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绪川里绪痉挛影音先锋:自述》——清醒地痛着——我的康复之路（转）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30 09:45:53
(2008-06-23 23:12:17)
有一次，我觉得身边的人都暗示我去深圳，于是就只身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由于没买票，且行动怪异，结果被几个男乘务员打了一顿，在深夜里被赶下了火车。
两天两夜，没吃没喝，我独自一个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任由自己的妄想，从城市到乡村到山野，又从山野到乡村到城市。
受妄想指使，我一次又一次闯入路边陌生人家，一次又一次地遭人暴打。有几户人家还打算把我送去派出所。其中有一家果真报了警，警察把我拉到派出所里，简单地问了几个问题，又把我赶了出来。我之所以要用“赶了出来”这几个字，是根据回忆，我当时见派出所值班室有张床，就不由然地躺了下来，这时有一个人很和气地拉起了我，客气地扶着我肩膀把我送出了派出所。之后，大门咣当一声关住了。
万幸的是，三天后，我一个人竟然带着遍体鳞伤又鬼使神差地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上天保佑！不然，我还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有机会坐在这给各位讲自己的故事。
在病中，有行动被人左右的难受，也有想法没能够现实的失落和伤楚。最刻骨铭心的，是那种自己头脑中的想法随时随地被人洞悉的痛苦感。为了摆脱被人洞悉，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堵住墙上一切自己认为可以安装窃听窃视器材的小洞和缝隙。我还从静电屏蔽现象中得到启示，把金属痰盂扣在头上，在睡觉的时候把许多金属钱币缝进枕套中。
当然，病中也不全然是痛苦。那种伟人的高尚感和英雄的高大感都使我感到快乐，我甚至能从路边一个不认识的小孩的眼光中看到人们对自己的赞许，能从地上一块包装纸上的文字中看出人们对自己的肯定。
但无任病中怎样的悲喜，一旦清醒，一切都是一场噩梦！病中的情绪感受之强烈之丰富之复杂和变化之快，行为之荒唐之危险，是常人所无法体会的。那种身不由己、那种虚幻，真是恍若梦游！！！
正是这样一种恐惧感的存在，我第一次患病出院后，就老老实实遵照医嘱连续服用了近五年的药，之后，由于愈后的效果好象不错，医生也同意我把药停了。谁知好景不长，半年后，我又住进了医院。最近一次住院，是2004年，那一次我其实并没有完全停药，而是没能定时定量用药。
从第一次患病住院到现在已有11年，自己还会再一次住院吗？我不知道。由于科学上还无法对精神分裂症这样一种疾病的病因病理作出一个明确的解释，现在所有的药物只不过是一个治标而不治本的方法，大多数患者恐怕也只能是一朝得病，终生服药。我，恐怕也只能如此！！！
本人三次入院，住的是同一个医院的不同病房。而虽说是不同病房，其实也只是房号有别，里面的结构布局都几乎一样。
首先，是通过一扇铁栅栏门进入护士办公室，病人除去身上可能造成危险的钥匙、皮带、戒子等等后，换上病号服（有的不配合的就暂时不换），护士就会打开护士办公室的另一道门，通过这扇门，就算真正进入了病房。
这是一扇和家中的防盗门并没有两样的铁门，但却是病房与外界唯一的联系。每天，总会有一些清醒和半清醒的病号守在这门前，盼着他们想见的人。偶然，也会有一二个趁着看护不备的神志不清的病人对着这扇铁门发起猛烈地撞击，他们要出去要自由！但每一个清醒的病号都知道，没有主治医生的批准，出去是不可能的。
我，有时也会无聊地在这扇铁门前站上一会儿。也不见得是思念自己的亲属，也不见得是想看到自己喜欢的护士或替我们保管香烟和零食的管理员，有时，也许只是想得到一点新鲜刺激，哪怕，房门一响，又进来一个新病人。
