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片观后感300字:胡绩伟自述(二十一)办报理想的新天地

    “在人民不能当家作主的地区，要办一张人民的报纸，确实是难上加难。办人民的报纸，是为了人民打天下，也只有人民打下了一片江山，在人民的天下，才能办成真正的人民报纸。“一九三九年冬，我奔赴延安，不只是要为人民打天下，而且还要为人民办报纸，要在人民天下办一张真正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报纸。”

    这是一九八四年我写的关于在延安办报这一段历史的一篇回忆录中的话。

    到延安两个月后，很快就实现了我要办一张人民的报纸的理想。一九四０年三月，我参加了创办《边区群众报》的工作，开始了我在延安办报的十年历程。

    在延安青委的两个月专心学习当中，我不仅热情而真诚地领会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也同样热情而真诚地研究了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思想。作为一个以笔为枪的革命文化战士　，对于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已经亲身历尽艰辛，坚韧地战斗了三四年。特别是在反对文化专制主义和探索大众化通俗化的办报方针方面，在实践上有了一些深切的体会，在理论上也有了一些初步的心得。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把我提高到新的境界，为我所从事的报纸事业前途开辟了新的天地。

    当时，我对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两个区别开来”还很不理解，但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等等观点，与我情投意合，感到特别亲切。

    当时我还有些为此而感到自豪。因为毛泽东提到的革命文化人应该　“接近群众”，成为民众的“司令”，在宣传的文字上“语言必须接近群众”。老实说，在这一点上，像我们这批从事大众化工作的文化人来说，已经大大超超过了两个“接近”的水平，我们已经比较情醒地认识到：革命文化人应该深入群众，不只是接近群众，应该首先作群众中的一员，才说得上作群众的“司令”；在语言文字上，也不只是要接近群众，而是要尽可能采用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语言来写作，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风格来办报。

    我之所以那样兴高采烈地、全心全意地投入《边区群众报》的创刊和编辑工作，正是在这种相当深刻的亲身体会和比较明确的思想认识下，开始了一干十年的新事业。

    一九四０年二月初，同我在成都一起办《通俗文艺》的周文同志也从成都到达延安。他住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同党中央住的杨家岭靠的很近。一天晚饭后，他在延河边散步，恰好遇上毛泽东同志。经人介绍，毛表示欢迎周文到延安。看来毛对周文在左联时期就从事大众化文艺工作已有所了解。几天后，毛泽东专门邀请周文到毛的住所去谈话　。周文曾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部长、常委和党团书记。毛很有兴趣地询问周文关于三十年代左翼文坛的情况，很关心关于文言文、白话文和大众化通俗化方面的情况。毛向周文介绍边区的文化状况，特别强调边区人民文化程度低，文盲多，教育不发达。毛主张注重文化的普及工作，鼓励周文继续在大众化方面开辟一个新的阵地。毛提议创办一个“大众读物社”，创办一张通俗化报纸，编辑一批大众化的通俗小册子。毛希望周文来负责主办这项工作，他还给这个报纸取名为《边区群众报》。周文很高兴地接受了毛的意见。毛马上通知边区党委和中央宣传部，还通知中央组织部立即为创办大众读物社选定社址、筹备经费和调集干部。

    边区党委指定宣传部长李卓然同志直接领导这项工作，他马上派出白彦博同志作大众读物社的秘书长，赵守一同志任报纸科长　，同周文同志一起开始了筹备工作。边区文协也决定把山嘴上那两排窑洞腾出来作为大众读物社的社址。

    在毛泽东接见周文的当天下午，周文就到中央青委来找我，向我介绍了毛同他谈话的内容，希望我参加大众读物社和边区群众报的工作，我当然十分高兴。

    两天以后，胡乔木告诉我，中央组织部已经决定调我到大众读物社去工作，要我马上去报到。我根本没有行李，背着在成都带来的粗布小跨包，一个人从延安南门外兴致勃勃地走到延安北门外，投入了大众读物社的创办与编辑工作。

    大众读物社在三月十二日正式成立，周文是社长。下设一个报纸科，负责编辑《边区群众报》；一个通联科，负责通讯网的建立，编辑一个帮助通讯员写作的刊物《大众习作》；一个丛书科，负责编辑《大众文库》和《大众画库》。

