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官员“下海热”退潮背后：政商转身成本渐涨

2012年01月19日 06:45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徐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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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员落马事件频发后，网友戏言：“在温州，当官真是高风险职业”。而在30年前，也有“温州的官最难当”一说，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突如其来的“政治台风”刮倒。个中之变，意味深长。

上市公司哈尔滨秋林集团[8.15 -1.69% 股吧 研报]股份有限公司(600891)的一纸公告，将前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重新拉回公众视野。

这则2011年10月中旬发布的公告大意是，秋林集团曝出一桩离奇的资产转让事件，“董事长卖掉公司的房产，公司却毫不知情，也未收到相关款项。”媒体在历数秋林集团近年来违反公司基本治理准则之事时提及，黑龙江证监局2010年8月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身为董事、总裁的吴敏一自2008年以来，从未亲自出席公司现场会议。

此吴敏一即是8年前毅然辞职的温州市副市长。彼时，与吴同时辞官下海的还有另一位副市长以及一位市政府秘书长和一位副秘书长，温州官员弃政从商现象一时震动全国。辗转腾挪、接连换了3个“东家”后，2004年，吴敏一受邀北上，加盟当时深陷亏损泥淖的秋林集团，直至2010年低调去职。

吴敏一这段至今为止并不算理想的政商转型生涯，从某种角度看，可能更折射出他当初做此义无反顾之选择的勇气和胆识。事实上，由其领衔的这波温州要员集体下海事件，一度被视作将消解社会的“官本位”意识，并逐渐向“财富本位”转移的标志，形成常态化的政商转换机制。

然而，现在看来，这一论断显然过于乐观。继吴敏一之后，在温州，辞官下海的官员越来越鲜见，尤其是集中的官员下海潮几乎绝迹。伴之而生的是，在这个最盛产老板的地方，近年来公务员报考人数与聘用岗位之比竟然屡创新高，持续居浙江首位。

两种对照明显的现象相继发生在中国民营经济的“桥头堡”温州，其中蕴含的意味，很难让人相信只是一种纯粹的巧合。其背后的“隐形指挥棒”是什么？

“那时官员大量下海，与官员的‘官本位’思想比较淡薄有关。但目前，这种思想反而越来越强化。”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说。“不能说现在没有官员下海，但确实越来越少。”温州市委党校教授朱康对则认为，“官本位”的分配制度“正导致社会资源向公务员阶层流动”。

甚至有当地学者担心，在体制配置资源能力越来越强、权力获得利润越来越容易的当下，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必然被压缩，官员下海的空间也将越来越小，下海成本越来越高，“吴敏一的呛水境遇，一定程度上会增强岸上人们的这种观感。”

温州现象

2003年4月，时年45岁的吴敏一和另一位副市长、52岁的林培云，以及56岁的市政府秘书长何包根、副秘书长王运正同时辞职下海。一个省辖市的4位政府要员同时辞官，在地方政坛尚属首次。

吴敏一不是中国政坛辞官者中官衔最高的，但8年前他与同事却一道以集体辞职之势，掀起了一轮举国瞩目的“温州现象”。

2003年4月，时年45岁的吴和另一位副市长、52岁的林培云，以及56岁的市政府秘书长何包根、副秘书长王运正同时辞职下海。1个省辖市的4位政府要员同时辞官，在地方政坛尚属首次，4人中，又以吴敏一最受关注。有“学者型、智慧型、亲民型”官员之称的吴，当时几乎被所有人认为“年轻有为”，凭他的能力和政绩，在仕途上还会往上走。在1998年出任温州副市长之前，他当了3年的浙江省经济建设规划院副院长，曾被有关领导称为浙江“官厅经济学者第一人”。

如此口碑和素质俱佳的“潜力股”官员，却在自己的“黄金时期”选择急流勇退，加上出现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标杆城市温州，这使人们隐隐感到，市场经济及民间草根改革正促使中国的社会形态和政商观念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温州可能正是他们所乐见的破冰之地。

