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正常的路由器运行状态:边地母亲 第9章——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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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地母亲——五万进疆女兵的婚姻白皮书》第十章：“组织”上把她介绍给了一位起义的“国民党”
第十章：开开荒的日子里，她曾爱上了一位连长。在拖拉机的训练队里，苏联来的教官也曾上过她的当。后来，没有留神，“组织”上把她介绍给了一位叫李建修的“国民党”。“国共合作”的半个世纪中，又经历了多少次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开荒时的老连长为什一次又一次次的救过她和李建修的“命”，帮过她和“国民党”的忙。呵，叶尔羌河畔，那株美丽的胡杨……
连自己都想不起自己是谁的人
在新疆南部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浅腹上，在一个叫羊塔克地方，我在寻找一位老兵……
我是在新疆军区兵团军事部一位战友那里，听说这位1952年进疆女兵故事的。据战友说，这位女兵在“文革”中，只因说了一句“下一辈子还要嫁给国民党”，被关进了牛棚，被迫在羊塔克放了整整十几年的驴。
羊塔克，胡杨的故乡。胡杨，是沙漠的旗帜和图腾。
行走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周边，遥想当年那一片片孕育过西域36国的绿洲，而今早已随着那曾经狂嘶的烈马，升腾的狼烟，飞旋的胡舞，激越的羯鼓，穿梭的驮队……还有那绵延万里直达中原腹地的烽燧、丝路，都已被大漠的沙雨洗礼成了斑驳的碎片。
千年之后，当我们再踏上这条曾径昌盛一时的丝绸之路时，除了几个残破的驿站，几处坍塌的烽台和几座叫做遗址的古城外，你能看到的就是沙漠的旗帜胡杨了。
关于羊塔克，在新疆有多种解释。古老的突厥语说羊塔克，是八千里胡杨林，当代的维吾尔语又将羊塔克，译成了八千棵胡杨树或是胡杨的故乡。而今天生活在这里的刀郎人却说：“羊塔克嘛，就是有好多好多胡杨的地方。”
看来，不管怎么说，羊塔克的意思里都包含着胡杨，只不过是胡杨的多少不同罢了。这种不同的说法，是附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从早期突厥人，到当代的维吾尔人，再到今天的刀朗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少说也有几百年了。
早年间的八千里胡杨林，能留下现在这么一片也就不错了。据新疆环保局的同志讲，在塔克拉玛干大漠的四周，没有哪里的胡杨能比羊塔克的胡杨更老、更多。
深秋的羊塔克，最美的景色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胡杨林了。中国人有一种说法叫“春天的花草，秋后的树”。秋后是赏树的季节，胡杨，就是这样一种耐得住人们欣赏的树。她从一亿三千万年前就长在这里了。一亿三千万个深秋，她年年都在这个季节迸发出的最丰满的生命之美。那火红、刚烈，那凄婉、金黄，在漫漫黄沙之上，裹着苍云顶着青天的孤傲，如歌如诗如画如梦的华冠，会让人产生月光下，去触摸朦胧隐约的感觉，会让人踏着晨曦，去拾起每一片落叶……
我要找的老兵叫胡子秧，是1952年进疆的山东女兵。
我在兵团农三师45团机关大楼里转了几个圈，也没打听到她的下落，几乎所有的人都肯定地告诉我“我们45团，没有这么一个人。”
就在热心的人们建议我，去40、43、44团找找时，一位维吾尔老人却对我说： “我跟前嘛，有一个战友，她跟前是1952年来的山东女兵。你嘛，她的跟前好好的问一下。”
路上，老人告诉我，他叫玉来提，是新疆“三区”革命的老兵，解放后他们的部队改成民族军（即五军）骑兵三团。1951年从伊犁移防南疆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这里，他是1962年到麦盖提的。
他要带我去找的这位山东女兵，是他的战友。
老人将我带到了离团部不远的一户人家门前，说：“她们家的房子到了。你跟前等一下，我门叫一下。”
这是新疆南部地区常见的那种院落，既有当地的维吾尔风格，又有汉族特色。庭院很大，一架葡萄从院子的大门一直延伸到主房的廊前，两侧则是花园和菜地，整个院子显得勃勃生机。
玉来提的战友正在院子里修剪她的花木。
当我说明来意后，她想了半天才说：“你找的不会就是我吧？我原来的名字是叫胡子秧，可自从1958年到了这儿就没人叫了。这里的大人小孩都管我叫我胡杨，我自己也就认了。几十年没人叫了，猛一说胡子秧，连我自己都想不起来胡子秧是谁了。”
我又问：“您是1952年，从山东蒙阴入伍的吗？”
她说：“是呀。俺是蒙阴县长路镇的。”
“那，和你一起来的女兵中，还有没有姓胡的，叫胡子秧的？”我又问。
“没有。俺跟你说，那茬女兵中就俺一个姓胡，你找的就是俺。”胡阿姨认真地说。
谢天谢地，在羊塔克，我终于找到了山东女兵胡子秧。
不过，她现在的名字叫胡杨。
叫胡杨，不是因为胡子秧想“下辈子还嫁国民党”那件事，而是和共产党的一位将军有关。
将军叫王季龙，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任政治部主任。
那是1952秋天，胡子秧所在部队正在塔里木河中游的沙雅垦区开荒，王季龙来这里视察。休息的时候，指导员通知胡子秧参加座谈会。会上王季龙问她叫什么名字，是从那里入伍的？
胡子秧说：“俺叫胡子秧，是从山东蒙阴入伍的。”
王季龙又问她是那几个字。
胡子秧就说：“是胡子的胡，胡子的子，地瓜秧子的秧。”
没想到胡子秧的解释，顿时引来了一片笑声。胡子秧急了。说：“这有什么好笑的，俺本来就是胡子的胡，胡子的子，地瓜秧子的秧嘛。”
指导员听到这里怕王季龙不明白，马上说：“她姓胡，就是胡宗南的。名字叫子秧，就是儿子孙子的子，秧就是秧苗的秧。”
没想到指导员解释，让胡子秧更急了。她说：“俺才不是胡宗南的胡来，谁跟他一个姓。俺就是胡子的胡。”
王季龙就笑着说：“对。胡子秧同志的胡，不是胡宗南的胡，这是革命立场问题。不过胡子的胡也不好，一个女同志那来的胡子呀，我看胡子秧同志的胡，是胡杨的胡，胡杨树的胡。我说的对吗，胡子秧同志？”
胡子秧这才连连点头说：“俺听首长的，俺听首长的。”
会后，王季龙要走的时候，又叫住了胡子秧，说：“我有一个建议，你的名字，不大好记也不好听，我建议你不如改成胡杨。我们革命战士就应该象胡杨树一样，扎根新疆，扎根大沙漠。”
指导员当好即表态：“是。坚决执行首长命令。”
王季龙却说：“这和命令无关。我只不过是个建议，改不改还要听胡杨，不是胡子秧同志的。”
胡子秧就说：“俺听首长的。”
从此，胡子秧就成了胡杨。
女兵胡杨和一位连长的初恋故事
送走了王季龙，指导员就在地头上向大家宣布了王季龙的“命令”：“根据首长指示，我连女兵胡子秧同志，从现在起正式改名叫胡杨，希望大家记住这个光荣的名字，也希望胡杨同志不辜负首长的希望，把改名当作是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改名要从改思想、改作风改起，告别旧的胡子秧，做一棵扎根边疆、扎根大漠的胡杨树。”
起初，胡子秧对战友们称她胡杨还不习惯。有几次连里点名时，她都忘了胡杨是自己的新名字，愣了半天都不知道回答。每当这时边上的战友就会小声地告诉她，“胡子秧，叫你呢。”这时，她才羞答答的应个：“到！”
慢慢地，她习惯了胡杨这个名字，当有人再叫她胡子秧时，她会很认真地告诉人家：“俺现在不叫胡子秧了，请你叫俺胡杨。”
说来也巧，胡子秧改名胡杨之后，好事就接二连三地向她走来。
当年，她在山东入伍的女兵中，第一个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又出席了南疆军区先进分子代表大会，受到王震将军的亲切接见。加到连队不久，新疆军区南疆生产管理处，在各生产部队选拔女拖拉机手，胡杨没争没抢又被选中了。临走的那天晚上，连里专门给她开了个欢送会，连长说：“胡杨同志，这次去学开拖拉机是百里选一，她能成为新疆的第一代女拖拉机手，是我们全连的光荣。听说这次开的拖拉机和老师都是王震司令员从苏联老大哥那里请来的。要不了几个月，胡杨就能给咱们开一台苏联的拖拉机回来。到那时候，咱们再开荒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她一个人就能顶咱们一个连。”
会后，连长还给她送了一支钢笔，让她好好学习。其实，胡杨心里很明白，连长对她“是有想法的。”几天之前，团组织科的朱副科长还专门找她谈过一次话，向她介绍了连长的履历，让她在工作中和连长多接触接触，如果感觉还可以，就写个申请，国庆节的时候参加集体婚礼。随后，连长就找过她几次，她才知道连长是山西人，1947年参的军，是位战斗英雄。几次下来，胡杨也没给连长一个准确的答复，从来没说过行，也没说过不行，但是，周围的姐妹们都知道连长看上胡杨了，甚至有人私下里跟她开玩笑，叫她“二连长”。
胡杨从连长手里接过钢笔时，认认真真地看了连长一眼，说：“俺记住了，你放心吧。”
50年后，胡杨阿姨说：“那天，我是头一回那么看他，也头一回没叫他连长，只说了句‘俺记住了，你放心吧’就走了。出门的时候，他又把我叫住了，给我送了一条浅黄色的苏联毛巾。他去拿毛巾时我又偷着看了看他，觉着这人还可以，实实在在的，也没什么怪毛病，比指导员还有文化，就是年龄大了点。
心想，实在不行，等学习回来就答应他吧。第二天走的时候，他又替我背着背包送到团部，一路上也没说什么，几次看他想说什么又没说，我就跟在他后头，也不说话。快到团部时，他停下来不走了，好像费了好大劲才说了句‘到哪里好好学习，要注意身体，别挂着我们的事，等你学好了再说。’他说完就看了着我。我也不知怎么的，当时就觉得自己心里挺热的。使劲点了点头，说了句你回去吧，眼泪就出来了……”
葡萄架下，胡杨阿姨的脸上泛着淡淡的红晕。她继续说：“我们俩都低着头，在原地站了半天，谁也没走。最后还是他说，去吧，好好学习，我等你回来。说完他就走了，我在他身后又使劲点了点头，一直看着他走的我看不见了，我才转过身来……”
半天，胡杨叹了口气，说：“用今天的话说，哪可能就是我的初恋了。”
“后来，你们为什么没走到一起呢？”我问道。
“后来，他到喀什来看过我一次，我也回去过一回。再后来，就阴差阳错，他调到了帕米尔的边防部队，我分到了英吉莎的生产部队，慢慢地就没了联系。”
胡杨的初恋，是我掌握的背景材料中，所没有的细节。于是我又问：“那你们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吗？”
胡阿姨笑笑说：“见过。1962年，他从部队转业到麦盖提当副县长，带着老婆孩子专门来看过我。那时候，我结婚都好几年多了，大女儿李瑛都会走了。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分手后，他从边防部队又被派到苏联去学习。他回来后，去军区去打听过我的下落，知道我结婚了，就在当地找了一个中学教师。夫妻俩很般配，都有文化，日子过的也很好。现在他爱人还在和田，我们经常走动，去年她还到我这里住了好些日子。1997年连长去世的时候，我和我老头子都去和田参加了他的追悼会。那是个好人，在5个县当过副县长、副书记，一辈子没离开过南疆，直到退休才给了个副地级……”
胡杨讲得很缓慢，也很深情。从中不难看出，她和连长的初恋是她一生中最美、最深的记忆：“1960年他刚到麦盖提，他就和爱人骑着马，抱着孩子，还带了一只羊，到羊大漫来看我们。当时我们都在羊大漫开荒，他们路上走了一整天，孩子都成了小土人了。那天晚上，他们就住在我家里了。我和她妻子就像姐妹一样说了大半夜的话。原来他爱人也是一位老兵，是1949年从甘肃临洮入伍的知识分子，进疆后在二军教导团当文化教员，后来支援地方时，调到了阿图什中学当老师。他从苏联学习回来后，分到军区联络部工作，听说我结了婚，心情不太好。有一次赛福鼎（时任新疆分局常委书、新疆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政委，陪同苏联专家到阿图什参观，阿图什是赛福鼎的老家。苏联专家提出要到那里听民间艺人弹唱《玛纳斯》，他就来给赛福鼎和苏联专家当翻译，她爱人当时也被抽来搞接待。在一次舞会上，赛福鼎问他结没结婚，他说还没有。赛福鼎就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就这样他们认识了，一个月后就结婚了。我们俩个女人说话的时候，他们俩个男人就喝酒，一直到了后半夜都醉了才睡。”
