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单口少年解缙mp3:毛泽东——华夏文化的复兴与帝王时代的终结者

毛泽东——华夏文化的复兴与帝王时代的终结者

本文摘自网易论坛惠州梁国芳的博文（有删节）  原标题为《何人曾识毛泽东——华夏文化的复兴与帝王时代的终结》

　　
　　毛泽东是中国文坛的一朵奇葩。他并非一个专业的作家，所作文章多为政论文。他的诗词即兴而作，豪情万丈，这一点百年间无人能望其项背。中国古代的词以婉约为正宗，多描写离愁别绪或儿女风情，须和音律，传与乐坊或青楼名妓配乐为歌；而众多流浪天涯或出没茶楼酒肆的歌女亦常执板吟唱。故无论王孙公子，市井闲人，皆好词曲，其流行于世犹如今日的流行歌曲。而另一派人物，填词仅为借用词的各式，不讲音律，以之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抱负，词句如诗句，易诵不易唱。然其行文自由，意境深远，为天下关切家国大事之人所喜用。毛泽东即为此类中人，他的诗词不拘一格，革命豪情与人生抱负流露自然，终其一生皆如此。毛泽东流传天下最广的词莫过于《沁园春.雪》，观古今诗词，豪情甚于此者难觅一二。当年金庸因其小说中有射雕两字而被台湾所禁。毛泽东在词中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一干威名显赫的古代帝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天下士人对此争论不休，一派认为毛泽东心高气傲，放眼古今，风流人物，唯他自己；而另一派，包括毛泽东自己，则说胜于古代帝王的风流人物乃是当代中国人民，即将创造历史的中国人民。而我认为，其妙就妙就在两种说法都有道理，甚至可和二为一。因为毛泽东与当时即将创造历史的中国人民是不可分的，他即是当代中国人民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唯一一首较柔情的诗是《蝶恋花.答李淑一》。他在诗中缅怀其妻扬开慧“我失骄扬君失柳，杨柳轻飚直上重霄九”，他把其妻想象成“寂寞嫦娥舒广袖”，即便如此，也不忘革命本色“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而我最喜欢他所写的《沁园春.长沙》。祖国河山之美，青年人意气之风发，斗志之昂然，令人观之历历在目，心开意阔。毛泽东似乎是个天生的革命家，他十来岁所写的《咏蛙》《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就已体现出他异于常人的一面。“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一个锐气不可挡、心怀天下的少年人形象跃然现于纸上。而他中年，亦是他人生高峰之时，1949年所写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则体现了他政治上的成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既为祖国天翻地覆而喜，又告诫同志们当乘胜追击，不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毛泽东一生豪放，敢言人之不敢言。他在“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中，“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把受尽天下士子唾骂的秦始皇扶正，连焚坑事件都要讨论一下对错。且不论其观点合理与否，光是这份文胆便当世无双。而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成果不如其当初之想象，另他产生了迷茫。《诉衷情》一诗正是他此时心态的写照。“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忍将夙愿，付以东流？”寥寥数笔，既体现了他的无奈，又显示了他写文章的无所顾忌、不加掩饰。

　　毛泽东是一位军事上的战略大师。经略军国大事，若非通观全局，不能有好的战略方针。毛泽东生于农村，又求学于大城市，经常到乡间做调查，了解农民疾苦，养成了开阔的视野。他在长期的实践中分析出中国的问题在于农民问题。国民党统治时期，城市工商业虽有发展，而农村经济却处于崩溃的边缘。在廉价洋货大量涌入的情况下，落后的桑农经济显然是无法生存的，农民大量破产，而军阀割据导致的战火连天，匪患横行，又加剧了农民的苦难。中国农民所受的苦难在当时的世界都是罕见的。农村地广人多，而国民党势力却不善经营，反动势力微弱，这为革命力量发展提供了条件。而农民又纯朴，所求无多，只要得到真正的实惠，必会死心塌地跟随。所以只要得到农民的拥戴，就会兵源不绝。毛泽东非常聪明地抛弃了代表苏联思想的“城市中心论”，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在广大农村实施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一中国数千年来均未能实现的理想。他在各地派出工作队，深入农村，进行政治宣传，发动兵民进行自给自足大生产，创建了一个个稳固的根据地。这就避免了古代农民起义只知占据城市，劫掠官仓，却忽视自身生产，最后遭到围剿出现后继不足的悲剧。事实证明，他这些措施是相当成功的，既保证了兵源，又保证了粮草供应等兵家必备。

　　而抗日战争期间“开展敌后战场”也是上述思想的延续。他分析出日军虽来势汹汹，在正面战场多有斩获，然而毕竟兵力有限，大部分要么用于作战，要么用于驻守城市，广大敌占区的农村地带敌人力量薄弱。于是，他一面组织八路军配合国民党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作战，一面派出大量工作者深入敌占区农村，发动群众，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敌后根据地，给日军以持续不断的骚扰打击，并在实战中锻炼出了一大批经验丰富的干部与战士。这与国民党只知在正面战场作战却忽视广大农村、忽视发动人民而最终失去民心形成鲜明对比。

　　解放战争初期，面对实力占优的国民党军队，他采取灵活的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敌进我退，敌疲我扰”，既拖垮了敌人，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又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当解放军力量壮大后，他果断地集中优势兵力，先占东北，获得了中共最缺少的工业重镇，进而一举统一中国大陆。

　　常言道：“得民心者，得天下！”我观此言很片面，古往今来得天下者多源于“得士心”。得到有识之士的认可与帮助，方可逐鹿中原。清末的洪秀全，趁世之乱建立“太平天国”，占据江南半壁江山。然而灭亡他的不是八旗军，而是以汉族知识分子为主的地方武装。为什么？因为他提出的信仰“天主”的理念，不祭拜中华始祖、尽毁中华文化，不符合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儒家思想。而毛泽东却能招揽天下名士为其所用。他知人善用，起用、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他手下的将领很多还是毕业于国民党所创的黄埔军校；他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团结之人，特别是开明绅士、知识分子阶层，建国后很多文学家、科学家纷纷回国效力，得到毛泽东的欢迎与重用；他推行“优待俘虏”政策，瓦解敌心，减小牺牲，降低损失，如解放战争中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将领与士兵多于战死者。这一切都说明了毛泽东个人魅力与战略思想的成熟。

