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信息群发手机版软件:中国需要第二次“南巡”？

2012-01-19 08: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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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年
斯人已去
中国人从骨子里是崇拜成功者的。
在二十年前那样的时代，能有那样的魅力改变中国，只有个子不高的邓小平。
邓小平南巡二十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共识，有目共睹。
可以看到这二十年的每一步都是对当时现存的体制的破坏才获得突破性发展的。如果当时依然坚持照“既有的方针办”，坚持计划经济，坚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坚持讨论走的是“姓资姓社”经院式哲学的命题，不去大胆地突破，那么，今天的中国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从今天来看，邓小平的南巡要解决的只是一个那么简单的问题，什么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经济，发展就是硬道理，说到底，邓小平就是解决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让人民自由地选择自由生产。更简单地说就是解决劳动者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问题。这是解决经济的首要问题。
从1949年到改革之前，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的记忆中都深刻地记得，全国“贫困”两个字。什么都要凭票证供应。商品奇缺，物质匮乏，人们手上几乎没有闲钱。80年代末，我公费到日本留学，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出场劳动力的自由。随时我们都可以按自己的按劳付酬获得报酬。晚上，我们几个留学生散步，到了一个大商场，承包几个柜台盘点，二个小时的临时帮助盘点。我们当作散步一样，拿了相当于当时国内半年的工资。劳动力可以迅速地转化钱的概念深入我思维。可是这对当时的中国，是天方夜谈。
计划经济下束缚人的自由，束缚劳动者的创造性，可以说正是邓小平解决了中国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问题，才使中国经济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如果仍然停留在那个时候的思维，认为这是资本主义，这是剥削劳动力，这不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原则之类的争论，那么，我们能有今天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成就吗？
历史的事实不断证明了我们体制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我们要有勇气不断地去突破这种束缚，破坏这种的体制束缚，才能获得发展。改革不要象个小脚女人。这是邓小平说的。
邓小平的南巡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让中国人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不在体制内争论这种做法出于哪本马恩经典，不去争论这种改革的合法性问题。
从这点意义上说，邓小平的改革是伟大的。但是，邓小平只是属于毛泽东那一代革命者中的最后一名破坏者。毛泽东破坏了一个国民党的统治秩序，邓小平又破坏了一个计划经济的体制……
当今，因为改革涌现出了巨大的的创造力，中国人的创造性的伟大也得到表现，社会巨大财富创造出来了，但是，如何分配这些财富，成了当今中国人的巨大的负担。也构成了当前巨大的社会矛盾。
斯人已去，没有了邓小平的今天，我们难道无法自己来解决这些财富的分配问题？！
中国人可以从一穷二百的状态下，激发出热情创造了巨大的财富，面对这巨大的财富，难道我们反而一下子失去了分配这些财富的能力？在没有邓小平的时代，我们难道只能无奈地面对？就象旧家族一样，吵闹着分家，最后一起灭亡。重蹈富不过三代的预言？！
毫无疑问，在改革之初，在全体贫困之时，人们可以凝聚一个共识，解决对劳动力的束缚问题，发展经济，只有了创造了财富利益，才有后话。邓小平解决了对劳动力的束缚，发展出了今天的经济，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制定出合理的分配制度，所以今天要“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拿出勇气，制定公平的财产分配制度，当然阻力很大，问题不小。
邓小平的伟大改革，留给我们唯一的最为珍贵的启示只有一条，就是要不断破坏现存的不适应人民需求的旧的体制，创造新的、符合人民意志的光明的未来，不要坚持守旧和求稳妥，如果坚持默认现有的分配制度，社会如何体现公平？经济如何发展？
中国历史上也有这样“宽解民力、与民休养”、“轻轻徭薄赋”才创造了经济辉煌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史书说那个时候国家比现在不知富裕多少了，“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而不可食”。由于无法解决巨大财富的分配问题，社会矛盾积压终于暴发，才有山坡羊元词中“宫阙万间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感叹。中国不乏创造性的国民，唯一缺乏保障财富的制度！
历史又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在没有邓小平的日子里，面对贫穷，和面对财富，我们理应都要有足够的勇气与智慧靠我们人民自己的意志，重新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生活总要继续，社会总要发展，明天才会更加美好。
斯人已去，唯此为志
郑永年郑永年:为什么中国需要第二次“南巡”？
（2012-01-17）
郑永年专栏
