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10小娜:韩国人的历史观与中韩关系

  内容提要：　韩国近代民族主义确立的过程，既是反对列强侵略的过程，也是脱离中华秩序的过程。清朝入主中原以后，朝鲜形成强烈的尊明排清意识，从而影响到朝鲜人的历史观，也使近代清政府维持宗藩关系的努力面临种种困难。韩国近代民族史学出现后，以北方史观重新构筑韩国史，批判事大主义，韩国人的历史观由此发生根本性变化。1945年后，韩国的在野史学又在民族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发挥，提倡大陆史观。这种无限扩大的韩民族史观，必然与中国人的历史观发生冲突，从而影响到中韩两国关系的发展。

    ①在中国明清时期，朝鲜半岛正处于朝鲜王朝统治之下，通称“朝鲜”。1897年高宗称帝，改称朝鲜为大韩帝国，也可简称为“韩国”。1910年韩日合邦后，大韩帝国国号被迫取消，重新改称朝鲜。此后对朝鲜半岛的称呼不统一，或称“朝鲜”，或称“韩国”。 1945年朝鲜半岛解放后，北部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南部建立了大韩民国，此后，“朝鲜”专指朝鲜半岛北部，而“韩国”则专指朝鲜半岛南部。本文在表述时，很难统一使用“朝鲜”或“韩国”，尽量在叙述某时期的历史时使用当时的通称，在引述当时人的观点时尊重原作者的用法，另外，在涉及1945 年以后的半岛南部时用“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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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半岛自古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自元朝以后关系更加密切，成为中华秩序下藩属国中的典范，素有“小中华”之美誉。直到近代，两国交往辞令中常出现朝鲜“虽在外服而亲同一家”的说法，将大中华与小中华的关系比喻为宗族中的大宗与小宗的关系。但与此同时，明清时期两国民间交往受到很大限制，相互了解有限，所以韩国学者高柄翊提醒人们，也要关注“中国文化圈”、“汉字文化圈”或“儒教文化圈”等抽象概念掩盖之下过去东亚各国之间相互疏远的事实。①东亚各国的相互疏远成为各国间相互理解的障碍，所以近代以来虽然强调中国与朝鲜是“兄弟之邦”，是“唇齿辅车”的命运共同体，但两国关系的发展却异常曲折。事实上，清代以来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一直存在着相亲与相违两种趋势。而自19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与朝鲜的关系渐行渐远，韩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也越来越走向负面。

    在中韩两国的认识差异上，最大的认识差异发生在历史认识上，这已经成为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在韩国近代民族主义确立过程中，为建构国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在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在事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下建立了对中国的批判。在构筑国史的过程中，不仅重新构筑了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史，也重新以中国为参照物建构了韩国的民族史体系。在这种认识结构之下，无论对于他者的认识，还是对于自身的认识，都更容易受到立场和成见的影响，所构筑的历史也只能是事实与想象的结合体。然而这种认识一旦扩散开来，将对国民的历史观、国家的政策取向乃至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种现象已经出现，需要我们对韩国的历史观进行梳理。本文拟从韩国近代民族史学与现代在野史学的发展，说明近代以来韩国人历史观的演变及其与中国的关系。

    一、北伐论与北方领土意识的抬头

    在1895年清政府于《马关条约》中正式承认朝鲜为独立自主国家之前，朝鲜是中华秩序下的藩属国之一。朝鲜自古认同以中国文明为标准的华夷之辨，积极从中国输入文化。到朝鲜时代，随着朱子学的传入，华夷观的影响更大。在清朝入关之后，朝鲜视清为夷狄，不承认清朝在中国的正统地位，坚持尊明排清，倡导尊周大义，使朝鲜人对本国和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首先，随着南明的灭亡及清朝统治的稳固，清与现实中的中国已经很难分清，使朝鲜人对清的否定渐渐变为对现实中国的否定，从而不愿再从中国输入文化。虽然两国使节往来不断，但是中国文化对朝鲜的影响力已大大减弱，以致李瀷将鸭绿江形容为“鸭绿天堑”。②朝鲜后期北学派的产生就是对这种现象的反动，北学派反对因攘夷而连同中华固有之文物制度也一同加以排斥的倾向，但北学派也未能改变朝鲜的这种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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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思想倾向一方面造成了一般朝鲜人对于清朝统制下的中国的无知，另一方面，也助长了朝鲜人对朝鲜本国文化的自尊意识。北学派的朴齐家批评朝鲜士大夫说，“下士见五谷则问中国之有无，中士以文章不如我也，上士谓中国无理学”。①部分朝鲜士大夫不再满足于夷狄的地位，而以中华自居。李种徽(1731-1797)强调朝鲜自箕子用夏变夷之后即已成为华夏，其后的新罗、高丽虽然又沦为夷狄，但是如同中国虽经五胡乱华而仍为中国一样，并不损害其“东夏”地位。②金履安(1722-1791)则干脆认为朝鲜自古即与中国同属于人类，而其余地方的人则为夷狄，过去只是由于朝鲜自己过于慎重，故而以夷狄自居。③所以，金履安对于当时朝鲜人仍自贬为东夷表示不满。他说：“然吾方仆仆然自以为夷，而名彼中国。呜呼，吾言非邪！”④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在朝鲜人看来，出生在中国是一种不幸，而出生在朝鲜是一种幸运。金元行(1702-1772)说：“人不为女子而为男子，不生于今之中原而生于我东，肢体完具而不病，耳目聪明而不塞，顶天立地好个身，岂可虚过了一生?须识得为人之道，行得为人之事，方是真个人。”⑤即使随朴趾源(1737-1805)到中国的下人张福，在朴趾源问他是否愿意生在中国时也说：“中国，胡也，小人不愿。”⑥可见小中华意识所引起的排清意识和自尊意识在当时的朝鲜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

    这种相对于中国的优越意识也逐渐养成了一部分朝鲜士大夫的大国意识。一般朝鲜人常恨朝鲜疆域太小，而尹?(1741-1826)则说：“愚则以为今天下，唯东方疆域最大。”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朝鲜“独保崇祯后日月，则其山川之秀丽，风俗之美好，殆同金瓯之无一欠缺，宛然有大明天地之气象，此岂非宇宙间好个大疆域耶?”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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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朴齐家：《北学议外篇·北学辨》，《贞蕤阁全集》下，骊江出版社1986年版，第439页。

    ②李种徽：《送某令之燕序》，《修山集》卷一，序，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47册，2000

    年版，第300页。

    ③金履安：《华夷辩》下，《三山斋集》卷十，杂著，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38册，1999

    年版，第503页。

    ④金履安：《华夷辩》下，《三山斋集》卷十，杂著，第503页。

    ⑤沈定镇：《渼湖先生言行录》，《渼湖全集》，骊江出版社1986年版，第401页。

    ⑥朴趾源：《热河日记?渡江录》，《燕岩集》，卷11，别集，第146页。

    ⑦尹?：《东方疆域》，《无名子集》文稿册八，策，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56册，2000