“第二天早上，他们走的时候，他还跟我老头子说，胡杨本来应该是我的媳妇，可惜我们俩个没缘份，你小子有福，一个国民党娶了这么好个老婆，你可要好好待她一辈子，否则我会找你算帐的。后来，他们俩个也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文革中我们挨整，他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还给我们说了不少好话。”
这就是女兵胡杨的初恋。一个自自然然的爱情故事，一个合乎那个时代道德水准，还有中国传统美德。
在我采访的上百位，当年进疆女兵的婚姻故事中，女兵胡杨的爱情算得上是一个经典，一个属于那个时代的经典。
女拖拉机手胡杨和她崇拜的偶像
胡杨告别了初恋的情人和她心爱的连队，一路歌声到了拖拉机手集训队。
集训队设在二军教导团驻地，也就是今天疏勒县郊的荒地。这里是王震部队进疆后，自己动手开垦的第一片土地，也是当时进疆部队的生产示范基地。
胡杨报到时，从苏联购买的拖拉机还没运到。三十多个学员就边参加教导团的生产，边学习文化。那段日子，胡杨天天都在背诵连长的那句话“胡杨同志，这次去学开拖拉机是百里选一，她能成为新疆的第一代女拖拉机手，是我们全连的光荣。”
每当想起这句话，胡杨的心里就有说不出的自豪感。她暗暗下决心，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一定要当好这个女拖拉机手。
拖拉机和苏联教官终于来了。20台崭新的斯大林100号停了一大排，胡杨高兴地像个将军，来来回回检阅了几十次。理论学习开始后，胡杨难住了。她只有小学文化，特别是在10个女学员中，她的文化最低的一个，笔记都记不下来。再加上教官用俄语讲课，教师讲一句翻译翻一句，翻译又不正规，他自己也不懂机械，好多技术术语翻不过来，经常气的教官用汉语骂他笨蛋。“我要是和那翻译比就更是笨蛋了。”胡杨想起当年的学习生活，仿佛又回到了五十多年前的日子：“听不懂也得学，记不下来也不行。那个老毛子教官安德列也夫特别凶，每隔一俩天就检查一次笔记。他要是看着谁的不对劲，当场就给你撕了，让你再补上。开始我记不下来，好多字都不会写，我就发明了一种只有我自己认识的记法，会写的就写，不会写的就画。画的还是符号、小人、小动物，别人看不懂，只有我自己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行了。可那个安德列也夫偏偏就盯上我了。有一天，他在教室里边讲边走，我只顾记笔记了，没看到他走到我跟前。记着记着怎么就没声了，我抬起头来一看，坏了，他就站在我边上，我赶紧用手去捂本子，可已经来不及了。他一把夺过我的笔记，同时大声用俄语喊了一句‘浑蛋，滚出去’。”
“俄语？哪你能听的懂吗？”我笑问。
“听的懂。当时新疆到处都在学俄语。再说平时经常听他拿这句话骂人，开始我们也不懂，还是翻译偷着告诉我们的，时间长了大家就都知道了。我当时也来劲了，心想你凭什么骂我？我哪些错了？不就是我文化低，记不下来，才让你逼成这样的吗。我就用汉语还了他一句你才是浑蛋呢，没想到他也听懂了。安德列夫当时就急了，一点教官的风度也没了，直接就抓着我的胳臂往外拉。这时我反到平静了，冲他笑笑说，对不起，安德列也夫同志，请你尊重中国妇女的人格。这次他听不懂了，就问翻译我说的是什么？可王翻译死活不敢翻译给他听，多亏我们班上有个民族军来的学员，好像是叫吉米提·哈斯木吧，他主动站起来，给我当起了翻译。安德列这才老实了，十分绅士地对我说了句对不起。然后，他就拿着我的笔记本发挥开了，说我上课不认真听讲，不记笔记，在课堂上画画，还说我是没有任何艺术天赋的画家，画的全是丑陋的艺术。最后，还说他将建议开除我。听到这里我真的急了，就和他争了起来。说实话，刚开始我也没那么大的胆，怕大家笑话我没文化，用画记笔记，又怕让领导知道了不好。那时候苏联是老大哥，惹不起，动不动就拿影响中苏两党两国和两军关系来批你。可一听要开除我，我急地哭着告诉他，我不是画画，我是在认真地记笔记。我说，由于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好多字不会写，又怕跟不上课，就想尽一切办法来记。笔记本上的各种小动物、小人和符号都是我的听课记录。起初他还不信，把我的笔记本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后，又让我讲了许多符号、小动物是什么意思？我就一个一个地给他回答。谁知道他听着听着就一把拉过我来，在我的额头上狠狠地亲了一口，顿时教室里就开始鼓掌了。”
“看来安德列也夫是让你的精神给感动了。”我也笑着说。
“可能是吧。那天下课后，他就带着翻译去找教导团的领导，说我是个了不起的学员，让团里表扬我。反正从那以后，他对我特别好，每次上完课，都要问问我听懂了没有，还专门让一个文化高的湖南女兵帮助我，把我白天记得只有自己能看懂的天书，再整理成正规的笔记。这样又学了技术又学了文化，到理论课结业的时候，我还考了个第七名，被教导团评为学习模范。”
胡杨接着说：“到上机时，安德列要回国了，又来了一个苏军的中尉教官接他的班，安德列还专门把我向那个叫吉洪诺夫的中尉作了介绍，让他好好关照我的学习，一定要把我培养成最优秀的拖拉机手。”
胡杨没有辜负安德列也夫的希望。
1953年3月21日，她驾驶着新疆军区刚刚从苏联购进的新式阿斯特拖拉机，在疏附县东南草湖的千里漠野上开出了第一犁。
从此，她和她所在的机耕队沿着塔里木盆地西南边缘的疏勒、疏附、阿克陶、英吉莎、莎车、泽普、叶城，一路向前开垦而去，直到1961年开进了沙漠腹地的麦盖提，她在南疆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连续在十个县的荒原上，开垦了几十万亩的荒地，最后，她落户在了远离麦盖提县城60多公里的一个农场，成了一株名副其实的大漠胡杨。
胡杨阿姨是位情格十分开朗，也十分健谈的老人。说到兴奋处，她的笑声能感染周围所有的人，自然动情处也能让人随她动容叹息，随她而泣泪咽喉。
我们还在葡萄架下谈话的时候，她用熟练的维吾尔语和玉来提老人说了些什么，老人就笑着告辞了。
其中，我还听懂了几个诸如‘塔玛克’、‘萨木萨克’、‘来西普鲁’、‘热合买提’等烟、大蒜、多少钱、谢谢之类的单词。开始，我还认为胡阿姨，向托玉来提打听大蒜之类的价格呢，没想到她是让玉来提给我们准备晚餐去了。本来我是要赶到
不一会儿，玉来提就和妻子端来了清炖羊肉、烤包子和麦盖提特有的大盘叶河鲤渔，还有一大堆的民族小吃。胡杨阿姨又从菜地里拔了些大葱、黄瓜之类的生吃菜。好一顿南疆风味加山东风味的招待之后，还是那个葡萄架下，我们又继续了先前的话题。
“吃西瓜吧。沙漠里的西瓜可比咱们老家的强多了，又大又甜，还没有污染。我能在麦盖提留下来，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喜欢这里的瓜果，那一年也得吃个两三吨吧。一个 人一年吃的瓜果，比在山东老家吃一辈子都多。”
饭后，胡阿姨说：“人这一辈子，只要心里认准了，没有什么苦不能吃的，也没有什么福不能享的。就说学拖拉机的事，我要不是认准了当个新疆的梁军，怎么也坚持不到后来。”
“梁军？是不是一元面额的人民币上，那个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我忙问道。
“可不是怎么着的。用你们年青人现在的话说，梁军是心目中的偶像，我是她的崇拜者，我可是给她当了一辈子的追星族。刚到集训队，第一次见拖拉机，我就想起了梁军。因为刚到新疆的时候，部队经常放电影，有一个纪录片上就有梁军，她穿一身列宁装，从斯大林50号拖拉机上走下来，站在踏板上，风吹着头发，脸上充满了自豪，再加上那个镜头还是仰拍的，就更美，更神气了。”胡阿姨说：“我第一次上车的那天，我起得特别早，专门挑了套新军装穿上，又扎了一条宽武装带，偷偷练了好长时间梁军上下车的动作。中午下车的时候，我还专门在踏板上站了一会，好好过了一把当梁军的瘾。从那以后，我开了25年拖拉机，不管是苏联的斯大林、阿斯特，还是国产的东方红、红旗，管它是轮式的还是履带的，反正我都是这个动作上下车。后来的拖拉机大多车上没有脚踏板，我就从报废的车上卸一个来焊上，因为我必须像梁军那么上下车才舒服。说来也怪，不论是心情不好，还是工作太累，只要下车的时候，往脚踏板上一站，头一抬，向远处一看，什么烦心的事都没了，心情舒畅地只想干活……”
女兵胡杨，自从1961年将她的拖拉机开进这片沙漠之后，她在这这片死亡之海的边缘上，战斗生活了40多个春秋，也将自己长成了一株坚韧无比的大树，一株真正意义上的胡杨。当我走近她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株，虽断臂折腰，依然死挺一副铁铮铮的风骨，虽伤痕累累，却立一树硬朗朗的本色胡杨。
啊，胡杨，三千岁的树，你无私地挡在沙漠的前沿，成为身后田园村庄、青山绿水和红尘世界的屏障，这是你生存下去的惟一目的和理由。你不期望人们知道，是你把将一切浮华虚幻让给牡丹，让给了茉莉，让给了桃花，让给了稍纵即逝的花花草草，而将披肝沥胆的风沙留给了自己。
稀里糊涂嫁了个“国民党”
初春的南疆，季节和北方平原相差无几，桃红柳绿的日子又光临了这片出产歌舞和瓜果的土地。从集训队结业后，胡杨渐渐失去了“连长”消息，初恋的记忆也随着垦荒的犁铧，被她深深地埋进了泥土。当爱情再次光顾她的时候，已是1955年的春天了。
当时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已经成立，虽然部队分成了生产部队和国防部队两个体系，但是很多地方还没有完全分离开来，就象胡杨所在的机耕队就还没有脱离军队的建制，他们仍旧是现役军人，属于军队的建制，拿的是军饷、穿的是军衣、授的是军衔，干的却是生产部队的活，开垦的依然是一片片的处女地。
机耕队进入黑孜戈壁东北的苇子滩，已径两个多月了。当人们在胡杨他们新开垦出的几万亩土地上播种的时候，23岁的女兵胡杨也开始了她的恋爱季节。那是一天下午，胡杨正在复耕一片条田，指导员黄满春叫她马上到农场筹建功立业处去一趟，说军区生产管理处来了位领导找她谈话（当时机耕队建制上归南疆生产管理处，但开荒开到哪里就归哪里管）。她把车子没熄灭火就交给了老黄，下车的时候还来了个标准的梁军式动作。等到了筹建处也就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生产管理处来的高副处长就拉着她去一起吃饭，饭桌上她才发现有两个不认识的人。高副处长就指着一个大高个儿给她介绍说，这是刚从22兵团调来的李建修副参谋长，希望你们今后加强了解，相互支持。
胡杨就说了一句首长好。
随后，就问找她有什么事？
高副处长就说：“喜事，等会你就知道了。”
晚饭后，高副处长召集机耕队开会，宣布胡杨任机耕队副队长的命令，并特意强调是破格从班长提升为副连级干部的。胡杨还在云里雾里的时候会就结束了，紧接着高副处长就在队部和她谈起了她的个人问题:“胡杨同志，你最近个人问题有什么想法？”
“还没有？”胡杨说。
“这可不行。你们机耕队十几位女同志，现在除了你，人家都结婚了。前几年，听说你找了个连长，后来又不行了。个人问题还是要听组织安排，我这次就给你介绍一个。”副处长说。
“谢谢组织上的关心。现在工作这么忙，我又刚提干，应该好好工作，想过几年再说。”胡杨说。
“那可不行呀,你现在是党员干部, 在个人问题上不能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这样吧，你今后多和李建修同志接通角触一下，那是位不错的同志，也是我们的团结的对象，争取周末把婚结了。”高副处长说完就让胡杨表态：“你要是同意，就尽快写个申请。”
胡杨没有丝毫思想准备，就说：“我又不认识他，能不能先了解了解再说。”
