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发型师玩剪刀视频教程:阿拉伯民族主义及其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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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民族主义起源于近代晚期。在奥斯曼帝国时期，阿拉伯地区（除摩洛哥外）处于奥斯曼统治下，其省份划分与现在的阿拉伯国家疆域并不一致，如伊拉克分为巴格达、摩苏尔和巴士拉三省。另外，各个地区间没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并未形成统一市场；在语言上，尽管存在统一的阿拉伯标准语，但各地区均有各自的口头方言；而从思想上看，流行的是伊斯兰普世主义、教派主义和侧重于部落家族、街区的地方主义，不存在民族主义的概念。从１９世纪开始，受帝国内泛突厥主义和西方思想的影响，在叙利亚、黎巴嫩和埃及最先出现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萌芽。它表现为以古典语言文学研究、印刷出版业、教育事业和翻译运动为内容的文化复兴运动。发起这一运动的是叙利亚的阿拉伯基督教徒，他们力图通过唤醒包括穆斯林在内的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来弥合宗教分歧，实现阿拉伯人在帝国内的自治。这一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跨地区的性质，强调西亚的阿拉伯人属于一个民族，因此阿拉伯民族主义同时也是泛阿拉伯主义（一些学者认为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实为大叙利亚主义，因为新月地带可以包括在大叙利亚的范围内）。随着运动的发展，阿拉伯穆斯林逐步参与，并成为主要力量。
在思想上，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先驱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形成的现代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埃及的里法阿·塔哈塔维，尤其是贾马鲁丁·阿富汗尼及其弟子穆罕默德·阿卜杜。阿富汗尼主张以理性和科学精神改革伊斯兰教，吸收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古兰经》为基础复兴宗教，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并指出穆斯林是一个民族，呼吁伊斯兰世界的统一。因此，他的思想具有强烈的政治内涵。同时，他对共和制和君主立宪也备加推崇。可见，现代主义的思想一方面存在世俗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又有返璞归真、主张回归原始教义的要求。现代主义由此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民族主义的起点。阿卜杜进一步发展了阿富汗尼的思想，但其主要精力用于教育改革和司法改革。阿卜杜的弟子、叙利亚人拉希德·里达进一步论证了阿拉伯人在伊斯兰事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争取自治斗争的意义，同时指出民族复兴的归宿是宗教复兴。现代主义从宗教和文明的角度看待东西方的冲突，但从１９世纪开始，以叙利亚和埃及的文化复兴运动为先导，阿拉伯世界中世俗的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萌芽。在思想体系上，阿布德·拉赫曼·卡瓦克比继承了拉希德·里达的思想，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创始人。在埃及和突尼斯等阿拉伯北非地区，也出现了国家民族主义（又称“地方民族主义”，阿拉伯语为wataniyya）的萌芽。埃及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祖国党的创始人穆斯塔法·卡米勒，后者继承了阿卜杜的教育救国及和平斗争的思想。不过，除了在阿拉伯统一还是建立单一民族国家问题上的分歧外，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国家民族主义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思想上，阿拉伯民族主义具有明显的文化民族主义属性。如果说，１９世纪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先行者醉心于法国的自由主义（即政治民族主义）的话，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英两国在西亚委任统治的建立和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则使阿拉伯知识分子对两国的希望彻底破灭。１９世纪后期，德国人取代法国人负责奥斯曼帝国军官的培训，从而将德国的民族主义思想直接散布于阿拉伯军官之中，[2]后者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独立运动的中坚力量之一。因此，从起源上看，阿拉伯民族主义类似于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１９世纪的德、意两国处在民族分裂的境地，其民族主义首先强调本民族文化上的同一性，文化复兴先于政治统一，故名“文化民族主义”。[3]这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情况相似。２０世纪前期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这一思想的论证也表明了其文化民族主义的属性。黎巴嫩人阿卜杜拉·阿拉伊利指出，产生民族主义（包括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内）的因素包括语言、利益关系、地理环境、血缘世系、历史、风俗习惯及精神修养。阿卜德·拉赫曼·巴扎兹则将伊斯兰教列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内容之一。[4]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集大成者、叙利亚人萨提·胡斯里猛烈抨击法国的委任统治，高度赞扬德、意的文化民族主义，认为两国的统一模式比法国模式更加适和于阿拉伯人。他还激烈地抨击一些阿拉伯知识分子的全盘西化观点，强调个人自由必须服从于阿拉伯民族的整体利益。在政治实践上，青年土耳其革命推动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在青年土耳其党土耳其化政策的刺激下，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提出了阿拉伯地区自治和参与帝国政治的要求。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阿拉伯团体，如阿拉伯祖国联盟、盖哈唐协会、青年阿拉伯协会、奥斯曼地方分权党、盟约社等，参与活动的有军官、知识分子和地方贵族。由于民族运动缺乏组织，许多民族主义者便把麦加的谢里夫（圣裔）侯赛因尊为领袖，后者企图依靠英法的帮助在西亚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伊斯兰王国。然而，英法两国把新月地带划分为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外约旦等委任统治地，从而使西亚阿拉伯地区正式分裂。为了安抚侯赛因家族，英国让侯赛因的两个儿子分别担任了伊拉克和外约旦的国王，并在２０年代伊、叙、黎三国发生民族起义后允许伊、约在形式上获得独立。此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分裂为两派，即温和派和激进派。温和派包括各国王室、贵族及其政党，如伊拉克的谢里夫派军官（跟随费萨尔在叙利亚建立民族政权的阿拉伯军官）、叙利亚的人民党和民族集团等。它们主张把新月地带的统一作为长远目标，而当前目标是争取当局的让步以实现渐进的独立，进行温和的社会经济改革，在委任统治地的范围内巩固形成中的民族国家，特别是考虑到各国存在着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不同宗教（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基督教徒）和教派（伊拉克的什叶派等），过分追求阿拉伯统一的目标将危及国家的稳定。