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枪少女手机观看:论古今字和同源字的联系

摘要：古今字的古字和今字在读音上是相同或相近的，而其中一类由词义引申派生新词而产生的今字与记录源词的古字在意义上也是相通的，这些特征和同源字的音近义通特征相同，因此，古今字和同源字有着一定的联系，但并不能说古今字就完全属于同源字。只有因词义引申而形成的古今字才是同源字，因词义假借形成的古今字由于意义上无相通之处则不是同源字。

关键词：古今字；同源字；联系；词义引申；假借

我们今天在古代汉语中所讲的古今字，是由于古汉语中多义词的某一个义项在词义系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从原词的引申义列中分化独立而形成新词或上古同音借用形成的同形词在汉语发展中分化出新词，在书面上为这些新词另造新字的现象。记录原来的多义词或同形词的字就是古字，记录分化后形成的新词的字就是今字。因此，我们在本文中所论的古今字是在词的分化情况下体现出的书面上的另造新字。而同源字中亦有因词的派生推动而分化出新形的一类孳乳字。可见古今字和同源字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有的学者认为“古今字一般都是同源字”，更有学者认为“古今字包括在同源字之中”。[1]对于这些结论，我们认为尚有值得商榷之处，古今字和同源字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一、同源字的定义及辨析条件

为了说明古今字和同源字的关系，我们首先得明白什么是同源字。关于汉语语源的探讨由来已久，“从先秦以迄清代，是传统的语源学研究时期，汉、宋、清相继出现过三次语源学研究高潮。” [2]陆宗达、王宁先生称中国古代的语源学研究为“传统字源学”，并客观地评价了传统字源学的成就与不足。[3]王宁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建立起了他的科学的汉语词源学的理论体系。本文所采用的同源字的定义及有关词源学的名词术语，将以王宁先生提出的为主，并参考其他学者的认识。王宁在《训诂学原理》中提出：“由同一根词直接或间接派生出来、因而有音近义通关系的词叫同源词。”“同一源词孳乳出的字叫同源字” [4]詹鄞鑫先生亦有相似的论述：“凡具有同源关系的词，都叫同源词；但一般所谓‘同源词’的范围更宽泛一些，互为源流关系的词也可以称为同源词。凡用于记录同源词的文字，则称为‘同源字’。‘同源字’的‘源’不是从字形角度而是从词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形体来源相同的文字（如‘人’、‘大’、‘卩’、‘勹’等都来源于人的确形象）并不能称为同源字。”[5]从现代学者对同源词的研究看，大家都承认同源词的音、义具有密切的联系。王力先生说：“凡音义皆近，音近义同，或义近音同的字，叫做同源字。”（王力《同源字典·同源字论》）王宁先生说：“同源的派生词的音义，由于都是从跟词早已结合在一起的音义直接或间接发展来的，因此带有历史的、可以追溯的必然性。”[6]同源字的语音相同或相近，主要指先秦两汉时的上古音，因为周秦时代是汉语词汇派生的高峰，在纷繁的派生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同源词。至于同源字之间意义的关系，经过学者们多年的讨论，大都认同同源字的意义具有相近、相通或相反、相对的特征。如“偏”和“颇”这两个字。“偏”，行为偏邪不正，亦指有形之物不居中，不平正。《说文·人部》：“偏，颇也。从人，扁声。”《广雅·释诂二》：“偏，衺也。”《广韵·仙韵》：“偏，不正也。”《荀子·不苟》：“（小人）通则骄而偏。”杨倞注：“偏，颇也。”《左传·僖公十年》：“七日，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而见我焉。”《书·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孔传：“偏，不正；陂，不正。”“颇”，字从页，本指头不正，引申为偏颇之泛称。《说文·页部》：“颇，头偏也。从页，皮声。”《集韵·果韵》：“颇，不正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人部·偏》：“颇，头偏也。引申为偏之称。”《左传·昭公十二年》：“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将与季氏讼，书辞无颇。’”杜预注：“颇，偏也。”《史记·匈奴列传》：“朕闻天下不颇覆，地不偏载。”“偏”字古音滂纽真部，“颇”字滂纽歌部，双声，真歌旁对转。两字义同音近，同源关系可以认定。

