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响巢:社会道德如何重建 政府如何引导建立核心价值体系

2012-01-19 10:59:33

归档在 《震海听风录》节目文字稿 | 

 

凤凰卫视1月18日《震海听风录》，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社会上却屡次出现道德滑坡事件。小悦悦事件、食品安全问题等，都引起了广泛关注，社会道德如何重建，政府如何引导社会建立核心价值体系，宗教在其过程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世界宗教与普世伦理中心主任杨煦生，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主任学愚，做客《震海听风录》，就此展开对话。

邱震海：欢迎收看《震海听风录》。我们知道去年的小悦悦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密切的关注，小悦悦事件也在无形当中敲打着许多人的心灵，社会道德某种程度的缺失，甚至可以说是崩溃，做人底线的缺失。

在中国社会转型当中，引起了社会各界密切的关注，在这个过程中道德如何重建。一方面也许是借助政治力量，另一方面适度的借助宗教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力量，我想这在许多方面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一个关注。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宗教和国学在中国道德层面当中，它到底有哪些作用，有哪些局限，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短片。

解说：刚刚过去的2011年，正好是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十周年，但社会道德却成为了舆论高度关注的问题。小悦悦事件、天津许云鹤案、地沟油、染色馒头、瘦肉精等问题食品，动车事故及其急救措施，大学生药家鑫案等，都令人震惊。

社会道德底线似乎已经非常令人担忧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多年后的今天，传统的道德体系面临瓦解，较早前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曾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新国之魂，道德重建成为了时代的呼唤，但是道德重建该如何实现呢？

有学者认为，市场经济虽是人类创造财富的最有效的机制，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差异拉大，财富分配不均，社会分化和道德解体，要重建道德，必须先认识道德的普世性，而国学和宗教也可在道德体系重建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邱震海：谈到道德重建，刚才我说这几年在政府、在民间、在学界、在茶余饭后人们始终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宗教，宗教对于中国目前的道德重建到底可以扮演什么角色，有关这个问题在香港，首先请出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的主任学愚，你好学愚兄。

学愚：你好。

邱震海：我知道您是研究佛学的，在咱们东方主要是佛教，当然在其他地方还有一些基督教。宗教在道德当中您认为可以或者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重建道德：宗教和国学的作用与局限

宗教在道德建设中可扮演什么角色？

学愚：关于道德或者道德建设是个多元性的，它具有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乃至家庭多方面的，它不单单是某一个单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

如佛教所说的，因缘和合，多方面共同能够建立道德高尚的社会，宗教特别是佛教在这个方面可以扮演很大的角色，一般来讲宗教的伦理道德它都是与社会或一般的人的伦理道德为基础，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它更上一层，它具有一个宗教的神圣性，也就是说道德具有一个神圣性，佛教也具有这种神圣性。

邱震海：从您的观点上来看，宗教和政治，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社会上，宗教和政治始终是两股力量，包括在西方，教权和皇权也是两股力量，就今天的中国来说，宗教和政治之间是可以互相相容的吗？

学愚：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完全可以的，如果被一部分人所利用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矛盾，从根本上来讲，宗教和政治完全是可以和平共处的，特别是东方宗教，特别是佛教来讲，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一直和政治保持密切的关系，因为中国一直是一个世俗政权的国家，从封建王朝一直到近代，在这个长期的历史当中，佛教一直都是受制于政治之下，而且能够为政治所提供一点服务社会，为大众牟利益的建议，乃至提出伦理的道德或者规范这个社会的各个方面。

邱震海：好，学愚提出的观点，宗教不但对中国道德重建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跟政治能够相容，不但如此甚至能够某种程度能够辅佐政治。在北京是北京大学的学者，您好杨煦生先生。你同意学愚的观点吗？您的个人观点如何？

杨煦生（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世界宗教与普世伦理中心主任）：我部分同意学愚的观念，总的来讲，我觉得我们现在要面对的，尤其在现代社会里头面对的问题，可以讲是现代性的三个层面的问题，我们需要一种二维的现代性还是三维的现代性，也就是说整个现代生活里头，包括着纯粹的器物或者技术层面的东西，这是一类，这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我们也需要制度性的建设，这是整个社会生活结构性的因素。