“你不了解他，难道组织上还不了解他吗。胡杨同志，你可以谁都不信，难道你还不相信党组织吗。组织上会把一个不好人介绍给我们自己的同志吗？”高副处长说的很坚定，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
胡杨明白，她不能对抗组织。再说几年来，她看到身边的姐妹们一个一个的先后在“组织”的介绍下都嫁了人，如果不是过去她和连长的事人人知道，恐怕她早就为人妻母了。有时她也想自己的幸运的，当兵五年了，还没有谁硬性给她介绍过对象。
看来今天，高副处长是要动真格的了。他见胡杨不说话，就说：“李建修同志，是从22兵团调来的干部，他自身的条件是很高的，组织上也十创始器重他。他个人和组织上都希望能找一个政治觉悟很高的女干部，所以我才找你。刚才吃饭的时候，他对你的印象很好，夸你很不错。再说了……”
胡杨没听清高副处长又“再说了”些什么，她只是感到“组织上”没有考虑她的个人情感。她还不想嫁人，她心里还有“连长”的影子，她还想当好新疆的梁军。
总之，谈话的后期，就成了高副处长想高副处长“组织”的事，胡杨想胡杨自己的事。
最后，高副处长问她“听明白了没有”时，她只是茫然地点了点头。
高副处长就说，“这就对了，这说明你没有辜负组织上的希望，是位好同志。”
之后，胡杨和李建修见过两次面，前后不到一个小时。
胡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李建修是个比较斯文的人，第一次见面就问了问我的履历。他自己的事却只字没提。不过从口音中，我能听出来他是南方人，是哪个省的没闹清。”
胡杨又说：“第二次见面更简单，是在我的机车跟前，他来规划水渠时遇上的。这次他只是问了问我的工作情况，关于婚姻的事还是只字没提。他走了之后，我还想可能我们的事就算完了，因为他从来就没说要我嫁给他，或者是他喜欢我之类的话。那几年，这种事我见的太多了，每一个姐妹让人看上了，只要组织上一出面，男的就来找了。一见面就是先介绍自己的履历，再让女方给他提意见，只要是女方没给他提出大的意见来，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他就回去写结婚申请了，等组织上一批，要不了两三天，把两个人的行礼往一起一搬，就算结婚了。可李建修两次都没对我说什么，甚至连我多大了都没问，所以我就想我们的事可能完了。”
然而，就在胡杨准备忘了这件事，高副处长从和田检查完工作又来了。他又找胡杨和李建修共同谈了一次话，说：“你和李建修同导的结婚申请，经组织上已径批准了，今天你们就结婚吧。”
李建修很腼腆地看看胡杨后，对高副处长说：“感谢领导对我们的关心，我们会努力工作报答党组织的关怀。”
胡杨却说：“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再想想。”
高副处长见胡杨还没完全想通。就对李建修说：“那就让李建修先回去准备、准备，我们俩个再谈谈。”
李建修走后，高副处长就问在胡杨还有什么想不通的。胡杨就哭。开始高副处长还劝，可越劝她哭的越伤心，越有劲了。最后，高副处长也不劝了，反而鼓励她哭：“哭吧。哭吧。哭够了好出嫁。如果姑娘出嫁都不哭，那就是嫌忍娘家不好、不亲。”
说完，高副处长一甩门走了。
胡杨在门响的一瞬间，竟然也停止了哭声。等她擦干了眼泪走出来的时候，她看见高副处长就站在离门口不远的地方。俩人对视了许久，谁也没说话。等高副处长走过来时，胡杨看见他的眼睛里也含着泪花，胡杨的泪就止不住地涌了出来。高副处长背过身去，擦了一把眼泪，才慢慢地走近胡杨，在她的肩上轻轻拍了拍说：“你是一位好姑娘，我和组织上向你表示感谢和敬意，请相信我，你们会幸福的。”
当天，在高副处长的主持下，胡杨和李建修走到了一起。
这天是公元
婚后第三天，胡杨才知道李建修是新疆“9·25起义”军官，湖南郴州人，比自己大11岁，起义前曾在陶峙岳的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部任少校工兵参谋，而且还是一位有着18年党龄的国民党党员。
新疆和平解放后，他曾和一百多名起义的国民党校级军官一起登报声明彻底退出国民党。
“你说傻不傻，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嫁了个国民党。”
胡杨阿姨自嘲地说：“婚后，我才知道他是暨南大学水利系毕业的学生，1943年应征到南京国防部当了工兵参谋，后随屈武将军进疆，参加国民政府和新疆‘三区民族军’和谈，被留在了陶峙岳的司令部，当了工兵参谋，主要负责北疆伊犁地区的水利工程。1952年，南疆部队进入大规模的开荒生产，急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他就从22兵团调到了南疆军区，从阿克苏地区的塔里木河畔，开始了南疆地区一个又一个农场的设计勘察，等他和胡杨结婚时，已完成了30多个农场的设计。
后来这些农场就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农三师和今天南疆军区所属部队的农场。”
半个多世纪的“国共合作”
“我带你去看看胡杨林子吧，那片林子我几乎每天都要去。我看你也挺喜欢胡杨林子的。”第二天傍晚时分，胡杨阿姨突然对我说。
“好。”我说：“林子里的老树还多吗？”我问。
“这片林子保护的还比较好，基本上还是原始生态。当年我们刚来的时候，就连我家方都在林子的深处，几代人开荒种地，烧火取暖都靠这片林子哟。”胡杨阿姨深情地说：“如果不是保护的早，恐怕早就没了。”
在金色的夕阳中，我和胡杨阿姨沿着叶尔羌河最后的那缕河水，向林子的深处走去……
沙漠里的黄昏和夜晚几乎是同时降临的。当晚霞抖落了一身华彩，夕阳的余辉投还停留远处的沙丘和近处的田野上时，月亮就迫不及待地跳到了天上来了。原本洁白的脸儿让落日涂上了一层淡淡的焉脂，透亮娇艳。日月同辉，原来就是这样的美丽。秋风中，日和月的光芒下，林子里的每一片胡杨叶子，都染着日月的光芒，灿烂无比。
“太美了。”我情不自禁地说：“这是我平生见到的最美的时光，最美的树。”
“我也很喜欢这片林子。这里的每一棵树都是人学习的榜样，它能包容所有的东西，我家的老头子在世的时候常说，胡杨是能包容一切的精灵树。”胡阿姨说得很动情：“这种树很通人性，春天沙漠里的人还没感觉到春风的时候，一片片的小叶子就从苍老的枝条上长出来了。入夏的时候，其他的都绿了，也都开花了，它显得十分平谈，可能到秋后，其它的树木都没叶了，它的叶子却随着一场又一场的风霜，从绿变金黄，再从金黄变得火红起来，就是到了严冬那时子也落不光，越冷，越红，越好看。”
也是那年
胡杨是踩着李建修的脚印，走进这片林子的。
李建修和他的规划队，规划出一个农场，胡杨和她的机耕队就跟着过来开荒，地开出来了，部队和兵团就跟着组建一个新的农场。
到1960年6月，李建修和他的战友们在叶尔羌下游规划出最后一个农场后，南疆军区农场规划队（当时已改称测绘队）和机耕队就奉命全部留在了这里，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
胡杨和她的机耕队，是1960年冬天才来到这里的。
那时，他们还都是有军籍的现役军人。本来1957年12月，军委根据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部队民族干部问题的报告》，向新疆军区下达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现有军籍人员转业复员的命令》，但是由于兵团和南疆军区都需要这两支特殊的队伍，就一直保留了他们的军籍，直到1960年12月，他俩才正式办理了转业手续，从而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历史上，最后一批脱离军队建制的特殊军人。
“我们结婚后，我开我的车，他量他的地，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不过他对我特别好。说实话，结婚不久，我就越来越喜欢他了。高副处长说的没错，组织上是不会把坏人介绍给我的。他一辈子为人脾气好，说话从来都不会大声粗气，就是我和他吵架，他也不生气。有时我就故意气他，说他是国民党。再后来，我就不叫他的名字了，干脆就叫他国民党。有人在场的时候，偶尔你叫他个老李或是李建修，他就笑着说你怎么不叫国民党了。我就说给你点面子你还不要呀，臭国民党。就这样，我们在家里进行了几十年的国共合作。有时候老姐妹聚到一起，说起自己的男人，就都夸我们家的那个‘国民党’好，我就说那是让我这个共产党改造的。”
“人难能可贵的是对自己、对他人一辈子都表里如一。”胡杨又说：“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俩虽说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却相敬如宾了一辈子，就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他被关起来了。红卫兵说他对国民党，让我和他划清界限，我就说他原来是国民党这不假，但他不是反动派，他是好人。他们就打我，让我在离婚书上鉴字，我一气就写了个‘下辈子我还嫁给李建这个国民党’，结果我成了死不改悔的顽固派，连党籍都给开除了……”
北京时间二十二时，太阳和月亮都还挂在沙漠的上空。
林子里的气温却明显的降了下来。这时才感觉到沙漠里的秋天真的来了。
胡阿姨沉默了许久才说：“人这一辈子就得过的平静一些，心劲不能太高了。想想现在不是什么都过去了，一切都平静下来了。我被开除党籍后，也被打成了反革命，和他一起关进了牌楼劳改农场。刚一见面他就说你也来了，这下咱们可臭味相投了罢。我就说你是国民党我可不是，不过我还就是喜欢你这样的国民党。就是打死我还是这句话，如果真有下辈子，我胡子秧（当时造反派已勒令她不许再叫胡杨，说反革命投机分子胡子秧不配有这样的名字）还是要嫁给你这个国民党。他就说，人活着就要象胡杨才行，不管沙漠怎么干，怎么苦，风沙怎么大，它都照样长，照样活，照样年年发芽。”
1968年，胡杨因“下辈子还要嫁给李建修这个国民党”，而被关进了南疆地区最大的监狱——牌楼农场。
不过她和李建修都不是劳改犯，而是设在监狱里的一个牛棚式的“五七干校”里的学员。期间，不断有专案组来调查他们的案子，每当这时都会有人代表组织，让胡杨揭发国民党李建修的罪行，都会有人劝她和国民党划清界限。她就据理力争。她说：“李建修起义前是国民党，可起义后是解放军的干部，如果说他是国民党，但他不是反动派。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南疆的那个农场不是他设计规划的，就算他是国民党，那他也是好国民党，是帮助共产党的好国民党。让我和他划清界限，我是她老婆怎么划？划清了那我就是罪人，就是不听党的话，是党让我嫁给他，我死也要听党的话，如果我和他离了婚那就是对党的背叛。我胡子秧绝对不会干出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来。”
后来，他们先后离开了牌楼农场的“五七干校”，回到了沙漠中的农场。从那时起，他们夫妇俩就天天结伴来看胡杨。文革结束后，给他们冤案才得以平反，落实政策时，组织上问她还有什么要求时，她说：“有。第一，我还要叫胡杨，不能再叫胡子秧；第二，得让整我的人给我说个清楚。”
走出那片林子时，胡阿姨说：“他也没劝我，就拉着我去看胡杨。好好学学胡杨树，用平常心态做人，用胡杨的品德包容一切。慢慢地我就真的成了胡杨树了。”
告别胡杨阿姨的那天，我又去了一趟那片林子，认认真真地读着那一株株不言不语的胡杨，悟着胡阿姨引用的李建修语录含义。
“胡杨，是能包容一切的精灵树。”
是呵，在这片林子中，有梭梭、红柳，有芦苇、甘草，也有野草、荆棘和一簇簇，一丛丛叫不上名字，分不清属科的花草，他们为什么能够呛和谐的生活在这片沙地里？
容与和，原本就是儒学的精髓。
胡杨只所以能从1.3亿万年前延续到今天，靠的是一大巨大群体的力量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团队精神。这是典型的东方群体文明构架，是一种同种、同族、同根、同脉、同命运的东方文明。
