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宁瑶池温泉怎么样:草书名实辨析

郭沫若先生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总之，在我看来，彩陶和黑陶上的刻画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创造它们的是劳动人民，形式是草率急就的。从这种观点出发，我认为广义的草书先于广义的正书。南宋的张拭(号南轩，与朱熹同时)曾经说过，‘草书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笔札以来便有之，但写得不谨，便成草书。’虽出以意必，是卓有见地的。规整的字体，无论是后来的篆书、隶书或者楷书……只能在郑重其事的场合上使用……在不必郑重其事的场合，一般是使用着草率急就的字体的。故篆书时代有草篆，隶书时代有草隶，楷书时代有行草。隶书是草篆变成的，楷书是草隶变成的。草率化与规整化之间，辩证地互为影响。”这是把广义的草书追溯到汉字的原始阶段，即距今6000多年的半坡遗址的彩陶刻画符号上。这显然与我们所研究的草书距离太远。
近代书法家王蘧说：“盖草书之先，因于起草草创，故称日‘藁”’(《史记》：屈平属草藁未定。《书法考》：卫瑾取张芝法，参父觊书，更为藁草。自杜操、张芝变藁法为章草，藁书乃微。)屈原(屈平)的藁书，大约与长沙、信阳、郭店等地出土的战国楚简相近，可以看作草篆，仍属古文字范畴。睡虎地秦简、北方的侯马盟书也属于这种字体。草篆是隶书的胚胎，而不能直接演变为草书。
赵壹《非草书》云：“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认为草书起于秦末。由于近百年来考古发掘出大量的竹木简牍和帛书，从秦末汉初的字体看，有些写得较为草率的隶书，有的偏旁已经与以后的草书相近，可以看作是草书的端倪。
潘伯鹰先生说：“就中国文字和书法的发展看，隶书是一大变化阶段。甚至说今日乃至将来一段的时期全是隶书的时代也不为过。草书和楷书为千余年来流行的书法。它们在形体上，由隶书衍进，故是无待多言的事实。”草书是隶书的急就的、便利的、简捷的写法，这一套写法从产生、流行到约定俗成而形成一种字体，自然应该在隶书已被广泛使用，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才有可能。现在能见到较早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草书实物，应是一些敦煌、居延等地出土的西汉宣帝(公元前73一前49年)时期的简犊，这些简上有些字已是相当成熟的草书了，但是还夹杂不少非草书的字，而且这一时期出现有草字的简牍比例很少，可知其时草书尚属“临事从宜”的阶段，还可以说“非常仪也!”西汉后期简牍中草书逐渐增多，大多仍是隶书和草书夹杂书写，也有少草书教程数已纯用草书书写了，如图1一l所示的元帝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简，140余字几乎都是草书，而且写得极为纯熟。可见西汉晚期，草书已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草法，说明草书已规范化，成了当时通行的书体。现在我们见到的还是边陲地区的简牍，可以想见，当时长安等文化发达地区草书应更成熟，更流行，一直影响到宗室和帝王。东汉初北海敬王刘睦善草书，光武帝刘秀很器重他，明帝刘庄为太子时特别亲近他，非常喜爱他的草法。直到刘睦生病了，明帝还让他写草书尺牍十几件。由于帝王和宗室的推波助澜，草书在东汉自然成为一种时髦的书体，出现了杜操(度)、崔瑗、张芝等以草书著称的书法家。
关于草书的本质，汉赵壹概括得很好： “但贵删难省繁，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他埋怨“今之学草书者，不思其简易之旨，……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旨多矣!”我们说当把草字作为“临事从宜”的“手头字”夹杂在正体之中的，自然可以尽量便捷简易；然而要它成为一种有严格法度的字体，为了区分写法相近的字，则必须在使转的精微处加以区别，又要求写得美观，这当然要用些心思，所以“云适迫遽，故不及草”的说法应该是有道理的。
汉代的草书遗迹，汉简当然是最可靠的。特别是有明确纪年的简牍，更是弥足珍贵。碑刻不以草书人石，只有《急就砖》、《公羊传砖》等少数砖文是草书。至于当时书法家的字，很难留传下来。到北宋刻《淳化阁法帖》的时候(公元992年)，所收的汉朝人草书帖多是伪作。汉章帝草书《千字文》固属无稽。张芝的《冠军》等四个狂草帖，亦属张冠李戴。崔瑗(子玉)的《贤女帖》亦绝非汉代草书。
启功先生说：“‘草’，本是草创、草率、草稿之义，含有初步、非正式，不成熟的意思。在字体方面，又有广狭二义：广义的，不论时代，凡写得潦草的字都可以算。但狭义的，或说是当作一种专门的字体名称，则是汉代才有的。”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西安半坡彩陶上的草率刻画、屈原的草藁、秦代军书羽檄上的隶草，都是广义的草书，属于古文字范畴。而本书所研究的是作为今文字的一种字体的、汉代才有的草书。它是以“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而形成的，时间应是在西汉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