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书法诗词作品欣赏楷书:（035）军统大案之两广事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7 19:13:31
闲话军统（117）
广东空军是陈济棠的王牌，也是他敢于造反的最大本钱，因此，如能策反广东空军，不啻为釜底抽薪！
担负这个艰巨任务的，是特务处书记长梁干乔。
梁干乔，生于1903年，原名梁昭桂，广东梅县人。
军统的梅县人很多，除梁干乔以外，还有二期的张炎元、十一期的邹宇光，另外还有刘志陆。
梁干乔出生于一个渔民家庭，由于家里穷，中学没有毕业，就供不起他了。于是梁干乔就帮他的表哥照料一家米店。梁是有文化的人，小店一天天红火起来，结果亲戚家的人不但不感谢他，反而怀疑他要把小店据为己有。梁干乔一气之下走了，不管了。
离开亲戚家，梁干乔去当了五年小学教师，适逢军校招生，梁干乔的族叔梁龙是北京法政大学校长，也是当时的一位社会知名人士，经他的推荐，梁干乔到广州报考黄埔。
当年，要到广州，须先到香港再转往广州。在去往香港的船上，梁干乔没钱，只能睡通铺，其实也就是甲板。这时，过来一个珠光宝气的贵妇人，走路不看地下，一脚正踏在梁干乔的身上。踩了人，这个贵妇居然没事人似的，看都不看梁干乔一眼，扬长而去。
梁干乔大怒，待要与她理论，又觉得好男不跟女斗，不要失了身份，于是在心里暗中咒骂：“总有一天，要打倒你们这样的人，让你给我当佣人！”
事情就有这么巧，多少年以后，梁干乔家雇用了一个做饭的陈嫂，正是当年踩了他一脚的那位贵妇！
军统这些人，也不知道怎么了，净出这种邪事儿。
梁干乔虽然连中学都没有读完，但他很爱学习，曾经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注释《庄子》，诗也写得不错。以他的水平，考军校自然一考即中，进入军校一期三大队学习，同一个队的，就有后来成为特务处同事的吴乃宪。
1924年5、6月间，梁干乔先后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
毕业以后，1925年，梁干乔等一批军校一、二、三期毕业的同学被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中就有后来与他并称为复兴社“十三太保”的同期同学萧赞育、贺衷寒、邓文仪；二期的郑介民、三期的康泽。另外还有张炎元，还有后来成为国民党宪兵创始人之一的张镇，我们这边的有抗日名将左权。
在苏联，梁干乔最大的收获就是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成为一名“托派”。而且梁干乔这个人还有个特点，从不藏着掖着，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托派”似的。
1928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莫斯科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梁干乔居然敢跳出来，用俄语高呼支持托洛茨基的口号，那还能有好结果！当场就给抓了起来，遣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工。
还别说，这老兄还真是有点本事，不知他想了什么办法，居然搞到一本假护照，又买通了看守，从西伯利亚这等地方逃回国内，真不是一般人，难怪后来当了特务。
回国以后，梁干乔搞了一段时间的“托派”小组织，跟着就彻底投向了国民党，1932年，作为“十三太保”之一，梁干乔参与创办了复兴社。
后来梁干乔加入戴笠的特务处，并继李果湛、张严佛之后，担任书记长。
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梁干乔被戴笠派回广东，承担策反公东空军的任务。
此时进入广东，是十分危险的事情，陈济棠早知特务处势力无孔不入，盘查得很严，“中央”的势力很难侵入。
粤军第5军第16师师长练炳章，是一个老军头了，据他自己说，“前清末年在河北省保定府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军旅之事时，曾与蒋介石同学。”后练炳章为戴笠所罗致，利用他在粤军中的老关系策动军队，并企图控制民团，结果为陈济棠发现，杀掉了练炳章。
梁干乔本就是广东人，又当过教师，当地熟人很多——正是因为他熟人多才派他回去的。但是，反过来说，也很容易暴露。
梁干乔是一个很能吃苦的人，他化装成一个人力车夫，潜入广州，与他的族侄梁伯仑取得了联系。
