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微信群里@几个人:我的2011

我的2011

鄢烈山

2011年这么快就要过去了，这一辈子这么快就要过去了。1958年秋，小脚奶奶牵着我的手到万氏祠堂去报名发蒙的情境历历如昨；1995年10月17日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副主编徐列带司机到机场接南下加盟南周的我与老婆也历历如昨，我却要退休了！真个是“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却顾来时路，2011年惯常的读书与写作少了。所读之书，值得一提的新书都是港台出版的，齐邦媛的回忆录《巨流河》虽然大陆也有出，据说是删节本；此外，就是香港出的丁盛、李作鹏这些所谓林彪“死党”的传记与自传，电子书杨继绳纪录三年大饥荒的《墓碑》、谭合成的长篇历史实录《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

所撰之文，自认为值得一提的，一是应搜狐网之约写的年度评论《谁的良心大坏，什么底线失守》（我的看法是权力太过集中导致官德败坏而影响了社会风气，法律底线失效而使有权有钱者无所忌惮；搜狐评论发表时易题为《我不赞成“道德溃败”的说法》，避了官方批，讨来民间骂）。二是《从孔“三妈的”看言论自由的边界》，我认为言论自由是个同心圆，“即刻的危险”只是适用刑法的最大的那个外层圆圈，而不同行业、组织还有言行规约。另外，今年的五六场演讲与讲座，大抵就是讲评论写作的“变与不变”、“道与术”，即坚持自我定位和基本的价值观，咬定青山不放松，其次才是审时度势，讲究言说的技巧，追求传播效果。

今年是我出门最多的一年。古人将“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相提并论，李白与顾炎武应算二者结合的楷模吧。由于既非记者亦无官职，以前出门的机会很少；这几年拜经济起飞与网络发达之赐，我有平均每月两次以上的旅行。感触最深的是，同为“两足无毛”的灵长类动物，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境遇，竟然似两重天——不，是霄壤之别。

今春去了尼泊尔的佛诞地兰毗尼和首都加德满都，夏天去了希腊的雅典、奥林匹亚和克里特岛。前者大多数人的赤贫与后者大多数人的优裕，使你觉得人“投胎”太重要了。关于后者可能要补充说明一下，希腊与我国恐怕是两个极端。我们是政府有钱而老百姓低福利低保障；他们是政府出现债务危机，老百姓的福利好过了头，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六小时，一年工作10月领14个月薪水，到处都是闲坐大排档喝咖啡聊天的人，这也太享福了，岂能久乎！

而一国之内，也是两个世界。尼泊尔自然如此，首都满街都是人群和垃圾，不少人戴口罩走路；而我们住的豪华酒店里，一群“富二代”、“官二代”（？）在用电子设备交流如何征服雪山的经验。在国内，我既住过高级宾馆与公馆，也看到了深山里摇摇欲坠的土坯屋子。参加免费午餐公益活动，从四川甘孜藏区回成都，同行的志愿者飞鹰问我愿不愿跟他们一起去凉山彝族村寨看看，说那些尚未引起外界关注的地方，孩子们更可怜，连鞋都得穿。后来在央视7套“聚焦三农”节目里，看到他们跟拍凉山地区歌乐小学孩子们的生存状态，那真是教人心酸。历史实践证明，搞共同贫穷的革命和主义当然不解决问题，但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贫富悬殊状态也是不可容忍的吧！

今年我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是参与创办非虚构类文集系列“白纸黑字”。创刊号面市，颇受欢迎，有的报刊亭进500本都卖光了；第2集年底开印。我挂名主编，帮忙远程看稿，在欣慰的同时深感社会责任重大。不论是“温故”昨天，还是书写“在场”，我们不但力求还原历史真相，更希望这种民间纪录有利于当下的中国实现和平的社会转型。

为此，我觉得要把握三点。一是“冤家宜解不宜结”。即我们追求历史真相，不仅要求所发表的文章尽可能客观公正，也乐见有人针对已发表的文章提出质疑，撰文反驳、更正和补充，互相印证。在文本上尽可能有感性的记叙和细节描写，以期还原历史的氛围，但是不要轻易对某个具体的人做政治定性和道德定评，以免失诸偏颇，以免陷于个人或家族间的恩恩怨怨，更不能卷入政治宗派纠葛。我们叙述历史的目的之一是寻求社会和解，虽然还原真相是达成社会和解的必要条件之一，但要避免加深所涉人事的对立和仇恨，防范冤冤相报。

基于以上认识，编创刊号时，我们将特稿《父亲的抗战》写到的一些“汉奸”姓名做了处理；回忆“文革”的题材，也只选择了一个县域全过程亲历者再现历史气氛的部分日记。第2集《那些被自家人审来审去的日子》一文，叙述一个高级别的地下共产党员在解放后特别是文革中的屈辱命运，读来令人唏嘘不已。但是事涉中上层党政军和文化界要人，情形颇为复杂，不能将政治责任完全坐实到具体的人。历史的教训不可淡忘，单向度的叙述则不可不慎。

第二点是，有感伤，也要有希望。第2集里，《被抄家的少年》心理描写很细致，控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残酷，但“阶级”歧视已不复存在，它传导给我们的是回头路不能走的呼喊；《奔向书海的道路之一》，作者云飞不是告别了青少年时期的那种“双重饥饿”，更多的人不是有了从前无法想象的物质丰裕以及汲取精神营养的机会吗？而正直的表达是公正解决的起点，于建嵘教授为“喊冤的母亲”喊冤，必将有助于终止“截访”之类严重侵犯公民权利的野蛮行政行为。

第三是对抗争、维权等官民博弈的事件叙述，既要总结官民互不信任导致的恶果，也注意选取表现良性互动的题材，提供建设性的样本。事隔两年半之后，曾经的记者龙灿反省轰动一时的湖北巴东邓玉娇案，从官民关系、司法公信力与传播的关系、媒体与市场的关系多个角度总结，说明官民互为假想敌，官方的傲慢与偏见，与民间的猜疑与偏激互为因果，就只有同输而没有共赢。而令人欣慰的，记者谷正中及他的同道们，在中海康城新社区维权及创建业委会，进行公民社会建设的实践。在长达四年时间里，他们坚持通过合作与对话理性地抗争，终于取得了成功。这种秉持包容妥协态度、重视民主实践细节的公民精神，是一种宝贵的社会经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史学界名言警醒我们，要书写“留得下来的文字”，固然要有文献价值的“真”，有文本价值的“美”，也不可或缺有助于社会进步的“善”。

2011/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