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剪子什么牌子的好:一名在校大学生，父母均为高级军官，被同班女生诬告强奸罪——律师写的原文 人人网日志

一名在校大学生，父母均为高级军官，被同班女生诬告强奸罪——律师写的原文 来源： 陆燕华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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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电话铃声响起。我迷迷糊糊地拿起手机，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号码，不由得叹了口气，打起精神，接通了电话。

给我来电话的，是一位姓王的女军官。她是某著名军队医院的内科主任，丈夫是某军区参谋长。她的儿子小志，一名20岁的大学生，此时正关押在看守所里，罪名是强奸。终审判决已经宣判，她没有放弃努力，仍然在为儿子奔走。

王医生在电话里充满歉意，说：“这么晚了还打扰您，真不好意思，我睡不着觉，还是想跟您谈谈小志的案子……”

案件的证据我已经滚瓜烂熟，所有的细节我似乎都亲身经历。我驱走睡意，和王医生研究起案件的突破口。我知道，通话至少要持续一个小时，这个夜晚注定无眠了。

一、

王医生第一次来到我办公室的时候，身穿军装，一脸的悲愤。她说，她的孩子小志因为涉嫌强奸被公安机关立案，关押了一个多月后取保候审，现在案件已经开过一次庭。她在网上看过我关于强奸罪的分析，觉得非常专业，希望我能接受委托，代理这个案子。

在了解到她的家庭情况之后，我第一个反应是：“官二代”。对于这个群体，老实说，我非常反感。他们做出无法无天的事情，完全是意料之中。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那是替天行道。

王医生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她诚恳地对我说：“下次我让孩子跟我一块来见见您，他是个很老实很内向的孩子，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说着，她从包里拿出厚厚的一叠材料。

我仔细翻阅着那一叠材料，脸色渐渐变得凝重。这是她之前聘请的一位律师写的辩护意见和搜集的部分证据。透过这些材料，我对案情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小志是大一的学生，在北京一所很普通的高校读书。洋洋是他班上的一位女同学，是在新疆长大的汉族女孩。刚开始的时候两人关系一般。但是，当洋洋知道了小志的家庭情况后，突然对小志变得非常热情，经常在QQ上找小志聊天，言语暧昧。比如，给小志发一些“亲吻”、“玫瑰花”“害羞”之类的表情，管小志叫“哥”，要小志“抱抱我，亲我”、“喜欢我”等。不到一个月时间，他们的聊天记录竟然有100多页。

案发前一天是周五，晚上两人在QQ上聊了很长时间。洋洋给小志发了一张女性胸部特写的图片，问小志“你喜欢大胸女人吗？”，还说自己“胸不够大”，“想去丰胸”。洋洋还问小志“周六晚上你妈妈在家吗，我想到你家去住”，而且“我要穿你的睡衣”等等。两人商量好了周日一起去看电影、上餐馆吃饭。

周六下午四点，洋洋如约来到小志家中。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两人的说法完全不同。

洋洋在公安机关报案时陈述：小志从地铁站接到她后，在他家单元楼下突然兽性大发，将她强行拽上四楼。小志打开房门后，将她从客厅拖进卧室，然后按倒在地上意图强奸。她极力挣扎、反抗，苦苦求饶，甚至以死相逼。趁小志不注意，她夺门而出，跑到小志家边上的军队医院门诊部。在电梯里洋洋看到一位送盒饭的工人，央求这名工人将她送到地铁站，这才侥幸逃脱。

而小志的说法却是：接到洋洋后，他们一起上楼进入房间。先是坐在一起玩电脑、听歌，然后又逗了会小狗。后来，小志带着洋洋参观家里的房间。走到卧室的时候，他抱住了洋洋，两人倒在床上。但是洋洋一直在挣扎，还挠了一下他的脸。他就算了。两人又听了一会歌。洋洋说肚子饿了，想出去吃饭。他们一起离开。路过医院门诊部的时候，洋洋说去上个洗手间，然后进了大楼。小志等了半天，没等到洋洋出来，拨打洋洋手机，一直没有接听，小志只好独自回家了。