[5]但是，它们都一致支持巴勒斯坦人反对犹太人的斗争，１９３６年所有阿拉伯国家的首脑第一次联合派代表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圆桌会议。这一派得到了有关国家的国家民族主义者的支持。激进派包括中下级军官、知识分子和个别宗教人士等，其著名领袖有伊拉克的“金方阵”（四名校级军官）和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大穆夫提侯赛尼·阿明。它主张对英国采取强硬政策，积极推动巴勒斯坦人民反对犹太人和殖民当局的斗争，尽快实现叙、黎、巴的统一。促使激进派积极推动统一大业的，不仅是对阿拉伯民族思想的认同，而且出于实际的经济因素，即各国分离对地区市场的打击（如伊拉克的许多军官和民族主义者来自该国北部，当地在经济上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联系密切）。为了反对英国人，激进派与轴心国建立了秘密联系，并于１９４１年在伊拉克发动了反英起义，但终因势单力孤而失败。埃及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主张泛阿拉伯主义的激进军官，其领袖为曾加入青年土耳其党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并创立盟约社的阿齐兹·阿里·米斯里上校。他对德国人也有好感，受其影响埃及军队中形成了以纳赛尔和萨达特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军队在１９４８年巴勒斯坦战争中的失败进一步刺激了埃及军官中泛阿拉伯主义思想的发展。１９５２年，自由军官组织一举推翻了君主制度。令人瞩目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以伊拉克首相努里·赛义德和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为代表的温和派正式提出了建立阿拉伯国家联合组织的设想，并得到急于在战后寻求阿拉伯人善意的英国的支持。两国力主叙、黎、约、巴组成哈希姆家族治下的统一君主制国家，而后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组成联邦。但是，埃及、沙特和黎巴嫩坚决反对这一“肥沃新月计划”，而叙利亚则以维持共和制作为统一的前提。显然，共和主义与君主主义、埃及和沙特对哈希姆家族的怀疑及敌视最终决定了阿拉伯国家联合的必然失败。基于埃及和沙特构想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建立，标志着阿拉伯统一运动已经从谋求建立统一国家决定性地转向国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联合。两次大战之间，国家民族主义继续流行于黎巴嫩和北非国家。其中，北非诸国因长期处于英法的统治下而致力于争取本国独立，尽管也存在着地区联合的思想，如马格里布国家联盟及尼罗河流域（埃及、苏丹）的统一。在黎巴嫩，马龙派政党“民族集团”要求建立基督教国家；占伊拉克人口１／４的库尔德人也反对阿拉伯统一，并拒绝伊拉克为“阿拉伯国家”的提法。他们的主张与温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接近，尤其是黎巴嫩的马龙派政党“立宪集团”最终说服穆斯林民族主义者，使之放弃回归叙利亚的主张，而维持作为阿拉伯国家的黎巴嫩的统一。概而言之，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主要目标包括五个方面，即民族独立、阿拉伯统一、社会政治民主化、经济文化发展和世俗化。其中，前两个目标最为重要和明确，而后三个则存在较多分歧、因而不太突出。从前两个目标看，由于阿拉伯地区的分裂，争取独立的斗争基本上围绕着不同的民族国家进行，而统一更多地是一种理想。注重政治独立和统一而忽视社会经济发展成为战前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显著特征。另外，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主要是贵族、地主、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军人，因而温和派占有优势，这表现在政治主张和斗争方式上。但是，激进派的势力在稳步增长。 第二节 战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 战后阿拉伯民族主义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同时其自身的社会基础、内容、重点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发展的主要特点如下。（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范围正式从西亚发展到包括北非在内的整个中东地区，埃及取代叙利亚成为它的中心。战后获得独立的北非国家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民族属性，马格里布国家于５０年代末开始加入阿拉伯国家联盟，而埃及则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纳赛尔的泛阿拉伯倾向明显地表现在他在１９５３年发表的《革命哲学》一书中，该书提出了著名的三个圈子理论，即阿拉伯圈、非洲圈和伊斯兰圈，其中阿拉伯圈的地位最为重要。１９５６年埃及宪法明确宣布：埃及属于阿拉伯国家。１９６２年发表的《全国行动宪章》最后确定了纳赛尔主义的内涵，并将复兴党的口号加以修改而提出了“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的口号。不但如此，由于阿盟的建立依据的是埃及和沙特、而非伊拉克和约旦的方案，作为阿拉伯国家中人口和军队最多、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地处欧亚非三大洲枢纽的埃及自然成为阿盟的中心。阿盟的总部和许多下属机构均设于开罗，而埃及人也在阿盟秘书长等关键职位的人选方面占有优势，并对阿盟政策有较大影响。埃及在苏伊士运河战争和十月战争中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阿拉伯世界中的领袖地位，直到戴维营协议签订后这种局面才开始暂时扭转。一些阿拉伯领袖关于阿拉伯人的定义反映了上述这种变化：“凡是生活在我们的国土上、说我们的语言、受过我们文化的熏陶，并以我们的光荣而自豪者，就是我们之中的一员。”[6]
（二）社会基础发生重大变化。
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以军人和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激进派取代贵族、地主等温和派势力成为民运的领导力量。上述各国几乎都是通过军人革命或政变夺取政权，并建立了共和国。革命胜利后，尽管这些国家进行了军队职业化的工作，但军队仍然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其次是小资产阶级的兴起。小资产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公务员、自由职业者、小商人、手工业者等。其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现代教育的发展、政府机构的扩大和服务业的迅速发展等。例如，复兴社会主义的形成就是与激进知识分子的崛起分不开的。独立后各国现代化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时，无论在共和国还是在君主国，民族资产阶级势力都在不断壮大。在君主国，王室、酋长和地主通过投资工业、服务业及经营现代农场而逐渐向资产阶级转化，以王室和宗教上层为主的统治精英逐渐向知识分子开放，７０年代以后尤其明显。在奉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国家，国有化对大资产阶级造成了压力，但７０年代以来实施的开放政策恢复了资产阶级的活力。民族资产阶级势力的壮大推动了中东民主化与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基础的变化造成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激进化。从激进程度上看，战后中东的民族主义经历了一个马鞍型的变化。