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我的世界老杨所有视频:有关毛江婚事的一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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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姐日后跟一位名叫张研田的国名党人结婚，再后来去了台湾。这样一个吴小姐，原本与江青并无多少相同之处，但她既已卷进毛江婚事，人们便受江青故事的影响，习惯于把她塑造成江青一样的形象，诸如是个洋派的演员，来自上海滩，甚至还离过婚。
但是，史沫特莱闯下大祸了。延安的交际舞，早已让那些夫人忍无可忍，她们认定跳舞不正经，富有挑逗性，是腐朽的资产阶级作风。更实质性的问题，在于她们已然有了恐惧感，担心自己的高级男人，在这个美国女人的勾引下，在与知识性的妙龄女郎的左拥右抱中，快速堕落而抛弃自己的“土包子”女人。
稍晚于史沫特莱抵达延安的海伦·斯诺（即尼姆·威尔斯，斯诺夫人），明显看到史记者处在一种半孤立状态，“妇女们全然不理解她，只有丁玲和朱德常常对她表示同情”（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页307，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其实，史沫特莱自己也感到了来自延安夫人的敌意，后来她回忆说：“我在延安妇女界博得一种很坏的名声，她们认为我在败坏红军的风气。”她不得不有所收敛，朱德还要请她上舞蹈课，她拒绝了，朱德反驳道：“我反封建反了整整一生，现在也不打算罢休！”最后，史记者“以民主的名义又教了他一课”（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页181，作家出版社，1986）
后来，史沫特莱把毛聊天的故事说给斯诺听，斯诺用日文复述了这个故事。按照斯诺的复述，毛在夜晚的工作之前，常常带着一个警卫员，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去，他们边喝茶或米酒边聊天。毛对外国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毛和史同年，他详细询问了她的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人的诗，他问史沫特莱是否体验过像拜伦、济慈和雪莱这类诗人赞美的浪漫的爱情。史沫特莱谈到了她和查托的婚姻，他们作为情人和同志如何共同为印度的自由而斗争。她说查托是她一生中仅有的真正爱情。接着，毛想确切地知道，“爱情”对她意味着什么，她和查托在日常生活中怎样表达爱情。如果他们的婚姻是精神和肉体的结合，为什么两人争吵以致最终分手？
史沫特莱后来对斯诺说：“他（毛泽东）说他怀疑从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爱情是否真的存在，它到底是什么样。在他认识的人当中，我似乎是第一个体验过这种爱情的人；他似乎觉得在某些事上若有所失。”史沫特莱还感到，吴丽丽好像在毛的内心深处唤醒了一种微妙的、细软的感情和青春的热望。每当她与毛讨论罗曼谛克的爱情时，对话似乎是说给原是充当中间人的吴小姐听的。讨论过程中毛做诗，吴丽丽当然比史更欣赏毛的诗。她以毛诗中所用的韵律赋诗作答，这使毛很高兴。他们详细讨论未来新社会中的男女关系，这些思想，都进入了以旧诗词的形式写就的诗篇。（《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页235—236）
这样的聊天，史沫特莱和吴丽丽之间，主客关系已经颠倒，吴丽丽乃是主角，而她自己则可悲地沦为吴小姐的女伴。在给斯诺的一封信里，史沫特莱写道：“我想如果他（毛泽东）有机会出国一定得把他的妻子留在国内。他的诗词在过去几周内有了明显的进步。”（同上，页235）“诗词”“进步”云云，显然是对毛吴关系的讥讽。
海伦·斯诺的《延安采访录》，讲述了“同毛泽东共进晚餐”的故事：