呵，胡杨可以包容天与地，可以包容人与自然。
《边地母亲——五万进疆女兵的婚姻白皮书》第十一章：奎屯河的女人童淑英
第十一章：“组织上“让童淑英到奎屯河来的真正目的，是让她和“看上她的”副部长完婚。她却借一位敢死队长案件，以死相抗，“吓”走了副部长。新来的破冰连长掉进冰河，她用自己的身子悟活了连长，也悟出了一个家。连长再次倒在了奎屯河里，她顶替自己的男人当了连长。退休之后，她和连长的儿子，又成了这条奎屯河上的破冰连长。童淑英，一位属于奎屯河的女人。
在新疆，人们喜欢把奎屯附近这片“三不管（克拉玛依市、乌苏县、沙湾县接壤处）”的地方，叫“金三角”。据说，这里是北疆的地理中心，同时也是天山以北经济带的中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师部，就坐落在这个中心的中心——奎屯市。
这个地方叫奎屯，是因为这里有一条河叫奎屯。如果没有奎屯河，奎屯市就不会存在。就是存在，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因为有了这条河，这片荒原才有了自己的名字，才会出现在地图上。因为有了这条河，王震和陶峙岳的部队才会选在这个地方驻扎，才会在这里开荒、种地、盖房子。因为有了这条河，才会有一大批湖南、山东、上海的女兵来这里，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因为有了这条河，才会有童淑英和河的故事。
1999年10月，童淑英还清醒的时候，给她的儿女们总结了她的一生：“我这一辈子，是嫁给这奎屯河了。没有哪个女人能跟我比?嫁给一条大河的女人，自己就成了大河，成了绿洲。知道大河为什么那么暴烈地从山里跑出来，就是想冲出大戈壁，想浇灌出一片绿洲，一片快马几天几夜都跑不到头的绿洲，全是庄稼和果园。”
你见过这么丰饶，这么辽阔的女人吗？
你见过这么丰饶，这么辽阔的绿洲吗？
童淑英就是这样一条大河，这样一片绿洲！
野性的奎屯河和野性的男人
在地名学上，有一个共识，凡带有色彩的地名，大都有其丰富的内涵。
奎屯，就是这样一个带着色彩的地名。
“奎屯”一词原于古老的蒙古语，原意为“冷的发蓝的地方”，直译就是“蓝色的寒冷之地”。相传是成吉思汉西征时，军队夜宿于此，正值寒冬，兵士们冻得连连口呼“奎屯”，因此得名。
不过，关于奎屯，我还听过另一个版本的地名起源，是一个和白雪公主有关的故事。
故事里的雪，是上帝的女儿。一位长翅膀的小公主。一年冬天，上帝带小公主出来游玩，途经奎屯上空，小公主看见雪花姐姐们都在往下跳，好玩极了。小公主也想往下跳。上帝见他最心疼的宝贝女儿也要往下跳，就吓唬她：“下去就没命啦。”上帝说的是实话，下去那么多雪，没见回来过。
小公主看着周围飞翔的雪花，羡慕得要死。那些雪在天上时都是一大堆一大堆，往下一落，就成了光彩照人的小鸟儿，落在地上又变成一簇一簇的花。小公主听不进上帝的话了，她不想在天上呆了。她想，天上有什么美的?就纵身一跳，就从天上下来了。
上帝气歪了嘴，就放出风把雪吹碎。风越大，雪越好看。离大地很远，小公主就成了花。
小公主落在地上，呆了整整一个冬天。在她的梦幻中，春天就要来了，她还有一次开花的机会。可春天一到，从天山里窜出一条冰冷的大河。牧人的羊群全被冻死了，马也大声咳嗽，喘不过气。开天辟地以来，谁也没见过这么暴烈的河，河里翻滚的不是浪花，是大块大块的冰，硬得跟铁一样的冰。它们前呼后拥，轰隆隆扑天盖地地呼喊着：“奎屯、奎屯”，向下游冲去……
奎屯，这个让人们失魂落魄的词，就是这样喊出来的。
牧人躲在地窝子里，抱着牲畜的脖子，动都不敢动了。
随后，这个恐怖的词就传遍大地，成了一条大河和一个座城市的名字。
在那个春天之后，憔悴不堪的小公主孕育出鲜花的蓓蕾。她要使出全部力量给她长上翅膀，跨越两个季节的生命才能飞翔。
当凶猛寒冷的奎屯河吼叫着扑过来时，雪静静躺在地上，动都不动。河抬头往四周看，它糟踏过的地方长出了绿草，草地上开满鲜花……
山东女兵童淑英来的时候，奎屯河流域驻扎着陶诗岳将军的一个师（九军25师）的兵力。部队从奎屯河里引水屯田，养育着一片片小小的绿洲……
童淑英，是从黄河入海口的那片滩涂上，穿上军衣，一路向西，最后落脚在这片荒原上的。
当时，她才18岁，和白雪公主下凡奎屯的年龄差不多。
她的两条大辫子，就像是套马绳一样，不论走到哪里，准能套住不少野性十足的军人。
和童淑英一起分到25师的还有130多人，全是清一色的山东大妮子。
她们在锣鼓声中到了沙湾县老炮台，一顿面条之后，队伍又集合了。几位干部模样的人出来，从排头开始和她们一一握了一遍手，就又有一百多人分别去了73团、74团和75团，留在师机关的就剩下了十几个了。
童淑英一看：“长得俊的、模样好的全给留下了。”
接下来她们就成立了一个女兵班，13个姑娘的主要任务，是给机关上的首长们当公务员，几个文化高的就兼文书这类的活。
几个月这后，女兵班就剩下了5个人，其他8个都嫁给了处长、参谋、主任了。
童淑英本来也被列进了嫁人的行列，看上她的是机关的一位副部长。
“组织上”已跟她谈了一次话，说副部长是河北人，新疆“9·25起义”军官，副团级干部。就在俩人准备见面时，奎屯河上的水工团出事了，副部长就给派去处理事去了。但是副部长走了没几天，组织科长就通知她也到水工团去。她知道，这一去恐怕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非得嫁给比自己大14岁的副部长了。
她就死活不愿意去，组织科长说这是命令，非去不行。
她就去了，可没想到这一去竟然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她在那年秋天，嫁给了一个“二百五”连长和那条让她自豪了一生的大河。
水工团，是由起义的国民党骑兵部队改编过来的，主要任务就是治理奎屯河，给垦荒部队的农田提供浇灌用水。
部队驻地就设在奎屯河边，一片水草丰美的野柳林里。在机关的日子里，童淑英就听说这支部队很苦、很累，所以这支部队的兵，也是从各个部队调来的一些“不要命”的主。再加上部队起义不久，没有经过很好地改行，进入垦区之前还在北塔山一带剿匪，旧军队的习气相当严重，而且还经常发生诸如打架斗殴、走火死人、调戏妇女这类的事。
童淑英还听说，副部长到水工团处理的就是一起和进疆女兵有关的事。
据说，前些日子上级机关给这个部队分来了16位女兵,考虑到担负任务最重突击连大龄官兵多,就专门给他们分了3位。
女兵们的到来，无疑是给一个个老大不小的男人们，注射了一支兴奋剂，但是，当40多个附合结婚条件的兵们，清醒地认识到他们之中，将来只有3 个人可以胜出时，奎屯河边的“三大战役”就此拉开了序幕。
又是几天少有的平静。之后第一战役开始了。兵们从刮胡子、讲卫生（当时讲卫生是男人讨喜欢的重要条件之一）开始，将一切可以公开展示男人阳刚、果敢、勤劳、智慧、俊美的言行，在第二战役（又叫“吸引战”）中，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境界。可是好景不长，让人欣喜的日子持续了不久，男人们的本性就暴露无遗了。于是，野性的奎屯河边上，又上演了一幕幕为了女人而展开的“心理战”，这些深谐兵法的男人们，将36计全都用到了3 个年青的姑娘身上。唇枪舌剑的明争暗斗之后，一场更为残烈的“进攻战”，也就是第三次战役开始了。胆大的开始主动接近女兵，胆小的则向组织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说白了，这群背井离乡，时而国军，时而共军的兵们，自从跟随陶诗岳起义之后，渐渐远离了战争，熟悉了和平。他们看着自己开垦的土地上，长出了庄稼，自己垒起的房屋里，冒起了炊烟，再回头看看墙上渐渐生锈的钢枪，人人都想有个家。
在这一点上，他们成家的欲望，比根红苗正的王震部队的兵们，还要强烈的多。但是他们当中的部分人，还是尚未来得及脱胎换骨的兵痞。
于是，在3个如花似玉的女人面前，出现了失去理智举动。突击连（又称敢死队）队长马洪武，就是受了老兵海三儿刺激后，借着酒劲和一位女兵展开“肉搏”的。
那天下午，马洪武带着海三儿等20多个突击队员，跳进汹涌的奎屯冰河，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大堤的决口。当他们被拉上岸时，一个个都冻成了直棍，大太阳底下又晒又烤才缓过劲来。回到营地，上级的一道嘉勉电令和“放开喝个够”的玉米烧，让他们又想起了女人。
海三儿借着酒劲跪到马洪武面前，求他发个女兵当老婆。马洪武气地踢着海三儿骂他没出息。海三儿却说，上次分来7个湖南女兵，这次山东的才来了仨，全连一百多号兄弟呀，我不抢不夺不争，就只能当打光棍了。
海三儿走后，马洪武越想越觉得海三儿的话有道理。
马洪武开始想起自己的婚姻大事了。本来他是要在上批的女兵中找一个的，可是上级有政策，让小的让老的，结果七个女兵，没他什么事。这次他可以轮上了。他想，论年龄，他在全队排第二。论职务，他是高职低配的副营职连长。论条件，虽说是起义军官，可在国军时期，没干什么大的坏事，到了共军这边，剿匪中，他又立过战功。会战奎屯河，他是从全团挑出来的突击连长。想着想着，他又想起了海三儿的话……
于是，他就命令通信员去把女兵高亚敏（化名）叫来，他想和她谈谈，如果同意，就打报告和她结婚。
高亚敏来时，他的酒劲正兴。以酒遮面，就和人家谈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高亚敏却不愿意。结果他就把人家的衣服撕开了……
马洪武的漏子捅大了，把师里的副部长和团里的刘主任都捅到突击队来了。几天之后，副部长宣布将马洪武撤职查办。
马洪武被带去劳改队的那天，刘主任在水工团的干部大会上，狠狠地批了一回马洪武。他说：“在座的谁都知道，你马洪武打仗是块好料，开荒是把能手，奎屯河引水抗洪，你一个顶几十个。可是你一个人高马大的男人，机枪大炮没让你趴下，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小女兵，却把你给扳倒了。你找人家女兵谈话就好好谈，工作学习什么都可以谈。可你不能谈着谈着就把人家摁倒了，这算什么本事？难道你就没想想，你把女人摁倒的同时，也把你狗日的自己摁倒了吗。女人，站起来穿上裤子，还是原来的女人。可你再站起来穿上裤子，就不是那回事了。你狗日的尽管还是姓马，但是后面的连长两个字，就和你狗日了彻底没关系了，而且你还成了我们大家的敌人……”
事隔几十年后，听过刘主任那次讲话的人们，都还记得他的教导：“你把女人摁倒的同时，也把你狗日的自己摁倒了。”
这是哲理。一个不仅仅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哲理。
男人呵，让我们一起记住刘主任的另一句话吧：“女人站起来穿上裤子，还是原来的女人，可你再站起来穿上裤子，就不是那回事了。”
马洪武被押走之后，奎屯河似乎失去了很多的野性，一连平静了许多天，突击连的兵们，也焉了好多天……
童淑英来的时候，这个连队还没缓过劲来。
突击连，是水工团的拳头部队。师里新开发的四棵树垦区，正等着突击连的兄弟们，把水引进四棵树几万亩的良田。但是马洪武走后，团里一时还选不出合适的连长来，师里就让副部长先在这里蹲点，等新连长上任。
副部长结合马洪武的事，前思后想了几天，也怕夜长梦多。
于是，他就让政治部想办法安排童淑英到奎屯来。
于是，组织科长就找了个合适的理由，让童淑英来慰问部队。可是童淑英心里十分清楚，她是奉命来和副部长谈婚论嫁的。
本来，副部长是不想让童淑英到突击连的。
他想在团里和她谈谈，如果她愿意的话，就在团部找间房子把事办了。因为他怕她的到来，会刺激了突击连兵们的情绪。可师里的人却直接把她送到了连队，搞的副部长好个措手不及，不得不将童淑英排到了女兵班（当时女兵班只剩了两个人，因为高亚敏出事后调到了其他单位）。
当天下午，水工团的刘主任就风风火火赶来了，代表组织出面给童淑英谈话，“不到一个小时，说了副部长一千个好”。
童淑英只好答应和副部长见个面。
说来也巧，就在刘主任安排她和副部长见面的空里，一个女兵详细地给她讲了马洪武和高亚敏的事。顿时，童淑英就没了任何情绪，就觉得心里堵得难受。等再见到“小老头一样”的副部长，还没等人家说一句话，她就“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副部长越劝，她就越是放肆地哭。没法，副部长只好再去请刘主任，可是当他刚出门，就看见突击连的兵们全都毫无表情地站在连部门口，他吓的又退了回来……