邱震海：如果把中国的东方的宗教跟西方的宗教从心灵家园相比的话，东方的宗教似乎组织性，从它的神圣性方面，似乎没有西方来的那么深入，来的那么严密，你怎么看在这方面中国人的心灵家园的某种程度的定位和缺失问题。

杨煦生：我觉得可以这么看，在近东的超越宗教或者是近东的先知宗教，一神论的先知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到伊斯兰教里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所有的道德基础的奠基，都是通过宗教来完成的，比如说摩西十诫这是用先知之口传拿出来的神的圣明。我们必须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我们用理性去论证它，而是这个东西是神性的，这样的话，当然它有它比较方便的地方，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我们缺乏这么一个，我们的文化里头没有这种模式，没有一种纯粹的由先知，由口碑传达出来的天命，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这么做，所以我们必须在人的自然理性的基础上去建立我们的道德，建设我们的行为规范，这是比较的地方。

邱震海：谈到这里我们已经部分引出了东西方宗教的某种外部特征上的差异，也引出了其实西方在早年文艺复兴时代提出的理性的力量，不管怎么样，不久以前在泰国有一个有关宗教以及膜拜宗教团体的学术研讨会，这个中间很多学者也就宗教对社会的作用提出了他们个人的看法，我们的记者在现场也做了一些采访，我们看看那些学者他们是怎么看的，我们先看一下。

石华（中国中医药大学学者）：宗教就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形式之一，科学可能是物质文明发展的形式之一，而宗教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形式之一，这个形式优劣的好坏我们不去评价，在历史上它就是这个现状。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普遍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确实是世界性的，而且是整个人类性的，就是整个人类精神文明的取向在哪，牵扯到这个问题，其实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和宗教有密切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宗教就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形式之一，科学可能是物质文明发展的形式之一，而宗教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形式之一，这个形式优劣的好坏我们不去评价，在历史上它就是这个现状。各国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地方，而且会有不同的历史，也有很大的差别。

邱震海：有关宗教与传统道德之间的关系，宗教那种敬畏之心对人们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尤其是刚才那位中医药大学的学者提出宗教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形式，乃至最高形式之一，有关这个问题二位学者同意这个观点吗？

学愚：我基本同意他的观点，宗教从历史上面一直延续到现在，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就是宗教，对人类文明的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现在如何继续扮演道德角色呢？在传统的文化基础之上，或者是宗教教义的基础之上，来进一步开发它的一种道德里面的神圣性，刚才杨老师也谈了西方宗教有一种神圣性，或者对神的敬畏而产生的宗教的道德，但在中国宗教方面也有这种神圣性或者是敬畏性，比如说敬天，虽然天和西方的上帝可能在层次上一个人格化的，一个非人格化的，但是中国的天命观特别是和佛教的因果菩萨的思想结合起来以后，对中国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在思想上面或者在意识方面，可能会注意到我这件事该不该做，神灵或者天灵会不会对我做的后果产生一种惩罚性，这种神圣性可能就潜伏在这种意识形态里面，或者这种文化里面。

邱震海：学愚兄我打断一下，这种神圣性好像更多的是体现在西方的宗教，东方宗教可能也许也有，我们的宗教是相对比较宽松的一种组织的形态和一种比较深入浅出的一种信仰的理念，这种神圣性，你觉得在东方的佛教当中也有吧？

学愚：东方的佛教，特别是在民间信仰当中，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和民间信仰结合起来，和这种神的崇拜，比如说天神、地神的崇拜都结合起来，这种虽然是非佛教的，刚才说了佛教具有包容性，它把这个包容在里面，它并没有违背佛教的根本教义，所以它和民间宗教结合起来，对中国人在道德建设方面，特别是在老百姓当中具有很深远的影响。

