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网导出参考文献:成斌：海权影响中国，抑或马汉影响吉原和霍姆斯？

《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及其对美国海洋战略的挑战》是一份以扩张中的中国海军力量为观察对象的阶段性成果，此类文献仍在不断增加。基于一份对中国海军和海权重要性的相关汉语文献所作的广泛调查，吉原俊井（Toshi Yoshihara）和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国会追求一个海洋未来（maritime future）。他们还推断中国的决策者们会遵循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海权论的鼻祖）的逻辑行事--虽然不一定会拘于小节[或者“规则”（grammar）]（p.18）。因此，两位作者之所以赞美中国人，是因为中国人用一种让人印象深刻的方式结合了多种国内外的战略理论--马汉提出了“地缘政治逻辑”，而毛泽东提出了具体的“战略战术”（p.30）。但是，尽管这一假说让人饶有兴味，两位作者的方法却没有指出这样一种可能：中国也许会在很多时候推行与马汉一致却并非受其启发而成的政策。

　　两位作者在前言中指出，早在2004年，他们已经注意到中国战略家常常引用马汉的理论，这说明这些战略家期待中国进入海洋领域，所以“正在研究和消化马汉的著作”（p.ix）。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两位作者看来，假设中国人的政策很可能会针对美国，那么更好地了解中国会发展怎样的军事与非军事战略、行动以及战术便迫在眉睫。简而言之，这部著作致力于尝试理解“一个发展中或者发达的海上强国是如何思考的，而这对于预测该国将如何在公海上实施战略是必不可少的”（p.3）。最后，吉原与霍姆斯讨论了中国的海洋思维的发展历程，考察了人民解放军海军制定舰队战术的潜在途经，讨论了反舰道导弹可能扮演的角色，调查了美国的亚洲海洋战略，并分析了德意志帝国海军军力的发展，以与中国的经验相比较（作者认为中国不会走相同的道路）。

　　考虑到知识界对各种观念的争夺常常会延伸到地理、地缘政治这些在西方已不再流行的领域中（p.42），此书精明地指出，中国关于海权的思维方式有可能不同于且常常在根本上不同于西方海洋大国的思维。两位作者警告道，西方观察家应该避免将自己的假设投放到中国战略家们的身上。相反，通过仔细观察中国战略理论本身，西方分析家能够获得“一种追踪中国海洋崛起的手段，从而更多地补充那些用来进行基础评估的传统技术”（p.43）。

　　尽管中国不一定正在奉行马汉的方法（如寻求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海战）或“规则”，但是对中文原始资料的考察，使得吉原与霍姆斯作出如下结论：中国正在寻求遵循马汉式逻辑思路，及审慎地转变成海洋强国的机会。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们依据汉语文本，而非西方分析，引用了大量与中国海军以及海权有关的文献。的确，此书亮点之一就是作者详细讨论了他们的方法论以及研究方法。

　　这也许是关于中国不断增长的海上力量，及其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何等程度的一项标志，这本书的论证有时看来是无可辩驳的。中国将发展一支强大的海军或北京意在发展航母的想法现在已经广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就在几年前很多人还嘲笑过这一观点。

　　然而一些有关中国海洋力量发展的重要方面并没有在书中得到仔细考察。例如两位作者认为，中国的战略家们是马汉理论的初学者，他们坚信“在和平时代进行贸易才是通往民族繁荣、强大的正途”（p.9）。然而在“中国海上力量”方面，如商船队和仍旧是国有企业的主要造船厂，此书所涵盖的却只是最为粗浅的讨论。尤甚的是，下面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澄清：是中国在毫无隐瞒地推行一种马汉式的战略呢，还是作者将某种马汉学说的框架强加在了中国的活动上？

　　对作者而言，答案无疑是前者。他们援引了大量说明中国在开发海洋方面存在巨大兴趣的著作。在他们看来，中国不是在扩大他们的海军，而是正在实施以马汉方针为导向的海洋战略。的确，两位作者似乎暗示了中国对海洋的重视程度在稳步上升，好像一套宏大的海洋战略已在启动。但是这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冷战结束。在冷战时期国际体制从根本上被重组之前，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经济上自足、在军事上关注北方的苏联。海军力量--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海洋力量--均受到轻视，因为中国不需要海上力量--既不用它来进行海上贸易，也不用它来巩固国防。

