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一说起历史我就泪流满面

崔永元在京郊怀柔开起了个人电影博物馆。

崔永元参加《艺术人生》十周年特别节目，为5年前“误伤”朱军而鞠躬致歉。

崔永元参加周立波的婚礼了。

崔永元发布纪录片《我的抗战》及同名图书了。

崔永元领衔制作的《新电影传奇》2011年元旦就要开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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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小崔说事》没有了《实话实说》当年的火爆，但只要崔永元一出场，他的幽默和机智仍会让媒体眼前一亮。也许，世俗名声对47岁的崔永元已不再那么重要了，2002年患上的那场抑郁症已让他对人生有了更深的思考。

如果说这些名利对他还有一点点重要，可能是因为他要借助知名度去做更重要、更有功德的事，比如《我的抗战》，比如筹划中的“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 抑郁症是病，不是灾难 1993年，在央广服务了8年的崔永元介入《东方时空》的创办；3年后，他开始主持《实话实说》，自此开启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全新话语型态。然而到了 2002年，突然传出他患上后来广为人知的抑郁症，病因就是他的完美主义。

本世纪初的2年是《实话实说》的巅峰期，该节目拥有着较高收视率，为央视也贡献了较大份额的广告，但崔永元不满足于原地踏步。在数年前的一次采访 中，他回忆了当时陷入职业瓶颈的情形：“同样一个话题，我们换个角度又去说。有一阵我精神恍惚，坐着的嘉宾，我都觉得好像来过，采访过，那种感觉挺可怕， 就好像是演戏了。也许观众可以原谅我们，但我们已经无法自我原谅。转圈还不可怕，可怕的是还在下滑，所以我当时觉得承受不了了。” 2010年5月中旬，在《我的抗战》的一次放映会上，崔永元向客串主持的柴静再次讲述了8年前不得不离开《实话实说》的原因。

他说，“我做了6年半。在做的过程中，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个好人。但我发现从九六年到零二年这6年半，我要和好人告别了。因为当你在场面上做事的时 候，必然要应对或要应付。你得会说话，得知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得会写报告，得会回答你的上级、同级、对手的质问。我发现我的为人越来越圆滑，已经跟我做 人和父母对我的要求越来越远了。” “差不多有四五年的时间，我抑郁并活着。虽然国家GDP每年都增加，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满脑子都是极限运动。”

数年后，崔永元如此平静地回忆当时的情况。但是，抑郁症和失眠对一个人的折磨，非亲历者不能体会，崔永元坚持看过2年心理医生，还不定期去医院复查，“我去医院看医生，我一五一十地说，医生一把一把地开药，我一天三顿地吃。坚持了2年，太阳又从东边升起。”

病情最重时，崔永元住进医院，接受了2个月的系统治疗，当时需全天候陪护，他甚至一度想过自杀。那时，饱受失眠之苦的他又抽上了戒了很久的烟，一天 三包甚至五包。崔永元的幸运是遇到了一位好的心理医生。即使他在无数个不眠之夜遇到最严重的心理危机，医生都告诉他“一个有文化的人要学会向别人求救”。 2003年7月，崔永元开始主持新节目《小崔说事》。同年10月，曾在上海电视台主持《智力大冲浪》的和晶接过了崔永元在《实话实说》中的麦克风。当时， 小崔坚持按照医嘱服用一袋袋的中药和各种各样的西药，和晶私下笑称崔永元为“五步蛇”——谁被他咬到，五步之内必倒。

