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须刀有哪些品牌:人口因素在经济史中的逻辑地位

摘要：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及其变化下理性选择的结果。人口的自然增长根源于人的生物属性，是社会运行中经常起作用的外生变量。人口增长改变了客观环境，从而改变了个人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具体选择，对整个社会有明显影响。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压力是人类迁移扩散和创立新行业的基本动力，历史上畜牧业和种植业的出现，就是为对付环境压力而理性选择的结果。传统社会中的“世风日下”也是由人口增长引起的。人口增长导致劳动报酬递减，不正当手段的价值相对提高，吸引人们采取不正当手段谋求利益，社会秩序趋于混乱。人天生追求消费的多样性，但却只在生产单一产品时效率较高，于是商业应运而生，于是最有利于刺激商品交换和生产专业化的西欧，发展出了近代科学，而在那些不利于专业化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的古老文明地区，社会经济在初期辉煌后都陷于停滞。没有西欧资本主义兴起并向全世界扩张，世界其他地区将一直停留于自己的中世纪。人口增长是社会运行的原始动力。在相同动力下不同地区社会发展进程的反差，必须由不同的地理条件给予解释。 

关键词：生物属性    人口增长     报酬递减     市场兴起    社会变迁 

全文提纲： 
一、历史研究的宏观框架：S= F（H） 
二、人类行为的内在动机：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 
三、刺激人类行为的外部环境：原始条件、内生因素和外生变量 
四、人口增长的直接效应：迁移扩散 
五、作为“原因”的人口因素和作为“结果”的人口问题 
六、人口因素发生作用的机制：边际收益递减 
七、西欧经济兴起的人口模型：“人口动力论” 
八、中国历史循环的人口模型：人口循环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 
九、传统社会停滞的“人口—地理”模型 
十、“选择史观”和“唯物史观” 
十一、对人口模型不成功的运用和不得要领的批评 
十二、简短结论 

（以下是正文） 
中国经济史论坛最近发布了侯建新先生原发在《天津师范大学学报》上的文章《试析现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若干误区》，该文认为，在所有制、雇佣劳动的地位和人口因素等三个问题上，中国农村经济史研究和实践存在误区。在分析了所有制和雇佣劳动问题之后，作者批评了“忽视人口问题和将一切不发达的原委都归为人口问题”的态度，建议从理论上对“人口因素”给予科学定位。 

笔者认为，侯先生谈到的几个误区无疑是存在的，但是就侯先生的论证来说，他似乎并没有给我们指出走出误区的道路，按照侯先生的指引进行研究或许只能在误区中打转。更使笔者感到遗憾的是，侯先生不但没有能够对人口因素进行“科学定位”，甚至把学者们本来正确的研究方向也给否定了。本文谈谈笔者对人口因素科学定位的设想，敬请侯先生批评指正。由于笔者的论述不符合传统唯物史观“框架”，肯定会有不少读者一时不易理解，还请读者提出批评或者多多包涵。 

 一、历史研究的宏观框架：S= F（H） 

历史学越来越重视“经济—社会史”研究，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解释不同地区社会发展进程的差异。一般认为“经济—社会史”研究也应当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但唯物史观的基本框架以生产力为基础，却没有解释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这就无法解释不同地区社会发展状况的差异。 

人们早就发现，地形、地貌、土壤、位置（经纬度）、气温、降水、人口、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因素，都在社会历史运行中起了重要作用，于是不少人相信历史发展的“因素论”，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状况都是以上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综合作用”原理大概是无可辩驳的真理，因为谁也无法证明某一因素不起作用。但是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确定某一“因素”的具体作用以及它起作用的机制。就这一关键问题来说，“综合作用”原理没有给我们任何帮助。我们还需要寻找更好的方法。 

科学的方法是建构社会科学的公理体系。在科学史上，古希腊的欧几里德最早在几何学中建立了公理体系。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各学科都陆续建立了自己的公理体系。但社会科学的进展却颇为缓慢，到现在还只有经济学从基本假设出发，应用数理逻辑，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逐渐向相关领域扩张，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很高成就，三位领军人物布坎南（1986年）、贝克尔（1992年）和诺思（1993年）相继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人都是美国人）。经济学方法和原理应用于其他学科所取得的成就（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为建立统一的社会科学体系预示了光明的前景。 

笔者以为，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学为历史学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历史学要成为科学，也必须像经济学一样采用实证方法，建立在公理体系的基础上。历史为人类行为所创造，人类行为的选择原则是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诺思得出结论说，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 

决定人们选择的客观因素包括原始条件、内生因素和外生变量。原始条件主要是地理环境要素；内生因素包括人口状况、物质技术成果、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的精神文化状况等；外生变量主要是气候变化和其他社会的影响。古代社会之间缺乏交往，决定社会状况的主要是自然地理条件。分析人们在特定自然地理条件下“如何”选择，是探讨历史终极原因的基本方法。 

所谓历史，就是社会运行的过程，而社会则是人类行为的结果。人类行为的内在动机都是满足自身需要，客观环境（及其变化）则构成行为的外部刺激（外在动力）。人们面对客观环境，都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当客观环境变化时，则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环境的变化。人们行为结果的总和就构成了社会。我们可以简单地说，“社会”是“人”在“特定环境”下“理性选择”的结果。      

严格说来，“选择”过程只是思考和决策的过程，人们必须按照决策采取行动，才能创造出他们的社会和历史。为了表述方便，我们把“社会”直接看成是人们“选择”的结果。 

笔者把诺思的历史观称为“经济人选择史观”或者简称“选择史观”。被一些学者推崇的研究运行中的各种“因素”，都可以在选择史观中找到它的合理位置。      

人的行为具有稳定的选择原则或偏好，选择结果的差异，全在于不同的约束条件。历史可以看作是相同的人在不同的资源环境下按照相同的原则（效用最大化）作出的不同选择。这样，社会（用S表示）就是由外界环境（用H表示）和选择原则（用F表示）所决定的函数。这里外界环境是自变量， 选择原则是对应关系，选择结果是函数，其关系可以表示为 
          
S= F（H）      [page_break] 二 、  人类行为的内在动机：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
 
我们可以借用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所归纳的原理，把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需要作为决定人类行为的内在动机（选择倾向F）。

大量事实表明，“需要”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俗语所说的“得寸进尺”、“得陇望蜀”、“贪得无厌”，如果不考虑其贬义色彩，就都是用来表明“需要”的动态发展过程的。满足需要必须有相应的资源。相对于动态发展的需要来说，资源总是有限的，这就引起人们争夺稀缺资源的斗争，这一斗争充满了全部历史。因此，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就包括人的需要、满足需要的资源（状况）、争夺稀缺资源的斗争手段及结局等。     

