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长职务描述:国民党军队不堪回首的抗日史

  先不说不放一枪就丢了东三省的“九一八”，也不说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让我们只回首一下“七七事变”之后的全民抗战之时的蒋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史。

不堪回首之一：国军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据统计国民党党政要员有66人，高级将领有67人，军队有大约50万人投敌，其中国民党副总裁及中委以上者20人，占全部汪伪军62%。

   看一看侵华日军死亡人数。据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统计，侵华日军死亡43.56万人，而美国人统计死亡为44.7万人（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916页注释2）。这是日美两国的统计数字，而两数相差不大，仅一万人多一点。按照这个数字，在侵华期间，日军死亡（包括被国军打死、被共军打死、被其它抗日武装打死的,病死的总数）人数大约为45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哪怕都是国军打死的，日军死亡人数也就是45万。

   再看看国民党军投日人数。根据李敖《蒋介石评传》和《自己不洗别人洗》两书（文）统计，国民党军队抗战期间投敌人数约为50万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也记录着：“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毛共游击队”。人们从中可知，上面两则信息都认为国民党军队投敌人数约50万。

   结论：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叛国投敌当伪军的在50万人以上，而侵华日军在抗战期间死亡的人数为45万，就算这些死掉的日本鬼子都记在国民党军队的“功劳簿”上，其充其量也就是杀敌45万人，与投敌叛国的50多万国民党军队相比，实在不能让国人为老蒋的国民党军队感到骄傲。连西方国家都嘲讽说：这是蒋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战争奇观。早在战争期间，蒋国民党军队创造的这个“奇观”就已成为世人笑柄，蒋国党军队也因此被说成是二战盟军中的“异类”。

不堪回首之二：蒋国民政府竟给伪军发军饷

   说出来人们可能觉得不可思议，蒋国民政府竟给投降日倭的伪军发军饷。这是世界史上千古罕见的“奇闻”，而这件奇闻就实实在在地发生在老蒋身上。战后曾有人开玩笑说，伪军没有战斗力，只是白白消耗日军粮食。其实，不少伪军投敌后，并没有消耗日本人物资，而是享受着重庆的军饷，用非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帮日倭杀中国人。这个事实是降将们亲口告诉日酋冈村宁次的：“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该资料的来源，参见日本人稻叶正夫编写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一书第327页。这本书由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书局1981出版。该资料披露后，连当年的盟国也为之哗然，认为这是蒋国民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又一丑闻：蒋国民党军队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倭服务的伪军发军饷。不过，投降日倭的伪军也有他自己的原则：只打毛共，不打蒋国民党。

不堪回首之三：日军将蒋国民党军队称为“友军”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了这样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蒋粉丝为老蒋翻案的时候，最喜欢强调的就是蒋国民军队在抗战期间的辉煌业绩。很多人还振振有辞地指责毛共历史教材隐瞒“蒋国民党是抗日主力”的真相。其实，建国以来，毛共的中小学教材最多只是指责蒋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还从来没有指责过他们积极投敌，与日寇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反共。现在好了，蒋国民党成为日倭“友军”的历史真相由日本人自己披露出来，这实在让那些盛赞蒋国民党军是抗日主力的中国“精英”们无地自容。对那些打着还原历史真相旗号，动辄拿“蒋国民党抗战死亡多少多少将领”说事，拿“击毙多少多少日军将领”说事，就是不说蒋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投敌后还领着国民政府的军饷来屠杀中国人的这些脏事和破事。他们的脸皮太厚，已经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况且，毛泽东在其选集里有对国民党抗战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看法，但从没有否定国民党不抗日，毛共本身就是从最初的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再到迫蒋抗日的历史转变。

不堪回首之四：老百姓被逼助日倭打蒋军

   蒋国民党军队成批成批地卖身投敌后，蒋国民政府还嫌对日军帮助不够。他们又通过横征暴敛，逼迫老百姓跑到日倭那一边去，变相地帮助日倭侵略中国。这个现实是残酷的，也是令人扼腕哀叹且可恨的。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一些资料吧！

