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渠君为什么要去送死:李炜光：我对中国推行宪政民主前景谨慎地悲观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博导李炜光

与曹景行先生

在日本参加学术会议期间与中日两国学者在一起

　　财税学者李炜光和他的宪政梦

　　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克巴士底狱之夜，当路易十六听到消息时询问身边的廷臣昂古尔公爵：“这是一场叛乱吗？”昂古尔回答：“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任何一个社会出现足以颠倒乾坤的危机，前兆必然是财政危机”，在《逃往瓦朗纳斯》一文中，李炜光将宪政-财政-危机-革命的关系，像解剖麻雀一样清晰地呈现给世人。

　　“法国大革命，财政改革、三级会议、网球场宣誓、国民制宪议会、攻克巴士底狱、瓦朗纳斯、断头台”，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被他如画卷般展现在读者面前。其风格，亦如他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近观中国税改》一样，对历史事件如数家珍，对现实清晰洞彻。

　　宪政财政第一人

　　央视《百家讲坛》的《正说包公》，将李炜光推到公众视野的前台。治史，而不拘于史，将历史拉近现实并屡出成果，显示了他的学术功底和对现实的忧虑。“百家讲坛当时找我讲历史，因为他们看到了我历史方面的著作。”

　　《中国财政史述论稿》、《魏晋南北朝财政史》等著作，确立了李炜光在中国财政史学界的地位。从宪政角度研究财政，使他的视野脱离了就财政论财政的狭窄空间，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

　　经济学者韦森评价说：“在财政学、税学，尤其是在财政史、税法学方面，李炜光教授均是国内著名的学者；在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李炜光教授也是真正的专家里手。”

　　对于为什么要从宪政角度解释和研究财政，李炜光道出了其中的原委：“中国人对宪政不太熟悉，宪政经济学至今未被纳入中国财政学和税收学的教育内容中，我们现在还是把财政学当作纯粹的经济问题来研究。”

　　最近李炜光参加了宪政学者蔡定剑辞世一周年的纪念活动。活动的参与者，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对李炜光的评价是：“从宪政角度研究财政，至少在我所知道的范围内，李炜光是第一个。”

　　2008-2009年《中国税权手册》的主编岑科回忆，手册的发布会请了李炜光，他专程从天津赶来，对传知行这批年轻人的行动给予了鼓励。“他很热心，尽管他的专业是历史，但是他从研究历史回到现实，关注现实问题，很有社会责任感。”

　　李炜光还被聘为民间学者刘军宁创办的九鼎公共研究所研究员，二人发挥各自的专长，互补短长。回想与李炜光的合作，刘军宁感慨：“炜光是个非常好的人，为人厚道，他做的研究非常重要，大部分财政学者都是站在政府立场上，很少有人站在纳税人立场上说话。他不是想着如何搜刮民脂民膏。这样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学者，国内应该越多越好。”

　　民间研究机构传知行研究所创始人郭玉闪从2007年开始做《中国税权报告》，结果发现他们做的东西其实不少都被李炜光论及。去年，他又与李炜光合作，推出更通俗的宪政财税知识读物《纳税人词典》。2012年初，李炜光主编的这本书就要付梓。

　　李炜光强调，自己在宪政财政经济的影响在体制外。不过，他的学术影响和人品仍然得到了官方研究人员的认可。在财税界，无论体制内外，宪政财政其实在学术上是一种共识。郭玉闪介绍说，李炜光与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是朋友，但他们这两年联系不多。

　　“他太忙我也太忙，而且我俩走的路数又不太一样。我和贾康沟通没有困难。”李炜光平和地说。

　　李炜光早期的几篇文章很多都是贾康给他发出来的。他的一篇文章 《公共财政的历史使命》，在贾康主编的《财政研究》上连发了两期。《财政研究》很少两期连载，但贾康为他破例。有学生请教贾康关于宪政财政经济方面的问题，贾康直接说你不要问我，你去问李炜光老师，他在这方面研究得最好。

　　不久前，《南方都市报》就今年1到10月份税收增长比较的问题，分别采访了李炜光和财政部科研所研究员苏明，写得好像二人在PK，因为两人的立场完全不一样。李炜光承认：“我的一些想法他们不能接受，有的时候会当面撞车。”

　　因职称成名

　　李炜光1954年出生于天津，是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历史具有偶然性，他的成名，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偶然。

　　2000年，随着《中国财政史述论稿》出版，他被评上教授，两三个月后，就面临一个机遇——天津财大要遴选首席教授，“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其他学校的专家到我们那儿去评，大家申报然后评选，我非常意外地越过了前面的五六个教授成为了首席教授。”