但在公开场合，和晶和同事及其他朋友一直替崔永元保守着这个身体的秘密，直到他自己在央视节目里主动透露病情。更让同事们感动的是，小崔还为他们介 绍好的心理医生。2004年4月，寄托了崔永元浓厚老电影情怀的《电影传奇》开播。也就在那时，崔永元因为冯小刚改编的刘震云《手机》有影射自己之嫌，对 这两位昔日朋友进行了公开讨伐。 2006年年底，崔永元为上海作家王安忆翻译的美国知名剧作家伊丽莎白·斯瓦多的《我的抑郁症》一书作序。这是最适合不过的现身说法，崔永元在那篇题为 “抑郁症是病，不是灾难”的短序中，再次恢复了他的幽默：“抑郁症是病，不是灾难，你看，我又可以主持节目了。抑郁症是可以治愈的，你看，我又被评为 CCTV先进个人。抑郁症是可以反复的，你看，我最近又‘炮轰××’了。” “要警惕目前涌动的抑郁泛滥的现象，很多朋友一皱眉头就被送进医院被人摁着大把吃药，乐坏了卖药的心理医生。”崔永元表达了对当年挽救他的心理医生的感 激，也表达了忧虑：“抑郁症在中国是新鲜事物，心理医生不会雨后春笋般涌现，培养一个心理医生比治好一个抑郁病人要难得多。业内人士从理论上讲，合格的心 理医生总数不会超过梁山好汉的总数。” 2010年12月5日下午，就在笔者采访崔永元的间隙，还看到一个中年人就家人的抑郁症问题请教休息时准备大口抽烟的崔永元。 喜欢历史的人都特别有钱，不比煤老板差 病了之后，心理医生告诉他，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就喜欢历史，高考可以考96分，尽管是假历史，可倒背如流。后来很偶然的机会，开始看书，听别人讲， 上网，知道哪些是假的，激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一定要知道真的是什么样。”

从2002年开始，他就开始将关注重心转移到历史领域，先后制作了《电影传奇》、《我的长征》和《我的抗战》等一系列历史类节目，还有2011年元旦即将开播的《新电影传奇》。

多年以来，崔永元对公共电视台的庸俗化和商业化倾向一直保持着批判态度，连他供职的央视也不例外——它名义上是公共电视台，但资金来源却是广告收入；如果说是商业电视台，制片人和主持人想做的很多特别来钱的节目又必须经过层层上报和审批。

央视对主持人接拍广告有着严格的字面规定，只有参加公益广告的拍摄才可以申请破例，但不少主持人想方设法地变相走穴。在这个问题上，崔永元自言问心 无愧，早些年连500万元的商业广告或企业形象代言都拒绝了。尽管“我们家族祖祖辈辈都没挣过这么多钱”，但这种“大钱”经不起良心拷问，而且西方同行中 严格如BBC，就连主持人参加慈善活动都禁止。崔永元只在2003年参加过一个深圳楼盘的开盘仪式，也仅仅是因为他被那个一心为普通白领、外来打工者开发 小户型房屋的地产商感动了。 崔永元也曾大肆讨伐好莱坞对中国知名导演的变相收买，他喜欢陈凯歌、张艺谋、姜文、何平(博客)和冯小宁等本土导演，但不喜欢他们因为商业上的诱惑而放弃艺术上的坚持。

喜欢老电影已久的崔永元，1992年夏天从朋友魏伟处借了3万元录制一盘老电影歌曲的联唱磁带，“记得是10元一张的，三到四捆”。第一次录音完 毕，崔永元租了辆“面的”送作曲家回家，“她有些不悦，说话声很大，我也是一肚子委屈”。损失了5000块，用剩下的25000块请到《新闻联播》开播曲 和《同一首歌》的作曲者孟卫东，并靠着孟卫东的影响力请来了演唱者宋祖英、张也、董文华、阎维文等。

录了半个月，最后没有一家音像公司愿意要，“我把母带当命保护了起来，搬了4次家，都没丢”，直到12年后，因为合作《电影传奇》，时任京文唱片老 板的许钟民听说了这个悲情故事，终于让它重见天日了。“上个世纪人家说卖一盒给6毛，3个月一结算的”，2004年出版这张电影歌曲联唱专辑时，崔永元还 用他一贯的调侃。

那一次，崔永元用阿尔巴尼亚老电影《宁死不屈》的片名做了这张专辑的名字，在专辑封面上，他以《英雄儿女》中王成呼喊“向我开炮”的扮相示人。

像崔永元这样有文化和历史情怀的电视人，在同行中可能不止一个，但像他这样善于经营和开发自己知名度并以其为资本来做公益事业的人，可能并不多。

近期，崔永元又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出倡议，呼吁网友通过“崔永元公益基金”为培训乡村教师和开展口述史提供捐助，连100元这样的“小钱”也不放过，他还在微博上列出捐赠者名单以示答谢。