铁门之内，是一条一头和铁门连着的宽不到二米的长而直的走廊，走廊又被一道通常都锁着的铁栅栏门一分为二，铁栅栏门外是康复区，里面是二十四小时有人值守的重病区。每一个刚入院的病人都必须穿过康复区，经过那道铁栅栏门，在重病区呆上长短不等的天数，直到主治医生认为可以不须要特别护理的时候，才会被转移到外边的康复区。由于有的病人病情常有反复，也常有人刚转入康复区没几天又给送回重病区，甚至还有转来转去几次的。象前面提到的敢于冲击防盗门之类的病人，肯定是要再次被送进重病区。
重病区里都只设有两间分列于走廊两旁门与门相对的大通间，门开的很大，却没有房门。这样的布局，据说是为了能让守在走廊里的值守人员同时看到走廊和房间的情况，观察和监视到病人的一举一动。每个大通间一般都放着十来个病床。我三次住院，少见病床空着的时候，加床却是屡见不鲜。
每天，重病区里总是有鬼哭狼嚎的声音传出：文疯子都或走或站或蹲或卧，继续着他们病态的妄想和几乎让人听不见的喃喃自语，而武疯子都被结结实实地绑在床上。鬼哭狼嚎声就是由这些武疯子发出的，他们除了挣扎、怒骂和嚎叫，别无它法，捆绑他们的布条稍有松懈就会被重新绑紧。当然，文疯子也有被绑的，那是当护士们觉得他可能毁物、伤人或自残的时候。
在重病区里，也有在一片鬼哭狼嚎声里忽忽大睡的——也许大炮声也吵醒不了他们，大剂量的药物正在他们体内发挥着强大的镇静安眠作用。说到这，也许有人会问，干吗不给那些吵闹的病号也来上那么一些药物？实际上，刚进来的病号，大多不会马上给药，而是须观察一段时间，以免误诊；有的，是药物根本没起作用。住进医院的病人并非百分百都能痊愈。
厕所在重病区和康复区各有一个，里面各装有一排水龙头，因为怕出现烫伤，只有冷水，是供每天漱口洗脸脚用的。每周的某一天的某一时段，医院会统一放热水供大家洗澡。而只有在重病区才建有一个和厕所相通的洗澡间。这也并非病房的空间面积不够，实在也是为了便于集中监管，毕竟，不管什么时间，在人数上，护理人员总是大大少于病号的。通常，重病号在处在康复期的病友的帮助下先洗，然后，才轮到康复区里的病号。
在康复区这边，也设有一个重病区没有的房间，那就是食堂兼活动室。四十平米左右，里面也都有一台用铁框子固定高悬着的彩电，有一些长条桌和凳。我们经常把四张长桌拼起来当作乒乓球台。
活动室的门都正好和护士办公室那扇防盗门相对，在这两扇门的同一侧，还有所有病房都设置有的由厚厚的木版做成的安全门。若把这扇安全门看作是嘴巴，把护士办公室和活动室看作是两只略微向前伸的螯的话，，加上走廊作为身子，整个形状就象只挺直身子的虾子。从平面布局上看，再加上走廊两旁所有的房间，刚好呈现出一个底部拉长的"凹"字形。
食堂的门也是栅栏似的铁门，每天都是早七点打开，晚九点半锁上。而康复区的生活也象这扇铁门的开关一样，准时而有规律。每天：
七点：起床。洗漱和打扫卫生；
八 点：早餐；
八点半：服药；
九点：医生查房（周六、日无）；
九点半：活动；
十一点：活动结束；
十一点半：中饭并服药：
十二点：午睡；
十四点：午睡结束，各病室上锁，病人都赶出来参加活动：
十七点：活动结束；
十七点半：晚饭和服药。之后自由活动；
二十点：没有人强制，绝大多数病号都进入了梦乡。 下面，我再接着介绍我住院的情况。先从医院的伙食说起。
早餐，除了一周的某一天馒头会改成蛋糕或面包或油条外，天天都是两个馒头一碗稀饭和一撮萝卜干。吃不饱的话，若桶里还有，你还可以向管理员要上一点稀饭。剩下不多的几个馒头管理员是不会轻易给人的，那是要留着犒赏那些吃完饭后帮他们收拾桌子打扫卫生的几个勤快的病号的。所幸，有一小部分病号有着奇怪的饮食偏好，有的不要萝卜干，有的不吃馒头，有的不喝稀饭。我经常向不吃馒头的病友那再要上一个馒头，一餐就对付过去了。
中餐和晚餐就糟糕透了。而且，在我的印象中，我头回住院有多糟糕，最后一次住院还是有多糟糕（大概原先掌勺的师傅还没有退居二线吧）。
餐餐是一素和半素半荤两菜，统统都是水煮出来的样子，往往是该烂的不烂，不该烂的却烂如泥团，常常是颜色浑浊的让人无法识别。所谓荤也就是几片肥嘟嘟带着皮的五花肉。我没有吃过鸡蛋，甚至豆干也没吃过。没有鱼（据说是怕鱼刺卡到人）；也没有开胃的辣椒（据说是要照顾到大多数病号的口味）；很少吃到象青菜那样带叶子的素菜（这我敢肯定，是因为拣洗起来麻烦）。