    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传》第十八章中说：“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中说：“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该书下册第十二章第十四节中说：“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该书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中说：“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本国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给敌国军队送慰问品，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鲜见。蒋国民党把老百姓逼到“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的地步，这个事实令人心酸。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农民也当了卖国贼，但主要原因是他们对本国军队的痛恨超过了对敌人的痛恨。本来这些善良的老百姓是不想当汉奸的。他们是被逼的。谁逼的？就是蒋国民政府和蒋国民党军队！

不堪回首之五：抗战后期日倭放老蒋一马

   那些反复强调蒋国民党抗日有功的蒋粉丝们，最喜欢说的就是：如果没有蒋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中国就会被全部占领，中国就灭亡了。事实是否如此？让我们来看有关档案资料。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五节中说：“到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为什么呢？侵华日军的华北方面军是这样看的：“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而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的一次谈话更令人惊讶：“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出处同上）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依照自己对侵华战争局势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彻底击败国民党军队，未必就能战胜中国。与中国“精英”们拼命鼓噪地“敌后战场中共武装是依赖正面战场而存在”的观点不同，日本这位第一部长认为，失去正面战场后，中共武装不仅不会被消灭，而且“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一节也谈到日本这方面政策的变化：“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间的18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万人从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谅解’。”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把中共威胁说得更具体：“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导致1941年华北日军出现粮食接济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1941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到1944年秋，“在方面军占领的3个特别市和400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3个特别市以外，只有7个县(占总数的1.4％)。有139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295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觉。”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毛共不同于蒋国民党。八年抗战中，毛共军队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外国援助。在这种情况下，毛共军队仍然能将敌占区搅得鸡犬不宁。如果抗战的中国真的落入毛共之手，而且能获得像蒋国民党那么多的外援，对日倭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可想而知的。拿着小米加步枪尚且如此厉害，如果再获得外国援助的机枪大炮，这对日倭来说，其后果不堪设想。曾经在八路军根据地生活过多年的英国教授林迈可，1967年就毫不客气地对一个前日本军官断言说：如果八路军有越共得到的那样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就体现了这一点。

   这就是现实。蒋国民党军队得以坚持到抗战结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倭没有下定决心消灭它。而日倭之所以不想摧毁它，原因是如果彻底消灭蒋国民党，“抗战的中国有落入毛共手中的危险”。这对日倭来说是个“极端危险的投机

因此，“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可以这么说，蒋国民党政府之所以能苟延残喘、勉强存在，一部分原因是日本人有意其一马。这也很好理解了解放战争时期和败退台湾之后老蒋为什么能联合和重用日本侵华军官一起反共了。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投日简介

  据统计，抗战时期，国民党党政要员有66人，高级将领有67人，军队有大约50万人投敌，其中国民党副总裁及中委以上者20人，占全部汪伪军62%。

国民党中委及重要官员投日情况如下：

1：汪精卫

投日前官职：中委、行政院长、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议长。

投日后职官：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军事委员长，中政会委员等。

2：陈公博

投日前官职：中委、实业部长。

投日后职官：伪立法院长、组织部长、上海市长，军委会副委员长，中政会委员，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长等。

3：周佛海

投日前官职：中委、宣传部长。

投日后职官：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储银行总裁，上海市长，军委会副委员长，中政会委员等。