筹集“大钱”更考验着崔永元兑现文化理想的能力。做《实话实说》的6年半里，崔永元和他的团队“没有拿被采访者一分钱”，“最多就是请你吃顿饭，哪 儿吃不着饭啊？”而2004年正式播出的《电影传奇》要通过150部老电影“把前辈对待艺术的心态和精神留下来”，之前几年的拍摄耗资甚巨，仅2004年 年初的一个数据显示，投资就已超过800万元。这得益于崔永元一位投资公司朋友的帮助，对方“有些钱，老跟我一块儿聊电影”，而且还许诺“少赔就行”。

而从2008年以来他拍摄了32集电视纪录片《我的抗战》，资金投入更大。利用央视制播分离的良机，崔永元成立了北京清澈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集中 精力做口述历史的整理、研究和普及。启动口述史之初，他的团队测算过，将那些口述资料数据化并转化成数据库的矩阵、硬盘，“这样才能成百上千年地保留，不 然磁粉就脱落了”，但第一笔预算就要2600万元，“以后每年还要花400万元左右”。 “在没有工资的前提下，还要筹到这笔钱，当然比较难。最近我一直在四处奔走，说服一些有钱人投到这个项目里来。见了很多国家的人，现在得到的最有效的反 馈，就是我们抗战的对手日本人的声音，对这个事情最有兴趣”。让崔永元骄傲的是，“所有的款都是我和团队厚着脸皮筹来的”，他的团队自筹1.3亿元，已采 访了3500人，集成影像200万分钟，搜集老照片300万张，最初的结晶，就是《我的抗战》纪录片及同名图书，“没花国家一分钱”。 他说，“我发现喜欢历史的人都特别有钱，不比煤老板差。关键是怎么说服他，怎么和他们有关系。我们以前都是钢铁战士，现在也多少做了一点妥协。”

《我的团队》筹集的1.3亿元全部来自5家企业和个人，崔永元没透露他们的名字，但这些资金“没有要求任何回报”。除了抗战史，崔永元团队还“做战 争，做外交，做留学史，很多人都感兴趣，我们再做企业家的口述历史，这就有人赞助了嘛。我们可以虚报，赞助了多少钱，给他们多份荣誉。从企业家口述历史里 均出一些钱来做这个，空间是很大的。”

为保证采访品质，团队成员出差也能住上四星级酒店（对抗战老人的采访在酒店进行），但“清澈泉”从2010年4月开始曾有4个月没法按时发工资，崔 永元自己和公司部分高管比员工们更早停发了工资。2010年5月，“清澈泉”一分为三，分别做实业和影视剧、口述，但口述依然是主体。近期，崔永元还跟知 名编剧高满堂合作了一个电视剧，“里面会有些植入广告”。

尽管《我的抗战》在全国地方电视台的播出还只是“免费”（换回来的广告时段得自己填满），但崔永元最近又筹到了2000万元，“现在每年还以 2000-3000万元这样的数字在往前走”，他的团队“下一步将直接去台湾地区采访”。 “比抗战难多了，抗战就是日本人要侵略我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现在我们要记录抗战，振臂一挥，他们说（我）又犯抑郁症（了）”，如今的崔永元更多 的是以一个领军者而非主持人或记者的形象在率队前行，“我现在主要的精力就放在这里，跟既有钱有文化又强调尊严又有历史的责任感的人在频繁地接触。 三五年内“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 外界总以为崔永元在央视越来越边缘化了，因为在央视“60后”知名男主持人中，与他同为1963年生人的水均益俨然有被更年轻的英语主播芮成钢“代表”的 趋势；而1993年经他介绍进入央视的小兄弟白岩松，今天已然成为国家电视台里最主流的主播。时隔10年，白岩松在自传性的《痛并快乐着》之后再度推出 《幸福了吗》；崔永元的同类作品仍只有2001年出版的那部《不过如此》。连同事柴静都在怀疑，崔永元在台里是不是越来越边缘了？

