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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墓的建筑定位----评潘伟斌最新的考古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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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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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近年来通过陕西的“周老虎”事件和河南的“曹操墓”事件，人们对这一句话的理解和认识，应该是更加深刻、更加透彻了。通过对以下材料不断地进行对比、分析、思考和研究，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过去在“华南虎”争论中发生的一切，必将在当今“曹操墓”的争论过程中继续发生，“曹操墓”和“华南虎”一样，只有依靠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的发展，才能不受任何的约束，而真正展现广大网民的智慧和力量。

 回想当初，一石激起千重浪，陕西镇坪县一位周姓的农民，在深山拍到了野生“华南虎”的最新照片，这个特大新闻被众多媒体公布后，当地一些部门是何等的体面和风光，国家用于保护野生动物的一项专用经费，估计很快就能下拨到市县，而发现“华南虎”的当事人，也可以领到可观的奖金。中国的网民，确实很厉害，他们用放大镜观察照片的细节，任何一丝虎斑、任何一颗野草，都不肯轻易放过，就连国际著名刑侦专家李昌钰，都加入到辨别真伪的行列中来。

 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对于“华南虎”照片真伪的质疑和抨击之声，就铺天盖地的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陕西的一些人着急了，于是就策划了一个个高级专家的鉴定会，会后宣布“华南虎”照片属实，虎照的作者，拍拍胸部以自己的人格作担保，省级主管部门的厅级领导，也信誓旦旦地发表讲话，说华南虎在陕西出现，有众多不可推翻的“证据”。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这么干的，外人想要使用过去常规的、过时的办法和手段，都绝对不可能使他们低下自己高昂的头。

 “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现今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网络时代，只要家里有一台电脑，凡是网友关心的任何事情，拿起鼠标轻轻地一点，千千万万条最新的动态信息，刹那间就能汇总到普通人的手中。陕西镇坪的“华南虎”一出笼，几乎没有化多大力气，就在西部边远的农村，发现印有“华南虎”的年画，又在东部的义乌，找到印制年画的工厂，年画上的“华南虎”，和陕面照片上的“华南虎”，竟然是一模一样的，陕西“华南老虎”的真相，也就大白天下了。

 无独有偶，在河南安阳发生一件怪事，一座并不特别显眼的古墓，突然被宣布为“曹操墓”，几乎在一夜之间，有关它的真伪问题，也立即受到广大网民的质疑，其抗争之势，有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任何力量都摧毁不了它。河南的一些人着急了，也召开一个个专家鉴定会，会后宣布“曹操墓”定性没错，一位考古顶级权威出来发话：我们与不懂考古的人没有共同语言，“曹操墓”论证鉴定，这是考古界自己的事情，敬请外人自尊、自爱，不要前来说些外行话。

 看来，他们也是铁了心这么干的，完全可以想象，外人如果仍然使用过去常规、过时的手段，去和他们争、和他们斗，也根本不可能使他们低下自己高昂的头。要问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的“牛”，为什么把公众的真知灼见，总是当成一种耳边风？原来几十年以来，在考古界内部，有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谁的地盘发现文物，谁就是文物最后的定性者，他们对考古泰斗徐苹芳的否定意见都敢于熟视无睹，更不用说对倪方六以及广大网民，要采取一律拒之门外的态度了。

 看看过去，就知道将来，和对待“华南虎”的真伪问题上，要找到一张具有绝对杀伤力的义乌年画一样，在对待“曹操墓”的真伪问题上，也必须找到一种具有绝对杀伤力的可靠史料，以便彻底否定和推翻安阳的这座古墓，与汉魏时期真正的曹操墓，具有各种可能的联系。只有把真实的曹操墓背景材料一一厘清了，真正曹操墓的历史面目，才会逐渐地浮出水面，才能堵住河南一些人的嘴巴，才能让国内外不断关注“曹操墓”真伪的广大网民们，放下一颗悬着的心。