4： 褚民谊

投日前官职：中监委、行政院秘书长。

投日后职官：伪外交部长，驻日大使，广东省长，宣传部长，中政会委员等。

 5：陈群

投日前官职：候补中委、内政部次长。

投日后职官：伪内政部长，考试院长，江苏省长，中政会委员等。

6： 陈壁君

投日前官职：中监委。

投日后职官：伪中政会委员。

   7： 缪斌

投日前官职：候补中委，江苏省民政厅长。

投日后职官：伪军委委员，立法院副院长，中政会委员等。

8： 何士桢

投日前官职：候补中委，安徽省民政厅长、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

投日后职官：伪中执委，国府政务参赞（特任官）等。

9： 曾仲鸣

投日前官职：候补中委，行政院秘书长，铁道部次长，交通部次长，投敌后在伪政府成立前即于河内被刺身死。

10：庞邴勋

投日前官职：中监委，河北省主席，战区副司令长官，第24集团军总司令。

投日后职官：伪军委委员，第24集团军总司令，晋察冀剿共总司令。

 11：吴开先

投日前官职：中委，组织部副部长。

投日后职官：伪职不明

12：陈中孚

投日前官职：候补监委，青岛市长，晋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主席

投日后职官：伪中监委

   13： 恩克巴图

投日前官职：中监委，国民政府委员。

投日后职官：伪中监委，余不明。

14：陈孚木

投日前官职：候补监委，交通部政务次长。

投日后职官：国营招商局经理伪中委，余不明。

15：顾中琛

投日前官职：中监委。

投日后职官：伪监察院院长，中政会委员。

    16：许崇默

投日前官职：中监委，监察院副院长

投日后职官：伪职不明。

17：傅侗

投日前官职：候补监委。

投日后职官：伪国民政府委员。

18：李福林

投日前官职：候补中委。

投日后职官：伪职不明。

19：顾孟余

投日前官职：中委，铁道部长，交通部长，贵州省主席。

投日后职官：伪职不明。

20： 陶希圣

投日前官职：国民党中央大学教授。

投日后职官：伪教育部长，与周佛海同称为汪精卫之“双壁”。

21：梅思平

投日前官职：中央大学与中央政治学校（党校）教授，法制委员会委员

投日后职官：伪实业部长，内政部长，中政会委员

22：汤良礼

投日前官职：外交专门委员会委员。

投日后职官：伪宣传部次长，中监委。

23：李圣五

投日前官职：外交专门委员会委员行政院参事，外交部总务司长。

投日后职官：伪教育部长，伪中政会委员。

24：陈君慧

投日前官职：财政专门委员会委员。

投日后职官：伪建设部长，实业部长，中政会委员。

25：丁默村

投日前官职：国民政府秘书，军委会调统局第三处处长。

投日后职官：伪中政会委员，中政会秘书长，社会福利部长。

26：林柏生

投日前官职：立法委员。

投日后官职：伪宣传部长，安徽省长，中政会委员。

27：周学昌

投日前官职：陕西省教育厅长，北平市教育局长。

投日后官职：伪南京市长。

28：陈耀祖

投日前官职：铁道部财务司长

投日后官职：伪广东省长，广东绥靖主任，中政会委员

29：赵尊岳

投日前官职：铁道部参事。

投日后官职：伪铁道部次长，宣传部长，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中政会委员。

30：焦莹

投日前官职：天津市教育局长。

投日后官职：伪考选委员会委员长，中政会委员。

31：苏体仁

投日前官职：绥远省财政厅厅长。

投日后官职：伪山西省长，华北政委会总务厅长，内务厅长，工务督办。

32：刘郁芬

投日前官职：陕西省主席，甘肃省主席。

投日后官职：伪军委会参谋总长。

33：陈春圃

投日后官职：侨务委员会常委伪组织部长，建设部长，广东省长，中政会委员。

34： 叶蓬

投日前官职：武汉市警备司令。

投日后官职：伪陆军部长，军委会陆军编练总监，中政会委员。

35：鲍文樾

投日前官职：军事委员会委员。

投日后官职：伪陆军部长，参谋总长，中政会委员，第一方面军总司令。

36：蔡培

投日前官职：国民党政府参事，交通部航政司长。

投日后官职：伪驻日大使。

 37： 蔡虹田

投日前官职：上海市党部秘书长。

投日后官职：伪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中政会委员。

38：刘云

投日后官职：苏州反省院院长伪中监委委员，特工总部第四处（情报处）处长。

39：高崇武

投日前官职：外交部亚洲司长。

投日后官职：投敌后初期负责伪方对日外交。

40：郑大章

投日前官职：第2集团军总指挥。

投日后官职：伪陆军部次长，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41：肖叔萱

投日前官职：驻日大使馆中将武官。

投日后官职：伪军事参议院院长，军委会委员。

42：李士群

投日前官职：军委会调查统计室科长。

投日后官职：投日后官职：伪军委会调查统计部长，江苏省长，中政会委员。

43：孙良诚

投日前官职：军事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政府主席，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