当天晚上，洋洋给小志打电话。小志问她去哪了。洋洋回答说：“临时有事，直接回表姐家了”。洋洋还说：“我的包落在你家里了，里面有两万元现金，你明天把包给我送过来。”小志找到洋洋留下的背包，包里只有一个小玩偶和几件衣服，没有现金。第二天上午，小志来到约定的地方，洋洋和她的表姐一起来的。小志说：“我没看到包里有钱。”洋洋说：“你不把钱还给我，我就报警。”小志说：“反正我没拿你的钱，你爱报警就报警吧。”

周一上课的时候，洋洋主动找到小志，说这个事情算了，要小志删除QQ聊天记录和手机短信。小志当洋洋的面删除了手机短信。但是在删除QQ聊天记录的时候，他留了个心眼，删除之前做了备份。周二下午，洋洋向派出所报警，小志在学校被警察带走。

仔细比对两人对案情的陈述，我感觉小志的说法更符合常理。既然和洋洋一起到自己家里，小志何必那么迫不及待，在楼道口就突然“兽性大发”，将洋洋强行拽上去呢？这是军队的家属楼，邻居们都是天天照面的叔叔阿姨，小志难道不怕被人看见吗？按照洋洋的讲述，小志更像是一个作恶多端的色情狂，而不是大一新生。

我拿着厚厚一叠打印出来的QQ聊天记录，一页一页仔细查看。里面有很多连我看了都会面红耳赤的言语和图片，都是洋洋发给小志的。看得出来，洋洋很主动、很开放，而小志则很被动。面对洋洋的挑逗，他更多的是以“……”或者“呵呵”回应。

根据聊天记录，在案发之前，洋洋多次向小志打听他家的经济状况，包括父母的职务、收入、几套住房等等。洋洋还说她想家了，元旦的时候想坐飞机回新疆，但是钱不够，问小志能不能帮她买机票。小志没有回应。案发前一天晚上，洋洋更是极力挑逗小志，主动提出要去小志家过夜，并说“哥哥你可不许欺负人家哦”之类的话。任何一个男人，看到这些话都会血脉贲张、浮想联翩，何况是一个青春期的小男孩呢。

我问王医生：“你没有将这个聊天记录交给警察吗？”

王医生一脸的愤怒，说：“小志被带走后，警察扣押了他的笔记本电脑。他在警察问话的时候，告诉警察他电脑里的聊天记录可以证明他和洋洋的关系。但是警察却告诉小志，他的电脑开不了机，无法调取聊天记录。小志取保候审之后，我们取回了电脑，找一名技术人员帮我们修理电脑。电脑技术员说，小志的电脑被格式化了！”

我震惊了。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这可是非常严重的行为啊！

王医生接着说：“后来我们想尽一切办法，通过专业技术人员帮助，恢复了电脑里的数据，这才把聊天记录调了出来。但是，我们把聊天记录交给警察的时候，他们说，这个东西没用，你儿子已经承认了他想强奸洋洋！”

我苦笑着摇头。在很多办案人员的心目中，口供是“证据之王”，只要犯罪嫌疑人承认了，再有力的证据他们也不放在眼里。如果嫌疑人不承认，他们就会想办法让他承认。冤假错案，大多就是这样形成的。

二、

几天后，王医生带着小志来到我的办公室。

出乎我的意料，小志竟然是一副腼腆、木讷的样子。他瘦瘦高高，脸色苍白，眼窝深陷，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没有一丝的张扬和跋扈，也感觉不到那种不可一世、满不在乎的戾气。难怪他的妈妈不相信他会强奸。

我问小志：“为什么在看守所里会承认自己想强奸洋洋呢？”

小志说：“警察告诉我，电脑坏了，里面的资料都找不到了。我想这个事情我现在说不清楚了。警察又说，只要承认了，很快就可以取保候审出去，我就承认强迫了洋洋，想和洋洋发生性关系。”

