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萌子番号:浅论陇东根据地的社会教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7 09:32:54

浅论陇东根据地的社会教育

 

摘  要:抗战时期,陇东掀起了以文化、政治、卫生和群众文艺活动为内容的社会教育高潮。这一教育实践不仅为根据地建立和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革除封建陋习,促进生产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为党的政治动员奠定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1937年7月,全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以陕甘边区为中心的抗战教育随之建立和发展起来。在抗战教育中,社会教育有着重要的地位,发挥着显著作用。陇东是陕甘边区政府的所在地,开展了以文化、政治、卫生和群众文艺活动为内容的社会教育(俗称“社教”),社会教育活动开展以来,蓬勃发展,成效显著,广大群众通过学习文化,开始从愚昧落后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树立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大大激发了陇东民众的抗日觉悟,推动了根据地的建设事业。

一、陇东革命革命根据地社会教育概况

陇东原是一个典型的封闭世界,传统习俗主导着老百姓的生活:“一年四季吃冷水,常不洗脸不洗手,作饭不洗米,上炕不脱鞋”,妇女中没有剪短发的,很多人还缠足。这里的习俗还规定女子不能陪客人吃饭,她们除了家庭缝纫做饭外,不思他事。在文化教育上,这里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除了少数地主、官史、商人,几乎没有人识字,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知识分子如“凤毛麟角”, 300人中才有一个稍识字的人。1931年,全区8个县,有完小24所、初小118所、在校学生4390人。文盲占全区人口的98%以上。

1937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事业,提出了“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这一为抗战服务的教育方针,社会教育迅速发展。同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号召在边区开展“扫盲识字突击运动月”活动;10月开始第一次冬学,仅环县、曲子、固北3县共办冬学58处,学员719名;识字班369处,学员2424名;夜校20处,学员225名。次年,新正、新宁、华池、庆阳冬学发展到95处,有学员1581名。以后随着识字组的建立,以小学为中心建立半日学校和夜校,组织不脱离生产的男女进行识字扫盲。1939年春,毛泽东提出“为消灭文盲而斗争”,陇东根据地广泛发动群众办教育,社会教育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1940年底,各县共创办冬学80处,学员1334人;夜校239处,学员3182人;识字班374个,学员2390人,半日校62所,学员1124人。其中以新正县最多,全县参加学习人数2535,妇女达1105人,占妇女总数的40%。与此同时,各县相继创办民教馆、俱乐部以及剧团等社教组织。同年,陇东剧团(1939年成立)赴延安慰问演出,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毛泽东主席并为该剧团题词“向前进,勇往直前”,使全团同志倍受鼓舞。在返回陇东后,以更加高涨的热情投身于社会教育工作,演出许多反映新生活、服务于抗战与生产、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在当时很有影响。1942年,整风运动之后,使社会教育工作又重新获得生机。陇东地委认真贯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关于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的方针,以及社会教育“进一步为群众服务,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在开展社会教育活动中,根据本地区的实际状况,大力创办各种社教组织。各县民教馆、夜校、识字组、读报组等在以前基础上又有大幅度增加。同时还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利用社火、秧歌等民间艺术开展活动,寓教育于娱乐之中,掀起了社会教育活动高潮。在当时众多的社教组织中,以冬学最为突出。从时间、对象、教学内容分,有全天冬学、半日冬学、卫生冬学和一揽子冬学等。这些方便群众的组织形式,符合人民群众要求,因而也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1944年,陇东的庆阳、合水、镇原、环县4个县冬学就由1942年的12所发展到474所,参加冬学人数也成倍增加。尤以庆阳县最为突出,冬学由1942年的5处增加到148处,学生由112人增加到2800名,特别是一向被关在屋里的妇女也走出家门参加学习。

二、陇东革命根据地社会教育的特点

根据陇东社会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出如下特点:

(一)形式灵活多样

陇东社会教育教学组织形式灵活多样,采取办民教馆、夜校、冬学、剧团、领导群众娱乐、借阅读书等形式,“进一步为群众服务,为政治服务”。夜校,一般是成年人,主要是冬学学生,为巩固过去所学的成绩和继续学习新的东西,晚上在学校上课温习,除识字、唱歌,也读报,如1941年陇东分区共举办夜校37处、1942年举办夜校18处,学员多半能识生字,能写便条;冬学,有全天冬学、半日冬学、冬学夜校,成人冬学、儿童冬学、妇女冬学、放牛娃冬学、文武冬学、卫生东学和一揽子东学等等,有的以生产单位为基础,如华池县城壕村的特等劳动英雄张振财,1个月就识下了300多字,带领全村31人全部参加了识字班,实行父教子、夫教妻、哥哥教弟妹、儿子教母亲,连小脚婆姨和光屁股的放牛娃也动员和组织起来;识字班,大都是在白天适当的时候集中进行学习,如华池白马庙的劳动英雄石怀玉3个月就学会了350个字,可读边区《群众报》;读报组,年龄要求不太严,只要有时间,喜欢听的都可以来,既学习时事政治,又学习文化知识;小先生,是利用学生每天回家,带个纸条,给母亲或姐妹进行识字教育;剧团,组织群众在街头参加演出新戏,如当时合水人民抗战剧团、庆阳老百姓剧团、陇东剧团,组织街头群众参加曾演出剧多次;书报室,每日开放,让群众阅览,如1942年曲子借读书者有26次,借出各种书籍94本;领导群众娱乐,合水领导地方剧团,庆阳民教馆春节时组织秧歌,平常有室内游戏——棋类、扑克、乒乓球等。