马斯洛把人类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由低到高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它们又可以归纳为两大类，前两个层次属于“生物人需要”，后三个层次属于“社会人需要”。马斯洛没有特别为人类直接追求肌体快感的对性需要以及对抽烟、喝酒、吸毒、赌博的需要设计位置，而把它们与吃、穿、住、用等物质需要都归入“生理需要”。但是那些无节制的对性需要以及对抽烟、喝酒、吸毒、赌博的需要（笔者称为“特殊需要”），这些需要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直接满足肌体快感，所以它对个人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它们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对社会群体或社会秩序显然不利，所以直到现在，那些直接满足满足肌体快感的“吃、喝、嫖、赌、吸”等行为往往被称为“不良嗜好”,在社会主义国家则被称为“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但是，也正因为这些“特殊需要”也根源于“生物人本性”，所以它们不但没有因压制而萎缩下去，反而一直顽强地表现出来。难以否认的是，当代社会生活中有不少行业，都是为满足这些特殊的“生物人需要”而出现的。有理由认为，在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生物人需要”将纳入正常轨道而受到正视和尊重。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著名金融投机家索罗斯都认为毒品“管制”是想消灭生物人的“正常需要”，所以成本高而收益小，它的危害性甚至要超过毒品消费本身，是严重得不偿失的政策，所以主张放弃毒品管制……

那么心理学家所说的“生物人需要”、“社会人需要”与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人需要”是什么关系呢？可以认为，生物人需要和社会人需要都是人的直接需要。为满足这些直接需要，必须具备一定条件，于是在人的需要中就派生出对这些“条件”的需要。所谓“经济活动”，都是为满足人的直接需要创造条件的活动。从这一角度分析，赌博是消费活动，而经营赌场却属于经济活动；嫖娼是消费活动，而卖淫和经营妓院则是经济活动。在当代社会中，一切“条件”都逐渐用货币来衡量和交换，于是就产生了对以货币为代表的“利益”的需要。对任何个人来说，满足需要的条件有现成的，只需要合法占有即可，例如继承和受赠的财产；也有必须创造或争夺才能够得到的，例如做工和经商，于是就产生了“生产活动”和“竞争活动”这两类经济活动。不过许多人把人们直接满足需要的消费活动也称为“经济活动”，这样理解并不妥当，因为这样一来，连抽烟、喝酒、吸毒、嫖娼也都成为“经济活动”了。我们则从严格意义上认识“经济活动”，即排除了直接满足生物人、社会人需要的消费活动，单指为直接满足需要创造条件的活动。这样，所谓“经济人需要”，就是追求“条件”的需要，它是人的派生需要。换句话说，赚钱是派生的经济人需要，而花钱购买消费是满足人的直接需要（生物人或社会人需要）。

不管是直接需要还是派生需要，其满足都牵涉到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人们经常要在不同的需要之间进行权衡取舍。经济学用“效用”这一统一的“标准”来表示不同需要的满足“程度”。“效用”是人的主观感觉，它能表示人对各种具体需要的满足程度。这样，如何“权衡取舍”就在于人对效用大小的估计，只选择那些成本低而效用高的活动。这一原理就称为“经济人行为原理”。可见，经济人行为原理是既包括生产、竞争活动，也包括消费活动的。那些助人为乐、向慈善机构捐款的活动，是一种追求高层次需要的消费活动，也是完全可以用“经济人行为原理”予以解释的。   

三、刺激人类行为的外部环境：原始条件、内生因素和外生变量

人类满足基本需要的物质资源归根到底来源于自然界。从刺激人类活动的角度看，自然条件是刺激人类行为的外在动力，是最基础的“外部刺激源”。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社会环境也成为人们活动的刺激源。

人们所面对的外部环境（H），它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   自然地理条件（不包括人口，后面谈人口因素），我们用Z表示，有时也称为地理环境；     
2.   前人留下的物质技术成果，我们用J表示，它类似于唯物史观中的生产力状况；      
3.   制度环境，我们用D表示，主要是各种组织、制度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它被唯物史观归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两个范畴之中；    
4.   文化环境，我们用W表示，即唯物史观中所说的社会意识形态。     

把外部环境（H）分解为这四个方面以后，理性选择函数就可以具体表示为：        
 
S = f（Z、J、D、W）…………（1）     

容易理解，自然地理环境Z是制约人类行为的最原始的自变量，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再往前就是地球演化学的研究范围）。在特定的地理环境条件下，人们逐步积累了物质技术成果（工具和设施），也结合成一定的组织，形成一定的关系，创立一定的制度，并创造一定的文化，所以，物质技术成果和社会制度、文化环境都是社会运行过程中的一些中间变量（经济学称为“内生变量”），追根溯源，它们又都是前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而约束条件归根到底只能是原始的自然地理环境（普列汉诺夫对此有很深刻的论述）。 人“嵌入”到这一“背景”以后，都会 利用周围的环境条件力图满足自己的需要。从逻辑上说，内生中间变量 都是原始自然地理条件的函数，即
J=j（Z）,   D=d（Z），  W=w（Z）…………（2）     
（2）式代入（1）式，得：             
S = f［Z，j（Z），d（Z），w（Z）］…………（3）    
 
如果中间变量都用原始自变量代替，公式（3）就可以简化为         
S = f（Z）…………（4）     

这一公式表明，一个没有受外来社会影响或入侵的社会，自然地理条件（Z）是对社会发展起根本作用的自变量，社会发展的状况只能由自然地理条件得到解释。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地理条件也经常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所以社会的初始地理条件与发展过程中的地理条件并不完全相同，于是我们就有必要把地理条件（因素）划分为稳定不变的原始条件（用Y表示，包括位置、轮廓、地形、动植物资源等）和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发生变化的外生变量（用B表示，包括地震、火山爆发等）两部分。气候则具有双重特点，其相对稳定的部分可以归入原始条件，其波动的部分则应当属于外生变量。一个地理单元（往往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的位置、轮廓、地形和原始气候等条件（Y），决定了该地域基本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决定了基本的环境人口容量；外生变量B则往往造成自然灾害，引起生产和生活的不确定性，导致社会的不确定性，有时甚至导致人口和社会的大幅度波动。     

把自然地理条件Z分解为原始条件Y和外生变量B之后，公式（4）就可以变形为：         

S = f（Y、B）…………（5）     

从一般道理上说，既然原始条件是不变的，那就应当认为它是“常量”而不是“变量”。但是，由于历史研究要经常对不同地域的社会进行横向比较，需要确定哪些具体的原始自然地理条件造成了不同的社会发展进程，所以我们就必须把原始自然地理条件看作是引起人们不同选择的“自变量”。  

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一个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任何社会都有周边环境。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产生相互影响，可能有和平交往，也可能有暴力侵犯。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其它社会的影响都是“外生变量”。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和骚扰就是多次发生作用的“外生变量”，对中国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外生变量”，应当是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可以认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在当代社会中，外生变量的情况也越来越复杂，9.11事件对美国，非典疫情对中国，美英联军对伊拉克，美国对朝鲜，都是重要的外生变量。

