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破日语版:我们的鲁迅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大多是学问大家。鲁迅终生看不起学院里的知识分子，当然主要是因为他们身上的“士大夫气”和“名士气”，同时也是因为鲁迅本人的学问太高，非大学里面的教授可以望其项背。

鲁迅的学问，自然包括鲁迅深厚的旧学功力；然而旧学功力独步当时的鲁迅却拼命反对青年读中国“旧书”，并且不惜把话“说绝”：“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鲁迅甚至迁怒于中国汉字，像钱玄同一样主张废除汉字：“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这样的言论在今人看来殊不可解；在如今“弘扬传统文化”的主流语境下，尤难赢得认同。然而若是就此得出“鲁迅气量狭隘、思想偏激”的简单结论，却是皮相。包括鲁迅在内的五四先驱的所谓“全盘性反传统”极有可能只是出于“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性考虑。这一点有鲁迅自己的话为证。1926年，鲁迅在香港的演讲《无声的中国》中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来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

当然可以从学术角度批评鲁迅对于传统文化的决绝态度所包含的非理性因素。然而同时必须看到这种非理性的决绝态度所蕴含的鲁迅那一代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负面因素的深刻忧惧与警惕，这种忧惧和警惕使他们甚至不惜运用极端化的表达；这种忧惧和警惕依然是我们今天继承传统文化必须借鉴、倚重的精神资源。

李慎之先生晚年的一个理论贡献是区分了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传统文化是指数千年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文化遗存，这些当然要继承。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河南项城要修建袁世凯旧居，无可厚非。如果因为颐和园是皇家寻欢作乐、享受奢靡的所在而一把火烧掉，那是“文革”的做法，是“糊涂蛋”；文化传统则不同。文化传统是传统文化中更根本、更本质、更稳定的价值取向与制度取向——这里倒用得上眼下很时髦的一个词“国粹”，“国”之“粹”，自然是指一个民族文明演进中最根本、最本质的东西，也就是文化传统——就中国文明而言，这样的文化传统无疑是几千年的皇权专制主义，不独儒家，法家、道家、墨家诸家学说都或直接、或间接地构成这种专制主义的支持力量。

由此，我们可以问：鲁迅“反传统”反的是“传统文化”还是“文化传统”？答案无疑是后者。因为事实上，鲁迅在继承传统文化上一直是不遗余力且颇多建树的。鲁迅的文章好，这是诸多攻击鲁迅的人都承认的，然而鲁迅的文章所以好，却与鲁迅深厚的旧学功力分不开，是他很好地继承了汉语书写的审美传统的缘故；鲁迅校《嵇康集》、《唐宋传奇集》，写《故小说钩沉》、《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鲁迅终身搜集古籍善本，甚至搜集隋唐墓志铭，有时不惜高价。鲁迅从未打出“继承传统、弘扬传统”的旗号，却实实在在地做着许多保存、继承传统的事；因此，鲁迅反的不是“传统文化”，而是“文化传统”——那种不把人当人看、蔑视个人价值与尊严从而造成几千年“吃人”历史的专制主义。因为对皇权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始终葆有深刻忧惧与高度警惕，有时难免连带着对传统文化显示出一种极端的态度，就如“不读中国书”、“废除汉字”之类，但这些极端化的表达不宜坐实了来理解。

就如三十年代的在上海滩喧闹一时的“《庄子》、《文选》之争”。今天的论者多有指责鲁迅“过于刻薄”，对施蛰存“误会太深”。若就个人的审美偏好，鲁迅对《庄子》其实是喜欢的，他之反对青年人读《庄子》，在于防止年轻人“迷恋骸骨”，乃出于对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的忧惧与警惕。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自然不是皇权专制主义的直接精神来源，却是皇权专制主义的间接支持力量。鲁迅排斥道家甚至甚于排斥儒家。儒家也像道家一样讲“柔”，所谓“儒者，柔也”，然而儒家“以柔进取”，道家“以柔退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一直认为，宣扬“退隐”、取消行动的道家思想是不负责任的“废物哲学”。

如今，继承、弘扬传统文化渐成社会的主流思潮，这于缓和价值真空、信仰缺失，增强民族凝聚力，重建民族认同感当然很重要；然而必须警惕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幌子为“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招魂”。于丹的《<论语>心得》我翻了翻，不免惊异于于丹奉献给我们的“心灵鸡汤”原来就是改头换面的“奴才哲学”，于丹给我们指明的获取幸福（感）的“终南捷径”竟然是教我们做“不要怨天尤人、不要苛责外在世界”从而也就“无不平、无不满、无抱怨、无反抗”的“良民”！弘扬传统文化固然没错，但若是借“弘扬传统文化”复活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那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回到鲁迅。一年一度的“五四”又将来临，各种名目的纪念活动想必已在酝酿之中。我觉得关于“五四”，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依然是：包括鲁迅在内的“五四”先驱所指陈的“专制”、“愚民”、“奴性”等封建毒素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是否存在？如果存在，我们今天是否还要像“五四”先驱们一样继续反对？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对历史的客观审视，更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