刘主任终于出现了。副部长就让他去劝，并说：“先别提结婚的事了，只要别让她再哭就行了。这样哭，影响不好，影响不好。”
可谁知刘主任劝着劝着就又说上了结婚的事：“你别这样哭了，同不同意和副部长结婚，你说句话不就完了，哭能说明什么？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不同意！坚决不同意！就是不同意！”刘主任和副部长都没想到，童淑英不但停止了哭声，而且一连喊了几个：“你们不能逼婚，你们不能逼婚。再逼，马洪武就是你们的下场。”
过了好半天，刘主任看了看副部长才说：“谁逼婚了？谁逼婚了？我们可没有逼你呀。”
“童淑英同志，如果你不同意就算了。我本来只是想和你商量商量，谈谈心，绝对没有逼你嫁给我的意思。对不起，请你原谅。刘主任，麻烦你送童淑英同志回去吧。”副部长说。
童淑英回到女兵班，一连躺了几天没起床。期间，副部长和刘主任都来过几次，但谁也没有再说结婚的事。
直到第三天早上，刘主任又来了。他见童淑英还躺在床上，就叫一个女兵和他一起出去了。不一会儿，女兵回来说：“主任让我问问你想通了没有？副部长在等你的回话。”
童淑英说：“想什么想？通什么通？反正我就这样了，再逼我就死给他们看。”
女兵将童淑英的话转告刘主任的当天，副部长就离开突击连，走了。
童淑英却留在了突击连，而且这一留就留了一辈子。
野性的奎屯河和野性的女人
副部长走后，新连长就来了。
新连长叫周宝印，陕西关中人，原先是六军的侦察连长。部队进疆后，他调到一兵团（兼新疆军区）机关，后来又奉命去筹建八一农学院。
可他这人死活在文人圈里呆不住，一心想回部队带兵打仗，偏偏又没仗可打。他就整天憋得难受，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天天背着一支步枪，挂着个望远镜到处乱转。有一天，他遇上了来筹建处会朋友的22兵团参谋长陶晋初，他就磨上了陶将军，求他给说说话，找个带兵的地方。
陶晋初和他是老熟人，说我那里缺个连长你去不去？
周宝印就说，只要能带兵，就是排长也行。
周宝印就这样背着他的老步枪，挂着一别样望远镜，跟着陶晋初来了。
周宝印一上任，就接上了奎屯河下游的四棵树水利枢纽工程，连续几个月的会战，突击连的官兵都到了极限状态。
工程竣工后，团里给了突击连一周的整休时间，全连顿时放倒了一大片。
周宝印干脆来了个只休不整，让全连官兵美美睡了三天之后，他才开始安排改善伙食、打扫卫生和文化娱乐活动。虽说慈不掌兵，可周宝印知道，兵也是血肉之躯，必竟不是铁打钢铸的金刚，他们的血液中，也流淌七情六欲的浆液。这就是他的带兵之道。 果然不出他的所料，几天之后，奎屯河畔又出现了一支生龙活虎的队伍。
童淑英气走了副部长之后，以刚烈之性，闻名了水工团。
从此，没人再敢给她找婆家了，就连早先分来的那两个女兵，都跟着她清静了许多日子。直到初秋的一天，奎屯河上所有的大堤和分水枢纽都相即告急。
连队紧急进山，炸冰坝排险情。她和另外一个女兵赶着马车，去给敢死队送炸药。她看见涛声震天的冰河激流中，浮现出一条条赤裸的汉子，他们在用钢钎，十字镐，在冰坝上打着眼、掏着洞。
她问爬上岸来的老兵他们在干什么？老兵说他们在给奎屯河戴笼头。
她又问老兵岸上怎么还有这么多人不下去？
老兵说水里的全是是敢死队，一色的共产党员，其他人目前还不够格。
她就再问，危险有大不大。
老兵没好气地说，都牺牲了好几个了，你说危险大不大？
童淑英也大着嗓门儿说：“敢死队为什么没有女兵?”
老兵说：“敢死队要女兵干什么?”
“女兵是不是兵?”她急了。
老兵和岸上的兵们却在看着她笑。
有个兵说：“你们女兵是来给首长当家属的，不是当敢死队员的。再说了，我们这群男人现在还没死完，还轮不上你们的份。”
她就说人家是重男轻女。
人家就逗她：“想在奎屯河里混，除非你嫁先嫁给这条河。”
童淑英就说：“我是在黄河边上长大的，我就不信我进不了奎屯河的敢死队。”
说着她就脱掉了身上的棉衣，老兵一看她要来真的了，就一把抓住她的手说：“你想干什么，不要命了。奎屯河的水是冰水，能刺穿人的骨头。你要敢下去？这辈子就别想再生出个娃来，就永远别想再做女人了。”
童淑英像是被老兵震住了。她顺从地从老兵手里接过棉衣披在了身上，呆呆地站在河边看着一拔拔下去、上来的敢死队员。
她看见了连长。她看他从老兵手里接过酒壶狠狠地灌了一口。
她下意识地叫了一声连长。
连长像是听见了什么，回身看了她一眼，好像还冲她笑了一下。瞬间，她就像是被电击了一般，感动地眼泪就流了下来。
忽然，她甩掉棉衣，喊了一声连长就跳了下去。
连长的脑袋嗡一声，一个猛子扎了下，抓住她的头发就把她拎到岸上。
童淑英却扬手就给了他一个耳光。转身又跳了下去……
后来，水工团的领导知道了这事，就把周宝印骂了个祖宗八代底朝天。
团长说：“她是女兵更是女人，她的任务是给我们生儿育女。你狗日的却让她下冰河，你是不是存心想让我们断子绝孙。”
童淑英听到了团长的骂声，呆呆地站在那里，牙齿默默地咬破嘴唇，直到咬出比嘴唇更红的血来……
野性的女人不是狼
冬天，是奎屯河发情的季节。
在这个季节里，大河显得野性十足。宽阔弯曲的河河流，伴着一阵阵的西北风，一层层地结着冰。河面在瞬间冰结之后，源头的水又在冰面上形成一条新的冰上河。
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周尔复始，河面就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宽。河堤也慢慢地蔓上冰来了……
大河发情了。天气越冷，大河的情欲就越强烈。冰是它的爱液，爱液就成了流动的冰。冰从河堤上蔓延下来，向着想要去的地方，向着情人的故乡，奔涌而去……
河流，终于决定要改道了。如果没有成功的阻止，第二年的奎屯河就会出现在另一片原野上，不管原野上先前是绿洲、牧场，还是田野、村庄，它都会给你留下一道上帝都抹不去的印痕。
如果它愿意，第二年或是第三年，它就再去找一个新的情人，又去涂炭另一片土地，而先前的土地，先前的绿洲，先前的田野，先前的村庄，先前曾径拥抱、亲吻，甚至有过切肤之交的一切的一切，它将不再回眸，那怕是瞅上一眼。
发情的奎屯河，是一个统一了多情和绝情的野性之河。
冬天的突击连，在大河发情的季节性里，就变成了破冰连。
破冰连的任务，就是阻止大河发情，阻止大河和情人的相会。于是，破冰连的男人们就顶着风雪，踏着坚冰，一次次地进山，一次次地用钢钎、铁锤和成吨成吨的炸药，一层层地剥落着大河的外衣，一次次地阻止着大河和新情人的幽会，规劝着大河要爱的忠贞。
用童淑英的话说：“就是不让奎屯河去当秦世美，就是让它老老实实地一生一世，去爱一片绿洲，一座城市。”
“那时候，每逢连队进山，营区里所有的门窗都是打开的。人们不间断地走到河岸上，没有人说话，全是呼吸声，全是虔诚的凝望，望着遥远的山口。直到山口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隆声，冰山呼啸着顺河而下，冰水的洪流越来越猛，从跟前流过之后，人们才会散去。”
童淑英说：“冬天的时候，我们到天山里的河源上去，人人腰扎粗绳，一人一把十字镐，轻手轻脚走在河面上。河面就像块大玻璃，冰层是透明的。有的地方，水在上面流，有的地方水在下面淌。两岸的山崖峭壁像披着白雪的大汉，那些粗绳就攥在它们手里。河面上的破冰人就像一群猎犬，贴着石壁摸索前进。在亮光消失的地方，冰层嘎嘎响起来，破冰人捂上耳朵听听，就嘴里喊叫着一齐奔向冰山，挥舞着十字镐疯狂地挖着。我们要在冰山冻实之前，把它们捣开。于是，大河山崩地裂般怒吼着从冰层底下冲出来，破碎的冰块一块叠一块，河流的冲力又把冰块搬走，很快就把它们在另一上地方垒成一座山，我们就再炸掉那冰山，让冰和水一起沿着原来的河道向下流……”
奎屯河的发情期一过，夏天就来到了。破冰连这时候，就又叫突击连了。如果冬天奎屯河的发情期，被破冰连治住了，整整一个夏天，奎屯河就像是被腌干净了的叫驴一样，要多温顺就有多温顺。
1953年夏天，奎屯河是温顺的。连队除了执行几次不大的抢险任务外，基本上没什么大事。
连长周宝印就带着大伙，在离河边不远地方开荒种地，解决连队的吃菜问题。周宝印是个典型的军人。尽管连队现在都成了生产队，但是他依然保留着当兵的习惯，没事就背起他的哪支老步枪和望远镜到处转转，有时也出去打打猎。
然而，一次打猎途中，周宝印却意外地猎获了一个女兵。
这个女兵就是童淑英。
那天，他背上枪，挂着望远镜，骑着马在荒野上转悠。
他本来以为打完仗了，这两样东西用不着了，没想到一样很有用。好多次那些飞禽走兽，都是用这个东西发现的、消灭的。
周宝印在一个小土包上停下马来，举着望远镜，从东望到西，又从南望到北，再从近望到远。完了，他对司号员老李头说，今天特别想打一只狼回去。
可是狼，好像从风里嗅到了他的杀气，全躲到了望远镜望不到的地方。他和老李头又向前跑了一会儿，还是没有发现狼的踪迹。
后来，他干脆就站到马背上，又举起了望远镜。当他的目光掠过河边那片胡杨林和红柳丛后，又掠过那片野草地，甚至连前方那片高耸的山冈也没有放过，可惜还是没有狼。
当他沿着奎屯河来回搜索时，他好像看到了什么。
他将望远镜的焦距重新调了一下，再一次朝向河边的芦苇丛望去。
这一望，让他又一次改变了对望远镜的认识。
他对老李头说：“想不到，望远镜不但能用来指挥打仗，用来寻找猎物，还有另外一种你永远想不到的用途。”
从此，他只要出来转悠，脖子上就永远少不了那架美式望远镜，更是忍不住将望远镜的镜头对准奎屯河上，那个弯弯浅水滩。
因为他看见了正在河里洗澡的两个女兵。
开始的时候，他只是发现了她们晒在河边红柳丛上的衣服。但是，当他把镜头再往下移的过程中，他看见了两个赤条条的女人。
他不敢再看了。
他放下望远镜来，回头看了看身后的老李头。见他正蹲在一棵野柳下卷烟。他这才又第二次举起了望远镜。
这次他看清了是谁。
因为那两个正在戏闹的女兵，正一前一后往河岸上跑。跑在前面的那个就是冬天破冰的时候给了他一巴掌的童淑英。后面追的那个也是他手下的女兵。他看见两个人一起跑到岸上边，又一起倒在了沙子上……
夏天河岸上的沙子暖的，你曾多次像她俩一样赤条条地躺在那片沙滩上。
于是，他和望远镜就成了一尊雕像，一动不动地塑在了马背上。
老李头抽完烟时，他还保持着那种雕像的姿势。
老李头看了他半天，才问看到什么了。
他不说话。
老李头又问，他才说看见狼了，而且是两只。
老李头就说，那肯定是—公一母。
他说不对，两只全是母的。
老李头问他要望远镜，好看看狼在哪里。
他没有给。
老李就头急了，说别看了，快骑马过去，一人一只干掉完事。
老李头跨上马背后，把子弹也推上膛。这时，他才放下望远镜说算了吧，回。见老李头不解，他就说是我看错了，那不是两只狼，是两只鹿，很漂亮的两只母鹿。
回到连队驻地，他换了一套干净军装，又在桌子上写了半天什么，才小心将写的东西装进衣袋。才唱着歌向营外，那条通向河边的那条小路走去。
这次他没带老李头，他说他事太多……
他拦住了两个洗澡归来的女兵，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给了她们中的一个。那女兵看了看纸条，红着脸冲你点了点头说：“行！”
第二的早晨，你就让老李头吹了紧急集合号。队列前你宣布说：“本连长决定，今天全连放假一天，庆祝我和童淑英同志结婚。”
于是，全连一片欢呼，一片喜庆。
晚饭后，大家冲进连部闹洞房。
新郎新娘却神秘地失踪了。
问了半天，老李头才说：“连长和他老婆骑马走了。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不过连长说，等他们回来就让我吹号，你们再来闹。”
迷人的月光下，周宝印坐在河滩的沙地上，一手搂着童淑英，一手举着望远镜，正在欣赏着奎屯河的月亮。
童淑英问他，望远镜能看到月亮上的常娥吗？
周宝印说能。十天前，我看还见了两个常娥在这里戏水。
童淑英就骂他。问他为什么不娶那个女兵。
周宝印看着月亮，脑子忽然冒出了一个荒唐的想法。他说要是在旧社会，我一定要把两个都娶回来当老婆。
童淑英就又扑到他的怀里打你骂你，说他坏死了。
是呀，在这世界上，就是再好的人，有时也会有些很坏的想法。
周宝印就是一个有时有点坏想法的好男人。
婚后，童淑英和周宝印都曾有过几次调离水工团的机会，但是他们俩全都放弃了。他们喜欢这条野性的河流，喜欢河流下游的那片“快马几天几夜都跑不到头的绿洲”。