未来的历史会告诉人们，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或者“南方讲话”，是中国当代改革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里程碑。人们今天所看到的改革开放的所有成果，都是和“南巡”密切相关。“南巡”的意义在哪里？简单地说，它解决了当时中国改革所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难题，即改革路线的确定和改革路线的执行。
首先是改革路线的确定。中国的经济改革自1970年代后期开始，整个1980年代都处于一种探索状态。在意识形态层面，执政党内部并没有强有力的共识，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当时称“商品经济”）之间摇摆。在路线不甚明确的情况下，执行必然出现问题。整个1980年代，在放权和收权之间进退无常。除了最初的农村改革很为成功外，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尽管都进行了尝试，但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进而，执政党也尝试了政治改革，意在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推进经济改革。不过，这方面没有成功，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但“南巡”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成为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主导思想。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执政党的基本路线，并表示要一百年不变。
路线确定之后，执政党就有了明确的改革目标。围绕着这个目标，执政党很快就进入动员状态，聚集改革力量，实施改革政策。“南巡”之后，由地方领头发动了一场激进的分权运动。1980年代也有分权，但其幅度和广度都比不上“南巡”之后的分权。“分权”释放出来巨大的改革和发展能量，有力有效地冲击了旧的体制，在很多方面破坏了旧体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和制度基础。分权当然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但如果没有分权所产生的诸多问题，旧体制还是会继续牢固不动。正是因为旧的体制受到冲击，执党因此进入了改革旧体制和建设新体制的阶段。
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思想在江泽民和朱镕基时代转变成为制度。今天所看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都是在那个时代建立的，包括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1998年中央银行制度改革等等。更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制。“抓大放小”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人们所看到的国有资产的流失。但是没有这一过程，国有企业根本没有出路。通过1990年代的改制，中国基本上实现了一个比较平衡的经济结构，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平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在对外经济方面，领导层也在强大的民间民族主义压力下，在“狼来了”的惊呼声中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从制度上和世界接轨。
改革让中国与中共摆脱困境
“南方讲话”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智慧的结晶。“南方讲话”主题词可以概括为改革、发展和稳定。通过改革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而达到稳定，稳定又促使改革的深化，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上世纪80年代末因为改革遇到困境，止步不前，社会不满情绪越来越甚，出现不稳定状态。在天安门事件之后，西方全方位地制裁中国，国际环境极其恶劣。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在内外压力下，中国领导层中的一些人开始对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产生怀疑，改革迅速往回走。“中国改革的旗子要倒下了！”这是海内外很多人当时的感觉和忧虑。实际上，当时西方很多人开始讨论的问题，不再是中国会不会继续改革问题，而是共产党什么时候会倒下，中国什么时候会像苏联那样地解体的问题。
但是，不久中国所发生的证明他们错了。证明他们错误的是中国人的改革智慧，而这一改革智慧主要表现在邓小平的政治判断上。邓小平认为，苏东共产主义政体解体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因为那里的政权无能推行经济改革，不能为人民提供经济成果。经济改革不能推行而导致了政权的解体，因此改革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执政党生存和发展的问题。那么，为什么经济改革难以推行下去呢？这里既涉及到经济改革的策略问题，更涉及到政治改革的问题。邓小平在1980年代也强调要通过政治改革来推动经济改革，但没有成功。这里的问题不是政治改革需要不需要，而是什么样的政治改革。从苏东经验来看，人们看到以西方式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治改革，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在民怨沸腾的时候搞西方式民主化，政治改革很快就会失控，走向改革的反面。实际上，1980年代中国本身的经验，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仍然需要经济改革，而经济改革仍然需要政治改革来推动。