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语歌曲经典老歌排行: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与重构

-->　　【原文出处】学海
【原刊地名】南京
【分 类 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英文标题】Adjust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during the Post-crisis Era
【作 者】周善乔
【作者简介】周善乔，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南京210004
【关 键 词】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模式/调整/重构
在后危机时代，外需的萎缩是必然的趋势，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复杂。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及其经济后果，当前我们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反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同时积极地扩大内需。而从中长期来看，我们必须建立由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加快向消费大国的转型。
发展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似乎已经出现了“即将过去”的迹象，后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贸易秩序应当如何建立，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轮胎特保案等一系列案例表明，美国将不惜采用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对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和秩序进行调整，以实现所谓的全球经济再平衡。以轮胎特保案为标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正呈愈演愈烈之势，贸易保护措施可能会出现更多花样，“中国制造”则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加之，危机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储蓄和消费结构的改变，我国的出口市场将面临饱和的态势与结构性的改变，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也可能使一些行业和企业基于低成本优势的盈利模式变得无利可图。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及其经济后果，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短期必须调整，而中长期则必须重构。
近期调整思路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危机使得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需求骤减，导致我国对外贸易严重受阻。2009年我国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6%，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又加剧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困难。2009年美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就包括反倾销和反补贴，“337条款”，以及特保案等。据统计，2009年前三季度，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产品发起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保等在内的贸易救助调查88起，涉案总额达102亿美元；2009年1-8月，G20成员对我国共发起贸易救济调查73起，同比增长27%。新春伊始，多个国家继续围堵我国出口，美国、欧盟、阿根廷等国相继对我国油井钻管、铜版纸、三聚氰胺等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贸易保护主义可谓再次密集“发威”。对外经贸领域未来爆发矛盾的领域可能还会涉及劳工保护、产品质量以及高科技出口管制等。从表面上看，贸易保护措施仅仅是对某一行业进行限制，但实际上，其负面效应会通过传导机制影响到被制裁行业的上下游产业，造成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减缓。2010年我国仍会面临严峻的贸易保护环境，在全球经济复苏尚未稳固的背景下，又遭遇贸易保护主义的全球围堵，对于复苏仍不强劲的我国外贸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因此，为了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当前我们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反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积极地扩大内需。
1.积极反制贸易保护主义
“中国制造”易遭遇贸易摩擦，从根本上说主要是我国很多产业基本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国际竞争力较弱。但国际贸易中现有的技术性法规、标准和规则等基本由发达国家制定，这也是我国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时处于被动地位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要加强对WTO争端解决机制和程序的研究，学会合理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对有关国家针对我国实施的各种不公平或歧视性待遇及时提起反诉讼，以遏制贸易保护主义，最大限度维护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正当合法权益。我国企业要学会在WTO规则下竞争，积极应诉，据理力争，力求将损失降到最低。在遭遇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时，要灵活运用WTO规则，尽快拟定出反制措施预案清单，对那些滥用贸易保护的国家起到威慑作用。行业组织要进一步增强参与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讲究策略，机智抗辩，还可以考虑到调查国展开公关，在其媒体上发出中国的声音。及时通过司法手段维护我国企业和国家的利益，更多地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掌握国际贸易交往中的话语权和国际竞争的主动权。加强对外经贸合作，有效促进海外市场多元化和合作方式多样化，以突破贸易保护主义“围城”。美日等西方国家已把发展低碳经济列为应对危机的途径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西方舆论对中国“减排责任”的空前关注表明，西方或许试图借低碳经济等环保议题向中国施压。因此，我国除了要应对“两保两反”调查等现实挑战外，还要提防“绿色保护主义”的潜在威胁。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消除可能诱发他国对我国实施贸易保护措施的制度因素，完善我国应对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技术性壁垒的法律法规，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加快建设与国际贸易摩擦相关的产业预警机制，健全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