1965年周宝印在一次破冰中，让一股巨大的潜流吸进了冰河，直到第二年春天，冰雪消融之后，童淑英才在大河的下游找到了他的尸体。
周宝印的追掉会是副部长主持的。副部长这时已是师的副师长了。
会后，副部长问她还有什么要求？
她就说，她想去破冰连当连长。
副部长说这不行，师里已决定将她一家调到奎屯的师机关安排工作。
她就对说，请组织上理解我的心情和要求，我是共产党员。
从此童淑英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条河。
安葬了丈夫之后，她就从奎屯河流域管理处（水工团后改为称奎屯河流域管理处）机关，调回了破冰连，先任了指导员，后来又当了连长。
十年之后，她的大儿子20岁时，成了破冰连的第六任连长。
童淑英说这是天意。这支部队从开进这里的那天起，首长们就总是喜欢说破冰连是敢死队。那可是真的，哪一茬没死几个敢死队员，年年都要交出几条血性汉子，几十年来光连长、队长就牺牲了五、六个。
这条嗜血的河谷原本没有生命，自从有了水工团，有了敢死队，万年荒漠才变成了绿洲，才浇灌出庄稼和果园。
在这野性的奎屯河上，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的敢死队员们，在征服了这条大河的同时，也征服了女人的心。
童淑英没有改嫁，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守着奎屯河干了整整30年。
童淑英说：“我的大儿子和他爸一个样，也是在奎屯河上破冰时，认识我大儿媳妇的。那年水工团来了一批上海支青，给破冰连分了3个。儿子带着人在山里破冰，3 个姑娘去送饭，见我儿子正在冰水里作业，姑娘感动地哭了。后来有一次我儿子在冰水里泡的时间太长，上来后冻成了冰棍，腿都打不过弯来了，人也不会说话了。姑娘二话没说，解开自己的棉衣就将我儿子的双脚拉进了怀里，硬是用自己的肚皮给暖过来了。我儿子出院的当天，我就给他们结了婚。现在这孙子都上大学了，学的还是水利，说不定我们家还要出息一个破冰队长。”
据史料记载，在过去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祖先曾经无数次地试图征服这条河，但是每次都以惨败而告终。三百年前，一批来自中原的难民加入此列。难民中，最漂亮的姑娘被选为大河的媳妇，坐上花轿，由几个壮汉抬到天山深处大河源头，新娘和花轿顺流而下，不出几百米就被大浪卷入河底。
岸上的人哭声震天，哭够了，就商量对策，商量来商量去，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的女人奎屯河看不上。但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一个黄河之滨的漂亮女兵跳冰冷的大河之后，河水才睁开眼睛。就连当地的老住户也觉得奇怪，他们说这都是漂亮女兵带来的吉祥。他们把这个漂亮女兵当成奎屯河的女人，而不仅仅是破冰队长和敢死队员的老婆。
就连童大妈大儿媳也说：“在奎屯河上，你才能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男人。”
呵，大河之源，冰雪的光焰中，一位又一位嫁给了奎屯河的女兵。
我向你们致意！
《边地母亲——五万进疆女兵的婚姻白皮书》第十二章：在中苏争议区里一边种地一边站岗的刘秀琴
第十二章：“伊塔事件”暴发的那年，刘秀芹和她的丈夫一起到了一个离边境最近的团场。阿拉克别克河畔，她的一生“种地就是站岗，放牧就是巡逻”。那年，在和苏军士兵的对峙时，她将儿子生在了麦田里。从此，她就成了麦生的娘。晚年中哈划界，她们守了一生的争议区，终于成了中国的土地。当她为中国的界碑奠基时，她说她流下的泪水是甜的……
边境管理区的特殊的礼遇
阿勒泰山的秋风，熟透桦叶。
我，此时，就真实地站中国西北最端的边境线上。
这里是“雄鸡”尾巴上，那支最长、最美的羽毛尖尖。
在秋草掩映的阿拉克别克河岸，望着一河静静的秋水，恋恋不舍地穿越我国境进入哈萨克斯坦境内时，我在寻找一种方式，向亲爱的读者朋友报告我此时所处的位置。
从兰州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到阿勒泰，从阿勒泰到北屯，又从北屯到布尔津，再从布尔津到哈巴河，然后再经越大片的荒野河流，我的双脚才踏在了“雄鸡”尾巴羽毛的尖尖上。
我只能用这一最原始、最简洁的方法报告我的位置。因为，除此之外，我找不出任何一种办法，更能说明这里的遥远和偏僻。
我此行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边境附近，我国境内的最后一个村落（确切地讲，应当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最边远的一个连队），寻找一位叫刘秀芹的山东女兵。
走近这个边境村落时候，是
此时，北京的街道上早已是华灯初放。这里的太阳，却还高高的挂在天上。
远处，一湾浅浅的河水闪着金色的光芒，蜿蜒流向远方，河滩里长着挺拔的白桦，树冠上挂满金币一样灿烂的叶子。
白桦林子的尽头，是大片、大片的极度平整的田畴，几台“康拜因”正在收割晚秋的油葵……
四周静悄悄的，一片祥和宁静的边地风光。
毫无知觉间，一辆军用吉普车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车上下来四个荷枪实弹的武警士兵和一位少尉军官。
军官和陪同我的185团政治处王主任打了的短促的招呼后，径直向我走来，极不客气命令我出示证件。
当我将军官证毕恭毕敬地递到他手里后，少尉认真地看了证件，又反复将活的我和证件照片的我，进行了核对后，向我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对不起上校同志，谢谢你的合作。这里是边境管理区，我们也是在执行公务。”
少尉告诉我，他是边防武警派出所的参谋。他说，按规定进出边境管理区的人员，必须在他们那里登记。
刚才我们路过边检站时，哨兵见是185团首长的车子，就放行了。但是，等他们从望远镜里发现王主任的车上，又下来一个穿便衣的人时，就赶了过来。没想到大水冲了龙王庙。武警和解放军干上了。
不过，我还是按规定极为认真地，在少尉递过来的登记簿上，填上了我的姓名、职务和来边境的理由。在进入边境管理区事由一栏里我填的是：“探亲访友”。在被访问人一栏中，我填的是：“185团山东女兵刘秀芹。”
少尉接过登记本后，再次向我行礼，并热情地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送走武警的兄弟们后，我才发现路边立着一块：“您已进入边境管理区，请主动接受检查并自觉遵守边境管理规定”的牌子。
牌子的不远处是一座高大的碑墙，碑墙上刻着：“我家住在路尽头，界碑就在房后头，界河边上种庄稼，边境线上牧牛羊”四行鲜红的大字。
碑墙的后面不远处，就是那条叫阿拉克别克的小河。
河边威严的树立着刻有“中国”二字的界碑。
界碑的标号为了32号。
界河、界碑再次提醒我：这里是非常地区。
刘秀芹把孩子生在了争议区的麦地里
秋日的边陲，蓝天如洗，白云悠悠。高天流云，一片洁净深邃。
能听得见水声的阿拉克别克河，如同一条白色的缎带，蜿蜒着从西北往东南流去。河滩上高大的胡树、野柳、红桦、白桦和哪些叫不上名字的各种乔木，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河边和树下牧草依旧青青如茵，深长过膝，各种各样的野花，还在秋风中张扬着自己的花冠，丝毫让人感觉不到深秋的气息……
界河岸边的我方一侧，一片金黄。即将收获的玉米，高昂着金灿灿的穗头，迎着微风沙沙地吟唱。成千上万亩葵花，向着太阳竞相张开花蕊。连绵的沙山在夕阳下泛着金光，贴地而生的爬地松，倔犟的枝干被苍翠欲滴的叶儿覆盖着。草滩上绽开着金黄色、粉红色、紫红色花儿的红柳，随处可见。
从外地赶来的放蜂人，也在界河岸边搭上了帐逢，数不清的蜂儿在田野里、山坡上辛勤地采着蜜。
如果不是界河上的铁丝网和两岸对立而建的、高高的瞭望塔提醒着你，谁也不会相信，这里是曾有过20多年充满紧张和杀机的神密国境。
去往刘秀芹家的路上，王主任指着路边一片还没有收割的蔡花地说，这片一百多亩的大田，就是刘秀芹的女儿红柳承包的土地。过去这里是大片大片的麦田，一直种到现在的32号界碑跟前。
刘秀芹的小儿子麦生，就是1967年，在这片地里和苏联骑兵“抗膀子”时出生的。
麦田里出生的孩子，所以就叫麦生了。不用问，麦生的姐姐红柳肯定是刘秀芹在红柳丛里，或是红柳开花的季节里生的。
“那小子厉害呀，从娘肚子里一出来，就是一声长啼，把一百多号老毛子骑兵全部吓退了。”王主任兴奋地说：“听说那天，刘秀芹生麦生时，就站在现在的32号界碑跟前，一群挥舞着马刀的苏联骑兵，见刘阿姨裤档上滴着鲜血，还迎着他们高高举起的马刀，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全部都焉了。
等麦生一声长哭，为首的苏联大尉，一挥马刀撤了。
从此，这片55.5平方公里争议区，直到中哈两国正式划界，彻底归属我国，两国间再没闹过大的武装冲突。”
争议区是什么？作为曾经在边防线上,戍守过十多年国境的军人，我对此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和体验，哪是一片片从几平方公里到几十平方公里的不等的被历史长期遗留下来的土地。那土地上，有的高扬着民族尊严的旗帜，有的烙印着民族耻辱印迹。
争议区的概念，其实十分简单，按国际惯例，就是一片被闲置起来，等待解决归属权的土地。就是无论是谁主张这片归自己所有，都不能进入这片土地，都不得在这片土地上从事任何活动，都不能在这里升国旗、奏国歌。
然而，在前中苏边境，这个概念更为简单化，谁强大谁就会在争议区占上风，谁就可以在争议区横冲直撞。
自从1962年中苏边境“伊塔事件”之的后，苏联人就不再承认阿拉克别克是争议区，公开宣称这里是他们的国土，认为他们随时都有理由将这地面上的中国兵团人清除掉、消灭掉。
同样，中国人也有理由捍卫这片属于自己的土地。也就是从哪天起，他们中不管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为了这片土地，心甘情愿地将自己作为“人体盾牌”，摆在祖国最前沿的国境线上，同前苏联军队进行了20多年不屈不挠的抗争。
急促的紧急集合的号声，让这个团场所有的男人，纷纷放下手中的活儿，拎起田边地头的钢枪，向各自己的战斗岗位冲去。尽管他们此时已不再是兵，但是他们还是按着兵的习惯，听着军号的召唤。
团长老黄站在山坡上，看了看这支20分钟内就集合起来的队伍，向他们下达了作战命令：“同志们，根据上级通报，今天上午10时，界河对面的驻军约有一个连的骑兵，在炮兵的掩护下，向阿拉克别克争议区我方一侧运动，目前已到达界河附近地区。据侦察人员观察，现在他们全部隐蔽在河边的树丛之中，具体企图目前尚未完全暴露，但是根据上级判断，他们这次行动的目的很有可能是要拆除我方在边境线上架设的铁丝网，进入争议地区，进行侵略破坏活动。因此，上级要求我们在12时前占领界河对岸的有利地形，抵进观察，并配合边防部队随时准备消灭敌人。现在我命令值班连和团炮兵排迅速进入阵地。”
在值班连进入阵地的同进，老团长又看了看那些脖子上挂着干粮带，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拎着手榴弹的女人们，下达了第二道命令：“妇女同志们，你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女兵出身的军人。现在你们的男人都到前面去了，咱们的家就交给你们了。现在我命令你们带上你们的孩子和三天的口粮，还有你们手中的武器，全部撤到三号地区的沙窝子里去，你们最大的任务就是带好我们的孩子，无论前面发生什么事，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出来。”
团长说完，在一个孩子头上拍了一巴掌，说了句：“臭小子，快点长，长大了去把你爹换下来。”