邱震海：煦生你的意见呢？刚才学愚谈的更多的是历史。

杨煦生：我是这么看，一方面表面上来讲，不管是儒学的传统也好，后来的佛教从汉代传进中国，慢慢体制化了、普遍化了也好，道教也好，我们都没有一种完全的中央式集权的那种同意的教会，没有像西罗马那样的普世性的等级制的教会，这个我们没有。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从精神上来讲，应该这么讲，理性化的过程在中国文明里头发展的太快，或者发展的时间节点比别人早的太多，中国文明的早熟性表现在宗教情操的内在化。

邱震海：无论是宗教在中国历史和现实当中的处境和某种困境以及它的多重性，如果说刚才我们谈的更多的是理论，是中国历史上宗教性，但是现在我们看看对今天的中国，对今天无论在道德重建还是社会转型当中，这种宗教的缺失，做人底线的缺失，敬畏之心的缺失，宗教乃至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国学热，非常之盛行，到底能够扮演什么角色，它的作用、它的局限到底在哪，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为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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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欢迎回到《震海听风录》，您现在收看的是在中国社会转型以及重建道德过程当中，宗教和国学他们可以扮演什么样的作用以及他们的局限分别在哪里，这样的一个电视讨论。

道德的缺失、敬畏之心的缺失这是一个问题，很多人都在关注，所以呼唤宗教、呼唤国学。另一方面这几年我们看到在各地也出现了很多的宗教热乃至国学热，到底如何来观察、来思考这些现象，有关这个问题同时请出二位嘉宾。

二位，刚才我们谈了宗教，现在我们谈谈国学，如果我们把宗教和国学放在一起，你不能说中国没有宗教、没有国学，宗教热和国学热几乎已经开始蔓延在神州大地，宗教和国学成了一个很好的饭碗，一盘很好的生意，二位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学愚兄。

近年宗教热和国学热的观察和思考

学愚：宗教热，我认为是一种从宗教本身或者是社会来讲，要有宗教的热情，但是不能有宗教的狂热。宗教热情表现在它的信仰，它的信仰就要落到行动上面，行动就对它个人，对社会，乃至对整个国家的道德各方面的建设都会有一种帮助的作用。中国宗教热，我认为可以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一种盲目性，就是很多人信仰宗教，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宗教。

第二个可能就是一种逃避性，因为社会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然后逃避到宗教里面，想在宗教里面找一片净土，另外可能是承担性，就是需要改变这个社会，可能它的多方面的，希望从宗教里面看到一些可以改造这个社会，可以帮助社会道德建设的一些理论。

邱震海：你刚才提到第一个我很感兴趣，这个盲目性来自何方？

学愚：盲目性就是因为中国的教育各方面的影响，在教育方面对宗教教育可能是一个盲点，很多人可能信仰宗教，他并不知道什么叫宗教，他可能就是道听途说，或者是看了别人在做，他自己并没有一个深刻的了解，他自己对自己的信仰不明白，从宗教的角度来讲可能就是个迷信。

邱震海：要解决这个问题，出路在哪里了？到底是政治力量还是宗教本身的力量。煦生，你的观点？

杨煦生：国学也好，宗教也好，我们已经经历过这么一个世纪，谁活的不痛快，我们碰到什么困境就把孔老夫子拎出来臭骂一顿，然后大家扬长而去，中国成为一个很奇特的国家，谁辱骂传统，谁得意洋洋，谁从来肆无忌惮，这在八十年代到最近中国所出现的，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我们现在已经有进步，国学热也好，宗教热也好，表示出我们现在重新需要一种精神性的指导，并且我们重新走向我们的传统，这是一个大进步，这是我们必须肯定的。国学并不是跟某种普世主义敌对的东西，我们用一句不断被引用的鲁迅的话来讲，越是民族的，它才可能是世界的，反过来，民族的跟世界的东西它不应该是一种敌对关系。