战后初期，开始了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激进民族主义取代旧贵族领导的温和民族主义的过程，由此形成了一个阿拉伯社会主义体系。至此，绝大多数中东国家最终赢得了民族独立，并走上发展民族经济、进行社会改造的道路，共和主义与君主主义的矛盾凸显。然而，到１９６７年，阿拉伯社会主义开始走下坡路，随之而来的是更为激进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兴起，同时以沙特为代表的温和的君主制产油国在阿拉伯政治的舞台上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三）阿拉伯统一运动形式的变化。阿盟建立后，统一阿拉伯国家的梦想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阿盟因此下设有阿拉伯经济理事会、阿拉伯教科文组织等附属机构，有关成员国还签署了有关集体安全、教育、文化等事务的公约。除了阿盟以外，阿拉伯世界还建立了一系列组织，其中包括：军事集团，如有埃及、沙特、叙利亚和也门参加的阿拉伯军事集团（１９５６年）；行业性组织，如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１９６８年），阿拉伯经济社会发展基金（１９７２年），阿拉伯货币基金（１９７７年）。但是，一些阿拉伯国家从未放弃建立联合国家的企图，像埃及与叙利亚、叙利亚与伊拉克、埃及与利比亚等均进行过联合的尝试，然而无一成功。在外交领域，最突出的问题是反对殖民主义，实现阿拉伯团结。这表现在对尚未独立的阿拉伯地区的大力支持上，如５０－６０年代的阿尔及利亚、南也门。在７０年代，随着英国撤出波斯湾，９个受英国保护的酋长国宣布独立，经过艰苦的谈判，其中７国联合为一个国家，即阿联酋，这是本世纪阿拉伯统一国家的第一个成功实例。但是，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阿拉伯国家普遍关注的中心问题，而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成为衡量这些国家对阿拉伯事业立场的试金石。在许多国家，阿拉伯民族主义实际上已成为有关政府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内容之一。虽然各国政府主要关心的是国家利益，但至少在口头上仍须大力鼓吹阿拉伯团结的思想，支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像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国均对巴解组织提供了大量财政援助，这成为它们平衡其亲美外交、维持王朝统治的重要方法。政治独立将经济独立提上议事日程，经济合作随之展开。然而，由于阿拉伯国家经济互补性差以及在诸方面的矛盾，经济合作进展迟缓。[7]１９５３年９月，９个阿拉伯国家签订一项贸易和过境协定，规定减少缔约国之间的关税，这只是走向自由贸易区的第一步。１９５７年６月，阿拉伯经济统一委员会成立，１９６４年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约旦又成立阿拉伯共同市场。同年，上述四国相互间的进出口贸易分别仅占其进出口总额的２．０％和３．８％，到１９７３年分别为３．４％和１．９％。１９７３年四国对所有阿拉伯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也分别仅占其进出口总额的８．０％和６．２％！此外，阿拉伯国家接受的外援也主要来自东西方集团。６０年代以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合作开始全方位发展，涉及金融、资源、生产和劳务等领域。阿盟成立了阿拉伯劳工理事会、阿拉伯工业发展中心、阿拉伯国家民航委员会、阿拉伯标准化与度量组织和阿拉伯国家农业发展组织等机构。战后阿拉伯世界的国际经济地位发生重大变化，即以海湾地区为中心的阿拉伯产油国在世界石油、从而在世界能源供应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导致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的原料输出国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建立。阿拉伯世界第一次拥有了制约西方的经济能力，以及加快经济发展、巩固经济独立、消弥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潜在可能，而阿拉伯统一显然是保证上述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但事实上，人口稀少的阿拉伯产油国成为人均高收入的富国，从而与人口众多的非产油国逐渐拉开差距，多数为君主制、对阿拉伯统一缺乏兴趣的产油国与多数为共和制、奉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非产油国的意识形态分歧加深了双方的隔阂。尽管非产油国通过争取产油国的财政援助和劳务输出部分分享了石油资源的好处，但非产油国并不以此为足。因此，产油国以石油美元作为武器，有效地扩大了自己在阿拉伯地区政治中的影响，阿拉伯世界的力量平衡开始改变。显然，随着阿拉伯国家的独立，民族利益的考虑日益突出，各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王室家族、领袖个人恩怨、地区霸权、水资源、石油资源、领土、教派等方面的矛盾妨碍了统一的实现和有效的政治外交合作的发展。同时，由于专业化分工和经济互补性差以及其他原因，阿拉伯国家在经济合作尤其是地区贸易方面的合作上进展缓慢。与此相联系的是，一些原本主张阿拉伯统一的党派开始强调本国利益，而弱化对统一的诉求。７０年代以后，阿拉伯复兴主义降低了调门，同为复兴党掌权的叙利亚和伊拉克成为冤家仇人，其思想倾向也向国家民族主义发展。在伊拉克，复兴党政府开始向美索不达米亚的辉煌过去寻求灵感，在１９７０年新命名的８个省中，摩苏尔省和希拉省分别更名为“尼尼微省”和“巴比伦省”；在一幅名为“从尼布甲尼撒到萨达姆：巴比伦重新崛起”的宣传画中，新巴比伦皇帝尼布甲尼撒二世向站在巴比伦城头的萨达姆招手致意。[8]同时，巴勒斯坦的激进民族主义似乎取代复兴主义成为阿拉伯世界最坚决要求统一的派别。法塔赫即认为巴勒斯坦的解放斗争将推动阿拉伯统一，而更为激进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人民阵线宣称巴勒斯坦解放斗争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附庸（指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的阿拉伯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呼吁推翻阿拉伯国家保守的当权者；闪电和阿拉伯解放阵线还分别主张巴勒斯坦并入以叙利亚或伊拉克为首的阿拉伯统一国家。不过，法塔赫同时坚持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强烈反对其他阿拉伯国家干涉巴勒斯坦事务。（四）积极中立的外交政策。战后影响世界局势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冷战，东西方因此在中东展开激烈的争夺，这加剧了中东国家的分裂和对峙，以及各国内部不同政治势力间的矛盾。５０年代中期以前，美国一直努力建立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由西方主宰的中东军事联盟，但这一计划遭到失败。其原因主要有：第一，阿拉伯国家反对加入有以色列参加的任何军事集团。第二，阿拉伯国家认为主要的地区威胁并非东方集团，而是以色列，这和与苏联发生边界、外交冲突的北层国家意见相左。有鉴于此，西方建立了巴格达条约组织，伊拉克是唯一加入的阿拉伯国家。这一行动立即遭到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强烈抨击。埃及认为，伊拉克的行为分裂了阿拉伯世界，并且将对开罗在阿拉伯事务中的领袖地位构成挑战（如果其他阿拉伯国家追随巴格达的话）；与哈希姆王室素来有隙的沙特则认为，伊拉克与英国的接近将使自己进一步陷入哈希姆王室（伊拉克和约旦）及亲英的海湾国家的包围中。１９５６年，上述两国和也门建立了阿拉伯南层联盟，与巴格达条约组织相对抗。