照例，每周也会有一次加餐，红烧肉或红烧鸡块。照例，还是水煮出来的，让人提不起食欲。
但就是如此糟糕的伙食，重病号却没有拒食的权力，若要拒食护士们就会好不犹豫地让他"享用"牛奶。享用的过程是这样的：先将一根橡胶管从鼻孔插入直达食道，然后用一大号针筒，将牛奶推进橡胶管中——护士做起来吃力，病人"享用"起来难受，旁观的人，心酸哪！（囚犯也不会受到如此"待遇"吧？）
每次住院，院方都一再强调伙食标准无法提高的根本原因是大多数病号的家庭收入不高承受不起，而且还有一小部分病号属没交钱白吃白喝的。的确，我自己也亲眼见到好几例家人交了第一笔入院费后，把病人往病房里一送就从此消失的无影无踪的（医院不是慈善机构，院方对待这种情况，一般都会尽快给病人治疗，待病人一清醒就会让病人带路护送回家，若病人长时间清醒不了，那院方即使费尽周折也会想法送回去）。所以对院方的解释，我们也不怎么好辩驳，况且，如果对伙食实在不满意，还是可以申请单独加菜的。另外，也可以让家属送菜进来，平时护士会好好的替你保管，开饭的时候，她们又会不厌其烦帮你拿出来。
但无论是让食堂加菜还是叫家人送菜来都不是改善伙食的好方法。你刚把菜搁到碗里，七八双筷子就会将它夹的所剩无几，最终你也只是尝到个味道而已，任凭在旁监护的护士们怎么喝斥也没用。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有一位病友的老母亲总是在开饭的时候带着自家做的菜准时出现在病房，专门守在她儿子的身边，直到她儿子一口一口把饭吃完。
这种行为看起来是那么叫人感动，那饭菜看起来也是那么的色香味俱佳，但绝大多数病友都讨厌这位母亲的出现。并不是那菜让人口馋招人嫉妒，实在是那母亲有着一张可怕可憎的嘴巴。从她儿子夹起第一筷菜到咽下最后一口饭，她都一直数落着她的儿子。从口气看，她儿子好象不是得了病而是犯了罪，不是在住院而是在坐牢，我们俨然成了她儿子的牢友！摊上这样一位母亲，实话实说，我宁可将就那难咽的伙食，一个人在医院里呆上一辈子。
中、晚饭后，吃过药，过不了多久，大多数病人都会出现睡意。由于药物作用，病人多会出现嗜睡的特征。经过一整夜的消化分解，药效减弱，病号早上大多能按时起床，但午睡中的病号则通常需要护士唤醒。天天中午，康复区的病人总是在迷迷糊糊里给强行赶出病室去参加活动。
活动，对处在康复期的病号来说，是一项重要的日程安排。它不仅仅是为了避免病患整天昏昏欲睡，也不仅仅象监狱的囚徒放风一样有益于身心调节，医生其实将它当作康复治疗的一部分，把它看成是精神患者回归社会的重要的第一步。
所以，为了病人能多和陌生人打交道，在规定的时间里，只要天气许可，只要人手充足，护士们都会尽量把几个病房的一部分康复患者同时带出病房去活动（我们习惯上称之为开放）。我住的医院有一个由两个篮球场并在一起的操场和一个可同时容纳三四百人的大礼堂。男男女女，年轻的居多：爱打篮球的打篮球，要不打打排球或羽毛球，不爱运动的就扎堆聊上一阵子。在大礼堂，还可以看看报纸和杂志，好的话一周还能看上一场电影。 这段时间护士们倒是一点也不轻松，甚至有些如临大敌。出病房前和回病房前都得列队多次点人数，每队前面都有带队护士负总责，后面还有压队的，每个过道口都要派专人把守并再复核人数；病人活动的时候，护士们就在各个出口守卫着。由于有些病号的所谓正常只是表面的，平静的海面之下可能是暗流汹涌，所以这时候护士们的高度紧张是有理由的。有一次，就有一个看起来很正常的病号在若无其事走近一个出口时，突然猛地将两位看守的护士推倒，拔脚向着医院大门狂奔。好在一切都似乎在院方的掌控之中，围追堵截，这一次有惊无险。
还有一次，是发生在我们病房，说起来应该算是护士的过失：开放的时候，因为病号服洗了不够，就有几个快出院的没穿病号服。结果其中有一个在收队的时候，一时和别的病房的病友聊的高兴，就稀里糊涂地跟着人家那队先走了，负责把守过道的护士也不认识人，把他当作病人家属放了过去。这边怎么点数怎么少一个人，带队的脸都急的煞白。那个家伙呢，跟着人家走到别的病房一看，房号不对，自己又慌慌张张地跑回来了。医生念他能“迷途知返”，破例没把他关进重病区，但护士们直到他出院前一天也没让他出过病房。
