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维盟路由器质量怎么样:瞿秋白：被抛弃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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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历史随笔，22000字）
瞿秋白：被抛弃的革命者
王 龙
引子：“位非得其所，才未尽其用”
瞿秋白的一生，大起大落，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在风云激荡的时代，他成为被选择的人；而当他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后，却又被自己的政治对手出卖与抛弃；当他终于成为悲壮的革命烈士，却又被和平年代的混乱“革命”所批判和打倒。瞿秋白生前曾说：“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可在不同的时代，他被冠以种种截然相反的称谓，从“革命先烈”到“叛党投敌”，从被“顶礼膜拜”到“掘墓鞭尸”，鲜花与粪土同在，谩骂和颂扬齐飞，那么令人多眼花缭乱的功绩与罪名，也许连从不看重“虚名”的瞿秋白生前也无法想像。一直到今天，历经种种磨难非议，瞿秋白才终于可以被人民永远称为“同志”了。这个饱受争议的人物对革命贡献之巨大，所受待遇之不公，平反昭雪之漫长，实为中国革命史所罕见。最终他以一种令人悲慨万端的反省方式，以残酷的自我解剖寻找精神圆满，从而成全了一个真诚丰富的心灵和深挚感人的人格形象。
纵观瞿秋白三十六年的短暂人生，就如同惊险刺激的过山车，一会儿直冲云霄，一转眼又堕入谷底。他耀眼的头衔可以开列出一长串：在中共“八七会议”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两度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是中共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也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他准确翻译了《国际歌》，也是中国最早报道苏联实况的新闻界先驱……可就是这么位鼎鼎大名的革命前躯者，最后的悲情结局竟是为“左”倾路线所杀，被“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梁衡：《觅渡，觅渡，渡何处》）
“毕竟是书生”，这是对瞿秋白一生最好的概括——他书生似的性格和为人，难以适应政治场上复杂的云谲波诡，这是他悲剧人生的基本成因。在福建长汀，他在夏日阳光下那走向刑场的单薄身影，成为一个走向历史的悲壮象征：那是中国奋起后“士”人觉醒的坚定步履，也响彻底着饱经心灵苦难后的苍凉回声。
历史一选择他就是一个巨大的“误会”。他后来在狱中回忆一生时说，自己其实从小就厌倦政治，经常搞不懂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各人找一种学问或者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他坦然地承认自己1917 年春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时，那些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而考进俄文专修馆，也并非想了解俄罗斯文学的伟大，只不过是因为家境贫寒，考虑到这所学校不收学费，又许诺毕业后能够有固定工作，“不过当做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这和今天焦头烂额找工作的大学生们，并没有两样。
但无情的历史现实不容犹豫地将他推向政治的前台。民不聊生的社会惨景、家国离乱的破碎神州、列强宰割的民族危机，使所有象他那样的热血中国青年别无选择地担当起“社会的良心”。他义不容辞地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肩负起政治革命家的责任。瞿秋白将自己的人生定义为“历史的误会”，其实并非文人苦闷中的牢骚渲泄，而是对自己三十六年人生道路的真实回望与反省——作为一名官宦人家的子弟，却遭到了家道中落的沉重打击；作为一名执着的文艺爱好者，却不得不随同陈独秀走上革命家的舞台；对政治活动的兴趣与日俱减，却不得不承担党的最高领导职务；把自己看作革命的局外人，却最终成为了革命烈士。这种种阴差阳错不是历史的误会又是什么？
然而自从走上职业革命家这条道路，他的内心何尝一日平静过？尽管“位非得其所，才未尽其用”，但一当他选择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后，就自觉地“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意识和游民式的情感”，念念不忘克服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站稳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直到被俘入狱，他仍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对自己1931年初之后，在政治斗争上出现消极倦怠感到惭愧不安。瞿秋白的这种诉说，几十年后还被有的学者批判为是集中反映出他“思想上的动摇和革命意志的衰退”，反映出他“在对待革命、对待自己、对待生和死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有严重错误”。
如果不完整地了解瞿秋白的一生，不熟悉他的坎坷经历，不熟悉他饱受的政治创伤，不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所付出的极其惨重的代价，则人们对他就势必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势必会认为他自我谴责的那样思想消极、斗志锐减，非但不是一个“模范党员”，而且是一个“最坏的党员”和“十足的市侩”。
四面楚歌中的下台者
瞿秋白第一次蒙冤被弃是从上海到“苏区”。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完后，瞿秋白留下来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苏联人米夫成为他的顶头上司。米夫其人，才学平平，但政治野心却极大，虚荣心也极强。他要求中共最高领导层不但要绝对听命于他，还要在理论上绝对崇拜他，要视他为救世主。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连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说：“我和瞿秋白双方都觉得米夫锋芒太露，有操纵中共的野心”。而生性耿直坦率的瞿秋白也不真心佩服这个中国问题上的“洋专家”，两人嫌隙日增。瞿秋白的书生意气使他在忍无可忍时，干脆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这陡然增加了米夫对瞿秋白的仇视。
除了直接打击瞿秋白外，米夫更要“以华制华”，而他选中的就是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刚刚加入中共的王明，就有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野心。1927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王凡西，在他的《双山回忆录》中这样评价王明：“陈绍禹（王明）不是革命家，而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工于心计，能玩弄无耻手腕的政客。”王明想依靠米夫的提携，获取中共最高权力；米夫更想通过对自己言听计从、俯首帖耳的王明控制中共，成为中国革命的“总设计师”。这还不算，以学者和理论家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的米夫，自诩为中国问题“专家”，一心想在精神意义上成为中共的偶像。而瞿秋白是中共党内公认的理论权威，是挡在米夫前面路上不易推开的一块大石。米夫们可以轻易改变瞿秋白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但要推倒作为理论权威的瞿秋白，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正因为如此，在六大上将瞿秋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边缘化后，米夫觉得还远远不够，还要进一步在思想和肉体的层面上摧毁瞿秋白。（王彬彬：《瞿秋白胞弟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权力斗争？》）
