍这位写过《骆驼祥子》的世界知名作家就是其中一例。如果说普遍性的迫害随着文化革命结束就停止了的话，那么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还延续了十几年，直到1976年才结束。　　党的干部和城市里的政府官员也遭受了不少苦难。约70%的干部被赶下了台，大多数人活了下来，事后又重新恢复了职务。但也死了不少人，除刘少奇外还有两位政治局委员也都遇害。1958年庐山会议后被解职的国防部长彭德怀被折磨致死，吴晗也同样如此。邓小平由于流放在农村躲过死难，但他的长子邓朴方却遭受了红卫兵的严刑拷打，从北京大学的五层楼上跳下，造成下身瘫痪。　　大多数死亡的人主要是那些来自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队伍中的人，他们在相互之间的流血冲突中死去，有的在1967年9月5日后被人民解放军镇压或被群众处决。1968至1969年间，红卫兵解散后有400多万高中生和大学生从城市来到农村，后来几年又有几百万人到农村。大多数人在毛去世后又返回了城市，但他们的生活和事业却受到了影响，成了“失去的一代”。　　农村的6亿人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损害。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未参与的人是唯一得到“文化大革命”好处的人。刘少奇在1961年将“大跃进”期间建立的大多数集体企业关闭，其原因是没有效益和浪费资源。毛又重新搞起了农村工业化发展纲要，直到他1976年去世建起了几十万家大队和公社所属的企业。　　1969年，城里的工厂又恢复了旧秩序，重新强调组织纪律，工人们又被束缚在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中。尽管取消了对个人实行的物资刺激，但工资制度仍然差距很大。工人的工资分8级；技术人员的工资分15级；管理人员从基层到高层，一直到党的监督干部的工资分30级。没有变化的还是两部分工人，即固定的终生制工人和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实行相对平均的工资待遇的要求被指责为“极左思想”，严格禁止。　　高等学校的形势直到毛的时代结束时仍然灾难严重。1970年，大学重新恢复教学，但教学规模缩减。学生人数仅是“文化大革命”前的1/3。入学考试被取消，许多人上不了大学。没有任何学术活动，书店空空如也，许多博物馆都已关闭。中国陷入了危机的时期。有一尖刻的评论曾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所做的就是埋葬文化。”　　毛时代的最后几年是一个萧条的时期，群众所表现出的革命激情熄灭了，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将这种火焰再次点燃。痛苦的回忆、对不停遭受压制的恐惧、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漠不关心和玩世不恭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　　当后文革时代到来，一切都冷静下来时，外交政策的狂热梦想也随之消失了。1968年，苏联在勃烈日涅夫思想的影响下，提出对那些偏离正确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随时有权进行军事干预。1969年4月，在东北的界河乌苏里江上中国军队与苏联军队发生了流血冲突。中国开始认识到，苏联是它安全的最大威胁。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中，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迅速转移方向，回到了传统的利益政治上。“世界革命”不再是目标，而“和平共处以及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成了外交目标。　　“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被宣布为主要敌人。1971年7月11日世界惊异地获悉，亨利•基辛格访问了北京，为第二年2月尼克松访华做准备。中国和美国结成战略联盟反对共同的敌人苏联。这是世界变化的一个转折。1971年10月25日中国成为联合国成员，这个位置从前是由台湾占据的。中国也成了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紧接着中国同日本和西欧各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长期与西方隔绝的状况从此结束了。　　对林彪的势力清除加速了对共产党领导的恢复。许多与林有牵连的军队干部被清理出党，政治局委员人数缩减了一半。另一方面，许多文化革命期间失去职务的党政干部重新恢复了职务。1973年3月，二号人物周恩来经毛的同意，成功地将邓小平重新招了回来。到这年年底，在周恩来的政府中整个领导权都重新由党的老干部所控制。　　与老干部站在对立面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强大起来的“四人帮”，即江青以及上海公社时期著名的三驾马车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四人都是政治局委员。如果说老干部掌握着党和国家机器的话，那么“四人帮”掌握着宣传机器和文化舞台。　　1974年6月，周恩来身患癌症住进医院。起初他还坚持在病床上领导政府。1975年初，经毛同意，邓作为第一副总理主持日常工作。他好像被确定为周的接班人。“四人帮”动用宣传机器集中全力向邓开火。邓对此不以为然，他于1975年10月提交了3份文件，要求彻底改变经济和科学政策。他相信，实践得出的结果比政策的正确更重要。在第一份文件，即在《党和国家一般性工作规划》中，他用激烈的言辞写道：“一个单位生产搞得一团糟，革命却搞得很好，这纯属无稽之谈。谁会相信这样的童话，只要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增长。”　　邓的不幸是周恩来比毛早去世7个月，即1976年1月去世。在此期间，“四人帮”有足够的时间向毛说邓的坏话，以便阻止他担任总理一职。他们对争得此职位也没有把握。毛任命了时任国家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为“代总理”。华当时既不知名，也不显赫，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由于能够听从毛的政治主张，被提升了职务。　　1976年7月28日发生了大地震。本世纪最可怕的自然灾害发生在北京以东200公里的地方，工业重镇唐山化为一片废墟。24万人（1/4人口）遇难。地震波击到了北京和天津，那里有一些房屋也倒塌了。　　中国民间迷信把这次自然灾害看作是统治朝代的一次更迭。上天收回了它的授权，1976年9月9日毛去世。4周后，悼念期几乎还没有过去，卫戍部队就于10月6日早晨逮捕了“四人帮”。1977年11月到1978年1月进行公开审判，电视做了转播，“四人帮”被判处终身监禁。毛的时代结束了。　　成为革命者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在距离湖南省省会长沙市东南50公里的韶山村，他的父亲是个中等家境的农民，有1.2公顷土地。在毛的童年时代，他父亲以辛勤劳作，成了“富裕”农民（按1950年土地改革时的标准）。55毛6岁开始在父亲的农田上劳动；8岁到13岁，他利用早晚时间干活，白天在本村的小学读书。然而父亲认为花太多的时间读书没有必要，13岁起，毛便成了农民。　　一部书改变了这位年轻农民的生活轨迹。这是一位改革者在19世纪最后几年中完成的著作，它以忧心忡忡的言语告诫人们，如果中国人不能够克服自己的弱点，没有能力抵御外来的侵略，那么中国的前途命运就会受到威胁。这部书唤起了毛继续学习的愿望。由于父亲不支持，16岁的毛于1910年离开家乡，去了附近的县城。通过听课，主要是靠在图书馆的自学他继续完成着学业。最终他的父亲相信了，接受教育有前途，可以挣更多的钱。毛读完了长沙的师范学校，1918年，即24岁时毕业。接着他去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了一名助理馆员的职位。馆长是李大钊，《新青年》报的编辑，后来成了共产党北京支部的创建人。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毛见到了许多“五四运动”的优秀知识分子，但他们却并没有留意这位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毛在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时说道：“我试图与他们谈论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他们都非常忙，他们没有时间听一位有南方口音的图书馆助理说话。”56　　1919年初，毛回到湖南，1920年担任了长沙一所学校的校长。当时他的主要任务是在湖南建立共产党组织，就此开始了他日后成为世界历史上伟大革命家之一和被神化的中国统治者的政治生涯。新中国的缔造者　　毛自己习惯于与第一位皇帝和国家的缔造者秦始皇比较。同秦始皇一样，毛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一个绝对权威统治下的严格的中央集权国家；同他一样，为了达到目的，只要认为是必要的，毛从不畏惧权势和暴力。　　中国官方对毛的评价是将毛的经历分为两部分：从1934/35年的长征到1956年党代会的召开和从1957到1976年。第一个部分是辉煌的时期：延安时期伟大的革命家和理论家，抗日战争的斗士，蒋介石的战胜者，国家的缔造者。第二部分是“失去的20年”：开始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扩大化”，后来错误地将矛头指向了所谓的党内右倾分子，又经历了“大跃进”的灾难，最终以“文化大革命”的混乱而结束。在这个时期，好的阶段是1962到1965年，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大跃进”后重新恢复了中国的经济。　　毛最严重的“错误”被认为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它不同于“大跃进”，这场革命的牺牲品不是农民，而是党的干部；和“大跃进”的不同之处还在于，那些党的干部对那场“文化大革命”不负任何责任。“文化大革命”罪行的真正责任要归咎于所谓的“四人帮”，他们利用了毛的错误，在他的背后做了许多坏事。　　1981年，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做出了公开的评价，认为毛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积极革命家所犯的错误”。邓小平本人在同意大利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的一次谈话中对毛的功过评价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对毛的评价并不是始终如一的。1981年党内对毛的功过是非做出“最终”评价后一直存在着一些争议。没有效益的工业化　　当毛于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接手了一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人口极多的国家，几乎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现代工业所占比重很小，甚至到1952年国家经济恢复取得一定成就时，5.5亿人口中，产业工人仅为300万，而且这些人大多数都在小工厂工作。　　