经济改革不仅是要推动经济发展，更是为了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就是要实现这些目标。要确保这一路线的实施，政治是关键。近年来，人们为中国的改革提出了“顶层设计”这个新概念。但实际上，这个概念早就存在，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出来。邓小平推行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在中央层面进行，他当时强调“谁不改革谁就下去”。这种政治意志促成了高层的转型，很快从1989年之后的保守转型到积极进取。十四大之后，执政党很快形成了一个旨在改革的强大的领导层。高层有了政治意志，有了改革共识，余下的就是执行问题了。在这方面，执政党从地方上寻找到了动力，从社会寻找到了动力。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决定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是路线和执行两大因素。较之其它任何政体，共产党最强大的优势在于在路线确定之后，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促成政策的执行。
需要确定与执行新改革路线
而改革路线的确定和执行，正是今天的中国所最需要的。今天，中国在很多方面也面临类似“南巡”前的状况，有一些方面形势则更为严峻。方方面面的改革要不止步不前，要不没有突破口，有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现象。在政治层面，无论在党政官员那里，还是在社会群体中，人们对改革缺少有意义的共识。缺少共识是有代价的。在政府层面，人们只知道什么不能做，但不知道能够做什么、如何做。在社会层面，各种具有意识形态化的思潮（大多是进口而来）泛起，不仅没有为人们厘清改革的方向，反而带来了更多的困惑。
社会改革在政策层面已经进行了多年。如果从十六大确定算起，已经有十来年了。不能说没有做，能做的也做了，就是没有重大的突破。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方面都是如此。没有突破口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把社会改革提升到政治路线的高度。尽管提出了包括诸如“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社会改革的目标，但没有把这些整合成为一揽子社会政策，就像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执政党的政治路线一样。在社会政策没有被提高到政治路线的情况下，政策的执行及其力度肯定会出问题。没有改革的共识，哪会有改革的执行力。
经济改革方面，也类似于“南巡”前出现的停滞不前的情况，在很多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主要包括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失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等等，所有这些失衡的结果，就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严重失衡。这一切的核心问题，就是很多年来的国有企业大扩张。1990年代中期，在“抓大放小”策略的引导下，中小型国有企业被民营化或者说中国式的私有化，而大型国有企业一方面得到整合而成为企业集团，另一方面也收缩战线，从一些竞争性领域退出，集中在那些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同时，国有企业的改制也比较成功，主要是企业化和法人化。但是，国有企业此后在改制方面没有进步，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和企业化程度不足，不是依靠市场上的竞争，而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权力而垄断市场。再者，企业发展已经走偏了方向。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家战略领域，而扩张到原来民营企业的领域，造成“国进民退”的现象。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已经演变成为中国的“华尔街”问题，大而不能倒，挟持政府的经济政策。我一直强调，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模式是两个极端的模式，美国是“（市）场内国家”(state in market)，而中国是“（政）府内市场”(market in state)，就是说，美国的政府是必须服从市场原则的，而中国的市场必须服从政府原则的。在美国，如果市场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而政府失去对市场的规制，那么经济危机必然发生。相反，在中国，如果政府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而市场完全被政府所控制，那么经济危机必然发生。如果美国的危机出在华尔街，那么中国的危机必然出在国有企业。
政治改革方面又怎样呢？今天的情形和上世纪80年代的也极为类似。简单地说就是，政治理想主义又回来了。80年代被视为是中国的政治理想主义的时代。对很多人来说，理想主义就是抛弃苏联式的极左思潮和贫穷社会主义，转而接受西方的民主和市场经济。当时的理想社会表现为两句口号，即“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所以，80年代表现为（西方）自由主义成为主导或者主流话语。当然，在这个自由主义话语体系里面，官方更多强调的是经济层面的自由主义，而民间和一部分改革派官员中间，政治自由主义也拥有相当的市场。
这种理想主义维持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和苏联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前面讨论过，在苏联东欧事件发生之后，邓小平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判断，即这些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苏东领导集团不能进行有效的经济改革，不能为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结果导致了人民的不满和执政党合法性的衰退。