毛泽东躺在炕上，枕着史沫特莱的铺盖卷……饭菜弄好后，我们喝了白干。莉莉喝得太多了。毛泽东说，他也喝得太多了。整个晚上，他同莉莉拉着手，她依在他的膝上，显得并不陌生。史沫特莱一直在咳嗽，可她不想去治疗。她屋里经常备有优质红茶，是利普顿牌的。艾格妮斯经常用扑克牌玩单人纸牌游戏、算命，非常有趣。除了丁玲外，我们在延安找不出一个“危险的”妇女可以同莉莉相匹敌，丁玲可算一个，不过她现在也太胖了……艾格妮斯和我假装争夺徐海东，把毛泽东逗乐了。（见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毛在享受和女人谈心的快感，毛夫人贺子珍却在窑洞里咬牙切齿。她讨厌史沫特莱，把她视作罪魁祸首。两个女人之间，虽没有发生什么争吵，但彼此一直敌视着。史沫特莱呢，她认为贺子珍，“过的是苍白的、修道院式的生活”，“不具备一个革命领袖妻子的必要条件”（《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页234）。
终于，6月的一个夜晚，灾难发生了。据史沫特莱叙说，在她已经睡下之后，听到毛泽东轻柔的南方口音，他是去隔壁吴丽丽的窑洞，洞里的灯还亮着。随后，敲门声传来，门打开又关上。史沫特莱刚想重新入睡，忽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冲上山来。接着，吴的窑洞门被推开，一个女人尖利的声音划破了寂静。她冲进隔壁窑洞，看见盛怒的贺子珍正用一个长长的手电筒打毛。毛坐在桌旁的板凳上，没有制止他的妻子。毛的警卫员立在门旁，显得很尴尬。毛夫人狂怒地大喊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才停手。毛最后站起来，很严厉地说，他和吴同志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毛还警告贺子珍，作为一个党员，她正在毁掉自己。毛夫人突然转向吴丽丽，骂她是“舞厅的婊子”，大概和什么男人都勾搭，还想欺骗主席。吴背靠着墙，像一只吓坏的小猫。毛夫人走近吴丽丽，挥起手中的电筒，另一只手抓她的脸，掀她的头发。血从头上流下来，吴丽丽跑向史沫特莱，躲在她的背后。毛夫人又转向史，大骂她是“帝国主义分子”，又要用手电筒打这个“洋鬼子”。史沫特莱可不是好欺侮的，一把将贺推倒在地。毛夫人躺在地上尖声喊叫，说毛不算是什么丈夫，不算是什么男人，也不算是什么共产党员，自己的老婆在眼皮底下挨帝国主义分子的打，居然一声也不吭。毛责备了贺子珍，认为史沫特莱有自卫的权利。毛气愤已极，但尽力克制着，他命令警卫员扶起贺子珍，强迫她离开了吴小姐的窑洞。
吴小姐日后跟一位名叫张研田的国名党人结婚，再后来去了台湾。这样一个吴小姐，原本与江青并无多少相同之处，但她既已卷进毛江婚事，人们便受江青故事的影响，习惯于把她塑造成江青一样的形象，诸如是个洋派的演员，来自上海滩，甚至还离过婚。 但是，史沫特莱闯下大祸了。延安的交际舞，早已让那些夫人忍无可忍，她们认定跳舞不正经，富有挑逗性，是腐朽的资产阶级作风。更实质性的问题，在于她们已然有了恐惧感，担心自己的高级男人，在这个美国女人的勾引下，在与知识性的妙龄女郎的左拥右抱中，快速堕落而抛弃自己的“土包子”女人。 稍晚于史沫特莱抵达延安的海伦·斯诺（即尼姆·威尔斯，斯诺夫人），明显看到史记者处在一种半孤立状态，“妇女们全然不理解她，只有丁玲和朱德常常对她表示同情”（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页307，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其实，史沫特莱自己也感到了来自延安夫人的敌意，后来她回忆说：“我在延安妇女界博得一种很坏的名声，她们认为我在败坏红军的风气。”她不得不有所收敛，朱德还要请她上舞蹈课，她拒绝了，朱德反驳道：“我反封建反了整整一生，现在也不打算罢休！”最后，史记者“以民主的名义又教了他一课”（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页181，作家出版社，1986） 后来，史沫特莱把毛聊天的故事说给斯诺听，斯诺用日文复述了这个故事。按照斯诺的复述，毛在夜晚的工作之前，常常带着一个警卫员，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去，他们边喝茶或米酒边聊天。