    年版，第334页。

    然而，文化上的大并不能满足一般朝鲜人想成为大国的心理。受清朝入关前两次侵朝战争的刺激及北伐论的鼓舞，朝鲜人开始关注高句丽、渤海的历史，并开始将檀君朝鲜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来认识，讨论古朝鲜的疆域问题，也产生了恢复所谓北方旧疆的强烈愿望。

    对于希望北伐中原的朝鲜士大夫来说，占有辽东是成功的关键。成海应和韩元震都认为朝鲜北伐时应分为水陆两路，水路在山东半岛登陆，直捣京津地区，而陆路则从辽东攻击山海关。所以成海应强调，朝鲜只有占据了辽东，才能与清朝决战于北京城下。①丁若镛认为辽东不是像朝鲜这样“愿顺不武之邦”所能守得住的，而且自明朝定都北京，中国政治重心北移以后，朝鲜要想占有辽东也变得更加不可能。此外，他还强调：“且我邦地势，北以二河为界，豆满及鸭绿，三面环以海水，疆场之制，浑然天成，得辽东反为赘也。何为恨之哉！”但是他也不能完全放弃占有这一地区的愿望。所以他接着说：“虽然，苟使国富而兵强，一朝有抗衡天下之志，而欲窥中原一步者，非先得辽东，不可为也。不然，西得辽东，东平女真，北拓境上，穷黑龙之源，而右与蒙古抗，斯足为大国，亦一快也。”②

    一部分朝鲜士大夫甚至不以占有辽东为满足，还进而有入主中原的愿望。这不仅体现在“北伐论”本身上，更体现在对北伐成功后如何应对局面的构想上。上面提到的成海应主张北伐成功后可拥立明朝皇室后裔为帝，然后朝鲜退守东藩，而同样对北伐十分热心的韩元震则主张朝鲜应该利用北伐的机会控制天下。③李重焕在《择里志》中提及朝鲜民间流传的一个说法：蒙古、女真等都曾入主中原，只有朝鲜不能，是因为朝鲜版图像个老人，向西而坐，有拱揖中国之势，所以自古忠顺于中国，而且朝鲜无千里之江河，百里之平原，所以不生伟人，不足以有所作为。④这也间接反映了一部分朝鲜人对入主中原的渴望。

    在清政府因受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而出现衰亡迹象时，“北伐论”又成为朝鲜士大夫讨论的焦点之一。这时仍然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例如，申箕善主张北伐成功后拥立明朝皇室后裔，光复大明。⑤而金平默则明确指出，如果朝鲜孝宗当年北伐成功，则将是孝宗称帝，而不是复兴明朝。不仅孝宗时是这样，现在也是如此，朝鲜人应该有此种觉悟，尽早朝着这一方向努力。⑥直到甲午战争之前的几年，吕运亨(1886-1947)的祖父吕圭信(?-1903)还向政府建议进行北伐，并为此四处奔走，在因此被流放到平安道的深山中之后，仍每天研读兵书和算学。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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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成海应：《风泉录二·复雪议》，《研经斋全集》，卷32，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74

    册，2001年版，第220-221页。

    ②丁若镛：《辽东论》，《于犹堂全书》第一集，诗文集第12卷，论，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

    刊》，第281册，2002年版，第251页。

    ③韩元震：《外篇下》，《南塘集》卷38，杂识，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02册，1998年

    版，第311-312页。

    ④李重焕：《山水》，朝鲜古书刊行会编：《八域志》，1910年版，第88页。

    ⑤申箕善：《汇言》，《申箕善全集》下，《阳园遗集》，卷17，亚细亚文化社1981年版，第227页。

    ⑥金平默：《答柳圣一基洙(乙亥十一月)》，《重庵先生文集》，卷26，书，宇钟社1975年版，第517页。

    ⑦吕运亨：《自叙传：我的青年时代》，《三千里》1932年第9期。

    随着大韩帝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清王朝为“中华民国”所取代，“北伐论”对于韩国人来说自然没有了任何意义，但是韩国人对于中国的认识并没有因此而彻底改观，反而沿着原来的老路继续发展下去。当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取胜之后，韩国人也希望经过十年的努力成为富强的国家，像日本那样打败中国，迫使中国割让辽东和整个东北地区，赔偿八亿元。①在日俄战争前夕，李沂希望日本在控制东北地区以后，将其划为三部分，东部归日本，西部归中国，南部归韩国。因为在他看来，东亚鼎足而立的中、日、韩三国中，由于韩国地小民寡，不能形成均势，不利于东亚和平大局。②

    1905年前后，韩国启蒙运动兴起，史学成为启蒙思想家树立民族主义的重要工具。申采浩、朴殷植等早期民族史学家以北方的高句丽为中心重新构筑韩国的历史体系，提倡北方史观，从而也影响到对中国的认识。

    首先，韩国的启蒙思想家为树立民族主义，也将中国作为韩民族的对立面。在领土问题上，他们更渴望占有中国东北地区。张志渊感叹：“自辽、金、蒙古以来，箕、高旧疆不复收入版图，至使圣祖陵寝、发祥之地沦在异域，岂不为志士无穷之恨欤?”③申采浩更强调东北地区对于韩民族的重要性，认为“韩民族得满洲，韩民族则强盛；他民族得满洲，韩民族即劣退”④，所以提出“高句丽旧疆收复”论。而且，他认为韩民族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上古从北方向南发展，而中古以后从南方向北发展，沿着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将来一定能收复高句丽旧疆，重光檀君遗史。

    另一方面将古朝鲜和高句丽形容为古罗马那样的大帝国，并将匈奴、女真(满洲族) 、蒙古、鲜卑族等都视为同族，强调朝鲜族对汉族侵略和殖民的“光荣史”，作为唤起韩国人民族精神的力量源泉。

    在申采浩笔下，檀君成了征服英雄，华夏是古朝鲜统治下的一部分，现在中国的大部分都曾是古朝鲜的殖民地，帝喾、帝尧、帝舜不过是古朝鲜五部的长官而已。

    申采浩写道：“支那被称作‘华夏’或‘诸夏’，当时支那受位于朝鲜西南的南部大加管辖，故以‘夏’为名。这不是汉族的支那，江、淮沿岸和山东、山西、直隶等地都是朝鲜的殖民地，其余为苗族和汉族的领地。”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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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独立新闻》1896年8月4日。

    ②李沂：《三满论》，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海鹤遗书》，1974年版，第64页。

    ③张志渊：《大韩疆域考序》，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韦庵文稿》，卷四，序，1955年版，第149页。

    ④申采浩：《韩国与满洲》，《丹斋申采浩全集》，别集，螢雪出版社1877年版，第234页。

    ⑤申采浩：《朝鲜上古文化史》，《丹斋申采浩全集》，上，螢雪出版社1877年版，第397-398页。

    这就是申采浩的所谓朝鲜族“支那殖民论”。申采浩不仅对难以考证的古朝鲜历史做如此改造，对于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历史，也同样强调它们对中国的侵略和殖民，如相信福建的泉州、漳州等地曾是新罗的殖民地， ①百济曾占领中国的山东、浙江一带。②朴殷植也有与申采浩类似的思想。他曾在大倧教的影响下，作《梦拜金太祖》，将金对宋的侵略视为朝鲜族的历史“荣光”，希望藉此激发朝鲜族的斗志，征服天下。他说：“万一朝鲜民族继续制造李舜臣铁舰，扩张海军力量，研究许灌的煤炭说明，发达器械力量，朝鲜国旗可腾飞于欧美诸洲。”③