　　申报首席教授的时候，他还在外地，回来就急慌慌交了几份材料。因为觉得没希望，他对这种遴选也不是很认真，“我还咨询了别人，人家说我没戏。我就不太当回事。”后来宣布的时候，他居然迟到了，“我进去以后觉得现场特别安静，迟到的人比较显眼，我就赶紧找个地方坐下。”

　　“人事处长念念念，全校三十多个专业只有8个首席教授，突然他念到我的名字，我当时脑袋嗡了一下，没有任何准备。”那次遴选，整个学校对这个事很关注，校长还给李炜光敲了警钟：“你这个首席教授是比较有争议，因为有人不服。”

　　有人到校长那儿反映，说李炜光不过就是搞财政史的，怎么能成为首席教授呢，而且刚评上教授几个月。“这一下把我架在那儿了，这学问我是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了。校长说你不能让我失望，我的想法就是我不能不行。”

　　2002年春节，李炜光在假期里写了一篇论文，这就是在学术界极具影响的《公共财政的宪政思维》。3月，他将文章寄给了《战略与管理》杂志。“我想认认真真地做学问了，也不是想出什么名，就怕3年以后被人弄下来，因为首席教授3年一评。”

　　文章在当年6月发表。“杂志的编辑把我的稿子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出来发表。”

　　李炜光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学术界，《战略与管理》的地位非常高。“虽然这篇文章现在看起来写得也不怎么样，但当时我下了很大的功夫。”李炜光回忆。

　　他随后发表了《现代税收的宪政之维》，直陈中国“现行宪法在公民权利和国家架构等方面的规定，在形式上与大多数西方宪政国家的宪法很相似，但宪法文本在税收宪政精神和制度规定方面的欠缺却是明显的” 。

　　他感言，宪政精神与文化，是中国税制构建中被忽略的核心要素。

　　爱热闹的独行客

　　李炜光爱读书，而且很杂。丘吉尔、艾森豪威尔的回忆录、苏联元帅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林达的《深入美国三部曲》，都是案头常备。“我就是看热闹。他们的人生经历会对我有影响，这个影响很难说具体是什么，但肯定是有帮助，比如面对困境的时候比较乐观。”

　　他永远喜欢热热闹闹的，喜欢一个人逛一个城市。他经常收到邀请去某个城市做报告，搞学术交流。“主办方说陪你一圈，我一般都拒绝，就一个人逛。这是一个习惯，没有什么原因，一个人更自由一点。”

　　因为观点相似，性格相近，李炜光与章立凡成为朋友。以史为鉴，二人心有灵犀，在记者面前，章立凡评价这位好友：睿智、博学。

　　采访临了，李炜光提到了包拯唯一的一首诗《书端州郡斋壁》：“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他还特别寄语：“真诚地面对世界，面对他人，你会有好的回报。”

　　对话李炜光：

　　我的宪政财政理论的影响是在体制外

　　人物周刊：今年是辛亥百年，作为财政史学者，你如何评价？

　　李炜光：清末立宪派差点就成功了，这非常让人痛心疾首。清政府建立了资政院，咨议局也是它自己建立的。体制内的改革改到那种程度很不容易了——让一个皇权的体制接受立宪，这种政治改革非常不容易。我们可以看到，清政府制定1911年财政预算的时候，基本上按照的是西方的做法。

　　人物周刊：清政府1911年的财政预算，很大程度上采用了西方的做法，这是不是说当时的预算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民主预算的要素？

　　李炜光：有，趋势非常明显，议员们在1911年的时候已经大刀阔斧地砍预算。当年就把清政府提交预算额度裁减了一大半下去。那还不是真正的国会，清政府自己建立的资政院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当时资政院的会议记录，现在出版了。议员基本上由官场人士、知识分子等精英组成，还有一些地方的实业家。当然有一部分议员是“钦点”的，但还有一部分真的是选出来的。这些人聚集起来开会，审议政府的预算、政府的施政行为，包括军机大臣的去留问题，讨论都非常精彩。

　　人物周刊：清政府垮台后，五四运动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民主宪政，反而陷入不断革命的漩涡，或许与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有关。知识分子应该反思什么？

　　李炜光： 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有左倾的传统。例如在延安的政治前景还不是十分明朗的情况下，那么多青年就奔赴延安。延安对比腐败的国民党，显得很廉洁，对知识分子有吸引力。

　　我认为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从那样的时代走过来，尚处在一个很不成熟的状态。虽然教育不错，出了很出色的思想大师。你还是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在思考中国的出路时特别冲动，极易被那些蛊惑人心的口号迷惑。也存在能对激进的革命进行反思的知识分子，但是太少了。

　　人物周刊：“文革”后平反了冤假错案，落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