　　毛泽东是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几经浮沉，于世纪之交走向复兴之路时所诞生的佼佼者。在他身上，凝聚了华夏文化的自强精神。

　　世界本无人，历经沧海桑田，物种演化，代表地球生物最高智慧的人类方才诞生。当人类从非洲走出，踏遍世界各地之后，在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在不同种族的斗争与合作中，文明产生了，文字、艺术、科学、哲学等——走上历史舞台，推动社会摆脱蒙昧向前发展。期间，很多文明已消亡，只留寥寥遗迹供人凭吊。而有些却几经流转，影响至今，当中以西方世界的希腊文明与东方世界的华夏文明可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两颗最为璀璨的明珠，其光芒不但照亮了古代，亦闪烁在今天。创造希腊文明的古希腊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种族已消亡，而其继承者古罗马人亦已消亡，但其文化火种依然流淌在当代欧美人的血液中，是现代西方世界的文化之源。华夏文明与希腊文明，大抵诞生于相同时代，而其演化竟也惊人的相似。希腊城邦盛行之时，希腊文明亦进入高峰。希腊人思想开放自由而博大，对哲学、数学、科学、人性多有探究，喜好辩论。其中又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徒三人为佼佼者，他们的学说与理论集希腊文化之大成，奠定了西方世界后世发展的基础。当时的中原大地，正处于西周走向衰落、奴隶制社会走向解体、封建文化开始盛行之时，思想文化蓬勃发展，诸子百家各著学说，立论相攻，招引门徒，各成体系。而其中，道家讲究气度，仙风飘逸，形神俱放，不与世争；儒家讲究气节，提倡仁义，生死事小，失节事大；墨家讲究信义，推崇非攻，天下兼爱，彰显朴素的人本思想；法家讲究法治，以严法治国，不循私情，既公正严明又无情无义；而其他，如兵家、农家、纵横家等亦从不同角度与侧面研讨社会，这一切奠定了后世的思想基础。各方名士奔走于各国之间，劝说诸侯施行其政。此时虽诸侯林立，士者朝秦暮楚，然而统一的华夏观念已形成。华夏者，服冠秀美，礼仪大国之意，暗含高贵于塞外夷狄之辈。相对于犹太民族、日本民族以宗教中神的传人自称作为其高贵的根源不同，华夏文化以自信、自强为贵。华夏之民，自号炎黄子孙，注重形象美，衣服宽大，头冠发式自然，崇尚礼仪，异于外邦夷狄不知其祖、披发袒胸而不知礼的原始行径，这是华夏文化自信的根源。华夏文化自强的根源在于重学问、重气节，士者，有学之士，文韬武略为时人所追求；“比干剖心”为后世所仰，“士可杀不可辱”为众多士子人生准则。总体来说，当时的华夏文化，即是尊重共同的祖先，注重形象，崇尚礼仪，追求文才武略，讲究气节，提倡大国风范。习此文化，即为华，否则就是化外之民，这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华夏文化的最优秀之处在于史学精神。相对于外邦以神话为主的历史，中国古代历史最具客观性与多样性。历代史官多能秉笔直书，无论英雄豪杰，还是乱臣贼子，都在史官笔中一一道来，不掩其功，不遮其丑，呈现出一幅幅鲜活的历史画卷。假如没有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活动足迹，所有的礼仪道德便会变得空洞，而最终难免堕入宗教的怀抱。正是有了无数的仁义之士与残暴之徒作为例证，后人方可明白什么是优良品质，什么是独夫民贼行径。古代史官的视野与客观性，当代史学家远远不及。古代史学家为真相寻查所有事实，而当代史学家为需要与所设定的结论选取某些事实。大约在公元前2—3世纪，罗马兴起，接管欧洲。罗马人吸收了希腊文化，但在哲学、科学等领域没有什么发展，而在国家体制、法律制度方面却有重大发展，影响后世。随着罗马的征战，地中海差不多变成了罗马的内海，罗马帝国的赫赫战功也流传后世。同期的中国也进入秦汉大一统的时代，随着王权加强的需要，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结束，儒家学说独尊，华夏文化走向狭隘的一面；科学领域也少有人研究，后世虽有四大发明，终是个别人所为。儒家思想与法家理论在朝廷上得以融合，后世王朝所推崇的“仁政”“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等思想由此产生。而史官的独立性，由太史公秉笔起，保持至明末，即使皇帝也不能随意更改历史真实。汉时的民风，由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挑战，而变得尚武非常。彼时大汉良家子弟，披坚执锐，转战大漠，驰骋纵横千里，驱逐匈奴万里之外。有的马革裹尸，却留一世英名；有的屡立奇功，功封万户侯。无数鲜血，尽洒草原荒漠，却保子孙不为蛮族所掳，妻女不为夷狄所污。即使三国内乱，乱世之中亦人才辈出，文武全才重德重义者比比皆是。曹孟德虽以奸诈流传后世，然其安邦定国亦功不可没，临江横槊诗更显其文才；刘皇叔爱民如子，惜才爱将，仁义满天下并非小说家虚构；孙仲谋虽系守成却也成就三分霸业；周公谨“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更是儒将的代表；诸葛孔明起陇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代名相，忠心为国者的楷模。中原大地虽几经战火，依赖民风强悍，亦不使草原蛮族乘机而入。而汉时被驱逐的匈奴辗转到了欧洲，推动日耳曼等蛮族进入罗马帝国。这可害苦了罗马人，终于导致罗马走向衰落分裂，欧洲遂为昔日蛮族所有。而同期的中国大地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华夏一族差点同赴天国与罗马人会和。西晋一统华夏后，外无强敌，士好玄谈，民风渐散变弱。而政治上实行分封制，终致“八王之乱”，兵乱连年，汉族精壮尽失。而原先内附的异族纷纷起兵建国，世居中亚的外族也纷纷迁入。一时间，华夏龙兴的中原大地，胡人过半，良田美地为其所占。胡人所建之国，胡人为“国人”，拥有特权，而汉人为奴仆，沦为“乞活”的地步。倘秦皇汉武可知，能不痛心疾首？尚幸乱世之中，民风渐强，而汉将冉闵又下“杀胡令”，汉胡相互仇杀，羯族尽灭，同时逼使数百万胡人退出中土。历代史官多责冉闵杀人太多，不和仁义，然而其檄文一出，北方汉人竞相呼应，可见当时汉人仇恨之深，生存状态之差。我观冉闵其人，颇似项羽，重武多于重智，客观上却也改变了北方人口态势。虽然最后冉闵因政策失误，战败被杀，然华夏之血脉终于在中原大地站稳脚跟，繁衍生息。可惜由于妇孺为多，世家尽灭，仍无法阻挡鲜卑等族入塞统治，然而毕竟不能改变汉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局面。而鲜卑最终亦举族入汉，成为华夏血脉的一支。以前观官方史书，读到晋末南北朝部分时，竟以为各族贫苦人民从一开始就手拉手，对抗封建剥削，然后又载歌载舞，共创美好家园，实现民族融合。这怎么可能？西晋王朝放纵少数民族入塞居住，致使北方各地，甚至京城附近，胡人过半。而胡人部族大多还处于原始公社制或奴隶制社会阶段，以游牧为主，不喜农耕。当时教育落后，能吸收到汉文化的毕竟只有少数胡人上层人物，大部分胡人还保留原始习性，不可能知晓什么是仁义道德。天下无事则已，天下有事，胡人在其头目率领下，往往举族为兵，以劫掠烧杀为能事。所劫杀之人是谁？只可能是富裕而好安定且组织松散的普通汉人。所谓的融合，大多是胡人取得了政权后，建立了特权统治，生活日益安逸，游牧品质逐渐消失，再也无法回到草原生活；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吸收华夏文化这唯一能接触到的先进文化。而随着汉族势力的恢复与反扑，居于城都的胡人为躲避仇杀，纷纷改名换姓，融入汉族。这就是所谓的民族融合。中国在晋以前数千年的历史中，从未让塞外蛮族统治过，而此后常沦陷。内乱自然是其中重要因素，然而内乱是封建社会常有之事，若无外族参与，平息亦快。终其原因，在于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仁义”被放大，甚至被理想化。汉朝以后统治者，对外征战，获胜之后，为显示其气度，彰显天朝皇威，感化四夷，往往把外族迁入内地，妄图以“仁义”“王道”教导之，使之成为通晓礼仪、仁德之人，为天子守卫边疆。然而在教育落后的冷兵器时代，又怎么可能行得通？结果就是在身边安下一枚定时炸弹，少则数十年，多则上百年就会获得机会引爆，导致人口减半，生产停滞的恶果。晋末之乱，唐朝之乱和明末之乱皆是此道理。公元5世纪开始，欧洲进入政教合一的时代，科学与文化受到极大的压制，后世谓之“黑暗时代”。而中国重新走向统一，隋唐相继登场。世人皆认为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时期，万国来朝，声名远播，而唐宋诗词更是高雅非凡，流传后世。我看不然，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此时正是华夏文化真正走向衰落的开始。南北朝后期，佛教在民间大为传播，成为一般民众的精神鸦片，而历代君主亦多信奉，君民体质气魄渐弱，不复有大汉之风。而科举制度的实行，虽使部分寒士有了登朝入政的机会，然而却使天下读书人功利趋生。古人读书，诸子百家天文地理皆有涉猎，文成武就，又好身体力行，往往佩剑游遍四方，然后方才考虑入仕。所以古之谋臣战将，大多文武全才，眼界开阔，有胸怀天下而忘小利之境。而实行科举制度后，私塾先生仅教授一家经典，不好辨析，唯好灌输；学子闭门读书只为应考，足不出户而不知天下之变，所出腐儒为多，名为孔门弟子，却何来孔子历遍天下而无惑的精神？而统治者为统治便利，大力灌输愚忠思想，偷换概念，变忠于国家为忠于帝王个人，遂使乱世之中良善之臣只知反奸臣而不知反昏君，无法釜底抽薪。科举制度大大桎梏天下读书人的思想独立性，使天下士子目光变浅，甚至帝王将相亦不能免。自此以后，为君者不再有刘皇叔之类仁义君主，亦不再有曹孟德之雄才大略，所出即使威名如宋太祖、明太祖之类亦多考虑自家而行弱天下之策；为臣者文武分家，文臣不通武略，好安逸，不思进取，武将不闻朝政，处处受制于人；忠心为国者多不通权术，为小人所制，无法扭转乾坤，如宋之岳飞、明之袁崇焕；通权术者又多误国，易变节，如宋之秦桧、明之洪承畴。更有一干自小为功名而读书却无法入仕者，竟投向外邦，助纣为虐，以所学亡中国，如宋之张元，明末之范文程，假使真有鬼神，如何面对苏武？