显然，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维护国家独立和阿拉伯世界的团结、避免陷入冷战、执行积极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成为战后初期阿拉伯国家对外政策的共同特点。埃及因此与印度和南斯拉夫成为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相反，亲西方的伊拉克和利比亚君主政权先后倒台，而与西方保持密切联系的沙特等海湾国家和约旦不得不适当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同时，埃及、叙利亚、也门和革命后的伊拉克也积极发展与东方集团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因此，阿拉伯世界积极中立的外交政策与北层国家努力加入西方主导的军事联盟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阿拉伯国家内部也存在着激进派与温和派两大阵营。（五）共和主义的发展。战前，阿拉伯世界的唯一政体是君主制，多数君主制政权在民族主义和现代化运动中发挥了相对积极的作用，属于民族主义的温和派。同时，西方宗主国在委任统治地还建立了所谓的代议制机构。但是，君主制国家以渐进方式争取独立，政治上实行独裁，经济上致力于巩固统治阶层的地位，经济发展较慢，两极分化严重。因此，激进的民族主义开始提出建立共和制的问题，加上法国依赖直接统治的殖民政策传统，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并未出现如同英国的委任统治地约旦和伊拉克那样的君主政权。战后，上述两国建立了阿拉伯世界最早的共和国。战后的阿拉伯君主国进一步面临着合法性的挑战，在内政方面表现为改革与稳定、民主与集权、现代化与维护传统文化的矛盾，外交方面表现为支持地区性民族主义与维持王朝统治、捍卫独立与依赖东西方之间的矛盾。[9]在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四国，保守的君主政权对西方的依赖和日趋尖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终于导致与激进民族主义的冲突，５０－６０年代四国的社会中下层力量在激进军官的领导下推翻了君主制。另外，同一时期获得独立的苏丹、突尼斯、毛里塔里亚、索马里、阿尔及利亚和南也门也都建立了共和国。这是战后中东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共和主义浪潮，凡奉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国家均为共和国。但是，在多数阿拉伯共和国，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往往出现一个政党、军官集团或第一代民族主义领袖长期执政的局面。只有在黎巴嫩，才建立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多党政治和代议制，经济相对自由化。其原因之一是因为国内不存在大地主阶级及其政治经济垄断（黎巴嫩的多山地形使小地主的统治得以长期延续）以及知识阶层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相对强大，黎巴嫩还有多种宗教、教派势均力敌的特点。海湾阿拉伯君主国、约旦和摩洛哥的情况有所不同。这八国执行亲西方的对外政策，同时有限地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经济发展大多取得显著成效（海湾六国为产油国），福利事业发达；在政治上，由于它们保留了较多部落家族因素，因而实行一定限度的开明专制，并保持乌莱玛的社会地位与伊斯兰教的重要作用。再加上西方国家的支持，八国能够维持君主制至今。从也门内战开始，以埃及为代表的共和主义和与沙特为代表的君主主义矛盾日益加深，１９６２年沙特正式建立穆斯林联盟，以泛伊斯兰主义为大旗与埃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对抗。１９６９年，沙特更发起成立了伊斯兰会议组织，它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泛伊斯兰主义组织。１９６７年阿以战争的失利缓和了埃及等前线国家与沙特的关系，双方恢复了政治、经济上的合作，这尤其表现在１９７３年的十月战争中。（六）对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高度重视。战前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强调独立和阿拉伯统一而忽视社会经济问题，这是温和派最终在一些国家丧失政权的原因。此外，如果说早期的民族主义者从文明冲突的角度看待西方的殖民侵略的话，那么战后他们开始从现代化、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秩序等不同视野来对待这个问题。因此，激进派高度重视社会经济问题，复兴党即为一例。１９４７年，阿拉伯复兴党创建于叙利亚，１９５４年与社会党合并后改称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复兴社会党的创始人米歇尔·阿弗拉克的理论核心是“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他主张把社会主义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实行激进的社会改革，其具体措施包括国有化、土地改革和实施经济计划等。５０年代以后，阿拉伯社会主义风行一时，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主流。其主要类型有埃及和苏丹的纳赛尔主义、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的“自管社会主义”、突尼斯的“宪政社会主义”、利比亚的伊斯兰社会主义等。上述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民族社会主义”，其具体政策有：第一，经济领域对外资、有时也对国内大资本实施国有化，推行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确立国家对经济资源、基础工业、金融、外贸、公用事业等部门以及工资、价格、税收、信贷、外汇的控制，颁布经济计划，实施国家干预经济和内向式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二，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军队在政治、社会、经济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只有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军队的作用相对弱一些）；第三，社会领域大力推行世俗化，但保留伊斯兰教的一定影响；第四，文化领域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实行受教育人才充分就业政策；第五，外交上主张阿拉伯统一，对西方持强硬态度，并奉行“积极中立”和不结盟的政策。阿拉伯共和国之所以实施上述政策，主要是出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所面临的共同环境：打破旧的国际分工体系、实现工业化、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追赶发达国家的需要；加速经济积累，有效地实现经济资源的动员和利用，及其大规模重新配置；殖民主义时代遗留的单一经济结构决定了必须由国家控制外贸出口；保障社会正义的需要；苏联和西方国家提供的外援只能由政府接受和利用，等等。另外，从国际和国内看还有两个原因，即苏联社会主义的先例和伊斯兰教的影响。有趣的是，奉行市场经济和自由化的阿拉伯君主国也大力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这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不发达国家，其经济发展的需要与阿拉伯共和国具有共同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国家作为产油国的特殊性。几乎取之不尽的石油收入为君主国迅速发展经济、建立福利国家提供了前提，同时无须从社会获取更多的积累。用经济学的术语说，阿拉伯共和国的做法是调整“存量”，而阿拉伯君主国则是扩大“增量”。正是以巨额石油美元为基础，君主国对经济生活进行了广泛的干预。（七）世俗主义的倾向。虽然阿拉伯民族主义在总体上是世俗的，但它仍与伊斯兰教存在着不解之缘。首先，伊斯兰教是构成阿拉伯人主体的穆斯林的宗教。其次，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民族存在历史和语言的联系。