“南巡”之后，中国社会开始大转型，主要表现为政治空间收缩，而经济空间大扩张。在政治上，执政党看到了“激进”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所能产生的巨大的“负面”影响，动用一切机制来控制和消除政治自由理想主义的发展空间，同时让出更多的空间给予其它的主义，包括保守主义、传统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等。较之政治自由主义，这些主义和官方的意识形态较为接近，尽管并不是完全吻合。
但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空间的扩张。市场经济的被合法化，给中国社会创造了无限的经济空间。这样，整个中国社会就面临一种选择：政治空间小并且风险极高，经济空间大并且利益极大。在这样一种选择面前，人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即退出政治领域而进入经济领域。政治理想主义的激情很快被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所取代。中国很快从一个意识形态型的社会转型成为利益导向型社会。此后的20多年间里，整个中国社会便步入了一个人们所说的物质主义时代。
对未来缺乏共识的理想主义
那么，现在的情形又如何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20多年的经济扩张之后，这个社会原来不是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当不同社会群体发现自身在这个社会生活得不舒适甚至不安全的时候，就自然出现了各种“反现状”的“理想主义”。今天，对每一社会群体来说，理想主义就是要改变目前的社会形态，使得其能够符合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说，现在的理想主义已经不是80年代的理想主义了。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里，不同群体展现出自己各自的理想主义。或者说，现在的社会群体不再有共同的利益，不再有共同的诉求，不再有对未来的共识。
与80年代一样，一边是社会政治理想主义的兴起，另一边则是每况愈下的党政官员的腐败。所不同的是，现在的腐败规模不是80年代所能相比的。80年代的腐败集中在价格双轨制下的“官倒”，规模并不大。但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经济水平仍然很低，腐败导致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政府合法性的流失。不过，现在的一些官员一腐败就是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腐败对执政党造成的危害谁都很清楚。历任的领导人一直在强调，腐败会亡党亡国。这是历史经验。在社会层面，人们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执政党执政的道德基础在哪里呢？尤其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道德几乎是执政者之所以能够执政的基础。一旦道德基础丧失，合法性危机必然接踵而来。
改革举步维艰、社会政治理想主义的回归、党政官员腐败每况愈下，所有这一切何其与80年代末相似。执政党的回应似乎也相当的类似。尽管很多人只知道“不能做什么”，但党内改革派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和80年代末的没有多大的差别，那就是要通过政治改革来推动其他方面的改革。
中国社会又一个回归，回归到需要改革，但前途又渺茫的时期。中国因此需要再一次“南巡”，不仅拯救改革，拯救社会，更是拯救执政党。
邓小平南巡20周年 呼唤“邓小平”声音再现
沈泽玮:邓小平南巡20周年 呼唤“邓小平”声音再现（2012-01-18）
特稿
1992年，已卸下政治职务的中共元老邓小平南巡并发表震撼中国内外的“南方谈话”，不仅扭转中国社会往“左”转的危机，也掀起新一轮思想解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找到新的突破口。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点破中国改革中极为敏感的禁区——市场经济，为同年中共十四大定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针的调子，让中国从计划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这位88岁老人用个人的意志和影响力，重新给一度停滞不前的改革注入巨大活力，造就了中国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恰逢中共今年秋天将迎来政治代际交替的“十八大”，中国改革又走到该往何处去的十字路口。
两派思潮激烈交锋
面对中国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的贫富悬殊、利益集团的固化、国进民退、道德滑坡等多个问题集体爆发，学术界左右两派思潮再度激烈交锋，左派希望重返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右派崇尚西方民主与自由的理想主义。有人认为中国不能迷信改革，有人呼喊加快政治改革，但没有人能为改革厘清方向，反而带来更多困惑。
相隔20年，历史巨轮的轨迹竟如此相似。
不过，有别于20年前，中国已没有政治强人。进入集体领导的中共政权要如何通过党内民主凝聚共识推动改革？要如何破除利益集团却又不伤及个人利益？要如何展开一次思想上的集体南巡？这些都是下个发展阶段所须克服的挑战与难题。
追溯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党内受到挑战。