    最初，报纸科只有两个人，科长赵守一，编辑就是我。以后说，一开始我就是《边区群众报“的主编是不对的，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职称　，而且只有我一个编辑，作主的是赵守一这个科长。当时延安的印刷条件很困难，只有一个中央印刷厂，有一台对开机和两台四开机，负责承印《新中华报》、《解放》等中央报刊和新华书店出版的少数书籍就很紧张了。我们的《边区群众报》只能用红军时代带来的一台石印机来印刷。

    经过短短十几天的准备，我们的《边区群众报》（十日刊）第一期在三月二十五日正式出版了。它是一张石印的四开小报。要知道当时的书报都是用又粗又黄的马兰纸印刷的。而《边区群众报》却用的是很难买到的晋恒纸，誊写员抄写的是一手很清秀的楷体字，印刷得净白漂亮，十分喜人。

    这个白白生生、眉清目秀的小宝贝，是大众读物社的掌上明珠，也是受到边区人民宠爱的孩子。我们为她的诞生付出了十多个不眠之夜。

    三十年代，我国的印刷条件是很落后的。石印仅仅比油印前进了一步。我没有编过石印报，技术上的要求十分繁琐细致，每篇文稿的字数，连标点符号都必须算得一清二楚。排版时每篇稿子的文字都不能有一点差错，常常要根据版面情况来编辑稿件。为了版面美观，我们请丛书科的画家为稿件配画和制作刊头题花；特别是要求文章要短，栏目要多，麻雀虽小，肝胆俱全。这些都要作妥贴的安排，石印比铅印困难得多。

    真像姑娘绣花一样，慢工出细活，每期报纸都是这样精心编排版面、精心印刷出来的。《边区群众报》的诞生，为大众读物社带来了欢腾雀跃洋洋喜气，立即得到毛主席等中央和边区领导人的称赞，更主要的是立即得到广大边区基层干部、小学教员、中小学生和老百姓的热烈喜爱。因为她不只是在内容上注意宣传抗日救国的形势和道理，宣传陕甘宁边区为支援抗日前线所进行的生产建设，还刊登了一些短小精干的文艺 作品，在文字上尽量采用边区老百姓的流行语言，努力争取识字不多的人能够读懂，不识字的人也能够听懂。

    《边区群众报》的顺利出版，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对于我们这些刚从国民党统治区到达共产党统治区的人来说，感到特别惊奇，特别新鲜。首先是这里没有专制制度的压制，也没有官僚体制的刁难。当然，这件事是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热心提出兴办的，各级领导都特别重视，各种环节解决问题也很雷励风行。但是，这里不像在国民党统治区那样，不愁登记注册不愁筹措经费，不愁租赁社址，不愁印刷、纸张、发行。最主要的是对办报没有受监视、拘押、坐牢、杀头的危险。在一个诺大的中华民国，除了这小小的解放区以外，哪里有这样民主自由的办报环境！

    在物资条件上说，国统区虽然有很好的店铺，有很豪华的住宅，但它不属于我们这些穷知识分子。在成都办《大声》时，由于车耀先先生是餐馆的老板，才腾出一间二十米的房间作编辑室。到了办《蜀活报》时，只租了一间十二三米的小房间。以后办《蜀话报》，也是增加一间直不起身来的尖顶阁楼，作为我们两三个人过夜的卧室。而在延安，我们拥有七个窑洞，每个窑洞约二十平米，摆两张床，还可以摆两张办公桌，一个钱的租金也不收，这是在国统区连想也想不到的。

    这里吃饭穿衣全是供给制，吃得虽然不像成都那样两晕两素，但菜足饭饱，也大大超过了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这里的衣服，里里外外全是军装，床上被褥、洗嗽用具全是八路军战士的军用品，一人一份，一律平等。

    在延安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一心一意干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办报纸，这样单纯，这样朴素，这样真诚，这样实干苦干，延安实实在在是一个理想的新天地。

   《边区群众报》一出世就受到普遍欢迎，先是十日刊，很快改为七日刊、五日刊，各地纷纷要求增加份数，而且要求报纸扩大版面，充实内容。所以石印四开两版的《边区群众报》出了十期以后，就改为铅印四开四版的周刊。考虑到读者的文化水平不高，当时采用的是四号字，各别文章用老五号字，每期报纸由四千多字增加到八九千字，内容充实多了。