梁伯仑是广东空军的电台台长，通过梁干乔的工作，梁伯仑同意投向“中央”——这是策反广东空军的必要前提。一百几十架飞机出走，非同小可，如果没有通畅的联络，不可设想。
这边做通了梁伯仑的工作，南京的戴笠，找到了魏大铭，让他与一个名为“XSF—DE——XHOB”的电台联络。
这个任务有点没头没脑，既无波长、也不知道方位，怎么联系，还真新鲜了！
那也没办法，戴笠交办的任务，是不能打折扣的，也不能讲价钱的。
魏大铭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学生、著名话务员——张我佛。
闲话军统（118）
一个话务员，有什么可“著名”的？
张我佛还就是一个“著名”话务员，而且他的成名，尚在魏大铭之前。
张我佛的成名，缘于他曾用自己的身体护卫过蒋介石。
张我佛，原名张俎鸿，生于1909年。中原大战时期曾在蒋介石“随节电台”任话务员。
1930年的中原大战，对于蒋介石来说，远不像我们现在从历史书上看到的那么轻松，如果不是张学良在关键时刻的武装“调停”，最后是怎么个结果还很难说。
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曾几次身处危局，最玄的一次，就要数1930年6月18日那一天了。
1930年5月8日，正是战争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蒋介石从南京北上“督师”，他乘专列走津浦路，奔陇海线，6月18日，其“行营列车”停靠在商丘火车站。
不知怎么，冯玉祥得到了这个消息，其实也不奇怪。蒋的专列，本就是个很大的目标，那个时候保密的意识还没那么强，况且又是战争年代，每天疲于奔命，哪里还想得到保密。
没那闲功夫！
于是，冯玉祥派他手下的暂编骑兵第2师师长郑大章偏师偷袭，直取商丘。
郑派出了500多骑兵，着便装夜行，绕开交战地点，“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于6月18日夜，悄无声息地包围了商丘车站。
等到警卫发觉发现情况不妙的时候，机车已经被破坏，跑不了了，只能就地抵抗了。蒋的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连，三百多人，全部下车，将蒋的专车车厢团团围住，由于没有重武器，战斗态势极为被动。
除了警卫连，“行营列车”上最大的单位，就是“随节“电台了，除电台台长张杏生外，还有四个话务员，另外还有几个搬运兵、勤务兵，再就是伙夫等等工勤人员了，一共有四十多人。
据记载，蒋介石当时非常镇静，端坐不动，“稳如泰山”，不知道其中是不是有美化的成分。不过，作为一个军人、“三军统帅”，稳如泰山也是应该的。
他镇静，别人可镇静不了。“随节列车”的“秘书长”、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高凌百——就是帮蒋介石起草指责胡汉民的那封信的那位——发现情形不对，马上把剩下这几十号人组织起来，投入战斗。专列的车厢上，都有供向外射击用的枪孔，大家每人把着一个，参与作战。
孰料，没过一会儿，居然有一颗子弹从射击孔钻了进来，当场将四个话务员中的一个打死，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子弹有多密集。
高凌百立马慌了神，这要是一颗子弹钻进来，正打在蒋介石的那颗光头上，会是个什么结果！照他想，蒋介石最好趴到车厢的地板上，最为安全，但这不可能，他也不敢向蒋提出这种建议。
当时在蒋身边的，正是张我佛，高凌百叫他过来，悄悄告诉他：“你站在总司令的身前，一步也不要离开，看我的手势，只要我示意，你马上抱住总司令，滚倒在地上。”
张我佛奉命惟谨，站在蒋介石身边。一会儿蒋问他：“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张回答：“奉命。”蒋应该也明白是什么意思了，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正在危急时刻，奉命开往前线的中央军校学员100多人听到密集的枪声，发现正有人在围攻“随节列车”，马上加入战斗，黑暗中，对方摸不清来了多少增援部队，不敢恋战，趁夜退走。
据说，天亮以后打扫战场，只发现了100多匹死马，却没有发现一具对方的死尸，蒋介石这边，连死带伤的，也有100多人。
商丘一战，张我佛舍身护主，赶上三国时的曹洪了，就此一举成名。
中原大战之后，张我佛考上了厦门大学，念书去了。1933年，魏大铭着手为戴笠建立通讯网，张我佛正读到大学三年级，奉魏之命，牺牲学业进入特务处，担任报务员。