对为何递交辞呈，吴敏一的回答颇为坦率。他说，自己希望成为下一届市长候选人，“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如果能够成为市长候选人，就全力以赴为温州百姓多干些事情，“当得知自己不再有这种可能后，决定辞官下海。”吴称，他给自己设计的人生“三步曲”是求学、从政、经商，现在决定提前进入第三步——经商。

而对挂冠后的去向，他提出六大择业标准：企业立足温州，却又超越温州；立足原有产品，但已超越原有产品；跨越了单纯追求利润的发展目标，把事业作为第一目标；已经越过风险发展期，进入低风险发展阶段；追求品牌效应，知名度至少享誉全国；企业家素质高。

“那时官员下海，大多有个人具体原因，但也与当时‘官本位’思想比较淡有关。”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说，比如吴敏一，“其实离市长位置挺远，因为他连常委也不是”；再如王运正，“虽然是副秘书长，但没管一个人，是个‘光杆司令’。他想干事情，就想到了去企业。”

市场经济的发育及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确实为个人的选择途径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可能。1992年邓小平南巡至2000年前后，温州的政治声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个私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红遍大江南北，社会对民营企业的认可度亦大幅提升。民企所提供的机会和财富想象空间，对因国家原有的大学分配制度和干部培养体系而留在政府机关内的大量优秀人才来说，充满了诱惑力。

人们在追踪吴敏一辞官故事时发现，温州官员辞职经商实际上早有先例。从1990年代起，单县级以上官员辞职经商的，已有多宗，并在199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集中出现，代表性人物包括原温州市委宣传部部长徐国林，原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邹丽华，原平阳县委书记、市委副秘书长董希华，原洞头县委书记、市政府副秘书长叶正猛，原市经委副主任、乡镇企业局局长钟普明，原永嘉县委书记谢炳清，原温州市委副书记、后任省信访局负责人何树鑫，原永嘉县副县长李浩然等。吴敏一等人的集体请辞，使这股“温州现象”迅速潮涌至峰顶。

吴敏一下海的第一站是温州鞋业巨头红蜻蜓集团。2003年5月18日，他担任集团新筹建的惠利玛商业物流连锁机构总裁。

巧合的是，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曾经的下级、却是“官员下海的前辈”钟普明。2001年10月，任期尚未过半，钟就正式下海，被聘为红蜻蜓总裁。红蜻蜓老板钱金波“让贤”的故事一时轰动温州，被视为温州民企引进职业经理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一次突破性尝试。

隐形指挥棒

“温州的行政力量始终是相对‘无为’的‘有限政府’。权力有限，‘官本位’意识也就不浓。”一位长年关注温州的观察者说，数年前，当地市经委主任曾对他笑称：“在温州，做官只有福利稍好。连我这个主任手头都没有什么批条的权力。设备采购、市场销售、技术改造，统统让民营企业自己管了。”

与“顺利转型者”钟普明相较，吴敏一的职业经理人之路却是一波三折。在红蜻蜓集团停留了不到3个月，吴便选择离开。之后，他频繁“跳槽”，先到上海东畅网络通信服务公司，2004年又转投吉利集团，帮李书福组建了铭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同年11月，他受温州籍商人、黑龙江奔马实业集团董事长蒋贤云相邀，转战后者刚刚收购的哈尔滨秋林集团[8.15 -1.69% 股吧 研报]股份有限公司。不过，查阅秋林集团的公告发现，该公司已在2011年9月接受吴敏一的辞职申请。

“这其实很正常。好比企业的成长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10个官员下去，有1个冒出来就很不错了。”曾先后担任苍南县外经贸局局长、总工会主席，“现在帮几个温州商人打理生意”的黄正瑞说，“我个人就体会到，在政府部门做中观、宏观经济研究，与在微观层面搞企业，感觉很不一样。”

