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盛行的原因及影响——陈星桥

禅宗可以说是中国佛教中争议最多的一个宗派，是非诤讼从其创宗以来就几乎没有间断过，近现代更是如此。同时，由于“禅”内在的神秘性、局限性和外延的广泛性，自古以来教内外都存在将“禅”玄学化、简单化、泛化和庸俗化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造成汉族地区佛教界忽视经教、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未得鱼已忘筌”、“未见月已截指”、“未到彼岸先弃船”、“过河拆桥”的现象，危害极大。因此，随着中国大陆佛教的恢复和教界、学界“禅宗热”、“禅文化热”的兴起，进一步加强对禅宗的研究，反思其是非功过，给予它客观的评价和准确的定位，对于禅宗和整个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最大限度适应中国封建宗法制和小农经济特点

禅作为一种修行的方法，在中国能够蔚然成为一个最大的佛教宗派，并传承至今，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随着隋唐时期佛教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密宗、律宗、禅宗、净土宗的相继形成，标志着中国佛教理论建设的完成和佛教中国化的完成。前四宗致力于经论的研究和理论的建构，体系庞大，论证繁琐，思想严密，侧重知，属于经院哲学的产物。其中三论宗、唯识宗，分别继承了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观派和瑜伽行派的思想，天台宗、华严宗，为中土特色的宗派，其最高境界是理、智上的至为圆融，功效上的至为顿速。后四宗致力于行，侧重于功效，除律宗外的三宗都号称能一生成办。律宗以严格而灵活地持守、传授复杂的戒法（行为规范）为其特征，反映了印度早期佛教的宗教生活状况和行为要求，密宗以身口意三密相应，辅以复杂的仪轨为其特征，代表了印度的晚期佛教，此两宗都不大适合中国国情（主要指汉族地区）；而禅宗、净土宗以简易、快捷著称，普适众机。尤其是禅宗，广泛吸取了唯识宗、三论宗唯识无境、一切皆空的理论，天台宗“空假中三谛”、“一念三千”和华严宗法界缘起、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等圆顿理论，并统一于自宗特有的明心见性的理论与实践之中。正是禅宗这种理论上的“至圆”（至玄）、修行方法上的“至简”（至易）、修证特色上的“至顿”，强调知行合一，自修自悟，适应了当时时代的思潮和国人的心性，是它得以在唐宋盛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同时也是它在宋代后走向式微的重要因素。

禅宗源出于山林，禅修苦行，颇具神秘性；同时它强调“众生皆有佛性”，“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农禅并举，经济上自给自足，弘法上顺应民众，说法通俗，贴近生活。这种强烈的出世性与积极入世态度的有机结合，使它得以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比较其它宗派，禅宗最讲法统，衣钵（法卷）传承不断，加上百丈怀海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丛林制度，天下风行。它最大限度地适应了中国封建宗法制和小农经济的特点，这是禅宗至少从名义上和形式上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

总之，禅宗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制度上、生活上，都实现了佛教彻底的中国化。可以说，它是一个最具汉传佛教特色的佛教宗派。

从佛教外部来说，禅宗的影响主要在几个方面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受到儒、道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的深刻影响。例如禅宗，就是完全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建立起来的佛教宗派。反过来，佛教和禅宗又大大深化了中国人的哲学思维，促成了中国宗教体系的建立。如果说以道来释儒形成了魏晋第一轮的玄学之风，那么以禅阐教（佛教）、阐道（老庄）、阐儒，则形成了从唐末至宋第二轮的玄学之风，它直接影响到儒学由外而内的转向，即从重视外在的人伦纲常的论证、维护，转向重视心性的本体论的研究，大讲起天理人欲，良知良能，甚至引入了禅宗的坐禅方式，由此形成了新儒学——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儒学也由此完成了走向儒教的蜕变。同时，受禅宗的启发，道教从唐代开始，也由过去偏重符箓咒术、黄白外丹术的研究，逐渐转向重视内在的清修无为和重玄学，以及强调道性清净、主张性命双修的内丹学，宋末的王重阳更是援禅入道创立了全真派，并参照禅林制度建立了道教的丛林制度。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说，禅宗是外佛而内儒道，那么儒教则是外儒而内禅道，道教全真派则是外道而内禅儒。禅宗犹如催化剂，促成了儒释道三教的深度融合。所以自宋代以来，唱儒释道三教一致之说不绝于耳。