开放的时候，看护的护士人数要比平时多出一倍还多。通常，院方也安排不了这么多护士，所以通常，我们这些病人也只有在病房的活动室里开展活动。
活动室里的活动，每天的内容都差不多，形似却分两种。一种是自由活动，一种是护士刻意安排的比赛，比如乒乓球赛、象棋赛、扑克赛、跳棋赛等等。赢的人都能得到数量不等、数额也不大的购物券。每周总会有那么一天，有人会带着一大堆零食到病房叫卖，这个时候购物券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可惜，他们不卖烟。
烟，可以说是在病房里最受大多数病友欢迎的东西。它既是我们在病房里的交际内容之一，也是我们彼此使唤对方的手段之一。所有的香烟平时都归管理员保管着，院方规定每天只能给每个烟枪发十支。象我这样每天得抽一包的，除了央求家人偷偷地塞上几包（多了也没法藏），就只好尽可能讨好管理员，求他们破例再破例。向病友要或借那是万不得已，因为病友会向你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一般的，一支烟可以让你享受十五分钟的捶背。
我不太喜欢参加什么比赛，但喜欢下跳棋，下的还可以吧，病友护士都还喜欢和我下。无所事事的时候，我也会窜到重病区去，看看新鲜或找值守的护士们聊聊天。康复病人要想再到重病区去，除了病情出现反复，第一次都得征得主治医生的首肯。之后，护士们是欢迎我们到重病区去的：无聊的时候，我们的闲扯可以为她们打发时光，忙的时候，我们就成了她们卖力的助手（得力称不上）。
我们帮护士们最多的，是和她们一起捆绑重病号。有时候我们也会被叫去架着重病号到病房外去做专项检查或电疗（这样的外出，当然也得主治医生的同意）。病人每天的行为，护士都有记录，这些记录又成了医生调整用药和确定疗程的重要依据之一。为了更多的自由和尽快的出院，我们也乐于帮着护士们做这做那的。
凭心而论，精神病院的护士是我所见过的护士中对病人最温和最体贴的。她们的责任心堪称一流，每天的工作压力我认为也是最大的。由于精神病人家属大多对精神病护理方面一无所知，因此常常责难护士，有的病患则会在人猝不及防的情况之下对护士突然袭击。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刚参加工作的漂亮的小护士，在护理一个还不太清醒的病患时，不知怎地激怒了那个病患，那个病患拉着她就打。
这件事事后的处理，也只是将这位被打伤的小护士调出了我们这个病区这么简单，这在别的病种的住院部恐怕是不可想象的。但在精神病院，入院的病人就是医院的被监护人，作为监护人代表的护士被打，恐怕有时还要追究护士本人的责任。举例说，如果护士从外面带进了不该带进来的比如金属发卡，而病人刚好用这发卡扎伤了这护士，那这护士不受处分也得作检查。据说，上面提到的那个小护士就在一次护士例会上受到了护士长的批评，说她怎么怎么处理不当，要其他护士引以为鉴。
精神病护士也是人，也有着常人一样的弱点和缺点，也不见得就比别的职业女性更坚强更充满智慧。而让这样一些女性整天面对一群神志不清、胡言乱语或胡作非为的疯子，那会怎样地影响她们的心态、情感和日常生活取向呀？世上的职业有的是，有谁非得干精神病护理这一行？我们病人每天在查房时才能见到一次的精神病医生常常被当成了病人的拯救者、能自然而然地得到病人及其家属的尊重和感激（包括物质上的感谢），而和我们朝夕相处的护士们，充其量却只是一个精神病人某一特定时期的守护者，很容易过后就让人遗忘了。我现在也就只能朦朦胧胧记得起她们的相貌，名和姓，我已怎么也无法和那个护士对上号了。而在我母亲那，还留着主治医生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所以，有时候想起她们，我竟然会莫名其妙地怜悯起她们来。
毕竟，我三次住院，总共加起来也不足半年，但那些护士们却可能要呆上十几年，直到退休。