为了在政治上让瞿秋白出局，米夫对他进行长期的批判和迫害，尤其是在政治上予以闲置和抛弃。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扶持其门徒王明一伙上台，他们拿来开刀祭旗的第一个人就是成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活靶子的瞿秋白。尽管瞿秋白在会上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此前的三中全会和政治局所犯的“错误”，但王明等仍毫不留情地将瞿秋白逐出了政治局。他们采取“去瞿留周”的策略，在会上宣布对周恩来“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而对瞿秋白则穷追猛打，欲彻底批倒批臭，两次强迫身患肺病的瞿秋白写声明书，公开承认强加给的莫须有罪名。四面楚歌中，李立三、张国焘、黄平等昔日的同志和战友一时竟也无情地翻脸，一起莫须有地指控瞿秋白搞“小团体”，用“两面派”手段在党内进行了“国民党式的反党斗争”。(这怎能不使瞿秋白哀叹“每一个人的脸都看厌了”！)
面对这样过火的处理，生性坦诚的瞿秋白依然忍辱负重，甚至深为自己不能看出要立三路线危害之严重而感到内疚，他真诚地认为只有自己来承担责任才能在政治上起到教育作用。因此，他表示赞同远东局的处理意见，并检讨说：我的退出，绝不是自责似的退出，而是在政治斗争上的需要。他郑重地表示：这次调和主义的错误责任，在政治局里面，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立三路线，亦可叫他做秋白路线”（《瞿秋白文集》第7卷，第124—125页）。但是这种过份的自我批评，只能给新的中共中央以更多不信任他的口实。
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正如他自己回忆的那样，他很快“告了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但对瞿秋白的清算远没有结束。米夫和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始秋后算账，对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的表现做出决议，指责他以派别行动对王明等人实行压迫，对共产国际清党动摇，对共产国际代表极不尊重等等。一顶顶唬人的帽子向瞿秋白压来，他欲辩不能，失去话语权，只得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对所有的指责全盘照收，承认自己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甚至违心地承认自己陷入了“派别斗争的泥坑”。
瞿秋白被赶出政治局后，贫病交加，王明中央一个月仅发给16.7元生活费，远低于上海工人的一般工资，仅能勉强糊口，更何谈治病，实际上是欲置秋白于死地。本来，米夫、王明把瞿秋白从政治上踢出局后，就希望他从此销声匿迹，自动退出革命舞台。但既然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就不可能只关心个人的进退荣辱，不可能真正脱离政治。瞿秋白并未灰心失望，而是照样满怀热情，不断在中共江苏省委编的《斗争》杂志上发表文章，谈论革命前途。于是，“党内同志” 抓住文中个别用辞不够恰切扣大帽子，大做文章，。1933年9月22日，已从上海迁到江西“苏区”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对瞿秋白再次进行毁灭性的政治打击。“决定”指责瞿秋白发表的这些文章是“又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严厉地声称“在客观上，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号召对他要“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瞿秋白的批判。 在小组批判会上，中共上海局书记李竹声对瞿秋白蛮横地吼道：“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瞿独伊：《忆秋白》，第231页）
一个立誓为“共产主义之人间化”而奋斗终身的人，却在革命阵营中成了“过街老鼠”，成为一个“生命没有寄托的人”。这使本已处于自责和负疚中的瞿秋白更加迷茫，更增痛苦。后来在《多余的话》中《何必说》一节中他悲愤地写道：“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下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一个“拉”字，含有多少悲愤和无奈之情啊！
临近年底，中共中央派人向瞿秋白宣布了派遣他去江西“苏区”的决定。有人劝瞿秋白以身体需要调养为由拒绝前往，瞿秋白“有些怅然”，“沉吟了片刻”，说：“去，早晚还是要去的，否则有人要说我怕死呢。”他当时体弱多病，只向中央提了一个要求，即允许相爱甚深的夫人杨之华一同前往以便互相照顾，但却被莫明其妙地拒绝。当时有同志实在看不惯，要为瞿秋白申冤叫屈，他马上制止，不准为他去作无谓的牺牲。这个时候的瞿秋白，简直是太窝囊了。然而如再表示半点不满，那就更没法活了。（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第600页）
早把命运交给了“革命”的瞿秋白，自然只能只能老老实实地被“革命”牵着走。既然这是“党的”的安排，瞿秋白就不得不走了。1934年1月7日，在一个雨雪交加的夜晚，瞿秋白永别了妻子杨之华，踏上了去“苏区”的路。
去留心绪都嫌重
谁能想到，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瞿秋白的人生可谓光芒四射。他深受共产国际的信任重用，在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内，他几乎是唯一的俄语翻译。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高度评价瞿秋白，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内除了陈独秀、李大钊外“最好”的同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内“唯一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他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并很快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可而今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只能被“发配”到苏区搞点教育工作。这个时候临时中央负责人秦邦宪（博古）为代表，留办学生已经占据中央苏区各个权力部门的领导岗位，瞿秋白自然更不受重视，并且动辄还要被扣上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之类的帽子。
我常常怀疑瞿秋白这种革命者，就是传说中那只不知疲倦的荆棘鸟，它一生休息的时刻，除非是它停止飞翔的那一刻，也是死亡的那一刻。换了别人，经受这么多打击挫折也许早已心灰意冷，偃旗息鼓。可瞿秋白心中的哀怨很快烟消云散，很快就重新燃起对革命真纯而炽切的热情。离沪后半个月，妻子杨之华收到瞿秋白托人带给她的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到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这里的“老家”、“天堂”，显然都是指瞿秋白即将到达的中央苏区。寥寥数语，瞿秋白对离沪赴赣的欣喜、对革命根据地的向往之情溢于言表。