纳比赫因此直截了当地宣称：“先知的诞生即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诞生。”再次，伊斯兰教是两世兼重的宗教，与政治生活密不可分。复兴社会主义的奠基人米歇尔·阿弗拉克也将伊斯兰教称为阿拉伯民族的“灵魂”。这影响到战后阿拉伯社会政治的发展。在独立后的阿拉伯国家，政府进行了程度不一的世俗化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如下方面：第一，宗教改革。如将宗教界的权力限制在纯宗教事务上，剥夺教产，把宗教人员纳入公务员体系等。第二，司法改革。主要是颁布了一系列现代法规，如民法、刑法、商法、公司法、劳工法、交通法等，同时建立相应的世俗法院。最激烈的改革即是与妇女有关的家庭法（即个人身份法，涉及婚姻、子女监护和财产继承）改革，绝大多数阿拉伯共和国和摩洛哥等君主国都颁布了家庭法，从而彻底取代了伊斯兰教法。第三，社会改革。如鼓励妇女就业、废弃妇女面纱、允许妇女参政、土地改革及在服饰、历法、贵族头衔等方面的改革。第四，教育改革。例如发展现代教育和女子教育、改革传统的宗教教育。第五，文化改革。包括发展阿拉伯语、开展本民族历史的研究、发展图书馆及博物馆事业等。[10]但与土耳其凯末尔完全西化的改革不同，阿拉伯国家的世俗化改革保留了伊斯兰的因素。例如，绝大多数国家均将伊斯兰教规定为国教。在司法改革方面，以西方法律和教法同时作为法律的渊源。同时，各国政府也利用伊斯兰教服务于国家利益。如埃及和约旦等国的宗教人士以《古兰经》的有关语句证明计划生育的合法性。在对外政策中，埃及也设立了“伊斯兰之声”广播电台，在非洲国家建立清真寺、伊斯兰文化中心和学校。至于沙特等实行政教合一的海湾国家，伊斯兰教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仍然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第三节 阿拉伯民族主义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 到７０年代初，奉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文教卫生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这些国家也开始面临一些共同问题，其中主要包括如下方面。第一，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具体表现在：（１）人口增加过快，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发展的成果，结果人均产值受影响，粮食严重依赖进口。（２）人口的迅速增加、农村无地农民无法获得土地（土改中获得土地的主要是佃农）、城市的吸引力等原因造成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移民，一些非产油国出现大批城市贫民。（３）有限的国内市场、国有企业的低下效益和僵化管理、外汇短缺、过度的贸易保护政策、创新能力的缺乏等妨碍了工业的发展。（４）教育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就业的低增长迫使政府扩大公务员队伍，以吸纳大中学毕业生，导致机关臃肿和公务员的低工资。（５）对基本日用品的补贴消耗了大量财政收入，并造成一些商品的浪费性消费。另外，阿拉伯前线国家庞大的军费开支也对国民经济构成沉重压力，加上各共和国普遍缺乏石油资源，它们的经济发展受到制约。当然，阿拉伯共和国的经济问题多数属于结构性的，一些阿拉伯君主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但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失误同样负有责任，而这些失误对有关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第二，民族国家构建上的困难。尽管许多阿拉伯国家有悠久的历史，但它们的边界线多半是由宗主国划定的，后者往往奉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在这些古老而年轻的阿拉伯国家里，阿拉伯民族主义面临着新旧观念的挑战，如国家民族主义、宗教观念、教派观念、部落观念、民族分离主义和共产主义等，而现代化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消除传统观念的影响。另外，阿拉伯民族主义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往往“把非阿拉伯人排除在具有充分资格参与政治体制的人群之外”[11]因此，这一思想遭到了非阿拉伯少数民族如库尔德人、苏丹黑人的反对，只有国家民族主义的适当形式可以弥合上述缺陷，维持民族国家的生存。必须指出，在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君主制时期曾经对少数民族奉行较为温和的政策，非穆斯林、非阿拉伯人和非逊尼派人士甚至担任过总理、议长职务，而在激进的共和国时期，上述局面不复存在，像埃及自由军官组织的所有成员均为穆斯林。在伊拉克，１９５８年以后库尔德人的起义几乎从未停止。黎巴嫩则于１９７５年爆发了穆斯林与基督徒武装之间的内战。不过，即使少数群体的内部凝聚力也相当脆弱。在黎巴嫩内战中，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因相互厮杀而死亡的人数多于两派穆斯林杀死的基督徒的总和，而因什叶派内部冲突丧身的穆斯林人数也超过了该教派杀死的逊尼派和德鲁兹派穆斯林人数。显然，在获得独立几十年之后，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结构仍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破碎性”，民族国家的构建任重道远。第三，遥遥无期的政治民主化。复兴社会党的三大口号是“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其中“自由”指的是该党的理想政治主张。一旦实现了阿拉伯民族的统一和觉醒，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将会相互协调，“为国效力和受惠于国不存在冲突”。但是，它认为只有少数人意识到了阿拉伯民族的重任，因此现阶段必须实行复兴党一党政治。所以，多数阿拉伯共和国建立了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个别国家对少数民族的自治运动、反对派和人权组织无情镇压，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正如黎巴嫩学者安托万·梅萨拉所说的：“没有一个阿拉伯政权不是既有一个严重的少数民族问题，又有一个多数人的严重问题。”[12] 第四，世俗化运动的过失。尽管阿拉伯国家宗教政策、社会政策的世俗化色彩远不如土耳其，但个别国家的某些措施仍然相当过激，像布尔吉巴领导下的突尼斯竟然一度废除了斋月。同时，各国政府也凭借国家机器的实力压制乌莱玛，迫使它们颁布符合于政府需要的宗教法令。在伊拉克，由逊尼派主导的政府实施的世俗化举措往往是针对较为保守的什叶派的，这反映出教派歧视的政策。因此，各国政府的世俗化政策引起了虔诚穆斯林的不满。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使农村人口大量移民城市，而封闭落后的农村在交通运输、通讯、教育方面也得到一定发展，与外界的接触增加。其后果，是具有保守倾向、出身农牧民和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大中学校毕业生迅速增加，其中许多人面临着就业困难，或者身为低薪的公务员。他们从传统的伊斯兰教中寻求答案，运用自己的知识加以理论化，于是成为伊斯兰复兴的主力。在国际上，沙特等富裕的海湾产油国以石油美元资助伊斯兰教复兴，更推动了这一运动的发展。如果说，近代以瓦哈比运动为代表的复古主义的领导者是乌莱玛、苏非派首领或贵族，而其传播范围以农牧区为主的话，那么当代伊斯兰复兴的领导力量则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部分资产阶级，其基地在城市，成员范围广泛，并拥有现代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手段。他们成为挑战世俗化政权（包括君主制政权）的重要力量。第五，阿以冲突的失利。尽管阿拉伯世界在人力、资源方面远胜于小小的以色列，并且埃及、叙利亚等国经历了革命的“洗礼”（君主制被认为对１９４８年战争的失败负有责任），但阿拉伯国家在历次阿以战争中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既有内部的，如阿拉伯国家的意见分歧、个别国家图谋私利（像外约旦在巴勒斯坦战争中吞并领土）、武器装备、训练和战略战术思想的落后、军事行动缺乏协调、没有有效的情报系统等；也有外部的，如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苏联为其全球利益面牺牲阿拉伯国家利益等。无论原因何在，众多的阿拉伯国家不能对付人口、资源只有其几十分之一的犹太小邦，这使各国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权丢尽了脸面。尤其是１９６７年的“六五”战争，使埃及和叙利亚军队遭受重创，更在阿拉伯人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伤痕，这场战争被称为“泛阿拉伯主义的滑铁卢”。[13]由于巴勒斯坦斗争在阿拉伯事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军事斗争的失利具有不同寻常的政治份量。