当毛1976年9月去世时，工业产值据官方统计增长了12倍。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230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加到4.4亿吨；发电由70亿千瓦小时增加到1330亿千瓦小时；化肥从2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中国可以制造载重汽车、大型拖拉机、远洋货轮和喷气式飞机。而且中国成了核大国，1964年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70年代初发射了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工业生产所占的比重从1952年的23%提高到了1976年的50%；农业经济所占的比重从58%下降到34%。毛的时代是中国工业革命的时代。西方世界形成了一种固定印象，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开始于1978年的邓小平时代，这不符合事实，应予纠正。　　然而，西方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并非偶然，人民的贫困状况在1957到1976年的“失去的20年”中并没有任何改变。尽管人们常常出现超负荷的劳动、工作，但他们始终生活在贫困之中。28%的群众生活在低保线下。城市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从1952年的4.3平米减少到1977年的3.6平米。重工业和装备工业的强行建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人们维持在一般的生活水平上，但资本积累率却不断提高，从1952年的21.4%上升到了1978年的36.5%。毛并不认可赫鲁晓夫“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他的社会主义是苦行主义的。毛不同于封建皇帝，他像“五四运动”的革命者那样对国家强大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关注人民的幸福。　　在毛1/4世纪的计划经济期间（1952到1976年），中国的生产按照官方的统计年增长率为6.1%，人均收入年增长率为4%，而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认为增长率在4.4%到2.3%之间。57不论哪个数据正确，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都远远地落后于四小龙，即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　　更主要的是，毛时代的经济增长是靠增加资源投入而实现的：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投入到了生产过程中，同时不断延长农民的劳动时间，国民经济的投资率持续增大，而资源的开采和利用效益却很低。整体生产效益，即通过劳动时间和资本投入来提高生产，在毛的时代平均每年下降0.8%。　　毛的计划经济，自1958年以来一直是垄断经济，效益很低。具体情况如下：　　对于集体化的农业经济来说，它的生产与人口增加不相匹配，1976年中国人均生产的粮食还没有1957年多；　　对于农村的社队企业来说，大多数生产都是亏损的，直到邓的改革创造了新的条件后，农村企业的极大潜力才被发掘出来；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重工业企业组成了巨大的、一体化的工厂联合体，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城市，工人和职员队伍庞大，而且从生到死都由企业负责到底。1964到1971年期间，毛让许多重工业和装备工业的大工厂建立在中国内地的深山里，以防外国军事进攻。“三线计划”起源于对美国，1969年后对苏联进攻的防御考虑。因此，中国一部分大企业由于地理位置的偏远缘故至今仍然被认为没有竞争力。　　经济增长仅仅靠不断提高资源投入，而生产效益却不断降低，那么这种增长是不会保持长久的，同时资源的投入也无法持续不断地增加。1976年，毛去世后这种现象就出现了：农村1/4人口的生活降到了水平线下，处于极度贫穷；国有企业的效益问题越来越严重；投资也无法提高。党的领导在毛去世时说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这绝不是凭空捏造。　　当国有企业自邓小平80年代改革以来被推向市场而失去了垄断地位后，它们没有效益的情况就更加突显出来了，许多企业不但不能创造利润，反而在浪费资本。生产所用原材料的价钱超出了产品的本身价格。　　毛的接班人从工业中所获的资本价值比起对它的建设投入来说要少的多。这样毛时期的经济增长率是有局限性的。许多毛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在邓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产值呈负数，持续亏损，致使中国国民经济到90年代中期陷入深渊。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负担都来自毛的遗产，此外受过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极度缺乏。1965年，企业中工程师和技术员占工人总数4%以上；“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十年的教育空缺，到1976年技术人员所占的比例降到了2.6%；十多年后，即到1987年重新达到了1965年的水平。　　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直到邓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也都很难控制。如果说古老的中国文化最高境界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话，那么毛是领导群众同“自然斗争”，这可以说是受非中国式的外来思想的影响。　　而且，毛使中国的人口问题尖锐化了，他拒绝接受任何计划生育的建议，甚至在60年代期间还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他常说：“人只有一张嘴吃饭，但有两只手劳动”。在毛的时期，中国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接近10亿。如果他的接班人继续推行这个政策的话，中国的人口在今天，即在21世纪初，就不仅是12.5亿，而是18亿，或许因人口爆炸而早已混乱一片？　　毛确实留下了一笔沉重的遗产，然而这笔遗产也为邓小平时代中国经济的惊人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毛破除了古老的儒家文化，这样也就清除了中国经济发展上的障碍。他曾经热情洋溢地说道：中国的农民群众是一张“白纸”，在上面可以画出共产主义天堂最美的图画。他确实留下了一张白纸，邓小平在它上面谨慎地、一步一步地绘制着一幅市场经济的建设蓝图。　　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1978～1997）除去大型和赢利的集体企业的工人）来说几乎没有福利保障。他们生活在早期的雇佣与解聘的世界里。不论工人失业，还是独立经营的企业者破产，都只能回到自己农村的家里。　　从其他方面说，乡镇企业也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工业。它是中小型企业的世界。相反，国有企业是按照苏联的模式建造的，有上千个大型企业，生产着2/3的产品。　　中国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出现的经济奇迹是农民和乡村干部的杰作，这一点西方很少有人知道。当国家给了他们搞生产的自由时，生产马上就起来了。首先是农业收成连年创记录，然后从1983年开始乡镇的工业和服务性行业迅速发展，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0%，提高了国民生产总值。世界所关注的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主要是乡镇企业的增长率带来的。　　农村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样也是体制转型的动力。乡镇企业从基础上改变了城市里国有企业的生存条件。它们从受计划经济保护的领地中被赶到了竞争经济的自然猎场上。农民们破坏了计划经济，他们也改变着政治体制。久而久之或许会出现这种情况：几亿个体农民和几百万私营乡镇企业（包括越来越多的城市个体企业）将会统领这个国家的工业。　　农村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84年农业创记录的收成再次展示了它的辉煌，同时也从政治上鼓舞着邓搞城市改革，城市改革经历了初期的蓬勃发展后停了下来。　　城市是计划经济的世界，是国有企业和党政机关体制所管理和控制的世界，同时也是实行改革极其艰难的地区。改革者们在这里遇到了党和政府中强大的利益集团的阻挠，这些人感到自己党内的地位、个人的地位和特权受到损害。　　在农村改革取得了辉煌成就的情况下，不赞成改革的人失去了机会。邓小平让他的总理赵紫阳和赵的有自由思想的智囊小组制定国有企业的改革纲领。在邓的支持下，赵在1984年10月的中央会议上通过了这个纲领。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　　城市改革的中心是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赵紫阳按照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样板搞企业经理生产责任制。过去对国有企业只搞一些被动的改革。各专业部委对下属的企业做出规定，哪些产品达到什么样的质量标准可以生产，销售价是多少，全部利润都上交国家。国家对企业投资，并承担风险。生产不景气的企业靠效益好的企业养活，“大家都在吃大锅饭”。对效益好、搞革新的生产单位没有任何物资奖励。　　现在，改革赋予了企业经理对生产、质量、价格和投资的决策权。企业不再像以前上缴全部利润，只需照章纳税。经理可以随意使用税后利润，部分可发放职工福利补贴或支助有关的福利机构。企业可以用它剩余的利润或银行贷款来满足它的资金需求和资本需要。　　各个企业必须按照约定的价格提供约定的生产计划数，除此之外所有的产品都可以推向市场。这样就产生了计划价和市场价的两级价格制。只要产品缺乏，市场价就会高出计划价，有时会高出很多。企业一旦完成了计划指标，就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既可以出售超计划的产品，也可以换取必要的原材料和配件。由于计划生产预先确定产品的数额，所以市场和它的价格将决定企业的经济行为。这是改革的一个理论问题。　　为了确保企业经理的决策自主权，改革将企业中党的书记的领导地位与经理的管理权限相分离。人们可以想像得到，赵紫阳在这方面克服了多大的阻力。企业里党的书记和党支部只限制于做思想工作这个范围，企业经理成为最有权威的老板。从计划中走出来　　与管理体制改革息息相关的是，赵想使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中一步一步地走出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冻结计划的总额。在国有企业生产增长的同时，不断地下调计划生产在总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同时也迅速减少了计划生产占国民经济总量的比重，因为乡镇企业生产的增长率从开始就在计划之外。