邱震海：我打断一下，但是传统的国学里面，我们不可否认它有很多做人的道理，如果从五四开始，我们一味的全盘西化，一味的否定自己打倒孔家店是错的一种剑走偏锋，现在的国学热重新起来，是不是也是另外某种程度的，我们在肯定它有意的同时，另一种的剑走偏锋，因为中国的传统儒学也好，国学里面还是有很多用我们过去的话来说，是某些封建的东西，它跟现代文明并不完全接轨，这个中间是不是还是中国需要像西方这么一个思想启蒙。

宗教和国学的作用

学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历史现象，它不可能与时代隔绝，从佛教角度来讲，2500多年以前，它经历了漫长的封建，肯定有很多糟粕的东西，但是中心思想是为人众生服务的思想，这个道德伦理可能还是可以为当代所借鉴，特别是它的优良传统可以为当代所借鉴，为社会所来服务，这一点可能是去糟粕存精华，然后精华部分和当代我们社会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新的文化，或者叫做新的佛教，这样子，可能对佛教本身也是一种有好处，对这个社会，对个人都是有很大的益处。

邱震海：刚才学愚提到的宗教的第一个特征，目前宗教的第一个特征一个盲目性的问题，煦生也提到宗教热、国学热当中另外一种现象，但是现在到底怎么来做，怎么去除这种盲目性，怎么样使这种真正的敬畏之心，人间宗教真正的能够非常的顺畅蔓延到社会大众当中，二位有什么看法？

道德重建的关键：思想启蒙？

杨煦生：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启蒙的第二个阶段，从十八世纪发生的启蒙是理性、对无属性的世界观的启蒙，或者技术理性发展到20世纪，它是技术理性的霸权问题，技术理性对其他的一切，精神方式蔑视的问题，正因为这样，我们有了GDP的崇拜，有了各种各样的拜物教，我们更有这种技术的拜物教，有多快好省的拜物教，我们今天社会面临了很多问题。

邱震海：90年前的五四运动就已经开始呼唤启蒙，90年过去了，启蒙始终是无果而终，但是启蒙未成，我们看到一方面宗教热和国学热蔓延神州大地，另一方面某些非主流宗教，甚至某些膜拜团体，一不小心也在神州大地悄悄出现，到底如何看这种现象，如何防止宗教某种程度的走火入魔，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为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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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欢迎回到《震海听风录》，您现在收看的电视讨论，我们的主题是在重建道德过程当中宗教和国学他们能够扮演的作用以及可能出现的某些局限。

刚才在第二部分当中学愚兄已经提出了观点说宗教需要信仰需要神圣，但是我们要防止出现某种程度的宗教狂热。实际上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当宗教热和国学热蔓延神州大地的时候，在某些地方，也出现了某些非主流宗教乃至膜拜团体的走火入魔，到底怎么看，不久以前在泰国的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也发表了一些观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晏可佳（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膜拜团体或者说我们讲这些破坏性的膜拜团体，它的一些基本特征主要是有这样几个。第一个它是教主崇拜，所谓的教主崇拜，它不是崇拜一个神，崇拜一个超越的实体或者精神的实体，而是崇拜一个人，这个人被神化了，有很多的信众会相信他，相信会带来很大的社会危害，这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崇拜是有很大的差别，这会带来一种什么呢？就是我们一直反对的所谓个人的崇拜，个人的崇拜把它提升为一个神的话，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它和我们传统的道德，和传统宗教的教育是有很大的区别，在许多情况下，是把一些各种宗教的思想拼凑起来，形成自己的一个教义，看上去有一点像宗教，实际上又和宗教有很大的差别，这样一些往往能够迷惑很多对宗教想了解，对宗教有感情，但是对宗教的认识不足，或者是受教育水平比较低的一些人，能够让他们走上这样一些跟随着这样一些教主，他做出一些和我们社会伦理道德相违背的，和科学常识相违背的一些事情。

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反社会、反人类、反道德的一些现象出现。

比如像奥姆真理教发生的东京地铁的这种毒气事件，今年它释放毒气的奥姆真理教的成员也是最后判了死刑，这个情况就是应该说是对这个人类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它是反人类的，反科学的话，其实也是我们讲这些破坏性膜拜团体一个基本的特点。