    柳寅植在对中国的认识上，也与申采浩有类似的倾向。他形容朝鲜自“三国以来，雄据东部，凌轹支那，或席卷中土，或侵扰边方，与黄帝子孙，血战数千年，东洋武强之国，无与我比也。”④他不仅强调“满洲一幅，元是朝鲜幅员也”⑤，还将满族视为同族，将清朝入主中原视为檀君后裔对中原的统治。⑥

    李炳宪几乎是一个彻底的旧式学者，曾多次到中国，向康有为等人学习今文经学，在韩国提倡孔教，但是他在强调朝鲜族对中国的侵略上，与申采浩相比也毫不逊色。李炳宪认为伏羲也兴起于长白山，伏羲、舜、女真都是朝鲜族，从伏羲到舜，到金、清，是朝鲜族先后四次占据中原的历史。⑦ 这样，在他们那里，满清不再是应该排斥的夷狄，而成为称颂的对象，李炳宪甚至说，全球“若主之正，莫尚乎满清”⑧。

    一位署名青吾的作者在强调韩国地理上的优越性时，甚至也同样强调其优越性之一是可以并吞或侵蚀中国大陆。他写道：“地形狭长，恰似猛虎，又如卧蚕，又像舞袖的仙人。往昔崇尚领土主义和军阀主义的时代，可以并吞或侵蚀支那大陆；近古崇尚平和主义时代，独于烟霞缥缈间享受安闲，讴歌泰平；并带有未来世界平和先驱者的气像。”⑨

    民族史学之所以如此建构韩国历史，是因为处于殖民地下朝鲜民族需要历史的“荣光”来维系民族认同。李丙焘在论述高句丽历史对于朝鲜人的意义时说：“作为弱骨贫血的现今朝鲜人，当神驰往古之时，如果说能够给予多少刺激、兴奋、或慰安的东西，那就是(东方)三国的史迹。而三国中，没有比翻开那兴起于渺小的鸭绿江畔一隅之地，最终建成包括辽左汉北(辽河以东、南汉江以北)的满鲜地域，东方未曾有的大国的高句丽的历史，让我们的感受更加切实的了。”⑩

    ①申采浩：《朝鲜上古史》，《丹斋申采浩全集》，上，第242页。

    ②同上书，第221页。

    ③朴殷植：《梦拜金太祖》，《朴殷植全书》，中，檀国大学校出版部1975年版，第218页。

    ④柳寅植：《东山文稿·太息录》，东山先生纪念事业会编：《东山全集》，下，1978年，第88页。

    ⑤柳寅植：《东山文稿·金史记误》，《东山全集》，下，第121页。

    ⑥柳寅植：《大东史》，《东山全集》，上，1978年。

    ⑦李炳宪：《历史教理错综谈·总论》，《李炳宪全集》，上，亚细亚文化社1989年版，第361页。

    ⑧李炳宪：《历史教理错综谈·国号及纪元考》，《李炳宪全集》，上，第361页。

    ⑨青吾：《天惠特多的朝鲜地理》，《开辟》，第61号，1925年7月。

    ⑩李丙焘：《高句丽国民的气象与努力》，《开辟》，第61期，1925年7月。

    迄今韩国人常会设想这样的问题，如果朝鲜半岛是由高句丽而不是新罗完成统一，则韩国将统治着包括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在内的广大领土，韩国也能成为大国。①

    三、事大主义批判与中国认识的变化

    在近代以前，受华夷观的影响，朝鲜士大夫虽然否定清朝统制下的中国，但是仍然尊崇明朝，认同理想中的中华文明。但是到了近代，世界被以西洋文明为标准重新进行文明与野蛮的划分，中国和朝鲜都成为半开化的国家，不仅华夷之辨失去了过去的意义，中国文化反而作为导致朝鲜衰落的罪魁祸首而受到批判。当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失败时，《独立新闻》即认为中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未能文明化，认为儒学和中国古书是对中国和朝鲜都有害的东西。②

    到1905年启蒙运动③兴起以后，申采浩等人对朝鲜人的慕华思想进行了更为激烈地批判。申采浩强调，三国以前汉文未盛行，全国人心只尊自国，只爱自国，而以中国为仇敌；三国以后几乎家家收藏汉文书籍，读汉文书籍，结果汉官威仪埋没了韩国国粹，汉土风教夺去了韩国国魂，导致朝鲜以附庸属国自认，人民充满奴性，国家长期陷入奴隶境地。④

    朝鲜是一个儒教国家，有韩国学者将近代国家沦亡的原因主要归之于儒教。朴殷植认为，“所谓礼义之邦只是不能纪念祖先功德者的美名，所谓小中华只是自甘为他国奴隶者的徽号。”⑤郑寅普也说，“(韩民族)数百年来本是染有‘历史的膏肓’的民族”，“受病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随着宋学的输入，将明哲保身一词视为圣道。此外更为重要的是自高丽中叶以后，浮慕中国，丢掉了先民的传统国性，最终导致似是而非的汉文文词和缺乏自我的附从的学术弥漫，逐渐失去本心。使病根加重的是宋学，而引起病根的是慕汉派的背本学者们。”⑥甚至连朝鲜时期出现的党争，也被认为是因为输入了好党同伐异的宋儒思想的结果。⑦ 直到1945年朝鲜半岛解放后⑧，韩国人依然指出，“过去在韩国极度崇扬中国儒教，因而形成事大思想，因这种思想的腐败，最近思想上存在浓厚的排华热也是事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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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洪以燮：《如果是高句丽统一了三国》，《洪以燮全集》，第九卷，延世大学校出版部2003年版，第376页。

    ②《独立新闻》，1896年6月20日。

    ③韩国近代史中的启蒙运动指的是大体上发生在1905-1910年间的思想启蒙运动。

    ④申采浩：《国汉文的轻重》，《丹斋申采浩全集》，别集，第75页。

    ⑤朴殷植：《梦拜金太祖》，《朴殷植全书》，中，檀国大学校东洋学研究所，1975年，第195页。

    ⑥郑寅普：《历史的膏盲与吾人的一大事：牛耳洞夏令会讲话笔记》，《薝园郑寅普全集》，卷2，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83年版，第278-279页。

    ⑦金起瀍：《考察我国社会性格的一部，督促同胞兄弟的自由处断》，《开辟》10月临时号，1921年10月18日。

    ⑧韩国人所说的解放指的是1945年朝鲜半岛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之下获得解放。