投日后官职：伪军委会委员，开封绥靖公署主任，第2方面军司令。

44：陈竹录

投日前官职：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副委员长。

投日后官职：伪外交部长。

45： 程希贤

投日前官职：北平军分会委员，天津市公安局长，冀察政委会委员。

投日后官职：伪开封绥靖委员会机要组长。

46： 程锡康

投日前官职：外交部驻平特派员，条约委员会委员。

投日后官职：伪联合准备银行经理。

47：潘毓桂

投日前官职：津浦铁路局副局长，冀察委员会政务处长。

投日后官职：伪天津市长。

48：周龙光

投日前官职：天津市长，冀察委员会参议兼外委会委员。

投日后官职：伪经济协会秘书长。

49：陈锦涛

投日前官职：财政部币制委员会主席南京。

投日后官职：伪维新政府财政部长。

50： 何邴贤

投日前官职：实业部贸易局局长。

投日后官职：伪陆军经理总监。

 51： 吴鹤龄

投日前官职：蒙藏委员会委员，蒙藏处长。

投日后官职：伪蒙藏政府议政委员会议长。

52：胡毓坤

投日前官职：北平军分会委员，冀察委员会委员。

投日后官职：伪苏豫边区绥靖军总司令，军委会驻华北委员。

53：门致中

投日前官职：第16陆军总指挥，宁夏省主席，冀察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委员长。

投日后官职：伪华北政委会绥靖部署督办，军委会委员。

54：余晋和

投日前官职：北平市公安局长，厦门市长，外交部特派员。

投日后官职：伪北平市长。

55：朱朴

投日前官职：实业部农村财政整理委员，外交部条约委员会特派员。

投日后官职：伪宣传部副部长。

 56：任援道

投日前官职：平津警备司令，冀察委员会外交委员。

投日后官职：伪绥靖部副部长，江苏省长，海军部长。

57：周迪平

投日前官职：津浦铁路局局长。

投日后官职：伪天津市长，华北建设总署督办。

58：许修直

投日前官职：内政部次长。

投日后官职：伪北平市长，华北电讯电话株式会社总裁。

59：张一鹏

投日前官职：江西财政厅长，司法行政部次长。

投日后官职：伪司法行政部长。

60：吴震修

投日前官职：中国银行南京分行总经理。

投日后官职：伪中国银行总经理。

61： 唐寿民

投日前官职：交通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常务董事。

投日后官职：伪交通银行总经理，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理事长。

62： 周任民

投日前官职：金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董事。

投日后官职：伪金城银行总经理。

63：朱博全

投日前官职：中央银行业务局总经理。

投日后官职：伪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

64：林康侯

投日前官职：中央银行监事，全国总商会主席。

投日后官职：伪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

65：李长江

投日前官职：宿鲁战区副总指挥。

投日后官职：伪第1集团军总指挥，军参院上将副院长。

66：项志庄

投日前官职：江苏省保安处长。

投日后官职：伪浙江省长，第5集团军总司令。

中国抗日战时期国军高级将领投敌之统计：

A：华北方面

一、华北伪治安军总司令齐燮元总部设北平，辖十二个集团军各集团军之主官及其分布是：第一集团军李润泉，第二集团军李瑛，第三集团军卢凤策，第五集团军刘化南，第七集团军马文起，第九集团军王斌，第一百零一集团军钱富安。

 二、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孙逆原为第三十九集团军之副总司令，所属之第四军赵云祥，第五军王清翰，独立第三十八师孙玉田。

  三、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吴逆原为新编第四师师长辖三个师。

  四、伪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副总司令孙殿英该部原为之第二十四集团军，于１９４３年５月在豫北陵川地区率部投敌投敌后，番号与官职一概仍旧辖伪第四十军、伪第二十七军、伪新五军等三个军。

  五、伪暂第十五军军长荣子恒荣逆原为第一百一十二师师长，于１９４３年春季在鲁南费县地区率部投敌。

 六、伪兴亚同盟军总司令王胜武，辖六个师。

七、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李逆原为骑九旅之团长，于１９３３年率部投敌辖五个师，全为骑兵部队。