　　当时，在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只有一百五十多万人口。《边区群众报》竟然发行到一万多份，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石印时，先是一千多份，增加到五千多份，改为铅印后很快就发行到一万多份，还满足不了各方面的需要，要不是印刷和纸张的限制，发行量还得增加。

　　原来设想，《边区群众报》只是一个文化性文艺性和通俗读物，可是由于她的发行量大，普遍深入到各乡村，在传播时事新闻和宣传政治政策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共产党边区中央局很快就明确确定她是党委的机关报。一九四一年五月，边区中央局改为西北中央局。《边区群众报》自然成为西北局的机关报。

　　一九四二年二月，大众读物社结束，成立边区群众报社，搬出边区文协，从延安的北门外搬到南门外新市场对面的山头上，由西北局直接领导报社的工作。群众报的政治性加强了，她的大众化通谷化的特点仍然十分鲜明。也更加得到上至毛主席、下到老百姓的喜爱。

　　在《边区群众报》出刊半年以后，一九四０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主席给周文的信中表扬了我们，说“…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这里说的“我们”，当然是指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在一九四一年《边区群众报》一周年纪念的时候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当面问过毛主席　：“你最喜欢读什么报？”毛主席很爽快地答复：《边区群众报》。

　　一九四三年的边区文教群英会上，边区政府授予边区群众报“特等文教模范”的光荣称号。作为群众报的主编，我也被授以“特等文教模范工作者”的奖励。

　　一九四六年三月，《边区群众报》创刊六周年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又给报纸题词：“希望读者多利用报纸，推动工作，学习文化。”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写的祝贺文章中称赞群众报说：“这个报纸是边区群众公认的好报纸，谁也喜欢它，谁也爱护它。为什么好？它不但容易读容易懂　，并且说出了边区群众要说的话，讲出了边区群众要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为群众服务，当得起‘群众报’这个光荣的称号。”

　　从一九四０年三月《边区群众报》创刊，到一九四七年延安保卫战时期，用各种形式始终坚持出报，在延安光复之前，一九四八年元月正式改为《群众日报》。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西安解放，群众报社的同志陆续从延安搬迁到西安，五月二十七日在西安正式出版《群众日报》。在这将近十年的过程中，群众报的经历也是十分复杂，但是她的大众化通俗化的光荣传，统始终坚持下来没有改变。

　　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为了准备一场新的内战的到来，西北局决定将群众报社搬到清凉山，同解放日报社住在一起，群众报负责编辑解放日报的边区新闻版，我兼任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同时，准备在解放日报随同中央转移到华北时，由群众报社负责接管解放日报的一切遗留工作。

　　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开始了延安保卫战，解放日报社留下的部分人员，加上边区新华书店和边区文协的部分人员，都先后合并到群众报社。三月十八日随同西北局撤离延安，转战陕北。

　　撤离延安以后，群众报社又兵分两路，一路跟随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成立“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负责报道陕北战场的新闻，由我任前线分社的社长。另一路随西北局，成立“西北新闻社”，继续出版群众报。由于读者迫切希望及时了解解放战争各战场的新闻和国内国际时局发展情况，群众报除了增加战争和时事的内容以外，还增出一种《参考消息》，供高中级干部阅读。对于广大群众需要阅读的通俗化文艺读物　，又出版一种三十二开本的《群众报副刊》，以后改为《群众周刊》。

　　解放战争时期，报纸的排版印刷又回到石印和脚踏机的铅印，不定期出版。到一九四八年一月改出《群众日报》，报社也改名为“群众日报社”。这时，“西北新闻社”也改名为　“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同群众日社是一个机关、一个领导班子，两项工作，两个招牌。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我们撤离延安一年以后，收复了延安，我也从前线分社回到延安主持报纸工作。

　　一九四九年五月，报社又兵分两路，一路留在延安办报，一路随军南下。六月二十日我军解放西安。一周后，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在西安正式出版。在延安的报社同志除了留下一部分人创办《陕北群众日报》外，我带着全部人员到了西安。

　　我在延安十年的报纸生涯才算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