    但是在否定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也有一种奇怪现象，那就是一方面否定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强调中国古代文化来自朝鲜文化。申采浩就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的许多东西来自朝鲜文化，只是到了秦汉以后，中国狭隘的国粹主义盛行，尊尚朝鲜的学说不得流传于世。例如，他认为大禹治水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从檀君太子夫娄那里得到了《黄帝中经》。② 而《洪范》是箕子对《黄帝中经》金简玉字的部分译述。③ 李沂关于《洪范》来源的说法更为离奇。他认为《洪范》为檀君所作，然后以副本藏之金龟之中，而将金龟放到海里，说随便你往哪里去，得此者为圣人。禹至洛水首先发现了它，是为洛书。然后传给伊尹，再传给箕子，所以箕子就是檀君的第三世化身。④还有韩国学者认为汉字是这样产生的，即凤凰从东方君子国(朝鲜)衔来图纸，黄帝得到后依样制作了文字，作成书契，所以“中华万世的文明事业总的来说不过是东方的一神鸟为其定了指针，开了运路而已”。⑤ 郑寅普则从章太炎释“夷”为“仁”，“仁”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出发，推演出东方思想的主流发源于朝鲜的结论。⑥

    有韩国学者认为，不仅中国文化来自朝鲜文化，而且世界文化也来自朝鲜文化。申采浩相信，“大概檀君以后千余年之间，朝鲜的政治和制度是古代最完美的，文化的发达也是邻邦各族的模范，万一其子孙能以武力保护这一文化，并加以扩张，朝鲜不仅真的能占据东洋文明史的首座，甚至能独占环球全土。”⑦与申采浩相比，李炳宪更为积极，他认为长白山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世界文明都起源于朝鲜族。⑧ 崔南善提出“不咸文化论”，将韩国作为东北亚文化的中心。1949年，崔南善在向反民族行为特别调查委员会提出的《自列书》中，是这样解释他提出不咸文化论的意图的：“实际上不过是想用檀君文化囊括日本，乃至全人类文化的一半的有些唐突的提案而已。”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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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张致焕：《人权宣言与民主政治》，《民声》，第4卷，第9·10期，1948年7-8月。

    ②申采浩：《朝鲜上古文化史》，《丹斋申采浩全集》，上，第381页。

    ③同上书，第409页。

    ④李沂：《真教太白经》，转引自朴锺赫：《韩末激变期海鹤李沂的思想与文学》，亚细亚文化社1995年版，第111页。

    ⑤局子街林埜：《抑郁的朝鲜氏族的假托的家乘》，《开辟》，第15号，1921年9月。

    ⑥郑寅普：《历史的膏盲与吾人的一大事：牛耳洞夏令会讲话笔记》，《薝园郑寅普全集》，卷二，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83年版，第278页。

    ⑦申采浩：《朝鲜上古文化史》，《丹斋申采浩全集》，上，第399页。

    ⑧李炳宪：《历史教理错综谈·总论》，《李炳宪全集》，上，第361页。

    ⑨崔南善：《自列书》，《六堂崔南善全集》，卷10，玄岩社1973年版，第532页。

    作者：tjlzh　回复日期：2010-06-19　22:06:27　 　　韩国学者在否定中国文化的同时，自然也会产生对中国的否定。俞吉濬在1885年前后还认为中国是朝鲜唯一可依赖的国家，而在甲午战争后他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完全倒向了日本一边，对中国人持非常苛刻的批评。1895年俞吉濬出使日本，当伊藤博文说有中国百姓愿意为日军提供劳役时，俞吉濬说：“若哉！人民之无自立之气如是哉！清国之民，自来若是，故汉人所谓四夷八蛮而凌辱之者，苟有力而入主之，以世界中最大国最多民不敢出一矢相抗，顺受而君事之，自晋魏以来至于今日也。”①《独立新闻》也发表文章批判中国人说，“人民懦弱、卑贱、愚昧、肮脏，毫无为国献身之心，即使受人贱待也漠然不知，受人蔑视也毫无怨言。”②

    在这一过程中，对韩国人的中国观影响最大的还是对事大主义的批判。近代以前，以小事大被认为是小国与大国关系的必然形式。到了近代，在朝鲜与西方各国订约通商以后，朝贡体制与近代国际关系体制之间的矛盾开始凸现。1882年，朝鲜要求改革朝贡制度，两国订约通商，朝鲜派驻使节驻扎北京，贺谢、陈奏等事不再派遣使节。③但是朝鲜的要求为李鸿章和清政府所拒绝。虽然签订了《清韩水陆贸易章程》，除了重申两国的宗属关系之外，没有对原有的朝贡制度作任何改动，唯一的变化就是一些临时使行人员可以从水路到中国，而不必全走陆路。到赵大妃薨逝时，按照旧规，清政府当派敕使到朝鲜致祭，而高宗希望中国勿派使前往。袁世凯认为高宗之所以希望清政府不要派使，是不愿行迎接中国敕使的礼仪，最后清政府坚持派使。这时期，朝贡制度中不平等、不符合近代习惯的礼仪制度与日益增强的国家主权观念之间的冲突日益突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884年甲申政变时，金玉均等人提出要废除朝贡虚礼。俞吉濬虽然曾认为中国是朝鲜唯一可以依赖的力量，但是却主张中国应使朝鲜成为亚洲的永久中立国，他后来在《西游见闻》中进而阐明赠贡国可以是独立主权国家。到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向日本承认朝鲜为独立主权国家，朝鲜国内在庆祝独立的同时，也开始批判事大主义。

    独立协会就是在强调朝鲜从清朝的藩属地位成为独立主权国家的意义上成立的。独立协会将摆脱与清朝的宗藩关系看成国家从奴隶状态下获得解放。④独立协会的主要事业之一就是撤除过去为迎接清朝敕使而修建的迎恩门，改建为独立门。独立协会的主要领导人徐载弼强调撤除迎恩门是朝鲜国民的夙愿，“不管怎么说，这肮脏、耻辱的(迎恩)门必须拆掉”。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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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总理大臣伊藤博文问答(甲午)》，《俞吉濬全书》，Ⅳ(政治经济编)，一潮阁1971年版，第361-362页。

    ②《独立新闻》1896年4月25日。

    ③鱼允中：《从政年表三》，《鱼允中全集》，亚细亚文化社1978年版，第830页。

    ④《徐载弼博士自叙传》，转引自洪以燮：《徐载弼：近代化的旗手》，《洪以燮全集》，卷8，延世大学校

    出版部2003年版，第100-101页。

    ⑤同上。

    对事大主义的批判也是后来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申采浩号召韩国人成为20世纪的新国民，昭雪数百年沉醉于事大主义之旧耻。①柳寅植强调事大主义是朝鲜衰落的原因之一。他指出，自朝鲜王朝建立之后，“尊王事大之论，遂为一部义理，而深入于全国之脑髓，养得依赖之习惯，缺乏自主之性格”。②他进而批判慕华思想说：“李恒老之华西雅言，柳麟錫之崇华庙，吹嘘庄窜，至不忍见，使士气委靡，民风懦弱，皆此辈事大之论为之祟也。”③