 俗话说“蛇打七寸，牛要牵鼻子”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曹操墓”的要害和症结在哪里？原来，任何地下遗址、地下陵墓、地下工程，都属于建筑学的专业范畴，过去考古界却把建筑学的不同意见，一律排斥在外，本身就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历代将作大匠和工部大臣，无一不是古代工程的总建筑师，而当代考古学家对于古代建筑设计、建筑结构、建筑施工等，却是知之甚少的。所以，把“曹操墓”研究的主导权，夺回到建筑学家手中，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所谓“隔行如隔山”，那些不懂建筑，不会画建筑图的考古学家，怎么可能通晓建筑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建筑学家见到一座房子，只要数数它的梁架，点点它的面宽，看看它的彩画，就知道它的主人，是属于几品官职，对于考古学家来说，所有这些就显得完全的外行了。过去建筑学家谈论考古，经常被对方斥之为外行的一种胡闹；难道考古学家，津津乐道地谈论建筑，也不应该被对方斥之为外行的一种胡闹？考古学家在建筑学家面前侈谈建筑，这才叫班门弄斧呢！

 中国各种类型的建筑，从原始社会开始，历经唐宋元明清，一直到二十一世纪，都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先进、从简单到复杂、从不完善到完善的渐进式演变过程，所以建筑本身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建筑理念，有不同的建筑材料，有不同的建筑结构，有不同的施工方法，有不同的工程技术界线。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建筑发展规律，有不同的建筑技术发展史，这都是只有建筑学家才能够掌握的知识。

 中国各种类型的建筑，从原始社会开始，历经唐宋元明清，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由于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种族、地域和人群之分，他们就有不同的权力、地位、身份和习俗，甚至还有一个非常严密的国家机器和社会集团，他们中的每个成员，是非常讲究等级制度和礼仪制度的。可以说，建筑本身，是政权、制度和财富的象征，所以不论是地上建筑、还是地下建筑，也必然有严格的等级之分，这就是说任何时期的建筑，都具有自己强烈的社会性。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的潘伟斌先生，在第249期的《中国社会科学报》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曹操墓的考古学证明》的最新文章，他在文章中特别强调一点：“墓葬等级主要表现在墓葬平面形状和建造结构上的差别。安阳这一座墓葬的形制，完全符合汉魏帝王陵墓的特征；曹操在去世之前，就已经取得了作为帝王的所有特权和礼制，他的墓中有出行仪仗，如卤薄、輴车等。这就充分地证明了，曹操当时已经按照天子之礼仪进行安葬的。”

安阳这座古墓，为什么一定要和曹操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基本观点是：这座古墓有“四角攒尖”的墓室顶部，这种结构只是东汉中期以后才出现的，它具有东汉晚期的特征。具体地说，东汉前期诸侯王的墓葬，是题凑石墙的回廊多室墓，而到东汉晚期，诸侯王与魏晋时期高等级墓葬，则为单墓道、前后室及四侧室、（或耳室）、穹隆顶砖室墓。用东汉晚期已经出现的这种墓室结构，前去判定安阳发现的这座墓，属于东汉末年的曹操墓葬，是完全没有一点疑问的。

 潘伟斌将东汉前后期墓室结构进行对比后，得出安阳这座古墓就是曹操墓的结论。这是把东汉晚期才出现的各种砖结构墓葬，和汉魏时期的高等级的墓葬，联系在一起了，和当时天子的墓葬礼仪，捆绑在一起了，和当时帝王最高等级的墓葬制度，混淆在一起了。可惜，他所有这一番“考古学证明”，竟然百分之百是错误的，他不是一直责难“反曹派”，缺乏对汉魏时期墓葬特征的了解吗？这里还要告诉人们：真正对汉魏时期墓葬特征缺乏了解的，恰恰就是他自己。

 难道潘伟斌敢说，这一种东汉晚期才出现的“四角攒尖”墓室，就是汉魏时期最高等级的墓葬吗？难道潘伟斌敢断言，这一种东汉晚期才出现的“四角攒尖”墓室，就是汉魏时期的帝王和王室成员，必然要采取的地宫建筑结构吗？潘伟斌凭什么就一口咬定，东汉的前期帝王们的墓葬，仍然是题凑石墙和回廊的多室墓，而一到东汉的晚期，帝王们的墓葬，就突然变成单墓道、有前后室及四侧室、穹隆顶的砖结构墓了？请问：东汉的哪一位皇帝，是葬在砖结构墓中的？