自此中国再无才如张良智如诸葛而又忠心为国者，亦无霍光这等能清君侧、废昏君立明主之臣，最后历经纷乱五代、弱宋而全境亡于蒙古。大约在公元14世纪，西方世界从黑暗中走出，发起文艺复兴，以学习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为名，推崇人性，摆脱宗教桎梏，而后再经启蒙运动，提倡人权、平等、自由，欧洲进入了一个科学技术兴起、文化发达的时代，进而取得了世界的统治权。而中国由于蒙古人的入侵与破坏，亦刺痛了国人的神经，中国率先在世界驱逐出了蒙古人，重新取得中原大地的统治权，建立明王朝。明朝诸帝，朱元璋、朱棣父子虽战功赫赫，然非有大家风范，为一家之私大杀功臣，重文抑武，刑律严苛；而中期又多懒王，长年不理朝政，致使吏治松散。然而就像英王查理、法王路易不能阻止国家的前进一样，华夏大地因民族危机与对外交往的频繁而焕发生机，也有了自己的文艺复兴。文学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牡丹亭》《金瓶梅》“三言二拍”等一大批名作问世，数量之多，为中国历代之最。“三国”重仁义，讲智谋；“水浒”重义气，反抗压迫。今日观之，犹感古人的意境深远，其中的民族精神，武略滔滔，尽显无遗；源于外族的入侵，引起知识分子对道德与武略的重视。政治经济领域：明朝虽多懒王，然国家体制仍能维持，源于政治上实行内阁制。这一体制，类似当今的君主立宪制，君主权力被限制，文官政府支撑起天下，万历皇帝连立太子都不能自作主张，一气之下二十年不上朝。明朝中期江南地带资本主义兴起，出现了雇工制，甚至还爆发过工人抗税、抗矿监的早期工人运动。科学技术方面：李时珍为革古籍之误，翻山涉水，遍尝百草，终编著《本草纲目》；医学家张景岳所著《景岳全书》大大丰富了中医理论；徐霞客历经30多年旅行考察，写下《徐霞客游记》，尽述祖国大好河山之美；宋应星编著《天工开物》，徐光启编著《农政全书》等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对外交往也发达，且不说郑和率大船队七下西洋，单是当时来中国的传教士就有很多，他们带来了大量当时世界先进的数学、科学方面的书籍，其中就有后来为徐光启所译的《几何原本》，我们今天数学上的很多名词即源于此书；军事上，火器应用广泛，当时的明军多已装备火器，很多仿照于同期的欧洲，有些甚至不逊色于欧洲，只是由于当时技术所限，未能在野战中发挥出优势。人文思想方面：海瑞骂皇帝，彰显士子气节；史官能守太史公秉笔直书精神，诸多皇家丑事亦不能遮掩；士子常结社论政，即使魏阉乱政时亦不能灭东林学风；人权思想开始萌芽，明末三大家从不同角度提出君权的不合理及设立“虚君”制度的构想。明朝纵有一万个不是，然而其人文思想发展方向、政治发展方向与科学发展方向与当时的世界还是同步的。从科学技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三者的联系角度来说，科学的发展会带来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而从历史文献中没有证据显示明朝的君王与大臣及士大夫有抗拒科学的行为，他们对现代数学、天文学与军事武器是喜好的，长远来看，对科学的推崇必然会带来教育体制与政治体制的改革。对明朝的发展应当是肯定的。17世纪正是欧洲爆发大革命、社会即将大发展的前夜。中国社会亦摇摇欲坠，若上天当时再借中国五十年稳定，则政治体制上内阁制的完善、军事上火器的进一步发展、对外交往带来的人文思想的成熟与科学技术的深化学习，中国当与西方世界同步走上现代化，甚至可能会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世界的东方文明之路，进而影响亚洲，免遭西方百年殖民统治。世人多认为清朝入主中原是因为八旗军实力强大，然而清军虽早期与明军交战胜多败少，亦损耗巨大，唯靠劫掠关内人口补充，明朝派遣一吴三桂守住宁远与山海关，清军即不能入；满清毕竟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存在是不可能持久的，所以在打了多场大胜仗后依然希望议和，只求保住东北一方势力。有三人须对满清入主中原负责。其一，崇祯皇帝。明朝诸帝，以崇祯最为勤勉，他扫清阉党，尊重士子，亦好推广科学火器，当年徐光启向他提出建立新式历法及建立以火炮为主的新式军队的构想，都被他接受，只是由于连年征战，国库空虚，未能实现。后人多以“君非亡国之君，臣为亡国之臣”来评价他，同时批评明朝的文官体制。实则不然，明朝的文官异于宋朝的文官，虽有党争，然而党派斗争是政治的必然，他们在大事上是不含糊的，少有秦桧这样的投降派。本质上明朝的文官体制是一种发展着的制度，自然有很多腐朽不足的方面，但相对一人独裁导致的政治僵化，随着西方先进思想的传入，体制的完善与发展是有前途的。崇祯即位后，乾纲独断，收归权力，一罢内阁专政之风，事事亲力亲为，然而一个人事事处理又岂会有好结果？他又是个急性子，朝令夕改，更换大臣如走马观花，军事上急于求成、瞎指挥，又过于好名声，显迂腐。明末之祸，一源于满洲兴起，导致军费庞大，国库不支，赋税剧增；二源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江南富裕，民风散弱，遇强敌不能抗，而北方川陕之地民风彪悍，经济却落后，土地兼并严重。恰逢遇上旱灾、蝗灾，川陕大饥荒，汇成流民百万，而朝廷赈灾不足，终激起民变。中国之大，多少人想成王称帝。起义军的领袖并非是些有饭吃就能满足的人，他们的目标是建立自己的王朝。而崇祯帝既没有及时地打击川陕之地的贪官污吏、恩抚民心，又错误的对义军首领采用以安抚为主的策略，致使闯军多次降后又叛，朝廷兵力、钱粮耗损无数，最后全赖孙传庭、洪承畴大破闯军，仅余李自成18骑逃脱。而后崇祯在松山大战中又急功求成、瞎指挥，逼迫洪承畴冒险出战，导致大败，北方明军精锐尽失。李自成恢复元气后，趁洪承畴兵败之际，进兵北京，本以孙传庭的老成，再以江南之师合兵，足可应付。然崇祯又犯急性子、瞎指挥的老毛病，导致孙传庭兵败战死，至此，明之两大重臣洪承畴、孙传庭尽失。而此时崇祯又拘于面子，未能当机立断作战略转移，移师富裕且势力稳固的南方，于是北京陷落，崇祯亡，南方虽有百万军队却群龙无首，各自为政，不能持久。崇祯若是作为一臣子，必是一骨气铮铮、鞠躬尽瘁的良臣，然而作为一皇帝，他的才华与气度风范是不足的，才华不足的人位据高位，要么为人所制，要么刚愎自用，而军国大事，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在战略方针与用人方面更是容不得半点马虎，在这方面是无法用其他方面的优点去替他辩护的，这既是他的悲剧，也是封建传承制的悲剧。其二，李自成。中国封建史，江山谁都可坐。李自成趁明末流民兵变之际率众百万大军夺取北方，进入北京，本可建一番功业。然而他毕竟不是一个有深厚政治文化底蕴的人，手下谋臣战将除李岩外其他多为目光短浅之辈，未明“高筑墙，多积粮，缓称王”的王者之道，进京后即贪图美色，大肆盘剥京官，放纵兵士劫掠百姓，全然不顾大敌当前，南明未灭，满清未清。观其所为，纯粹一流寇行径！此辈人物怎能救万民于水火！当代史书，出于无知，称其为人民英雄，理由是“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荒谬！农业社会，不纳粮，手下军队、百官吃什么？李闯部，每攻一城，即劫掠官仓，待官仓食尽，必抢士绅，士绅抢尽，不抢农民又抢谁？他的“均田免赋”政策是在谋士李岩的劝说下实行的，更多的只是一时的策略，并不代表他真正为民着想，从他以后的贪图享乐即可看出来。还是马克思说的好：没有建设的破坏，只会带来更大的腐朽。其人有帝王之志，却无帝王之才，不知安抚天下，甚至纵容大将拷问勒索边关大将之父、霸人妻子，终于激反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大败李闯于山海关下。世人多责吴三桂引狼入室，然而吴三桂仅为一蛮将，并非有多大心机之人，岂能对他要求过高。况且吴三桂明亡前未降，明亡后未降，反而是抗清最得力的边关大将，李自成将他逼到悬崖边，吴三桂一介武夫，岂会再考虑那么多民族大义，束手就擒。引清兵入室者，名为吴三桂，实为李自成。李自成兵败回北京后，自当检讨，痛定思痛，安抚民心，激励将士，联合南明，共抗满清，以其百万之众，即使不能尽灭满清，亦当大大消耗其实力，为中国留下生机。然而竖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竟匆匆称帝，放火焚城，率兵而逃，此举既断联合南明之路，又失民心、散兵心。此后竟一溃千里，常以十敌一，甚至以百敌一都不能胜，终于在九宫山被民团所袭杀，其部群龙无首，土崩瓦解，中国北方全境陷入满清手中。其三，洪承畴。孙传庭与洪承畴本为崇祯朝后期最有军事才华的人物。然孙传庭于明亡前阵亡，洪承畴又兵败降清，明朝良将所剩无多。世人多以为范文程是助满清入主中原第一人，然而范文程虽才略俱佳，却早离中原本土，仅能制订战略助清入京，但对南明将官民风了解不多，无法平定江南。又有人认为是吴三桂，然而吴三桂仅为一猛将，不能通晓全局，清人亦不敢假以兵权。唯洪承畴，不但军事才华一流，更通晓江南诸王、诸将、诸官、兵民品性。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洪承畴即是真正通晓当时中国之人。别人降清，大多仅为保存身家性命，虚与委蛇，这不可责备太多；唯洪承畴降清，却是把心也降了。他是中国某些知识分子“把身心卖与识货者”的典型代表。崇祯重用他，他一心为崇祯办事；皇太极赏识他，他就剃发易服，一心一意为大清朝卖命。清兵进攻南明，屠城略地，奸淫掳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终于激起江南人民的激烈反抗，给清军以极大杀伤，长此下去，区区二十万八旗军岂能经得起消耗？整个满清朝廷一片恐慌，不知所措。关键时刻，洪承畴站了出来。他毕竟是一代军事大师，恰当地采用先抚后剿的方针，制止杀戮，安定民心，再根据他同朝为官多年的了解，对南明将官区别对待，用高官厚禄招降部分意志不坚的明将，同时屠尽忠心为明之辈，于是江南遂平。再招降郑芝龙，平定福建广东，击败李定国，平定云贵。没有一个通晓明朝官风、民风的人主持大局，满清是不可能取得天下的，最多割据一方，相持日久，作为一种落后政权，不亡于恢复元气后大量使用火器的汉家望族，亦会亡于内乱，或者如鲜卑尽数汉化，走向文明。所以洪承畴被称为满清“开国第一人”是名副其实的。亡明朝者，崇祯皇帝。亡中国者，李自成、洪承畴。