瞿秋白进入中央苏区后，不但担负起了中央执委会委员和教育部长，而且兼任了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笔等职务。他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做着党交给的一切工作，内心十分愉快，也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赞扬。这是他一生难得的清闲而充实的时光。
然而革命永远没有安逸的“天堂”，只有斗争中残酷的现实。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军事严重失利，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有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尤其是决定高层干部“走留”问题，因为高度机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所以关于瞿秋白是否被“扔包袱”留在苏区，才导致最后被捕牺牲的问题，近年来学者们各执一端，争议甚多。
从当时实际情况看，“走”和“留”都确实面临很大的困难和风险，都担当着艰巨的任务。“走”，要率领8万红军从敌人铁桶般的围困中突出去，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需要浴血奋战、风餐露宿，要在漫漫长途中寻找一块新的根据地，更可谓前程难料，凶吉未卜；“留”，当时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到处腥风血雨，一片白色恐怖气氛。而且中央还赋予留下来的同志十分艰巨的任务：他们要牵制敌人、开展游击战争，时刻准备迎接大部队相机反攻，杀回老家。要完成如此艰巨任务所面临的危险程度，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许多共产党领导人都是自愿留下准备牺牲自己的”。
走和留都是革命需要，都面临艰难的抉择。因而林伯渠在告别留下来的老战友时，在其诗《别梅坑》中也不由自主地发出“去留心绪都嫌重”的慨叹。
当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成了最高决策机构，决定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在迄今为止可以查阅的史料中，没有确切证据支持“走留”名单被用来进行了一次“清洗”行动，证明博古中央是带着“有声眼镜”决定走留人员的。但当时大多数人都希望有“走”的机会，都愿意跟随主力红军杀出重围去，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陈毅当时刚刚做过手术，剧痛难忍，但是被留下来的消息令他更加难受。他当即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红军总司令部，找到朱德请求和红军一起走，朱德无奈地表示个人同意他走，但也只有向上反映他的意见。而这一来便没有了下文。红军转移出发前，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用的布鞋、背包、马袋子以及冬服等物资，就去领取毛泽东的那一份，但是负责物资发放的一位姓刘的干部却供给单名上就是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单。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毛泽东也曾被列入留下来的干部名单。当博古提出把毛泽东留下后，周恩来反对的态度异常坚决，博古也担心毛留下来重打锣鼓另开张，毛才得以跟随大部队一起长征，“如果当时他被留下来，结果就很难预料了。”（王树增：《长征》，第69—70页）
那么，瞿秋白最后被留在苏区，是否非其所愿？他是否是以被抛弃者的身份为革命而殉道呢？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核心，是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发表于文学杂志《钟山》2007年第3期的一篇文章《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
王彬彬认为瞿秋白被害原因是博古趁机要“把瞿秋白扔掉”，以达到其“根本解决”、即“从肉体上慢慢消灭他”的目的，于是“瞿秋白就不得不留下来了”。他的看法是：“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走是人人渴望的。既如此，博古当然不会同意瞿秋白走，博古当然会把瞿秋白扔掉。”其理由是：“既然瞿秋白是死敌，既然令其离沪来赣就意在从肉体上慢慢消灭他，那么，现在又有了这样一个‘根本解决’的机会，又怎能放过呢？”
这篇文章引起了强烈争议。当年是博古的老部下黎辛、党史研究专家曹春荣以及裘真等人纷纷撰文严辞反驳，认为王彬彬一文完全是凭空捏造，不符史实，归结起来理由有几点： 一是博古中央将瞿秋白留在苏区是出于公心，因为其间决策理由正确，组织程序正当；二是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瞿秋白当时主管宣传，还主编《红色中华》，而掩护红军秘密撤离需要正常出版报纸以迷惑敌人，瞿秋白一旦辙离，他的工作别人很难替代；三是瞿秋白被留下，还有他自身的原因，就是他身患肺病，健康极差，难以承受长途跋涉的艰难险阻、战事袭扰。留下他只是权宜之计，原是要准备潜入上海去工作和治疗的。
双方的观点似乎都不无道理，但我觉得争论的焦点主要还是混淆了瞿秋白“应不应走”、“愿不愿走”、“能不能走”这几个问题上。这样全方位兼顾分析瞿秋白的主观愿望、当时的客观实际以及博古中央的真实意图，才有可能还原事实真相。
瞿秋白：应不应走、愿不愿走、能不能走
首先，看瞿秋白“应不应走”。
瞿秋白是一位公众人物，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经常来往于广州和上海之间，和国民党各方面打交道。他在黄埔军校作过演讲，黄埔的将领都认识瞿秋白。就是说，一旦留下他随时可以被敌人辨识出来。
瞿秋白当时确实身患重病，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疾重而常咯血，热不止且风难禁——让这样一位重病缠身、难以自理的病人留在大兵压境的严酷环境打游击，显然凶多吉少。王彬彬所说让瞿秋白留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苏区”，“无异如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生还可能性十分渺茫”，并不为过。
要说患病，毛泽东当时也刚刚身患疟疾，憔悴不堪，以致于大部分时间不得不骑马，可还是照样随军行动。贺子珍当时已经有几个月的身孕，挺着大肚子还是上路了。再说当时把瞿秋白留下来也不是为了治病，而主要是做艰巨的留守工作。治病的提议是直到“1935年2月项英接到党中央的电报后，研究改变斗争方式和部署，确定分局只保持项英、陈毅、贺昌三人的集体领导，其他领导立即分散转移，去各地领导斗争，有病的去就医。1935年1月党组织决定瞿秋白、何叔衡转移到上海就医……”（王辅一：《项英传》第187页）
至于是否因为瞿秋白身患重病无法随军长征，当事人之一的伍修权后来这样说：
“有的为‘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宜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们不幸被俘牺牲，贺昌、刘伯坚等同志也是这样牺牲的。事实证明，象董老、徐老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军，都被保存了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伍修权同志回忆录》，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