 人口因素（用R表示）是人们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历史上的作用还没有引起历史学家的充分重视，实际上中国历史的许多重大变迁，都与人口因素密切相关。

人口因素的逻辑地位比较复杂：首先，任何一个社会在开始运行时都有一定的人口状况，所以人口是一个社会的“初始条件”(原始变量)；但是另一方面，生物人属性使人口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由于生物动力来源于“社会”的外部，于是对社会来说，人口(增长)就可以看作是社会运行过程中的“外生变量”；最后，在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其人口状况都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根据马尔萨斯原理（“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人口就是生活资料的函数，所以人口又是社会运行过程的“中间变量”（内生变量）。作为中间变量（因变量或函数），它又可以用产生它的原始变量和外生变量来代替。

可见，就经济社会史研究来说，人口因素同时具有原始条件、外生变量、内生变量的特点。学者们对人口问题的许多分歧，都根源于人口因素复杂的逻辑地位。作为社会产生时的原始条件和社会运行中的外生变量，“人口因素”是社会运行模型中真正的“自变量”；不需要再做具体解释（超出了社会科学范围）；但作为社会的“内生变量”，人口因素则可以而且必须做进一步解释，一直探索到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为止。只有用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解释社会经济的运行，才算找到了社会运行的终极原因。[page_break] 四、人口增长的直接效应：迁移扩散

长时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人类起源于几个相互独立的地域，大致都有二三百万年了，这一看法称为人类起源的“多中心说”。但是“多中心说”早就引起许多疑问：为什么人类产生之后的数百万年中一直没有多大进步，而都在近一万年才在各自地域创造了文明呢？从基因科学认识人类起源问题，人类应是基因突变所产生，而在不同地区几乎同时发生相同的基因突变产生了人类，令人难以置信。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对来自世界上22个不同地区的1000多名男性的遗传物质进行了研究，结论是，世界上的不同人种，都有一位共同的女性始祖，生活在距今14.3万年前，男性始祖则在5.9万年前完成进化。人类大约在4.4万年前走出非洲，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

人类为什么要向世界各地扩散？人类天性好奇，喜欢冒险，在迁移原因中也许不乏好奇、冒险的心理成分，但原有生存条件“恶化”也许是基础原因，迫使他们寻找新的生存环境。为什么原有生存条件会恶化？一方面可能是自然条件本身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则是人口的自然增长导致生存条件的相对恶化。只要原来地域还适合生存，就会有一部分人留在原地，少数人向外迁徙。

文明首先发生在农业地区。全世界基本上有三个独立发展起来的农业中心，这就是西亚（包括北非的埃及）、中国和中美洲。但美洲文明发展迟缓，到哥伦布“发现”他们时还不会制造铁器。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一书中认为，西半球既缺乏适合于驯养为役畜的大型动物，也缺乏适合于栽培的粮食作物（只有玉米一种），这两个情况使它的社会发展进程大大落后于东半球。摩尔根用地理环境的特点解释不同地区文明发展进程的反差，应当说是符合科学原理的。

大体说来，如果一个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十分恶劣，使得人类的养育能力甚至达不到生物的简单更替水平，那么原来迁移过来的人口就会越来越少，直至全部灭绝；但是世界大多数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稍好，使得人类的养育能力稍微超过生物更替水平，所以人口都是缓慢增长的，人口增长到与环境平衡时就会稳定下来，此后不增不减，社会也陷于停滞状态，澳大利亚、新西兰、太平洋群岛以及马来半岛上的土著居民的情况，大体就是如此。如果自然地理条件优越，使得人类的养育能力显然超过生物更替水平，人口密度就会逐渐增加，在环境条件下寻找新的谋生手段，创立了畜牧业、种植业等新的行业。但在特定谋生手段下任何环境的人口容量是有限的，当人口增加到饱和状态时，就会出现（对人口的）马尔萨斯抑制。所以，古代世界的总人口增加十分缓慢。15世纪以来，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并向全世界扩张，大大增加了人类从自然界索取资源和让自然界为人类服务的能力，地球环境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世界人口才突飞猛进地增长了起来（中国人口在清朝大幅度增长，也是由美洲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的推广引起的，也在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

对于任何个人来说，人口增长大大改变了他生存于其中的环境条件，也迫使他在新的条件下作出新的“选择”。而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研究环境的改变如何改变了人的选择。由于人口增长具有生物性特点，是经常起作用的“动力”，这就使社会人口总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所以我们说，人口因素是社会运行过程中经常起作用的“外生变量”，经济史研究对此必须给予充分重视。

五、作为“原因”的人口因素和作为“结果”的人口问题

早在14世纪，西欧地区的人口增长就已经出现马尔萨斯抑制的特征。根据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引用的材料，到17世纪末的1700年，西欧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十几次马尔萨斯抑制。又经过了一个世纪，英国的人口过剩问题更加严重。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的《人口原理》一书，就是力图解释人口“问题”的原因。由于马尔萨斯把人口增长的根源归结为人的生物属性，于是人口增长就是一种自然规律。

半个世纪后，马克思认为，任何特定的社会，都有其特殊的起作用的人口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的人口相对过剩，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马尔萨斯关于人口过剩是自然规律的理论，是巴结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表现。

平心而论，马尔萨斯和马克思都重视了在欧洲已经成了“问题”的人口因素，注意探讨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马尔萨斯强调了这一结果的“自然原因”，而马克思则强调了其“社会原因”。但是，正因为他们重视的都是作为社会运行“结果”的人口“问题”，所以他们的人口理论都没有注重阐明“人口因素”对社会的正面作用，当然更没有阐明“人口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生作用的机制。从他们的理论中，人们也搞不清“人口因素”对社会发展进步究竟是起了正面的进步作用，还是起了负面的消极作用。

马克思认识到，人类具有无限创造的潜力，所以生产力总是要向前发展的。但是创造潜力只是一种可能性，关键问题是它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发挥出来。从哲学上看，人具有追求闲暇和享受的天性，结果在缺乏生存环境压力的情况下，人类很难充分发挥自己的发明创造潜力。从迄今为止的历史看，社会的发展进步，都是生存环境造成压力的结果。英国文明专家汤因比对此有很深刻的见解，他干脆说，人类创造的所有文明，都是应付环境“挑战”的结果，并由此建构了文明发展的“挑战——应战”模型。不过如前所述，迫使人口向外迁移或迫使人们采用新的谋生手段（畜牧业、农业的产生）的环境压力，很少是环境本身变化造成的。如果环境本身具有不利条件而人类在迁移过程中仍然“选择”了这一特定环境，肯定是由于这一环境相对来说对人类生存更为有利。从这一角度说，汤因比关于“人类创造文明的环境不是安逸的而是困难的”论断，显然缺乏具体分析，因为他所说的困难都是有环境本身的困难，而没有认识到“人口变量”使环境发生的相对困难。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于汤因比，因为他出版大部头著作的1940年代，人们对人口变量所起的作用并不了解；再有，他只是一个“历史学家”，并不懂得在历史科学中利用经济学原理。