　　亡华夏文化者，满清统治者。外族长期统治中国者，共有三支。其一为南北朝的鲜卑族，最后在孝文帝的带领下易汉服、习汉仪、改汉姓，举族汉化。其族名已不存，其族人却广布于中华大地，经千年通婚交流，已难分彼我。其二为中世纪的蒙古人。蒙古人入主中原，适逢宋风积弱，斩杀极多，汉族人沦为四等公民。然文化上双方互不欣赏，互不影响，蒙人不入汉，汉人亦不入胡。而满清入关后，显然是吸取了前辈们的深刻教训，处心积虑，亡我文化，以亡我反抗之心。满清各帝，俱是好学之人，精通诗文，亦想青史留名，然其意境不高，为一外来抢掠者与乡下自大财主的合体。既为外来抢掠者，自是害怕汉民造反，多行禁锢愚民之术；又为一自大财主，心中常想我家的才是最好的，所以大家要穿我服，习我礼仪，罢斥一切我不懂的奇淫技巧。满清统治者首先对汉民强行剃发易服，不遵者“留发不留头”，虽始于多尔滚，然满清诸帝皆行之，说明这是整个统治阶层的基本政策。华夏文化素以衣冠华美、发式自然为自豪，这是中国人自信的一个重要根源。而剃发易服，犹如一西装笔挺者被强迫换上乞丐服一样，身后一根猪尾巴更是连外国人都取笑。自此中国人贵气全无，既无贵气，又何须重礼仪。满清覆灭后，辫子是没了，但那条无形的猪尾巴却还在，自信心与重礼仪的风气在今日的大多数中国人身上依然找不到。中华文化自信心的灭绝，其影响是灾难性的，因为此后我们与西方的交流中总是处于自卑的状态，自卑心理下的学习，要么无理的排斥，要么不加辩证的全盘接受，总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今天所谓的民族自信心实质是自卑与无知心理的扭曲表现，假如你学到了古文化的精髓并发扬光大，是可以自豪的，或者学到了西方的先进文化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可以自豪的，而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做到这些，何来自信心？恐怕只有狭隘的自尊心与无知的自大。满清统治者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大兴“文字狱”，禁锢思想。清帝往往捕风捉影，动辄抄家、灭族，甚至开棺戮尸，尽行恐吓知识分子。自此有清一代，知识分子气节全无，不敢谈论国事，知识狭隘，科学也从此从中国消失，而人文思想亦不再有发展。普通读书人只得埋头考据，唯唯诺诺，未敢有半点不满之心；而为官者一昧揣摩圣意，投其所好，欺下瞒上，整个满清历史，谁曾顶撞过圣明皇帝？满清虽灭，此风犹存。满清统治者所做的第三件大事就是篡改历史，控制言官，凡有利者留，不利者删或改；皇家与官府事情，只报喜不报忧，粉饰太平。满清虽灭，此风犹存。满清统治者所做的第四件大事是禁绝火器与相关科学。由于惧怕民间获得火器而最终影响其统治，甚至连在军队中也停用火器，连缴获的火器设备也尽数被毁，仅留少数成为康熙、乾隆行猎时的玩物。同时与现代军事相关的数学、物理研究自然停顿。自此以后，中国人不知科学为何物。经过满清皇家的诸多动作，中国已非中国，胡人还是胡人，汉人已成为外貌上与胡人无异，地位却在其下的“二等胡人”。民众麻木日甚，迷信之风大盛，清末多数起义，竟要以宗教名义发动，其破坏性远大于建设性。民众既无所学，又无所讲，唯好鸦片。我观世界，当时大抽鸦片之国，唯有中国。此风今日犹存，假若毒品便宜如香烟，今日依然会有极多人吸之。当时的中国，华夏文化已灭，自信心与自强精神已失，进入真正的“黑暗时期”：普通老百姓只知生育，喜好鸦片与精神鸦片；知识分子只是些毫无魄力的奴才之辈，即使当今电视多方演义的纪晓岚，不过是乾隆眼中的文化娼妓而已，他自己也最大程度地参与了文化篡改工程，而剿灭邪教洪秀全匪类有功的曾国藩等人亦只知小愚忠，不知恢复中华。自此，奴化的儒家知识分子已不能代表华夏文化，也不能拯救中华，华夏大地沦为一座精神监狱。满清本为明朝边关之民，其祖女真人自宋末开始便久居中国，上层人物多学汉文化，视其为中华偏远一支亦未尝不可，然从其整体民族文化而言，原始性与落后性毕竟为主导，又以少数派统治多数派，决定了其统治必然带有残酷性与保守性，自然带来灾难性后果，既弱化和愚化了汉族，也阻碍了自身发展，而诸多特权同时也腐化了八旗子弟，后世八旗子弟也成了纨绔子弟的代名词。

