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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15 05:39:30

21世纪什么最贵?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这是一部中国卖座电影的经典台词。人才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有价值的事物,就有价格,而且还不低——这是新兴商业社会的标准思维方式。

  根据新加坡董事学院去年对68家上市公司的统计调查,四成的企业总裁2010年的年薪在百万以上。从这个角度来看,部长资历比企业高管来得高,工作责任也来得重,部长薪金与之接近是合理的。既然如此,为何选民普遍对部长领取高薪表示不满呢?

  敢于把部长薪金直接与高收入者挂钩,我国创世界之先河。支持者认为这是政府道德勇气的体现,敢于当伽利略。反对者的理由也很简单,认为你是自食而肥。

  纵观新加坡建国史,经济建设占了很高比例,而吸引外商投资又是经济建设中极其重要的部分。建国初期,除了国防部,公务员中的精英都集中在经济发展局。我记得《李光耀回忆录》里有一段提到当年为了展示诚心和决心,经济发展局官员在条件极其落后的环境下,为前来考察的外商特别接通了电梯,打动了他们,最后把项目落户在我国。我们很早就建立起了重商亲商的意识。

  凡事不能走极端。这样的重商亲商意识,如果走了极端,就会沦为“唯商”,说难听,就是唯利是图。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唯商思维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办个活动得靠幸运抽奖来吸引人们参加,大到大选时得把邻里翻新与选票挂钩。

  制定部长薪金也恐怕坠入唯商思维。人才不能亏待。但是,人才又岂能只用金钱衡量?我们认为取最高薪金1000人中位数扣四折就是体现了献身精神,似乎忘记了在现在这个社会,别说部长总理,就是普通执政党议员,当选之后社会地位骤升,各种光环和机会随即而来。我们不能只见到薪金扣四折而无视这种名人效应和光环作用所带来的有形的、无形的、眼前的、潜在的利益。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领政府奖学金的高材生,没听说过毁约的,全都按合同、也凭良心回来报效祖国。而现在呢?毁约已经是司空见惯,就好像打个电话说今晚不回家吃饭一样。在我们这个唯商社会,他们并不会为毁约感到可耻,因为他们是按合同办事,合同允许他们毁约。道义?一不小心好像遗留在九十年代了。

  现在一些政治人物做事,言必称ROI(投资回报率)、行必法KPI(绩效指标)。这就是唯商社会培养出来的技术官僚的典型思维模式。表面上看起来很科学,但是深入一想,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难道只是你报告书上的点点数字吗?做生意尚且不能把客户简单化、统计化,更何况是政治?

  如果我们一直唯商下去,再过两三届大选,许多新一代精英养尊处优,心理上与基层民众脱节,一切都以商品经济的供、求、价格为主要思维。这样的精英不太可能为了从政报国而牺牲高薪。就算投身政治,也很难得到民众的由衷爱戴。从这个侧面看,傅海燕的担忧是有现实依据的。但是她点到为止,没说清楚该如何扭转这个局面。是继续高薪引才、把从政当作职业选择呢?还是给予中等薪金、把从政当作光荣使命?

  我国第一代政治领袖当政的年代,全世界刚走过二战、越战、冷战,百废待兴。客观上当时贫富差距不大,主观上政治领袖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高薪对他们不重要。而今天,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模式发展到了极致,欧美主导的企业模式主张给予高层高薪甚至天价报酬。在全球化的现实面前,精英要求高薪得到了合法性。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寄望我国政治人物乐于接受中等薪金,仅要求政府把部长薪金降下来是不够的。更为根本的是,我们如何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建立起经济利益以外的价值观?人心如何回归纯朴?

  有句老话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之亦然。政治负有教化人心、塑造国民性格的重任。

  21世纪什么最宝贵?不是人才。是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