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暑期活动方案:“好好地生活比空怀梦想更有人生意义”

　　□阎连科:我们有两个亿的农民工,出了个旭日阳刚和几个作家、诗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排除他们出现的偶然性和“正统文化”对他们“多看一眼”的同情心。什么时候农民工的孩子们能够享受到和其他城市人一模一样的教育,那我们才可以说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梁鸿:农民工作家有切骨的体验,因为他们本身就有最细微的和最具体的生存感受,但把这种经验如何转化为富有更深广含义的文字则是他们要面临的考验。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田朝晖

　　阎连科和有些名家不太一样。他真实,不会让你产生距离感；他温和,不喜欢慷慨激昂,但他的文字有力、深刻。

　　梁鸿的作品《中国在梁庄》曾轰动一时,不仅获阎连科推荐,而且获2010“人民文学奖”,被评价为“还原了一个乡村变迁史”。

　　两位作家对人生的思考,对农村题材和乡村变迁的关注与钟爱,让我们想到,他们很适合来回答农民工创作的问题。

　　“大家对农民工作家的关注,除了文学本身以外,有一种现实的情怀包含其中”

　　记者:您认为农民工作家以及作品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原因是什么?

　　阎连科:这一方面是文学开始注重现实,无论是专业作家还是业余作家,大都把文学的根扎在现实生活之中。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是中国现实中最为突出的现实。大家对农民工作家的关注,除了文学本身以外,有一种现实的情怀包含其中,甚至说这种关注在情感中有着道德的立场。

　　梁鸿:我特别不赞成“农民工”这个词,更不赞成“农民工作家”这一说法,作家就是作家,不管他从事什么职业什么身份。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家普遍认为“农民工文化层次很低”的预设中,“农民工写作”似乎就成为一个现象或问题。但他们获得关注本身正说明,我们的社会在基本结构上出现了重大问题,最起码,在“农民”“乡土”“乡村”“传统”这一层面上的确出了问题。我们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存在。

　　“我总是劝年轻人先解决好生存问题,再说写作问题”

　　记者:周述恒和王子群都说,他们写作的动因是这个群体想倾诉和表达一些东西,不吐不快。以您的创作经验来看,创作欲望、生活体验、知识修养以及文字技巧有无顺序?

　　阎连科:你列这些问题没有什么前后次序可以排的。对有的作家,创作欲望和生活体验是首要的；对另外一些作家,可能知识修养和文字技巧是首要的。如果一个作家在你说的几个方面,都非常齐备、突出,那是最好的。我的写作没什么经验,有的时候是这个突出,有的时候是那个突出,但总体来说,生活和写作技巧是都不能缺少的。

　　梁鸿:它们必然是合为一体的,没有先后之分。但对于在某一特殊经验下的创作,可能是冲动先于其他。

　　记者:20年来,身边的工友和家人没有一个人支持王子群的作家梦,但现在身边的人改变了看法。您觉得,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他们实现梦想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

　　阎连科:我不主张每一个农民工都要有作家梦,我不赞成“有梦想才有未来”那句话,人生是非常实在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这些都是非常具体和必需的。我总是劝年轻人先解决好生存问题,再说写作问题。

　　王子群的成功非常可喜,但写作是一个长远的事情,我也希望子群能把这个长跑坚持下来并越跑越好。影视圈有个王宝强,但这不等于电影厂门口那些等着做演员的群众演员都可以成为王宝强。文学的路越来越窄,好好地生活,平静而健康地活着,比一生怀着梦想而不能实现更有人生的意义。

　　他们的写作资源就是生活本身

　　记者:同样是从事农民工和农村题材的创作,职业作家和农民工作家有什么不同?这个群体有没有可能出现真正的大家?