　　19世纪西方的入侵，一方面给广大人民带来极大痛苦，战争与赔款最终转嫁到民众头上，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国人的神经，一大批知识分子走出了国门，学到了西方文明，也带动了华夏文化的微微复兴。然洋务派只知学技艺，不思改变封建之本质，终难以力挽狂澜；而革命党人革命热情炽烈，对中国的政治状态与军事思想研习不足，最终胜利果实为袁世凯所夺，然其首立共和之心之行仍值钦佩。此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年代。二十世纪初，世界上帝国主义盛行，弱国有倾覆之险，要保全和发展国家，首先要统一国家，抵御外敌。其时之当权者蒋介石却无此能力，他虽说信奉基督教，所行的一套却是封建土豪式的。对内，军阀割据严重，党内帮派此风，他多以拜把子的形式加以拉拢；对外，意图依靠英美抵制日本，态度消极。蒋介石的军事名言是“攘外必先安内”。这本是古代兵法名策，给蒋介石一用，变得不伦不类。“安内”必先明白内乱的根源。当时gcd虽兴起，然而在城市却无立足之处，移向乡村发展，而农民岂知什么主义之类，他们仅要实惠，有人带动他们生活过好一点，即可卖命。而蒋介石不知体恤农民疾苦，农村土豪劣绅横行，遂使共产党拥有广阔的兵粮来源。“攘外”方面，他的攘外政策不是御敌于国门之外，而是放狼入室。其立国之初未废除租界，足见其懦弱，也为日本陈兵大上海提供了基地；又未令张学良死守东北，遂使区区万人日军占据东三省。“九一八”事变，东北王“懦夫”张学良需负主要责任，他掌管东北三省军、政、财大权，坐拥十数万军队，即使没有中央支持，亦完全可独立驱逐日军。如果他以后没有知耻而后勇，发动西安事变，估计对他的历史评价应当是极低的。但一事还一事，不能因其功遮其丑，亦不能因其不足而否定其一切。官方史书完全让蒋介石背黑锅，这是荒谬的。然而蒋介石态度不坚决，魄力不足亦是值得一骂。东北的沦陷影响巨大，一为日军提供大量资源与战略要地，使平津无险可守；二令日军产生对中国军队的无限藐视，为日后大胆全面侵华埋下伏笔。假使当时严令张学良在东北坚决抵抗，同时取缔大上海的租界，当可令日军无从集结，而当时日本亦未做好全面开战的准备。东北保，上海存，日本亦不敢轻视中国，战争得免，方可腾出手来解决国内问题。然而一切终归是梦！抗战爆发，国土沦丧，广大人民陷入水深火海之中。蒋介石策略又有误，轻视民众基础，遂使日军占据城市，而广大的农村地带归共产党领导，国民党民心尽失。而后解放战争中，更是军纪败坏，又好学崇祯瞎指挥，虽坐拥优势兵力、优势装备，却被土八路打败。当然，你可能会说，没有毛泽东，蒋介石一样会统一中国。实则不然，没有毛泽东，蒋介石虽能暂时消灭共产党一部，然而中国近邻有强大的苏联帝国，二战后苏联急剧扩张，必不会放弃羸弱的中国，必会在东北、内蒙、新疆支持大批代理人，英国、印度则会在西藏兴风作浪，加之国民党内部纷争、军阀如毛，中国的实质性统一与稳定数十年内都难见天日。蒋介石难以复兴华夏文化，他本身也不代表华夏文化的精髓。那么统一中国的重任就落到另一派——共产党的手中。然而早期的共产党领导人，如李立三、博古、王明等书生意气，只懂从苏联斯大林口中寻章摘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毁掉无数热血青年、优秀将才。而毛泽东的横空出世无疑是共产党的一颗救星。毛泽东自小便有自强思想，他读书时学习斯巴达勇士的锻炼精神，每天早上都到井边用冷水擦洗身体，寒暑不间断，常与同学们登山游泳，面山大叫，风雨无惧，至晚年仍常游长江。他嗜好文学，古典诗词、历史、军事、政治著作多有涉猎，好用毛笔写字，其字苍劲有力，意象自由。毛泽东有一句名言：“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体现了他对文滔与武略同样重视，而且身体力行，这点见识古今王侯没几个真正做到。毛泽东深得中华礼仪精髓，礼贤下士，气量宏大，连周恩来这样的老资格都甘于其下，很多文化界名人更是在共产党未得势时投奔其下，很多国民党起义、投降将领亦获其重用，亦并未杀一名降将，亦未逼反一人。他为人简朴，于延安时与同志们同居窑洞，一生所穿所食皆很普通，入北京后亦无腐化，足见其意志之坚。毛泽东关心农民疾苦，推行土地革命、土地改革，既是政策所需，作为一长期方针又显示他是真心关心农民的，这为中国的长期稳定奠下最坚实的基础。毛泽东深得中国兵法精髓，果断抛却不合中国国情的苏式战法，灵活采用各种战术，巩固根据地，最终挥师百万渡长江，进而统一大陆，开国于北京城。