由同源字的定义可以看出，构成同源关系的两个或多个同源字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缺一不可。语音上，这些字的古音必须相同、相近或虽然不相近却具有语音转化的可能性。语义上，同源字所表现的词义必须有某些表面的或隐蔽的共同义素，否则只是同音字而不是同源字。第三个条件是两个同源字必须代表有区别的两个词，同理，多个同源字必须代表有区别的多个词。如果两个字或多个字代表的是完全相同的一个词，那就谈不上是否同源的问题了。所以，异体字、繁简字都不是同源字。[7]通假字也不是同源字，因为一对通假字中本字的本义、引申义和借字的本义、引申义没有任何联系，借字在一定的语境中代替本字完全是由于同音而借字，就是说借用一个毫不相干的同音的书写符号而已。因此，两字所代表的词不存在同源关系或源流派生关系。例如：濃、膿、醲、襛、穠，水厚为“濃”，汁厚为“膿”，酒厚为“醲”，衣厚为“襛”，花木厚为“穠”。它们都从“农”得声，意义上都有“厚重”这一共同的义素，分别代表不同的词，所以它们都是同源字。“濃”是露水重，《说文》：“濃，露多也。”《诗·小雅·蓼萧》：“零露濃濃。”毛传：“濃濃，厚貌。”“襛”是衣服厚，《说文》：“襛，衣厚貌。”《诗·召南·何彼襛矣》：“何彼襛矣，唐棣之华。”毛传：“襛，犹戎戎也。”“醲”是酒纯厚，《说文》：“醲，厚酒也。”《广雅·释诂三》：“醲，厚也。”《广韵》：“醲，厚酒。”《文选·枚乘七发》：“饮食则温淳甘膬，脭醲肥厚。”注引《说文》：“醲，厚酒也。”“穠”是花木盛，《广韵》：“穠，花木厚。”《玉篇》：“穠，花木盛也。”“膿”，《说文》：“

，肿血也。膿，俗 从肉，农声。” 《文选·枚乘七发》：“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注：“脓，味之厚也。”

2、古今字和同源字的联系

由于引起词的分化的原因不同，我们将古今字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于词的引申义脱离原词的引申系列而独立成词，在书面上或为引申义或为本义另造新字；另一类是由于同音假借所形成的同形词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假借义分化独立成词，书面上为假借义形成的词另造新字，或假借义形成的词占据原字形而为本义及其引申义所表示的词另造新字。如果将这两类古今字和同源字的定义及辨析条件相对照，那么“古今字一般是同源字”或“古今字包含在同源字之中”的结论就不能成立。古今字的今字一般是以古字为声符少数今字是以古字的声符为声符，因此古今字在音相同或相近上是确定无疑的。同时，由于今字的产生即标志着新词的完全独立，故古字和今字记录的词也并非为同一个词，这一点也是可以成立的。但在原词和新词的意义是否相通这方面，这两大类古今字截然不同。比如“责/债”“要/腰”“取/娶”“竟/境”这一类古今字，是由于词义的引申导致词的分化而为新词或新义分化后的原词另造今字而形成的古今字，古字和今字音相同，义相通。责，字形从贝，本义应是“欠别人的钱财。”《战国策·齐策四》：“先生不羞，乃有意欲为收责于薛乎？”晁错《论贵栗疏》：“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从债权人的角度出发，就可引申为“索取”义，《战国策·齐策四》：“秦责赂于魏，魏不与。”进一步虚化引申为“要求”，《韩非子·定法》：“循名而责实。”《说文》：“责，求也。”是说的引申义。还可引申出“责备”，《论语·卫灵公》：“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如果从欠债人的角度引申，由于归还别人的钱财是一种应尽的义务，所以虚化引申为“责任”。《孟子·公孙丑下》：“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由此可见，分化后的“债”与多义词“责”意义上存在着相通关系，因此两字为同源字。陆宗达、王宁先生曾说：“语言中的词派生后，为了在书面形式上区别源词和派生词，便要推动字形的分化。在词的派生推动下产生的字的分形，《文始》称作‘孽乳’。孽乳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条例，它确实能透过文字现象看到了语言中词的演变。”[8]因此，我们称“债”是“责”的孽乳字也是可以的。从新词独立后看两词的关系是同源词，将两词系联到一起是属于“系源”。如果从新词和分化前的词的关系看，两词则为源流关系，将两词联到一起是属于“不完全推源”。[9]因为“债”是“责”的直接所由出，但分化前的“责”并不一定是整个词的总根。但可以确定分化前的“责”是源词，分化后的“债”是派生词。

