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从网易外包转正的吗:“南巡讲话20周年”周瑞金撰文：何以解忧 唯有改革（2）

走出转型困境，唯有深化改革

要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中国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处于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从中国总体态势判断和五点共识出发，要走出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困境，化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仍然用得上20年前的一句话：“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当前，应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这就进入改革攻坚阶段。

为什么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呢？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立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必定涉及法律制度的完善、土地制度和国有垄断企业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等等，这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社会体制改革则涉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全能主义的政府回归公共服务型政府，要发育公民社会，实行社会基层自治，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这也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至于文化体制改革，也涉及媒体的改革，体现言论自由、思想多元，放宽舆论统制，发展新生媒体，激励文化产业创新，这也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可见，四位一体改革，攻坚内容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深化改革必定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

鉴于中国目前的情况，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四位一体改革，应考虑分步骤实施。上世纪80年代初，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中国的整体全面改革也需要一个“三步走”路线图。中国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处于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从1978年到2004年，我们用了大约25年左右时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着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2004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为标志，宣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确立，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深化、完善，第一阶段的改革目标基本达到。就在这次全会上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表明改革开放进入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第二阶段。

这个新阶段，我们可能需要花大约15年到20年左右时间，如果从“十二五”规划算起，大约用两个多五年规划，到2021年建党100周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因此，“十二五”期间正是启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十二五”规划纲要已经公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事业，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是“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内容。这也是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的主要要求。

所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就是中国的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体制改革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承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完善的任务，又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创造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六大民生问题，即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建设制度，但不是人人拥有产权房，低收入者通过廉租房来解决；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

第二，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壮大中产阶层。实现非农产值比重占到85%以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60%以上（目前中国为50%左右，一年增1%，约十年左右达到60%指标，发达国家达80%以上），非农从业人员上升到70%以上。这样，年收入在6万-18万元（月均5000元至15000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中产阶层的人数，可提高到占总人口的40%-60%（目前中国占20%左右）。这就形成了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才是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中产阶层既是推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主体，也是现代文化承载的主体，壮大中产阶层可以大大缓解贫富悬殊的问题。

第三，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公民社会。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务是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其次是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利。实现乡村自治、社区自治，社会问题让社会民众来管理，形成广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会自治制度。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管理创新，那就要转变原来对社会组织从管制为主变为培育和鼓励为主，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鼓励他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防止以宏观调控为名干涉微观经济，让创造财富的市场主体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把社会自治权利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权利落实好，使社会三元构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和谐的公民社会。

当前改革攻坚阶段所要完成的任务，是复杂而繁重的。它遇到了重重矛盾和阻力，非常需要全党统一认识，统一到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精神上来。今天回头重温南方谈话，我们仍然能强烈地感触到其对推进当前改革攻坚的突出现实意义：

1.南方谈话高度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解放生产力的伟大革命，从而使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成为执政党坚定的统一的价值观。“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是第二次革命。

小平同志提出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使人们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改革理念、政策、措施和做法。小平同志一再指出，改革积累的问题，要靠继续深化改革来解决，谁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谁就会被打倒。这就有预见性地解决了改革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2.南方谈话明确了改革者必须具有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有一点闯的精神、“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这话说得多好啊！

闯者，勇也。那种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人被赞为闯将。小平同志就强调：“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进入改革攻坚阶段，我们更需要勇于冲破一切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敢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有一股闯劲，有一股勇气，闯出改革的新天地。

“冒”者，创也。敢于冒风险，敢为天下先，才有创造性。进入改革深水区，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创出新事业。任何改革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万无一失，总是在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为了让改革大胆闯与试、突破意识形态禁锢，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这是小平同志留给后人最丰厚的政治遗产。

现在的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围绕应不应该改革、改革向何处去，仍有激烈的争执，相对来说，争执的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而利益关系的博弈却尖锐起来。要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新矛盾新问题，同样需要小平同志当年提倡的敢闯、敢试、敢“冒”的那样一股气，一股劲，不能怕这怕那，顾虑重重，趑趄不前。

3.南方谈话树立了改革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开放胸襟。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思想观点。

20年来，正是按照这个思想观点，我们大胆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并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规则接轨，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赢得中国经济社会大发展。如果说当年的“吸收和借鉴”，主要是应用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现在我们没有理由说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就不能“吸收和借鉴”人类共同发展的文明成果，包括发达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一切先进成果。

4.南方谈话清醒地点出了中国改革面临的主要阻力，“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小平同志提出“左”是改革的主要阻力，当时给了极左派们当头棒喝。现在，我们仍然要按照“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重要思想，正确处理深化改革中遇到的思想倾向问题。

20年前，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重新凝聚起国内的改革力量，整合并借助国际有利因素，在中国重启改革开放巨轮，终结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党内外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并从此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文明和法治社会建设，当做中国改革坚定不移的目标，不再动摇，不再倒退。

今天，我们应当重温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凝聚改革共识，重振改革勇气，再造改革动力。

推进系统改革，决不半途而废

人们殷切期待中央坚定深化改革，决不半途而废，有步骤地切实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

今年将召开党的十八大，国内外十分关注。去年以来，思想理论界就非常活跃，各种观点看法齐亮相。从当下的社会思潮来看，出现了多元化、多角度的不同声音。

虽然各种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一一浮出水面，互不相让，时有碰撞的火星迸出，但值得注意的是，各派观点的核心问题较为接近：如何破解社会各界极度不满的社会不公？如何寻找解决之道的社会“最大公约数”？

抛开那些情绪化表达，中国当前所面临着一些迫切的“发展以后的问题”：

——贫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

——社会事业滞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公众幸福感下降，未能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

——环境污染加剧，高投入、高污染产业层出不穷，食品、水、空气被污，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带来一系列群体性事件；

——社会腐败向纵深发展，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深入到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和舆论腐败，这三种腐败直接与体制缺陷相关。

这些问题交织重叠，产生了与当年类似的社会背景：曾经整合各方力量而形成的改革共识，面临严峻的新挑战。

与当时不同的是，争论各方的焦点不再是纯粹意识形态的“姓社”“姓资”之争，而很大比重成了在改革进程中渐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

而今天的国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欧美陷入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资本主义面临深刻挑战，中国周边亦危机四伏，一些远交近邻对中国心存疑虑……

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绕不过去的。

比如：如何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学习借鉴欧洲推行全民福利的制度，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深化改革中扼制社会溃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却缺乏科学理性的操作细则。目前正在交叉路口徘徊不前，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利益集团绑架，走向权贵资本主义。

综上分析，中国改革，再一次到了最紧急的时刻。当前中国，迫切需要重新凝聚改革共识，锤炼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如同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所要求的，“壮大主流舆论，凝聚思想共识”。

加强党内民主必不可少，十八大换届是个值得珍惜的机会，不妨从乡镇差额选举层层递进。值得赞赏的是，党的十七大就曾做过这方面的努力。

今年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也是召开十八大的政治年。中央提出“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表明了中央决心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系统改革的意向。

人们殷切期待中央坚定深化改革，决不半途而废，有步骤地切实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要不动摇，不空谈，切实努力，建立完善的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市场经济体制，决不让中国走上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推进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不息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