王医生告诉我，小志被关押以后，她和小志的爸爸不敢肯定小志是不是犯罪了，想争取得到洋洋和她家里人的谅解。他们在军队保卫处干部的陪同下，专门去了新疆洋洋家里，当面赔礼道歉，给了洋洋家十万元的赔偿。洋洋也写了《谅解书》，同意司法机关对小志从轻处理。司法机关考虑到受害人已经原谅，而且小志又是在校学生，所以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然而，在案件进入法院审理程序后，洋洋向小志家里追加了两个条件，要求再赔偿5万元，并且小志必须从学校退学。此时小志的笔记本电脑数据已经恢复，王医生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回绝了洋洋提出的条件。洋洋立即委托律师向法院提交新的申请，撤回此前的《谅解书》，要求法院从严惩处小志。

王医生说到这里，浑身颤抖，泪如雨下。

我对这个军官家庭充满了钦佩和同情。以他们的身份地位，稍微动用一些关系，摆平这点小事应该不难。但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自己的孩子可能有错，应当安抚受害人。得知真相后，他们仍然没有考虑如何去恐吓、报复洋洋，而是通过律师寻求法律的公正处理。这么正直的军官，令人崇敬。同时也让我坚信，这样的家庭不会教育出混账孩子。

但是，事情已经变得非常棘手。不知什么原因，侦查机关轻信了洋洋的一面之词，检察机关没有认真审查证据，稀里糊涂地将案件起诉到了法院。如果小志无罪，办案人要受到相应处分。办案单位实质上已经与洋洋是一个阵营，他们为了个人利益考虑，必然会将错误坚持到底。我们的对手，不仅仅是那个叫洋洋的女孩，还包括了办案单位的相关人员。这是令人头疼的事情。

我们没有退路，只能选择无罪辩护。小志刚刚成年，不能有任何犯罪污点。对于一个尚未结婚甚至连恋爱都没有谈过的小男孩来说，这个莫须有的“强奸罪”将是他一生的阴影，会严重影响到他今后的恋爱、婚姻和工作。据我所知，在监狱里“强奸犯”是最为人不齿的。他们在监狱里的地位最卑贱，受尽同监犯人的歧视和欺凌。这是一个孩子无法承受的。

小志的爸爸，军区参谋长从外地打来电话：“易律师，如果我的孩子真的犯罪了，作为一名军人，我们绝对不会包庇他，哪怕是判小志死罪，我们也认了！但是，如果他没有犯罪，我们一定会坚持到底，为他讨回公道！”

三、

我把案卷认真研究了几遍，得出结论：小志确实是被冤枉的。

检方认为，洋洋在小志对其拥抱、亲吻的时候进行了反抗，事后又报警，可以认为是“违背妇女意志”，虽然小志没有得逞，仍然可以认定为“强奸未遂”。从表面上看，检方的指控似乎说得通，但认真推敲之后，却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在强奸罪的认定上，司法机关历来忽视嫌疑人与受害人的身份关系。异性熟人之间与异性陌生人之间的交往，肢体接触的尺度必然会存在重大区别。

我曾经给清华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班的同学们讲课，谈到这个案例。我让在座的女同学回答我的问题：“如果一位女生经常在QQ上给某位男生发亲吻、鲜花等表情，发大胸女人的图片，告诉这个男生她想去丰胸，问这个男生喜不喜欢大胸女人。如果这个女生主动提出要到这个男生家里过夜。在男生家里，这个男生强吻了她，但是在女生的反抗下没有进一步的行为。你们认为这算不算强奸未遂？”下面的女同学异口同声地回答：“当然不算。”

绝大多数人都会做出这样的回答。但是，办理本案的警察和检察官却并不这么认为。难道他们都不食人间烟火？

如果小志所说的一切是真实的，那么这个叫洋洋的女孩太可怕了，她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与险恶。她先是通过言语和图片刺激小志，挑起他的性冲动，在事情发生之后，又谎称自己包里有两万元现金（一个家境并不宽裕的在校女生，哪来的两万现金随身携带呢？如果这两万元是真实的，为什么后来又只字不提？），想借机敲诈小志。敲诈不成，又欺骗小志删除两人的手机短信和QQ聊天记录。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这才向派出所报警。收下小志父母的10万元赔偿金之后，得寸进尺，要小志家里再给5万元，还要小志退学。她的行为匪夷所思，明显已经构成诬告陷害和敲诈勒索，为什么司法机关对此却视而不见？

