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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仍有争的陶渊明

魏建宽

一

读《归去来兮辞》，我读到了陶渊明的“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决绝，但更多地读到的却是陶渊明的无奈与忧伤，孤独与痛苦。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陶渊明真的彻底与官场的朋友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了吗？

“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真的对那个曾经熟悉的官场一无所求了吗？

“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陶渊明真的能从天伦之乐中获得他在人世间所需要的一切温暖吗？陶渊明真的能借酒完全排遣他内心的忧伤吗？陶渊明又真的能从琴与书的世界中获得他所希望的慰藉吗？

陶渊明，其实是一位尴尬而又孤独的隐士。

陶渊明，归隐田园的陶渊明其实仍是一位与世有争的隐士。

二

阳光会让树木投下倩影，清风会让江河泛起波浪，空谷会让鸟鸣留下回响。

人非草木，他怎能对这个世界无动于衷，即使是隐士也不能例外。

正如“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逃徭役”一样，隐士仍然是人，他仍生活在帝王的版图之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稍稍聪明一些的封建帝王即使是出于标榜自己的目的，也要装扮出一副礼待天下贤士的样子，要让天下人说他所统治的王朝做到了野无遗贤。

因此，每一位不是智商有问题的皇帝都不会允许他的任期内有大量的隐士出现，也正因为如此，陶渊明回到柴桑之后不久，朝廷就派出官吏征召他任著作郎。

历史没有记载陶渊明是怎样应对这次征召的，但可以想象陶渊明是不敢或不能硬着脖子说一个“不”字的，他必须拿出不去赴任的充足理由，或父亲年老病笃啊，或自己抱病在身啦。另外，恐怕还得托托人情，走走后门，否则朝廷加一抗旨不遵的“大不敬”的罪名，陶渊明就恐怕得吃不了兜着走。

这样的判断不是没有道理的，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的确说了一句让人肃然起敬了一千多年的话——“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但不要忘记，陶渊明说的这句话是向谁说的？他是说给他的下属听的。读梁代萧统编的《宋书》，我们就会明白这个语境，当时地方巡察官“督邮大人”将要巡察他的彭泽县，要对地方官进行年终的政绩考察品评，陶渊明身边的人说陶大人“应束带见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穿西装打领带即着正装去迎接这位督邮官大人，于是陶渊明就有了上面所说的那一声长叹。但陶渊明辞职的理由是什么呢？读《归去来兮辞》，我们知道陶渊明辞职的堂而皇之的理由是“奔丧”，因为他的“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当然啦，或许还有其它的理由，为妹妹奔丧还不是最充足的理由。

再读比陶渊明更早的李密的《陈情表》，我们就会更加理解陶渊明的尴尬。李密被晋武帝征召为太子洗马，他是怎么推脱的呢？不也是以要为祖母尽孝才得以摆脱征召吗？

中国的帝制时代，永远都是一个欲做真隐士也令人困难的时代。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陶渊明之所以能得以顺利辞职，虽然没有向督邮低头折腰，但至少也曾向一位他喜欢的长官弯过腰的。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争取了官方批准，得以比较顺利地回归田园的隐士！读者如果不相信，下文即有详细的推断依据！

三

读“请息交以绝游”，如果不能读出陶渊明的内心伤感与无奈，就没有真正读懂陶渊明的心。

一个“请”字，其中有挣扎，有矛盾，这是诗人的内心独白——正因为难以摆脱官场的交际，才需要自己对自己盟誓，才需要告诫自己一定要摆脱那些自己看不顺眼的追名逐利之徒、尔虞我诈之辈。

但是你能放弃那些值得以心相托的知己吗？而且这样的朋友恰恰又奔波于仕途，而且这样的朋友又让你躲也无法躲避，那又该怎么办呢？

陶渊明就遭遇到了这样的尴尬！

朝廷征召陶渊明赴京城就任著作郎被陶渊明婉拒之后，江州刺史王弘仰慕陶渊明的大名，千方百计想结识他，但苦于没有介绍人。王弘最后还是想出了一条绝招，陶渊明一次出游庐山，王弘委托陶渊明的老朋友庞通在半路上设下酒宴先接待陶渊明，并吩咐庞通不要暴露是刺史大人的主意，要做得不露声色。等到庞通与陶渊明把盏共酌聊得正欢的时候，王弘就露面。我想王弘露面的那一刻，该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吧。不过陶渊明惊讶之余，并没有给王弘难堪，也没有对王弘表现出丝毫的不尊重。但就是不肯与王弘再有深交。