这种做法产生了效果，计划生产占国民经济总产量的比重从1984年的80%下降到了1991年的16%，在邓时代的最后几年降到了零。大多数商品和服务性行业的价格都由市场决定。私营企业合法化　　1984年，中央委员会公开承认“个体企业”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补充部分”，之后很短的时间内城市里也出现了街道两旁的商品销售点和小饭馆，小旅店，不久出现了卡拉ok厅，建立了各类修理点和手工产品生产点。毛时代萧条的城市又重新恢复了活力。个体企业职工数限于7人的规定通常也不严格控制了。我对中国的务实主义有亲身的感受。我从与一个省的“个体企业”协会主席谈话过程中获悉，我的谈话对象总共雇佣了24个工人。我困惑不解地问道：“但是您只允许雇佣7个人呀？”回答是：“是的，但是我有4个企业。”这就是中国！　　1988年官方取消了只准雇佣7人的限制，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可以合法经营了。然而私营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一人企业、家庭企业和小型企业的世界。500人以上的大型私营企业直到90年代中期还是凤毛麟角。我们将在第三十六章继续讲述此方面的发展情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城市改革随着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从1984年起进入了一个5年的轰轰烈烈的发展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1984年和1985年分别是15.2%和13.5%，1986年回落到8.8%，1987年和1988年又重新上升到11.6%和11.3%。在这种繁荣的景象中，1987年10月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赵紫阳任新的党总书记。赵在取得欢欣鼓舞的成就中继续推行改革。他在工作报告中要求全党“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并用邓的思想告诫全党：“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中心工作……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68　　赵公开与保守派进行辩论，后者指责邓的改革是“搞资本主义”。针对这种指责他提出了新的理论，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就是补上发达国家19世纪所经历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马克思曾经强调，社会主义必须要以资本主义阶段为基础。　　赵也公开承认，改革的最终目的必须是搞市场经济，“新的体制必须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它与用什么样的经济手段来调节资源配给的问题毫不相关”。　　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赵的胜利。当然主要是邓的胜利，此时的邓就地位而言仅次于当时的毛。赵在他的报告中讲到，在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60年的历史中有两次大的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的伟大复兴之路找到了，这条路与赵主持的党代会所指出的路是一致的。共产党将会在这条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邓改革的第二个支柱就是对外开放。毛坚持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隔绝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是要防止社会主义的中国受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影响。毛的闭关自守部分原因自然是由于西方的封锁而被迫所为，1960年以来又被迫与苏联决裂。　　邓扭转了毛的政策，把中国溶入世界经济作为新的目标。他很清楚，没有国外的技术和资金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对产品进口、国外投资、科技交流和旅游“进一步开放”的政策从开始就是邓不变的改革政策，它直到今天仍然未变。对外贸易　　对于毛来说，对外贸易是祸害。他虽然未完全禁止，但要求尽可能少做。在60年代毛政策影响高峰时期，中国几乎没有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加在一起只有30到40亿美元。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后，外贸总额到1975年提高到了150亿美元。　　邓掌权后进出口贸易得到快速发展。1978到1997年间，即到邓去世的那一年，外贸进出口额增加了16倍，从210万美元增加到3250万美元，2000年增加到4740万美元，是1975年，即毛在世最后一年的32倍。中国的外贸进出口经过1/4世纪从无到有发展成为世界第七大贸易国，对世界贸易市场的价格和竞争条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外贸*1952～2001（以10亿美元为单位）*只是商品贸易，不包括服务性贸易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　　如果把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与国民生产总值联系在一起看的话，2000年对外贸易所占比重达到44%。这对于大陆的国民经济来说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国际化程度。中国人喜欢列数据，列出21%的进口额，目的就是为了证明他们国家对贸易的坦诚。但是人们必须要对这个数据做出明确的校正，因为进出口贸易是按照世界市场价格交易的，而中国的国内价格水平远比世界市场价格低得多。如果不把以人民币为单位的国内生产总值换算成占统治地位的美元汇率，而是按照人民币和美元的同等购买力来计算的话，那么人们得到的生产总值是以美元为单位的，这个生产总值是按汇率换算后的3倍，因此2000年对外贸易所占的比重就降到了15%。这是按照美国的参数所做比较的一半。需要补充的还有，中国出口贸易中的一半几乎是建立在加工业基础之上的，即建立在进口原料和零部件的再加工基础之上的。在装配业方面，它的再出口额度也常常达不到20%。中国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的进口以及再出口这两方面才使得贸易额增大。因此中国继续扩大对外贸易还是有许多空间的。2000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对中国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必将起到推动作用。国外贷款　　毛去世时中国没有任何外债。1978年，北京开始向日本和其他国外银行贷款，后来发展成仅次于印度的世界银行第二大贷款国。世界银行通过庞大的驻北京办事处和不断派遣项目代表团与中国政府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为其走市场道路承担着顾问的角色。　　2000年初，中国向国外总贷款1540亿美元，净贷款740亿美元。这些贷款是以1620亿美元的货币储备（包括黄金储备）作为后盾的。它完全能够支付得起这些债务。这也使中国政府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最安全的债务国。国外留学　　在毛的时代直到1960年，即与苏联决裂时共有7500名中国人到过那里的大学学习。1978到1999年期间，有32万大学生和科学工作者到国外学习。他们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属自费留学，其他一些人获得官方奖学金，一小部分人获得国外奖学金。许多学生已经在国内完成了大学的学业（大多数为学士毕业），然后在国外大学继续学习。超过一半的人选择美国的大学，居第二位的是在日本学习，然后选择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或德国。在德国目前有1万名中国留学生。　　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特别是在美国就读的，主要选择工程和自然科学以及企业管理专业学习。通常情况下他们是班里最好的学生。加利福尼亚州的精英大学必须实行名额限制，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整个班级都是中国人和其他亚洲国家人的现象。　　在32万留学生中，目前仅有11万，即1/3的学生返回中国。大多数学生学习结束后留在国外，特别是留在美国。工资待遇、研究条件和日常生活条件比在国内有更大的吸引力。这些情况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和韩国的留学生中是常有的事情，但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已经回去了，而且为台湾和韩国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中国的留学生将来也会是这种情况，他们许多人同国内有紧密的联系，定期回去搞学术活动或者合作搞科学研究，美国的硅谷公司在中国的高技术园区设立有子公司。　　今天，在美国精英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回国的人数在迅速增加，他们在政府机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经济领域承担着重要的职务。如果说中国的顶级大学在此期间部分地达到了美国大学的水平，那么应该感谢这些从国外回来的科技工作者。在上海，从美国和其他国家返回的人员到2000年1月总共建立了758个企业，这些企业中的大多数都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新兴的高技术企业。69　　这样中国政府从1996年起通过担保的方式，努力促使那些享受国家奖学金的留学生按规定期限返回。对于那些移居美国的有才智的科技工作者，政府也不当作人才外流来看待，而是设立人才资源信息库，为中国将来动用这些人才资源做准备。开放旅游　　迅速发展的旅游业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今天，外国旅行者在中国的城市中到处可见，成了常见的街头风景线。2000年中国接待了1000多万外国旅游者和商务旅行人员，其中220万来自日本，130万来自韩国，110万来自俄国，90万来自美国，30万来自德国。同时有700万旅游观光者来自香港地区，他们中大多数人到临近的广东省，特别是到新建设的城市深圳观光游览；有300万商务旅行人员和旅游者来自台湾地区。　　世界旅游组织预计，中国到2020年将超过当今的主要旅游大国法国、西班牙和美国，成为接待外国游客最多的国家。该组织估计到那时将有1.3亿外国游客到中国旅游。同时将会兴起巨大的国内旅游热。旅游业在90年代初几乎等于零，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经济增长最大的行业之一，它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而且到国外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从1994到2000年这5年期间，出国旅游人数从610万增加到1050万。