张我佛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每天晚上上班，从12点开始联系这个电台，一直叫到天亮，连续三天，毫无结果。
戴笠急得什么似地，但急也没有用，总不能自己上台子去叫吧。
功夫不负苦心人，到第四天夜里，张我佛终于联系上了这个奇怪电台，他马上报告魏大铭，魏不敢怠慢，立即打电话给戴笠。
戴一听高兴极了，连鞋都顾不上穿就跳到床下，守在电话机旁。
特务处总台设在白鹭洲，张我佛开始接收对方的电报，为节约时间，他把记录下来的电码告诉电台值班主任于炽生，于直接通过电话打给鸡鹅巷53号戴笠公馆的值班译电员姚敦文，姚翻译后交给戴笠，这一夜一共收到50多个字，双方约定上午8点再次联络。
然而，有这50多个字已经足够了。
因为，郑介民那边已经得手了。
闲话军统（119）
同时做广东空军工作的，还有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不过他没有到广州去，而是在香港。
军统的很多老人，回忆起来，都反映说郑介民这个人胆子特小，从不敢身处险境。
整个军统，戴笠还就是对郑介民比较客气一点，叫他“郑先生”。不像对别人，都是直呼其名，顶多了在名字后边加个“同志”俩字儿。同样是搞策反，郑介民就不去广东，戴笠拿他也没辙。
不管他去没去，反正人家郑介民把事是给办成了。
郑介民是华侨，广东空军有个飞行员叫陈振兴，也是广东籍华侨。这个陈振兴是运动员出身，游泳、舞蹈无不擅长，交际很广，郑介民通过他联系上了广东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陈卓林。
陈卓林，1892年生，广东台山人，曾在美国蒂莱斯特航空学校学习飞行。1923年回到广州。1924年，任广东军事飞行学校的飞行教官。1932年，陈济棠通过“西南两机构”成立广东空军司令部，陈卓林任参谋处长，后来升任参谋长。
陈卓林是广东空军的老人了，事情进展很快，联系上不少飞行员，准备投向“中央”。郑介民将陈秘密约到香港，谈妥了条件。
此时，郑介民遇到了一个困难——前期的运作，需要8万港币。
8万港币不是小数目，据说相当于5万大洋。郑介民没有这么多钱，有也不敢做主，于是他打电报给戴笠，请他去想办法。
戴笠也没有这么多钱，他去找航空委员会，对方不但不给，还皮里阳秋地说：“领袖的钱不好随便花啊。”
戴笠没法跟他们喘这个气，于是要交通科长胡子萍去买两张当天晚上的车票，带着副官贾金南去了上海。
第二天戴笠就回来了，挺兴奋地对胡子萍说，5万元算什么，不是被我搞到了。我们什么时候“乱花”过领袖的钱！只要能把陈济棠的空军夺过来，50万也值得！
原来，戴笠回上海，是去找上海的一个名女人许兆贤。
当年，许兆贤是上海交际场上的一个名人，也是戴笠的红颜知己，社会关系很广泛，戴笠去与她商量，看找谁能借5万元。
没想到，许兆贤当时就取下自己戴的的一条项链，说这条项链你拿去质典，至少能值5万，你拿去先办事，其他的以后再说。
戴笠十分不好意思，但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只好千恩万谢地退了出来。
许兆贤后来嫁给了广东同乡熊少豪，熊在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外交委员会“做事，两口子都曾帮过戴笠不少忙。
五万元汇给郑介民，一切OK。通过陈卓林，又联系上了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
黄光锐，1899生，广东台山人。黄自幼随父亲去美国，加入美国籍，并考取飞行执照。1922年回国，1923年7月，黄光锐协助广东航空局长杨仙逸研制出一架飞机。孙中山命名这架飞机为“乐士文号”，1924年，黄光锐继任航空局局长。陈济棠夺取广东空军以后，任命黄光锐为空军司令。
黄光锐、陈卓林找到了手下的几个中队长马庭槐、陶佐德、何泾渭、谢莽、邓显刚、敖伦等几个人，对他们说准备投向“中央”，征求他们的意见，大家都表示同意。
敖伦记得，当时黄光锐问他们：“怕不怕枪毙？”他们说“跟着陈济棠打内战是死路一条。”黄光锐很满意，令他们保守机密，等待时机。
当时，敖伦他们还建议，说另第二中队中队长丁纪徐等几个人与陈济棠关系密切，暂时不要告诉他们，以免泄密。
据敖伦后来回忆，大家为什么心这么齐：一个是由于陈济棠打着抗日的幌子，“倒行逆施“，大家生气。第二，凡人群就有左中右，广东空军派系林立，高层生活腐化，飞行员们心里不痛快，人心思变。第三，陈济棠整日被他那个哥哥陈维周装神弄鬼，搞得团团转，早就看不过眼。陈的老部下第2军军长香翰屏曾经好意劝他“远离小人”，结果被陈济棠撤了职，大家早已心灰意冷。