2.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产业造成严重冲击，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侵扰则使我国出口产业雪上加霜。毋庸置疑，伴随西方经济企稳回暖，中国出口环境开始有所好转。中国产品在一些经济体的市场份额不降反升，一些行业甚至出现了量价齐升的局面。由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低价产品较多，近年来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一旦进入国际市场，很快就能占领一席之地，从而影响相关进口国和出口国的同类产品生产者的利益。加之外贸环境中，有的企业故意低开发票，低价出口，这极易“授人以柄”，引发贸易摩擦。因此，我国企业应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改善产品结构和质量，加大对产品和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使出口产品的标准不断接近并最终符合国际标准，以更好地利用下一轮经济扩张周期。要规范出口商品的市场行为，发挥行业组织协调本行业产品价格的作用，防止出口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尤其是杜绝个别企业的低价倾销行为，降低国外对我国反倾销指控的几率。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在土地、原材料及环保境保护等方面对制造业的要求不够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制造业的保护，但这种保护导致了效率的降低。亟须改变对出口和制造业的补贴政策，由关注贸易顺差向关注贸易平衡转变，由关注贸易额向关注效率转变，使出口转向以质取胜，进口以国外资源与技术设备并重，形成内需与外需协调发展的局面。通过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传统的贸易战略向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贸易战略转变。①
3.大力开发国内市场和扩大内需
外需骤降导致中国经济对内需的依赖大增，扩大内需势在必行。要在努力保持出口市场份额的同时，大力开发国内市场，以内需拉动经济发展。政府应通过政策创新，在促进外贸增长的同时，更多在拉动内需、扩大消费、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上下工夫。当前，美欧日经济正陷入衰退之中，可能会在底部反复震荡，全球经济短期内明显复苏的可能性不大，国际市场需求很可能持续低迷，导致我国出口面临非常恶劣的外部环境。我国很多产业都是两头在外，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特别强，很多企业的生产线都是为了适应国际市场需求而建立起来的，订单量由国外市场决定，自己没有品牌和营销网络。即使在内部管理、技术研发等方面，都已形成了特有的外向型经营模式，现在要转做内销非常困难。政府要引导企业改变过度依赖出口退税率调整的惰性，帮助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自主品牌和产品附加值，建立国内市场营销网络，避免由于内外销模式的不同而带来的“水土不服”。要重点扶持那些注重开拓内需市场的企业，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转型。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政府实施了包括家电汽车下乡、以旧换新等一系列刺激居民消费的措施，取得明显效果。在2009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7.7%的增长中，消费的贡献率达到4%，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二大动力。因此，还需继续出台并实施相关的优惠政策，逐步完善相关措施，以进一步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时，需建立较为完善的国内市场需求信息网络，以摸清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为企业开发内需市场提供决策依据。
中长期重构战略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甚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国经济长时间地过度依赖出口来拉动，而国内消费需求严重不足无疑是重要原因。而在后危机时代，外需的萎缩是必然的趋势，2009年世界贸易额下滑12%，是1945年以来的最大跌幅，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复杂。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从中长期来看，我们必须建立由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加快向消费大国的转型。亚当·斯密早就指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气候多种多样，因此各地有多种多样的产物，各省间水运交通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的国内市场，就能支持巨大的制造业。②钱纳里也指出，大国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是较低的国际贸易水平。国家越大，且政策的内向性越强，它的经济就越趋于封闭经济的情形。③斯密和钱纳里的论述表明，内需是大国经济增长的基础。由于资本的短缺，多年来我们依赖外需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在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且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转换经济发展模式。
1.着力构建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
国际金融危机势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产生深远的影响。此次美国力推的全球经济再平衡，实际意味着对中国经济发展借助外部需求和资源的政策空间的挤压。必须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已经不可持续。同样，在后危机时代，单纯依靠经济刺激政策来应对内外需求的变化也难以取得显著的效果。“有形之手”的作用能够避免巨大的破坏性，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结构调整，致使一些深层次矛盾被掩盖，甚至导致有些问题变得更严重。经济回升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而且主要是依靠政府投资，民间投资还没有真正拉动起来。而没有民间投资的增长，国民经济就难以保持正常的增长速度。经济刺激无疑促进了消费的增长，如在购买小排量汽车补贴措施的带动下，汽车销售非常火爆。但政府投资的分量不断加重，必然导致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重复，某些领域的生产严重过剩。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快速增长会形成巨大的泡沫，出现重大经济失衡。