其中2000年有560万人是自费出国旅行。在城市里，许多旅行社用彩色广告招揽游客到泰国的海滨度假，或者组织价格便宜的旅游路线到旧金山、纽约和伦敦之旅。中国的中层人士到国外度假的越来越多。科隆大教堂的女管理人员告诉我，现在参观大教堂的中国人超过了日本人。国外投资　　邓对外开放政策中迈出的最大一步是国外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开放。这种开放不仅意味着与毛的自力更生政策彻底决裂，而且也使人们想起了那个屈辱的年代，当时欧洲人、俄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他们不仅在沿海，而且在内地建立了许多租借地。　　邓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摸索和试验。他按照一些东亚国家的模式于1979年首先在中国的西南部，即在广东和福建省设立经济特区。清朝皇帝在十七、十八世纪开放广州，即广东省省会与“西方野蛮人”开展贸易活动，其目的就是让这种活动远离帝国的中心。邓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经济特区一方面向外国企业提供各种有吸引力的政策，例如减免关税、对进口产品部分减免税收、提供廉价的土地，并提供西方式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经济特区是一道隔离区，保护这个地区的群众免受到精神污染。　　邓于1979年总共设立了4个特区，其中3个是沿广东省的海岸设立的，有紧靠香港的深圳，澳门附近的珠海，与台湾南部隔海相望的汕头。第四个特区设在福建省的厦门，它紧靠台湾海峡，和汕头一样1949年前属于外国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开放的90个沿海城市之一。邓的这种选择主要是针对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者，同时还有其政治目的，就是要使香港和台湾重新加入中国的经济建设。　　1984年，邓到深圳考察之后又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其中有一些是抗战前外国有特权的海港大城市，如上海、天津、青岛（从前德国的殖民地）和大连。除此之外，海南岛成了单独的省，被整体宣布为经济特区，它要成为第二个台湾。在短短的时间里整个沿海地区全部开放。长江三角洲过去和现在始终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和福建的闽江三角洲，通过开放成了新的经济中心。中国沿海广阔的地区，从东北的秦皇岛和大连到最西南的北海全部开放。沿海各省的生产总值占中国的一半。90年代对外开放继续深入，内陆各省先后开放。到邓时代的最后一年，即1997年，外国人几乎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包括内地城市都有投资。　　随着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外企业的投资条件不断改善。最初只允许搞合资企业，自1986年起这种限制越来越少。今天，如果外国企业完全或者主要为中国的国内市场生产的话，就可以在中国的大多数工业领域100%的投资，搞自己的子公司。中国政府逐步允许外国企业在服务性行业中进行投资，这些行业包括：银行、保险、宾馆饭店、商业、企业咨询、法律顾问。80年代最早的投资者：　　香港、台湾和海外的中国人　　经济特区设立后最早来投资的是香港的中国人。在香港劳动力和土地都很贵，与低工资地区相比工业失去了竞争力。中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良机。香港的企业家们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工序全部系统地搬迁到了大陆。“到大陆”最初是指到比邻的广东省，也就是说到大多数香港人的故乡。最早建立的一些工厂，例如加工衬衣和装配电子仪器，不需要太多的资金投入。80年代末，香港的大企业也发现了大陆商机，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一批香港大型企业开始了几十亿的投资，在大陆的大城市里到处都在建豪华宾馆、商场、现代化的办公大楼、收费的高速公路，高架桥等等。　　80年代3/4的大陆外直接投资来自香港，它当时还属于英国的殖民地。香港的投资改变了珠江三角洲的面貌，使其成为一个轻工业的世界中心，沿三角洲几百个泥泞的贫穷村庄和集镇变成了香港的工厂。1979年前深圳还是一个只有2.5万居民靠种田与捕鱼为生的荒凉的边界小镇，现在已发展成为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摩天大楼鳞次栉比，金碧辉煌。　　1987年，台湾当局取消了到大陆旅游的限制，台湾的投资者们像潮水一样涌入对岸的福建省。台湾投资之于福建正如香港投资之于广东。他们使这个南部偏远的贫穷省份变成了一个沿海富裕之省。以香港和台湾的中国人为榜样，80年代末东南亚海外华侨中拥有几十亿巨资的企业老板也来中国投资，他们中有泰国的谢国民⑦，马来西亚的郭鹤年⑧和印度尼西亚的林绍良。⑨1992年：外国投资的高潮　　1992年，邓的“南巡”带来了新的繁荣景象，同时也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不但要继续进行，而且还要加速发展。他以此掀起了外国投资的真正高潮。　　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侨的投资迅速增长。同时西方、日本和韩国的跨国大公司的投资形成了第二个浪潮。这些企业以前在中国的投资是小规模的，现在开始参与竞争。如果说香港和台湾的企业家们在经济特区和中国南部沿海的农村地区建立了成百上千的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小型工厂的话，那么这些新的投资者建立的都是与中国的国有企业合资的大型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开始了中国现代工业建设之路。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投资的中型企业也不断增加，它们为大型合资企业提供配件，并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西方、日本和韩国的这些企业更喜欢把他们的生产基地设在中国的中部和北部沿海地区的大城市里。北京、天津、大连、南京和上海等城市成了现代投资的中心。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开放　　几百年来，中国一直与外部世界隔绝。自从邓的改革以来，中国不仅通过对外贸易和国外贷款溶入了世界经济，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国外投资。中国对外国投资的法规尽管在法律程序上还存在着不足，给投资领域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已属于发展中国家中最宽容的法规。今天在中国有30万家外国合资企业和子公司，这些企业和公司不仅设在大城市，也有的设在中国内地的县城里。　　在中国过去的两次对外开放中，即唐朝（618～906）和民国初期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开放（1912～1937）中外国人只是浮在少数的几个国际化大都市里，从未涉足广阔的内陆地区。今天，外国人在中国到处都可以见到。美国的大众文化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美国化了的大众文化也在这个国家广泛流传。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开放。　　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政府于90年代初决定在上海建立一个巨大的经济特区。特区的地址被确定在拥有523平方公里的黄浦江东岸，与昔日的国际化大都市隔岸相对。在上海的西部（浦西，即黄浦江西岸）对岸出现了一个东城，即浦东（黄浦江东岸）。从“东方巴黎”变成单调的工业城市　　上海从20世纪前几十年到1937年被日本人占领一直是亚洲最灿烂的大都市，有“东方巴黎”之美称。在英国人居多的国际性移民区和法国租界地里生活着近10万外国人，有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人，还有美国人、日本人和原西班牙犹太人。沿着这些地方有许多古典式的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的装饰派风格大楼，供外国银行和商场使用。　　从形式上看，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由外国领事们管理，但事实上是由那些银行和商场的大老板们以及那些在华的外国大班们控制的。这里是富豪财阀们的天堂。混杂在这里的也有一些西方化了的中国富人，他们最初做外国人的代理，后来发展成为百万富翁。他们中有一个人名叫宋嘉澍（查理宋）的人，后来移居波士顿，成了卫理公会教徒，他就是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岳父。70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创造出了一个五光十色的文化和亚文化，使东方与西方文化在这里同放光彩。新闻记者、作家和电影导演的作品在这里可以不受军阀和蒋介石政府的审查。上海是1917年由胡适发起的文艺革命的中心，中国的近代作家以西方为榜样在这里用大众的语言，在他们的小说、剧本和杂文中反映社会问题。上海同时也是娱乐业兴旺的城市，有酒吧和夜总会，有赌场和鸦片馆，还有668家妓院。红灯区由黑社会控制，领头的是“青帮”，它的老板叫杜月笙。他同时又是上海商界的显赫人物。蒋介石与他有密切的联系。他为他们敲诈中国的富豪，如果必要的话也绑架这些人，目的是强迫他们向国民党交纳“费用”。在关于上海的《名人录》一书中，他被列为“法国租借地中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人”。这就是真实的杜月笙！　　基督教的传教士们诅咒上海是罪恶的温床，有一句流传的话是：“如果上帝容忍上海的话，那它就要为罪恶道歉。”共产党人谴责上海是资本主义剥削和恶习的代名词。是共产党，而不是上帝结束了这个国际化都市的历史。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开进了上海，接过了政权。上海完全都变样了，时髦的和外国的东西没有了。上海大多数的企业家在共产党掌权之前就逃到香港，他们在那里又建了一个新上海。　　这个“帝国主义的妓女”在毛的领导下变成了一个单调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城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了极左主义的中心。上海在战前已经是中国的工业中心，但基本上是轻工业，主要是纺织业。现在共产党人在这里要建设重工业，60年代初，536家归中央政府管理的国有企业中有480家建在这个城市里。企业必须把全部赢利上缴北京。上海从中央得到的财政经费远远地少于上缴的资金。上海衰退了。出生于上海的历史学家贝蒂•裴梯•魏1980年首次返回了她1945年离开的这个城市，她讲述自己的印象：“上海35年来除了没有对城市清扫外，什么都没有变。”71外国资本重新返回　　一切很快都变了。80年代的老上海还能看到不少陈旧之物：住房拥挤不堪的小区，四周被高楼和大型起重机围着。没过多久这些小房子就被拆掉了，它们的老住户搬到了城区边上的高楼大厦里。