面对国外风起云涌的变换及国内改革出现动摇的局面，一手推动中国打开门户的邓小平再启动一个重大行动，他决定南下出巡，动员地方力量来贯彻自己的意志。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他先后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沿途尖锐地抛出“谁不改革谁下台”、“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还是防止左”等等重话，经深圳媒体报道后，震动国内外。
当时的中国社会仍对姓“社”姓“资”问题争论不休，邓小平的一席话破除了人们的思想枷锁，扫除传统意识形态对改革开放的阻碍。
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对于改革要往哪里走，邓小平石破天惊地提出“市场经济”概念。他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从现在的眼光看，人们或许难以想象，1992年之前受意识形态所累，“市场经济”的提法在中国政坛是个禁区。为避免政治敏感，一般都用“商品经济”的俄语表达方式来代替。
邓小平的个人威望让当时的中共领导层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的南巡观点，1992年10月12日中共举行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总书记江泽民在政治报告中提出首要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目标，中国经济改革步伐开始加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分析，邓小平“南巡”的意义在于解决了当时中国改革所面临的两大难题，即改革路线的确定和改革路线的执行。《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甚至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都起到了“挽救党、挽救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
走过20年，面对各种危机感加剧的当下，中国呼唤“邓小平”的声音在微博上传出。中国经济学者韩志国问道：“20年过去，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远未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化改革全面倒退，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未动。邓小平深受旧体制之害才能从旧体制中杀出血路，现在都深受现体制之惠如何才能产生改革的领军人物？
虽然中国领导人重复强调改革不动摇，但舆论已多次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仍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也频繁搁浅，社会领域的改革更是成效有限。
改革的失焦乏力体现在多个涉及全社会层面的问题，包括利益集团链条形成，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勾结；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失衡，造成“国进民退”现象；官民关系恶化，群体事件频发；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两极分化趋势；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消费主义、金钱至上观念泛滥，造成道德败坏。
与1992年不同的是，舆论和思想界争论的焦点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姓社”“姓资”，而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
学者：目前存在
三大既得利益群体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点出，中国目前存在三大既得利益群体：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以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和以房地产、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群体。
这三大利益集团的形成，都与公权力没有被严格制约以及制度设计中的漏洞有关。
他提议，要破解既得利益集团，必须从改革公权力入手，包括果断地从制度上割断政府官员与商业活动的联系；启动国有垄断行业的改革，从制度上废除为党政官员输送经济利益的不合理链条；实行严格的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实行广泛的官员差额选任制度，给党员、公民更多的选择党政重要官员的权利。
周瑞金则指出，中国目前正在交叉路口徘徊不前，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利益集团绑架，走向权贵资本主义。他认为，加强党内民主必不可少，十八大换届是个值得珍惜的机会，不妨从乡镇差额选举层层递进。至于这一轮的改革动力从何来，郑永年认为要从地方开始实践，然后通过“顶层设计”把地方经验提升成为国家政策，推广到全国去。
他指出，这些年来，地方各方面的改革试验一直在进行，包括浙江的政府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模式；广东的外向型企业的转型和公民社会建设模式；重庆的国家动员模式；江苏的公推直选等等。
邓小平南巡是中国改革开放重要的里程碑。2002年，官方对邓小平南巡十周年冷却处理，当下2012年，虽有中国媒体以特稿形式纪念邓小平南巡20周年，却未见官方有纪念活动。
当局或许顾虑到今年是中共换届之年，一切还是以“稳”为主，不过却有舆论将之解读为官方对改革裹足不前。
微博上有人问道：“邓小平当时强调，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奇了怪了，邓小平南巡20年，居然没看到官方的纪念活动，如此讳莫如深，改革真死了？”
simtw@sph.com.sg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2012-01-18）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