直到现在，还只有很少学者能够区分“人口因素”和“人口问题”。笔者以为，经济史学科谈到的“人口因素”，往往是指作为变量而对社会运行起作用的人口条件；而谈到“人口问题”，往往是指作为社会运行结果而出了“问题”的人口状况。当然，由于许多人不习惯于严格界定和使用相关术语，“人口问题”和“人口因素”在含义上也可以吻合，例如“问题”二字轻读，“人口问题”的含义就成了“关于人口”，于是“人口问题”就包含了对社会运行起作用的“人口条件”，也就是包含了“人口因素”的本来含义。[page_break] 六、人口因素发生作用的机制：边际收益递减

就推动“人口因素”发生作用的机制来说，其基本原理到处都是相同的，仍然是“经济人理性选择”。人口增长改变了个人所处的（客观）环境，从而改变了个人的选择函数，使每个人都在新的基础上作出新的选择。

尽管人口因素发生作用的原理相同，但在传统社会和近现代社会中，人口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却大不相同。恩格斯早就指出，传统社会中人口过剩主要是直接对生活资料造成压力（即马尔萨斯论证的原理），而在近代工业社会中，人口过剩首先和主要的则是就业手段造成压力。当代中国具有传统社会和近代社会的混合特点，所以一方面在贫困地区，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并没有消除；另一方面在相对发达的沿海或中西部城市，明显具有近代社会的特点，社会就业问题空前严重，有人写文章论证，“一切都是人口惹的祸”。虽然这句话有点过于绝对，但确实隐含很深刻的见解。篇幅所限，本文中我们只研究传统社会中“人口因素”如何发生作用。

人们早就认识到，任何生物都有很强的繁殖能力。就高等动物来说，雌雄交配是其本能。从生物角度说，人与一般生物并没有多大差别。性欲是人的基本欲求之一，它是人作为“类”得以延续的前提。两性间的性要求是人口增长的原始动力。在自然条件下，人的生育能力要大大超过的养育能力。生育能力与养育能力的矛盾，构成古代社会中高生育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这一普遍的人口增长方式。

在原始时代，人口稀少而自然资源丰腴，人类只需要直接从自然界索取资源即可生存，所以并不存在多大生存压力。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尽管十分缓慢），人均自然资源减少，于是就相对稀缺，对个人来说就相当于生存环境“恶化”。为应付相对恶化的环境（资源稀缺），人类必须想办法利用客观环境“创造”资源，于是依次创立了畜牧业、农业、手工业、采矿业等新行业。人类生存方式的变迁，从总体上看都是应付生存压力的结果。

在人类历史上，某一地域环境本身的变化主要是气候变化，例如气候由阴冷变为干暖或者相反，都会打破原来已经形成的相对平衡，对人们生产和生活带来负面影响（正面影响则比较少），迫使人们作出新的努力去适应和改造环境条件。但就我们所研究社会历史来说，环境本身的变化往往很小，例如四大文明古国所在的地域，自文明产生以来气候变化不大，所以环境对人类生存压力主要就不是由于环境的改变，而是人自身发生了变化，具体地说是由于人口发生了变化。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人口总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素质、结构和数量都在变化。由于缺乏相应的资料，人们至今对历史上的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都很少了解。相对来说，人口数量还是最容易确定的，但至今我们对历史时期的人口数量也很少有可靠资料，所以也只能根据不太准确的资料（许多是估计）进行研究。经济史研究中的“人口变量”主要是指的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口因素发生作用的原理，可以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来解释。由于土地面积相对不变，所以人口增长必然使得同一地区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劳动投入的增加必然导致按劳动计算的收益率递减，一直减少到勉强能够维持生存的程度，这时候社会人口就普遍陷于贫困。如果出现天灾、瘟疫和社会战乱，人口就会大量毁灭，发生所谓的马尔萨斯抑制。所以人口变量的作用主要就表现为增长的人口对不变的土地（耕地）产生压力，产生“人地矛盾”危机。有时候我们为了强调人的“反应”，也往往把“人口对环境的压力”反过来说成是“环境对人口的压力”。

美国经济学家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主要用人口变量解释了近代以来西欧经济的兴起。

七、诺思人口模型：人口增长是西欧经济兴起的原动力

直到中世纪前期，西欧大部分地区还是人口稀少的广袤的荒野。中心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导致劳动报酬递减，迫使人口溢出到尚未开垦的边远地区，于是出现了开发西北欧的所谓“边疆运动”。新开发的地区之间以及与中心地区之间，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有较大差别，加上人口密度的差异，使得各地形成了不同的生产类型，各自生产了不同的产品，于是引起对交换的需求，逐渐产生了小范围的商品交易市场。广泛的水路运输使得运费低廉，粮食、木材、羊毛、咸鱼、酒类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也能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于是广阔的地域都逐渐参加到市场交易中来。基本产品的交易使得各地都致力于生产自己的优势产品，很快形成了专业化生产，这就使普通农民也能够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而提高劳动收益。农民收益的提高使得他们有力量消费更多的制造品或奢侈品，从而刺激了制造业的专业化和劳动过程中精细的分工。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在操作时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促使人们考虑用机械代替手工，用自然力（水力、风力）代替人力和畜力，于是出现了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欧洲生产技术的提高，都是由市场发展所带来的盈利机会刺激的结果。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推动了经济组织、社会结构乃至政治结构的发展进步，所谓资本主义制度终于在西欧社会中发展了起来……总之，在诺思看来，西欧市场兴起的基础条件是优越的地理环境，而促使市场兴起的原动力（外生变量）则是人口增长。诺思把自己关于西欧兴起的原理称为“人口模型”。

中国人民大学的林岗博士把诺思关于西欧经济增长的“人口模型”称为“人口动力论”，这一称呼很容易引起误解。一般人往往会问，人口增长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例如中国和其他文明古国早就出现了稠密的人口，为什么同样的“人口动力”，却没有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呢？

这一疑问所隐含的“哲学依据”是“相同的原因必然有相同的结果”。由于各地社会发展进程存在较大反差，这就不可能用统一的“人口动力论”予以解释。但真实的因果关系原理是，相同的动力（原因）会有大不相同的结果，例如太阳引力引起海岸的潮汐变化，但是同一个太阳引力，却没有引起陆地多大变化，于是相同的“动力”就得到了，我们在解释潮汐变化时不能光利用太阳引力，而必须结合水体的流动性。同样，我们也不能脱离不同地区人们所处的客观环境（主要是地理条件），而只用“人口动力”来解释不同的社会历史进程。我们在“社会停滞的人口—地理模型”一节中再详细分析这一原理。[page_break] 八、解读中国历史循环的人口模型：人口循环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