小志承认自己对洋洋有强迫的行为，而且也想和洋洋发生性关系。这是一个发育正常的男人的本能反应。在恋爱交往中，一般情况下男性占据主动，行为带有一定的侵略性和轻微的强制。女性由于羞涩和恐慌，即使对男性有好感，也会本能地产生抵触、反抗。男方通过轻微的强制来试探女方的反应，如果女方愿意接受，会在接下来的过程中放弃抵抗。如果女方坚持抵抗，男方应当尊重其意愿，停止侵犯行为。有过恋爱经验的人，都清楚恋爱中男女交往的基本规则。

在这个案件里面，情窦初开的小志通过与洋洋的聊天，接受了洋洋大量的性刺激，由此形成“洋洋愿意和自己发生关系”的认识。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小志对洋洋有拥抱、亲吻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在两人的肢体接触中，小志对洋洋采取了一些轻微的强制，这是小志对洋洋是否愿意更进一步的试探。当洋洋做出明确的拒绝表示后，小志停止了亲昵的举动。小志的行为并没超过恋爱的尺度，没有任何不妥的地方。

性冲动是人类的原始本能，存在于每一个正常人的身体之内。“冲动是魔鬼”，但“性冲动”却是人类社会发展、延续不可缺少的因素。性冲动本身并不是罪恶，性冲动失去控制，才可能构成犯罪。

小志是什么时候才判断出洋洋“不同意”的呢？小志在侦查机关的回答是：“我们进了卧室之后，我将她扑倒在床上，她坚持要起身，还对我说了不要这样。这个时候她就是不愿意和我发生关系。但我还是用手按住了她的肩膀，不让她坐起来。”小志的回答显然不是当时真实的想法，而是在接受讯问时回忆当时情形而做出的事后判断。

年轻男性在性冲动的支配下，判断力比平时要低很多，此前洋洋给小志的性刺激过于强烈，必然不会刚刚遇到轻微反抗，就放弃对洋洋的试探。根据一般生活经验，一个人从性亢奋恢复到理性，是一个逐渐消退的过程。小志与洋洋强制与反抗的胶着状态，持续的整个过程只有短短的一两分钟，小志需要一段时间来判断洋洋的反应，克制冲动、冷静下来。

洋洋在QQ聊天中发出的挑逗（“愿意”），和她在小志家的最初反应（“不愿意”），两种态度截然不同，其中巨大的变化对小志造成了严重的认知困难。洋洋的真实意愿到底是怎样的，小志需要进一步试探，重新建立起认识，而这种认识的重新构建，不可能在瞬间完成。洋洋通过不断的反抗行为，逐渐消除了此前基于QQ聊天给小志带来的认识（“愿意”），当全新的认识（“不愿意”）建立之后，小志停止了强制的行动，放弃了更进一步的努力。小志的行为属于刑法理论上的“试探和奸未成”，与“强奸未遂”有着明显区别。

办案人员在看到QQ聊天记录的时候，应当已经知道了案件的真相。但是，案子他们为什么还要将程序继续下去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四、

检方的证据里，除了洋洋的陈述，还有一份很重要的证人证言，是她在医院门诊部电梯里面遇到的送盒饭的工人。两人分手的时候，洋洋问他要了手机号，所以警方很容易就找到了他。

我不由得佩服这个女孩。如果她真的是被人强奸未遂，在那种慌乱、害怕的状态下，她还能记得让一个陌生男人留下手机号，“为了以后报答他”。这种冷静、理性和感恩，是大多数年青女孩子做不到的。如果她的目的不是“报答”而是其他，她的心计也令人佩服。

送盒饭的工人证实：当天傍晚他在电梯里看见洋洋不停地打电话，还在哭。电梯到五楼妇产科的时候，洋洋本来走出了电梯，但是立即又回到电梯里，向他求助，说是有人在追赶他，请他帮忙送她到公交车站。