从另一方面可以反证这一理由不成立的是，1933年4月，王稼祥遇敌空袭被炸穿了肠子，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长征开始时，王稼祥是腹部插着管子，坐着担架开始了行军。过雪山草地时，他肠子流脓，甚至爬出蛔虫，仍以难以想像的毅力，全程坐着担架走完了长征，坚持到达了陕北。而就在长征初期，毛泽东也生病坐上担架，两人一路同行还在担架上统一了思想，这才有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后来王稼祥回忆说，随军长征才保住了性命，如果留在苏区，一旦沦陷时断无生路。可见，连王稼祥拖着那么严重的病躯，坐担架也走完了长征全程，瞿秋白也不见得就经受不住长征之苦。
其次看瞿本人“愿不愿走”。
2009年3月，党史研究者曹春荣撰写文章《历史岂容任意涂抹》中，根据瞿秋白在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忠实积极、奋不顾身地履行自己职责的实际表现，从侧面否定了王彬彬教授关于瞿秋白“不得不留”的说法，斩钉截铁地认为瞿秋白“出自他坚强的党性和对革命终将胜利的信心”，完全是自觉自愿留下来坚持斗争的。
仔细琢磨，曹文在细节上都对，整个看起来就错了。曹先生的论据看似逻辑严密，冠冕堂皇，却首先无法解释他自己文章中的一句话：
“……面对吴亮平为瞿秋白留下说情，张闻天也说过，瞿秋白被留下，‘这是中央局大伙决定的，他一个人说没有用’”。（吴黎平：《忆与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它）
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如果瞿秋白自己主动愿意留下来，还用得着这么多人为他要不要留下来“说情”吗？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张闻天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
“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时任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同志（即上文之吴黎平）回忆说，到了快要长征的时候：
“在中央政府讨论转移的一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同志向大家说明当时战争的情况，以及为什么红军离开苏区进行转移；他要各部领导做好撤离苏区前的组织工作，会上提出到哪些部长和部队一起长征，其中却没有包括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我在会场上小声地问了一下毛主席，为什么不让瞿秋白同志走。毛主席告诉我，他在中央局的会上对他们（当时中央掌握实权的同志）说过，他们不同意。”（《回忆张闻天》）
会后，毛泽东确实找过博古，结局是毛自己所说：“我的话不顶事”。之后周恩来也找到博古，建议他就瞿秋白的问题“再郑重考虑一下”，而博古坚持说瞿秋白患有肺病不适宜长途行军。最后，瞿秋白自己找到了博古，但任凭他怎样请求，博古仍是无动于衷。（王树增：《长征》，第67页）那一瞬间，瞿秋白明白了，把他留下，实际上就是任其自生自灭。
瞿秋白能不能走是一回事，本人愿不愿走却是另一回事。如能其本人坚持走而最终只能“留”，那就要问一问其中到底是何原因？
瞿秋白留在苏区的真相
反驳王彬彬观点的几位学者都提出，瞿秋白留下来是通过正当组织程序决定的，是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集体研究决定的，这个高级干部的留赣名单不能轻易改变。但从上文所引的资料看，同意瞿秋白走并为他说情的有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吴亮平等人，而现有资料表明反对的只有博古一人。但长征开始前，有人主张将毛泽东、王稼祥等人留下，因为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坚持，他们也参加了长征。我们姑且相信博古确实如其老部下黎辛如言“是一个很讲组织原则的人”，可这个原则为什么到了瞿秋白这里就一点变通的余地也没有呢，明明摆着那么多人为他说情，博古顺水推舟也说得过去呀！后来延安整风的时候，关于中央苏区人员去留的问题，瞿秋白之妻杨之华同志对博古提出批评与质问，博古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干部以后（有）遭受牺牲，这是我（应）负责的”。
可以想见，此时“左”倾领导者把他们任何一位不喜欢的干部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都可以说是“革命事业”的需要，都是有着堂而皇之理由的。因此我赞同陈铁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观点：“他（瞿秋白）自己也希望能够跟着队伍走，但是还是把他留下，实际上就是让他听任命运的摆布，实际是听任国民党的围剿大军的摆布，说不好听的话就是借刀杀人”。（2009年6月20日凤凰卫视《瞿秋白：多余的话》）反观整个苏区内，此时瞿秋白作为刚刚才在上海犯过错误的“待罪之身”，留下来“戴罪立功”，理所当然。中国历史的政治斗争中，有几个被废黜的头号领导人能够得以善终？
黎辛先生认为，对于博古这样的人，“不能说一个人只要犯了路线错误，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就都是错的，甚至都是别有用心，就可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他的一切行为的动机”，我也同意。也许瞿秋白最后被留在苏区，责任并非完全在于博古一人，毕竟这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讨论决定的。但从苏联时期起，“党内同志”就一次次地想置瞿秋白于死地，这一次他仍然是在处于弱势无援、壮士赴死的情况下，才被俘就义的。不管有多少人事后诸葛亮般的解释，何以能洗清瞿秋白被留下“打游击”是假，“甩包袱”是真；“革命需要”是假，“借刀杀人”是真？曾跟毛泽东作过长谈的冯雪峰就回忆说：“毛泽东曾气愤的说‘将来要跟他们算帐，为什么不把瞿秋白带到长征的大队伍去！’”1936年9月15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针对王明的宗派主义这样尖锐地批评道：“瞿秋白同志想走不带他走，这完全是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残余，这完全是要不得的，那时的宗派主义，那些行为是犯了罪的！”
吴黎平回忆，走留名单公布后，他请秋白同志到家里吃饭。瞿秋白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他满腔悲愤地说：
“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还是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学习与研究》，1981年创刊号）
当瞿秋白站在萧瑟的风雨中目送红军出发长征时，他把自己身边一位身强力壮的马夫换给徐特立，再三叮嘱他保重身体，同时还将自己的一件长衫送给冯雪峰作为纪念。他已经预感到，留下这些东西也没有用了。
瞿秋白此时的心境无疑是相当复杂的。在那时的共产党人中，瞿秋白是一个较为“儿女情长”的人。自己过去屡经挫折，饱受打击，不为身边的同志所信任，在此关键时刻仍然如离群的孤雁，被抛下单飞；现在目睹革命遭遇严重失败，和自己并肩战斗的战友们就要远走他方，今后是否得见完全无法预料；将来还要拖着沉重的病躯，在十面埋伏的苏区和数倍于己敌的人艰难战斗，胜负难料，生死难料。这一切，能不让他身心煎熬、意绪难平吗？瞿秋白是坚定的共产党人，尽管服从组织安排，随时准备为革命献身，但他也是肉体凡人，而且是一位有着丰富情感的文化人。在如此悲伤苍凉的生离死别之际，还能不允许有一点自己的情绪波动吗？
而象曹春荣先生等人则站在神坛之上，一心想维护革命人物的“圣洁”。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革命不能沾染半点余念杂质，而只有大义凛然，光荣正确；革命者更不能多愁善感，而只能视死如归，无情如铁。但诚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所言：“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表面上气壮山河，客观公允，实则其崇高的行文语气和革命的出场范式却巅果为因，大而无当。“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以偏概全、曲解历史固然不对，故意穿靴戴帽、“正解”历史更是功利主义的表现。