最后，阿拉伯统一进展迟缓。虽然阿盟在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合作方面取得了诸多成绩，但问题也不少。前文已论及贸易和建立地区集团方面进展的迟缓，劳务输出也是一个例子。在海湾产油国有大批来自非产油的阿拉伯国家的外籍人员，担任教师、医生、公务员、蓝领人员等工作。虽然同为阿拉伯人，这些外籍人员却往往待遇较低，并在旅行、居留、携眷、归化等方面受到限制。[14]在国际关系方面，一些阿拉伯国家或组织之间因意识形态分歧、领土争端、地区霸权等屡有冲突，包括武装冲突。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阿拉伯前线国家担心与以色列冲突而极力限制巴解在境内的活动，并想方设法组织自己的巴勒斯坦抵抗组织以控制巴解，１９７０年约旦甚至出兵进攻巴解部队。１９８２年黎巴嫩战争中，巴解单独对抗强大的以色列，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给予军事支持，巴解不得不悲壮地撤出贝鲁特。显然，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代表了执政的阿拉伯国家上层精英。作为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兴起的政治思潮和现代化意识形态，阿拉伯民族主义势必带有强烈的反西方色彩和工业化情结，从而在社会经济发展上表现出脱离国情、盲目追求工业化的倾向。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共和制的建立往往是通过军队政变实现的，尽管它们被冠以“革命”的头衔，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变动，与经过广泛的政治动员和人民战争实现的革命不可同日而语。因此，革命对旧政权和旧社会的改革是有限的，各国土改的情况足资证明。同时，阿拉伯民族主义对下层群众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即使在现代化不断发展的条件之下，一般民众仍然受到各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一旦这一思想在实践中遭受挫折，民众的冷漠更是在所难免。总之，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实践中的问题，７０年代初以后阿拉伯共和国开始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改革，８０年代产油的君主制国家也开始了经济改革。它们大体上涉及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具体措施有推进私人资本发展、改革国有企业、积极引进外资、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大力发展劳务输出和服务业、建立自由港和自由加工区等。同时，阿拉伯国家积极发展与邻近的欧洲共同体的关系，一些国家与其签署了联系协定。进入８０年代，阿拉伯国家的区域合作进入新阶段。１９８１年５月，海湾合作委员会成立，它在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方面展开了合作。１９８９年２月，埃及、伊拉克、约旦、阿拉伯也门四国成立阿拉伯合作委员会。同月，北非五国成立了阿拉伯大马格里布统一组织。第二，政治上实行有限的民主化。这在北非最为明显，如埃及、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等国。上述国家逐步开放党禁、允许成立反对党，甚至举行多党选举，个别竞选失败的领导人因此退出政坛（像布尔吉巴）；放松言论自由，允许反对派出版报刊；减少对民间团体控制（如埃及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政策）。但叙利亚和伊拉克两个复兴党政权仍保持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其程度甚至超过科威特这样的君主制国家。第三，宗教限制适当放宽。埃及的萨达特政府要求电台和电视台每天５次播送祈祷词，并在１９７１年修改宪法时写入“沙里亚是国家立法的一个主要来源”，在民法中加入教法条款。在利比亚，卡扎菲在７０年代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重新肯定了利比亚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遗产，从而用伊斯兰教来支撑利比亚的民族意识形态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15]第四，缓和与西方和以色列的关系。１９７３年十月战争以后，埃及率先走上政治解决的道路，通过美国施压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收回了西奈半岛，并与以色列建交。埃及由此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温和派国家之一，它接受的美国经援仅次于以色列。但戴维营协议导致了阿拉伯国家的分裂，以叙利亚为首的激进国家建立了拒绝阵线，阿盟总部迁出了开罗。８０年代以后，政治解决成为大势所趋，沙特提出“非斯方案”，含蓄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这得到了许多阿拉伯国家的认可。
显然，７０－８０年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发生重大变化。反映其主要特征的激进政策逐渐被放弃，阿拉伯共和国的内外政策均开始程度不一地接近阿拉伯君主国，双方间的关系得到改善。作为阿拉伯领袖的萨达特和阿萨德因而被称为泛阿拉伯主义的“修正主义者”或“纠正主义者”。不过事实上，激进民族主义的非意识形态化是第三世界的普遍倾向，这是与同一时期欧亚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相一致的，反映出世界发展的潮流。 第四节 海湾战争以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和前景 ９０年代初，阿拉伯世界的国际环境和地区形势均出现新的重大变化。首先，在国际政治方面，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结果，激进的阿拉伯国家和组织失去前苏联的经济、军事和外交支持，而实力大为削弱的俄罗斯没有能力和足够的意愿卷入阿拉伯事务。相反，以色列继续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而华盛顿开始在中东寻找新的敌人。所谓“文明冲突论”的出笼将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列为西方基督教文明在冷战后的主要对手，“绿色威胁取代了红色威胁”，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阿拉伯国家面临着压力。[16]在国际经济方面，全球化、区域化和信息化迅速发展，与阿拉伯国家隔海相望的欧洲建成统一大市场，阿拉伯世界面临新的挑战。在地区形势方面，盛产石油、拥有百万之师的阿拉伯海湾大国伊拉克于１９９０年一举吞并科威特，首开战后阿拉伯国家相互兼并的先例。此举震惊了阿拉伯世界，被称为类似于“苏联震动”的“阿拉伯震动”。它和随后的海湾战争使阿拉伯民族主义遭遇到“六五”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其影响表现在下述方面。