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西方知识界回顾

作者 刘擎   发表于2012-01-07 22:53

　　如果将阿拉伯之春与纽约之秋以及欧洲各国抗议运动汇入一个整体图景，那么2011年可能会呈现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时代》周刊将“抗议者”作为年度人物，《金融时报》看到了“全球愤怒”的征兆，而霍布斯鲍姆将2011与1848年欧洲革命相提并论……也许，这是一个政治觉醒的时刻。

　　刘 擎

　　阿拉伯之春：

　　第四波民主化？

　　突尼斯骚乱之初，几乎无人预见这会在周边地区引发连锁反应。毕竟，突尼斯社会太过“西方化”，缺乏阿拉伯国家的典型特征。欧美的中东问题专家们谨慎告诫“埃及不是突尼斯”，然后“利比亚不是埃及”。这一切都似曾相识。1989年讨论东欧变局问题，也有专家适时提醒“X不是Y”。而到了1990年，“苏联绝对不是东欧”的观点仍然相当流行。森林中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但所有的树叶仍然是树叶。更为困难的判断是：哪些树叶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被归为同类。每一个旧制度的解体都有其自身的历史与社会原因，影响着政治转变的进程，也可能导致相当不同的结局。但普遍论者或许把握了另一半真理：任何专制政体迟早都会遭遇民主化的压力，都会面临解体崩溃的危机。

　　亨廷顿曾描述了一个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世界性民主化浪潮——从1970年代的南欧开始直到1989－1991年间的苏东剧变。在此期间“民主政体”从四十多个增加到一百多个，他称之为民主化的“第三波”（The Third Wave）。随着北非与中东地区民众抗议的蔓延与升级，“阿拉伯之春”开始作为一个总体趋势被人讨论，关于“第四波”（The Fourth Wave）的想象不再匪夷所思。

　　弗朗西斯·福山再度成为引人瞩目的评论者。早在克林顿和小布什执政时期，他就向当局告诫，民主化浪潮将会波及中东地区。当时他的预言似乎是无稽之谈，直到2011年。在多篇文章与访谈中，福山批评了单纯从文化特殊性或发展水平来把握政治变化的理论，强调民众“政治意识”的重要性。他指出，许多人相信“文化特殊论”，认为阿拉伯文化的某种特性与民主相抵触。但目前的局势表明，“渴望生活在一个尊重你、赋予你基本政治权利的国家的根本冲动（impulse）事实上是普世的”。同样，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无法完全化解民主诉求的压力。就发展水平而言，突尼斯和埃及的表现相当出色（在过去二十年间这两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左右），但民众抗议仍然爆发了。抗议运动的主要力量不是来自最穷苦的阶层，而是来自受到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觉醒的政治意识使得他们无法继续忍受“缺乏政治和经济机会所造成的挫折感”。福山认为突尼斯和埃及的趋势再次应验了亨廷顿的“现代化的逻辑”。但与此同时，他对阿拉伯之春前景的判断比热衷鼓吹“第四波”的传媒人士更为谨慎。他在访谈中指出：“体制建设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的。”在有些国家中，旧制度的崩溃可能会导致部落战争。“我不认为在短期内这会导向稳定的民主制。”

　　民主化理论的权威学者戴蒙德（Larry Diamond）教授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发表题为“阿拉伯之春以后的民主”的文章，副标题却是疑问式的：“第四波还是虚假的开端？”文章着重分析抗议运动与民主转型之间的多种可能关系，指出阿拉伯之春可能会在“冻结”与“融化”之间反复交替，因此“这个动荡时期不会短暂，也不会干净简洁地划定其范围边界”。在今后数年中会有曲折而绵延的斗争，去确定阿拉伯世界未来的政治图景。

　　许多西方左翼学者（包括乔姆斯基、齐泽克、萨米尔·阿明和佩里·安德森等）高度重视北非与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但与保守派或自由派的学者不同，他们更为关注民主化进程对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作用。左翼的政治目标是双重的：反独裁与反殖民。只有当民主事业与民族独立紧密结合，阿拉伯世界才有真正独立和自由的政治前景。阿拉伯地区的独裁统治是西方霸权所扶植、支持或默许的。乔姆斯基说，华盛顿及其盟友的原则是“民主只有在遵从其战略与经济的目标时才是可以接受的：在敌人的领地（搞民主）很不错，不过请别在我们家的后院搞，除非它能被适当地驯服”。

　　那么，如何解释利比亚呢？卡扎菲曾经是西方的敌人，但近年来已经向西方低头示好。为什么欧美要以实质性的军事干涉来支持前途未卜的反对派？保留卡扎菲这个独裁的盟友不是更有利于西方的经济与战略利益吗？可以想象，假如西方国家在利比亚动荡中支持卡扎菲，西方左派同样会给出有力的（或许更有力的）解释。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吊诡的问题，才会出现法国两位著名左翼理论家的分歧。当《解放报》刊登了让－吕克·南希支持西方干涉利比亚的文章，阿兰·巴迪欧公开表示“震惊与遗憾”：“我们必须揭示，西方轰炸者和士兵的真正攻击目标绝对不是卑鄙的卡扎菲，他原本是那些人的代理人，那些人现在要除掉他，因为他妨碍了他们的更高利益。”