真正的革命者不需要包装，更不需要粉饰。战士也有一腔柔情，但当冲锋号吹响，他们照样奋不顾身、一往无前。
送别了战友，瞿秋白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共中央出发前交给他一项重要的特殊使命。为严格保守红军主力突围的秘密，蒙蔽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要求《红色中华》照常编辑、出版、发行，并且报纸的版式、栏目、出版周期等都不变，一切照旧。由于部队撤走后严重缺乏人手，组稿、排版、校对等工作都困难重重。但瞿秋白时刻忧心红军撤离的安危，生怕因为自己的工作疏漏暴露了中央红军主力的行踪。他如同坚守战壕的战士，不顾咳血疲惫，一身几用、夜以继日地工作，仍然坚持《红色中华》每周出版两至三期。报纸的内容仍以报道战争通讯为主，刊载军事电台收到的各苏区的捷报，形成红军主力仍在苏区活动的假象，直到1935年1月中央分局正式决定转移时止。他不负党中央重托，虽艰难却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红色中华》在迷惑敌人视听，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等方面都起了十分重要作用。以致于直到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近一个月，国民党军队才如梦方醒，急急忙忙闯入早已空空如也的中央苏区。
与此同时，瞿秋白还在紧张的战斗间隙，带领留下来的高尔基戏剧学校、工农剧社和红军学校的部分文艺战士，组成火星、红旗、战号三个剧团，分别进行巡回演出，鼓舞士气并帮助群众开展生产活动。当他拖着病弱之躯做着这一切的时候，他尽量不要别人照顾，反过来却常常努力帮助别人，因而受到大家的尊敬与赞许。
由此可见，瞿秋白愿意走，并不代表他不愿意留。但作为一名有着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人，他履行组织赋予的使命时毫不动摇，直到最后一刻，依然如同一头负重羸弱的老牛，拉着深深勒进皮肉的革命之车奋力前行。
瞿秋白是一位智商非常高的人，再加之长期残酷的革命斗争经验，使他内心深处并非不明白自己一旦留下来的悲剧命运。但对于瞿秋白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投身了“革命”，就意味着皈依自己永生的信仰。尽管“同一营垒”的人对他的所作所为玷污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真诚，他自己所经历的许多事，也确实使他感到了某种深刻的失落，感到了自己对这种残酷斗争“政治”情感上的疏远和背离，与那个理想中的“事业”拉开了距离，但在行动上他必须与“革命”保持一致，他已经没有为自己重新选择道路的“权利”。既然总得有一批高干留下，那么让身患重病的自己留下来帮助中央实现预设的战略目标，尚可以避免其他同志的牺牲。虽然作为一位典型的文人参与到政治中去，屡次遭到排挤冷落直至牺牲，但中国传统士人的良知道义，和一个革命者坚定不移的个人操守，使他尽管怀着复杂伤感的情绪，依然以归于平静的心态走向苍凉的命运之路，把自己孱弱的身躯献上革命的祭坛。
“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1934年11月，原属“苏区”的长汀县城、瑞金县城、于都县城、会昌等相继失守。瞿秋白拖着发烧、咯血和浮肿的身体，随“留守”人员昼伏夜出、东奔西突。1935年2月下旬，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捕获。
在我惯有的印象中，革命者一定都是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形象。然而看过瞿秋白照片的人，你会惊讶于他的文弱和秀气。他西装革履，文质彬彬，那圆形的框架眼镜背后，闪耀着温和敦厚的眼神。这位弱不禁风的男人，一眼看上去就是一位刚刚拂去粉笔灰的年轻教授，或者刚刚走下舞台的京剧演员，满身的书卷气，透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悲剧气质。
如果瞿秋白的骨头真像他的身体一样柔弱，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曾是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都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在他们的价值天平上，生命重于泰山而名誉则轻如鸿毛。而瞿秋白如果是为着一己的名利，他完全用不着去发动和投身革命。他决不会因为贪生怕死而出卖理想和信念、而成为革命的叛徒。退一万步说，即便在被敌人捕获时，原有的理想已动摇，他为着个人的名誉也不会出卖早已对自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组织和早已同床异梦的“同志”。在他的价值天平上，不但理想和信念远重于肉体生命，作为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名誉也比生命更重要。
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清楚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瞿秋白实实在在是一个书生、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无应，可见其之机敏。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
国民党对瞿秋白，有一个堪称漫长的劝降过程。他们只要瞿秋白肯明确地表示“悔意”，公开声明脱离中共，即可免死。国民党的劝降，可谓用尽心机，几番派“干员”从南京到长汀。特务们软硬兼施，威带利诱，却不能令瞿秋白半点心动。其间蒋介石急电三十六师长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淡淡地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宋希濂见劝说无效，只得电告南京蒋介石，请示处理意见。蒋介石闻听后，沉默半响，终于下令枪决。接到南京电报后，宋希濂出于师生情面，想对瞿秋白再作一次劝降，遂邀瞿秋白一起饮酒。席间，宋希廉拿出电报给瞿秋白看，并称如能自首，当再电请南京收回成命。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至此宋希镰束手无策，知事巳不可挽回。
枪决令下达后，“中统”头领陈立夫还心有不甘，于是星夜面见蒋介石，请求枪决令暂缓执行，再由“中统”派员往长汀，开始新一轮的劝降。就在行刑前5天，国民党还继续游说瞿秋白效法顾顺章，声称不一定让他做公开的反共工作，也不再勉强他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他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或者担任大学教授就行了。他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
无论是“军统”的费尽心机，还是“中统”的巧舌如簧，都不能令坚硬如铁的瞿秋白有半分心动——这样，瞿秋白便不得不死了。 1935年6月17日夜，蒋介石枪毙其命令已下，第二天就要行刑。于瞿秋白而言，这是最后一夜了。这一夜，他居然睡得特别香甜。早晨醒来后他脑海中浮现出许多唐人的绝句，遂披衣取笔，用唐诗凑成一阕：
可敌人连这点时间也不给他了。正当他奋笔疾书时，敌人进来催促起程。他只好迅速草书一行：“方要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1935年6月18日9时，瞿秋白安然步出牢门，前往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有现场记者报道，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言道“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
