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手机dpi多少合适:论人为什么而活着------相晓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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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为什么而活着？这是一个关系到人生观、人性观、世界观、社会观和价值观的永恒命题，这个命题可以反过来检测一个个的人。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认同信奉这种思想信条的，就是利己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他们只会为自己而活着，他们的思想行为只会围绕自己的利益打转，他们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视为天经地义，并为此而不顾甚至破坏社会和他人的利益。

　　这种观念秉承的是人性本恶的人性观，由此产生的则是追求荣华富贵出人头地高人一等的人生观，产生的则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观，产生的是将人类社会等同于自然界、将人本身等同于动物的世界观，而衍生到社会管理上，产生的则是法治、民主、自由的所谓普世价值观。

　　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则是一种与之相反的人生观，它反对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主张天下为公，主张人不应该只顾自己，不应该只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更应该心怀天下，心怀宇宙天地和百姓苍生，为天下兴亡、为社会进步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这种观念秉承的是人性本善说，由此产生的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观，产生的是解放全人类、为全人类谋幸福的理想主义情怀，产生的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世界观，是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并按照这种规律以改变社会不断实现理想社会的社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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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知道人为什么活着，应该首先来认识人本身——什么是人？人是什么东西？人类又应该怎样做人？

　　从自然界一步步进化走来的人类，必然带有自然界打上的烙印，这使得人类首先是一个高等动物，他具有动物的一切生理特征和自然属性——男人是雄性动物，女人是雌性动物，他们都像动物一样，具有食欲、性欲、占有欲以及地盘和领地意识，这构成了人的动物性，即自然性，或者说人的兽性。

　　兽性是自私自利的，是贪婪的，是充满占有欲的，这种属性是人性的各种欲望产生的自然基础，也是人性本恶论的产生基础，是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基石，也是西方社会所谓民主、法治和自由之类的治国理念的思想基因，是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相互攻伐、相互奴役、弱肉强食而沦为动物世界的根源。

　　但人类一旦通过生产和生活的相互交往而组成社会，就产生了友情、爱情和亲情，产生了责任、道义和良心，一言以蔽之，产生了爱，爱是人脱离兽性的开始，是人性萌芽的标志，而爱则是利他的，这种利他主义的“爱”和利己主义的“欲”相互矛盾，这种矛盾反映到人性上，则形成了善和恶、义和利、公和私、人和我的对立，形成了人性和兽性、大我和小我、社会人和经济人的对立。

　　人性和兽性的矛盾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每个人的思想意识在起心动念言谈举止之间，无时无刻不在这一矛盾中间来回奔波着，由此形成了小人和君子、俗人和圣人的分野，所谓小人俗人都是被私欲所支配，而所谓君子圣人则往往是大爱无疆而心怀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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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的人类一旦组成社会，社会也就成为人的社会，人也便成了社会的人，所以，马克思一眼洞穿了人和社会的关系，将人的本质概括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其用意就是将人从自然性解放出来，使之摆脱兽性而成为真正的解放了的人，成为真正的人。

　　但马克思也深刻地注意到，人本身不能彻底解放自己，而是受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人不是人本身，而是生产方式的产物，因此，要解放全人类，必须回到生产方式的发展变革上来。

　　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人类自身的进化史。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这些阶级社会中，人的思想行为都受到了这种物质生产方式的决定，由于整个社会处于物质匮乏的时代，于是追求物质就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从而表现为私有观念、占有意识、利己主义的大行其道，统治阶级如此，被统治阶级的内部也是如此。

　　在生产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之前，人类是不自由的，他们只能成为这种物质生产方式的奴隶，成为利欲、权力欲等各种欲望的奴隶，被统治阶级是一种地位低下的奴隶，而统治阶级也不过是统治了别人的奴隶而已，人类要解放，不能象宗教的传教士们那样，去诉诸信徒们思想观念的转变，而是应该诉诸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发展中逐步探索解决办法。

　　与生产方式从低级到高级、从物质到精神的发展变革一样，人类自身的进化也将沿袭一条螺旋式上升的发展之路，从兽性发展到人性，直到人类将自己进化成天人合一的宇宙精灵，将地球变成一个天下一家相互友爱的人间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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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绝不是为了吃饭，人活着离不开物质，但人却不能为了物质而活着。