下海官员的“呛水”，显然无法掩盖这个特殊又略显神秘的群体赋予时代的意义，他们一度被视作重构官员价值体系以及政商转换机制的精英力量。尽管没有准确数字，但温州可能是浙江乃至全国下海官员最多的地区。除了可见的商贾集聚、全民皆商，以及繁荣而有活力的民营经济，还有哪根隐形之棒，指引着体制内官员跃跃欲试？换言之，为何温州官员的“官本位”意识淡薄？

“温州的行政力量始终是相对‘无为’的‘有限政府’。权力有限，‘官本位’意识也就不浓。”一位长年关注温州的观察者说，数年前，当地市经委主任曾对他笑称：“在温州，做官只有福利稍好。连我这个主任手头都没有什么批条的权力。设备采购、市场销售、技术改造，统统让民营企业自己管了。”

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政府行为的演变脉络，大抵经历了3个过程。1990年代之前，温州政府只是在精神层面主动顶住层层压力，“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在管理层面，并无大的作为，主要是放任自流，让民营企业迅速壮大。温州地方政府日后为人称道的“无为而治”即发轫于此时。“当时的无为主要是无能。”原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说，“无法用计划经济的一套去管理新生的民营经济，只能放弃管理。”

政府冒风险，民企也为政府提供全面支持，部分改革官员被罢免后，民企为其提供就业机会。例如一位县委书记因激进改革被免职，上万群众送匾，1328人签名，民企还邀请他下海当董事长。民企与政府形成利益互动，“在温州坐在政府的位置，能感受到强大的民间力量：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可逆转。”一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士说。

1990年代，温州将政府投资的重心转移到交通与城市设施建设。一度，政府曾想扶持部分企业，结果发现效果并不理想，他们开始认识到政府主导经济值得质疑。所以1990年代中期，温州政府在总体产业指导方面作用仍非常有限。此时，政府的“无为”是一种主动的自觉的无为，“有为的无为。”

1990年代中后期，温州政府已逐渐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政府，其有所作为表现为一定限度下的“有为”，也就是无为的“有为”：政府不参与企业运作，而是设立一条标准线，一旦达标，企业均可获得政府在技改等方面的支持。

时任温州市长钱兴中曾以“出租车故事”对此做了阐释。对温州第三代出租车的车型选择，市政府并未自己定，而是将该问题让当地媒体讨论了两个月，由老百姓发表意见自己定。随后，政府根据意见制定选择标准，让汽车厂家参与竞争。他说，本着“不该管的事要少管、不管，对该管的事要认真管好”的思路，积极寻找“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适度政府”定位，不断矫正政府自身的“坐标”，努力正确地发挥作用。

作为该时期政府施政理念的佐证，以“民间力量代言人”姿态浮出水面的市场化中介组织——行业商会集中崛起，与地方政府的行为定位形成良性互动，承担许多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

楚河汉界

近年来，经历了长期高速发展的温州经济似乎疲态尽显，发展速度由全省之首跌至末位。当地一位知名民营企业家批评，政府忙着办国有企业，“现在的政府和民企就像是楚河汉界，政府对民企的热望明显下降。环境恶化将使民企步步退缩。”

2011年10月27日，温州市农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温州文化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卫生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三大国有投资集团成立。加上此前组建的10家，迄今为止，在政府一手操持下，这个民企大市已耸立起13家国有独资集团。官方称，这标志着温州新一轮国企整合重组改革基本完成。

此轮国企改革始于2010年11月。温州试图通过对已有的数十家国企进行合并重组，改变后者“多、小、散”以及布局不合理的现状，最终以“航母”之势，成为政府投融资平台。重组完成的企业，将分别把守在城市建设、公用事业、交通建设、运输、现代服务业、工业等领域。

微妙之处在于，事实上，早在1980年代中期，温州即已历史性地将工作重心由国有企业转向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时隔20多年后，“国企的价值”为何被重新发现？