毛对外国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毛和史同年，他详细询问了她的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人的诗，他问史沫特莱是否体验过像拜伦、济慈和雪莱这类诗人赞美的浪漫的爱情。史沫特莱谈到了她和查托的婚姻，他们作为情人和同志如何共同为印度的自由而斗争。她说查托是她一生中仅有的真正爱情。接着，毛想确切地知道，“爱情”对她意味着什么，她和查托在日常生活中怎样表达爱情。如果他们的婚姻是精神和肉体的结合，为什么两人争吵以致最终分手？ 史沫特莱后来对斯诺说：“他（毛泽东）说他怀疑从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爱情是否真的存在，它到底是什么样。在他认识的人当中，我似乎是第一个体验过这种爱情的人；他似乎觉得在某些事上若有所失。”史沫特莱还感到，吴丽丽好像在毛的内心深处唤醒了一种微妙的、细软的感情和青春的热望。每当她与毛讨论罗曼谛克的爱情时，对话似乎是说给原是充当中间人的吴小姐听的。讨论过程中毛做诗，吴丽丽当然比史更欣赏毛的诗。她以毛诗中所用的韵律赋诗作答，这使毛很高兴。他们详细讨论未来新社会中的男女关系，这些思想，都进入了以旧诗词的形式写就的诗篇。（《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页235—236） 这样的聊天，史沫特莱和吴丽丽之间，主客关系已经颠倒，吴丽丽乃是主角，而她自己则可悲地沦为吴小姐的女伴。在给斯诺的一封信里，史沫特莱写道：“我想如果他（毛泽东）有机会出国一定得把他的妻子留在国内。他的诗词在过去几周内有了明显的进步。”（同上，页235）“诗词”“进步”云云，显然是对毛吴关系的讥讽。 海伦·斯诺的《延安采访录》，讲述了“同毛泽东共进晚餐”的故事： 毛泽东躺在炕上，枕着史沫特莱的铺盖卷……饭菜弄好后，我们喝了白干。莉莉喝得太多了。毛泽东说，他也喝得太多了。整个晚上，他同莉莉拉着手，她依在他的膝上，显得并不陌生。史沫特莱一直在咳嗽，可她不想去治疗。她屋里经常备有优质红茶，是利普顿牌的。艾格妮斯经常用扑克牌玩单人纸牌游戏、算命，非常有趣。除了丁玲外，我们在延安找不出一个“危险的”妇女可以同莉莉相匹敌，丁玲可算一个，不过她现在也太胖了……艾格妮斯和我假装争夺徐海东，把毛泽东逗乐了。（见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毛在享受和女人谈心的快感，毛夫人贺子珍却在窑洞里咬牙切齿。她讨厌史沫特莱，把她视作罪魁祸首。两个女人之间，虽没有发生什么争吵，但彼此一直敌视着。史沫特莱呢，她认为贺子珍，“过的是苍白的、修道院式的生活”，“不具备一个革命领袖妻子的必要条件”（《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页234）。 终于，6月的一个夜晚，灾难发生了。据史沫特莱叙说，在她已经睡下之后，听到毛泽东轻柔的南方口音，他是去隔壁吴丽丽的窑洞，洞里的灯还亮着。随后，敲门声传来，门打开又关上。史沫特莱刚想重新入睡，忽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冲上山来。接着，吴的窑洞门被推开，一个女人尖利的声音划破了寂静。她冲进隔壁窑洞，看见盛怒的贺子珍正用一个长长的手电筒打毛。毛坐在桌旁的板凳上，没有制止他的妻子。毛的警卫员立在门旁，显得很尴尬。毛夫人狂怒地大喊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才停手。毛最后站起来，很严厉地说，他和吴同志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毛还警告贺子珍，作为一个党员，她正在毁掉自己。毛夫人突然转向吴丽丽，骂她是“舞厅的婊子”，大概和什么男人都勾搭，还想欺骗主席。吴背靠着墙，像一只吓坏的小猫。毛夫人走近吴丽丽，挥起手中的电筒，另一只手抓她的脸，掀她的头发。血从头上流下来，吴丽丽跑向史沫特莱，躲在她的背后。毛夫人又转向史，大骂她是“帝国主义分子”，又要用手电筒打这个“洋鬼子”。史沫特莱可不是好欺侮的，一把将贺推倒在地。毛夫人躺在地上尖声喊叫，说毛不算是什么丈夫，不算是什么男人，也不算是什么共产党员，自己的老婆在眼皮底下挨帝国主义分子的打，居然一声也不吭。