（１）阿拉伯世界无力解决海湾危机，严重分裂，不得不依靠外部势力以武力解决。危机爆发后，埃及、沙特等国先后调解，阿盟要求伊拉克撤军，但均告失败。在阿拉伯国家内部，明显分裂为两个阵营。其中，海湾合作委员会五国、埃及、叙利亚、摩洛哥等大多数国家主张伊拉克撤军、恢复科威特的独立和主权，而阿拉伯也门、约旦、巴解则支持巴格达。最终，沙特等海湾五国向西方提供了军事基地，沙特并与埃及、叙利亚、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派兵参加了多国部队对伊作战。这在当代阿拉伯国家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当然，危机之后因戴维营协议而长期遭受孤立的埃及与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完全缓和，阿盟的总部迁回开罗，埃及前外长埃斯梅特·阿卜杜勒·马吉德出任阿盟秘书长。因此，解决科威特问题的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以往羞羞答答地依赖西方的做法不同，这次海湾国家公开接受西方军队进驻，并提供军队和物资支持，而美国也通过战争及战后的一系列安排完全打跨了地区大国伊拉克，控制了海湾地区，遏制了以巴解为首的阿拉伯激进势力，缓和了与叙利亚的关系，这是它梦寐以求的。 （２）阿拉伯世界的社会经济矛盾进一步凸显。７０年代以来，阿拉伯产油国与非产油国的经济差距大大加深，原先经济落后的海湾国家一跃领先于非产油国。但是，通过对后者的财政援助和输入劳工，双方的鸿沟有所弥补。在７０年代末埃及与利比亚和拒绝阵线国家关系恶化之时，后者并未驱逐国内的埃及劳工。然而，海湾危机爆发后，对立双方立即把移民作为政治武器，海湾国家大批驱逐巴勒斯坦、也门和约旦劳工，而伊拉克则驱逐本国和科威特境内的埃及等国劳工。同时，在也门、约旦等一些国家的民间，许多阿拉伯人支持萨达姆，认为富裕的产油国无意大力援助贫穷的“阿拉伯同胞”，违反了同胞情谊和伊斯兰教义，科威特是罪有应得。伊拉克也通过援助阿拉伯非产油国的许诺争取舆论支持。（３）刚刚展开的阿拉伯区域化进程严重受挫。作为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的科威特丧失独立，阿拉伯合作委员会实际上已经解体。不过，阿拉伯反伊联盟在战后建立了大马士革八国联盟，即海湾六国与埃及、叙利亚的联盟。这是一个包括产油国与非产油国的经济、军事集团，蕴藏着发展的潜力。但是，由于埃、叙与六国在意识形态、国家实力、移民等问题上的差距和矛盾，其合作并未取得进展。只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在科威特解放后吸取了教训，在一体化方面有重大的进展。
（４）巴勒斯坦作为泛阿拉伯事业中心问题的地位下降。这是一个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苏联解体更使巴解失去一个重要的外援。在海湾危机中，在被占领土内外的巴勒斯坦人民广泛支持萨达姆，阿拉法特身不由己地站在伊拉克一边。同时，危机证明阿拉伯国家的内部矛盾成为阿拉伯世界和中东的新热点，而日趋缓和的阿以冲突的地位相对下降。海湾战后，巴解更加孤立，海湾国家的援助全部中止，而以哈马斯为首的伊斯兰激进势力构成对巴解的强劲挑战。巴解终于被迫放弃了阿拉伯国家的统一政策，即对以色列不承认、不缔和、不谈判的“三不”政策，率先走上与以色列秘密谈判的道路。正因为如此，许多西方和阿拉伯学者、政治家公开宣称海湾战争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终结。美国的《经济学家》评论指出：“海湾战争给阿拉伯世界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可能最终是这一观念（指泛阿拉伯观念——作者）的永远破产”。[17]在１９９２年９月号的阿文《Majallat al-Dirasat al-Filistiniya》杂志中，两位阿拉伯作者断言：“阿拉伯民族主义潮流的消退……和领土及地方倾向的开始”是当前地区政治的主要特征。其他人士则用“边缘化”、“无足轻重”、“困境”和“危机—灾难”之类术语来描述阿拉伯世界的局势。（转引自Karawan前引文）在阿拉伯激进势力严重受挫的形势下，美国主导的阿以和谈取得重大突破。１９９１年在华盛顿展开了有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解参加的阿以双边会谈。１９９３年，巴以签署奥斯陆协议，结束了战后持续近５０年的流血冲突。尽管巴解明显违反了不单独缔和的政策，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仍对协议表示欢迎，并且约旦随后也与以色列签订和约、建立外交关系，阿拉伯世界与犹太国的关系大大改善。阿以关系的突破为地区合作开拓了新的舞台。阿拉伯国家开始削弱对以色列产品的抵制，并参加了有美国、俄罗斯、欧共体和其他中东及地区外国家、国际组织参加的中东北非经济首脑会议，就本地区的基础设施、水资源、能源、旅游、移民、环境、金融和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合作进行讨论，并成立了中东北非开发银行。同时，在欧盟提出新地中海战略的背景下，埃及、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和海湾国家与欧盟开始了有关新的联系协定的谈判，约旦还与美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埃及、科威特、阿联酋和卡塔尔则先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阿拉伯国家在改革国营企业、金融外汇体制、资本市场、推进私有化及建立自由贸易区、加工出口区、降低关税、发展信息技术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从而在经济外向化、全球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在加强与西方联系和经济开放的同时，阿拉伯世界也加强了内部集团化的步伐，如海湾合作委员会在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一体化大大加速。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以及在意识形态、社会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存在诸多矛盾，阿拉伯世界的经济合作发展仍然不尽人意。１９９６年利库德集团上台后，中东和平进程出现倒退，阿以之间的经济合作出现停滞。另外，由于伊拉克经济遭到战争严重破坏，以及国际社会的长期经济制裁，其经济倒退了几十年，基本日用品和药品缺乏，人民普遍营养不良，婴儿死亡率急剧上升。伊拉克人民的不幸遭遇得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广泛同情，昔日的反伊联盟已不复存在。相反，美英的禁飞区政策和制裁政策受到抨击，尤其是１９９８年未经联合国授权对伊进行的“沙漠之狐”打击更引发激烈反对。２０００年下半年，约旦、黎巴嫩、埃及、叙利亚、也门等许多阿拉伯国家不顾美国的禁令，先后组织飞机向巴格达运送人道主义物资。此外，约旦外长首度访问伊拉克，埃及重新派驻了大使，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恢复了在伊的代表处，伊拉克和叙利亚还同意重开两国间的输油管。同年１０月，伊拉克首次被邀请参加在开罗举行的阿盟首脑会议，并与埃及签订了阿拉伯世界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这是走向建立阿拉伯共同市场的步骤之一。因此，海湾战后阿拉伯世界出现的分裂已有所弥和。１９９９年工党巴拉克政府上台，但此后以巴谈判并未取得突破，而阿拉伯世界舆论普遍认为担任和谈调解人的美国偏袒以色列，尤其是美国国会决定将驻以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以后。２０００年秋，由于和谈长期未获进展而悲观失望的巴勒斯坦人对沙龙造访阿克萨清真寺极为愤怒，爆发了１９９２年以来的新的起义。以军使用坦克、直升机、导弹等现代化武器残酷镇压起义，美国在巴勒斯坦和伊拉克问题上奉行的“双重标准”，激起了阿拉伯世界的一片抗议，一些国家恢复了对以色列的经济抵制。伊拉克抓住时机，向巴勒斯坦提供大量物资援助，并一再声称将向以色列发射中程导弹。人们不难看出，世纪之交的上述事件证明了阿拉伯民族主义仍然具有的潜在影响。综上所述，阿拉伯民族主义是起源于１９世纪、兴盛于２０世纪的中东泛民族主义的重要形式之一。