黄浦江的另一侧，即浦东地区，1990年前还是一片农田，现在变成了亚洲的曼哈顿，摩天大楼敢与纽约和香港的相比。而且世界上最高的大楼就耸立在这里，它是由日本企业家建造的森塔楼，因为上海人自然不甘认可吉隆坡的双子星塔是亚洲和世界最高的大楼。　　上海再生的年代是1990到1992年，这次被视为东方的纽约。邓1990年催促北京政府要在上海建一个大型的国际经济区。他后来承认，80年代他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把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来建设。如果说1979到1980年开始的经济特区按照当时的想法搞的是出口和轻工业而引进的国外技术很少的话，那么建设浦东的目的就是要把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投资吸引过来。它应该成为现代工业的中心，即成为电子、电器、石化、汽车制造和机械制造工业的中心。邓希望中国国有企业和日本跨国大公司以及克服天安门事件带来的影响后和美国、欧洲的大公司联合搞大型合资企业。　　李鹏总理1990年4月宣布在浦东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时，中国的上空还笼罩着后天安门时期的压抑气氛。北京的保守派计划着要把浦东塑造成社会主义纯净的样板特区，与深圳形成对比；中央政府要直接管理这个特区，并考虑为建设现代国有企业大量注入资金。随着邓1992年1月的“南巡”和10月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之后，气氛就突然转变了。这样浦东的发展就进入了高潮。邓对西方和日本投资者的希望变为现实，上海成了美国、日本、欧洲许多跨国企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投资的中心，同时德国人也到这里投资。大众汽车公司与上海汽车公司共同建立了合资企业，通过与外国、特别是与德国下属的配件公司的联合经营使上海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汽车城，中国小汽车市场超过50%的产品由这里提供。　　旧上海和浦东十几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场地，市长曾自豪地宣布，世界上每6架起重机中就有一架在上海。办公大楼、豪华酒店、地下铁路、高架路桥以及通向浦东的黄浦江大桥以欧洲人无法想像的速度建立起来。在1992到1994年这3年里，浦东建起了面积为470万平方米的办公场所，这么多的建筑面积，香港需要30多年的时间才能完成。面积为523平方公里的浦东几乎和新加坡一样大。这个经济特区下属6个区：陆家嘴财政商业区、金桥出口商品交易区、外高桥自由贸易区、张江高技术工业园和孙桥农业食品加工区。　　到1998年底有5630家外资企业落户于浦东，占上海1.76万家外资企业的1/3，其中有98家是西方和日本的跨国公司，最大的投资者是通用汽车公司，投资10亿美元，建立合资企业，生产别克君威系列轿车。其他大的投资者还有西门子公司、蒂森克努伯钢铁公司、阿尔卡特公司、科达公司、摩托罗拉公司、英特尔公司、日立公司、日本电器株式会社和夏普公司。1997年，上海6大“支柱产业”的产值，即汽车制造、通讯设备、石油化工、电子技术、电力设备和钢铁冶炼的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0.7%。在这些企业中有外国资本参与的占到了40%。更重要的是600家由上海市选定的高技术企业发挥了它们的作用，这些企业资金的一半是来自国外。72战前外国资本在这个城市居统治地位，然而此次资本是在中国人的控制之下运转的。　　自1992年以来上海的经济一直以两位数增长，即使在通货紧缩的1998和1999年增长速度仍然超过10%。如果说80年代是属于广东的年代，那么90年代是属于上海的，而且可以预计，新的世纪仍然属于上海。上海：21世纪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的大后方是一直到南京的长江三角洲，也是一直到中国最大的内陆港口武汉的整个长江下游地区。从宋朝以来，长江下游地区，包括江苏的南部和浙江的北部一直就是中国的经济核心地区。这一地区有许多历史名城和经济重镇，例如苏州、扬州、南京、杭州等，属于这个区域之内的还有许多中小型工业城市，如距上海东北方向50公里的太仓，这里是巴登符腾堡州企业集团的集中地。这个经济区的农村地区也有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建有成百上千个农村乡镇企业，这些企业几乎都是私营的，农业只占农民家庭收入的15%。　　“长江下游”经济区的生产总值超过了印度尼西亚，它的“龙头”当然是上海。中国人盼望的是经过长期的努力使上海成为世界城市的老大，现在看来是可能实现的。它不仅要有世界最大的港口，而且也要有最大的机场。国际机场的第一期工程已经于1999年在浦东开工。德国的磁悬浮列车将用来连接内地城市，世界上第一个磁悬浮列车将在上海行驶。这也是上海和中国现代化的一个象征，对于德国来说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难以说出口的反象征。　　今天的上海已是中国和外国银行最集中的地方，上海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地位，成为国家的财政中心，然后在国际金融与股市交易中超过香港，最后赶上纽约。作为财政商业中心的陆家嘴就位于黄浦江的东岸。“东方明珠”，这个高有468米的亚洲最高的电视塔作为一个象征，耸立在这里。1999年，江泽民在那里为被称作“东方华尔街”的世界最现代化交易所大楼举行了落成典礼。　　上海还想恢复它曾经拥有过的亚洲文化都市的地位。90年代中期，在老城区的人民广场中央，在市政府大楼的对面建起了世界上最美的博物馆。它的形状就像一个3500年前的带有4个手柄的商朝青铜器皿，这里的收藏品仅次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是第二个最重要的中国古代艺术收藏馆。它的斜对面，在市政府的旁边，按照法国著名设计师夏邦杰的方案建起了新的大剧院，剧院由闪闪发光的玻璃和铬合金不锈钢架组成。在浦东的岬角地带建起了最大的“东方音乐厅”。上海决心重新赢得作为亚洲文化和知识中心的荣耀。这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中国除了有市场经济的自由外，是否还有思想和政治上的自由，即有一个社会的自由、一个新闻出版的自由和一个民主的自由。　　1992年1月17日，邓坐着专列火车从上海开始了他的南巡，他从1990年10月以来就一直住在那里，利用这段时间解决了上海党组织的问题。第一站是扬子江畔的内陆港大城市武汉。1月19日到达深圳特区，这是邓的杰作，有人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的象征，也是出卖中国的象征。邓出现在深圳，并表扬这个城市是快速发展的样板，这对那些保守派人士来说是一个震动，就像一位美国总统出现在拉斯维加斯把五光十色的宾馆和赌场说成是美国的一个新模式所产生的震动一样。　　邓避开了北京冬天的寒冷，在南部的广东一直待到2月中旬，其间访问了珠海经济特区，经由上海，于2月22日回到北京。他在所到之处同当地干部的谈话都表达了两条信息：加快改革开放的速度，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所有人都很清楚，党的中心任务仍然是中国的经济建设。一方面要坚持改革开放，而另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领导地位是为实现这个任务服务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策是赵紫阳在1987年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讲的，成为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邓重新明确表示，他坚持拒绝按照西方的模式搞民主改革，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西方帝国主义搞的“和平演变”阴谋。在这一点上邓同他的对手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在改革开放的态度上他是走在前面的。他像毛一样，把反对改革的人比喻为“小脚女人”，不敢往前走。他公开要求撤销反对改革的人的职务，甚至在北京还点过这些人的名。73邓的遗嘱　　2月底，邓的支持者把他“南巡”讲话的主要部分在党内印发。这些内容又编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即最后一卷。74这是他向全国人民留下的遗嘱，成了“邓小平理论”，至今仍然指引着共产党前进：　　一、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　　二、向外国学习：　　“‘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取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三、怎样认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四、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五、“发展不平衡”：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六、主要的危险来自左倾：　　“‘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就是‘左’。”　　七、以四小龙为榜样（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新加坡、韩国）　　“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止，甚至等于后退……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　　八、承认不平衡的经济发展速度：　　“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　　九、新加坡是一个社会秩序好的榜样：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在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来还不止二十年……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十一、革命的老一代去世后，对未来表示担忧：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　　3月底，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个关于邓“南巡”的新闻电视片，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公开了邓的重要讲话内容。　　3月20日，李鹏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说，中国人“必须敢于创新，大胆改革开放”。总书记江泽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他以双倍的激情要求党的干部“建设崭新的社会制度，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一贯坚持改革的副总理田纪云讥讽那些反对经济特区的人，他说，搞一个“左派经济特区”，没有国外投资，也不允许外国人参与，经济特区100%地搞计划经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得分配，居民们都必须排队购买食品和其他消费品。