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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时国号争论： 现国号并非唯一方案

发布时间:2012-01-12 10:46 作者:曹宏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894次

　　本文摘自《天安门往事追踪报告》，曹宏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新中国建立时，国号是什么呢？

 　　新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争论就是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并展开的。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后，下设6个工作小组。其中第四小组负责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组长为董必武，副组长为黄炎培。黄炎培不在北平时，由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代替，秘书为赖亚力。组员有张文、沈钧儒、张东荪、胡厥文等22人，全组共25人。 　　在起草政府组织法草案过程中，第四小组成员和有关专家对国家属性、政府组织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产生的方法、人民委员会的组织、最高行政机构的名称、政务院及其下属各部机构的组织，还有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署的组织和隶属关系等问题的讨论，意见基本上趋于一致，没有什么大的争论。 　　意见分歧最大、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新中国的国号：到底是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好，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面是否要加上“中华民国”的简称？ 　　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致辞时，最后呼喊的3个口号，有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组织条例中，也提到要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之方案。 　　在7月9日举行的第四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称呼提出了质疑。 　　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 　　张奚若一副学者风度，语调显得有点激动，继续说：“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了，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后，从以下解释也很容易明白：为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再说，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 　　张奚若发言后，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代表雷洁琼说：“如果国名太长，使用时不作全称即须注明是简称。” 　　黄炎培和张志让两人主张要用“民主”二字，他们的看法被整理成书面意见：“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以后经过反复讨论和征求意见，确定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9月22日，董必武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报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经过时说：“国家名称的问题，本来过去写文章或演讲，许多人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我们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4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新中国的国号就这样确定下来了。但在提交给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文件中，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中，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都带着一个括号，里面写着“简称中华民国”6个字。这容易使人把它与辛亥革命时建立的“中华民国”混为一谈，造成误解。 　　9月25日，张元济、何香凝、周致祥、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黄炎培、简玉阶、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沈雁冰等23人，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请柬：9月26日上午11时30分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请出席。 　　开国在即，周恩来和林伯渠日理万机，为何要专门宴请这些长者呢？ 　　原来，中共中央是想向这些经历过辛亥革命的长者求教。他们都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所敬重的人物，个个经历丰富，学识渊博，不同凡响。 　　第二天中午，这些长者应邀赶到六国饭店。 　　周恩来亲自主持宴会，并特意叫人关闭了餐厅的大门。之后，周恩来谦逊而严肃地说： 　　“今天请来赴宴的大多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有3个人不是，来听长者的发言。我国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意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4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各位长者这才明白了午宴的主题：原来是为专门听取他们对确定国号的意见。他们无不为共产党人办事的认真态度和民主作风所折服。 　　周恩来点题之后，民建代表黄炎培首先发言。 　　他说：“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且政协3年一届，3年之后，我们再来去掉，并无不可。” 　　何香凝接着发言。何香凝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夫人。大革命时期，夫妇二人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坚决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她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第三个发言的是周致祥。这位清朝末年的进士，在辛亥革命后隐居38年之久，平生不写中华民国的国号，但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他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是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随后，年届83岁的司徒美堂激动得站起来，要求发言。他说： 　　“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4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CC派(简称中统)弄得天怨人怒，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3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的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的这番话，直人快语，痛快淋漓。