    在这种认识之下，原来朝贡、册封制度在礼仪上的不平等性不仅在扩大，甚至出现一些带有文学色彩的描述。从新罗到高丽、朝鲜的君王一定要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这给当时的朝鲜人以很大的挫折感，朝贡更被形容为将本国的财宝献给中国，还要用金银财宝来招待中国敕使。最令朝鲜人深感耻辱的是，为满足中国皇帝的需要而贡献良家女子。有人这样写道：“那所谓的以小事大被释为天经地义，将用夏变夷作为鬼训神诰来迷信，将尊中华攘夷狄视为春秋的大义，在这种问题下为圣宋大明而排斥胡元蛮清，敢于付出许多牺牲，反而招来不少蹂躏，历史上的绝对耻辱，倾江汉之水以洗刷，借秋阳以曝晒，也难以很快消除其痕迹的绝对的耻辱。”④

    这种对中国的否定认识，在日帝时期进一步被激化。白永瑞教授认为，在大韩帝国时期，中国在韩国新闻媒体中的形象可分为三种，即作为贱视对象的中国，作为维护东亚和平大局一员的中国和作为改革榜样的中国。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两种认识减弱，而第一种认识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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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申采浩：《二十世纪新国民》，《丹斋申采浩全集》，别集，第211页。

    ②柳寅植：《东山文稿·太息录》，《东山全集》，下，第98页。

    ③同上书，第99页。

    ④局子街林埜：《抑郁的朝鲜氏族的假托的家乘》，《开辟》，第15号，1921年9月。

    ⑤白永瑞：《大韩帝国期韩国言论的中国认识》，《东亚的归还》，2000年。

    到20世纪20、30年代，这种蔑视中国的情绪在殖民地朝鲜已经非常强烈。1928年，魏建功受聘到京城帝国大学当汉语讲师，住在京城(首尔)，亲身目睹了朝鲜人对华侨的欺侮。他到了朝鲜，就有朋友告诉他“朝鲜人很欺侮中国人”。常有朝鲜人在中华料理店嘲骂，不给饭钱。魏建功也亲自看到一家朝鲜人吃了饭后带走了酒杯。朝鲜人见到华人就寻衅，故意碰打或嘲骂。华人在偏僻的胡同里走路，经常遭到群殴，被骂“妈啦格口”更是家常便饭。朝鲜人有恃无恐，华人也只能逆来顺受，因为警察也是朝鲜人，华人没有申诉的可能。面对朝鲜人对中国人的这种态度，魏建功评论说：“我平和(或者他方面以为偏颇)的说，朝鲜人除了那些‘不逞’的，其余的都算‘太逞’了。他们有悠久的附庸的历史地位，再加上新近的厚重的负载，所以大部分变成了好贪小惠的习气。奴隶得到一丝一毫的好处便比什么都要高兴，感激涕零的颂念他主人的恩惠；他因此也很喜欢做别人的主人，大概是想着他的奴隶可以如他对主人一般的恭顺驯伏于他。华人却是世界上一切主人的以及奴隶的奴隶吗！?”①1931年万宝山事件引发的朝鲜各地排华风潮，虽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但也不能排除这种贱视中国的情绪作祟。

    对于朝鲜人排华的原因，魏建功分析说，对于普通朝鲜百姓来说，主要是经济的因素，认为中国人到朝鲜抢夺了朝鲜人的经济利益。直到1945年朝鲜半岛解放之后，这种认识的影响也依然十分强烈，引起了韩国人的排华心理，出现了1950年华商仓库被查封等事件，此后也长期打压华侨经济，最终导致华侨在韩国难以立足，纷纷移居他地。而对于知识界来说，还有过去华夷之辨的影子，仍称中国人为胡。但是这时的华夷之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没有了过去的文化标准，而只是用来贱称中国人的符号。

    与魏建功相比，韩国人李相殷的分析更为透彻。李相殷认为，韩国人对华侨产生侮蔑感情的大部分原因在于韩国人自身。从年龄层来看，越是年轻的韩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侮蔑感情越是强烈，儿童见了华人也会唱起“支那人，清国奴，咪啦，咪啦”的侮蔑性儿歌。大部分年轻人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教育，所以更多地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和教育政策的影响，在学校里从日本人那里接受的多是中国和中国人的缺点而不是优点。但是这也不是韩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侮蔑感情的全部根源。李相殷还指出，还有部分原因来自韩国知识界在树立民族意识的过程中，对两国关系历史的改造。韩国知识界和舆论界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之下，试图通过文化运动来唤起国人的民族意识。他们希望通过研究韩国文字和韩国语来培养民族意识，但为日本殖民当局所禁止，于是便从历史中发掘朝鲜的民族自主精神。而与日本有关的历史同样是禁区，最后只能从与中国有关的部分入手，于是与中国有关的文化和历史关系被改造，把1894年之前为中国藩属的历史视为韩国的耻辱史，以此刺激国民的民族意识。这样，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双重受侮感和劣等感造成了朝鲜人心理上的不健全，心中积蓄的强烈的仇恨感情。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朝鲜人不敢将怨恨发泄到日本人身上，而华侨是弱者，于是便发泄到华侨身上，中国就成了日本的替罪羊。在日本看来，对中国的批判不仅对日本无害，还可以冷却朝鲜对中国的感情，所以采取放任的态度。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韩国知识界对中国的批判助长了年轻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嫌恶和蔑视心理。②1948年6月到韩国留学的杨通方仍能观察到，在韩国，中国人与韩国人之间不愉快的事件还在不大不小地继续发生着，而且仍有少数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地鼓动着这类事件的发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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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魏建功：《侨韩琐谈八·华韩之间的爱恶》，《魏建功文集》，卷五，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

    ②李相殷：《华侨对韩国人的感情》，《韩中文化》创刊号，1949年3月。

    ③杨通方：《关于韩中文化交流，中国学生的几句话》，《韩中文化》创刊号，1949年3月，第40-41页。

    即使对那些在中国从事独立运动的韩国人士来说，事大的历史也或多或少带给他们屈辱的历史记忆。李始荣在中国，听中国朋友说“尔本我属国，维我不竞，使尔失巢，我能驱除日本，使尔依旧保疆，是中国人之权义攸关也”的话，虽知这是怜悯同情之辞，但是依然让他很不舒服。所以他讽刺说：“异时中国脱离羁绊，伸张权力，占霸地球之日，何限乎半岛一国也？然在今屈身事人，不具人格，事事不能伸理，而不思自反，不改骄傲，何其矇5不觉也?”①

    从这种历史认识变化过程中可以看出，对宗藩关系的认识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当要强调韩国的独立性时，宗藩关系会被形容为毫无实质意义的礼仪关系;当要强调中国在历史上对韩国的压迫时，这种传统的宗藩关系的不平等性又被形容得很实际，甚至等同于近代的殖民关系。申采浩也批评韩日合邦前后，一部分韩国人将日本的吞并政策与明清时期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一视同仁的错误认识。他说：“彼明、清等不过是压迫政府，或征金币几千两，求人参几百斤，名义上是作为征贡国，但同时赠送给韩国政府的物品比征收的物品还多，而且不敢夺人民的权利，人民的产业不敢相扰，然则彼只不过是一时拥有羁绊韩国的虚名。所以韩人对于这种痛苦浑然不觉，至今国亡民亦亡，韩人是不是也将日本的举动等同于明清?”②

