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做四为干部发言稿:改造思維模式 提高國民素質

　　楚漁著 人民出版社 2011年4月第二版

　　編者按 按照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新要求﹐到2020年﹐文化改革發展奮鬥目標中﹐有一條是公民素質明顯提高。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就是要不斷開創人民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全面提高的新局面。要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更大貢獻﹐離不開國民的高素質。如何提高國民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中國傳統的思維模式與提高國民素質有何關係﹐一本從哲學角度探討國民素質的圖書《中國人的思維批判》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光明日報邀請有關專家對此進行解析。

　　素質取決於科學理性的思維習慣

　　新聞出版總署原副署長 王強華

　　思想界有一個長期被忽略的基本問題﹐物質決定意識的常識讓我們遺忘了另一個常識﹕人也是物質。人改造世界的主觀意願即人的主觀能動性受客觀條件的制約﹐但是﹐從改造世界的客觀條件來看﹐人也是物質﹐是其他物質條件的主導。因此﹐人具有雙重屬性﹕人本身的物質性和人的主觀能動性的意識性。和其他客觀物質條件相比﹐影響社會進步的根本因素是人的因素﹐而不是體制﹑文化﹑自然環境等別的客觀物質條件﹐這和人的主觀能動性受客觀物質條件制約並不矛盾。因此﹐把人的作用放在推動社會進步的首要地位﹐和唯物主義的基本哲學觀並不矛盾﹐這是一個非常簡單卻驚人的事實。

　　在相似甚至雷同的客觀環境中﹐素質不同的人做事的結果迥然不同。因此﹐在承認客觀環境影響的有限性的前提下﹐要改造好世界﹐必須先改造好人。那麼﹐如何改造人﹐如何才能從根本上提高國民素質﹖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

　　中國人不比西方人智力差﹐我們學習知識的能力不比西方人低﹐但是﹐我們的理論抽象水平和創新能力跟韓國﹑日本﹑以色列這樣的國家相比﹐差距是明顯的。現代科學建立後﹐從經典力學到相對論﹐從拓撲學﹑模糊學甚至到元素周期律﹐絕大部分的公式﹑定理﹑定律等抽象理論﹐都罕有中國人的貢獻﹔現代工業的核心技術﹐我們都是模仿的多﹐自創的少。這是我們的思維缺陷造成的﹐體制﹑文化的影響祗是思維模式這個根本因素之外的其他重要因素。

　　國民素質亟須大幅度提高﹐我們才有趕超世界的可能﹔而國民素質是否提高取決於我們每個人是否有科學理性的思維習慣。把國民劣根性所表現出來的錯誤思想歸結為歷史環境和文化曾是學術界的主流觀點。我們長期以來養成的思維習慣總是把事情的成敗歸咎于客觀環境而缺少自省﹐失敗了總是找別人的理由﹐找環境的理由﹐這種陋習讓我們無法實事求是﹑無法孜孜不倦探索真理。這種思維上的缺陷﹐嚴重影響審美和文化的健康揚棄﹐導致國民素質很難大幅度提高。

　　根本因素是思維的習慣和定勢

　　中國社科院思維科學研究部主任 孫晶

　　《中國人的思維批判》是一本從思想源頭──思維去探究國民劣根性的哲學書。作者認為﹐決定國民素質高低的根本因素是思考問題的習慣和定勢﹐即在一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穩定的思維模式。模糊﹑混亂﹑僵化的傳統思維模式阻礙了中國的進步。這個觀點對哲學界和思想界是一次衝擊﹐也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討論。

　　《中國人的思維批判》為提高國民素質提出了新方法﹐為中國進步提供了新思維。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我們發展了經濟﹐但國民素質沒有在根本上得到提高。楚漁發現了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中西方的思維模式差別很大﹐嚴重影響國民素質﹐阻礙中國的進步。那麼﹐我們當前最需要迅速改變的究竟是什麼﹖楚漁給出了答案﹕我們需要改造我們的思維模式。楚漁對思維模式的定義是一定文化背景下長期養成的思維定勢﹑思維習慣﹐包括思維方法和思維方式﹐它是一個大的概念﹐是一個整體的概念。思維方式﹑思維方法每個人都不一樣﹐但是思維模式也就是思維習慣﹑思維定勢是有共性的﹐我們探討的是共性不是個性。