小志的另一位辩护人陈律师此前也找到这位送盒饭的工人取证。送盒饭的工人证实：洋洋当时衣衫整洁，脸上没有任何伤痕和异常。

这与洋洋报案时所说的情况存在很大区别。洋洋说，当时小志将她摁倒在地板上拖进卧室。在施暴过程中，小志扇了她的脸，把她的脸都打肿了。

在上一次开庭的时候，洋洋对法庭说，她的室友经常冒充她与小志QQ聊天。但是，陈律师取得洋洋几位室友的证言，证明她们各自使用自己的电脑，从未冒充洋洋和小志聊天。

现有的证据我仍然觉得单薄，我决定到现场亲身体验一下。

小志的家和军队医院紧挨着，是医院的家属楼，每隔一两百米都有值勤的岗哨。如果当时洋洋惊慌失措地跑出小志家，必然会引起岗哨的注意。但是，根据我的调查，当天值勤的战士没有发现异常情况。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已经隔得比较久远，监控录像已经无法提取。

家属楼只有五层，没有电梯。楼道口很窄，最多只能两人并行。楼梯有木质的扶手，下部是铁栅栏。洋洋说，当时小志一只手勒住她的脖子，一只手搬起她大腿，把她弄上楼。我站在楼梯上比划了半天，都没搞明白这是怎样的一种姿势。当时洋洋完全可以抓住扶梯或者大声呼救，让小志无法得逞。但是，我调查了住在三楼一位女医生，她当天下午正好在家，没有听见外面有任何异常的声响。

走进小志的家，里面摆设很普通。由于小志的爸爸长期在外地工作，王医生又经常值班，家里的卫生条件并不是太好。地板上有一层灰尘。如果当天洋洋确实被摁在地板上，而且是被拖进卧室的话，衣服上肯定会留下污痕。

三楼的邻居给我们提供了一位证人，是她家的送水工。根据送水清单显示，当天下午他给那位邻居家送过水。送水工说，下午六点多钟他送完水下楼，看见一对年青男女并肩下楼，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但是，想不起来那对年青男女长的什么模样。

从小志的家直行100米就是热闹的大马路，有报亭、水果摊，还有一个公交站台，人来人往。奇怪的是，洋洋当天离开小志家后，没有直接跑向公交车站，而是左拐右拐，朝着几百米外的门诊部大楼而去。

我根据医院的记录走访了当天值班的医生护士。他们都说，六点钟左右的时候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如果洋洋当时真的是求救，一路上有那么多值勤的战士，门诊部也有值班的医生、护士，她为什么还要跑到五楼的电梯，向一个送盒饭的工人求助？如果说她担心医院的工作人员跟小志熟悉，那完全可以找一个来看病的人帮助她。在那种紧迫的情况下，她精心选择了一位与医院没有多大瓜葛的送盒饭工人。难道送她上公交站台这种小事情，也需要考虑那么细致周全吗？莫非她一开始就知道，这个送她去公交站台的人，必然会成为本案的关键证人，所以才留下对方的手机号码？

想到这里，我打了一个冷战。这个女孩，太可怕了。

五、

案件再次开庭。洋洋没有参加这一次的庭审，我稍微觉得有些遗憾。我很想见识见识这个女孩，向她提几个问题。也许是上一次开庭时辩护人的提问已经让她无法回答，所以干脆委托律师出庭。

检方的证据主要包括：洋洋的陈述；小志的供述；洋洋表姐的证言；送盒饭工人证言；同学证言；洋洋遗留在小志家中的物品。基本上都是言辞证据。

针对洋洋的陈述，我指出：洋洋与小志如果是普通朋友，怎么可能轻易接受小志的邀请，单独和他吃饭、看电影，甚至是去他家里过夜？小志在上楼时突然“兽性大发”、洋洋离开小志家以后的逃跑路线、向送盒饭的工人求助等方面的内容，都存在违背常理之处，也与证人证言抵触，显然洋洋在说谎。