近年来，经历了长期高速发展的温州经济似乎疲态尽显，发展速度由全省之首跌至末位。当局坚持认为，主要原因是投资率不足，政府在公共品领域的投入不足。

由此推演出如下逻辑：温州今天的滞后主要是速度的滞后，包括投资的滞后，“投资不足关键在于投资环境不佳，投资环境不佳关键在于政府投入不足，政府投入不足关键在于国有资产管理不顺”，所以扩大投融资平台，放大投资能力，国企整合重组势在必行，“要把政府资源转化为注册资本。”

对于政府此番高调的押宝之举，民间态度不一。支持者认为，在省管县的财政体制下，人多地少的温州财政其实只是现有3个区的财政，“捉襟见肘”。同时在现行的政绩考核体系之下，温州官员的取向与全国并无二致。

更多的是质疑声。当地一位知名民营企业家批评，政府忙着办国有企业，偏离了市场经济环境下正确的政府行为，“现在的政府和民企就像是楚河汉界，政府对民企的热望明显下降。环境恶化将使民企步步退缩。”温州市委党校副教授诸葛隽认为，政府转而倾向大型国企，是资源配置回到计划时代，“这并不是市场的进步。”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90年代，在制度先发优势消退后，温州也曾面临以基础设施薄弱为标志的地方综合经济后劲不足的困扰。官方的应对之策是，根据“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在政府的推动下，以企业为投资主体，通过市场配置资源，逐步将水、电、路、港、城作为一项重要产业来经营，政府、民间各取所需，由此有了“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的说法。

一些学者担心，当下的温州会否重复中国经济近年来的怪圈：在出口与消费内需不振的情况下，垄断土地、资金等要素的政府亲自进场，操盘经济发展，形成GDP越来越仰仗于投资拉动的路径依赖。而受到挤压的民间资本投资渠道越来越匮乏，产业升级面临准入门槛和生产要素瓶颈，最后形成国进民退、国富民穷的格局。

尽管如此，温州官方仍然期待，通过强化政府主导性投入，以政府投资带动全社会投资，纾解民资出路难题。不过，观察者注意到，近年，为收复因民营经济不振而导致全省垫底的GDP增速，政府早已亲自出手，或培育、发展临港重工业，或将“招商引资”定为政府“一号工程”，或力推大石化，但终难见起色。相反，民企生存愈加举步维艰，实业利润日薄西山，民资大量外流，企业沦为融资平台。纠结至去年，终于以一场大规模的民间债务危机“报复”肆意挥舞的有形之手。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吴敏一等人之后，已鲜见温州官员辞官下海，集中的官员下海潮更是几乎绝迹。“相比下海，留在机关可获得优厚的待遇和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现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说。

相对照的是，“到体制的围城内去”成为越来越多人简单而明确的不二之选。数据显示，2002年，温州公务员报考人数与聘用岗位之比为19：1；到2005年，跃至34：1；2006年又攀升至44：1，近年来都在50：1以上，且屡创新高。温州成为浙江公务员报考人数最多，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城市，2010年6月市环卫处8个“80后大学生粪便处理工”岗位，竟引来1102人报名，招聘人数与报名人数之比接近1：140。“这是社会资源、财富与机遇向局部倾斜刺激下的反应。”温州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市委党校教授朱康对认为。

官场“异象”

由浙江大学、温州市委党校等机构2001年联合完成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一书指出，1990年代以来，温州各级政府官员由于显形收入相对较低，寻租欲望非常强烈，“权钱交易、官商结合的现象相当严重。”

与此同时，近年来，温州官场之于外界的印象，也往往停留于一些离奇甚至荒诞不经的故事。

虽然贵为市场机制发育最早之地，但温州并不是任何领域市场发育都最好。由浙江大学、温州市委党校等机构2001年联合完成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一书指出，1990年代以来，温州各级政府官员由于显形收入相对较低，寻租欲望非常强烈，“权钱交易、官商结合的现象相当严重。”