早在1980年代 ，笔者在阅读陈平（现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文章时就得出了这样一个印象：中国的王朝循环是人口循环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陈平的这一看法（？）似乎有点绝对，但笔者却从中得到极大启发，开始致力于探讨传统中国社会运行的原理。直到前几年笔者学过经济学原理以后才终于确认，认识传统社会，需要利用“公共产品理论”。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象国防、交通、立法等一些不通过市场交换，而由政府提供的商品和劳务。自从人类进入定居农业以后，就总是有人用偷盗和抢劫来获得产品，这就迫使农民对村庄防卫投资；另外，农户之间在生产和生活中也会产生矛盾和纠纷，解决纠纷往往需要有人从中进行调解和疏通，也就是需要有人提供“公正”。“保护”和“公正”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具有技术上或经济上的非排他性。例如，人们不可能把那些不愿意为“国防”出资的居民排除在“消费”者之外，这是技术上的非排他性；又如，修筑一条乡间土路，要“排除”不出资者对它使用，必须增加设施和雇用人员看管，在经济上显然很不合算，这是经济上的非排他性。公共产品还具有非竞争性，即无论增加多少消费者，都不会减少其他人的消费，例如在村庄防卫中，不会因别人增加了安全而使自己的安全减少。公共产品一旦生产出来，人们便不可能不享受。由于不出资者也能受益，所以人们都想让他人为村庄防卫和修筑道路出资出力而自己却坐享其成。为要克服这种“白搭车”的刺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确立政府权威并向一切受益者征税。因此，政府实际上是向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

公共产品也需要生产成本，因为提供有效“保护”需要训练有素的武装士兵，提供经常性的“公正”需要有解决纠纷的组织和人员。在原始时代，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较少，氏族和部落的首领就承担了向其成员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责。武王伐纣后的大分封时代所分封的诸侯国，其功能就是为它统治下的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当时的诸侯国实际上是血缘宗族和按地域“行政单位”的结合，所以某国的居民就是某个姓氏的族民，现代的不少姓氏就是由诸侯国的国名演变而来的。

公共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如果要对居住在田野上的单个农户进行有效保护，其费用就会大大超过其全部财产的价值，经济上显然得不偿失，所以农户都聚居为村落，以便组织起来进行自保。从保护的角度看，村庄规模越大越好。但是从生产方面说，村落越大，耕地距居住地也就越远，耕作、施肥和收获时花费在途中的无效劳动也越多，成为规模不经济。实际形成的村庄，就是在保护方面规模经济（越大越好）和生产方面规模不经济（越小越好）之间的平衡。从国家对边境的防卫来说，也很容易说明公共产品的规模经济效益，因为国家收益可以按所辖地域（面积）成比例增加，而费用却只按其周长的比例增加。由于地域面积扩大100倍，周长才扩大10倍，所以国家管辖范围越大，单个居民享受公共产品所分摊的防卫费用就越低。由于规模经济原理的作用，在那些相对完整的地理单元中，总是能够形成统一国家，因为统治者都极力扩大统治范围，而居民也都拥护建立统一国家。

从公共产品的角度看，人口增长导致了劳动报酬递减，于是正当劳动的“相对价值”大大降低，而不正当手段的相对价值大大升高，这就吸引（刺激）不少人采用不正当手段谋求利益，于是社会秩序就会趋于混乱，这时维持社会秩序的成本就会大大增加。历史上某些时期所谓的“世风日下”，原因就是如此。不过过去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一些直接的表面的原因，例如认为“世风日下”是统治者腐败、无能造成的。如果但从公共产品原理分析，就可以认识到人口压力增大是生石灰秩序混乱的深层次原因。笔者由此归纳了一个所谓的“秩序定理”：在传统社会中，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性。

也许商周时期到春秋战国的社会状况（变化）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

中国人大都听说过“画地为牢”的故事：据说在周文王统治下的西岐，文王只在地上划圈“囚禁”犯人，没人监督犯人也不致“越圈”逃跑。过去都认为，这是文王对社会广施仁政的结果。不过现在看来，文王的“仁政”之所以能够有效实施，必须具备合适的社会条件，例如必须有百姓的自觉守法来配合。可以设想，在实施“画地为牢”的环境中，百姓故意犯罪肯定很少（大都是过失犯罪），即使故意犯罪，恶性程度大概也不高（恶性犯罪必须严惩），不会超出现代法律中需要给于“警告”或“训诫”处罚的程度。在这种环境下，正常的社会秩序当然很容易维持（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低），所以文王才能够用如此宽缓的手段，通过广施“仁政”来治理国家。

但到春秋晚期，随着人口的增加（根据资料，春秋战国是中国人口大增长时期），社会秩序已经大不如前，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这是逐步破坏“周礼”的结果，所以主张大力恢复周礼，象周文王那样对天下施行仁义，以德治民，使社会贵贱有序，恢复良好的社会秩序。现在看来，孔子想通过恢复周礼来恢复社会秩序，实际上是想用较低代价向混乱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这当然是办不到的。所以尽管孔子到处游说，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却没人实行他的主张。经过几百年以后，直到汉武帝时代，统治者和社会精英才共同认识到，儒家思想对“维护”正常秩序具有重要作用，于是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与孔子的政治思想相反，到战国时期，一些思想家已经充分认识到儒家“仁政”思想对“治理”混乱的社会不起作用，于是主张用“严刑峻法”来治理社会，这就是“法家”思想，其集大成者是战国后期的思想家韩非。韩非在论述行仁义不能治天下时指出：“（周）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徐）偃王行仁义而亡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古今风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悍马，此不知之患也”，所以强烈主张治乱世必须使用严刑峻法。韩非的看法与当时大多数学者和政治家的意见颇为一致，例如此前在魏国主持改革的李悝，在楚国主持变法的吴起，在秦国主持变法的商鞅，无不推行法家路线。最后，中国由实行法家路线的大政治家秦始皇实现了全国统一，更证明了法家思想适合于治理乱世的道理。

至于社会秩序混乱的根源在于人口状况，古代思想家中仍然是韩非认识得最为深刻，他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货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可见，韩非早已认识到，人口过剩与社会混乱密切相关。

近代思想家康有为对这一原理也有深刻认识，他在《公车上书》中说：“我生齿既繁……穷困无业，游散无赖，所在皆是。京师四方观望，而乞丐遍地。其他孤老残疾，无人收恤，废死道路，日日而有……我民穷困，游散最多……或为盗贼，或为间谍，不可收拾。”建议修筑铁路，把百姓运送到边远地区开垦荒地，用以解决人口和社会问题。