田纪云问道，那么反对改革的这些人，你们是否准备放弃北京的舒适生活搬到这个纯粹的社会主义特区住呢？一个新的经济繁荣　　政治局和国家媒体重新置于改革人士的控制后，保守派再也无法阻挡邓的进攻了。事实上，“南巡”带来了繁荣，首先在沿海各省出现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局面。如果说李鹏的第八个五年计划（1991～1995）规定经济增长率年平均为6%的话，那么1992年的增长率就达到了14.4%，1993和1994两年又分别保持在了13.5%和12.6%的水平上。　　一股资本的狂热向人们袭来。上海交易所的行市1992年上半年增加了1200%；深圳交易所1992年8月出现骚乱，致使城市瘫痪两天。由于在新股票发行时需求量大大超过了供给量，交易所采用了摇奖的办法。未来的小股东们可以得到分配股票的资格证。500万张资格证获奖比例为10:1，要在8月10日发出，每张价格为100元。80万人从四面八方涌来。8月9日是星期日，排队的人群有几公里长。然而星期一开门很快就买光了。一无所获的群众指责警察、银行和有关机构侵吞了这些票证或为他们的朋友预留了。那些在烈日下排了好几个小时队的人觉得受了骗，就涌向市政府大楼示威，直到第二天道路还堵着，给警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市长许诺再增加500万张资格证，之后人群才平静了下来。媒体向世界公布了深圳交易所出现的“资本主义”骚乱的照片，它向西方人表明中国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绝不再是3年前的样子了。新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的“南巡”不但对经济增长，而且对改革都是一个巨大的推动。1992年10月第14次党代会提出的口号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更大的胜利！”江泽民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目标。与迄今为止实施的“社会主义计划性商品经济”相比，这个目标的提出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它不仅可以使商品市场从仍然保留的计划经济成分中解放出来，而且还为市场提供了土地和劳动的生产要素。农村已经是一个自由的劳动市场，但城市中，在从业人员占3/4的国有部分的工作岗位仍然由劳动部门分配。在未来，工人、包括大学毕业生可以自由选择他们的工作单位，同时单位也可以自由选择工作人员。国家退出了对经济的指挥，通过宏观经济措施间接调控市场。　　计划经济的时代结束了。中国的评论家们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只是一个补充；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的任务就是保证经济繁荣，全体人民生活富裕。　　江泽民在党代会上赞扬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要求党员制定计划，除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外还要学习“邓的理论”，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党代会上选举产生了一个年轻的中央委员会。大多数对改革有意见的人，离开了中央委员会。46%以上的委员是新当选的，84%的委员大学毕业，其中大多数毕业于理工科院校。　　在北京高层领导中提升了一些新人，朱镕基进入政治局常委。邓80年代初发现了这位经济专家，并请他做了顾问。之后朱镕基担任上海市市长，1989年继江泽民后，又任市委书记。1991年春，邓把他召回了北京，担任副总理，让他主要解决中国国有企业的改制问题。现在，邓选择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设计。　　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提出，邓的改革进入了第二个新的发展阶段。一直由下面发动的没有明确目标的试验性改革成为了由上而下进行的改革。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和机构只能由中央政府制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邓的去世（1997年2月19日）　　改革的第二个阶段已经不属于邓的时代。这位卓越的领导人不得不将这个新任务留给了他的接班人。1992年，他凯旋而归后就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了。他最后一次露面是1994年2月在上海欢庆中国的春节。在一个电视转播的镜头中，身体虚弱的邓在向党的领导干部问候。他最后一次号召要加快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步伐。但声音不是他的，而是播音员讲的。帕金森氏病和其他疾病使他很难参与政治。最后3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北京的一个军队医院度过的，医生们用了最大的努力延缓他的生命。邓为他的国家帮了最后的忙。通过延长他的生命，邓为他选定的接班人江泽民赢得了时间，为按照这位“卓越领导人”的意图领导党并巩固江的权力打下了基础。1997年2月20日21时8分，邓在北京去世，享年92岁。　　西方预言家们对邓去世的这天做了阴森森的预测：认为会发生学生抗议、群众游行、党内领导层的斗争、共产党体制的崩溃和中国的分裂以及几百万试图躲避混乱的逃亡者将涌向香港。然而2月20日，即邓去世播发消息的那一天，几乎与平时一样。国家电台播放了严肃的音乐，并号召人民在这个时刻坚定地团结在党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周围。城市中人群拥挤的情形几乎没有发生，人们仍然忙于挣钱。中国最高领导人去世的消息连交易所也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在邓去世前谣言传开时，股票交易下降，当正式的消息播发后，又回升了。西方预言家们需要看清事实，人们对邓的去世早已有所考虑，几乎不是什么事。北京大街上没有人认为会发生什么变化。邓的去世不同于毛的去世，不会出现一个时代的变更。政治和经济将会在邓所设置的轨道上继续向前发展。　　邓小平交给他的接班人们一个变化了的中国。中国已经完全变样了：摩天大楼、购物商场、豪华宾馆、饭馆餐厅、卡拉ok、巨大的迪斯科舞厅、城市中道路两旁的广告牌、高速公路以及工业化了的农村地区建起了二层住宅楼房。这一切只是一个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基础性变化的外表现象。邓的改革实际上是一场革命。他创造了一个新的中国，使占人类1/4的人发生了巨大变化。拿破仑的预言在多次失败后好像就要成为现实：“如果中国这头睡狮醒来的话，大地将颤抖。”　　邓结束了毛持续不断革命的政策，以搞经济代替了搞政治。他还给人们个人生活的空间。只要不公开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就可以在自己的业余时间内做想做的事。邓时代的早期，农村的生产队变成了单一的各家农户，生产大队又重新恢复到了正常的行政村。城市中单位和居民委员会失去了毛时代所具有的监督机关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人不属于某一个单位的人，例如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从业人员以及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几百万农民工。　　邓把社会主义说成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制度”，并指出了它的任务是马克思当年所讲的资本主义阶段的任务。事实上，中国的今天还是社会主义早期的状况。邓在他的讲话中一直强调，最终的目的是使所有的人富裕，对于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可行的，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稳定发展。他还认为，目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首先搞经济建设，而且这个阶段可能持续100年（从1949年算起），在此期间，对于发展不平衡除了容忍外别无选择，采用其他政策都可能扼杀经济增长。采取平均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从目前来看没有什么意义可言。　　邓用流行的列宁主义论点解释了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战胜社会主义的敌人这是必要的。然而要仔细听的话，就可以发觉邓的解释有其他的意思。他曾强调说，为了确保政治稳定，专政是必须的，没有政治稳定就不会有经济发展。邓知道，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可能避免资本主义早期那个残酷而漫长的经历，并认为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中国取得发展成就是不可能的。他在1987年解释说：“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点是，一旦中央做了决定，就会迅速实行……当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马上实现了。我们不需要无止境地讨论，不需要政府的一个部门和其他部门协商，虽然做了决定，但不能实施。”75　　他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早期讲话中（1986）将社会主义的效率和美国三权分立的无效率做了对比说：“在民主发展过程中，我们不能简单地搞资产阶级民主或引进三权分立制度。我在同美国客人谈话时常常批评他们，说这实际上是不同方向上的三个政府。”76　　知识分子们1987～1988年期间就“四小龙”的经济奇迹现象研究定义为“新权威”主义。他们认为成功的关键是政治上的集权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强硬而开明的领导人无不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这些领导人都有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小组做顾问。　　这个定义使赵紫阳，也使邓感到了极大的兴奋。撇开社会主义不谈，赵紫阳被宣传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他根治党内和政府机构蔓延着的腐败现象，坚持中国走优势显著的市场经济。这正是台湾所表现出的情况，同时又是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专制原则与市场经济最佳的结合。“新权威”主义认为，民主的过渡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就像80年代末韩国和台湾地区所呈现出的状况。在发展的艰难和危险时刻不可能有民主。民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而且是经济发展的终端产品。　　“南巡”后，邓停止了他那无形的影响力，在同年10月的党代会上中央顾问委员会解散。发展中国家的专制形式逐步现代化，旧中国的特征被摈弃。