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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不倒的毛泽东与撞不垮的长江一桥

作者 李克勤

武汉长江大桥位于武汉市汉阳龟山和武昌蛇山之间，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天堑”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大桥，也是古往今来，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是我国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建成之后，成为连接我国南北的大动脉，对促进南北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国建设者采用当时国际最先进的技术工艺，精心设计、施工，以2年零1个月的工期，树起了新中国建桥史上第一座里程碑。

长江一桥建于1955年9月，于1957年10月建成通车，全长1670.4米。自建成通车以来，武汉长江大桥历经50多年风雨沧桑。如今，武汉长江大桥每天的汽车通行量已由建成初期的数千辆上升到近10万辆；每天的列车通过量已增加到148对，296列。大桥上平均每分钟有60多辆汽车驶过，每6分钟就有一列火车通过。大桥的荷载早已大大超过了建成之初。

半个多世纪来，武汉长江大桥还历经76次撞击，最重的一次是1990年7月28日，一艘重达900吨的吊船正面撞上，大桥养护人员为此维护了一个月。但是，任凭风吹雨打，长江大桥并没有伤筋动骨。50年来经多次检测表明：全桥无变位下沉，桥墩可承受6万吨压力，可抵御每秒10万立方米流量、5米流速洪水，可抗8级以下地震和强力冲撞。

对比长江一桥，这些后来建的又接连出现各种问题的桥，按说技术水平更高，使用的材料更好，组织更合理，为什么会出这么多问题呢？

桥梁垮塌肯定是桥的质量问题，即桥这个产品的质量问题。

自从1970年代末期，我们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管理理论、方式以后，逐渐对西方管理产生了一种盲目崇拜，甚至迷信，逐渐失去了我们自己应有的独立思考，进而我们的独立见解越来越少了，以至于对我们过去的成就不屑一顾，有些所谓的学者甚至于还要恶意诽谤过去的成就，这种恶果，就是将当年中国人民建设的长江一桥如此经典的工程，给淡忘了。

说轻一点，这叫忘恩负义，说重一点就是数典忘祖。

我们还是从质量这个角度来谈。从理论与实际讲，产品质量取决于过程质量，过程质量取决于工作质量，工作质量最终取决于人的质量。

人的质量体现在工作态度、工作方法、工作技能，而态度决定一切，态度又由什么决定的呢？

态度由人的思想意识决定。

从一个组织上来讲，组织由组织理念、组织结构、组织制度三方面组成。组织理念是组织成员共同的思想意识、思想观念。

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毫无疑问，思想意识、思想观念都是根本性的因素，也就是说思想意识是产品质量的最终决定性因素。

我们过去毛主席讲的是这样，现代西方管理理论，依然是强调这一点。

当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都已经抛弃了那些陈旧的，把人当做机器的管理理论，放弃忽视人的思想意识的管理方法时，我们的一些学者和官僚，却热心用所谓“西方理论”否定毛泽东的作法，真是荒唐之极！

当下这些垮桥不是偶然的，简单说，这是忘掉了不该忘记的好的管理思想、管理方法的结果，同时又是学了一些不该学的的不好的管理的恶果。

有些人不是喜欢外国的吗，不是对美国的东西顶礼膜拜吗？

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两位真正的学者、大师怎么讲的吧！

1958年美国两位学者马奇和西蒙共同出版了一本书《组织》，1993年再版，被美国学界一直称为经典。

作者在《再版前言》的几段话似乎是对我们说的。

“我们乐意增加那些注解并同时声明，我们今天不可能比过去更聪明。让作者感到不安的或许是，我们仍喜欢时时阅读这本书。让人更惊奇的不是我们现在知道但过去不知道的事情，而是那些我们曾经知道但已经忘记的事情。”

我们的一些人不是总觉得自己比前人聪明吗？有的人自以为是，竟然恬不知耻说毛泽东怎么不懂这个，不懂那个，仿佛他比毛泽东还有智慧似的。

毛泽东过去讲了那么多的好的思想，好的道理，这些人就是不听。这不就是“让人更惊奇的不是我们现在知道但过去不知道的事情，而是那些我们曾经知道但已经忘记的事情”吗？

再看这一段还绝些！

“本书主要探讨决策者的社会特点及其偏好。我们不能将组织中的人视做孤立的个体，认为他们的需要、个性和思想的形成不受周围其他人的影响。组织成员是社会人，他们的知识、信念、偏好和忠诚都是他们成长的社会环境的产物，是他们现在生活和工作环境的产物。因为对各种群体和小集团这样复杂的忠诚体来讲—包括自我、家庭、组织及其从属单位—内心和外部冲突是组织生活的普遍特征。

这些忠诚的义务培育和塑造了组织成员的行为—特别是对全球的或地区的组织单位的强烈忠诚。在这些组织单位中，人们建立基本机制以确保对组织目标的坚守。本书并不否认金钱和其他奖励的重要作用，但是认为光靠这些动机通常并不能确保对组织目标的忠诚。 献身组织目标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被视为利他行为。如果我们希望培育组织认同，那么尽管貌似激进的进化论者要求个体‘适应’生存环境，我们还是必须提出坚守利他行为的理由。”

这不就是来自社会主义的思想吗？主张私有制，强调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怎么会有这样的主张？为什么美国大学者要这样讲呢？

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

这难道还不能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两位作者虽然这是写于1993年的《再版前言》，但是他们的内容是没有什么变动的，只是加了一些注释而已。这说明，以上讲的这些观点，1958年他们就有了，只是后来认识深化了，再强调一下子罢了。

从道理上来讲，向他们这样层次的学者不可能不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管理，即使没有研究过，至少也说明，我们在毛泽东时代搞的那一套以鞍钢宪法为主要特征的管理，绝不落后。

相反，我们对于人的尊重，普通工人的尊重，对劳动的尊重，对劳动人民首创精神的尊重，那是举世无双的，苏联都无法和我们相比的。

我们为什么不珍惜自己的好的东西？

为什么有人会盲目崇洋媚外？

我们真的要冷静下来，好好反思了！

难道垮塌的桥还少吗？

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经过实践检验，长江一桥巍然屹立，建桥者的工作质量，决定工作质量的人的思想素质以及工作态度，还有这个社会风气影响下的组织理念组织氛围，那是一个神奇的系统，那是一个令人瞠目的整体，这一切因素的总和，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骂不倒的毛泽东，和那座撞不垮的长江一桥！

周总理在1975年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强调：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路线，使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任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风潮起伏，我国经济始终扎实地蓬勃发展。我们要永远坚持这条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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