“秩序定理”（人口密度与公共产品生产成本的正相关性）也可以用来解释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王朝兴亡。秦末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隋末起义、黄巢起义、元末起义、李自成起义、洪秀全起义等八次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都是在人口饱和情况下发生的，其中除秦末大起义外，其它七次起义都明显由大面积的灾荒（主要是旱灾）所引起（秦末起义是否具有灾荒的原因，历史记载不太明显）。在人口饱和时出现灾荒，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费用就会大大超过统治者的赋税收入（南开大学魏风春博士用“财政危机”表述这一情况，也颇新颖）。由于统治者承担不了公共产品的“亏本”交易，于是王朝走向垮台。在起义和战乱毁灭了大量人口，人地矛盾缓和以后，天灾也往往过去，而幸存人口又渴望稳定的秩序，这时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又大大降低，于是就出现了新的公共产品提供者——又一个专制王朝。

笔者曾经把历史上的人口波动按年代顺序画出一条曲线，很容易看到人口大幅度波动与王朝的盛衰兴亡是吻合的，过去我们偏重于用统治政策来解释人口状况（例如新王朝对农民阶级的让步政策），这当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人们会问，统治政策是从哪里来的呢？于是我们还是不得不归结到社会经济生活，这就会得出政策和社会“相互作用”的结论。但在探讨历史运行的原理上，相互作用没有使我们前进一步。现在我们反过来认识问题，人口状况是比政策更为“基础”的东西，是人口密度的增加（人口过剩）使得社会秩序混乱，再由于外生变量自然灾害的掺入，终于导致提供公共产品的统治体系崩溃，由此解释了中国宏观的历史循环。由于人口增长根源于人的“生物属性”（自然属性），而自然灾害也完全来源于自然界，它们在社会运行模型中都是不可解释的“外生因素”，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外生变量”是中国王朝兴亡和历史循环的“终极原因”。

九、传统社会停滞的“人口—地理”模型

一般认为，在因果关系原理中，相同的结果应当有相同的原因，而不同的结果则应当有不同的原因。穆勒“探求因果关系四法”中的“求同法”和“求异法”，其基本依据就是如此。根据这一思想，探讨中国和西欧历史进程的反差，就不能归结到相同的“人口动力”，而只能归结到不同的环境条件。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欧，人们面对人口增长引起的环境压力下，只得在环境中找寻对抗压力的手段。如果环境正好为人们提供了发展相应手段的可能，人们就会形成新的生产方式，社会就出现发展进步，近代西欧社会发展了商品市场经济，原理就是如此；而如果环境并没有为人们发展新手段提供多大可能，现存人口的生存条件就会恶化，一直恶化到勉强维持生存的地步，再遇到灾变性的“外生变量”，就会导致人口大量毁灭，社会一下子倒退一两百年，这就是中国和世界大多数地区进入农业文明直至资本主义扩张到来的状况。

现在，大概无人再把中国和西欧社会进程的重大反差归咎于他们人种的不同。既然不是人种的不同，就必然归结为他们遇到了大不相同的环境。我们知道，中世纪的人口压力迫使西欧人从中心地区向周围地区扩散迁移（移民垦荒），但在新地区他们各自遇到了大不相同的气候条件，为适应不同条件而选择了不同的生产类型，获得了不同的产品，这就在不同地区之间形成了潜在的贸易盈利。由于水路运费低廉，便于潜在利益的实现，刺激西欧人发展了新的交易手段，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对比中国的情况，远在秦汉时期，中心地区（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的人口压力就迫使人们从中心地区向边远地区迁，但在边远地区，他们遇到了与中心地区大致相同的环境（主要是土壤、气候），于是只能够生产与中心地区大致相同的产品，所以各地之间并不存在潜在的贸易盈利。根据笔者的观察和计算，从现今陕西、甘肃交界处向东一直到山东半岛东端，在这一长约1500公里、宽也达数百公里的广阔地域内（即历史上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基本产品都是相同的，在古代都是夏麦秋粟，各地之间并不存在多大的比较利益。对那些自然条件有一定差异，因而产品有一定差异的南北各地之间，却没有水路可供通航，而陆路运费却大致高出水路运费30倍，古代条件下一般产品根本承受不了如此高额的运输费用，致使南北各地少量潜在的贸易盈利无法实现，所以基本产品的商品市场不可能发展起来（事实上也没有发展起来），导致社会长期陷于停滞。

简单地说，在中国，中心地区在人口压力下外迁的农民，遇到了与中心地区大致相同的环境，于是“复制”了相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复制了相同的社会结构，直到把全国各地都复制成小农结构为止，结果就在全国形成了“袋装马铃薯”式（马克思对法国小农的比喻）的整体社会结构。[page_break] 十、“选择史观”和“唯物史观”

笔者总感到，外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人口因素发生作用的机制，看法颇为一致，即都能够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来解释人口增长的负面作用，如侯先生文章中介绍的波斯坦、恰亚诺夫、  艾温、黄宗智等，尽管将人口因素用于具体分析某一地区时大不相同，但他们所使用的基本原理却是一致的，波斯坦(M·M·Postan)等人提出的“新人口论”，就与诺思建立的人口模型完全一致。而中国学者中却很少有人（我不敢说没有）能够如此深刻地认识人口因素的作用。

“新人口论”模式以人口数量的波动为依据，解释了中世纪后期西欧社会经济的变迁。从12世纪到13世纪，随着人口的稳步增长，对粮食需求的压力增大，导致了大规模的垦荒运动。这是因人口膨胀而引起生产和贸易的扩张时期。人口增长到使土地无法承受时，劳动生产率降低，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引发了黑死病，造成大量人口死亡。从14世纪到15世纪，农村经济凋敝，人口锐减，劳动力匮乏，因而成为稀缺资源。领主之间为争夺日趋匮乏的劳动力，抬高了劳动力的价格，于是，带有较强人身依附特征因而不受欢迎的劳役地租，逐渐演变为以货币“折算”，以至领主最终放弃了农奴制。总之，在“新人口论”看来，“人口的灾祸决定了农奴制的崩溃”，不论是经济的扩张，还是黑死病的蔓延，以至农奴制的崩溃，都主要归因于“人口因素”的作用。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思对西欧经济史状况的解释与波斯坦完全相同。诺思在该书序言中说，波斯坦在出版前就通读了手稿，并就公元900到1500年的经济史提出了详细的建议。由于波斯坦和诺思的文章及著作大都在1973年前后发表和出版，这就时人们难以搞清这一解释的“发明权”究竟属于谁。当然，对于经济史理论来说，“发明权”属于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科学。而就科学性来说，它紧扣“人们在环境变化下的理性选择”这一基本原理，本身是无懈可击的。

不过，“新人口论”这一名称却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这一理论是“有关人口的理论”，但实际上，它不象马尔萨斯和马克思的人口理论那样偏重于解释“人口问题”的形成，而重在解释人口因素的“作用”；有人干脆把这一理论称为“人口动力论”或“人口决定论”，这两个名称也容易引起误解，使人误认为这一理论抛开了特定的环境条件，只把社会经济运行的原因归结为人口增长。而事实上，在解释西欧经济波动时，除了应用人口变量以外，波斯坦和诺思还引入黑死病（淋巴腺鼠疫）这一外生变量，而诺思更是十分强调西欧的环境条件。而离开特定的环境条件，单用人口因素是根本无法解释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反差的。