　　阎连科:二者的不同是,农民工作家是人在具体实在的生活中,他们的写作资源就是生活本身,“不吐不快”是他们的创作动力。

　　而今天的职业作家,其实都已离当下的生活有很远的距离,记忆、回忆、想象是他们弥补生活不足的方法。当然,读书和写作经验也是他们不断写作的资源库房。在农民工的群体作家中,当然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大作家,毕竟他们今天身处转型期的中国现实之中,而那些真正成熟的作家,和这个“转型”是隔着一层的。而他们中谁可以成为大作家,那要看他的天赋、悟性、阅读和对文学最独有的理解和追求。

　　梁鸿:职业作家可能会较容易抽离出来,站在较高位置看问题,但也可能因此而缺乏切骨的东西。

　　农民工作家则相反,有切骨的体验,因为他们本身就有最细微的和最具体的生存感受,但把这种经验如何转化为富有更深广含义的文字则是他们要面临的考验。因为一个社会里,被处于游离状态和隔离状态的人群是经验最复杂的群体。他们中总会出现有书写愿望和能力的人。

　　是谁给我们的权利和观念认为他们不应该产生作家、艺人和艺术家?

　　记者:农民工群体不只产生了作家,还产生了像旭日阳刚这样的艺人,他们都怀揣梦想又不甘于接受现实,它们的出现是不是这个群体萌芽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阎连科:我觉得现在谈农民工群体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还有点为时过早。这件事情有点像体育竞赛,中国可以拿到很多金牌,但还不能说是体育大国,因为我们的群众体育、全民体育、民间体育都还不行。因为这个不行,你就不能说我们有体育文化的自觉性。我们有两个亿的农民工,出了个旭日阳刚和几个作家、诗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排除他们出现的偶然性和“正统文化”对他们“多看一眼”的同情心。什么时候农民工的孩子们能够享受到和其他城市人一模一样的教育,那我们才可以说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教育跟上了,一切都有了希望,教育跟不上,我们就不要把偶然当做普遍,更不能把他们的成功说成是自觉和自信。

　　梁鸿:恰恰相反,对旭日阳刚“农民”身份的强调是这一群体仍然处于被观赏、被怜悯状态的体现。我们都是一群冷漠的围观者。是谁给我们的权利和观念认为他们不应该产生作家、艺人和艺术家?所以,只有当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文化成为我们社会有机体最日常的一部分时,这一群体才有真正文化萌芽和文化自信的可能。

　　一个开放的、平等的社会,自然会培育出身在其中的每一群体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记者:该如何引导和培养这个群体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阻碍在哪里?

　　阎连科:作家不是可以培养的,但作家的成长需要适宜的环境。我们一培养,就可能把他们变成了群体中的一个,而不是独特的一个。不用培养他们,能给他们一些具体的帮助会更好,比如说时间和物质,这可能是他们现在最缺少的,而不是让我们去教他们“你应该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说到阻隔,就是我们总是想培养别人,作家不需要培养,作家只需要精神的自由,这精神的自由如何培养?

　　梁鸿:一个开放的、平等的社会,一个把人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看得同样重要的社会,一个把农民和城里人、传统和现代、山川河流和钢筋水泥看得同样重要的社会,自然会培育出身在其中的每一群体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我们现在所遭遇的最大阻碍是我们首先把他们看作社会的病症和问题,一心想着怎样消除,而不是把他们看作社会正常的一部分,让他们生长。

　　他们也是我们自身,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

　　记者:《中国式民工》的作者认为这个群体渴望被了解、需要被了解,您有没有想法为他们创作一部作品?

　　阎连科:其实很多作家都有这样的想法,对我来说,不是我去选择写什么,而是现实选择我写什么。有一天,也许我会写这样的作品,但那要看生活给不给我这样的馈赠了。

　　梁鸿:一个人永远无法“为”某一个群体写一部作品,你只能写你看到的和理解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现在的确在写这样一个群体的故事,但我不敢说我在“为他们”创作,我写的只能是个人的有限的观察和理解。面对他们的生活和存在,我只能是谦卑的和热爱的,因为他们也是我们自身,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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