　　毛泽东是一个政治上的浪漫主义者。刘备因关、张亡于东吴而举全国之兵问罪，崇祯因死守“天子守国门”的祖训而不作战略转移，毛泽东想在有生之年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些都是浪漫主义融合政治的具体表现，常令后人浮想翩翩。浪漫主义者治大国是不能成功的，治大国当用现实主义。个人奋斗史中，浪漫主义者往往能谱写传奇，因为个人所处的环境、面对的社会往往较单一，凭一时之意气，再碰巧遇上天时地利，遂成就功名。然而别人再学其术，却未必能成功。就好比赌博一样，他倾其全力压一副牌，压对了就成为成功人士，你去压就可能不行了。然而十个浪漫主义者中，只要有一个成功了，他们的经历又比一般老实商贾之流曲折动人，往往影响极大，效法者如云。而治理大国用意气或压宝的方法就不行了。大国形势复杂，国际环境又纷杂多变，只能用稳固的方法，培养根基，调和矛盾，方可促使社会稳定发展，而一味想依照自己的理念与愿望，发动各种不切实际的运动，最终导致脆弱的根基尽损，为后世留下贻害。毛泽东的党内政治斗争，先从彭德怀起。有人认为毛泽东斗彭德怀源于朝鲜战争期间未能保护好毛岸英，致使他丧失一接班人。我不认同这种说法，毛泽东毕竟不同于一般帝王，他要的不是血缘上的继承者，而是政治理念上的继承者。这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要批斗彭德怀、刘少奇了。毛泽东一生坚持斯大林式政治经济理念，反对发展资本主义，而刘少奇在现实工作中，发现苏式模式行不通，更在他当上国家主席后意欲推行新式政治经济模式，这就必然会激怒毛泽东。而毛泽东则利用其巨大影响力，利用青年一代对他的狂热崇拜，打倒了刘少奇。此时的毛泽东，已近晚年，革命成果未如他想象的好，于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想趁其有生之年，把一切推倒重来，完成他建立共产主义的最高人生目标。他实质已成了当时中国精神领域的帝王。毛泽东本人也很享受这种个人英雄式的崇拜，开国大典上民众山呼“毛主席万岁”时，他是很享受的。他也处处以“君师一体”为荣，他要做的并不仅仅是一位权力上的帝王，更要做一位思想领域的“万世师表”。所以他不断学习，表述自己在哲学领域与政治领域的主张，并试图把他们变成现实，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浪漫主义者的所为。“文化大革命”使得刚刚微微复兴的华夏文化重遭重创，所谓“成也毛泽东，败也毛泽东”。从他的身上亦显示出华夏文化尚有极大不足之处，需吸纳世界其他先进文明加以融合发展。1976年，毛泽东病逝，一代帝星陨落，标志着帝王时代在中国的结束。