毛责备了贺子珍，认为史沫特莱有自卫的权利。毛气愤已极，但尽力克制着，他命令警卫员扶起贺子珍，强迫她离开了吴小姐的窑洞。 毛请求中央同意离婚以彻底解决问题。此时正值卢沟桥事变发生，延安进入战备状态。中央迅速地作出了决定，正式批准毛离婚。贺子珍受到了批评，很快离开了延安，在西安稍作停留之后，便飞往莫斯科。吴丽丽也被逐出延安，她烧掉了毛的诗稿，加入了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开赴山西抗日前线。而史沫特莱，成了更加不受欢迎的人，她决定离开延安。不过，8月中旬，她从马上摔下来造成重伤，还不能立即成行。（《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页236—239） 以上是斯诺的转述。几年后，在延安，毛向曾志回忆起此事。曾志问毛为何要离开贺子珍，毛说：“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她身上有十一处弹片。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去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就去了苏联。这封诀别信，至今还保存在我的铁箱子里。”（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册，页329，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毛的回忆，与斯诺的转述有很大的出入。至少，毛在策略性撒谎，他有意遗漏了吴丽丽小姐。毛已经在撒谎了，还是相信斯诺的转述好一点。 把史沫特莱和吴丽丽驱逐出延安。事情在闹大，愈益不可收拾。最后，毛找到史沫特莱，对她说：“我们曾发誓对那令人不愉快的事只字不提。但是，我的妻子没有遵守诺言，现在城里到处流言蜚语，令人不能容忍。我认为现在应该采取公开行动，驳斥流言蜚语。这次我要和子珍彻底决裂。我说出离婚的理由，人们就会明白事实真相。因此你不必再保密了，愿意的话，你可以说话，为你自己辩护。”
毛请求中央同意离婚以彻底解决问题。此时正值卢沟桥事变发生，延安进入战备状态。中央迅速地作出了决定，正式批准毛离婚。贺子珍受到了批评，很快离开了延安，在西安稍作停留之后，便飞往莫斯科。吴丽丽也被逐出延安，她烧掉了毛的诗稿，加入了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开赴山西抗日前线。而史沫特莱，成了更加不受欢迎的人，她决定离开延安。不过，8月中旬，她从马上摔下来造成重伤，还不能立即成行。（《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页236—239）
以上是斯诺的转述。几年后，在延安，毛向曾志回忆起此事。曾志问毛为何要离开贺子珍，毛说：“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她身上有十一处弹片。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去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就去了苏联。这封诀别信，至今还保存在我的铁箱子里。”（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册，页329，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毛的回忆，与斯诺的转述有很大的出入。至少，毛在策略性撒谎，他有意遗漏了吴丽丽小姐。毛已经在撒谎了，还是相信斯诺的转述好一点。卢沟事起，乱世更加是乱世。老蒋已无退路，把吴钩看了，光头摸了，说了声娘希匹，就上了庐山，昭告全民抗战。而老毛端坐窑洞，神闲气定，把辣子吃了，电报看了，说：“好么，天下大乱，将来乱出一个新中国！”（《叶子龙回忆录》，页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果然是乱得好。僻处一隅的延安，安静而又端庄，好像是自外于乱世的桃花源，又仿佛是滔滔洪水中的诺亚方舟。怀着各种想法和欲望的年轻人，纯洁的革命者，爱国的愤青，压抑的贵族青年，还有失意穷愁的文人，失学无路的学生，以及形形色色的失业流浪者，一时间络绎于道，涌向古老而破败的延安城。此时的延安，固然是“革命的圣地”，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冒险家的乐园”。