瞿秋白临刑前的照片，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恬淡闲静之中，流露出一股庄严肃穆的儒雅气概。这张照片一直深深地打动着我。如果你用心观察，他侧背两手、昂首直立面对镜头的姿态意味深长：一只脚自由无羁地斜伸出去，象是在某处名山胜水前的小憩之留影，而非生死一瞬间的绝命之照，充分表现出他潇洒豪迈、壮丽凄美的英雄气概。照相完毕，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后来回忆说，瞿秋白向行刑的军官扫视了一下，神态自若，缓步从容走出了大门，步行前往罗汉岭刑场。
据专案组成员测量，这段路距离约两华里余，正常人中速行走也需要20分钟，而身心交瘁的瞿秋白则至少需要双倍的时间。是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支持着瞿秋白，一路上，他泰然自若，手夹香烟，向围观百姓微笑告别。途中，瞿秋白唱着他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唱着《红军歌》，喊着“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从容不迫、慷慨赴死。
达两华里外的罗汉岭刑场之后，瞿秋白盘膝安坐在碧绿的草地上，面无惧色，向行刑者点头微笑说：“此地甚好。”
他只有两个要求，一是不能屈膝跪着死，从正面开枪，二是不要打自己的头。
惊世骇俗的“自白书”
瞿秋白和潘恩一样，对这个世界毫不宽恕。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视死如归，最后英勇就义，本该以革命烈士形象结束生命，顺理成章地名垂青史——但他却偏偏不，而是“愿意接受历史最公开的审判”。他要以残酷的自我剖析，把真实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显微镜下，留给后人去品评是非。他不放过这个世界的丑陋，也不宽容自己身上的哪怕一丝彷徨阴影。他不仅仅用手中那把犀利的手术刀，划出旧中国毛孔里每一滴肮脏的血，也用来划过自己的每一道灵魂的皱褶。从这个层面上说，他比潘恩的悲剧更显得震撼人心，他的人格也比潘恩更加雄壮动人。
关于瞿秋白争论的焦点，就是他就义之前写下的那篇惊世骇俗的《多余的话》，它已经成为一个百年话题。他在《多余的话》中说“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 在临终之前，他无意投入那幕壮士断腕英雄赴死的表演，而是选择一种令人费解的方式进行自我解剖。
正是这篇文章，让他长时期背负了“叛徒”的恶名。
《多余的话》成为瞿秋白向敌人屈膝投降的明证，让他无法得到他临死前所渴望的“大休息”，死后仍经历着世间的风风雨雨，恩怨荣辱。文革期间，作为“叛徒”的瞿秋白的坟墓在被红卫兵砸毁，鞭骨扬灰。不仅如此，瞿案还冤及其“狗爹狗娘狗老婆”，他父母的坟墓也没有逃脱厄运。1973年12月，与他挚爱一生的妻子杨之华代夫爱过，不堪摧残，瘐死狱中。
我们不能完全责怪那个疯狂的年代。《多余的话》即使放在世界范围的革命史上看，也是一篇惊心动魄非常特殊的奇文。
请看这些瞿秋白的原话：
“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骤然而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而对于自己思想上的消极颓唐，他也直言不讳地这样坦白：
“1931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了，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
作为一名举足轻重的共产党领袖，在残酷的对敌斗争环境中，不管是否愿意，瞿秋白的思想言行，和他无限真实的个性一样，都必须受到党的严格纪律的限制。他的激情只能沿着一条路线前进，他的想法只能在一个模式下表达出来。
可在这部文集里，没有对革命理想慷慨激昂的凛然演讲，也没有对革命道路细致精确的理性分析，更没有效法文天祥舍生取义的道德激情渲染。与其说这是一部严肃的理论著述，不如说这是一部剖析自己内心世界的散文随笔，一部血泪染成的悲怆之诗。你无法理解，一个大名鼎鼎的共产堂领袖，一个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在敌人的屠刀面前，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没有半点的动摇乞怜，但为何写出这种伤感迷茫充满自我谴责的文字？
这种文字，在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里，必将给瞿秋白招致身后之辱固不必说，即使是对瞿秋白始终怀着尊敬之情的人，也不免产生困惑：这篇《多余的话》分明是在自我作贱、自我贬损，分明是在自毁“革命声誉”，是在对用生命建立起来的自己的“革命形象”进行不留情的摧残。
这样坦率的文字，你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幼稚，因为他的许多话后来果然成为被人曲解的话柄，让他的共产党战友们也对这份遗书内容的真实性表示巨大怀疑。关于《多余的话》的真伪问题或曾否被敌人篡改过，历来存有争议的。而后来经多方查实，《多余的话》确为瞿秋白亲自所写。
瞿秋白自称“叛徒”，但如果他真的是叛徒，就不会视死如归用俄语哼唱着《国际歌》缓步走过长汀县城，就不会微笑着走向敌人黑洞洞的枪口。连站在他对立而的国民党人，都看出了“象瞿秋白这样历尽沧桑的人，到了如此地步，对生死还不能参透，是不会有的事。我们不应从这方面去误解他”。他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没有放弃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没有背弃自己的理想，更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之意。1935年8月，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首次选载《多余的话》时写按语说：“瞿之狡猾恶毒至死不变，进既无悔过之心，退亦包藏颠倒黑白之蓄意，故瞿之处死，实属毫无疑”。国民党御用文人赵庸夫在评《多余的话》时说：“其末段鼓吹伪政府，不便发表……”
由此可见，瞿秋白不是李秀成，《多余的话》决不是 “自首变节”的自白书。
说着鬼话去做人
如果不了解那样一个复杂的时代，就无法洞悉瞿秋白内心的痛苦和挣扎。而造成他这种内心痛苦的，不是国民党反动派，而是那些在党内的无情斗争、残酷打击中“早已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使他感到自己已被逐出了队伍，不敢再叫自己的同志为同志的人。
王明的左倾，李立三的左倾，陈独秀的右倾，使年轻的瞿秋白领导的临时中央没有能够探索出一条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道路。共产国际对他的无端抛弃，更是令他成为政治弃儿的关键一环。王明集团不仅仅是希望他背上“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黑锅，更要置他这颗废弃的棋子于死地。当他感到作为一个被“自己”人“拉出了队伍”的人而告别世界，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他痛楚、心忧的呢？理想的真诚被玷污后所产生的情感疏离，使他感到“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很久了。”这种漂浮在真空中的感受，这种两面不是人的感受，对瞿秋白来说，是多么残酷。
而他在狱中写《多余的话》，不能够指名骂王明，不能指名骂莫斯科，骂斯大林，而造成他悲剧根源的正是这些人，是共产国际。而这些都不能说——为了维护党的形象，他不能在敌人面前写这些东西，他唯一能做的，只能谴责自己，把所有的责任都担到自己的肩上。尽管对共产国际扶持起来的“左倾”中央有怀疑和抵触情绪，但作为一名严守纪律的党员，他还是真诚地接受了“党的”批评，并检讨自己的错误。当他努力去相信“党的”正确而又实在无法理解时，内心积蓄已久的压力和精神上的苦闷需要寻找出路和渲泄释放。信仰和纪律使他左右冲突，在共产国际和中央权威的大山前，只能转而选择怀疑自己，猛烈地批判自己——而不是王明路线。
学者吴小龙在《悲情·人格·思考——〈多余的话〉究竟要说什么》一文中，对瞿秋白的心态把握得更准确精细。吴文认为：“瞿秋白在这篇文字中，表达了他的人生悲情，坚持了他的人格操守，更思考着他所献身的那个事业的历史教训——这是这一篇文字的价值所在。”瞿秋白需要的是人们理解他，理解他深沉的内心苦痛———从而也理解历史，理解真诚的灵魂经历的真实的、充满悲剧意味的历史。