从封闭的社会到“和平演变”　　毛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与从明朝到远洋舰队灭亡（15世纪中期）直到鸦片战争（1840～1842）迫于武力开放这四百年相比，中国与外部世界更加隔绝。几乎没有对外贸易，没有国外投资，没有外国旅游者，也没有外国的电影、电视和广播。少数外国人，例如外交人员、新闻记者以及个别商务考查团队全天24小时受到监督，活动受到限制。不允许两人4只眼睛公开会谈，中国的谈判人员总是配有助手和监督人士。最好不要搞私下接触，这会给中国的谈判人员带来危险。中国人常常躲避外国人，就连向他们问路也很困难。如果一个中国人同一位外交官打招呼，尽管他们是由于公务而认识的，事后有人就要过问，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就要询问情况。　　邓开放了中国，因为中国搞现代化需要外国的技术和资本，需要外国的机械设备和管理方法。然而随着技术和机械设备的引进，也涌入了外国的思想和习俗，例如民主和人权的思想等等。国外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也在传播，例如可口可乐广告、麦当劳餐厅黄色的招牌、迪斯科舞厅和摇滚乐厅比比皆是。吸毒、**、妓女又重新出现了，尽管这些原本不是来自西方。中国的开放又退到了老的“体用”问题上了，中国从它的第一次改革尝试以来就一直伴随着这个问题。19世纪中期的自强运动就是想保护中国的体，即保护儒家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只是用于工业生产，特别是装备工业的生产。　　西方关于人权的思想，即每个人都有权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它既不是国家恩赐的也不能被国家拿走的；西方关于自由民主的思想，这些都与中国人的思想相冲突。西方的生活方式已经进入城市，而且西方的影视也迷住了党政精英的孩子们。台湾流行歌手邓丽君演唱的爱情与忧伤、渴望和寂寞等内容的歌曲都是资产阶级的演变，对此有人说，年迈的邓小平统治着白天，年轻的邓丽君统治着夜晚。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奥维尔•塞尔描述了他对歌星崔健于1990年初，天安门事件发生不久后在挤满人的南京体育馆演出摇滚音乐的印象，他说：“音乐结束时，那些身居要职的南京高官仍然冷冰冰地坐在原座，没有一点活力。我想，他们的沮丧和消沉不仅由于崔破坏了毛的一切文学艺术都要为党的政治服务的基本准则，而且也油然地产生了这种想法，即中国的年轻人面对老一代人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不以为然。一万年轻人聚集在一个反文化的自由区域里，就像被施了催眠术似的仰视着这位31岁的老歌手，而面部表情深沉的干部们看到，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的这一代人来说是多么微不足道。”77　　邓对开放带来的问题从开始就意识到了，他说：“有一些人说，我们不应该打开窗户，因为苍蝇和臭虫会进来。他们希望关着窗户。这样我们由于缺少空气就会呼吸困难。因此我们说，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但同时要与苍蝇和臭虫做斗争。”　　出于这种原因，党内的保守派在邓的同意下总是周期性地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国外进来的“精神污染”。每2～3年就会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清理运动，例如1981年、1983年、1987年、1989年的运动。但无济于事，西方思想的侵入可能会通过中国的重新封闭再返回到毛的闭关自守政策上而受到阻挡或者延缓，不管这种封闭在当今电视全球化和因特网的影响下能否成为现实，但它会对邓的经济改革产生破坏作用。　　共产党为了不失去其统治的基础和根本，就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毛巨大的画像一定要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但是邓知道，西方的思想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构成影响，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来说意义也是特别重大。　　东欧和苏联共产党体制的崩溃以及这些国家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产生了动摇。怎么能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呢？正因为如此，邓要把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党领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地位上。他再三告诫全党，要想避免东欧和苏联共产党的命运，就要坚持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的现代化。　　邓的思考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天安门危机后，城市里的中产阶级搞了非政治化，他们出售了参与政治的权利，换来了挣钱的权利。我曾经在邓时代的后期与一位年轻的中国籍教授进行了交谈，至今一直印象很深。他在西方的一所大学任教，当时在北京访问。他出身于一个上层文化世家，祖父是封建时代的一位巡抚。他的思想一直受封建传统影响，就是学者要为国家服务。他一直自责自己在国外生活，总是考虑是否回国。我不会忘记，他对自己在北京的经历是那样的失望，他说：“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与北京的一些大学教授在一起，几乎每天晚上谈论的都是同一个题目：如何挣钱。一位教授卖掉他实验室的仪器设备，为他在美国的儿子筹措费用；另一位给一家外国公司做顾问；第三位教授帮助日本公司推销微机打印机。没有人谈他们大学的工作，也没有人谈中国。”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期在精神方面出现真空。如何填补这个真空？怎样能够保留和宏扬社会道德价值？很明显，共产主义思想很难完全解决这些问题。雷锋的故事或许还能够对那些来自农村的士兵产生影响；城市里的有些年轻人对此已经感到无聊或开一些玩世不恭的笑话。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在90年代初发现了爱国主义和伟大的中国古老文化教育的力量。中国辉煌的历史以及对历史所产生的爱国主义自豪感可以抵制西方“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民主的阴谋。1991年8月，莫斯科发生的政变失败后不久，《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题为“苏联政变后中国的现实答案和战略抉择”的系列文章。文章中写道：“爱国主义的唯一吸引力和中国引以为自豪的高尚文化传统能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重新建立起道德和精神的基本价值观……我们必须创造出一个建立在中国传统基础上的崭新文化。”　　毛的红卫兵曾袭击了位于山东省的曲阜，这是孔子的诞生地，也是儒家学派的朝圣地。他们破坏了孔子坟墓，说其是“儒家尸体腐烂味的散发地”；捣毁了庙宇、宫殿、纪念厅和孔子后人的坟墓。这还是发生在不久前的事情，而现在共产党就像中国的历朝历代那样又发现了孔子思想的价值，就把孔子的学说，例如服从、容忍、苦干、勤俭、道德和学习热情放在了教育的中心地位。这样共产党又把孔子思想拿过来为自己服务。重新大规模地修缮曲阜，重建孔子庙宇，修复所有过去的纪念碑，使其成为中国旅游的朝圣之地。1994年，为了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在北京举办了世界范围内的孔子研讨会。国家主席和党的首脑江泽民出席会议并讲了话，政治局常委中另外两位委员，李瑞环和李岚清也都出席了会议。李岚清在讲话中说：“孔子思想为从思想、道德和遵守纪律方面教育青年一代提供了丰富的营养……21世纪应该是一个物资和精神文明同时发展的时代。”　　邓时代的后期为中国社会创造了一个罕见的融合，即西方化、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国的传统的融合。所有这一切都并存在了一起：资本主义式的拜金主义、中上层阶级的西方生活方式、发展中国家的新权威主义、对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所产生的自豪，以及中国受外国列强屈辱的百年历史所引发的民族主义。能从这些要素中产生新的中国文化吗？对于中国人来说21世纪会有什么样憧憬？这些憧憬对世界将会意味着什么？　　从一个弱者变为巨龙　　在毛实行计划经济的1/4世纪中（1952～1976），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远远地落后于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香港地区。更为严重的是，毛时代的经济增长完全依靠提高资源投入，这种投入越来越失去效益。要素生产率，即劳动时间和资本投入对生产效率的提高，每年平均下降0.8%。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　　这种现象在邓的时代（1978～1997）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成为亚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国民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在生产率增长方面创造了世界记录。它的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2.2%，而韩国为1.5%，日本是0.66%，美国是0.38%。78这种生产率的增长自然是建立在毛的没有效益的经济增长背景下的。　　解释这个经济奇迹是很容易的，邓领导中国一步一步地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使中国人巨大的潜力得以释放。他还给了农民劳动的动力，不但在农村，而且也在城市为几百万人提供了个体经营和“发财”的机会。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爆炸性的，它又重新成为一条巨龙。　　根据官方统计，在邓时期的20年中，中国经济每年平均增长9.9%。中国以及西方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个增长数据夸大了，世界银行警告说，价格上涨的因素没有考虑在内，实际增长率应该比现在低1.2%，这样年增长率为8.5%。　　不论真正的增长率应该统计为多少，那都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中国在邓时期的发展是极其巨大的。谁在邓时期经常访问中国，他就会亲身体验到这种巨大的发展，不论是沿海各省，西部地区，还是中国的内地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尽管沿海各省发展速度更快，奠定了更高的基础，但内陆许多地区的发展速度也是非常明显的。亚洲问题专家彼得•绍尔－拉图尔描述了中国内地省份之一新疆的情况，1995年10月，他访问了乌鲁木齐，中国最西北的省会城市。他1980年第一次去那里，当时觉得乌鲁木齐就像“一个由许多棚屋组成的巨大的居民区”。　　