这个艺名“蓝苹”或“蓝蘋”的李云鹤，出了“冒险家乐园”的大上海，又一头撞进了延安城。信仰革命，民族大义，压抑失意，苦闷彷徨，穷愁潦倒，这个小明星身上都有一点。这一点又一点，汇聚成一种巨大的欲望，配合着天性里的不安分，驱策着这匹小烈马上路了。向西，向西。延河在呼唤，宝塔在眺望。心口啊，不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啊，莫把我眼睛挡住了。到了，到了。1937年8月下旬，李云鹤到了延安城。
8月的延安城，估计还在围绕毛的风流韵事飞短流长。贺子珍正在谋划出走，吴丽丽则正在收拾行装。稍后，她们就要各自走路。两个女人，一片过时的风景，李云鹤来了，仿佛是又一个吴丽丽从天而降。张国焘回忆说，李云鹤的到来，“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关注”（《江青同志》，页148）。此是比较客观的描述。而江青日后对维特克说，中央领导同志，“全体都出来和我打招呼”，“我和他们都握了手”（同上，页145）。自然是在自我吹嘘，却也有些许事实的影子。还是在西安办事处，李云鹤结识了朱仲芷，遂结伴而行。（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页7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到了洛川，朱仲芷见到了丈夫萧劲光。萧已是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属于高级首长，正出席著名的“洛川会议”。小影星蓝苹见了萧劲光，似乎是颇逗萧司令喜欢，他逢人就介绍，蓝苹也就顺便见了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洛川会议结束了，江青一行，同更多的“中央领导同志”一道，乘卡车回到延安。（《叶子龙回忆录》，页64—65）据江青回忆，她乘坐的卡车的前面就是毛的卡车。多少年后，她向维特克说起这个巧合，仍然很陶醉的样子。（《江青同志》，页146）
毛的秘书叶子龙，也被萧劲光介绍给了蓝苹。他清楚地记得，返回延安的那一天，蓝苹坐在车厢前边，“穿一件浅蓝色旗袍，很显眼”（《叶子龙回忆录》，页65）。叶子龙还回忆起蓝苹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第二天，朱仲芷和江青一起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走到屋外，与他们交谈了一会儿，并没有进屋。”（同上，页65）朱仲芷是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的姐姐，朱氏姐妹的父亲，与青年毛泽东有着深厚的交情。来延安之前，朱家做好了湖南腊肉，叫朱仲芷捎给毛泽东。朱仲芷前去给毛送腊肉，蓝苹要求一块去。据朱仲丽转述的朱仲芷回忆：
江青跟我一块儿去的，也真见到了毛主席。可那天毛主席正好谈完话，在院子里踱步想问题，只和我们谈了几句话，没有请我和江青进窑洞里坐。我不敢多打扰，就把江青带回来了。（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
朱仲芷还没有忘记补充一句：“好精干的人。”精干的江青，就这样轻易地走向了毛泽东。毛江的首次碰面，表面看去，并未碰出什么大火花，但较起真来，没准儿毛心里会咯噔一下，或许还会默念一句：“这妹妹，我在哪里见过？”