 其实，潘伟斌在《曹操墓的考古学证明》的这篇文章中，已经将曹操生前的身份、地位和权力，都定格在“天子”两个字上了。他说：曹操入朝去见汉献帝，赞拜不名、剑履上殿，位在诸侯王之上，又被授金玺、赤绂；曹操进爵为魏王，有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王冠之上，更加有十二条玉旒；曹操在生前，就已经取得了作为帝王的所有特权和礼制；他的出行，可乘金根车，驾六马，凡此种种，无一不与天子享有的最高规格等同。看这时的曹操，是多么的威风！

如果，潘伟斌说曹操以天子礼仪安葬的话没有错，那么按照“视死如生，视亡如存”的理念，在曹操去世之后，汉献帝当然会以天子的规格和礼仪，为他举行隆重的国葬，为他建造最高等级的陵墓，曹操生前六马驾驭的金根车，象征最高权力的金玺，以及他头戴的金冠玉旒，一一都要放进陵墓，这才真正符合常理。但那座被潘伟斌指认的“曹操墓”中，所有这些与天子葬礼有关的器物，却是毫无踪影的。曹操天子地位不可否认，但都没有落实到安阳的这座墓中来。

 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这一座“曹操墓”，完全不具有汉魏时期天子墓葬的任何特征，也根本不具有汉魏时期帝王墓葬，那种最高等级建筑结构的基本特点。其实，潘伟斌宣称的“东汉前期帝王、诸侯王墓葬是题凑石墙，东汉晚期帝王、诸侯王高等级墓葬，则为穹隆顶砖结构墓”的说法，本身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从东汉一直到曹魏时期，与天子最高等级墓葬制度相适应的，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地宫建筑结构形式，这在当时的众多史料之中，是有具体明确记载的。

 东汉末年曹操去世后，汉献帝以最高等级的天子礼仪制度，隆重安葬了他，根据《晋书·礼志》可知，陵上还有最高等级的宏伟建筑，过了九个月的时间，汉献帝立即将自己的帝位，正式禅让给曹操的儿子曹丕，曹丕即了天子位，也以礼相待，尊汉献帝为山阳公，其身份和地位均在所有诸侯王之上，他上朝奏事，不必称臣，受帝诏令，可以不拜，出行车服，郊祀天地，依然如故，天子待遇，悉数保存。汉献帝逊位十四年后去世，魏明帝曹睿又以天子礼仪安葬了他。

 东汉时期，汉献帝先以最高等级的天子礼仪，安葬了曹操，后来曹丕之子汉明帝曹叡，又以最高等级的天子礼仪，隆重安葬了汉献帝，这不都是汉魏时期，发生的事情吗？有人问：在这个历史时期之内的天子墓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根据《后汉书·献帝纪》的有关记载可知：“天子葬，中黄门、虎贲各二十人执绋。司空择土造穿，太史卜日，将作作黄腸、题凑，……绋长三十丈，围七寸，大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三百人。执事下明器，司空将校复土。”

 “择土造穿”就是按天子陵墓的前期规划的方案，到现场进行最后准确的定位，然后按照地宫的设计，进行竖穴土方大开挖，并建造黄肠题凑的地宫，等待灵柩由众多执绋者，徐徐下放，进入主基座，执事再放入明器后，用整条方木，将墓顶严密覆盖，其上加蓆，铺上木炭和膏泥，经过将校的复土，整个地宫工程即告结束，要搞地面建筑的，可以在后期进行。黄肠题凑的墓室，没有攒尖顶、或者穹窿顶，否则执绋者牵引的天子灵柩，是放不到黄肠题凑底部去的。

 《后汉书·礼仪志》里面，有“大丧，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司空择土造穿，太史卜日，……方石治黄腸题凑，便房如礼”的记载。在《后汉书·礼仪志》的注中，又说“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内梓棺柏黄腸题凑，容大车六马，皆藏之内方。”由此可见，在东汉后期的天子陵墓，黄腸题凑的墙体，已经由原来的黄腸木，改为更坚硬的黄肠石，墓顶用长形条石料铺盖，顶部仍然是平的，其做法与广州南越王墓室相似。

 《后汉书·礼仪志》中“将作大匠营陵地”这句话，被历来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经常被有意抹去其中的一个“地”字，结果就变成天子即位次年，立刻要去给自己建造陵墓的意思了。其实“营陵地”和“营陵”是完全不相同的两回事。“营陵地”只是“营陵”工程中的一部分前期性工作，它主要是给帝王，提前寻找一个、或者几个合适的阴宅用地，拟定未来建设的备用方案，对营陵地点的地形、地质、风向、日照、水文，进行摸底调查，这是一项无形的工作。

