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导论 pdf:中国急需“去既得利益化”

进入19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民间、学界对历史再发掘的细化，“既得利益者”一词被挑起的次数渐涨。起初，其意义是指腐败官员及部分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化公为私、坑蒙拐骗手段“先富起来”的一些社会上层人群。然而，进入21世纪后，由于中国改革的停滞和改革共识的断裂，“既得利益”一词外延逐步扩大到了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掌握政、经强势资源的群体本身。



政改落后：“断裂社会”的分化根源



鉴于中国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不同社会层级间流通途径渐窄，微观经济领域国进民退趋势渐成，社会断裂之虞愈演愈烈。特别是金融海啸发生后，中国大规模企业倒闭潮以及“四万亿”救市政策带来的严重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两极分化现象更为突出，“既得利益者”在网络乃至传统媒体上已成为越来越多人攻击、唾骂的对象。而早期的“既得利益宽容论”亦愈发失去市场。之所以宽容“既得利益者”成为众矢之的，而持此论者更被相当多数网友直斥为“丧家的乏走狗”呢？解开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要从1978年改革之初进行回顾。



众所周知，中国是在经济崩溃的威胁下，不得已开始了改革开放。“文革十年，中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元人民币。”出自叶剑英元帅之口的这句名言无疑是十分权威而精炼地概括了这场“反修运动”的赫赫成果。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这十年里错过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和西方国家产业转移带来的发展良机，直接导致了各个产业的全面落后。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恢复民主、法治与秩序，奋起直追世界先进水平成为了从民间到官方的共识。这也是改革共识的最初起源。

在经济开展改革时，政治改革作为阻止文革式社会动乱再发生的配套工程自然也成了从上至下共同关心的话题。然而，这种改革一开始就并不顺利，除了“西单墙民主运动”以“严防发生中国的‘匈牙利事件’”的指示被戛然终止外，对电影《苦恋》（《太阳与人》）的批判，对“异化论”探讨的粗暴干涉，以及贯穿整个1980年代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都在表明，当局其实很担心放开一切的结果：“当局”者的利益会被改革剥夺。尽管当年的道德风貌与社会环境对当局的改革，最为有利。



1989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第二阶段，即革命意识形态退潮，社会全盘商业化，特别是对外开放取代了对内改革，成为了这个阶段的时代特征。尽管在这一时代初期，民众长期压抑的创富需求时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一大批私营企业的涌现大大改变了这个国家的面貌。但是，旧的政治体制并没有随经济改革而发生根本性变化，相反，大量“市场意识”觉醒的官员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从经济生活中攫取超额佣金，大范围的腐败随即发生。尽管在2000年代前半段，由于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抵消了腐败佣金带来的经济发展阻力，但是随着权力在这一阶段的进一步膨胀，经济领域中的复国有化浪潮重新开始并愈演愈烈：对于权力者而言，最好的捞取利益手段莫过于既当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垄断，因为这样既直接又快速，还减少了与市场主体进行讨价还价的繁琐。于是，2004年后国进民退就成了中国产业界常见的图景：国有企业在各级政府种种名义的掩护下开始在各个领域攻城略地，尽管不时有支持非公经济的文件、法律、政策出台，却仍如空谷足音般只闻声响，不见人来。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更如一点星火，引燃了整片枯林：原本吸收了近亿劳动力的沿海出口型工贸企业大范围关、停、并、转，最严重时，这一比例接近全部登记企业的40%之多。数以千万农民工下岗、返乡。而拯救危机的“四万亿”国家投资90%以上都为国有企业得到，不计成效和后果的投资热潮占去了整个2009年中国经济90%的贡献率，低效、腐败的国营经济肆无忌惮挤占非公经济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多人从改革的受益者变成各式各样的牺牲品（房奴、债奴、孩奴、医奴……），“既失利益”迅速成为了既得利益的对立面。于是每逢涉及官员、富豪、专家等“社会主流人士”的恶性事件发生，网络论坛、博客乃至新闻评论都一面倒地喝彩就是这一社会心态的直接反映。中国社会已走到了断裂危机的边缘。