对此，崔永元说得很干脆：“（这个问题）早都跟我没关系了，我觉得那个时段我早都过去了。当我跟3500个80岁以上的老人打过交道的时候，谁会跟 你算那个呢？现在随便到磁带库里拿出一盘磁带，随便抽出一个采访笔录看看，那里面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根本不是我们这代人能经历的。接触了这些以后，我 就看得特别淡了。你不争风吃醋，你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边缘化’这个词。你自己的事情都忙不完”，“现在让我来评个‘金话筒’什么的，填表的时间我都觉得 很耽误”。 在大历史深处获得更多自信的崔永元看上去更加淡定、从容，但有时他会为又一位来不及进行“抢救”式采访的历史老人去世而焦虑。 《我的抗战》的发布会选择在北京世贸天阶的时尚廊书店举行，了解八卦的都知道，世贸天阶的董事长吉增和刚娶了名模孟广美。

这样的时尚地标貌似与崔永元的工作格格不入，但年轻受众是口述史必须争夺的对象。这个时代的公众人物既可以被时尚利用，也可以充分利用时尚。让人啼 笑皆非的是，正因为《我的抗战》的口述史，崔永元与曹德旺、姜文、任达华和张朝阳等人刚被一家男性杂志评为2010年“年度时尚先生”。入选者还包括因 “《手机》事件”而“结怨”的作家刘震云。 在时代的浅表，崔永元完全说不上时尚，他会毫不留情地批判这个时代的“伪时尚”：“如果商人不像商人，文人不像文人，当官的不像当官的，老百姓不像老百 姓，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和乐趣上都找不到兴趣，叫什么时尚？叫什么现代化的社会？所以我们在读历史、收集历史、整理历史、研究历史的时候，尽可以在生活 方式在表面文章上多问几个为什么。” 如果允许拔高一点，崔永元在介入的是一种“公民写史”的更大的时代潮流。 当然，如果认为崔永元执著于大历史而反时尚，那可能也不准确。他像“民国范儿”的画家陈丹青那样推崇1930年代的中国，但在具体的表达策略上，又很潮得 在《我的抗战》中大量使用深受“80后”甚至“90后”喜爱的有版画风格的动画。 在不那么激愤时，崔永元这样告诉身边那些追他粉他的年轻人：“我是喜欢历史，我一说起来就泪流满面，但是这个可能和你们无关，你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生活 轨迹去走，不一定全中国每个人都喜欢历史，但是你记住一条，也许你将来受的苦、受的灾难、吃的亏，就因为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和经验，哪怕是找女朋友这么 小的事。” 而在和柴静互动时，他的措辞更激烈：“在我眼里，（我们）这个民族五千年以后，现在我们就能看到结果，基本还是个混的状态。这个民族浅薄，没有文化，不重 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得罪谁，就这么浅薄。” 无论激愤还是平静，崔永元有一个梦想，一个近期的梦想：“希望在三到五年内，能够做一个‘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这样一个雏形，那完全是数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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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崔的“事儿”

天津人，朝鲜族。

有关爱好

喜好演奏小提琴、扬琴、吉它，但不喜欢当众表演；书法“香山”二字写得很好；收集电影连环画，现在有400本左右。

有关女儿

和女儿在一起是他最开心的事，只是这个愿望常常无法实现。为了能和女儿有更多的时间相处、沟通，他规定自己每逢双休日一定要抽出一天的时间陪女儿。带她去划船、爬山、吃快餐，只要是她喜欢的事情，就尽量满足，让她开心。

有关父母

这一生对他最具有影响力的是父母的爱。他把这爱打了一个精彩的比喻，他说：父爱就像日出，那样光明磊落，真挚情深；母爱就像月亮，那样温柔无私，慈 爱无边。他说，“父母对我的教育，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诚实。他们认为这是第一位的。不能说谎，不能骗人，不能去占人家的便宜。这些要求非常严格，直到现在， 父母依然这样要求我。”

(责任编辑：黄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