在他严格的自我反思中，他此一时期的所作所为，不但已背叛了党的原则，是对革命的消极怠工，而且也有愧于“党员”的称号，严重地丧失了“党员”之人格，事实上不仅是“叛徒之一种”，乃至还变成了可耻的“市侩”。只有在生命未结束前，自己勇敢彻底地暴露出“内心的真相”，彻底地清算出自己的罪责，并以此向全党作最后的请罪，才能够复归其清白之人格，才能够减轻自己的罪过，才能够“痛快”地无憾而死。而瞿秋白的这些话固然是自我谴责，但谁也不难看出：谴责自己未坚持与王明中央的“不同政见”，自然更是反对王明中央的政见；痛斥自己对王明路线的屈从，当然更痛斥王明路线本身。
早年在莫斯科时，瞿秋白就亲眼目睹了那种“清党”的无情残酷，明明你是有道理的，但是你却不能辩驳，所有罪名都要全盘接受。所以，作为书生的他后来连想都不想，也没有任何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想，干脆不想了。他才说自己实际上已经退出这个队伍了，“我也是叛徒的一种”。这实际上是一种悲愤无声的控诉，一种凄凉彻骨的抗争——信仰和真诚从此失落，那种扭曲的人格，造成他“生命的停止”的党内斗争，现在终于使这个书生革命家由衷地感到了“可怕啊”。对国际共运和中共历史中这种“党内斗争的黑幕”知道得越多，经历得越多，他的矛盾和痛苦就越是深远。瞿秋白虽然用着曲笔，不让敌人获得可以攻击党的把柄，但对那种玷污了圣洁的革命理想、破坏了崇高革命事业的“党内斗争”的悲愤和抗议，已经表现得明明白白。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与其说了人话去做鬼，倒不如说着鬼话去做人”。他把生命看得很淡，又将虚名看得很淡。他的大半生都在被革命抛弃的负罪感和孤独感中煎熬过的。这一次，哪怕死后也要被人误解，他也下定决心从彷徨中揭示自己的痛苦，从光明背后揪出黑暗。他觉得自己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而这一切滑稽剧的造成，都源于自己的文人性格。他认为自己是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身上有那种文人的积习、绅士的意识、游民的情感。直到临终前，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可无论是不是误会，他都选择了为革命而牺牲自己。他选择死亡说明他没有勇气抗争荒唐错位的命运，而只能屈服于革命赋予他的极为无奈的角色。在革命的舞台上，他需要扮演一个殉道者；在革命的剧情里，他需要走上刑场。
可是有过这种“误会”的何止他一人？只不过其他人或顺或逆，或假糊涂或真聪明，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隐恶扬善，哪怕手上沾满血污，也同样豪情满怀地指点江山。可这个“半吊子”文人却选择为自己留下一份真实的心灵告白。与其说这是“文人积习”和“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弱点，不如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在真诚的思考中解剖自己，在自我解剖中思索着历史。他要将自己这个旧式文人痛苦改造的过程如实地录下，献给后人作教训的标本——正如在《多余的话》里，他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
这一份最私密的共产主义者灵魂的记录，看起来戏虐轻松，其实是非常悲怆的。瞿秋白明白以中国的文化，人们不会理解和接受他这样的真实。他猜对了。即便在“文革”之后，仍有人认为瞿秋白之所以写《多余的话》，是为了赢得国民党的好感从而苟且偷生：
“秋白始终存在着一种幻想：他也许能够骗过敌人的眼目，用不着伤害党而把自己保存下来。丑化自己，是他付给敌人的一笔赎款，写《多余的话》，就是他援救自己的一种尝试。”（林勃：《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
这篇《多余的话》将给自己带来怎样的负累，他生前似乎都预感到了，因此在离开这个世界前留下了“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的诗句。但正如学者王彬彬所言，如果没有这篇《多余的话》，瞿秋白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也要单调得多、轻巧得多和平淡寡味得多。瞿秋白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文字，但某种意义上，这一篇不算太长的《多余的话》比其他全部文字都更重要。时间证明，他最终以这篇《多余的话》真正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和名誉。无论他生前有过多少过错、失误，有了这一篇披肝沥胆、抉心自食的《多余的话》，便都能洗刷了。
不平则鸣，爱憎分明，这是瞿秋白一以贯之的为人风格，想改也难。
瞿秋白25岁那年，爱上了充满朝气而又聪慧善良的杨之华。可这个女子却不断回避他。原来，她已经是有夫之妇，丈夫即沈剑龙。但当时杨之华和沈剑龙的感情已经破裂，只是尚未离婚。那天瞿秋白和杨之华一起，来到了沈剑龙家，坦荡地表白了自己和杨之华的心意。不曾想，沈剑龙早知瞿秋白的大名，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竟然一见如故。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谈判的结果，在1924年11月27日至29日的《民国日报》上，出现了三则启事：一、自1924年11月18日起，沈剑龙与杨之华脱离恋爱关系；二、自1924年11月18日起，瞿秋白与杨之华结为恋爱关系；三、自1924年11月18日起，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朋友关系。
这是敢爱的瞿秋白。
而瞿秋白在1927年的中共五大上分发的公开批评陈独秀、彭述之右倾机会主义的重要论著《《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则是在中共党史上，党的领导人公开点名批评仍然在位的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并且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这或许是唯一的一次。那一年，在反对陈独秀的党内家长制风气的斗争中，他对这位有知遇之恩的前辈毫不留情，敢于直言冒谏。
这是敢恨的瞿秋白。
人们习惯把瞿秋白称作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然而，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的坦率却让人吃惊：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的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的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虚名。其实，我对于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
这是敢言的瞿秋白。
作家梁衡对瞿秋白的几句总结非常精辟：
“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
大哉，秋白！
文人政治家的悲剧
瞿秋白知识渊博，才华横溢，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在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翻译等众多领域的重要思想，都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会唱昆曲，甚至还会绣花，把花鸟画在绸子或棉布上，他的篆刻艺术也相当出色。以他的惊世之才，如果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就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即使革命成功之后，又拨转船头，退而治学，他仍然可以成为一位文坛泰斗。20岁时，他便以《晨报》记者身份访问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国家——苏联，并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受到列宁接见。他刻苦学习，不仅精通俄语，还懂得英语、法语。他阅读、翻译了许多马列著作，向中国人民介绍苏俄革命经验。他翻译托尔斯泰、契柯夫等人的作品，以其对原著精妙的理解把握及无与伦比的文笔，使译家无人能出其右，被鲁迅赞为“中文外文俱佳第一人”。他被处决后，鲁迅就叹息良久，说过：“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指《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