而精神病房也绝不是什么清净休养之地。俗世中一切灰暗的东西总是这样那样地与病人们的疯癫交织于一起，都会随着各色人等的进进出出，出现、消失，消失、再出现，其中也并无什么有趣可回味。记得我最后一次住院，有一位胖乎乎的病友，一如病房就不断高呼：打倒精神病！引来我们一阵又一阵的哄堂大笑，今天回想起来，是那么地可悲。
也不知他现在怎样了。
我幸运于部分病友的地方，是我首次发病前有一份国营企业的工作（在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则比我更幸运吧）。第一次住院后，领导就把我从管理岗位调到了废品仓库去当保管。这看来有些讽刺意味的安排，我个人以为倒是领导合乎情理的考虑。虽然从概率上说，一个坚持服药的精神病康复者的发病率比起一个正常人平时犯错的几率要小得多的多，但一个犯病的精神病的行为是不好预测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虽然精神分裂症从情绪异常到思维异常到行为异常有一个时间不太长的渐进的过程，但面对一个精分康复者某一天的情绪不佳，一个企业谁也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员能判断他是犯病了，还是的的确确只是一时的情绪不佳。我第一次发病，一开始只是将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见了人爱理不理，一二个月，也没有人觉得异常。后来严重了，我就曾想过要拉掉全厂的电闸，关掉全厂的电话总机，甚至想过要爬到全厂的最高处——烟囱上去示威。幸好我当时已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屑于自己动手，更觉得自己想什么别人就知道什么（被洞察感），所以总用意念去指使他人，不然，恐怕凶多吉少。一个企业是冒不起这么大的风险的。我们厂里一千来号人，有二十余个象我这样的病患，有的看来神志还不是太清醒的，厂里就干脆每月给一些生活费，让他们在家呆着。
废品少有人去，也没人来查岗什么的。也许是贼也怕疯子，连以前每月会光顾几次的小偷也不来了。那一段日子，没事就打扫打扫卫生，在废品堆里整理出一些自己以为哪一天或许还用得着的东西。当果真在某一天自己整理出的东西派上用场时，感觉自己还不是一个完全无用的人。但八年之后，单位由国营改私有，好日子到了尽头，大裁员之下，我也只得打包回家。虽然厂方在辞退我们之前，给我们这些残疾人交齐了养老保险，保证了我们的退休金，但给我们的安置费却低得我们每天只能每天买蔬菜吃。去年开始的物价上涨，则弄得我们要保持原来的吃菜标准，就只好喝稀饭。所以尽管家人不放心也不愿意我去工作，我还是自己尝试着去外面找饭碗。我的家庭并不富裕，我可不想让年迈的父母陪着我喝稀饭。再说，一个人整天无所事事的又有什么意思呢，保不齐，又胡思乱想出什么乱子来。工作，对大多数来说，它既是谋取生活来源的途径与手段，也是参与社会活动、寄托心理的一项生活内容和需要。
但现在的工作不好找，大学本科生都失业在家，何况精神病康复者这一特殊群体。的确，有些工作是不适合我们这些人的。比如管理，管人没人愿意服从，管钱没人敢把钱交给你：又比如有些本身就有一定危险性的工作；还有一些虽无危险但关键的岗位，企业也不会给那些看来靠不住的人（这倒不仅仅是针对我们这些精神病康复者）；还有窗口性行业，安排一个精神病康复者去面对客户，也是不可想象的。崔永元算是个特例。当然，适合我们的工作还是有的，比如单纯的脑力劳动、没有什么危险的手工劳动和简单的体力劳动。问题是即使是万分的适合，我们这些精神病康复者也没什么竞争力。听来的一件事，有一个社区有一条小巷要人打扫，当时有一个轻度弱智和已经正常的精神病康复者竞争，结果居委会最后还是把岗位给了弱智。我那位病友不服气，居委会主任倒十分坦率，说你哪一天万一发病，在小巷里把人打了，我可负担不起。弱智嘛，低能一些而已，地扫不干净也没人会指责。