为了与延安的新世界相般配，蓝苹改了名曰“江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新的命名，意味着这个小女子又要超越自我，在广阔的红色天地里大干一场了。命名即新生，新生了的江青同志还没怎么动作开来，便很快发现处处掣肘。首先的一关是审查，江青就不好过关。扔掉了“蓝苹”，却扔不掉上海滩的复杂历史。革命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表面上说上就上，大家一哄而上，实则革命讲究资格，要不，怎么连老阿Q都会说一句“不准革命”呢？眼下的革命延安，全中国都在大动乱，它却秩序井然，一点也不乱。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那全延安唯一的小车给谁坐，谁的窑洞可以点蜡烛，谁可以用心培养自己的“八字胡”，谁可以蹬皮靴使文明棍放狼狗，谁进什么学校的哪一班，谁的什么情趣要克服，这些都是革命规定好了的，一点都不能乱。
江青好不容易过了革命的审查关，进了为延安人所不齿的党校12班，那里充满了待改造分子。熬了几个月，秋去冬来，鲁艺要在来年春天正式成立了，江青看到机会来了，便去争取上鲁艺。这一次，她豁出去了，提了铺盖卷，去找组织部部长陈云，陈看她一个演戏的，就顺手开了绿灯。可是，革命又找上门来了，中央保卫委员会相中了这个小女子，由该委员会三巨头之一的许建国出面，单独找了江青密谈，要她做他们的网员，也就是秘密情报工作者。她的革命任务主要不是演戏，而是在鲁艺潜伏下来，密查学院中混入的各色“坏人”。由于身份特殊，江青只与许建国单线联系，并要求她定期汇报。到了鲁艺，江青如鱼得水，大演其戏，潜伏工作几乎没有怎么做。许建国大怒，江青充分发挥了她的演员本色，一边痛哭流涕，一边检讨错误，保证以后坚决把潜伏工作放在首位。（杜超《许建国：一个调查江青的人的悲剧》，《文史精华》2007年第8期）
江青能演戏了，在革命的延安继续搞昔日“蓝苹”的勾当。江青这才理顺了自己与革命的关系。与革命的关系顺了，与革命领袖的关系也随之一天天近了。那些日子，江青很出风头，直把爱看戏的罗曼蒂克的毛泽东吸引得流连忘返。
在延安窑洞孤寂地思考、写作的毛泽东，不得不注意上了江青。海伦·斯诺的延安一游，对毛的女人观有一番真切的体悟，她写道：“毛泽东是一个特别喜欢女人的男人，但不是普通的女人。他欣赏美丽、漂亮和才智以及对他本人和他的思想的忠贞。他不畏惧有独立头脑的人，不拒绝口红和卷发。”（见《江青同志》，页162）海伦·斯诺并未见过江青，她的这个体悟，明显从吴丽丽故事提炼而来。现在，忘掉吴小姐，把江青放进去，谁敢说不是不大不小、严丝合缝呢？
所以，维特克说：“蓝苹一到延安，毛泽东就看上她了。”（同上，页163）按照江青自己的讲述，抵达延安后不久，毛发现她就是女演员蓝苹，然后给了她一张他在马列学院演讲的票。出于震惊和敬畏，她不敢要，但很快就战胜了自己的胆怯，收下了票，去听他讲演。（同上，页152）张国焘夫人杨子烈到延安后，也曾听同伴议论道：“蓝苹很漂亮，而且会演戏。她到延安后，毛泽东对她非常着迷，为她的表演大声鼓掌”（同上，页163）
那些深入红区的洋人，一般都能一睹江青的风采。若干年后，毛夫人的惊采绝艳，还让他们回味不已。斯诺眼里，江青是一个身材修长且吸引人的年青女人，会打一手好桥牌。苏联塔斯社驻延安记者弗拉基米洛夫，尽管对延安颇有不满，但他的日记仍旧记下了江青特有的美好：身材削瘦，举止优雅，一双乌黑的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芒。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发现，江青和外国人一起抽烟，而且热爱美国的舞蹈音乐，于是惊诧莫名，称在江青的身上，“能找到杰出中国美女的品质”。美国“迪克西使团”的巴大维上校这样写道，“她的举手投足带有一个女演员应有的所有优雅”，“她看起来比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的妻子要漂亮优雅得多”。“迪克西使团”的另一位外交官谢伟思，索性一言以蔽之曰：江青“不是美人，但很迷人”。罗伯特·佩恩于1945年才造访延安，见了毛夫人，他感到她“比蒋介石的太太更美丽，表情更丰富”。日后，他还很诗意地记了一笔：“她的身上还带着在山地采集的野花的香味”。（《江青同志》170—174）
