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讲话稿:迁徙难，农民的第三苦

　　迁徙难，农民的第三苦

　　  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会打洞。农民生儿呢，如果没有“意外”，你只能是农民。

　　对农民的理解，中国人普遍是指，没有城市户口的中国公民。它代表一种身份，而不是意味着一种职业。职业可以选择，而身份却是不能选择的，身份不但与自己生死相伴，而且还要子孙世袭。如果不是有考上大学、当了公务员或者军官等这些"意外"，农民就只能子子孙孙是农民。 

　　国家选拔干部时规定“参加工作时间年限"、 "论资排辈"，起码"参加工作时间长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一个农民参加工作的时间是如何定论的？为国家选拔干部为什么就不能包括"农业户口"的人士呢？一个阅历丰富，博学多才的中国人，因为他是农业户口就没有报考国家公务员的资格吗？没有竞选乡长、县长的权力，那他还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吗？

　　如果农民没有参政权，农民的生存权靠谁来保护？靠谁来赐予？在中国，一个农民的普通孩子，在我们国家的很长的时间内是没有任何途径可以走出农村的。文革结束后，从77年开始，高考才成为一个农村孩子进城的一条独木桥。80年代后期，个别富裕的农民也可以花大约1万块钱买一个城镇居民的身分了。

　　看起来像是一种封建社会的赎身。许多大城市像上海、广州等地，可以凭借一定的投资拿到蓝印户口本，也属于类似的做法。经济因素的介入来打破法律制度上的不合理，倒也是一种社会进步。但这一买一卖，也直接体现了一种生而不平等。否则的话，为什么要买卖一种法律身分呢？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没有城镇居民去赎买一个农民身分，只有农民赎买城市居民的户口身分呢？所以，农民的社会地位是一目了然的。

　　政府对于农民倒是从来都没有主动明确地歧视过农民，甚至会以种种形式来维护农民的利益，这在电视等媒体大家已经看到了很多，包括全国性的"农民运动会"也可以列入类似的积极范畴。一般所谓的歧视都是以多数人对于少数人的威势来形成的，并且有一定的理论来说明其集体生理和心理上的特殊低级之处，中国的农民都不具有这些社会特征，中国农民占人口约80%的这一现实决定了不具有被政治歧视的条件。

　　那么现实中农民的低下社会地位是通过什么来实现了的呢？是通过政府一再对于城市居民的各种优惠而遗漏农民的利益来完成。

　　五十年多前，当那些泥腿子们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前仆后继地"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时，他们当初是"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他们是在为一个自由的新中国献出他们的生命、献出他们的胳膊、献出他们的腿、献出他们的青春和鲜血。

　　这些怀着美梦，向往自由中国的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流出的血汗，淬着的却是未来的枷锁，不仅自己被禁锢在土地上，遭到强制役使，而且还搭上了世世代代子孙的前程！

　　那被毛泽东称为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实际上就是没有铁丝网的集中营。

　　五十多年了！有的人已经尸骨无存，他们的梦想也早已随风而逝，可他们还有子孙后代。五十年了，今天的农民和他们的祖先一样渴望自由和平等......五十年的隔离和歧视，并没有摧毁他们的憧憬。他们悄悄地走来，城市粗暴地驱赶；他们哀求，城市无情。他们喊不出声，可我们难道都没有看到他们那含泪的眼睛？这是一笔巨大的历史欠帐，它无法用金钱去计算：亿万农民的自由、幸福、尊严和人权。

　　1948年，中国投了赞成票的《世界人权宣言》宣称：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肯定了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规定了中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

　　这不是谁偶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呼声：中国需要自由和平等。

　　1958年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农民就在国家的名义下，有了法律的笼口。农民成了世袭的身份。

　　非常奇怪的是，在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中也规定过"公民具有自由居住迁徙"权利，但1958年就改变为严禁自由居住迁徙。这一由先进到落后的倒退过程，有其他的社会心理潜因吗？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是革命刚刚成功的共产党人严格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才选取了先进的法律取向，而后来某些人的农民意识抬头、同时又发现抛弃农民利益对经济严重困难时的政府是个转机才走向了法律上的倒退？我不肯定，没有人可以肯定。表面上的原因可能很容易找到，但潜在意识上的永远只能是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成福，来自农村，是家里7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家里惟一参加了高考、转为非农业户口的人。

　　"当年考大学的时候，我的老师跟我说：你必须好好学习，这关系到你将来穿皮鞋还是穿布鞋的问题。"张教授回忆说，"在我老师的眼里，只有城市居民才穿皮鞋，我的老师穿了一辈子布鞋。直到前几年我回陕西老家，有的老师还希望我帮他解决一个公办教师的身份。"

　　通过努力，张成福成了大学教授、知名学者。他说："我个人是幸运的，但我仍然感到悲哀：这个社会的公民，因为没有平等的机会，他(她)们根本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一个农村居民的孩子，由于户口制度的限制，要改变农民的身份，惟有考大学。我的哥哥姐姐都是农民，到了我侄子这一代，还在走我20年前的老路。"他的一个侄女今年高考将近600分，如果是北京考生可以上重点大学，而她只上了宝鸡一所极普通的学校。"（2001年08月31日，南方网）

　　现实生活中，我们还常常见到这样的情形：在北京，如果你来自天山脚下的农村，同样是在卖羊肉串，你是农民，而那位有北京户口的小伙子就不是；如果你来自甘肃六盘山下的村庄，同作一家公司的录入员，你是农民，而有北京户口的那位小姐却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如果你来自雅鲁藏布江畔的小寨，已经腰缠万贯，当着公司的老板，可你是农民，而你手下拥有北京户口的职员却是工人......

　　对于这一切颠倒的情形，我们几乎闻不到来自街头的呐喊，听不到飘自山川的呻吟，鲜见硕学鸿儒的批判。一切似乎都无声无息。每当我看到和想到这些现象时，总是不免要深思：自由和平等为什么这样容易被践踏和遗忘？

　　虽然，现在政府部门已放开了中小城镇的户籍，农民也可以在小城镇落户，按自己的意愿，做一个城市人了。但是一些大中城市却依然关闭着入城的大门。虽然山东、浙江等省近两年来已经允许有大专以上文化的农民报考国家公务员了，但机会却仍是少之又少。

　　面对过去，只想说五个字：早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