上面这件事，本质上反映的是我们整个社会对精神病康复者的普遍的不放心。的确，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放心一个精神病康复者的，包括医院里的医生护士我们的家人甚至病友之间和我们自己。这是个实际问题，无关乎歧视，不能怪任何人，要怪只能怪这该死的病。我想，要是有一天科学能象"1十1=2"一样把这病解释清楚，即使还无法根治，也能让人们有所掌握而放心不少。现在靠几粒小小的药丸就要让所有的人都放下心来，科学家也会显得信心不足吧？何况那些药丸从来就没有能治好所有精神病人的病！
所以精神病康复者要想谋饭碗，"瞒"是上策。但瞒也不是那么好瞒的。具体到我个人，戴着600度的眼镜，一副手无缚鸡之力的样子，谋低一些的职位，雇主怀疑是无间道；谋高一点的职位，雇主要详细的履历，就意味着露馅。我好不容易在家乡找到的几份工作也没能做多久，原因是雇主不知从哪知道了我的情况。
那时候，我一度十分苦恼。千条路万条路，就似乎只有一条路，就是去政府尽可能多地讨一些最低生活保障金。但我不甘心，我想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也想得到工作的权力。
说到这，我挺羡慕吧主鹰隼的。他不但实现了我所有的愿望，而且还实现着自我价值。当然，羡慕归羡慕，人不能没有自知之明，和大多数人一样，本人实在不具有某种天赋，去从事文学、绘画、音乐等艺术创造或严谨的理论研究。这些纯粹但高级的脑力劳动能力，不是靠后天的努力训练能够获得的。
所以，三年前，我翻来覆去想过之后，决定远走异乡。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他们陌生的我，也许会有个新的开始。但这是个不小的冒险，对我这么个复发了两次盲目出走过一次的人来说。
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父母时，父母以为我可能又犯病了，恐慌而焦虑。唉，孔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所以，当我如原踏上离乡的火车的那一刻，心理却因为愧疚而忐忑起来。现在，除了隔天给父母报个平安之外，就只能是祈求上苍保佑自己健康。当然，我没敢减药。氯氮平，一天5粒，三年没变。
他乡的感觉有时也还不错。没人知道自己的底细，也不用担心在工作中遇到什么熟人故友之类，我做事反倒积极了许多。当然，有一个人我没瞒，就是我现在的雇主，我的一位远房亲戚。我感谢他能放下心来，给了我一个机会，必须还他一个交代，告诉他发病前可能出现的症状以及发病后怎样处理，以防止给他造成什么损失。其实，我做的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老板给我印制的名片是业务助理，说白了就是勤杂工。接货送货，洗衣做饭，他不原做的我都做了，休息的时间也常常因一些杂七杂八的事给打乱了，但我很知足。
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有时候，我想，如果有资金能创办一个专门安排精神病康复者就业的福利企业，只要安排几个专业医生，在康复者每天上班之前作一个快捷而有效的精神状态检查，并设置必要的看护人员，只要康复者每天上下班的路上不惧接触他人异样的眼光，如果项目好能赢利的话，也许在物资上、心理上，我们这些康复者可能会更体面一点。但我知道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一个有关于将来的后话。眼前的现实是：在就业压力之下，《残疾人保障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的内容从来就没有很好地得到过落实，精神病人权益方面的法律法规更是一片空白。刚毕业的大学生，政府都在呼吁他们不要对就业抱过高的期望。大家都在抢饭碗的时候，有一份工作，正常人也该知足了。
生活，在我的观念中，应该是一个完全自主的概念，但在前面加一个"讨"字，是因为总有那么些不得已。而"讨生活"其实还是个好听的字眼，许许多多的正常人也和我们一样，都只是挣扎在生存的边缘"争"和"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