 八、伪东亚同盟救国军总司令白风翔白逆原为之师长，于１９４０年在绥西率部投敌该伪军辖第三、四、五、六等四个骑兵师，三、四、五三个师均系傅作义之投敌部队改编的

  九、伪山西剿共军总司令×××（待查）下辖第一师赵瑞，第二师杨诚赵瑞原系骑一军的师长，抗战后率部投敌。

 十、伪东亚皇协军总司令蔡雄飞蔡逆原为第十九军的副师长，于１９３８年率部投敌辖两个纵队。

 十一、伪绥靖警备队司令丁其昌下辖三个集团军。

 十二、伪绥蒙联军总司令王英，下辖三个骑兵师第一、第二两师，全为第八战区投敌之部队组成。

 十三、伪剿共第一路军总司令李英，下辖三个师。

 十四、伪满军（主官待查）于１９４３年夏季由伪满开冀东已开到二个旅，兵力八千人。

 十五、河北、山东、山西各省之杂牌军如山东伪第八师齐子修（齐逆原为山东保安第五师长，于１９４３年夏季率部投敌），伪第三十一师文大可，伪第十一师张东云，伪皇协第一师张步云（张逆原为暂编第二师长，于１９４３年７月在山东诸诚率部投敌），防共军齐剑英（齐逆原为山东保安第五师之旅长，抗战后率部投敌），皇协第五路杨×善，鲁北剿共军刘忱，鲁南剿共军冯寿彭，和平救国军第二十八师吴连杰，鲁西反共总指挥本得观山西有伪皇协第五路军×××（待查），和平建国军杨木繁，晋南建国军靳福忠河北有伪绥靖自治军李保森，联防救国军张英异绥西防共第一师郝根五。

十六、华北伪地方军（包括保安团、自卫队、警备队等），计河北三万人，察绥一万八千人，山西三万人，山东十万人，总计十七万八千人。

B：华中方面

 华中伪正规军统归伪南京军委会直辖伪地方团队则由各省管理

 一、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辖两个军第一军徐朴诚，第二军任援道兼。

 二、苏北绥靖公署主任，汪逆精卫兼辖两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李逆原为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于１９４１年２月率部投敌，该集

团军辖五个师，另一个独立旅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原为杨仲华（杨逆原为苏鲁战区游击第六纵队司令，于１９４１年３月率部投敌）所辖四个师另一个独立旅直属伪绥

署指挥另有伪绥靖公署直属部队三个师，另一个独立团总计伪苏北绥靖公署共辖十二个师，二个独立旅，一个独立团。

三、伪武汉行营主任杨揆一，辖鄂南绥靖公署三个师，直属三个师，另一个维新军全部兵力六个师另一个维新军（相当于一个师）。

四、鄂中伪清乡军司令潘尚武潘逆原为第一百二十八师之旅长，于１９４３年２月先王劲哉率部投敌辖伪保安第三师。

五、伪苏皖边区绥靖军总司令胡毓坤下辖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三十六等六个师。

六、伪和平反共兴亚建国第三军军长徐继泰徐逆原为江苏省游击第五纵队司令，于１９４２年夏季率部投敌。

七、伪第二军军长刘培善辖第十及第十三师第十师长谢文达，第十三师丁雪山（反正）。

八、伪护国救民独立师师长刘子清刘逆原为第五战区一百七十三师五百一十八团团长，１９４１年８月率部投敌。

九、伪南京警卫军军长刘夷下辖一个警卫师，一个独立旅，一个教导大队。

十、１９４３年春季率部投敌之王劲哉（原第一百二十八师长），及第六战区挺进军司令金亦吾等。

十一、华中伪地方军计伪江苏省四万五千人，伪湖北省七千人，伪安徽省一万一千人，伪浙江省一万人，伪河南省一万二千人，总计各省伪地方武装八万五千人。

C：华南方面（包括海南岛）

    一、伪闽粤绥靖军总司令黄大伟部队分布于潮安、汕头。

    二、伪广州绥靖主任陈耀祖，下辖第二十师（方颐为）、第三十师（许廷杰）、第四十三师（彭齐华）、第四十四师（高汉泉）、第四十五师（朱全）等部。

三、华南伪地方军三万六千八百人。

一句话，国民党上下汉奸多如牛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