研究了有关江青的中西资料，罗斯·特里尔得出结论：“不是普通女子蓝苹选中了毛泽东，而是这座小城最有威望的人毛泽东在孤单的时候选中了蓝苹。”（《江青传》，页114）这个结论，许多人会不以为然。他们辩称，江青那样一个戏子，那样一个声名狼藉的“骚货”，从来以勾引男人为天职，毛必是在被动的状态下拉下了水。江青前夫唐纳就曾经说过：“我不认为是毛泽东主动，我想蓝苹是用对我的办法对付他。她有吸引力，而且把自己装扮成革命者，两方面一结合就欺骗了毛泽东。”（同上，页114）杨子烈甚至说：“蓝苹是个放荡女人！”“她就是没有男人活不成。”（同上，页109）还有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有一天，编在党校12班的江青，在教室里等候“领导同志”讲话。那天的“领导同志”正是毛，他走上讲台，大家都站起来欢呼鼓掌。江青为引起毛的注意，特意对着他大声指点，并且比别人多鼓了几秒钟的掌。接下来，事情更进一步。当夜，江青给毛写信，谈了对他的印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还诉说自己理论水平太差，必须当面求教。毛尚未回信，江青就闯进毛的窑洞，跟警卫就像老朋友一样开玩笑，不获允许就大声向毛问好。据说，那一次毛对她很冷淡，一面看文件，一面听她提问题，而且只就她“理论水平太差”说出了几本书名和文章题目。（同上，页110）
类似的故事，还有一些。像叶子龙的回忆，在讲述了毛江首次碰面之后，紧接着写道：“此后有一天，江青找到我，把两张戏票塞到我手里，说是请主席看戏，要我也去……我把票交给毛泽东，他真的去看了，是江青主演的平剧《打渔杀家》。”（《叶子龙回忆录》，页65）也似是在暗示江青勾引在先。毛为江青的《打渔杀家》高声鼓掌，是延安人所共知的事实，江青主动邀请，也很可能是事实，但事情发生的时间链条，却是很难说清楚。
毛江情事，谁比谁更加主动一点点，这其实是一个无聊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再清楚不过了：毛江二人，都是多情多欲之人，都是罗曼蒂克的革命者，都喜欢打破常规，最大限度实现自我。烈马对烈马，当是互为主动吧。
1938年8月，江青得到调令，从鲁艺调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也就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而且是与毛住在一起了。既已同居，就要张罗结婚。众所周知，毛江要结婚，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
原在北方局做秘密工作的王世英同志，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写了一封信给中央，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很不合适。信上签名的人一大串。根据地也有打电报、写信来的。意见都集中到闻天这里，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也向闻天反映，希望闻天劝说。闻天觉得这种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他也了解毛主席个性很强，认准了的事很难回头。但是大家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在供销社摆酒两桌，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刘英自述》，页123，人民出版社，2005）
杨尚昆也有近似的回忆：“洛甫那个态度很坚决的，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以后不是经常毛主席开会就骂么，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我看他最忌恨的是这件事。”陈云当时也是毛江婚事的“反对派”之一，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说毛有老婆，并未离婚，提请江青注意。江青告诉了毛，毛打电话给陈云，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张培森整理《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毛如此一意孤行，冲破阻力，毅然决然与江青结婚，也足可反过来证明：江青确真是迷倒了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