禅宗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禅文化，同时，它对我国的文学艺术领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的“自性说”、“顿悟说”极大地激发了艺术家创作的主体意识与自觉，深刻影响了王维一派的文人画以及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对意境论、妙悟说等美学理论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对书法艺术的创作与书法理论的建设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禅宗思想和禅诗的流行影响了王维、白居易、苏轼、黄庭坚等的诗歌创作，使之深深浸润了禅家空灵、脱俗，“超乎象外，不落言诠”的意境，以禅入诗、以禅喻诗、以禅衡诗、以禅论诗蔚然成风；禅宗公案、语录的大量刊行，大大丰富了我国的词汇和语言艺术，对后世俗文学的盛行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禅宗融儒释道于一体、即世而出世的特点，深受历代文人士大夫的喜爱，他们用以舒解内心的矛盾、紧张，追求完全心灵化的内在自觉与彻底无功利的超越，这深刻影响了他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近禅、逃禅，钻研“文字禅”，说上几句“口头禅”，几乎成为他们的一种专利和时尚。近代以来关于禅、禅宗和禅文化研究的文章和书籍就特别多，笔者估计它已大大超过研究有关佛教（禅宗除外）的文章和书籍。

社会上许多人钟情禅宗，留连其中，本是一种信仰自由，也是一件好事。问题是，有些人既没有脚踏实地的修证，又没有刻苦深入的研究，自出胸臆地胡乱解“禅”，把什么都说成是禅，认识肤浅庸俗，误人误己，令人堪忧；尤其是某些人有时竟忘了禅宗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往往抓住某些禅宗公案，或某些禅师乘性而谈的只言片语，竟以禅来取代整体佛教，这样会干扰佛教界的自身建设。

由于禅宗长期深入民间，又有众多文人的偏爱，它对中国广大民众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民风民俗有着广泛的影响。这里笔者想着重说的是，禅宗对革命领袖毛泽东是有影响的。有资料记载，毛泽东对佛学经典的研读下过一番苦功，特别是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他都研读过，其中《六祖坛经》就读过多次。1959年10月23日外出时，他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等。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西藏达赖喇嘛谈话时指出：“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度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和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1959年10月22日，他在同西藏班禅大师的谈话中说：“我不懂佛经，但觉得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的六祖(惠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毛泽东在一次广东省的常委会上，他问在座的：“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广州在唐代时出了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六祖惠能，他是一个大老粗，没文化，他的《六祖坛经》是非常深刻的。你们应该向六祖学习”；他还说：“惠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惠能时说：“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大家知道，毛泽东对底层的劳苦大众有着深切的同情，一生致力于人民的翻身解放，致力于马列主义的中国化，致力于实现平等、大同的共产主义理想，而要做到这一点，思想的解放和共产主义教育就特别重要。

禅宗的盛行，不仅在宗门内滋生了许多的狂禅、“野狐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教外民间宗教的滋生。由于宋代以后三教一致、三教合一之说盛行，使佛教丧失了宗教竞争意识，暮气沉沉；禅宗理论上的过于玄，修行方法上的过于简，衰微之后的过于俗，僧人素质低下，教法不昌，戒规松弛，使佛教化世导俗的功能严重下降；佛教教团组织涣散，许多名山古刹沦为子孙庙、香火庙，往往内部争名夺利，过分依附世俗政权，迁就民俗淫祀；各种佛教结社组织不是由教团作组织上的保证，而是受主事人的魅力所左右，当主事人素质低下，极易演化为会道门，而与正宗佛教争夺信徒。这些都是滋生各种民间宗教、会道门乃至邪教的温床，是促成民众归依或误投于这些教门的重要因素。翻开我国民间宗教史就不难发现，正是宋代以后，我国各种会道门层出不穷，当国衰或逢大的天灾人祸之际，这种情况尤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会道门传法的秘诀恰恰是颇有禅味的八个字“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值得我们深思！

文/陈星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