从哲学角度讨论“作用”、“动力”、“决定”等概念已经超出本文研究的范围。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迄今为止，社会历史科学对许多概念没有给予严格定义，学者们往往大量使用一些描述性的术语，“决定论”、“决定性的”、“决定性作用”、“决定性影响”等概念就是如此，侯先生对此也持批评意见。笔者以为，其他社会科学的出路就在于放弃那些无法定义的描述性术语，在研究中严格定义概念和进行逻辑推理。

笔者以为，多年的强制唯物史观教育也是使经济史研究误入歧途的重要“原因”。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原因，而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则是技术的进步和创新。但是，唯物史观的创立者和解释者，都没有合理解释技术创新出现的原因，这就使唯物史观缺乏坚实的逻辑基础。诺思认为说，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缺陷在于以阶级为分析单位，又没有重视人口变迁这一基本变量的作用。笔者以为，诺思的批评，确实是看到了问题所在。

“经济人选择史观”认为，，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把这一原理应用到西欧兴起过程的研究，诺思发现西欧经济兴起的关键环节是商品市场的兴起，而市场兴起的关键条件则是优越的地理因素，这就把历史科学建立在真正客观的基础上，为我们跳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线性因果关系框架的束缚指明了出路。有人认为，“经济人选择史观”才具有真正的唯物主义基础，诺思理论是比马克思理论更为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过这样认识，也就完全改变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而只是借用了它的外壳……

通观唯物史观的逻辑结构，其创立者对主要概念都没有给予严格定义，其信奉者也没有能够弥补这些根本缺陷，结果在用于指导社会经济史研究时就出现许多模糊和混乱。例如，市场直接体现了人们之间的交换关系，按照唯物史观，它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市场发展就应当用生产力发展予以解释。但“事实”上，市场发展是比通常理解的生产力发展更为基础的东西，正是市场发展既引起了人们之间“关系”的变化，也（通过刺激生产的专业化）引起了生产能力的提高。社会运行理论如果能够给予“市场发展”以更为基础的地位，那就可以走出唯物史观早就把我们引入的“死胡同”。而诺思的理论模型正是如此，它根本没有采用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特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概念，完全以经济人理性选择为基础建构历史理论，并且阐明了市场发展的原理，这就解决了困扰历史学家上百年的大问题。

十一、对“人口模型”不成功的运用和不得要领的批评

诺思的历史理论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掌握和运用。但在诺思理论提出前后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学者并没有很好地掌握和应用这一理论（方法）。笔者以为，艾温、黄宗智岁传统中国社会的解释，都是对“人口模型”的不成功的运用。

英国学者艾温(M·Eleiv)在《旧中国的模式》一书中，也力图用“人口因素”解释中国落后的原因。他认为中国的落后是技术的落后，而技术自14世纪处于停滞应归咎于人口的过度增长。当人口增加而土地不能相应增加时，农田不足以维持生存，农民只好从事副业生产，以赚取辅助性收入，这就促使农民家庭手工业（纺织业）的兴起。在家庭手工业中，农民只要少许投资，购买简单的设备，便可利用家庭闲散劳力（包括妇女儿童），从事纺织，将产品送到当地市场出卖。只要出卖的价钱超过他们原料和工具的成本，他们便觉得有利可图。同时，由于市场上有许多出卖纺织品的农户，于是棉布商或经纪人就可以相当低廉的价格买到所需产品，这比他们设立工场、亲自监督工人生产更为经济。结果形成市场与生产技术的分离，即商人所关心的只是市场的运行，而不是生产的经营与技术的改进。中国生产技术停滞的原因就是如此。

在解释中国技术停滞的基本原因后，艾温把公元600年到1800年间的中国经济发展分为三个时期：600——1300年，1300——1600年和1600——1800年。在头两个时期，伴随人口和耕地的扩张，以及一部分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农业产量大致能跟上人口的增长。但在第三个时期，人口大幅度膨胀，而耕地开垦殆尽，传统技术达到顶峰，即使投入再多的劳力，也不会刺激农作物的总产量。这样，农业被困在一个“陷阱”(trap)里。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农业在当时的资源和人口条件下，生产和消费已达最高水平的平衡，以至失去潜在生产力的积累，即失去内部动力，这时候，只有西方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的介入，才能解脱困境。

其实，艾温虽然理解人口因素发生作用的“机制”，但他并没有搞清技术进步（受市场盈利的刺激）的基本原理，所以他用人口因素解释中国经济停滞的“原因”，本身就难以成立。对人口陷阱的最有力的反驳是，在汉、唐、明、清四大王朝统治的前期，人口都比较少（社会战乱造成），所以不存在“卡脖子”状态。但在其延续的二三百年中，社会经济却都没有突破发展的“瓶颈”（这里只是套用习惯术语，实际上人们对“瓶颈”究竟是什么并没有正确认识）。既然在不没有“卡脖子”状态的环境中，社会经济也没有自发发展起来（指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那就没有理由把传统社会的停滞归咎于什么“卡脖子”状态（陷阱、过密化、瓶颈等）。

笔者以为，明清时期中国是否出现“卡脖子状态”是一回事，而“卡脖子理论”是否正确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卡脖子理论”根本就不正确，那就没有必要讨论中国何时进入或者一直没有进入“卡脖子状态”。可惜的是，我们在侯建新先生的文章中，没有看出他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见解，而用了较大篇幅谈论中国是否出现了“卡脖子状态”。他谈到，艾温认为，中国在18世纪时（当时人口接近4亿）即达到“卡脖子”的境地；敦伯格(R·Deruberger)认为在19世纪末，王业键认为应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前期，而珀金斯认为到20世纪中期也未见到真正的困境。据何炳棣、珀金斯的研究，明清两代中国人口的增长率不超过5‰，乾嘉年间最快时也不超过10‰，而现在第三世界人口增长率常在20～30‰。我国人口的迅速增长乃是晚近30多年的事。侯建新先生就此认为，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从全国范围讲，得不出一个“陷阱”的结论。

侯先生（并且不仅仅是侯先生）用“人口增长率”来说明人地比例关系是否进入“卡脖子”状态，其推理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人地“比例”是某一个时点上（人口和土地）这两个事物的数量比，而人口“增长率”则是人口这同一事物在两个时点的比较（计算得出的数据），所以人口“增长率”根本不能说明人地比例关系的状况。如果“人口增长率”确实对说明“人地比例”具有某种意义的话，那么学者们则完全搞反了，因为某一阶段人口增长率高，正好说明在这一阶段开始时，人口仍然具有较大增长余地，还没有达到饱和状态，即没有进入所谓的“卡脖子”状态。相反，如果某一阶段人口没有增长或者增长率很低，正好说明那时人口已经基本饱和，很少有增加的余地，社会已经进入了贫困化“陷阱”。总之，侯先生以“明清两代人口增长率大大低于现在第三世界人口增长率”来论证中国没有出现所谓的“陷阱”，道理上完全是错误的。