他一说完，大厅里顿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随后，马寅初、张澜、陈叔通、车向忱等也都相继发言，主张不用“中华民国”这一简称，并表示说：如果说人民一时不接受新国号，这只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但必须让人民认识我们这次革命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噎废食。 　　接着，法律专家沈钧儒，也从法律角度对简称问题进行了说明： 　　“如果有些群众还要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但若在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无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时，在行文上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中华民国’。” 　　会上的态度形成了一边倒之势。最后，周恩来作小结，介绍了文件草案上有这个用括号的“简称中华民国”的缘由。 　　周恩来讲完话，已是下午1点30分。接着，宴会开始。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时，一致同意并决定：去掉国号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 　　但代表们也同样认为，去掉“中华民国”的简称，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岁月里革命的历史意义全部抹煞。比如辛亥革命、两次国共合作等都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这一点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就已经讲过了。同时，考虑到“中华民国”这个名称长期以来在民间已经叫顺口了，因此目前也不要强行禁止使用，可以允许人民还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在我们用公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使用阴历；应该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使用统一的国号，最好在正式文件上有这样一个法律性的规定。 　　新中国诞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深深地烙在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上，“中华民国”如同岁月风尘，被人们抖落于逝去的时空之中。 　　在筹备建国的各项准备工作中，确定代表国家尊严、象征的国旗、国徽、国歌等事项，是一项紧迫、庄重、严肃而责任重大的工作，全国人民对此非常关心。 　　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建立并进行分工后，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和国徽的方案。组长由我国著名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担任，副组长由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和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担任，成员有张奚若、郑振铎、郭沫若、陈嘉庚、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欧阳予情、廖承志。 　　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后，第六小组立即着手工作，并通过《人民日报》等报刊，刊登向全国公开征求国旗图案的启事。具体要求是：一、要有中国特征，含有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等；二、要有政权特征，能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三、形式为长方形，且庄严简洁；四、颜色以红色为主。 　　直接向人民征求国旗、国徽图案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新中国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本质。消息一经见报，立刻在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中引起了非常热烈的反响。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机关干部、作家和其他行业的人们纷纷应征，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国旗图案稿件如雪片飞来。短短的一个月时间，新政协筹委会就收到国旗设计图案近3,000幅。 　　筹委会在北京饭店413房间设立了临时选阅室，将所有应征设计稿集中陈列，请评选委员会成员和专家们选阅。在应征的稿件中，设计构思大体符合国旗3个条件的，主要是由五角星、镰刀、锤子和嘉禾齿轮等几种图案组成。基本可归纳为4种情况：一是镰锤交叉并加五角星；二是嘉禾齿轮并加五角星；三是旗面为红色或2/3红色，加黄或红五角星，四是竖条旗面左上方镰锤、五星或齿轮。经过反复比较筛选，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最终把其中38幅图案汇编成一本《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提供给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 　　毛泽东在紧张繁忙之中，十分关心国旗方案的审查情况。 　　一天晚上，毛主席宴请爱国人士。席间，曾多次参加过国共谈判的政协委员张治中问他：“主席同意哪一个国旗图案？” 　　“我同意一颗星加一条黄杠的。” 　　毛泽东一向对养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有着深厚的眷恋之情，因此对这幅象征着黄河的图案情有独钟。 　　但张治中却明确表示反对，他说：“红底是代表国家和革命的，图案上中间这一条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是变成了分裂国家分列革命了吗？同时，以一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 　　毛泽东沉吟了道：“这倒是个问题。看来还需要再研究一下。” 　　9月2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丰泽园召集政协筹备第六小组座谈，38幅国旗的图案陈列在会场。大多数代表虽然倾向有黄河符号的图案，但也仍感到不够圆满，一时也拿不准主意。 　　具有艺术眼光的田汉突然眼睛一亮，来到编号第32的图案前，仔细端详起来：在红色的旗面上，铭刻着五颗黄星，一大四小，顶端还有镰刀斧头。他高举这张图稿，大声对毛泽东说：“这是一幅很理想的画面，只是上面的镰刀斧头是否必要？” 　　毛泽东接过图稿，认真地审视，感到非常满意，高兴地说：“这张不错，不错，镰刀斧头可以去掉。”与会者也一致赞同，最后议定五星红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的脑子里老想在国旗上面加上中国的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那个国家的什么特点。例如苏联的镰刀、斧头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还有4个国家也有同样的镰刀斧头。”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指着五星红旗的式样说：“五星红旗这个图案，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毛泽东的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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