　　毛泽东所学的政治哲学实质是列宁、斯大林主义，更多的是斯大林主义，并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是个思想家、哲学家，他的人生目标是探索和发现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规律，力求客观性。而列宁、斯大林作为政治家，他们的任务是为了政治需要制造规律，带有极大的主观性。马克思的哲学核心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在坚持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志，而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考虑质与量的互变关系，不能仅看简单的量的叠加。当代的很多历史学家与学者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名号分析历史，实际却是牛头不对马嘴。例如分析蒙元、满清，专家的说法是促进了民族融合，理由是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现在是一家人，不表示当初不是仇人。历史书抛开当时的民族压迫不谈，轻描淡写一句话带过，在没有尊重客观事实、不全面的基础上分析出来的结论何来科学性？又以蒙元影响力巨大，满清政治稳定作为当时生产力与社会发展的依据。却不考虑蒙元的影响力是蒙古人的，与作为四等公民的主体民族汉族人有何相干，一个不代表主体民族利益的政权其本质是奴隶制性质的，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而满清的稳定是以汉族人思想被禁锢、头脑麻木无知作为代价的。没有质的影响力与稳定又怎么可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必然分崩离析，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当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最高阶段，即国家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消亡，作为镇压而存在的军事暴力机器消亡，进入到高度的社会化，历史将不可避免的进入到人人都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人人都是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社会；然后再经生产力的大飞跃，进入到物质极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可按照需要分配到物质资料，劳动也并非为了生存，而是成为一种兴趣。按照他的理论推断，每一次社会的飞跃都源于生产力的飞跃，而生产力的飞跃必然来源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当今的欧洲社会，生产力已很发达，社会化过程也很顺利，但是人的素质发展却相对滞后，科技发展水平明显减慢，人好安逸，他们的道路还很长远。而列宁、斯大林却神奇地创造出在落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一切生产资料归国家，贫苦大众是国家的主人，当家作主，实质情况如何呢？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教育水平落后，人民的素质必然低下，分辨力不高，而国家机关与军事机构因为外敌的存在不可能取消，其权力必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生产资料的集中又导致权力拥有者成为新兴的“国有贵族”，而新式贵族为长期维持其统治，霸占国家名义下的生产资料与劳动成果，必然要以其掌握的国家工具镇压与愚昧人民，最终导致生产力发展停顿不前。今日之朝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斯大林主义实质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专制的主义，对每个人从政治、经济、思想领域统统控制，它的核心是阶级斗争，任何他看不顺眼的人都是阶级敌人，完全不能体现人人当家作主、思想自由的共产主义理念，是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假如没有斯大林主义，共产党在世界上便不会如此名声不佳。学习与使用马克思主义，应当吸收与发展他的分析问题的方法，融合其他先进理论，甚至包括那些反对他的人的方法，而不是从他的著作中寻章摘句，那将是对他的思想的最大扭曲。任何完美的、一成不变的事物是没有存在的价值的！马克思不应当成为耶稣，他的著作也不应当成为《圣经》去逐词逐句的挂在嘴边，应当继承与发展他的学习与批判精神。马克思所处的年代，工人遭受严重的剥削，我们今天的“八小时工作制”也是后来工人阶级经过长期斗争争取而来，所以他强调了两大阶级的对立性。然而按照他的哲学思想矛盾论，矛盾双方除了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今天的发达国家，已差不多进入国家资本主义阶段，两大阶级的统一性已在增强，政治体制通过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平衡了两者的关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也变得模糊。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生产力获得重大突破的情况下方能实现的。而落后国家，其矛盾的对立性依然占据主导，而发达国家也把国内的这种对立性转嫁到了落后国家的人民之中，整个世界的人民解放还任重道远。但可以肯定的是，落后国家教育水平不提高，科技水平不提高，生产力就不能大发展，人民遭受到的剥削与得到的福利是不会平衡的，其两大阶级的对立性也是尖锐的，落后国家是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在生产力大发展的前提下，人的意识即人的素质也随着大发展，两大阶级进入自然消亡的社会阶段。在物质与意识双落后的条件下，任何人为的一厢情愿的对两大阶级的割裂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带来更大的腐朽，产生更专制的特权阶级，甚至倒退到半封建社会状态之中，这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的理论有个明显的前提，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劳动性。正是由于人的不可抑制的劳动性，人类才会不断进步，最终不断推动生产力的飞跃，进入到理想的物质与意识极端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物质资料极其发达，而人类视劳动（当然是更高一级的劳动）为兴趣与乐趣。然而在我看来，人的终极本性应当是惰性，劳动性仅是某一过程中的需要，人类在未来的演化可能是进化，但更可能是退化，人类最有可能的最终结局是灭亡或某种完全不同于现在形式的演化。人类还只是处于其发展的“少儿”期，而人类的诸多天性中好奇心是人类最宝贵的品质，正是它推动了人类的自发性劳动与科学探究，然而它毕竟不会永远存在，当某一天好奇心丧失，惰性占据主导，发展便会停滞，生命的意义也将停顿，然而这一天毕竟很长远。或许未来也可能出现不同的变数，正如我们的寿命能够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被延长一样。正如牛顿的理论适用于宏观世界一样，马克思主义对可预见时代的人类社会的分析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历史观还是有相当的意义。马克思与恩格斯不愧为伟大的探索家与批判家！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而西方文明中源于希腊时代，而后经启蒙运动发展起来的人权、民主、平等、法的精神恰是我们华夏文明所欠缺的。中国自有史记载以来，都是实行君主制，共和、民主思想欠缺。明末三大家等虽有当代人权思想萌芽，可是由于满清的禁锢，无法得到发展。而后世由于内乱与政治体制的不合理，这些思想也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而这些思想本身是有一定内在联系的，没有相应基础，一定会变形。要获得人权，需要法的精神的支撑与保护，而公正的法律来源于民主与平等，而民主、平等精神的培养来源于独立的思考能力与理性辨析能力。人有了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才会有自信，才会追求自身价值，才会追求当家作主的权利；人人如此，才会形成民主平等的意识。东方文化，以灌输式、神化式教育为主，培养不了独立的思维能力。所以亚洲各国的民主与平等都有点畸形。毛泽东作为华夏文化的佼佼者，也不能免此俗套。他处处以“君师一体”为荣，总是希望把自己学到的灌输给全国人民。然而他孜孜不倦地追求知识，不断进行自我批判的精神，却是大多数中国人所欠缺的，也是后世领导人所欠缺的。