然后，团长骑上他的那匹跟随他多年的老黑马，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几年，我们这些拖家带口的妇女，都被编成营连，边境上一有情况，只要上级说按几号方案行动，大家就知道要带几天的干粮，带多少手榴弹，向哪里跑了。”刘秀芹说：“那天我们好像执行的是四号预案，因为往南沙窝子撤就是前边可能要真打了。我们坐拖拉机到南沙窝子时，已是下午二点多了，刚放下背的东西，放出警戒哨。团里通信班的小胡就骑着马赶来传达新命令，说老毛子的骑兵过来了，这次他们只带马刀，没带武器。他们一过来就把我们的铁丝网，扯开了几
下午四时半，刘秀芹带着六十多位每人怀揣两颗手榴弹的女人，扛着砍土镘，提着镰刀就进了争议区……
正在我方的土地上乱砍乱伐的苏军士兵，突然间看到一大群中国女人，挥舞着手中的镰刀，一步步地向他们走来。顿时所有的苏联军人都惊呆了。就在他们和他们和手中闪着寒光的马刀短暂的定格之后，很快就明白了群中国女人的用意。于是，他们迅速收拢了队伍，退向界河岸边，呈战斗队形一字摆开。
阿拉克别克河边，出现了有史以来，让全世界的男人都为之汗颜的、不平等的、中苏两国军民间对峙。
一边是骑着西伯利亚高头大马，手持马刀的苏联军人，一边是怀里揣着手榴弹，手里拎着镰刀的中国女人。
女人们迎着苏联士兵高高举起的马刀，毫无惧色地向前走着……
对峙中的双方，从冷静无言对抗、示威，发展到了说理、指责、对骂，就是双方谁都也不肯首先后退一步。
下午六时左右，苏军调整队形，准备用马队冲散人群。阿拉克别克河边又出现了更为惊人的一幕，我方妇女们也迅速调整了队形，以刘秀芹为首孕妇们，手拉手连成了一排，站到了方阵的最前列，高唱着中国国歌迎了上去……
埋伏在她们身后阵地上的团长急了，她们的男人们急了。团长命令全部子弹上膛，所有的枪口都要瞄准冲上来的马队……
苏军的马队刚刚冲出几
也许是男人的面子，也许是良心的发现，面对这样的一群“不要命的中国女人”，他们只好放弃武力攻击，远远地站在对面观望着……
对峙还在继续，但是，她们已改变了策略，不再叫骂，不再说理，也不再去和马背上的苏军士兵扛膀子了。她们就站在那里，站在她们认为是自己的土地上放声歌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第一次响彻在了遥远的阿拉克别克上空。
一遍、两遍、三遍，她们还在唱，一直在唱……
也许是受她们的感染，还是一个民族固有的领土意识，苏军士兵也开始唱他们的国歌了，一遍、两遍、三遍……
苏军撤走的时候，月亮已经照在阿拉克别克河上了。
刘秀芹在苏军撤过河后，就倒在了脚下的麦田里。这时，人们才发现她的脚下已是一片血红……
几分后，刘秀芹在这片分即将要收割的麦田里，生下了一个男婴。
当男人们欢呼着冲下了阵地时候，恰巧那男婴刚刚发出了第一声长长的啼哭。
人们用自己的军衣包起了这个男婴。男婴就在男人和女人们的手中传递着。刘秀芹请老团长给孩子起个名字。团长就说：“界河边的麦田里生的小子，就叫麦生吧。”
不足月的麦生，来到人间之后，却长得出奇的健壮，在界河边上喝着羊奶，就长成了一条精装结实的汉子。
听两个女人讲过去的事情
刘秀芹，是1952年从山东临沂入伍的女兵。
次年，她和驻库车部队的一位教导员结了婚。
教导员比她大13岁，是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八路。起初，她也是闹死闹活不愿意，但等她真的和教导员郭新桐见了两面之后，她就答应了这门老夫少妻的婚姻。
1954年，刘秀芹随部队集体转业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之后，丈夫郭新桐继续留在部队上工作。
1964年丈夫从部队转业，分配到农十师。当时，“伊塔事件”刚刚平息不久，边境局势还相当紧张，中苏两国间长达二十多年的边境武装对峙也刚刚开始。
刘秀芹抱着女儿红柳跟随丈夫到达北屯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北疆边境线上的这片遥远的土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边疆的屯垦戍边事业，成了这片土地上最忠实的开发者、建设者和保卫者。
面对蜿蜒的界河
背靠亲爱的祖国
我们种地就是站岗
我们放牧就是巡逻
……
我们见到刘秀芹的时候，她正在教红柳的孙女唱185团团歌。
她说：“这首歌她唱了一辈子，也做了一辈子了，但是越唱越有感情，越唱越觉得自己了不起。一个普通的中国妇女，能拥有一生兵的经历。大半辈子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能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是其他任何地方的妇女都不可能拥有的荣誉。当然我们也为这荣誉付出了一生”……
刘秀芹的话，是她们那代进疆的共和国女兵的真实的心声。
说起55.5平方公里的阿拉克别克争议区，刘秀芹就像是这片土地上的一张活地图，对它的每一座山头，每一条小溪，甚至是每一片田地都能引经据典，能给道出哪一年哪片地里种的什么庄稼来。
这不，眼下她就用晒在院子里的玉米粒子，给我们堆出一个阿拉克别克争议区的简易沙盘，随着她的手指一划，从阿尔泰山大沙山方向流下来阿拉克别克河，就从185团旁边蜿蜒东南面去了：“这条河就是中国和前苏联，也就是现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界河。原来这里还有一条叫喀拉苏的小河，实际上也就是一条小小的自然沟。”
刘秀芹说着又在现在团部附近的地方，轻轻划出了一条小河沟：“在中国的地图上，阿拉克别克河是界河，可是在前苏联的地图上，喀拉苏自然沟是界河。于是，这两条河的中间就形成一块55.5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按照国际惯例，国界以河流的中间为界，所以我们历来主张国界以阿拉克别克河的主流为界，而苏联和后来的哈萨克斯坦，却要以喀拉苏河主流为界，相互都向对方提出争议地区的领土要求。”
“就这样，为了这片55.5平方公里的地盘，你争我夺了几百年，也没解决问题。”说着，刘秀芹用手一胡拉，平掉了她堆起来的沙盘，继续说道：“到我们来的时候，就热闹了。从1964年到1983年苏联散伙之前，就没安生过。”
“20多年呀，整整一茬人的时间，我们白天背着枪下地劳动，晚上睡觉也要把枪放在床头，对岸一有异常动静，掂起枪就要往外跑。”
刘秀芹的战友王桂兰老人说：“我们那茬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一来了就发了枪，从此就背着枪种地、放羊，常常是前面的人在种地，后面有潜伏哨埋伏着。那时候谁的家里不都得炒几面袋子炒面，缝几条大大小小的干粮带。一紧张了，不管是大人小孩，一人身上挂上一条拔腿就得往外跑。当时，只要是团里的紧急集合号一响，我们的任务就是抱着孩子往后撤，躲到大沙山背后去，男人们就扛着枪冲到边境线上。晚上在沙山露宿一夜，白天还照样下地干活。再后来，‘老修’天天制造紧张空气，探照灯把这边照得一根针掉地下都能看见，飞机常常飞到房顶上来，吓得孩子们直哭啊。”
刘秀芹接着说：“到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边境形势更加紧张。晚上经常紧急战备。男人背上枪都走了，我们妇女和孩子就坐爬犁车，一家发4枚手榴弹往东撤。躲到天亮，看没什么情况了，就再回来。没过几天，又接着再重复、再跑。”
王桂兰告诉我们说：“我的老头子张照汉，自从来到这里就背着枪干活。一背背了40年，直到1990年退休为止，他当了15年值班连的连长。值班连是干什么的？就是什么时候都可能拉上去真打的连队，现在全团就这么一个武装连了。人人全副武装，当时没有武器库，所有的武器弹药都放在张的家里，紧张的时候，我家一间小屋里，五口人都有枪，一进门墙上挂的都是枪。我们就这么民不像民，兵不是兵，是兵不拿饷不换岗，是民却要扛枪的过了一辈子”……
为了这片土地，他们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群“农民”。
几十年来，他们每天肩上背着枪，腰缠子弹袋，手里拿着镐和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种的是“政治田”，在荒滩荒坡上，即使庄稼结不出几颗籽儿也要种下去；他们放的是“领土牧”，冬天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中，牛羊一批批冻死在雪地里，还要继续养、继续放……他们的孩子最早认识的玩具是枪、是炮、是手榴弹，他们学会的第一句话“我是中国人。”因为他们坚信，只要他们的庄稼还在这儿长，他们的牛羊还在这儿跑，他们这些人还在这儿生活，边境线就不会移动，他们耕耘、放牧的土地就依然属于中国。
还是为了这片土地，这里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几乎每年都要和有着叛逆性格的阿拉克别克河较量着。
刘秀芹说：“边境那边地势高，我们这边地势低，每年夏季一发洪水，界河就会自然地向我方一侧改道，而界河一旦改道就有可以向我方移动，这一移就可能导致边境线向我们这边推，一推就是一大片的国土没了。只要保住界河不改道，我们就守住了这里的土地，这里的土地是我们的家，是金贵的国土，金贵的领土。”
刘秀芹说：“1988年4月那次是特大洪水，洪水冲出了阿拉克别克河的河道，沿着对方主张的国界线，就是喀拉苏自然沟冲下来了，眼看就要把那55．5平方公里的争议领土‘切’给人家了。这还了的，多少人牺牲换来的土地，怎么能让一场洪水送了人情。”
“那天早晨，我是从大喇叭里听到团长下命令的。全团立即投入抗击洪水保卫国土的战斗！全团立即投入抗击洪水保卫国土的战斗！他一连喊了几十遍，全团所有的人就都上了前线。我也扛了一把铁锹跟着挤满的队伍到了龙口。直到第五天，才被团里的领导动员回来。”刘秀芹说。
今天，当我站在风平浪静的阿拉克别克界河岸边时，我实在无法想象这条风景如画小河，当年曾以如此惊人的声势和叛逆之性，差点离我们而去，当然，最终还是中国兵团人的真情和国土意识，让它又重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那是
团长黄佐文接到报告后，决定迅速启用战备广播，几分钟后全团所有的广播中就响起了他急促的命令声：“散德克龙口决口，散德克龙口决口，现在洪水冲进九连以南地区，我命令全团立即投入抗洪战斗！全团立即投入抗洪战斗！”
随即，九连以南14个单位600余人，携带8台推土机，直奔离团部12公里外的散德克龙口，构筑第三道防洪大堤。
阿尔泰地委李东辉书记、哈德斯专员得知185团遭受特大洪水灾害后，立即给地区防洪办下了命令：185团抗洪需要什么，我们就无偿支持什么。农十师也给靠近185团的单位下达了支援前线185团抗洪命令。
仅仅几个小时，决口的散德克龙口就汇集了除185团抗洪人员之外的，数千支援大军，就连干休所的老干部、学校的学生和师秦剧团的队伍也赶到了现场，投入到抗洪战斗。
在场的人们，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他们心里谁都明白，堵不住决口，就意味着他们将要失去自己的家园，中国也将就此失去那片55.5平方分里的土地。
一连五个昼夜，上来的人没有一个往回走，人人都准备用自己的躯体堵在决口上。团长黄佐文向兵团首长立下了军令状，说：“就是把我185团的五千口人全垒在决口上，也不能丢掉一寸国土。”
到
为此，兵团的司令、政委来了，农十师的领导来了，阿尔泰地委、行署的官员来了，当地驻军、武警部队的首长来了。一个高规格的抗洪指挥部做出了在对岸爆破分洪的方案。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哟，对岸上是什么地方，对岸是另一个国家的土地，在别人的领土上埋设成吨、成顿的炸药，实施爆破，再把洪水分流进人家的土地，这可能吗？
４月30日，新疆自治区外办、阿勒泰地区外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办、新疆军区边防会谈站、会晤站，边防武警会晤站，十多条外交渠道同时打开，和对方对等的外交官员们，共同协商一个话题：“为了抗击洪水，为了保卫家园，请允许我们借用你们的国土爆破分洪。”