此时，戴笠这么一介入，恰如一个导火索，轰隆隆大厦将倾。
谁也没想到，还没等黄光锐下令，6月16日，已经飞跑了7架飞机！
广东空军是陈济棠的王牌，也是他敢于造反的最大本钱，因此，如能策反广东空军，不啻为釜底抽薪！
担负这个艰巨任务的，是特务处书记长梁干乔。
梁干乔，生于1903年，原名梁昭桂，广东梅县人。
军统的梅县人很多，除梁干乔以外，还有二期的张炎元、十一期的邹宇光，另外还有刘志陆。
梁干乔出生于一个渔民家庭，由于家里穷，中学没有毕业，就供不起他了。于是梁干乔就帮他的表哥照料一家米店。梁是有文化的人，小店一天天红火起来，结果亲戚家的人不但不感谢他，反而怀疑他要把小店据为己有。梁干乔一气之下走了，不管了。
离开亲戚家，梁干乔去当了五年小学教师，适逢军校招生，梁干乔的族叔梁龙是北京法政大学校长，也是当时的一位社会知名人士，经他的推荐，梁干乔到广州报考黄埔。
当年，要到广州，须先到香港再转往广州。在去往香港的船上，梁干乔没钱，只能睡通铺，其实也就是甲板。这时，过来一个珠光宝气的贵妇人，走路不看地下，一脚正踏在梁干乔的身上。踩了人，这个贵妇居然没事人似的，看都不看梁干乔一眼，扬长而去。
梁干乔大怒，待要与她理论，又觉得好男不跟女斗，不要失了身份，于是在心里暗中咒骂：“总有一天，要打倒你们这样的人，让你给我当佣人！”
事情就有这么巧，多少年以后，梁干乔家雇用了一个做饭的陈嫂，正是当年踩了他一脚的那位贵妇！
军统这些人，也不知道怎么了，净出这种邪事儿。
梁干乔虽然连中学都没有读完，但他很爱学习，曾经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注释《庄子》，诗也写得不错。以他的水平，考军校自然一考即中，进入军校一期三大队学习，同一个队的，就有后来成为特务处同事的吴乃宪。
1924年5、6月间，梁干乔先后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
毕业以后，1925年，梁干乔等一批军校一、二、三期毕业的同学被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中就有后来与他并称为复兴社“十三太保”的同期同学萧赞育、贺衷寒、邓文仪；二期的郑介民、三期的康泽。另外还有张炎元，还有后来成为国民党宪兵创始人之一的张镇，我们这边的有抗日名将左权。
在苏联，梁干乔最大的收获就是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成为一名“托派”。而且梁干乔这个人还有个特点，从不藏着掖着，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托派”似的。
1928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莫斯科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梁干乔居然敢跳出来，用俄语高呼支持托洛茨基的口号，那还能有好结果！当场就给抓了起来，遣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工。
还别说，这老兄还真是有点本事，不知他想了什么办法，居然搞到一本假护照，又买通了看守，从西伯利亚这等地方逃回国内，真不是一般人，难怪后来当了特务。
回国以后，梁干乔搞了一段时间的“托派”小组织，跟着就彻底投向了国民党，1932年，作为“十三太保”之一，梁干乔参与创办了复兴社。
后来梁干乔加入戴笠的特务处，并继李果湛、张严佛之后，担任书记长。
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梁干乔被戴笠派回广东，承担策反公东空军的任务。
此时进入广东，是十分危险的事情，陈济棠早知特务处势力无孔不入，盘查得很严，“中央”的势力很难侵入。
粤军第5军第16师师长练炳章，是一个老军头了，据他自己说，“前清末年在河北省保定府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军旅之事时，曾与蒋介石同学。”后练炳章为戴笠所罗致，利用他在粤军中的老关系策动军队，并企图控制民团，结果为陈济棠发现，杀掉了练炳章。
梁干乔本就是广东人，又当过教师，当地熟人很多——正是因为他熟人多才派他回去的。但是，反过来说，也很容易暴露。
梁干乔是一个很能吃苦的人，他化装成一个人力车夫，潜入广州，与他的族侄梁伯仑取得了联系。
梁伯仑是广东空军的电台台长，通过梁干乔的工作，梁伯仑同意投向“中央”——这是策反广东空军的必要前提。一百几十架飞机出走，非同小可，如果没有通畅的联络，不可设想。