王弘这样的刺史大人陶渊明可以不理会，可以不再有深交，但另一位朋友颜延之，陶渊明就是一位想躲也躲不掉的朋友。颜延之曾于刘裕军中任职，刘裕何许人也，刘裕就是后来废晋恭帝自立为帝的宋武帝。其实，陶渊明在辞去彭泽县令之前也曾在刘裕军中任过参军。总之，颜延之与陶渊明的私交极为深厚。后来颜延之逆忤了刘裕，转任始安郡守，赴任途经浔阳，颜延之每天都去拜访陶渊明，而且每天都醉。最后离开浔阳时，颜延之还“留二万钱与渊明”当酒钱，陶渊明也没有嫌人家的钱肮脏，他“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也就是说，他拿人家的钱悉数收下了，这些钱成了他陶渊明分期至酒店喝酒的开销。此刻，江州刺史王弘也借机邀陶渊明去他的衙门赴宴，却屡屡请不到陶渊明。

由此可见，陶渊明隐居田园之后，并不是真正做到了与官场中人彻底断绝交往，只不过是有选择性地交往罢了。

陶渊明，是诗人，诗人是最容易受伤的。慰藉一颗受伤的心，有多种药方，友情就是疗效最佳的药方之一。

鲁迅先生曾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狂狷傲岸如鲁迅的人，不也特别珍重友情吗？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真可以称得上是一段佳话。

颜延之与陶渊明也是这样一对知音，陶渊明辞世后，颜延之亲自为陶渊明写下了墓志铭，还写下了一篇饱含深情的诔文，篇属还赠给了陶渊明一个谥号——“靖节居士”。从年龄上说，颜延之虽然较陶渊明为晚辈，但南朝刘宋时代，颜延之却是文坛的领袖啊，有了颜延之的推重，陶渊明想不朽都难啊。

这样的惺惺相惜的友情，这样的彼此知心的相交，难道又不正是陶渊明所珍重的吗？如果陶渊明真正做到了如他自己所说的“息交以绝游”，让颜延之一次次吃闭门羹，让颜延之一次次受冷落，能有后来颜延之对陶渊明的深情而又沉重的追悼吗？

陶渊明不是无所求，也不是无所珍重，他并非无所争，他争得了弥足珍贵的友情。

四

有人说陶渊明性情冲淡平和，诗风也如此，这的确没错。

陶渊明的确没有东汉末年的祢衡那样击鼓骂操的表现，也没有嵇康那样断然与朋友山巨源绝交的愤激，更没有像阮籍那样佯狂扮出一副穷途之哭的癫态。陶渊明将自己的双脚深深地立于田园中，他陶醉于“亲戚之情话”，他“乐琴书以消忧”，但是他的心仍关注着时代的变化，他的心仍表现出对儒家礼教的十二分尊崇。既然如此，谁又能说陶渊明真正与世无争了呢？

这也有事实为证。

隐居柴桑的时候，又有江州刺史檀韶苦苦劝陶渊明出仕，遭陶渊明拒绝。不过，当檀韶组织一场讲礼大会邀请当时的隐士著名的周续及祖企、谢响然讲学时，陶渊明对这件事还是有所反应的。陶渊明写下了一首诗：“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表达了自己对上述三人的敬重，并将这首诗传阅于朋友。陶渊明怎能说创作诗文全是为了“娱己”，他分明仍在朋友间寻求同类、寻求回声啊！

孔学成为宗教，其对人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孔教的“忠”君思想自然也深深地影响着陶渊明。后来刘裕代晋，做了开国皇帝，对此陶渊明也表现了自己的不满。

《宋书·陶渊明传》记载——“（陶渊明）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为东晋立下赫赫战功，最后官至“大将军”，谥封为大司马，生前享受“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殊遇，陶渊明的祖父陶茂也曾官至太守，也就是说陶渊明的家族世代享有晋朝的信任与优宠。对此，陶渊明是怀有一颗感恩之心的。因此，当刘裕当上开国皇帝之后，尽管他曾是刘裕的老部下，尽管刘裕也曾征召过陶渊明赴新朝任职，但陶渊明拒绝了。为什么，他是在为东晋的皇帝守节！

《南史·陶渊明传》记载：（陶渊明）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东晋安帝年号）以前，明书晋氏年号，自永初（宋武帝刘裕年号）以来，唯云甲子而已。

这段史料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了陶渊明当时的心迹，陶渊明写诗作赋有一个习惯，诗文都会题写上创作时间，东晋时期创作的诗文他都以当时东晋皇帝的年号来标注时间，但是当刘裕继晋为帝之后呢，他却以干支纪时的方法来标注创作时间，这当然既是对东晋的追悼，也是对刘裕的不承认。

由此可见，陶渊明还是抱有着一颗伯夷叔齐不食周武王之粟的心，还是抱着一个“忠”字没放，还是冷眼热肠地关心着那个时代、那个社会。

他怎么能与世与争呢？他仍在争一个“忠”字名节啊，他仍在争一个东晋遗民的称号啊。

五

鲁迅先生曾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是啊！陶渊明的确是一位没能忘却政治忘却人事的隐士，他一生留下了那么多的诗文，就是明证！

陶渊明，好一位与世有争的隐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