　　只要有生，就必然有死，生和死是所有生命的本质矛盾，求生拒死也因此成为所有生命的本能，但人类之所以为人，之所以超越了动物的兽性和自然性，就在于人具有社会性，因为社会性，使得每个人的生命不只是属于每个人自己，而且还属于其家庭、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

　　这种社会性一旦支配了人的思想精神，人就超越了兽性和自然性而成为社会人，成为大写的人，成为拥有大我精神的人，成为圣贤和英雄，成为物质和精神都获得解放了的人，成为摆脱利欲而追求大义的真正的人。

　　只有摆脱了个人私利及欲望的支配和奴役，这样的人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才能顾全大局，为民族、国家和全人类的整体利益而谋而动，才会见义勇为，才会以义取利，才会重义轻利乃至舍生取义、才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会“身无分文，心忧天下”。

　　为全人类谋幸福的马克思是这样的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众生的毛泽东也是这样的人，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应该是这样的人，中国历代的古圣先哲和义士英雄们也都是这样的人。

　　而西方社会则不同，他们主张人是唯利是图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他们不相信圣人，不理解中国文化那种义的精髓，不赞同马克思主义所言的人的解放，按照西方思想，他们就是要把人变成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动物，进而把整个地球变成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动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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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人，如何做人，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决定人类终极命运的宏大课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决定着人类社会制度的选择，决定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途命运，决定着整个地球的天下太平。

　　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都主张集体主义，主张克己奉公，推崇大公无私，号召公天下，一句话，主张人们追求义，但在现实社会中，每个人都有个人利益，这使得义和利发生了矛盾，以至于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思维，而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对于这一义和利、公和私的矛盾，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从根本上找到解决办法。

　　而西方社会甚至不去寻找解决办法了，他们将这种现象视为天经地义，进而将其归纳为“经济人假设”而写进了教科书，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产生了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产生了民主、自由、法治以及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事实上，这种思想观念则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由于资本主义是以物质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这种追求个人利益的生产方式必然反过来统治人们的思想，从而使得追求利益最大化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

　　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人类不仅有物质生产，还有精神生产，而精神产品则是要通过传播而实现价值，这种价值实现方式则可以为劳动者创造品牌价值，即表现为出名。如果说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是逐利的话，那么信息时代的精神生产方式则是追名，而名则可以再转化为利。

　　人们不但追求名，而且都追求好名，这便是品牌营销理论中所强调的美誉度，而一旦人人追求好名，也就不得不在乎义进而心怀义，这样，通过名，义和利、公和私的矛盾就得到了解决——有义才能有好名，有好名才能有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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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社会推崇人性本恶论，而中国儒家则是主张人性本善说，而辩证法的人性观则是将人性视为善和恶的对立统一体加以看待，由此主张扬善去恶，而在治国思想上，则是坚持法治和德治的辩证统一。

　　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是人本身，而是社会的产物，唯利是图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是物质生产方式的产物，而通过名实现以义取利进而追求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和谐的社会人则是精神生产方式的要求。

　　精神生产方式的出现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演变的结果，伴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以及人类劳动从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的转移跃迁，整个社会生产方式正在从物质生产向精神生产转移，而人类也将走过工业文明而进入一个崭新的伟大的智慧文明时代。

　　由于精神生产方式是追名，每个人都必须心怀着正义、道德、良知、责任和智慧去投身生产经营活动才能而获得社会的关注和认可，从而以出名的形式形成自己的品牌价值，再通过品牌整合产业链这种智本运营的方式，实现无形资产向有形资产的转变，从而实现名能取利、义能取利、智能取利、德必有得、善必善报，一旦形成这样的社会机制，每个人都会自觉从“经济人”的窠臼中摆脱出来而成为义利兼顾的“社会人”。

　　认识到这种社会趋势，我们每个人也都知道了自己应该为什么活着，知道自己应该怎样活着，那就是为家庭、为公众、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地球、为人类担负起作为一个人而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运用自己的思想、智慧、才能、技艺、道德等所有精神力量积极投身于各种有助于推动社会进步的事业之中。

　　而我们每个人也因为这样的“义”而赢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可，进而赢得个人的名和利，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解放，否则，就会沦落为人面兽心自私自利唯利是图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动物，正如中国民间老百姓的俗话——这样的人还是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