　　《求是》理論部副主任 李文閣

　　我認為﹐思維習慣影響價值觀﹐也影響國民的素質。《中國人的思維批判》把思維方式作為中國近代為什麼落後的根本性問題﹐確實抓住了一個根本。從近代以來﹐可以說就是中西文化碰撞﹐我們學習西方的制度﹐逐漸自我變革。我們從五四以來一直在破除傳統的思維習慣﹐思維習慣本身就包含價值取向。但是我覺得到今天﹐這個工作仍然沒有完成。傳統的思維習慣﹐像書中所談到的模糊型的思維﹑混亂型的思維﹑感性思維﹐在我們現實生活當中還存在。如情大於法﹐像實用主義﹐中國人講天上的天鵝不如手中的麻雀﹐就要看眼前抓實用的東西﹐這種意識我們隨處都能看到。因此﹐如果不認真對待我們的傳統﹐來反思我們自身的問題﹐從思想最深處﹐按楚漁的話說﹐從源頭上來考慮這個問題﹐將來很難說。必須看到今天真正影響我們的思維習慣是什麼﹐我們應該如何定位今天的思維習慣﹐這才是根本性的問題。

　　西方是從海洋文化﹑半島文化發展起來的﹐講究理性計算﹐和他們的那種環境有關係。中國人也有理性精神﹐是一種實用理性﹐和西方是不一樣的。並且﹐西方人後現代批判的理性是在理性精神深入骨髓之後﹐已經成為它的傳統思維之後﹐那種批判並不影響理性精神在他們生活當中的作用。而我們卻跟著西方後現代主義批判理性﹐是在我們的理性精神沒有樹立之前去批判﹐導致的結果是我們的理性精神沒有建立起來。《中國人的思維批判》的價值和意義也在於理性批判流行的時候﹐重新提出科學思維﹑理性思維這樣的問題。我覺得它的價值和意義非常重大。

　　哲學要多關注我們民族的東西

　　《哲學研究》編輯部主任 鑒傳今

　　《中國人的思維批判》一石激起千層浪﹐原因在於它以獨特的視角和獨特的語言﹐告訴或提請人們思考一些我們自身和我們的民族血液裡的一些東西﹐那就是究竟是什麼決定我們國民的素質。在我看來﹐這本書提出了幾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1.思維模式﹐這是楚漁特別強調的問題。他講思維模式不是一般思考問題簡單的方法。儘管有人對他的概念提出了一些質疑﹐但是我覺得這裡面有一個方面非常重要﹐就是反復引證了維特根斯坦那句話。維特根斯坦當時講現實和理論的關係﹐講得很明確﹐選擇一種語言就是選擇一種思維方式﹐選擇一種思維方式就是選擇一種生活方式。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這個思維模式應當是一種哲學的觀念﹐不是我們平時思考問題的一些具體的方法。這就牽扯到學問之道。中國的傳統講得很明確﹐學問有道有術﹐術因道立﹐道因術顯。但是中國傳統往往遇到一個問題﹐就是重術輕道﹐這是導致我們理論思維不夠發達的一個很關鍵的原因。所以﹐楚漁提出思維模式這個問題﹐不管你是否同意﹐這個問題提得相當準確﹐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

　　2.楚漁在這本書中說﹐中國問題應當是從宋代開始﹐中國思想出現了衰落。這個看法和學界看法有很大不同。這個問題相當重要﹐外國人近來對我們的思想有一個研究﹐認為唐宋是思想轉型的時期。楚漁在書中沒有展開﹐這肯定是很重大的問題。

　　3.這本書以及後來在接受採訪中﹐楚漁反復強調中國文化傳統的問題﹐就是所謂“先秦精神”。如何理解“先秦精神”﹖他的理解﹐也就是這本書得出來的結論﹐即尚力﹑尚武的一種精神。楚漁對先秦精神的概括是否有理由﹐該怎麼來看待﹐這是我們文化當中一個核心性的問題。這點是相當重要的。

　　4.寫作的方式。不被人明白的思想很難說是思想。近年來﹐哲學由於學術化的提昇﹐我們在哲學研究方面出現很多問題﹐以至於學者寫的著作脫離了生活﹐脫離了民間﹐這是學者面臨的很大問題。像楚漁這樣一種最直接﹑鮮活﹑生動地展示思想魅力的作品﹐在當今是鳳毛麟角。因此我覺得這本書的寫作方式非常值得推薦。