弥合断裂：“去既得利益化”是关键



面对社会断裂的危机，中国向何处去，再次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考的选择题。作为人口占全球五分之一的有核国家，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场总体性危机都是这个世界所难以承受的。因此，弥合社会断裂不但是民众之福，对既得利益集团本身而言，亦是利其子孙之幸，历史上王朝更迭，强势群体往往成为暴民们第一个打击、消灭乃至斩草除根的目标，“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就是其生动写照。然而，要求贫困阶层、弱势群体去“宽恕原罪”却并非弥合断裂现实之举。因为占人口70%以上的中低层国人连“不宽恕”的资格（——合法武器持有权）都等于零，在保卫既得利益集团为己任，荷枪实弹的军、警、宪、特面前只能是一群乌合之众，又怎么奈何得了这些明目张胆的多吃多占者呢？这还不包括多少削减了脑袋要挤进“人上人”圈子力图分一杯羹的寒门子弟呢！



因此，从这个意义出发，“去既得利益化”也许才是中国真正平顺改革的现实道路。在利益、阶层走向固化的中国这条道路同样会遇到极其强大的阻力，但是和拒绝改革，终临动荡相比，却不知好多少倍。首先，笔者认为，要“去既得利益化”与其从利益集团赖以生存的国营经济（特别是房地产）领域开刀，不如从阻力相对较少，既得利益集团染指程度较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互联网开始，将新闻报道、采访权从传统的中共党属平面媒体——各级中共报刊下放去新闻网站，以招标形式拍卖报道、采访牌照，通过极高的竞价成本令企业珍视来之不易的报道权，从而不会在一开始就“走得太远”，但是随着民众的觉醒和话语平台的增加，言论监督势必越来越多、越来越宽，而“网络松绑”在赋予私营经济更多生存空间之余，也自会令体制对于青年才俊的吸引力下降，更会让部分精英脱离体制，从tax spenders变成自食其力的tax makers，从而扩大税基、减轻财政负担。



在网络松绑的基础上，推进财政民主建设，使中央到地方的财政预/决算都能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中，接受长期、实在的监督，这样一来才能使财政管理，特别是“三公”消费、在册人员薪酬能够真真正正放在阳光下，使政府的收支重获纳税人的认可。



实际上，在中国这样一个普通人收入排世界后进的国家里，政府收支能够真真正正被国民所认可，那么行政成本、宏观税负的大幅降低、政府、社会团体的精兵简政和福利开支的稳步上升便是水到渠成之事，政府的预算外收入也能够得到有力的规范。这样一来，长期以行政性垄断为政府牟利的中央乃至地方国有企业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网络民主对公民的训练自然使其能够理性对待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处理问题，因此既得利益集团最大的经济靠山——国有企业也将得到既得利益者与“既失利益者”之间较为满意的处理结果。



因此，只有通过“去既得利益化”改革，建立言论自由、财政民主、经济结构合理的社会，才能使政治体制得到最终改革，成为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现代化民主国家。此举远比改革继续停滞，最终令中国变成“政治朝鲜化”、“经济拉美化”、“社会索马里化”、“军事苏联化”的悲惨国家要强得多。再者，中国不是朝鲜，政治倒退带来经济倒退一旦使13亿人陷入饥荒，那么任何国家都将无力拯救。其最高权力仍然会在动乱和战争中被重新选择，只是这一过程的血腥与恐怖，令人不寒而栗。这也就是在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年后，人口、制度、全球化三大红利走向衰减、“GDP合法性”已被绝大多数民众弃如敝履的中国所面临的选择。



幸运的是，时间尽管所剩不多，但仍然存在。一者支撑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仍未释放殆尽，尽管2004年后，低端劳动力工资开始了指数式陡峭上升，但是这更多是与货币发行量过大有关。如果以较高利率和较低GDP增长率控制通货膨胀，就可使工资增长化做购买力增长，从而为今后数年提升内需打下坚实基础；二者全球化已成历史趋势，各个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已成为社会共识，大批有世界眼光和现代知识结构的中高端劳动者已经产生。随着金融、服务、科技生产被外包到中国，私营经济寻找新增长点仍然大有可为；三者信息流通使世界对中国看法大为改变，民间争取合法权益的活动被世界舆论支持，而政府任何融入世界主流社会之举动也将迎来国际大家庭的善意对待。对于热爱现代文明，支持民主法治的国人而言，助力是越来越大，阻力是越来越小。所以，如何在经济增长潜力尚存，社会矛盾没有最终激化至彻底断裂之前把握改革的战略机遇期才是全体国民，特别是既得利益群体应该好好思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