因此，我们在对外捍卫适度的政策空间的同时，对内必须主动地、适时地对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调整与重构，将积极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变革相结合，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实践证明，单纯的经济刺激政策只能治标，难以治本，需要在多个领域全方位进行发展模式转变的制度安排。例如，要使经济增长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过渡，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快结构性调整的步伐，以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和发展新兴产业为抓手，切实调整经济结构，缓解产能过剩引致的出口压力；加快国内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取消扭曲性的外资外贸激励政策，缓解双顺差规模甚至改变双顺差格局；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改变强政府弱社会的状况，实现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公正的平衡；改善民主政治与公共治理机制，建立合理的权利结构；改革收入分配体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产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改善底层生存状态；增加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建立开放兼容的文化体制，促进东西方文明的融合，等等。在从外需转向内需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可能会减速，但只要能够恢复内生增长机制，经济增长的质量是好的，速度慢些同样可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2.千方百计提高居民收入
拉动内需的根本在于扩大消费需求，否则，主要依靠政府投资，一旦投资减速，内需的增长就缺乏有力的支撑。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埃斯瓦尔·普拉萨德的最新评估显示，中国家庭的储蓄率达37.5%，比2000年时高出10个百分点。中国消费者在过度储蓄，只要这一点不发生改变，失衡就会继续加剧。然而，国家信息中心的研究报告指出，近年来我国储蓄率上升，主要是企业和政府储蓄增加的结果，而居民消费相对不足，主要原因并非“储蓄更多”，而是收入相对下降。2009年10月，我国本外币存款达到60万亿人民币，其中，城乡居民存款接近24万亿，占总存款的比重比五年前降低了一倍。加之金融危机给就业造成的压力，已明显影响到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相关数据显示，国内消费和投资不均衡状况正在变得愈发突出。2008年的私人消费只占到GDP的35%，比1990年下滑14个百分点。与此相反，同期的投资额从占GDP的35%增加到44%。我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目前，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加速升级换代的时期，扩大消费需求的潜力巨大，而关键在于增加居民收入。因为增加居民收入是扩大消费需求的直接手段，只有居民收入持续提高，消费需求才能有持续的增长，产能过剩的压力和经济发展对外需的过度依赖才能得到缓解，从而促进经济良性发展。提高居民收入，就必须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变现有的分配结构，首先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统计数据显示，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5年的51.44%下降到2007年的39.74%，短短12年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了11.7个百分点，也就是每年下降近1个百分点；其次要加大对二次分配的调节力度，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研究表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与高收入群体相比，对于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更大。而目前我国收入最高的20%阶层和最低的20%阶层的家庭收入差，已经从2000年的3.6倍扩大到2008年的5.7倍。居民收入包括劳动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劳动性收入是我国居民收入中的最大部分，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很小。2009年前三季度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67%，财产性收入只占2.3%。而美国居民收入中，40%多是财产性收入，劳动性收入只占50%左右。因此，在提高我国居民劳动性收入的同时，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鼓励创业，拓宽投资渠道，并逐步有序地将政府掌握的财富转移给广大民众，以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3.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支出
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收入与消费有着明显的影响。政府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居民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必然减少，其谨慎预期就会弱化，消费倾向就会提高。反之，没有完善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即使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居民消费也会受到抑制，要通过消费拉动内需也绝非易事。因为只有在一个有保障的社会里，人们才会有稳定的安全预期，才能解除繁多的后顾之忧，从而才能够比较放心地理性地消费。因此，人们对拥有稳定的就业岗位，享受充足的医疗、住房、教育等社会保障的要求更为迫切。虽然近年来政府可支配收入呈逐渐增加的趋势，2007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为25万亿元，而政府全部收入达9万亿元，占36.8%，这一比例在世界上居第三位，但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仍然严重不足。2007年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只有29.2%，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国家和人均GDP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13.5个和24.8个百分点。尤其是政府对基础设施等投资的偏好以及政府行政支出的增加，易于导致偏离公共财政民生保障的方向。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并未对其公共性事业进行“去公共化”改革，反而有逐步强化的趋势。如美国科教文卫等基础性公共事业开支主要由政府承担，欧洲国家政府支出的平均水平达到49%；日本政府明确表示，未来10年内将以3%的年增长率对包括养老金和公共医疗方面的社会保障追加投入。总体上，目前我国的政府机构离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还相差甚远，更多的还是经济建设型的。现在要让政府支出结构向公益性回归，增力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加快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注意力从对GDP数字的关注转移到对人民生活需求的建设上来。在保就业的前提下适当提高职工的工资收入，提高农民的收入，建立包括医疗、养老、教育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减少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刺激居民消费增长。政府要把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和居民消费放在优先的战略位置上，制定长期的战略，而不能将其仅仅作为反周期的一项宏观调控政策。
