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子美惠外星人体实验:刘泰特谈话201：哈维尔精神素描

一个国家的精神道德和一个人的精神道德，它们对各自主体的价值是同等的第一地位。这种思想，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政治理论。

今天，中国文化要强调个人道德，更要坚持国家政治制度道德的第一性原则。

中国不少经济学家（市场原教旨主义许小年等等）认为：国家的责任是维持秩序，制订好经济游戏规则；道德的意义，主要不是在公共领域而是应该属于个人私域的意义。

这种思想肤浅、糊涂，而且极其有害！国家的政治精神不讲道德，怎么能公平的制定好公共游戏规则！政治制度没有端正，不正是中国经济改制不公平（国营企业私有化）、股市制度黑暗的根本原因？

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西方的经济学思想，它的前提是西方政治制度实现了自由和民主，而中国政治制度还没有进行民主意义的改革，市场原教旨主义怎么会有生存的土壤？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不顾中国政治文化的落后，片面孤立的宣传市场原教旨主义，就如同给人看病，不仅仅是脚痛医脚，而且是不问青红皂白，简单残忍的把他的脚锯断。

实际上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开山之祖斯密，是在对重商主义经济上政治特权的批判，在对重农主义自然秩序经济思想的学习，在对人性道德进行彻底思考的基础上，建立了崇尚公平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这个体系是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统一体。

为什么斯密在写《国富论》之前，一直是哲学性的思考道德问题？为什么在道德问题有了基础答案后，斯密才如释重负一泻千里的喷薄出严密的经济思想体系？为什么斯密受到重农主义经济学道德正义价值观的影响后，决心把重农主义最有价值的经济正义理想发扬光大，因此完成了里程碑意义的《国富论》？为什么斯密临死认为他最有价值的著作是《道德情操论》？为什么首版《国富论》特别注明“《道德情操论》的作者”的字样？

这是因为斯密深深的知道，经济学理论必须立足于人性，而人性的科学就是道德学，如若经济学没有道德的依据，经济学的科学性就无从谈起，经济学就成为随意性很强的马基雅弗利的拜金主义的权术。

斯密的市场经济学立足的道德思想，其实质是要求经济学理论，必须得到人性“自私心”和人性“同情心”的共同支持；而“同情心”、“利己心”又是人性的道德悖论（即善和恶）。

斯密的经济学创造性贡献，是说明了在看不见的上帝之手（价值规律）的安排下，个人“利己心”的经济活动，能够同时增进和满足他人的物质利益，因此，市场公平竞争机制中人性的“自私心”，客观上实现了和人性“同情心”的统一。

但是要注意，斯密商品经济学“利己心”和“同情心”实现统一，是要求政治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政治权利的自由平等，即马克思说的“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如若没有这种政治平等权力（人权）的条件，市场的公平竞争就不复存在，商品经济的竞争就失去公平，就会畸形变态，商品经济中的“利己心”就会千方百计的寻租不公平的政治特权，而使经济发展远离社会正义。商品经济因此走上歪门邪道，最终就会窒息商品经济活动。

为什么中国古代会普遍认为“无商不奸，主要原因恐怕是中国不平等的等级专制，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制于政治特权，肮脏的官商勾结因此成为了商人致富的主要手段，也成为商人赚钱之道的金科玉律。

王安石经济变法的失败，根本原因也是企图利用等级性的政治强权，来强行推行他的国家商业货币经济发展思想，结果两者水火不容，商业金钱精神融入进国家专制机器，为官僚阶级“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下海捞钱打开了方便之门，造成社会民心上下涣散，政治迅速腐败，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经济利益的矛盾，后人认为北宋是亡在王安石手上，不无深刻的道理。

今天中国问题，和王安石北宋时有相似之处。在政治权利不平等的条件下，去援引“利己心”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片面的放任市场的作用，是根本不能自然的实现人性“同情心”的双赢效果；并且相反，还会把人的“利己心”推向无法无天的损人利己，把社会文化推向经济悬崖！

中国经济问题的要害，主要原因不是在此吗？在无视政治权利平等的条件下，搞所谓经济制度改革，事实上不是变成了赢家（有政治权力的）通吃？“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利益重新分配，难道不是它的必然结果？

中国经济学家有谁像斯密一样的坚持思考市场规律后面的政治道德文化？吴敬琏对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不懈批判，算是代表，但他只是直觉的提出问题，而所作的理论研究还远远不够。

没有政治道德的信仰，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思想，必然是乱象丛生，昙花一现，没有一个人能够提出像样的经济理论体系；对比斯密，他的经济思想基础扎实，深入到人性，因此才能经历了两百多年而仍光彩依旧。

即使马克思对斯密也是敬佩有加，斯密成为马克思思想重要来源，而斯密、李嘉图以后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是见物不见人，因此马克思很鄙视的批判他们是庸俗经济学家。

在此提醒中国经济学家：道德正义的问题没有想清楚，不要去侈谈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他们对此是一片空白，建议他们很好的学习哈维尔的思想。

哈维尔不是经济学家，但是他领导的捷克，是计划经济向市场机制转换中最为成功的，成功的原因就是哈维尔的道德公平思想在支配着经济改革。

哈维尔深深以为，国家政治要讲道德，他一当总统就提出“要耶稣不要凯撒”的政治口号，用它来对比中国改革物质性的口号，如若还认为中国改革无比伟大，认为苏联东欧改革通通失败，那么我就彻底无语了，因为他们是铁定了心“不撞南墙不回头”。

哈维尔特别重视国家政治领导人和新闻记者的道德良知，因为他们具有社会广泛的精神影响力，在中国，我认为经济学家的道德良知也是十分的重要！

最后我引用郭树清一段话：“经济学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学问，造诣高深者和初出茅庐者经常处在同一起点上，许多问题的解决不需要多么复杂的理论，与此同时，大量习以为常的知识，不时会发生很大的问题。”我赞成这种思想，我为郭树清补充上一句话：会发生很大问题的习以为常的知识，就是人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