这边做通了梁伯仑的工作，南京的戴笠，找到了魏大铭，让他与一个名为“XSF—DE——XHOB”的电台联络。
这个任务有点没头没脑，既无波长、也不知道方位，怎么联系，还真新鲜了！
那也没办法，戴笠交办的任务，是不能打折扣的，也不能讲价钱的。
魏大铭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学生、著名话务员——张我佛。
闲话军统（118）
一个话务员，有什么可“著名”的？
张我佛还就是一个“著名”话务员，而且他的成名，尚在魏大铭之前。
张我佛的成名，缘于他曾用自己的身体护卫过蒋介石。
张我佛，原名张俎鸿，生于1909年。中原大战时期曾在蒋介石“随节电台”任话务员。
1930年的中原大战，对于蒋介石来说，远不像我们现在从历史书上看到的那么轻松，如果不是张学良在关键时刻的武装“调停”，最后是怎么个结果还很难说。
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曾几次身处危局，最玄的一次，就要数1930年6月18日那一天了。
1930年5月8日，正是战争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蒋介石从南京北上“督师”，他乘专列走津浦路，奔陇海线，6月18日，其“行营列车”停靠在商丘火车站。
不知怎么，冯玉祥得到了这个消息，其实也不奇怪。蒋的专列，本就是个很大的目标，那个时候保密的意识还没那么强，况且又是战争年代，每天疲于奔命，哪里还想得到保密。
没那闲功夫！
于是，冯玉祥派他手下的暂编骑兵第2师师长郑大章偏师偷袭，直取商丘。
郑派出了500多骑兵，着便装夜行，绕开交战地点，“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于6月18日夜，悄无声息地包围了商丘车站。
等到警卫发觉发现情况不妙的时候，机车已经被破坏，跑不了了，只能就地抵抗了。蒋的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连，三百多人，全部下车，将蒋的专车车厢团团围住，由于没有重武器，战斗态势极为被动。
除了警卫连，“行营列车”上最大的单位，就是“随节“电台了，除电台台长张杏生外，还有四个话务员，另外还有几个搬运兵、勤务兵，再就是伙夫等等工勤人员了，一共有四十多人。
据记载，蒋介石当时非常镇静，端坐不动，“稳如泰山”，不知道其中是不是有美化的成分。不过，作为一个军人、“三军统帅”，稳如泰山也是应该的。
他镇静，别人可镇静不了。“随节列车”的“秘书长”、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高凌百——就是帮蒋介石起草指责胡汉民的那封信的那位——发现情形不对，马上把剩下这几十号人组织起来，投入战斗。专列的车厢上，都有供向外射击用的枪孔，大家每人把着一个，参与作战。
孰料，没过一会儿，居然有一颗子弹从射击孔钻了进来，当场将四个话务员中的一个打死，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子弹有多密集。
高凌百立马慌了神，这要是一颗子弹钻进来，正打在蒋介石的那颗光头上，会是个什么结果！照他想，蒋介石最好趴到车厢的地板上，最为安全，但这不可能，他也不敢向蒋提出这种建议。
当时在蒋身边的，正是张我佛，高凌百叫他过来，悄悄告诉他：“你站在总司令的身前，一步也不要离开，看我的手势，只要我示意，你马上抱住总司令，滚倒在地上。”
张我佛奉命惟谨，站在蒋介石身边。一会儿蒋问他：“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张回答：“奉命。”蒋应该也明白是什么意思了，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正在危急时刻，奉命开往前线的中央军校学员100多人听到密集的枪声，发现正有人在围攻“随节列车”，马上加入战斗，黑暗中，对方摸不清来了多少增援部队，不敢恋战，趁夜退走。
据说，天亮以后打扫战场，只发现了100多匹死马，却没有发现一具对方的死尸，蒋介石这边，连死带伤的，也有100多人。
商丘一战，张我佛舍身护主，赶上三国时的曹洪了，就此一举成名。
中原大战之后，张我佛考上了厦门大学，念书去了。1933年，魏大铭着手为戴笠建立通讯网，张我佛正读到大学三年级，奉魏之命，牺牲学业进入特务处，担任报务员。
张我佛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每天晚上上班，从12点开始联系这个电台，一直叫到天亮，连续三天，毫无结果。