对于小志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我指出：以12月25日为界，小志对“自己与洋洋的关系”、“洋洋来自己家的起因”以及“离开家以后的过程”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陈述。在“我们互是有好感的”、“洋洋在QQ聊天中表达了来家里住的想法”、“双方一起离开家”这三点上，12月25日之前的三份供述是一致的。而12月25日之后的三份笔录却是做了相反的陈述。我认为：QQ聊天记录、手机通话清单以及其他的客观性证据均能印证小志在12月25日之前所做供述的真实性。

洋洋的表姐在证言中说，她在当晚见到洋洋的时候，发现她脸颊红肿。她让洋洋给小志打电话，但是小志却一直不接。表姐对洋洋脸颊受伤的描述，与送盒饭工人的证言矛盾。而我们调取的手机通话记录显示，当晚六点到八点之间，小志三次主叫洋洋，最长通话时间接近两分钟。很显然，洋洋的表姐也在说谎。

两位同学主要证明小志与洋洋是普通同学关系，洋洋在新疆有男友。QQ聊天记录已经证明，洋洋与小志之间确实存在暧昧的关系。洋洋既然有男友，却跑到一名普通的男同学家里去“过夜”，这算什么呢？

总体上来说，检方出示的有罪证据非常单薄，没有形成证据链，而且事情不清，重大疑点未得到排除，不符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

我指出：本案是发生在男女同学之间的强奸未遂案件，控辩双方争议焦点在于，小志的行为是否违背洋洋意愿。围绕争议的焦点，需要查明六个方面的事实：

1、被告人与被害人是什么关系？

2、受害人为何来到被告人家中？

    3、在被告人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4、受害人逃离的路线？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路线？

5、受害人逃离时的外貌、衣着、神态是怎样的？

6、事件发生后双方有没有进行过联系？联系的内容？

证明“小志与洋洋之间是亲密男女关系”的证据有：长达191页的QQ聊天记录，里面有大量的挑逗性话语和图片；洋洋三位室友的证言，证明她们从未冒充洋洋与小志聊天；电脑专业技术人员证明小志电脑数据恢复的情况；手机通话清单，证明两人通话、短信往来频繁，甚至在深夜12点之后还有密集的短信联系；洋洋自己在公安机关也承认，两人约好一起吃饭、看电影。这些证据足以说明：小志和洋洋已经超越了普通的男女同学关系，至少在小志看来，两人已经是在恋爱了。

证明“洋洋到小志家里过夜是两人之前商定的事项”的证据有：QQ聊天记录中，洋洋明确提出周末要到小志家里住一晚，两人还就一些细节问题商量，洋洋说“想到周末要去哥哥家去住，好兴奋好激动哦”；手机短信截图，案发当天上午九点多，洋洋给小志发来一条短信，说“哥，我出门咯，哈哈，晚上见”，这是小志手机里唯一一条没有删除的短信；手机通话清单，证明当天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小志向洋洋发出8条短信，在下午四点前后，小志呼叫洋洋三次。这些证据驳斥了洋洋所说的“那天下午临时接到小志电话，说请我吃饭”的谎言，说明到小志家“过夜”是两人早就商定的。

证明“小志没有对洋洋施暴”以及“洋洋离开时状态”的证据有：学校对小志的品行证明和老师的证言，证明小志品学兼优，获得“三好学生”等荣誉；小志家邻居的证言，证明当天没有听到任何异常声音；送盒饭工人的证言，证明当天洋洋衣衫整洁、脸部没有伤痕；小志的母亲王医生的证言，证明家里的卫生半个月才打扫一次，地板很脏；小志自己的陈述，证明当天只是将洋洋压在身体下面，没有使用暴力。

证明“洋洋离开时的路线”的证据有：小志的陈述，当天洋洋来到家里之后，为了防止妈妈突然回家，他特意用钥匙从里面反锁了房门，拔下了钥匙，洋洋不可能“趁小志不注意，夺门而逃”；送水工的证言，证明当天下午六点左右，看到一对年轻男女并肩下楼，没有异常；军队医院值勤战士、医生、护士的证言，证明在他们值班期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军队医院平面图以及门诊部大楼内部、外部情况的照片，证明洋洋所说的“逃跑”路线舍近求远，违背常理；军队医院《每日医疗概况》，证明当天该院的门诊病人为2319人，洋洋完全可以在一楼向任何一名病人求助，而不必要到五楼妇产科找到送盒饭的工人求救。