　　观当代中国，普通人礼仪不通，学识不贯，既比不上近邻小国之民，更弱于欧美之辈；而知识分子与富豪商贾，又毫无古之士大夫之风，只知逐小利，好炫耀，不通国事，不讲气节；上层人物，唯好吹捧，粉饰太平，小小成就视为惊天大作。可见复兴大业未成，满清遗风尚存！故每逢落花时节、煮酒时分、风雨飘摇之际，常思及毛泽东。毛泽东的优点，大多数人没有，毛泽东的不足，大多数人也不足。然斯人已去，千秋功过，当随风散。吾辈当以其为镜，取其优点，补其不足。不希望人人都能像毛泽东一样建立不世功业，只希望人人都能从他那里学到自信、自强、好学精神，推动华夏文化的现代化复兴。而华夏文化的复兴，并非要简单的恢复古之繁文缛节、帝王思想，而是要吸收古人崇尚礼仪、讲究气节、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核，同时吸收融合当今欧美已发展起来的共和、平等、民主等先进思想，加以创造发展。如此，当可使华夏大地重新焕发生命力，重新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充当世界文明前行的先锋官！

　　官方史书评价毛泽东：毛泽东一生为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也犯过不少错误，然而功远远大于过。此话混账！功即是功，过即是过，功不抵过，过不毁功，岂能比较大小的。

　　毛泽东，时代的幸运儿，经历了无数风浪，也掀起过无数风浪。

　　毛泽东，一朵文学上的奇葩，一位军事上的战略大师，政治上的浪漫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