　　安德森的文章表现出更为精到的见解。他分析指出，中东和北非地区一方面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长期控制，一方面在去殖民化进程中未能发展出民主政治，反而形成了强人独裁的暴政。这两个特征是有关联的，但彼此并非简单的相互衍生。美国及其盟友在这个地区具有重要的利益（石油资源和保护以色列），需要形成有效的控制。在原则上，西方更愿意与其他国家的民主派而不是独裁者打交道，只要民主派能同样遵从西方的霸权地位。但这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却行不通，因为这个地区长期受到帝国主义与以色列的欺凌，民主的胜利最终会生成强劲的反帝力量。眼下反政府示威抗议主要的诉求是在政治上铲除暴政。“起义的动力已经是清晰明确的，他们的目标，在最经典的意义上是纯粹政治性的：自由。”但社会平等的诉求还不够清晰，民族独立自主的要求仍然沉寂。安德森认为，这是专制造成的“意识形态蜕化”的结果。但政治自由应当与社会平等结合起来。他也不相信，在这个帝国主义最明显的地区，反帝的声音会一直沉寂。这反映出安德森的期望：社会主义和反帝民族主义最终应当在阿拉伯世界再度复兴。

　　占领运动：

　　另一种民主化浪潮

　　民主抗争的目标不仅限于独裁专制政权，而是针对一切压制与排斥的社会政治机制。阿拉伯之春的风暴在秋天波及纽约。从2011年9月开始，“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运动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全球。而在此前，法国和西班牙已经开始了类似的占领抗议，英国发生了伦敦的街头骚乱。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与贫富加剧的现实使一大批年轻人感到前途黯淡，充满挫折与不满。共同的愤怒终于通过新传播手段找到了集结的契机，汇成抗议的洪流，矛头首先指向贪婪的金融寡头。

　　许多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纷纷援手支持，或亲临抗议现场发表演讲，或在公共媒体上撰写文章。他们分享的一个共同看法是：金融腐败不只关涉经济政策，在根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标志着西方民主制度的困境甚至危机。普林斯顿大学威斯特（Cornel West）教授在演讲中呼吁：“不可能将解决华尔街的贪婪问题转换为提出一两个具体要求。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一种民主的觉醒。”

　　两位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在占领运动中相当活跃。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教授说，“在我们这个民主国家中，1%拿走了四分之一的国民收入——这甚至是富有者也终将会后悔的不平等。”他将林肯的名句“民有、民治、民享”改成“1%所有、1%治理、1%享用”用作文章的标题，犀利地揭示出当下的现实何等严重地背离了美国的民主理想。他在现场演讲中指出，在目前的金融体制中“损失是社会化的，而收益是私有化的。这不是资本主义，这不是市场经济，这是一种扭曲的经济。如果我们继续如此，我们不会实现经济增长，也不会创造出一个公正的社会”。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反驳极端保守势力对占领运动的攻击。他以经济数据为证表明，抗议者的愤怒是正当的，针对的目标是正确的。金融寡头没有为他们贪婪与欺诈的后果承担责任，反而利用他们的特权将金融危机的代价转嫁给普通纳税人。奥巴马出台的监管方案已经过于温和，却仍然遭到华尔街巨头的抱怨。现在民主党有了第二次机会重新来过。许多人批评抗议者缺乏具体的政策目标，他同意这方面需要改善，但认为抗议者的基本诉求是明确的，填充细节的工作应该由政治家和政策专家来承担。

　　左翼学者在占领运动中看到更为激进的变革可能。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发表文章，指出“针对公司贪婪和经济不平等的愤怒是真实而深刻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这场抗议是针对政治代表制的缺乏或失败”。“如果民主（那种我们一直被赋予的民主）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步履蹒跚，无力主张大众的意愿和利益，那么现在可能就到这样的时刻——认定这种形式的民主已经老旧过时了吧？”他们在抗议运动中看到一种新颖的民主斗争可能。

　　齐泽克的演讲犀利而雄辩，又是非常适宜的：他没有宣称自己是一个列宁主义者，而是真正的民主派。但他所诉诸的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他宣告这个世界上最强劲的资本主义发生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这意味着当你们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不要让自己被人讹诈说你们反对民主。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已经过去了。变革是可能的。”以民主来反对资本主义是一个吸引人的原则，但齐泽克承认，真正的困难在于“我们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却并不清楚“我们想要什么”以及“什么样的社会组织能取代资本主义”。他不可能充分回答这些问题。但他告诫抗议者不要只盯住腐败本身，而要着眼于批判造成腐败的体制；呼吁人们不要陶醉于狂欢节般的反抗仪式，而要严肃地思考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并致力于实现自己渴望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