比如说很多的膜拜团体它会要这些信徒不要吃药，生了病只要相信祷告的力量，相信教主的力量，会把他们身上的病给去除掉，某种程度上会有一些心理暗示，可是实际上最后他们还是要借助现代医疗科学来把自己的疾病给去除掉，这也是我觉得膜拜团体当中出现的一些情况。

还有一些所谓的反道德、反宗教的倾向，比如说现代社会一些伦理的原则，社会行为的准则，他们正好恰恰相反。

胡训珉（上海政法学院学者）：他形成的原因可能有这么几个，一个就是社会生活当时的经济发展、社会生活非常贫苦或者说社会矛盾非常尖锐的情况下，包括社会价值体系解体这个过程中间，人们需要精神信仰，需要信仰的支持的这个情况下，传统信仰它往往不能够充分的解释当时的社会现象，就有人创新新的解释，它提出新的看法，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信仰体系，这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我们大家都认识到最近有一个很大的趋势，就是全球化过程中间，宗教活动，宗教问题包括新兴宗教也在快速的全球化，甚至可以这样讲，这种宗教问题的全球化，是全球化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过去我们一般理解成为全球化主要是经济问题，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现在看来这个看法是有问题的，不一定很合适，在全球化过程中间，可能过去在某些发达国家或者某些国家中间出现的问题，现在在其他国家都有可能出现，我们对传统宗教它不仅仅是因为它有很长的历史传统，很重要的就是它同社会，同政府维持了一个比较和谐，比较正常的这种社会关系。

它在社会中间承担的社会分工是非常明确的，它就是引导人们的精神生活，它主要做这件事情。

邱震海：我们一方面要谈扶持宗教、主流宗教的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另外一些非主流，乃至膜拜团体它的走火入魔，到底如何来防止这些团体的走火入魔，有关这个问题，二位嘉宾怎么看？我们同时请出二位嘉宾，学愚兄，怎么看走火入魔的现象？

如何防止宗教“走火入魔”？

学愚：中国从经济方面是一个大市场，从宗教方面也是一种大市场，现在西方有一个宗教市场学，就是有很多人希望信仰宗教，但是找不到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就是从一个政府的角度，或者从宗教的角度，从政府的角度一个就是我认为要保护正当的宗教，还要利用一些主流的宗教，保护正当的宗教，或者给它有一个发展的空间，那就是所谓的非主流，或者就是歪门邪道的宗教和个人崇拜，或者是暴力的那些宗教，可能它就没有生长和发展的空间，从某种意义上就遏制了宗教的发展。

正当的宗教就是主流的宗教可能为社会服务，使人、社会能够真正了解宗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杨煦生：假如社会生活中，精神生活的渠道越开放，越正常，所有的，社会不同阶层，尤其弱势阶层，被压抑的各种负面的心理能量，容易得到发泄，容易得到承认，这种情况下，这种膜拜现象的市场就会受到限制。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保护正当的宗教行为，并且让它越来越公开化、越来越透明化，这是一种积极的、疏导的方式。

另外一方面，它的原因就是膜拜现象之所以获得这么多的这种非主流团体获得这么多的追随者，主要我觉得是我们社会自己的精神开放程度，教育程度的不足，还有社会在经济生活中的严重不公正现象的存在。

邱震海：听了两位宗教学者的分析，我不仅想起了四个字，这四个字以前我们在谈社会治安的时候谈的很多，当现在我们谈社会治理的时候谈的很多，也许未来我们在谈道德重建借助宗教力量，乃至要防止某些膜拜团体非主流宗教走火入魔过程当中，同样需要这四个字，就叫综合治理。

如果说治安需要综合治理，那么其实在重建道德的过程当中，宗教如何扶正祛邪，我想它不是一个互利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

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同时也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震海听风录》，祝大家新春佳节愉快，我们下周三同时也是中国新年的龙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