    然而，不管对宗藩关系的认识如何，正如李相殷所指出的那样，传统时代事大的历史已经成为韩国的耻辱史，韩国要建立近代民族认同，必然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也要批判事大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的批判也是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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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始荣:《感时漫语》,一潮阁,1983年,原文,第67-68页。

    ②申采浩:《告韩·日合并論者》,《丹斋申采浩全集》,别集,第205页。

    作者：tjlzh　回复日期：2010-06-19　22:09:23　 　　四、在野史学的历史观

    近代民族史学的传统部分为1945年以后的韩国史学所继承，而对民族史学的北方史观加以继承和发展的主要是在野史学。

    在野史学的存在及影响巨大是韩国历史学界，乃至整个韩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色。所谓在野史学者，是与讲坛史学者相对而称的，指的是在大学历史学系或正规的历史研究机构之外从事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一些民间学者，而广义的在野史学者也包括那些虽在大学历史学系或正规历史研究机构工作，却相信《桓檀古记》等伪书的史料价值，肆意曲解文献和考古资料的那些非主流讲坛学者。说他们是非主流，是以实证主义历史学作为主流而言的，并不是从他们的学术或社会影响而言的。单就社会影响而言，在大众媒体的帮助下，在野史学和非主流讲坛史学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讲坛史学。本文所说的在野史学是广义的在野史学，即包括狭义的在野史学和非主流讲坛史学。

    韩国历史学界讲坛史学与在野史学对立构造的形成，一般认为源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实证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的对立。解放以后， 李丙焘( 1896-1989) 、申奭镐(1904-1981)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派在韩国历史学界处于主导地位，占据了重要大学的教职，而民族主义史学派尽管力量薄弱，在少数大学历史学系也占有一席之地，基本上也处于制度圈之内。

    而这时在民间，又开始出现一批新的民族主义史学者，他们大多在日帝时代就是比较活跃的人物，但都不是历史专业出身，也不是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在1945年以后开始研究韩国古代史， 出版历史著作， 从而成为在野史学者， 如崔栋(1896-1973) 、文定昌( 1899-1980 ) 、李裕岦( 1907-1986 ) 、安浩相( 1902-1999) 、林承国(1928-2001)和李锺琦(1929-1995)都属于这种情况。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野史学者开始联合行动，标志是1976年10月安浩相、文定昌、李裕岦、林承国、朴苍岩、朴时仁、刘凤荣等人组织“国史恢复协议会”，开始从事所谓“国史恢复运动”。当时朴苍岩创办的《自由》杂志是在野史学者发表文章的主要阵地，此外他们还在首尔市立图书馆举办免费的民族史讲座，宣传他们的主张。所谓“国史恢复运动”，主要是恢复不为当时各级学校国史教科书所承认的檀君朝鲜的历史，批判以李丙焘为代表的、在韩国史学界处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史学派，将实证主义史学解释为亲日的日本殖民主义史观的残渣余孽，而将他们自己的主张标榜为民族主义史学。

    朴正熙执政时期大力提倡民族主义，民族史又是朴正熙民族主义的主要精神支柱，所以韩国史成为显学，各种历史书籍在社会上很畅销，《桓檀古记》和《揆园史话》等伪书也开始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在这种时代气氛及媒体的支持下，文定昌、李裕岦、林承国等人声名鹊起，在野史学从此成为一种社会势力。为了使其历史主张能够写入历史教科书， 1978年，部分韩国在野史学者向总统、国务总理和文教部长递交请愿书，在被拒绝后又提起诉讼。1980年全斗焕主政后，在野史学者积极为全斗焕政权的正统性服务。① 在全斗焕政府的支持下，国会举行国史听证会，安浩相、朴时仁和林承国代表请愿方出席辩论。在野史学者的主张最终被部分采纳，此后国史教科书中有关檀君的内容增多，标明汉四郡在平壤附近的地图也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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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赵仁成：《国粹主义的史学与现代的韩国史学》，《韩国史市民讲座》，第20辑，一潮阁1997年版。

    此次国史听证会以后，在野史学的社会影响大增。林承国将《桓檀古记》翻译成韩文，使不会汉字的青年人也能阅读，在社会上引起了在野史学热。这股在野史学热也培养了一批新生在野史学者，野史学组织也相继出现，部分大学历史学教授也接受在野史学的观点，成为非主流讲坛史学者在野史学者。目前韩国到底有多少广义的在野史学者，很难做出准确统计。2007年，尹乃铉等人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列举了韩国古代史领域的林均泽、李重宰、沈伯纲、吴在成、崔在仁、金孝信、金锺序、李炯石、朴苍岩、姜寿元、林承国、全源燮、郭昌权、郑渊奎、安浩相、李裕岦、吕运虔、高东永、宋锺星、韩在奎、李亨求、尹乃铉、慎镛廈、禹实夏、卜箕大、朴仙姬、成三济、文定昌和金相天等35位在野史学者和非主流讲坛史学者。① 这还只是韩国古代史领域部分影响比较大的在野史学者和非主流讲坛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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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尹乃铉：《在野史学者对韩国上古史的主张调查分析》，参见http://hyunk02.egloos.com/1987245。

    韩国在野史学者的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韩国上古史，尤其是檀君和檀君朝鲜方面。他们所依据的主要史料来自《桓檀古记》和《葵园史话》等伪书，以及《山海经》等中国古籍。是否将《桓檀古记》和《葵园史话》等伪书作为信史，几乎成为在野史学与正统讲坛史学的分水岭。《桓檀古记》的出现本身与在野史学者李裕岦

    有关。据说此书为1911年桂延寿所编， 1949年在他将书交给弟子李裕岦时，嘱咐他到庚申年(1980)再将此书公诸于众，所以到1979年此书才得以影印出版。此书到底是桂延寿所著，还是李裕岦所著，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一部近代人假托古人所作的伪书。《桓檀古记》分为三圣记、檀君世记、北夫余记和太白逸史四部分，三圣记假托新罗僧人安含老和元董仲所著，不仅认为存在檀君朝鲜，还认为在檀君之前还有桓国(桓因)和神市(桓雄)两个时代。这种认识为后来的许多在野史学者所接受。

    《葵园史话》叙述了檀君朝鲜47代檀君的在位时间和治绩，据说为1675年北崖老人根据高丽时人李茗所著《震域游记》编撰的，但是一般认为是近代大倧教徒所撰伪书。书中感叹朝鲜儒学者沉湎于事大主义，缺乏自主意识，主张联合清举行北伐，恢复旧疆。该书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 1925年崔国述所撰《檀典要义》第一次引用了此书。