证明“小志和洋洋事后仍有频繁联系”的证据有：QQ聊天记录，证明当晚小志对洋洋的突然消失表示了担忧，第二天两人还就归还洋洋遗留物品进行商量；手机通讯清单证明，洋洋离开小志家后，直到小志被公安机关带走，在两天的时间里，小志向洋洋发出30条短信，两人互通电话18次。这样高密度的联系，他们在商量什么事情呢？公安机关并没有查明这一重要的事实。

我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多达几百页，光是《质证意见》就有一万六千多字。无论从证据的数量、质量还是证据的客观性，都远远超过了检方。这些证据足以说明：洋洋在撒谎，小志是无辜的。

六、

庭审之后，法官多次找我们谈话，意思只有一个：本案确实存在情况，但问题不大，如果认罪，可以判处缓刑。如果不认罪，就判实刑。

我大失所望。我们的证据如此充分，竟然还要认定小志构成犯罪。需要用小志的有罪，来证明办案单位的正确？被告人的清白，难道无足轻重？堂堂的公检法机关，就这样被一个90后的小女孩玩弄于股掌之中？荒唐啊。

王医生坚决不同意让小志认罪。无论是从一个母亲的角度，还是从一名军人的角度，她都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蒙受不白之冤。

我让小志自己拿主意。

小志抬起头，问我：“易律师，您说我有罪吗？”

我说：“如果你这样也算有罪的话，天底下每个男人都有罪。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都有类似的经历。只是你遇到的这个女孩太毒了。你不但没有罪，而且根本没错。你别自责。”

小志低下头想了很久，说：“如果我没有犯罪，那我为什么要认罪呢？”他的眼里，充满了迷茫和委屈。

在得到我们肯定的答复后，法官无奈地摇摇头。

几天之后，法院宣判。虽然早有准备，在听到“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的结果后，王医生顿时放声大哭，瘫倒在地上。法警给小志铐上手铐，带上了囚车。

我强忍内心的悲愤，安慰这位痛苦的母亲。这是一位解放军的大校军官，军队医院的业务骨干，她的丈夫也是大校军衔，不久就会晋升为少将。他们的孩子正蒙受着巨大的冤屈。作为母亲，她明知道孩子是无辜的，却救不了他。他们捍卫这个体制，在体制内也已经有了相当的级别，但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却被这个体制认定为罪犯。真是莫大的讽刺啊。

《判决书》的内容完全自相矛盾。既认可我们提交的QQ聊天记录等证据的真实性，又认为小志的行为构成了强奸未遂。当然，在我的律师生涯中，这样荒唐的《判决书》见多不怪了。只不过这一次被冤屈的，不是普通家庭的孩子。

王医生决定上诉。上诉期间，两级法院、检察院的相关负责人多次听取我们的意见，最后还是那个条件：只要认罪，就改判缓刑，不认罪，维持原判。

在这一点上，王医生和她的丈夫从未动摇，他们展示出军人的固执：“我的孩子是无罪的，决不认罪。”

我多次去看守所会见小志。他脸色苍白，目光却变得坚毅。他让我带话给妈妈：“让她别担心，自己注意身体，别太为我的事情伤心劳累。告诉我爸爸妈妈，我不会给他们丢人。”

几个月后，二审裁定下来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一次，王医生没有哭，拿着《裁定书》，她的手微微颤抖。走出法庭的时候，她回过头对二审法官说：“我一定会申诉到底，我一定要救出我的孩子。”

在我的建议下，王医生正在通过军队有关方面在向司法机关交涉此事。其实这个建议我早在一审的时候就已经向王医生提出，她基于种种考虑，不想给部队首长添麻烦，所以迟迟没有行动。事情到了这一步，为了孩子，只能这么做了。

我相信，这个案件最终会还小志的清白。我同时坚信，玩火者必自焚。无论是陷害小志的那位女孩洋洋，还是那些将错就错、把法律当成交易的案件承办人，总有清算的一天。

就像那句著名的预言：我们等得到。

易胜华   

北京  2011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