宁骚在《民族与国家》一书中指出：“当民族主义主张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宗教共同体、传统文化共同体、语言或语族共同体、种族共同体、地理单元的基础上，形成联盟、邦联、联邦甚至统一的国家的时候，它（指民族主义——引者注）就变成了泛民族主义”。[18]在近现代历史上，泛民族主义的具体形式有泛斯拉夫主义、泛日耳曼主义、泛突厥主义、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黑人主义、泛非主义、泛美主义、泛欧洲主义等。在第三世界，与阿拉伯民族主义（即泛阿拉伯主义）最为接近的思潮应是泛黑人主义和玻利瓦尔倡导的大陆主义（后演变为泛美主义），因为它们均涉及各自的共同语言、文化、种族、宗教和地域，而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大陆主义还各有共同的历史（阿拉伯帝国和西班牙美洲）。从近现代世界史看，泛民族主义在建立统一的邦联、联邦或国家方面无一成功。但在第三世界，它们仍然发挥了进步的历史作用，这至少可以列出两点。第一，推动了各自地区的地方民族主义或国家民族主义的崛起和发展。可以说，正是在泛民族主义充分发展的背景下，有关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才蓬蓬勃勃而不可阻挡。在拉美，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地区性解放战争先于各国的独立；而在新月地带，阿拉伯大起义揭开了现代阿拉伯独立运动的序幕。第二，推动了地区性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例如阿盟、美洲国家组织、泛非大会与非洲统一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等。这些组织对推动各地区国家间在各领域的合作和整个第三世界的合作发挥了程度不同的积极作用。但是无庸讳言，泛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之间必然存在着矛盾。在阿拉伯世界，这一矛盾贯穿于整个２０世纪，而且如前所述，其总趋势是国家民族主义的逐渐兴盛。不过，全球化和集团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是大势所趋。阿拉伯国家的经济私有化、市场化和政治、思想上的非意识形态化实质上正是全球化的表现。同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主权日益受到侵蚀，此即所谓的“非民族国家化”，而“国际政治的道德化”为后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干涉他国事务提供了借口，文化全球化则为西方文化进一步涌入阿拉伯世界创造了条件。从有利的方面看，全球化将促使阿拉伯国家在经济上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在政治上进一步开放和民主化。从不利的方面看，除了西方政治、军事干涉的潜在可能和文化的进一步渗透外，阿拉伯国家面临着一个重大课题，即在民族国家构建问题上的困境。如前所述，许多阿拉伯国家在这方面存在诸多障碍，而现在它们在完善民族国家构建的同时，还必须解决融入全球化潮流的问题。民族国家的构建要求加强民族的认同和凝聚力，而全球化则倾向于民族国家的解构，实现两个阶段的跨越构成一个政治悖论，这是对阿拉伯世界的真正挑战。但是，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地区组织的终结。西方学者罗兰·罗伯逊一再指出，全球化也意味着区域化，因而提出“全球区域化”的概念。乌尔里希·贝克宣称：“国际组织是国际合作得以进行的不可或缺的结构和根源。”[19]因此，为了对付由于全球化而加剧的南北冲突，共同解决影响地区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在以巴冲突持续不断的局势下保持对以色列的压力等地区性政治问题，维护阿拉伯民族文化，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仍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但是，阿拉伯国家必须同时解决本国民族构建和政治民主化等方面的问题，非此不能促进阿拉伯区域合作的发展。因此，未来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仍将保持其生命力，但在阿拉伯国家联合的道路上还会有重重困难和障碍。 （摘自王京烈主编《当代中东政治思潮》，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第三章）[1] 参见黄民兴：《中东民族主义的源流和类型探析》，见肖宪主编：《世纪之交看中东》，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
[2] Reeva S. Simon. Iraq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The Cre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Nationalist Ideology. New York, 1986, pp.16-19.
[3] 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4] 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9－353和359－360页。
[5] 参见黄民兴：《1900～1941年伊拉克民族主义的发展》，《西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试析伊拉克哈希姆王朝的历史地位》，载王铁铮主编：《中东南亚研究》，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第3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
[6] 黄运发、黄民兴：《中东画卷——阿拉伯人的社会生活》，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7] 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章。
[8] Amatzia Baram. Culture, History and Ideology in the Formation of Ba'thist Iraq. New York, 1991.
[9] 参见黄民兴：《论20世纪中东君主制的兴衰》，《西亚非洲》1997年第3期。
[10] 参见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三章第二节。[11] 萨阿德·埃丁·易卜拉欣：《阿拉伯世界中的民族冲突与建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年5月刊。
[12] 转引自易卜拉欣前引文。
[13] F. Ajami. "The end of pan-Arabism",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78/79.
[14] 参见黄民兴：《沙特阿拉伯——一个产油国人力资源的发展》，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四章第二节。
[15] [美]J.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东方晓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16] Ibrahim A. Karawan. "Arab Dilemmas in the 1990s: Breaking Taboos and Searching for Signposts",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48, no.3, 1994.
[17] "A New Arab Order. Nationalism vs. Unity", The Economist, vol.320, no.7726, 1991.
[18]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19] [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和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