    近代大倧教徒编撰的《檀祖事考》、《神檀实记》、《神檀民史》和《倍达族历史》等也常被引用，因为大倧教本身即以檀君崇拜为基本内容，近代民族主义史学者申采浩、朴殷植也都与大倧教有关系。《檀祖事考》是金教献与柳瑾、朴殷植一起主持编撰的，其余三部也为金教献所著，金教献在1916年成为大倧教的第二代教主。金教献在《神檀民史》中也认为在倍达时代之前还存在着一个神市时代，并将鲜卑、靺鞨、渤海、辽、金等的历史也都作为韩国史，在《倍达族历史》中又将清朝历史作为韩国史。这些观点对当时的民族主义史学者和后来的在野史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韩国在野史学者的主要工作就是千方百计证明檀君是实际存在的人物，檀君朝鲜是实际存在过的韩国古代国家，凡是主张檀君是神话人物的历史学者，都被在野史学者批判为事大、殖民史学者。文定昌认为韩国本来拥有20多万卷史书，其中大多数是有关檀君朝鲜等古代史的书籍，但被日本帝国主义销毁了。 尽管史料缺乏，高濬焕仍然认为他复原了檀君朝鲜的全部历史。高濬焕强调，檀君朝鲜不是神话，而是实际存在的民族国家，并将檀君朝鲜与高句丽、渤海连接起来。经过朴正熙政府的努力，檀君和檀君朝鲜的存在已经迅速成为国民共识。

    至于在檀君朝鲜之前是否存在桓国时代或神市时代，在野史学者中也有不同看法，然相信者居多，而且认为它们合在一起组成韩国史的三圣朝时代。高濬焕认为在檀君朝鲜之前还有一个倍达国时代，而蚩尤天皇是倍达国的第14代天皇。蚩尤天皇与中国的黄帝在涿逐鹿展开73次战争，蚩尤全部取得胜利，成为东洋霸主。① 更有在野史学者指出，韩民族自桓国时代开始就建立了几乎统治着整个欧亚大陆的大帝国，所以韩民族是世界文明的创始者，韩民族是世界人类的母体。无论是在檀君史观上，还是对三国，乃至高丽和朝鲜的历史认识上，在野史学者都表现出强烈的大陆史观。在野史学者认为韩民族的历史舞台在中国大陆，将那些以朝鲜半岛为韩民族历史舞台的历史观点批评为“半岛史观”。在他们看来，半岛史观与日本殖民史学的半岛性格论相关，所以大陆史观与半岛史观的对立其实是“半岛屈从史”和“大陆光荣史”的对照，所以高濬焕主张韩国应抛弃“二千年半岛的败北史”，找回“半万年大陆的光荣史”。②

    这种大陆史观不仅相信所谓桓国、倍达国和檀君朝鲜曾经统治着中国大陆的全部或一部分，甚至认为马韩、弁韩、辰韩也在中国大陆，是为“大陆三韩说”；或者认为高句丽、新罗、百济也都在中国大陆，是为“大陆三国说”；甚至有韩国在野史学者认为高丽、朝鲜也都曾在中国大陆，提出所谓“大陆高丽说”和“大陆朝鲜说”。李重宰是“大陆三国说”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所谓新罗定都庆州是日本帝国主义捏造的，其实从古朝鲜到三韩、高句丽、百济、新罗，甚至到高丽时期，伟大的白衣民族、倍达子孙都是中原大陆的主人，一直统治、控制着中原大陆。③ 最早打通丝绸之路的也是新罗。最后高丽被明朝所灭，而出生于河南的李成桂于1427年坐船到了朝鲜半岛的黄海道海州，建立了李氏朝鲜。在此之前朝鲜半岛还是一片荒芜，没有国家和地方行政体系，只有少数平民生活在这里。郑龙石支持李重宰的观点，认为庆州这一地名本身就是敬顺王投降高丽时才出现的，庆州是新罗的千年古都这一说法是根据殖民史观捏造的。新罗根本不在朝鲜半岛，而在中国大陆，所谓庆州吐含山其实位于安徽省南边的含山县。④ 吴在成、林均泽也都是“大陆三国说”的支持者。林均泽在其2007年出版的《韩国史》中也认为高句丽、新罗和百济都在中国大陆，过去将高句丽、新罗和百济领土局限于朝鲜半岛的看法是受亲日史学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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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高濬焕：《红魔的元祖蚩尤天皇》，Metro新闻社2008年版。

    ②高濬焕：《檀君神话是殖民史学者们的歪曲、弄奸》，参见http://news.naver.com/main/read.nhn?mode=LSD&mid=sec&sid1=001&oid=047&aid=0000036866&.

    ③《“新罗不在韩半岛而在中原大陆”，上古史学会李重宰会长主张》，《宗教新闻》2007年5月4日，参

    见http://cafe.naver.com/hkyk.cafe?iframe_url=/ArticleRead.nhn%3Farticleid=1489。

    ④《韩民族是人类祖先三苗族的后裔》，《中央日报》1997年5月30日。

    当然也有在野史学者认为新罗、百济虽然在中国建国，后来迁到了朝鲜半岛，或者认为新罗、百济在朝鲜半岛建国，后来将势力扩展到中国大陆。后一种观点最早为申采浩等早期民族主义史学者所提倡，后来为高濬焕、金圣昊等在野史学者所继承。高濬焕强调高句丽和百济对中国的殖民。金圣昊也强调百济对中国的殖民，甚至认为如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也都是百济的后裔。 ①

    郑龙石是“大陆高丽说”的主要倡导者，他通过《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证明高丽郑龙石是“大陆高丽说”的主要倡导者，他通过《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证明高丽在中国大陆，徐兢出使高丽所到的地方不在朝鲜半岛，而在澳门；元朝军队征伐日本的前进基地不在朝鲜半岛，而在广西的合浦。② 至于“大陆朝鲜说”，保守者认为朝鲜的首都在汉阳，而领土延伸到中国大陆。激进者认为朝鲜的首都自始至终都在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从古朝鲜到近世李氏朝鲜，都与韩民族没有任何关系，现在关于朝鲜历史发生于朝鲜半岛的史书都是近代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伪造的，甚至认为景福宫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伪造的。金种润就是一位持这种主张的在野史学者，他认为后金(清)两次侵犯朝鲜的战争，以及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战争都不是发生在朝鲜半岛，而是发生在中国大陆，发生在朝鲜半岛的说法都是捏造的。直到近代，朝鲜是比清朝更大的国家，而日本帝国主义把辉煌的大陆朝鲜史改变为半岛朝鲜史。③

    从上述内容可知，韩国在野史学者所主张的大陆史观与中国关系密切。从种族来说，不少在野史学者也像金教献和近代民族主义史学者那样，将中国北方民族合并到韩民族之内，试图以“神檀民族”作为东亚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主体。明知大学社会教育院教授吴正润即主张将北方民族史纳入韩国史，建立大韩国史。东夷史观则将中国古书上所说的东夷与韩民族视为同一民族，所以东夷族是朝鲜民族的祖先，东夷文化就是韩国的文化，东夷历史是韩国的历史。东沈伯纲认为中国的东夷与朝鲜半岛的东夷是同一民族，所以东方文化的根源不是汉族而是韩安浩相自1971年以来强调孔子属于东夷族血统，他在1987年出版的《国家历史五千年》一书中论证孔子为东夷之人。因为殷商是东部族或东夷族建立的王朝，孔子是春秋时期宋人，而宋人是殷人后裔，同时韩国人是东夷族的后裔，所以孔子是韩国人。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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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华侨的血缘故乡是韩国?》，《新闻制造者》(NewsMakers)1999年6月17日。