(二)内容丰富多彩

陇东社会教育把学习文化和群众的实际生活、生产需要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安排教学内容,内容丰富多彩。主要教材有《农民识字课本》、《日用杂字》、《庄稼杂字》、《卫生课本》等,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增减,介绍庄稼栽培、纺线织布、妇婴卫生、珠算记账、公文知识等内容。对一字不识者则教扫盲识字;对乡村干部教记账、珠算以及写信等;对妇女教认票子。由于所教内容与群众需要密切相关,群众们都乐于参加。镇原县刘家城冬学,起初是以识字为主,后来教员李冰珠根据农村妇女疾病多的状况,便将冬学教学内容改为群众需要掌握卫生常识的“卫生冬学”,参加学习人数由原来26人很快增加为20人,经过学习,全村绝大多数妇女掌握了一定卫生知识,有效地预防疾病传染,出现人人讲卫生的好习惯。同时,社会教育利用快板、清唱、讲故事、讲演等多种形式教大家学唱,排练《不当亡国奴》、《爱中华》、《送郎参军》、《钉缸》、《买画》等小剧和歌舞。也请民间艺人给群众讲《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和民间传统故事等。

(三)对象不拘一格

陇东社会教育面向群众,具有广泛性和普及性,参加社会教育的有军人、群众、学生、干部、僧人等;有男人、女人;有成年人、老人、儿童。

抗战时期陇东社会教育工作认真贯彻边区政府制定的《战时教育方案》精神,积极进行抗战教育,教育群众树立革命观念和战争观念,动员广大群众拥军、参军。1937年红军教导师帮助庆阳县建立民教馆,充分利用其场所采用举办演讲会、教唱革命歌曲、办墙报、黑板报等形式开展生动活泼的社会教育活动,很有吸引力。

1938年,陇东各级党委组织动员区、乡级干部同群众一道参加冬学、夜校、扫盲识字班学习文化知识。到了1939年,陇东各县的干部教育已初具规模,仅环县就成立区级干部识字组11个,乡级干部识字组40个。华池、曲子等县也较前有所发展。1940年,陇东分区党委组织地、县干部系统学习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下册)、《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上册)等理论书籍,以提高领导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1944年曲子、新正等县的宗教界著名人士积极组织动员回民利用主麻日在清真寺内读报识字,深受回民拥护,也有力促进了陇东社会教育事业发展。

三、陇东革命根据地社会教育的基本经验
    陇东的社会教育在抗战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在无产阶级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研究和总结陇东社会教育的宝贵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社会教育与党和人民所面临的基本任务紧密结合并为它服务。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建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进行的。为了适应抗战的要求,陇东社会教育加强了抗战教育的内容。在教学内容中,着重讲解抗日英雄、防空、防毒有关的知识,通过教学,激发了人民群众对敌人的仇恨,鼓舞了人民群众对抗战的热情。

(二)社会教育同群众生产、生活相结合。抗战时期的社会教育比较灵活,同群众生产、生活相结合,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创造了个别教、互帮互教、家庭互教等多种形式。在时间安排上采用大忙不学、小忙少学、农闲多学、雨天雪天集中学习的办法。群众迫切需要掌握的东西,也就是社会教育所教的主要内容。陇东各级党政组织遵循“群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补什么”的原则,为配合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通常以识字为主,同时还进行政治,生产技术和卫生教育等。1944年曲子周湾冬学教员赵晋英在教学当中为照顾不同对象要求,就创造了“一揽子冬学”。这些方便群众的组织形式,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因而也调动了群众识字学文化的积极性。

(三)社会教育贯彻群众路线,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共同举办。    陇东社会教育贯彻群众路线,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共同开展,这是对以往单纯靠政府创办教育事业制度的重大改革,有效地促进社会教育事业发展。1941年,由于机械地执行边区教育厅规定的办学标准,致使冬学等社教组织大为减少,对社教工作产生不良影响。由于用这种主观主义的强迫命令推行社会教育,使教育完全脱离群众,引起群众不满。通过1942年整风运动,在教育内容上根据实际需要出发,打破旧的条条框框。走群众路线,发展社会教育,这一行之有效的经验,今天仍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抗战时期陇东开展的社会教育活动,是抗战时期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它不仅为根据地建立和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革除封建陋习,促进生产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不仅创造出了形式灵活,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而且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也是紧密联系革命斗争实际和群众“需要”进行的。它在抗日战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注释:

①《庆阳地区教育志》,庆阳地区教育处编,甘肃人民出版社,第3页。

②《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刘凤阁主编,内部出版,第40至42页。

③《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第488至492页。

④《陇东革命斗争史》,马西林著,甘肃人民出版社,第140页。

⑤《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第43页。

⑥《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第46页。

⑦《庆阳党史论文集》(一),李占年主编,内部出版,第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