瞿秋白自己也在《多余的话》里一再表达他对文学的热爱。他的杂文与鲁迅并驾齐驱，他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被奉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他本人因此被尊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创始者。据杨之华回忆，他曾多次表示革命成功后“要选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整理整理中国古典作品”。他多么想靠上那个文学的码头，但他没有，直到临死的前一刻，他还在如数家珍地表达对文学的痴迷：“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鲁定》、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中国鲁迅的《阿!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可以再读一读。”对文学的一往情深，由此可见。
在他自己的眼中，文人更多地代表着一种负面人格，与政治人格格格不入。“文人”对所有社会问题都可以恣意笑谈一番，但在面对复杂情况时往往无能为力。显然，瞿秋白把自己也归入了这样的文人行列之中，认为自己不配备成为党的领袖人物。他这样直面自己的性格：“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性格”，最后甚至带着无比尖刻的语气说，象他这样的人，“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
作为政治领袖不仅需要高瞻远瞩的政治目光，还需要灵活的政治手腕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不仅需要研究革命理论，还要善于分析现实斗争错综复杂的局势和对策。瞿秋白在此具有明显的不足。在当时复杂扑朔的形势和群情激愤的气氛下，瞿秋白领导的中共中央在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上矫枉过正，不可避免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自身内心的愧疚，更因王明等人的苛责，使瞿秋白产生了“劳而无功”的错觉。
历史的悲剧其来有自。瞿秋白自幼家道中落，靠典当借债度日，他母亲金璇因债务缠身服毒自尽的时候，瞿秋白才16岁，这使他对人生颇多伤感犹豫，太多的温良恭俭让无法让革命者所应有的政治人格在他自身占据主导地位。他没有陈独秀、张国焘和王明那样骄傲的学历，他的政治敏锐也远不及格。相反，中国文人的一般性文化符号都可以在瞿秋白身上找到。他温和中不无懦弱，谦抑中夹杂畏葸，面临矛盾习惯取调和折中的态度，遇到打击习惯忍让妥协、逆来顺受。在处理李立三错误时，他并没有按照共产国际即苏共党内斗争的模式，将李立三的错误升格为“右倾机会主义”或别的什么危言耸听的反动路线，也没有对李立三本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本着与人为善甚至以推己及人的态度，为李立三的严重错误开脱：“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别人倒了霉，他非但不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反而额外地承担起责任。这就是善良的瞿秋白。
可是，他的善良换来的又是什么呢？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听取李立三的检查时，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伊斯基示意让李立三“揭破痛疮”。在瞿秋白缺席的情况下，李立三顺竿而下，马上附和说自己的错误“是在秋白同志影响之下”犯下的，并反戈一击道：“我现在了解了秋白同志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会上的行动，就可以表现出来。党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
瞿秋白因这中国的问题而革命，最终却只能革自己一个人的“命”。他不无内疚地在狱中反思：“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无获，直至惨败无归。这种左右徘徊的境地，评论家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中说：
“在种种包围他（瞿秋白）的生活的互相的怀疑氛围中，他不能跟自己的同志交流自己的真实感情；他也同逝去的非共产主义世界丧失了联系。作为一个个体，他没法与党在力量上相匹配，他也不能提出一种可以取代共产主义学说的体系方法。然而软弱的他却为自己保留着一块个人主义的小岛，这块小岛拒绝了被周围的黑暗汹涌的大海所吞噬。”
在茫然无依的孤独中，他把自己定位成舞台上的“戏子”。他的人生应该说是一场真正的悲剧。而作为这场悲剧的主角，他已经尽力而为地做到了“戏子”应该做的一切。即使以命相付，他依然“像煞有介事的”把这场表演进行到了人生的尽头。
其实，文人本身并非完全就是负面人格的体现，但如果文人的品质一旦和政治结合起来，那么上演悲剧的可能性必将大大增加。瞿秋白生前身后的人生传奇，提供了一个身处政治旋窝的中国文人最真实的内心世界。
然而，诚如学者吴小龙说，即使在理想受到玷污践踏，信念面临失落沦丧之时，任凭阴谋和权争扭曲着各种人格，造就着党内的“十足的市侩”之时，瞿秋白的内心深处却没有屈服认同，还要大声说出“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来。这也是瞿秋白正直文人的本质所决定的。他永远不可能为了政治利益背弃自己的良心，转化为卑劣政客和异化的政治动物——虽然在那种“党内斗争的黑幕”下，这种“政治动物”确实已培养出了不少：王明、张国焘、康生……
这种亦儒亦侠的风范，在中国历史上不绝其人。当年项羽面对生的希望举起了一把自刎之剑，秋白却在将要英名流芳时举起了一把解剖自己的刀。他失去的是政治家的自由，得到的却是一个大写的人的尊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革命者的思想也有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在经历了历史的悲剧之后重新认识了悲剧的历史，也逐渐对崇高圣洁的灵魂在面对历史祭坛时的悲剧性思考有了更深切的体悟和理解。或许，瞿秋白的英灵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告慰——恰恰如他在《多余的话》开篇引用的那两句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如果说他还有所求的话，所求的也就是也许有一天，有人能以一种真诚，一种深切的同情和同感来理解他的这一份“心忧”。当年他在狱中写下虽有忧伤但并不悲观的《卜算子》中有一句：“信是明年春再来，应该有香如故”，今天终于应验了。
在《多余的话》的结尾处，瞿秋白向这个世界作最后的告别时，仿佛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豆腐是软弱易碎的，但瞿秋白终于没有被外力压扁，而是保持了洁白完整的外形。
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大仁者，虽九死犹未折。在人生定格的最后一刻，他将生命价值又推上了一层。
作者地址：成都市北较场军区西南军事文学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