4.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
推进城市化是扩大内需、实现以投资和出口主导向以消费主导转变的关键。根据测算，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新增投资6.6万亿，将会有一千多万人进入城镇居住和生活，拉动最终消费增长约1.6个百分点，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我国十万亿的出口，从而为由投资出口主导向由消费主导转变打下坚实基础。城市化是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有效载体，是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以服务业为主体的消费型城市的兴起将成为我国城市化的基本趋势。如果城市化率能提高10-15个百分点，未来我国居民消费率有望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通过推进城市化，让农民工成为市民，可以创造出数以亿计的需求。如果在20年间让1.3亿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化，城市每年需要新建保障性住房650万套，这对钢铁、水，泥、建材、家具、家电等57个相关行业将产生重要的拉动作用。同时还能为进城农民新创造2000万个就业机会，这对扩大消费无疑具有重要意义。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取得了重大进展。1978年到2008年，我国城市化率由17.9%提高到45.7%，城镇人口由1.72亿增加到6.07亿，但城市化发展水平仍然落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推进城市化，必须加快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建设和廉租房建设等在内的大中城市的建设，尤其是住房。政府在兴建各种保障性住房的同时，也应鼓励房地产企业开发一批只租不售的公寓楼，按合理的市场价格出售给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任何有需要的人们；同时加快建设小城市、小城镇，通过政策引导，促使更多的农业人口就地、就近转移，避免过度集中到大城市；还要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分治的现状，实现人员自由流动，增强流动人口对城市的归属感，逐步形成与户籍居民接轨的民生福利保障体系。⑤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的推动无疑十分重要，但必须遵循市场规律，让农民和企业成为城市化的主体。政府要强化服务意识，消除农民进城的制度障碍，尊重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参与权与发展权，而不能让农民“被城市化”。
5.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
要形成消费主导的格局，必须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打破国有资本的垄断局面。资料显示，我国65%的专利、75%的技术创新、80%的新产品、60%的出口、75%的城镇就业岗位都来自民营企业。如果国有资本还主要配置在竞争性领域，甚至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民间投资就难以启动，规模就难以扩大，生产就难以持续，大量的劳动力便难以就业，这将严重地影响消费。从实践上看，多年的“抓大放小”已使得以央企为代表的国企团队十分强大。在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上，1992年中国只有2家，2003年达12家，2008年猛增至26家，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实践表明，多年来资源和要素价格上涨，以及由于在政策、财政、信贷等优惠下，国有企业获得的利润增长不但对扩大内需作用有限，对国民的财富增长也不利。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有企业是在与民争利中成长壮大的。在新一轮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多数贷款流向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包括相当大比例的基建项目和工业投资项目，民营企业几无参与。资料显示，2009年新增的10万亿投资中，民营企业获得的不足10%。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大型国企也是受益最多，而民营企业并不明显，这可能会加剧对民营资本的排挤和不公平竞争。生态学上有“生物多样性”的概念，是指各种生物共同发展生态才能平衡。同样，企业多元化多样化发展，整个国民经济才能充满活力。因此，在国有企业复兴之时，应给予民营企业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目前一些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太高，加之强大的国进民退趋势，使得民间资本对垄断行业的投资持观望甚至放弃的态度。我们要加快打破行业垄断格局，放宽民间资本的准入限制，允许和支持民营企业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石油能源、交通通讯、金融服务等垄断性、公益性领域。⑥政府还应适当限制国有企业的经营领域，并制定禁止国有大企业从事民营中小企业固定行业的经营，促进国有大企业向民营中小企业转移此类经营领域的制度，并最终将国有资本收缩到公益事业范围内。同时要推进政府改革和转型，为民间资本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注释：
①沈坤荣、田伟：《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增长——结构性特征及其国际比较》，《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②亚当·斯密：《国富论》，杨敬年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③霍利斯·钱纳里：《结构变化与发展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年。
④匡贤明等：《推进城市化进程面临历史性机遇》，《经济参考报》2009年12月15日。
⑤洪银兴：《二元结构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⑥吴群：《新形势下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制度创新》，《现代经济探讨》2008年第11期。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