    ②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金钟润、郑龙石译，运动的书1998年版。

    ③金种润：《古代朝鲜史与近朝疆域研究》，东信出版社1997年版。

    ④《孔子是韩国人》，参见http://blog.naver.com/minsokbulgyo?Redirect=Log&logNo=70015083272

    从疆域来说，不少在野史学者相信桓国和倍达国的疆域在中国大陆，有的认为族。那些主张汉字在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地区或东北地区，而有的认为在西部，后来逐渐迁移到中原地区。他们还试图证明汉四郡不在朝鲜半岛，而位于中国辽宁省或河北省一带，从而推出古朝鲜的疆域也在中国大陆。禹实夏强调辽河文明与檀君的关系，例如，他认为红山文化是檀君神话中熊女族的文化， ①试图以此来证明《桓檀古记》和《揆园史话》的正确性。具吉洙(音译)根据对《天符经》②的解读得出结论认为，韩民族的起源不在朝鲜半岛，而在中国大陆。③ 他提议韩国应该搞一个“逆东北工程”，证明中国大陆过去是古朝鲜和高句丽的领土。④

    从文化层面来说，高濬焕提出了韩民族汉字创制说，具吉洙(音译)也认为汉字起源于古朝鲜发明的神志鹿图篆字， ⑤崔在仁则主张，中国东北地区的文明是亚细亚族的祖先肃慎留下来的文化，并由此发展出中国黄河文明。⑥ 在韩国甑山道学生会张贴的一张海报中，将韩国设定为世界四大古文明的发祥地，认为桓国曾统治着以天山为中心的欧亚大陆，一支向西迁移，创造了古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一支向西南迁移，创造了古印度文明；一支向东南迁移，创造了黄河文明；一支向东迁移，建立了桓雄的倍达国；还有一支向东北方向迁移，最后到了美洲。

    在国际关系层面，《桓檀古记》将中国古代国家视为韩民族古代国家的属国，后来在野史学者对这种观点也进一步加以发挥。李重宰认为，韩民族是人类祖先三苗族的后裔，在公元前8936年盘古桓因最早建立了国家。中国的三皇五帝都是韩民族的祖先，周也是韩民族的国家，韩国历史上的三国就是周的封国晋分裂而成的韩、魏、赵三国。⑦ 金珊瑚则认为，伏羲、少典、九黎、青丘(蚩尤天皇)、殷、鲜卑、燕、契丹(辽)、金、蒙古、大清帝国都是韩民族征服中国后建立的、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的国家。⑧ 他还认为，黄帝是蚩尤天皇时的官名，轩辕为反抗倍达韩国的殖民统治而发动战争 ，结果被蚩尤天皇所打败，蚩尤天皇任命轩辕为黄帝，相当于诸侯。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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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禹实夏：《超越东北工程的辽河文明论》，Sonamoo，2007年版，第312页。

    ②《天符经》是《桓檀古记》中的一部分内容，传为天帝桓因口传之书，桓雄命神志河的以鹿图文记载下来，新罗崔致远看到神志所刻古碑而拓了下来，流传于世，但是到了朝鲜崇尚儒学，所以不得流传。天符经共计八十一字，内容是：“一始、无始一;析三极，无尽本。天一一，地一二，人一三;一积十钜，无匮化三。天二三，地二三，人二三;大三合六，生七八九，运三四成，环五七。一妙衍，万往万来，用变，不动本。本心，本太阳，昂明，人中天地一。一终，无终一。”苗威：《古朝鲜研究》，香港亚洲出版社2006年版，附录《桓檀古记》，第346-347页。

    ③具吉洙(音译)：《天符印与天符经的秘密》，图书出版太息(Hhansom)2002年版。

    ④《民族上古史再照明以应对高句丽史歪曲》，参见http://news.naver.com/main/read.nhn?mode=LSD&mid=sec&sid1=102&oid=022&aid=0000034885。

    ⑤同上。

    ⑥《国史编纂委员会，召开上古史讨论会》，参见http://news.naver.com/main/read.nhn?mode=LSD&mid=sec&sid1=001&oid=098&aid=0000075112&。

    ⑦《韩民族是人类祖先三苗族的后裔》，《中央日报》1997年5月30日。网络上也广泛流传这一内容，参见http://www.bc8937.pe.ne.kr/technote/read.cg?iboard=news&y_number=46&nnew=2

    ⑧金珊瑚：《蚩尤天皇》，图书出版多勿网(Damoolnet)2005年版，第74页。

    ⑨同上书，第98页。

    近年来，韩国在野史学发展较为迅速，尤其是在网络、影视等新媒体作用下，影响迅速扩大。目前，韩国在野史学者非常活跃，他们不仅出版书籍，发表论文，还举办各种民族史培训班。

    现在，韩国史学界也不能忽视在野史学的存在。2005年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召开的“古朝鲜史的诸问题”学术讨论会，邀请高濬焕等三位在野史学者发表论文，又请正统讲坛史学者进行评论。与过去历史学专家发表论文，而在野史学者进行评论的情况正好相反。大学内非主流讲坛史学者也在增多，在野史学者的部分观点已逐渐为正规学术机构所接受。

    目前，在野史学已经同部分民众结合起来，形成一股社会力量。“正确我国历史市民连带”、“历史文化市民连带”和“国学运动市民联合”等市民团体相继成立。2007年，尹乃铉在研究报告中建议韩国政府对在野史学的研究提供资助。①在野史学者的一个基本宗旨就是通过改写韩国历史，消除一般韩国人脑海中朝鲜曾为中国属国的历史记忆，将此视为日本帝国主义宣扬的殖民史观的流毒。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改写韩国历史和中国历史，而且宣传是中国和日本隐瞒、歪曲和捏造了韩国历史，从而导致韩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发生很大变化，这是目前部分韩国人错误认识中国和韩国的根源所在。大陆史观培养了许多韩国人病态的大陆欲，他们迷信《桓檀古记》，梦想着恢复《桓檀古记》所说的韩民族曾经拥有的大陆领土。国立昌原大学法学系教授崔镕基号召韩国人以顽强的意志恢复韩国失去的领土。② 有韩国学者主张韩国在统一朝鲜半岛之后，增强国力，收复失去的大陆疆土和海洋，使失去了一千多年的东北亚重新成为韩国人的经济圈、生活圈和文化圈，实现真正的世界化。③

    结语

    近代以来，中韩两国人民对传统宗藩关系的认识不一致，中国可以将宗藩关系化为兄弟关系，跳过宗藩关系的不平等性，而韩国人则更多地关注于宗藩关系的不平等性，以致将事大的历史视为耻辱史。无论是韩国早期民族主义史学者，还是现在的在野史学者，都试图通过改写历史来塑造韩民族的英雄史。在野史学者主张抛弃半岛屈辱史，拥抱大陆光荣史正是这种心态的最好写照，这种心理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韩国人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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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尹乃铉：《在野史学者对韩国上古史的主张的调查分析》，参见http://hyunk02.egloos.com/1987245.

    ②崔镕基：《继承发扬自豪的倍达的历史》，河成正(音译)：《啊，大陆百济，满洲新罗》，2005年版，推荐词，第8页。

    ③姜基峻(音译)：《恢复，与历史的约定》，参见http://cafe.naver.com/dianahong/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