再如“孰”和“熟”，《说文》：“孰，食饪也。”段玉裁注：“饪，大孰也。”本义是食物煮熟了。《左传·宣公二年》：“宰夫胹熊蹯不孰，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引申为“成熟”，《荀子·富国》：“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易节，而五谷以时熟，是天下之事也。”假借用来作疑问代词，《论语·微子》：“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孟子·梁惠王上》：“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后来表假借义的“孰”从同形词“孰”中分化后，意义太抽象，只得为意义较具体的“食物煮熟”义形成的词另外造字。于是，造字的人就在原字形的基础上加一个表义的形旁“火”，形成新字“熟”，记录表“食物熟”“成熟”等意义的这个词。那么分化后形成的两个词“孰”和“熟”意义上毫不相关，因此不是同源字。

又如“舍/捨”，《说文》：“舍，市居曰舍。”本义是“客舍”。《庄子·说剑》：“夫子休就舍，待命设戏请夫子。”引申为泛指“房舍”。《吕氏春秋·察今》：“军惊而坏都舍。”（而通如）假借用来表示“放弃、释放”等意义，《左传·隐公元年》：“公赐之食，食舍肉。”《荀子·劝学》：“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孟子·梁惠王上》：“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秦汉时期，表示“放弃、释放”的义的“舍”便已独立成词而另外造字成“捨”。《说文》：“捨，释也。”陶渊明《桃花源记》：“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捨船从口入。”新词“捨”和原词“舍”在意义上没有相通之处，不是同源词，所以两字也不是同源字。因此，我们从产生古今字的途径可以看出，只有因词义引申而形成的古今字才是同源字，因词义假借形成的古今字由于意义上无相通之处则不是同源字。

此外，同源字因为具备“音近义通”的特点，所以往往不拘形体。如上文举过的例子“偏、颇”。又如“藩”与“屏”，《说文·一下·艸部》：“藩，屏也。”《说文·八上·尸部》：“屏，屏蔽也。”《诗经·大雅·板》：“价人为藩，大师为垣，大邦为屏，大宗为翰。”毛传：“藩，屏也。”孔颖达疏：“藩者，园圃之篱可以屏蔽者，故以藩为屏也。”《汉书·梁平王襄传》：“天子外屏。”注：“屏谓当门之墙以屏蔽者也。”《释名·释宫室》：“屏，自障屏也。”“屏”的本义是屏蔽，挡门之墙因屏蔽而命名，藩篱之名也因屏蔽行人的特点而得名。“藩”声“並”纽“寒”韵，“屏”声“並”纽“唐”韵。二字声同，韵旁转，为同源字。[10]自清代提倡“因声求义”的训诂原则以来，前人已经系联了不少形体上毫无联系的同源字，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收录得尤为全面。王宁先生曾经将同源字分为三种类型：（一）形体无关的同源字。（二）同声符的同源字。（三）同形的同源字。[11]依据我们的分析看来，古今字中属于同源字的那一类，也只是王宁先生所说的同声符的同源字的一部分。

                           作者：潘志刚（玉溪师范学院 中文系，云南 玉溪，653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