　　從思維習慣思考國民素養是創新

　　中國社科院文化研究室主任 霍桂桓

　　我一直關注思維方式的問題﹐但是楚漁從思維習慣去思考國民素養的根基是我沒有考慮過的﹐是創新。他談到的一點給我很大觸動﹐那就是說話跑題。說實話﹐我在上大學哲學系本科的時候﹐我們系討論問題時﹐已經表現出這種情況了。大家本來談這個問題﹐談著談著就跑到另外一邊了。我們現在一直辦中國文化哲學論壇﹐本來大會的論題是很集中的﹐指定談什麼﹐結果談著談著就跑題了。為什麼說這對我是一種啟發呢﹖它是不追求準確﹑精確﹑嚴密的﹐追求動﹐很容易就跑了。其實這是種思維方式。

　　哲學不應該是高高在上的﹑天國裡面的抽象的遊戲﹐應該是植根於生活的﹐沒有對生活的感悟﹑體驗﹑提煉﹐恐怕很難在哲學上有所創新。我讚同《中國人的思維批判》這本書的風格﹑特點。直接來源於生活﹑鮮活的東西﹐才能深刻。

　　反思中國思維方式﹑西方思維方式﹐我認為有兩點是做文化哲學的要害。第一什麼是文化﹖文化說不清楚﹐自己的對象沒有﹐你做什麼呢﹖第二是哲學﹐我們從什麼角度研究文化﹐沒有說清楚。中國的文化傳統和西方文化傳統其實在起首的時候﹐甚至可以追述到先民﹐就是文字出現之前或者從文字出現之前到文字剛剛出現這段時間﹐在那段時間﹐不同的生存環境﹐決定了最基本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聶錦芳

　　現在國學非常熱﹐傳統文化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強勢的意識形態﹐在學界和整個社會呈現很大的震動。我在想一個問題﹐一百多年來﹐我們實際上並不是一廂情願來對傳統進行反思﹐怎麼一百多年走過的道路最後又重新顛倒了呢﹖在這種情況下﹐重新反思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特別是中國近代落後﹐從思維方式這方面去找原因﹐這應該是一種非常高的聲音。這種聲音不是由學界﹐而是由實踐家﹑企業家﹐特別是身體力行的人﹐從自己的感受當中提出來﹐就有實際的價值。這是我感佩的一點。

　　現在面臨很大困難﹐就是如何理解中國發展的方向。現在全方位的研究顯得非常重要﹐我們已經分成不同的職業和不同行業﹐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單一的思維方式的訓練﹐很可能從專業角度是非常深入的﹐但是從整合的學術探討﹐可能就非常不夠。

　　實際上﹐馬克思本人對資本主義文明肯定也是很大的。他認為這樣一種文明找不到自己的出路。物質層面的問題解決之後﹐精神層面的問題將非常難解決。因此唯物史觀和後面整個政治經濟學﹐就有兩個方面的限制。換句話說﹐馬克思對資本本身的質疑有非常重要的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的情懷。

　　這個對我們當代思考中國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我們現在的複雜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那個時候。馬克思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生在資本的時代﹐資本的弊病並沒有完全暴露的情況下﹐他率先進行批判。作為一個德國培養出來的思想家﹐實際上是康德﹑黑格爾他們培養出來的思想家﹐是以康德﹑黑格爾為榜樣來反思德國的理論思維批判﹐因此他對德國國民性的批判非常重要。他說英國有工業革命﹐法國有大革命﹐德國祗能奉獻思想。但是他本身的思想過程﹐就參與了現代化的進程。我們看西方現代化進程中﹐除了政府﹑工業﹑技術之外﹐產生了一大批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以自己對這個時代的思考和反思﹐來參與現代化的推進﹐形成了很大的力量。30多年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我們這些方面非常欠缺﹐特別是像楚漁這樣有實踐經驗﹐有深刻的感悟﹐然後參與理論本身的締造﹐是我們欠缺的。