　　但是，随着冷战结束和邓小平提出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此次改革还在他1992年“南巡”时得到了加强），中国就变得更加依赖海洋了。由于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和对维护经济发展所需的进口能源的日益依赖，北京别无选择，只能发展自己的海洋力量。经济特区的设立和拓展，使得中国的经济重心转到了沿海地区。与此同时，北京对“重要战略方向”--最有可能产生冲突的方向--的评估从北部转向了东部。

　　在中国已经离不开海洋之后，很多有关中国需要海洋实力的中文著作纷纷涌现。所以，军事上随之而来的转变在本质上未必不是马汉式的--尽管这一转变的确暗示出，某些防卫活动与马汉倡导的更大战略考量相一致。

　　在人民解放军“新的历史使命”的背景下观察中国的军事发展时，“更马汉式的转换”这一观点遭到进一步质疑。胡锦涛表示，这些使命要求人民解放军保卫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光是海上利益，还包括空中的利益，以及外层空间和电磁空间中的利益。尽管中国海洋实力不断增长，但它的军事进步并不仅限于这一领域。第二炮兵部队--中国的一支导弹部队--在持续壮大，包括数以千计的短程导弹和地对空导弹，而中国空军力量也已经在稳步地对包括战斗机和地对空导弹在内的装备进行现代化建设。这似乎有悖于马汉认为海上力量从本质上讲具有自治性与固有重要性的观点。

　　同样，事实上我们并不清楚中国解放军是否接受了马汉海权的理论。尽管北京有兴趣发展中国海军力量，但是我们根本就不清楚中国海军力量是否得到了单独甚至是压倒性的重视，比如马汉所支持、提尔皮茨（Tirpitz）与威廉二世麾下其他舰队司令们所推崇的那种重视。相反，中国解放军在其理论发展中已经稳步地从以独立兵种为导向的行动转向了联合作战行动。的确，在1999年，解放军公布了一套新《纲要》--一份介乎于规章制度和实战手册之间、同时还包含理论性概念的文件。说白了，至少从理论层面来看，这些纲要的“高潮”就是联合作战，解放军会在未来的冲突面前寻求一体化联合作战，而不是单独军种作战。

　　这并非说在解放军的未来战争观中，海军力量并不重要。的确，强调进行联合作战的能力就说明中国海军军力会不可避免地获得提高--哪怕只是对联合行动给予海上支持。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海军军力本身并不重要。就历史的新使命而言，强调联合行动似乎在挑战马汉思想的基础，因为马汉的思想只偏重海军行动。

　　这些考虑表明，不断变化的条件已经使得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虽然与马汉政策在某些方面一致，但这并不是受到了马汉的启发所致。然而，马汉似乎可以用来为中国对领海日益增长的依赖提供一套正当的说法。从这方面来看，两位作者并没有将解放军体制内的地位变化纳入更大范畴的讨论，这不免让人失望。2004年之前，现在管理解放军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在各军种内根本没有代表，而是被四大总部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所管控--这些部门履行双重职能，不仅向中国全军负责，还向全体地面部队负责。

　　中央军委的组成系统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它凸显了非地面部队长期处于次要的境地。所以，直到2004年海军、空军和二炮的指挥官进了中央军委，他们的不满之声才趋于缓和。相反，既然解放军海军现在是中央军委的一部分，那么也许真能产生一位如马汉一样的海洋战略家，制定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战略。

　　如果是这样的话，吉原和霍姆斯的最后分析就极有可能是正确的。中国正在扩大自己的海上贸易能力，并将自己的贸易能力作为提升“综合国力”竞争优势的一部分。随着对海上航线的加倍依赖，中国必定会拓展海军能力，以保护国家获取资源与市场的渠道，消除竞争国可能对此造成的威胁。这一战略与马汉对于海上力量的整体观点十分契合。所以，尽管中国的行动并非受到马汉的启发所致，却很可能达到同样的最终状态。

　　与此同时，正如作者所注意到的，最终产生的战略将会集中国特有的条件和制约而成，而不是对先前历史上的海军和海上战略的复制。美国、德国与其他强国的经验教训最多只会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如此看来，虽然这本《红星照耀太平洋》也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却仍为中国海军之未来这一话题的持续讨论作出了有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