表现有三：一是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管理掺杂较浓厚的“集团利益”色彩，典型地表现在出让土地收费和权力创收上；二是公务员设租、寻租突出；三是权力参股、权力介入不正当竞争。“权力制造的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威胁着市场机制的正常发育，损害区域性整体经济绩效”，最典型的例证是“导致了温州部分产业的不正常转移”。

2003年，温州掀起一轮广受瞩目的“效能革命”，“用硬措施改善软环境”。其核心内容是所有机关部门和全体干部“严禁有令不行、严禁办事拖拉、严禁吃拿卡要、严禁态度刁蛮”，且“有群众投诉的一律追查到底，违反规定的一律严肃处理，效能建设不力的一律追究领导责任”。半年间，有148人因违反规定受到处理，其中辞退29人，撤职或降级、降职的29人。

然而，随着改革渐入“深水区”，加上相关约束机制的羸弱、缺失，近年温州官场的沉疴似乎改观微小，乃至“放大”，异象频出。

2011年6月，外逃多年后，原温州市现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胜华归国自首，旋即被检方以涉嫌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依法逮捕。杨备受关注，是因其与“浙江外逃女巨贪”杨秀珠特大贪污受贿案有着重大干系。杨秀珠任温州市规划局局长时，杨胜华曾为其做过司机。

2003年4月，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出逃美国。杨曾在温州做过3年副市长，分管城建，其主要违法违纪行为即发生于该阶段。据温州市纪委2004年通报，杨案涉案金额2.532亿元，已立案查处的涉案人员中有厅级官员2人、处级以上官员11人、科级官员7人，牵涉经济案件12起。当年2月，浙江省检察机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

数年后，温州官场再曝“外逃门”。2008年9月，前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利用带团赴法国考察之机“滞留”当地，自此不归。杨湘洪案至今仍扑朔迷离，所能见到的，只有浙江主要领导在次年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次定性：“这么下决心地不归”，“从我们一般的常理上来分析判断他应该是有错误的，如果是没有一些重大的问题，他不至于背叛了祖国背叛了国家。”

又过半年，2009年4月，温州曝出“安置门”事件，数十个政府部门要员被指以极低价格“私分”本该属于拆迁户的安置房，其中不乏多个市级部门一把手，一时官场人人自危。由于该份名单被疑泄自于杨湘洪妻子任职的市旧城改建指挥部，有关杨在海外幕后操纵、“对政敌反戈一击”的传言不胫而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9年11月，原瓯海区委书记谢再兴在与情妇邵颂乔发生争执时，采用捂嘴、扼颈等手段致后者当场死亡。谢将尸体肢解，从杭州运回温州，抛入瓯江。在2010年3月底被纪委调查前，谢一度也曾谋划外逃，企图复制2年前杨湘洪的出国路。

当年9月，谢因故意杀人罪被处死。坊间流传的有关他的经济问题，亦随之隐遁。直至2011年温州发生民间债务危机时，有了解谢再兴案情的政法界人士透露，在瓯海当地，有人帮谢操作放高利贷。谢以1000万元为本金放在担保公司，获取每月5分的高利。由于谢的特殊身份，每月50万元利息之前都打入情妇邵的银行卡，杀人后谢一次性全部取走本金。

事实上，在此轮危机中，隐藏在高利贷身后的“官银”被高度关注。细心者注意到，温州因此次风波而成立的相关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排在第一个的是市纪委。2011年10月底，因涉嫌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罪，非法集资涉案7亿余元、非法承兑汇票5亿余元的永嘉人施晓洁被逮捕。坊间称，这起集资案中的债主，相当部分是当地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

在官员落马事件频发后，网友戏言：“在温州，当官真是高风险职业”。而在30年前，也有“温州的官最难当”一说，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突如其来的“政治台风”刮倒。个中之变，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