　　我有一個想法﹐不同行業的人從自己的角度和感悟出發﹐來共同參與中國當代思想建構﹐這可能是中國將來思想和哲學發展的方向﹐而單純靠哲學家本身很難完成這樣一個任務。

　　思維習慣是影響國民素質的根基

　　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主任 程廣雲

　　楚漁提出的思維模式應該更多是歸結到微觀層面的研究。過去我們講宏觀和中觀層面已經很多了﹐但是對於微觀層面的研究還是不夠的。微觀層面研究﹐我覺得涉及思維方式﹐比如跟西方比﹐為什麼中國人邏輯思維方式不好﹐《中國人的思維批判》這本書裡主要講了中國人缺乏邏輯思維的問題。實際上﹐我覺得中國的思維方式還不光是李約瑟所強調的缺乏歸納思維﹐演繹欠缺﹐思辨也欠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邏輯成分很少﹐對後世影響不大﹐更多可能是帶有一種修辭思維方式。比如說《周易》裡面大量應用了象徵思維﹐還有類比思維﹐陰陽方﹑五行說﹐建立了一種模型﹐把東西按照類比的方式﹑象徵的方式往上套。這個危險性在於解釋力是無限的﹐幾乎什麼東西都可以解釋。中國人這種思維方式﹐表面上把什麼問題都解決了﹐實際上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現在談中國落後還是很有必要的。很多人不太相信中國落後﹐從中國這麼多年的經濟發展中﹐民族自信心提昇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說中國落後這樣的提法還是有一點警示作用的。

　　中國的教育始終祗是倫理道德教誨﹐實際上就是古代的意識形態教育﹐哲學教育在某種意義上只不過是灌輸的世界觀﹑方法論﹐所謂啟發也是灌輸了另外一個說法。所以這個教育模式造成中國人思維方式﹐就是楚漁講的僵化的教育和這種思維習慣﹐應該是一種非常密切的聯繫。思維習慣和教育都影響國民素質﹐前者是根基﹐後者是手段﹐都值得進一步去研究。

　　思維革命是治本良方

　　湖南省作家協會原副主席 王開林

　　自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以來﹐歐美日益富強﹐而以古代四大發明自傲于世界之林的中國卻日益劣敗﹐其癥結何在﹖

　　楚漁幫我們捅破了這層窗戶紙﹕陳腐僵固的傳統思維模式羈絆了中國人的捷足和飛翼。中國人的傳統思維模式重獨贏而不重雙贏﹑多贏﹐重獨樂而不重與人樂樂﹐重收斂而不重張揚﹐重隨俗從眾而不重獨立特行﹐重守舊而不重變通﹐重明哲保身而不重急公近義﹐重謀略而不重技術﹐重寫意而不重寫實﹐重四書五經﹑祖宗家法而不重新知識﹑新思想﹑新風尚﹐即使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放低身架交納高昂學費向西方看齊﹐也是僅得其皮毛﹐輕棄其根本。陳腐僵固的傳統思維模式造成了中國人的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兩不靠譜﹐限制了中國人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創造精神。

　　近代中國智者把國之不昌﹑民之不智諉罪于技不如人和政治體制的嚴重滯後﹐這當然是一種既省心省事又不傷己惹人的好藉口﹐殊不知任何體制的設計和堅持都是由思維模式決定的。法國啟蒙運動與法國大革命交相作用﹐改變了法國人的思維模式﹐所以他們標榜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因此脫胎換骨﹔工業革命改變了英國人的思維模式﹐所以他們主張虛君立憲﹐藉此擺脫了專制的魔掌。最能說明問題的是﹕美國獨立後﹐一大批崇尚西方自由思想和民主政治精髓的賢哲同心合力設計出三權制衡的制度﹐使一個移民國家不到兩百年時間就躍升為世界第一強國。先有思維模式的革命﹐然後才會有體制的變化﹐這種革命往往流血最少﹐甚至不流一滴血。如果思維模式不改變﹐即使照搬別國的先進體制﹐也會弄出個四不像八不如的怪胎﹐毫無績效可言。

　　魯迅的詩句“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地發春華”顯示出智者的信心和希望﹐但無奈“阿Q精神勝利法”根植人心﹐至今仍是許多國民的“取勝法寶”﹐這種悲哀不可謂不大。世間究竟有沒有不流血的革命﹖楚漁告訴我們﹕思維革命才是治本的首選良方。要顛覆和改造陳腐僵固的傳統思維模式確實任重而道遠﹐但這是一條光明路﹐祗要我們披荊斬棘往前走﹐就可望在前途見到無限美好的風光。

　　■資料鏈接

　　《中國人的思維批判》2010年1月出版﹐現已再版一次。在人民出版社新書發佈會和研討會之後﹐江西社科界﹑湖南文藝界﹑廈門大學﹑上海社科界﹑四川社科界﹑中國社科院﹑貴州大學﹑西安學術界﹑中國科學院﹑岳麓書院等學術機構﹐先後舉辦了研討會。社會各界也組織讀書會﹐例如北京大學等20所高校的在校大學生﹑太陽鳥遊艇公司﹑長沙市委宣傳部等黨政機關﹑企業﹑學校開展了大範圍的讀書評書會。全國數百家報刊刊發了書評和反思文章﹐各大門戶網站也對該書進行了連載和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