当天下午，所有谈判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我们得到了苏联地方政府和边防驻军的谅解。他们同意我“在人道主义的前提下”越界爆破分洪。随即，我方通过空中索道将２吨炸药和1280个地雷运到了对岸进行分洪爆破。
当时，为了向对岸运送人员物资，指挥部决定在
与此同时，几千人的抗洪大军，连续奋战５个昼夜，挖出了一条
阿拉克别克争议区55.5平方公里的领土，最终因河道的恢复，安然地躺在了祖国的怀抱中。
啊，国土！
界碑前刘秀芹说我的泪水是甜的
1994年的这个春天，对于185团的人们来说，无论是刘秀芹那一代的老人，还系着红领巾的孩子，都是一个喜庆的季节。
因为他们苦守了一生的土地，在中哈两国外交家们唇枪舌剑的几轮谈判中，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结果。
刘秀芹听到这一消息后，激动的一夜没睡。一大早他就起床，忙了起来。她从壁柜里找出了几刀黄裱纸和几把香，又准备了几蝶小菜。当一切都准备好了时，天还没亮，她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天亮。
天亮之后，她就要叫上孙子陪她去“13连”（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每个团场都是十二个连队的编制，13连是兵团人对老兵们的墓地的统一称呼），她要把中哈两国签订边界《协议》的喜讯，告诉她的老伴——郭新桐。
自从那天之后，刘秀芹就一直再等，再等中哈两国边界问题最终协议的签订。
她说，她要把这最后的喜讯告诉老伴，再去西安和儿子一家团聚。这期间，儿媳两次来接她，她都没去。她说，她要等着房子后边立上界碑了再走。
刘秀芹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刘秀芹为此搭上了两只羊和一架的葡萄。我无法考证这是不是中国惟一的庆祝中哈两国国界问题《补充协议》签订的家庭宴会，但是185团的人们记得，第二天全团沿边境一线的几个连队，在阿拉克别克河边的草地上，共同举行了庆祝《协议》签订联欢会。
我回到兰州之后，在外交部的网站上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中哈国界的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界问题补充协议》文本，现将两个文本中有关阿拉克别克争议区划界问题的条文摘录对比如下：
此外，这个《补充协议》还规定此协议与1994年4月26日中哈两签订的《中哈两国国办协定》互为一个整体。自此，中国边境西段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边境线不再是临时国界线。经双方平等协商后勘测确定，并用红线在比例尺为十万分之一的中国地图和原苏联地图上标出，中哈两国国界从此成为了永久性正式国界。根据这个相互印证，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国界协定，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从根本上放弃了前苏联关于喀拉苏自然沟为中苏两国界河的主张，共同认定阿拉克别克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界河，河流主航道为两国共同边界。
这样，从阿拉克别克河散德克龙口以下以东，喀拉苏自然沟汇入额尔齐斯河以西，面积为55.5平方公里的土地，再也不是争议地区，而是被《国际法》认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永久领土。
《协议》签订后，中哈两国测绘人员又经过一年多的共同测量，中哈边境全线正式划界。
明天，我国政府将要在阿拉克别克河岸，185团刘秀芹女儿红柳承包的土地上，举行隆重的国界界碑的埋设仪式。
是夜，刘秀芹又是一夜没睡，她叫女儿起来给她梳妆打扮。她说，她要精精神神地去参加这个盼望已久的这个中华民族的庄严仪式。”
多少年了，这个中国最西北端的边境农场，从来没有这样喜庆过。通往边境的路口上，一座高大的彩门上横幅高挂，彩旗飘扬，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到处打扫得干干净净，大人孩子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
天刚亮，全团沿边的十多个连队，6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喜庆的鞭炮就噼哩叭啦不绝于耳，响个不停。老人们都说，我们在这里大半辈子了，连过年都没见这样热闹过。
一大早，太阳刚刚爬上阿勒泰山。全团所有的广播就在一个统一的时间里，统一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团部和各个连的操场上，一起升了起来。
刚过八点，离埋设界碑仪式开始还有两个多小时，人们就挥动着手中的小国旗，从四面八方，兴高采烈地向界河边的会场涌去。
今天，刘秀芹特地穿了一身看上去十分象列宁装的西服。
这是去年她让儿媳拿着她当年的军衣，在西安专门订做的。她喜欢这种款式，更喜欢穿这种衣服时的那个岁月，因为那是她年青的季节。出门的时候，女儿红柳又从院子里的花坛里，摘了一朵火一样红的大丽花，给母亲别在胸前。她这才拿上国旗出了门。
刘秀芹把今天这个日子看得特别重要，因为昨天团政治处的张股长，专门来通知她，让她作为50年代进疆的女兵代表，第一批上场给庄严的界碑培土。
根据国际惯例，本着相互尊重的对等的原则，中哈双方的界碑埋在各自国境线边上相同的位置上。而且在埋设国界永久性界碑时，双方要一同行动。
北京时间上午10时，中哈双方的界碑，同时被各自的八名礼兵正步抬到界河两岸对称的位置上。
我国制作的大理石界碑非常地大方美观。界碑是双面彩色篆刻，上部是庄严神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下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大字，最下方是界碑的编号。
庄严的国歌声结束之后，刘秀芹等32位老兵代表，在数千人的掌声中，深情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哈边境第32号界碑培上了第一锹土。紧接着边防部队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少年儿童代表一一走上前来为界碑培土……
界碑。稳稳地竖立在了阿拉克别克河畔。
刘秀芹再次走向界碑，取下胸前那朵火红的大丽花，慢慢地放在了界碑的基座上，向界碑深深地鞠了一躬。等她抬起头来的时候，在场的人们都看到她的眼里溢出了晶莹的泪花……
她说，这泪是甜的，是甜的……
在这甜甜的泪雨中，刘秀芹也见证了界河对岸哈国的埋设界碑的仪式。
相比之下，尽管对方的仪式不是那么隆重热烈，但也朴素大方。
隔河相望的哈国边境小镇阿连谢夫卡，一大早也来了许多的边民。当两边的界碑在掌声中竖立起来之后，两国的边民在一片“哈拉稍”（俄语：你好！）的喊声中，涌向河岸，隔着一条窄窄的阿拉克别克河，互致着真诚的祝贺。
年青的姑娘小伙们则冲进河里，相互拥抱起来，就连两国的边防军人，也以自己的礼节，纷纷向对方致以标致的军礼。
是呀，对于双方的边民和军人来说，划定国界，埋设永久性界碑，也是一件喜事。它表明了中哈两国关系已从正常化走向睦邻友好，从此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地过日子了。
下午，团里的庆祝大会之后，刘秀芹和一大群老兵，又相约来到了界河边上，他们在32号界碑前，照了合影之后，又开始照起了个人照，直到太阳下山，还不断有人向这里走来……
阿拉克别克河边的边境小夜曲
阿拉克别克河滩上的白桦开始落叶了。那片片金黄、火红的叶子，在风中飘舞着，嬉戏着，玩够了，闹累了，才缓缓地飘落下来，又和着界河里的歌声向无方飘去……
在离开农十师时，我又陪刘秀芹去了一趟界河，向“13连”的官兵告别。
在这片墓地里，几百座老兵的坟茔像他们生前列队一样，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界河岸边的无名高地上。
刘秀芹告诉我，这是一个“特殊的连队”，尽管他们生前的身世不同，但从来到这里的那一天起，他们就都成了最崇高的爱国主义者。
从他们的墓碑和刘秀芹的介绍中，我得知了他们中有在民族危亡之际，投身于革命的老红军、老八路和解放军战士，也有1949年随陶峙岳将军和平起义的原国民党官兵，还有跟解放初期参军进疆的女兵，以及兵团成立后支边进疆的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知青，“肓流”来疆的农民，从部队复员转业军人，也有英年早逝的第二代、第三代军垦人的后裔。
跟他们生前的出身、年龄、文化和家乡都存在着差异一样，他们的死也不尽相同。有在剿匪战场上和在守卫国土、抗击霸权主义的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有因积劳成疾，突然倒在工作岗位上的。有病魔缠身，久治不愈而离开人世的。有在修水库、建厂房、筑大坝时因公殉职的。也有被饿狼野兽咬死的，也有遭遇车祸或寒流而遇难的。
当然，也有在十年动乱期间被迫害致死和历次政治运动中，挨整而寻了短见的。尽管他们生前跟现在还活着的人在一起共事的岁月里，曾经相互帮助过、嬉笑过，也曾为了个人或是小集体的利益有过争吵，有过分歧，甚至是粗过脖子、
红过脸。
但是，他们之间却有一个全中国，乃至是全世界百姓，都不曾拥有的称呼——战友。就是这个称呼，维系了一支全世界最庞大队伍——兵团。
每当危难关头，尤其是在维护国家主权、抗御外侮的斗争中，他们就会捐弃前嫌，一致对外。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今天，当他们生前倾尽毕生身血，屯垦戍守的土地，已不再是争议地区时，活着的战友就以自己的方式，将这一喜讯报告给了他们。
刘秀芹说：“立界碑之后，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人们就像是清明节扫墓一样，凡是家里有人葬在这里的都来上坟。这里没有亲人的，那他们的战友、老乡就来了。要是那几天你到这里来，每座坟前都能看到新烧的纸灰，新焚的香柱”。
离开这片墓地的时候，我在想，他们生前虽然都普普通通，有的甚至活得可怜兮兮，但是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一行扎实的人生足迹，他们都是当代中国最忠实的爱国主义者。因为他们都远离了故土，远离了亲人，生活在荒凉偏僻的国境线上，死后又安葬在界河边上，成为共和国一座座永不移动的界碑。
我站在阿拉克别克河岸的这座无名高地上，向这里的生者和死者，一个特殊部落里的最现实的爱国主义者，敬礼！
返回兰州之后，我还经常想起月光下那条叫阿拉克别克界河。
再后来，我为那片遥远的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人们，以及那条遥远的小河和那条小河上的月光，写了一首叫《边境小夜曲》歌。
我请风儿把这歌声送达刘秀芹和界河两岸的所有人家。
风儿收起了飞翔的翅膀
小河儿还在静静地流淌
白桦林里走着淡淡的月光
界河对岸的姑娘情歌轻唱
战火曾经烧过这片疆场
硝烟已作祥云飘在天上
河中锈迹斑驳的铁丝网上
一对白鸽拥吻在边境的界桩
边境的月色弥漫着吉祥
草滩上四散野花的芬芳
弹琴的小伙和着对岸的歌唱
明天他要迎娶异国的新娘
战火曾经烧过这片疆场
硝烟已作祥云浮在天上
坍塌的战壕里长出了高高的白杨
昔日的弹坑旁开满了紫色的丁香
边境的月色弥漫着吉祥
草滩上四散野花的芬芳
两岸的村庄灯火辉映着友谊的目光
和平的歌声空中挽手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