 营陵地的前期工作，是漫长的、多变的，而真正“营陵”工程，工期是极其短暂的。《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礼器》说“天子崩，七月而葬。”《荀子·礼论》中称“天子七月，诸侯五月。”这都是天子从去世到入葬，不得超越的“殡期”，也是竖穴开挖，垒砌黄腸题凑，内部整修，直到天子葬入过程中，必须遵守的总进度。黄腸题凑的工期，有七个月的时间就足够了。它根本不需要，由帝王自己在即位后不久，就将它“预修”起来。

 从春秋战国开始，一直到汉魏，除少数人采用“依山凿石”方式，去建造隐蔽性好、工期长的地宫外，其他的天子以及诸侯王的陵墓，都是采用黄腸题凑这种地宫结构的。“黄肠题凑”虽然是帝王特有的一种最高等级的墓葬，但是其他人去世之后，如果得到天子的特别恩准，也是能够采用的。比如：《汉书·霍光传》中，有“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赐黄肠题凑一具”的记载；《汉书·董贤传》中，也有汉哀帝“令将作为贤起冢塋义陵旁，刚柏题凑”的记载。

 黄肠题凑是帝王、诸侯王去世之后，按照礼仪都采用一种最高等级的地宫结构，那么朝廷中的大臣和其他非王族成员的墓葬，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一开始，他们只能采取建造木椁的方式，使它成为墓室的墙体，支撑来自墓顶及四周土体的压力。小型砖被用来砌墙后，在砖墙上铺设木材作为顶盖，大型砖用来砌墙后，出现了小型砖室墓，汉魏时期甚至出现了王公贵族各种形式的砖结构墓，但正如潘伟斌自己文章中所说过的那样，它们只是当时的一种高等级墓葬而已。

 潘伟斌为什么不敢说，砖结构墓就是当时最高等级的地宫结构呢？高等级墓葬和最高等级墓葬，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在它们之间，却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最高等级的、以黄肠题凑为主要标志的地宫，只是帝王才有资格采用；而高等级的、以砖结构为主要标志的地宫，只与“二等公民”联系在一起。有充分材料说明，属于“一等公民”的皇帝老爷，不能屈尊于与自己身份不符的砖结构墓中；而“二等公民”，也不能僭越礼制，葬到高贵的黄肠题凑中。

 黄肠题凑地宫，是什么情况下退出历史舞台的呢？黄肠题凑，一开始用上好木料，加工成大尺寸的方形砌块，由下往上砌成墙体，等灵柩入墓之后，再进行封顶。它的特点是墓室空间大，密封性能好；缺点是木材消耗量大，大木采伐极其困难，所以黄肠木，逐渐被黄肠石所替代，随着石材加工技术的进步，在黄肠石墙的基础上，砌以券拱式的墓顶，就逐渐变成最高等级的帝王地宫结构了。但在汉魏时期，任何砖结构的地宫，从来都没有取代过天子黄肠题凑的地位。

 潘伟斌及其支持者，一方面说曹操以天子礼仪进行了安葬，另一方面又吹嘘安阳“曹操墓”是个“高等级”的砖结构墓。其实，两者是自相矛盾、不可调和的。潘伟斌及其支持者，如果拿不出可靠材料，证明汉魏时期帝王陵，确实已经不存在黄肠题凑这种最高等级地宫的话；如果拿不出可靠材料，证明汉魏时期的砖结构墓，就是当时天子最高等级墓葬的话，那么广大网民，就有充分理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潘伟斌等人提出的观点，进行坚决、彻底地否定。

 安阳墓的主人到底是谁，已经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和观点，争论的双方，不管有多少的支持者，他们在学术争鸣的讲坛上，都应该是平等的。无论是质疑者和还是被质疑者，不得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真正的裁判员，应该是等双方都把话说完之后，进而前来认真分辨、鉴定的广大公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学术道德问题。百家争鸣是中央坚持的学术方针，然而被质疑者，至今仍然以各种借口，拒绝与对方进行平等的交流，而这正是他们理亏心虚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