戴笠急得什么似地，但急也没有用，总不能自己上台子去叫吧。
功夫不负苦心人，到第四天夜里，张我佛终于联系上了这个奇怪电台，他马上报告魏大铭，魏不敢怠慢，立即打电话给戴笠。
戴一听高兴极了，连鞋都顾不上穿就跳到床下，守在电话机旁。
特务处总台设在白鹭洲，张我佛开始接收对方的电报，为节约时间，他把记录下来的电码告诉电台值班主任于炽生，于直接通过电话打给鸡鹅巷53号戴笠公馆的值班译电员姚敦文，姚翻译后交给戴笠，这一夜一共收到50多个字，双方约定上午8点再次联络。
然而，有这50多个字已经足够了。
因为，郑介民那边已经得手了。
闲话军统（119）
同时做广东空军工作的，还有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不过他没有到广州去，而是在香港。
军统的很多老人，回忆起来，都反映说郑介民这个人胆子特小，从不敢身处险境。
整个军统，戴笠还就是对郑介民比较客气一点，叫他“郑先生”。不像对别人，都是直呼其名，顶多了在名字后边加个“同志”俩字儿。同样是搞策反，郑介民就不去广东，戴笠拿他也没辙。
不管他去没去，反正人家郑介民把事是给办成了。
郑介民是华侨，广东空军有个飞行员叫陈振兴，也是广东籍华侨。这个陈振兴是运动员出身，游泳、舞蹈无不擅长，交际很广，郑介民通过他联系上了广东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陈卓林。
陈卓林，1892年生，广东台山人，曾在美国蒂莱斯特航空学校学习飞行。1923年回到广州。1924年，任广东军事飞行学校的飞行教官。1932年，陈济棠通过“西南两机构”成立广东空军司令部，陈卓林任参谋处长，后来升任参谋长。
陈卓林是广东空军的老人了，事情进展很快，联系上不少飞行员，准备投向“中央”。郑介民将陈秘密约到香港，谈妥了条件。
此时，郑介民遇到了一个困难——前期的运作，需要8万港币。
8万港币不是小数目，据说相当于5万大洋。郑介民没有这么多钱，有也不敢做主，于是他打电报给戴笠，请他去想办法。
戴笠也没有这么多钱，他去找航空委员会，对方不但不给，还皮里阳秋地说：“领袖的钱不好随便花啊。”
戴笠没法跟他们喘这个气，于是要交通科长胡子萍去买两张当天晚上的车票，带着副官贾金南去了上海。
第二天戴笠就回来了，挺兴奋地对胡子萍说，5万元算什么，不是被我搞到了。我们什么时候“乱花”过领袖的钱！只要能把陈济棠的空军夺过来，50万也值得！
原来，戴笠回上海，是去找上海的一个名女人许兆贤。
当年，许兆贤是上海交际场上的一个名人，也是戴笠的红颜知己，社会关系很广泛，戴笠去与她商量，看找谁能借5万元。
没想到，许兆贤当时就取下自己戴的的一条项链，说这条项链你拿去质典，至少能值5万，你拿去先办事，其他的以后再说。
戴笠十分不好意思，但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只好千恩万谢地退了出来。
许兆贤后来嫁给了广东同乡熊少豪，熊在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外交委员会“做事，两口子都曾帮过戴笠不少忙。
五万元汇给郑介民，一切OK。通过陈卓林，又联系上了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
黄光锐，1899生，广东台山人。黄自幼随父亲去美国，加入美国籍，并考取飞行执照。1922年回国，1923年7月，黄光锐协助广东航空局长杨仙逸研制出一架飞机。孙中山命名这架飞机为“乐士文号”，1924年，黄光锐继任航空局局长。陈济棠夺取广东空军以后，任命黄光锐为空军司令。
黄光锐、陈卓林找到了手下的几个中队长马庭槐、陶佐德、何泾渭、谢莽、邓显刚、敖伦等几个人，对他们说准备投向“中央”，征求他们的意见，大家都表示同意。
敖伦记得，当时黄光锐问他们：“怕不怕枪毙？”他们说“跟着陈济棠打内战是死路一条。”黄光锐很满意，令他们保守机密，等待时机。
当时，敖伦他们还建议，说另第二中队中队长丁纪徐等几个人与陈济棠关系密切，暂时不要告诉他们，以免泄密。
据敖伦后来回忆，大家为什么心这么齐：一个是由于陈济棠打着抗日的幌子，“倒行逆施“，大家生气。第二，凡人群就有左中右，广东空军派系林立，高层生活腐化，飞行员们心里不痛快，人心思变。第三，陈济棠整日被他那个哥哥陈维周装神弄鬼，搞得团团转，早就看不过眼。陈的老部下第2军军长香翰屏曾经好意劝他“远离小人”，结果被陈济棠撤了职，大家早已心灰意冷。
此时，戴笠这么一介入，恰如一个导火索，轰隆隆大厦将倾。
谁也没想到，还没等黄光锐下令，6月16日，已经飞跑了7架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