他写道：“乌鲁木齐在15年内由简陋破烂的住所，由亚洲的贫民之都变成了干净的、非常现代化的拥有150万人口的大城市……我们这次住在豪华的‘假日皇冠酒店’，有便利的通讯和网络设备。红山上的大雄宝殿重新得到修复。清代灰塔扩建成了设备齐全的公园，供人们业余时间游玩。一个缆车把我们送到那里。在我们的眼前呈现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城市，修缮完好的居民区与苏联早期的平顶住宅形成了对照。四车道的沥青路四通八达，车辆交通形成规模。商店里各式各样的货物齐全。人们看上去营养丰富穿着体面。‘经济奇迹’这个词对乌鲁木齐来说是恰如其分的。不少共产党的宣传口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消费品漂亮的宣传广告。为了表示向世界开放，官方的口号译成了英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我读起来都有些吃惊。”79　　我也曾经有过与绍尔－拉图尔同样的经历。在乘车游览中国内地时，我不仅在省会城市，而且在偏僻地区都看到了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景象：建起了现代化的商店和住宅大楼，修筑了马路和高速公路，设立了经济开发区，办起了工厂。外来的访问者禁不住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官方统计的经济增长率或许是正确的。尽管从国家管理机关人员和市长们那里得到的统计数据是夸大的，他们自己想使其成为真正的“增长亮点”，尽管他们低估了真实的通货膨胀率，但从另一方面说，有些涉及私营企业和半私营企业的数据却被统计人员和相关机构遗漏了。贫困状况迅速减少　　在邓时代根据官方的统计，中国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平均为8.5%，是世界平均增长水平的9倍。　　1978年，即毛时代结束时，1/4的中国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下，按照抽象的经济术语讲就是在饥饿和疾病中艰难度日。到邓去世的1997年，绝对贫困人口所占比例下降到了不足6%。　　邓的改革使2亿多人从绝对贫困中解救了出来。在人类历史上，如此众多的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物资生活状况得到如此大的改善是从未有过的事。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集中在几乎没有生存可能的农村贫困地区。随着国有企业人员的解雇以及农村流动人员进城，城市中也出现了绝对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到2000年，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还有3%。　　克服贫困最明显的时期是邓改革的初期到1984年，当时农村的集体化解体，乡镇工业迅速发展使得农民收入增加很快。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停滞不动。　　尽管社会生产继续发展，但基本上对那些富人有好处。社会的不平等迅速扩大。自从1992年以来，即在邓的最后几年里，多亏“南巡”后出现的繁荣，使得绝对贫困人数继续减少。形成了世界最大的　　工程技术和研究人员联合体　　邓时期另外一个对于未来意义重大的成就就是振兴大学教育。这种教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了彻底破坏。1970年，情况最遭时，全中国仅有4.8万高校学生。到1997年大学生人数已经达到320万，到2000年达到了560万。　　在70年代，在毛活着的时候，入大学的决定条件是思想好，并非学习能力。邓重新采用了入学考试的方式。中国的精英大学，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的复旦大学，根据学生的质量以及根据教学水平来看属于世界优秀大学。一半以上的学生学习的专业是工科和自然科学。中国建设着世界上最大的工程技术和研究人员联合体。上升为第九个出口大国　　1978年，当邓刚刚接过统治大权时，中国的出口商品仅为98亿美元；1997年，邓去世时出口商品已经达到了1830亿美元。中国步入了十大出口国之列。　　如果说毛时代中国数量不多的出口产品大部分是原材料的话，那么1997年工业品占了出口总量的88%。但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是出口加工产品。　　中国年轻的妇女们用提供的原料缝制出口衬衣和衣物，根据提供的零部件装配电子仪表仪器。世界上许多圣诞装饰品来自中国。湖南省浏阳市是世界花炮之都，40万人在那里生产花炮。《纽约时报》2000年7月4日报道了美国人在他们的国庆节所放的花炮是如何在中国生产的，说在美国天空上绽放的壮观的红星是中国人民庆祝50周年的象征。　　中国在邓时代的后期成了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世界强国。但同时已经表明，中国也开始涉足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用不了多少年，中国会成为日本和西方工业国家的竞争者。按照购买力：第二个国民经济大国　　1997年，邓去世的那年，中国的国内经济生产总值达到7.31万亿元。按照外汇比价8.29元人民币比1美元计算，近9000亿美元，中国位于意大利后，居世界的7位。人均年收入达到730美元，国民的生活水平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199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与美国、日本和印度的比较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松《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巴黎1998年第97页　　然而在中国，8.29元人民币所购买的商品或得到的服务远比1美元多得多。食品价格、家用电器和工业产品（不包括汽车）以及服务性行业的价格在中国是很低的，国家分配的住房月租金在邓时代的后期为30～40元（4～5美元）。社会产值用美元计算的话显然是过低的估计了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因此，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92年将人民币的购买力折合成相同的美元购买力做了计算，结果是中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已经超过日本，后来的计算证实了这个结果。　　如果按照同等的购买力计算的话，邓的改革使中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上升为世界上第二个国民经济大国，仅居美国之后。吸引国外投资的一块磁铁　　1992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照同等购买力的水准所计算得出的结果在西方和日本大公司的总部如同爆炸了一枚炸弹，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中国热的时代开始了，许多跨国大公司纷纷来到中国参与竞争。　　我本人经历了爆炸后余震的感觉，那是1993年10月美国商务委员会在威廉斯堡举行的一次会议，有美国100多位大企业和大银行的董事长参加，会上的发言人之一是当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的罗杰•奥尔特曼。他告诫这些公司的大老板们不要一味地与欧洲搞联系，眼睛要盯一下有发展前途的地方，如亚洲。他这样说：“当我提到亚洲时，并不是指日本，我指的是中国。”他讲话的其余部分也是关于中国的，能够感觉到，奥尔特曼对他的听众所讲的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中国按购买力计算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经济大国，这种观点与邓1992年初“南巡”带来的经济繁荣交织在了一起，使得在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迅速增加。80年代第一个投资浪潮主要来自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华侨，这个浪潮继续高涨。紧跟着的是第二个强大的投资浪潮，这是来自日本、美国、欧洲和韩国的浪潮。如果说香港、台湾和日本、韩国的部分企业所投资的工厂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话，那么西方的企业投资的主要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工厂。投资的数额1991年为120亿美元，1992年上升到580亿美元，1993年达到1110亿美元。直接的现金投入到1997年超过450亿美元。中国位于美国之后，成为第二大外国投资接受国。　　西方的许多企业把中国视为他们发展全球战略的亚洲中心。这个战略中心首先是那些大型国际跨国公司设定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推销它们的产品，也把中国视为其中心。今天对于许多商品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不久的将来，中国会成为大多数产品的最大的销售市场。这样，中国将成为世界的关键性市场之一，对一个企业的全球性竞争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举一个例子很能直观地说明这个问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话通信网络市场，每年新增2000多万个用户，中国的市场比欧洲和北美加在一起都大。这对于生产厂家的竞争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通信系统的生产成本关键性部分有两个，即研究和开发。系统的软件开发成本占总成本的80%或更多一点。开发成本是销售一个系统还是上百万个系统，销售系统数量越大（成本费可以分摊在系统上），每个系统的成本费用就越小。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没有设在中国的生产厂家来说，不仅失掉了巨大的潜在销售机会，而且它的生产成本比起在中国设厂的竞争对手来说高出了许多，这样使它在全球性竞争中失去能力，最后也使它在本国市场上失去竞争能力。出于这种考虑，90年代初所有的国际性大型通信设备生产企业都在中国建立企业，例如德国的西门子、法国的阿尔卡特、美国的朗讯、加拿大的北方电讯、瑞典的爱立信、日本电器株式会社和富士通。直到1995年中国还在进口通信系统，但从那之后所有的设备都在本国生产了。中国的生产厂家也在迅速发展。　　当西方企业纷纷把中国作为它们在亚洲的战略中心时，中国的企业也开始到世界各地投资。邓时代结束时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估计有200亿美元。这些投资大部分流向香港，其余部分主要用于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原材料开发上。这也是中国企业的第一次“全球性投资”，中国紧随日本和韩国开始在世界各地投资。邓的中国准备成为全球性的经营者。　　无忧书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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