其次，用“明清两代中国人口的增长率不超过5‰”这一数据来说明人口是否进入“卡脖子”状态，则不具有任何意义。明清两代共达543年，在这五百多年中，人口（数量）至少经历了两次大幅度波动，例如清朝代明过程中的隐含变量就是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导致农民大起义以及人口的大量毁灭。几百年中人口的平均增长率数据，掩盖了不同时期的人口状况，也搞混了经济史研究。如果从更长的时段来考察人口“增长率”，那么从西汉末年全国人口将近6000万，经过多次波动，到明清之际又成为6000万，在一千多年中人口的平均增长率大致为零。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明清两代中国人口的增长率不超过5‰”之所以无用，是因为它既不能说明人口没有饱和，也不能说明人口已经饱和，就象一座池塘的“平均水深”不到1米既不能说明它不会淹死人，更不能说明它会淹死人一样。因为只要有一小片足够深就可以淹死人，而与水池的平均深度没有关系。

笔者以为，艾温、黄宗智、敦伯格(R·Deruberger)、王业键、珀金斯等学者致力于研究中国农业究竟是18 世纪、19 世纪还是20世纪进入了“卡脖子”状态，或者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达到“卡脖子”状态，都是无谓的争论。大体说来，“陷阱”、“卡脖子”状态、“过密化”或“内卷化”等概念，只是对中国经济状况的一种描述和归纳，它们并不具有原理性意义。对经济史研究来说，它们本身什么也不能说明。反过来说，它们自身倒是还需要用更基础的原理予以说明（可在网上搜索拙文《不得要领的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

就明清“经济状况”，笔者与侯建新先生的看法大体是相同的，学者们关于“明清时期蓬勃的、持久的商品化”的论断，估价确实有点过高。正如侯先生所说，“从总体看，1840年左右的国内市场，农村还是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侯先生提出，“衡量商品经济水平，不但要看到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多寡，还要考虑社会分工规模、价值规律作用的范围、市场发育的程度等因素。即使进入市场部分，也要具体分析”，笔者对这些看法都非常赞同。不过，侯先生介绍的他在博士论文《20世纪上半叶冀中农村经济研究——一项关于农民家庭收支的统计分析报告》中的一些论证，却使笔者大惑不解。

侯先生说，在华北农村，“愈是歉收年份，市场愈活跃；越是租债逼人，农民愈需卖出产品或买进产品”。我不知道他用哪些材料说明他的这一论断。他认为这种商品交换不是与“看不见的手”打交道，而是与死神打交道。他用“饥饿型”商品交换、“萎缩型”商品交换来表述歉收年份的“市场活跃”，认为经济史研究必须把这些“虚假”成分予以排除。笔者曾经认识一位老农，他在灾荒年代曾经用购买两个烧饼的钱购买了一架正在使用的古式座钟，这架座钟的“质量”使笔者大为吃惊，因为它为这位老农又“工作”了将近四十年。可以设想，座钟的主人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大概不会为了可怜的两个烧饼而出售家中贵重的耐用消费品。这一故事也许可以成为侯先生“饥饿型”商品交换的典型例证。这一例证使笔者猜想，如果饥饿迫使不少人把家中耐用消费品拿到市场上出售，这是不是侯先生所说的“市场活跃”呢？。但我认为，这一情况完全可以用食物消费的必要性和市场供求原理予以解释，而没有必要创造出“饥饿型”、“萎缩型”（商品交换）等概念，并把它作为“虚假”成分从正常商品交换中予以排除。

侯先生在批评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时说，“目前没有一套完整的数据证明中国农业近五百年的完全停滞”。这一批评当然是正确的。但在笔者看来，关键问题并不在“没有一套完整的数据”，而在于我们缺乏判断经济“停滞”的适当标准，更缺乏一套解释经济史的基础理论。侯先生说，“尽管发展极其缓慢、有时甚至相对停滞，但总体讲中国农业是发展的”。这一句话八面玲珑，大概很难找出什么破绽。但如果“缓慢”、“停滞”和“发展”这样存在强烈反差的概念却能够被侯先生统一在对中国农业状况的表述中，那就正好说明对判断“缓慢”、“停滞”和“发展”等概念，经济史研究至今还没有确定的标准。

尤其使笔者难以接受的，是侯先生对学者们重视人口因素作用的批评。他说，“黄宗智理论模型中的深层次的因素，显然还是归结于人口压力”，黄宗智“最终将人口再生产凌驾于物质再生产之上，则属可商”。笔者以为，虽然艾温和黄宗智对传统中国社会的认识存在严重缺陷，但他们注重人口因素的作用，其研究方向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他们在研究中很好地利用了“收益递减原理”，显然比侯先生那些隔靴搔痒的议论更有价值。侯先生否定了艾温和黄宗智重视人口因素的正确研究方向，这就离科学地认识人口因素愈来愈远。如果我们按照侯先生的这一指引，那么也许永远难以完成他给我们提出的任务——对人口因素给予“科学定位”。

在批评了那些重视人口因素的学者之后，侯先生说，“就中国大多数地区而言，晚近30多年来人口增长显然过快，即便如此，我们也很难把中国农村特别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贫穷与落后完全归咎于人口。我国70年代后农村经济取得巨大进步，并非人口与土地资源比例变化的结果，如果说有变化的话，是人均耕地更加狭小了。另一个经常可见的简单事实是，同样的人口和土地等资源比例，往往会有较大不同的农业发展水平。何况，人口无节制的过度增长，像第三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那样，本身就是贫穷和愚昧的表现，它会随后者的改善而改善。”

很难认为这些平直的叙述和议论有什么错误。但是它给笔者的印象是，对人口问题，侯先生并没有形成一个明晰、完整的看法。他关于“人口问题是派生物，不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论断，虽然也使人很难反驳，但本身却并不正确。如前所述，人口问题不仅仅是派生物，它根源于人的生物属性，所以也具有“原生”的成分。人口问题具不具有决定性作用，首先在于对“决定性”一词的理解；其次，即使确实不具有决定性作用，我们也想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它发生作用的机制又是怎样的？而对这些关键问题，侯先生却没有给予解答。

在最后两小节中，侯先生评述了“20世纪中国农村的发展与不发展问题”。他认为，“社会安定程度，政府的扶植以及产权关系明晰的力度，都是20世纪中国农村发展和不发展的关键环节，其作用似乎并不亚于人口因素”。“农村的发展还与经营规模、土地资源、生态环境等关系甚密，同时也离不开国内国际市场条件、城乡关系以及市场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而且笔者不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这些因素不起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各个因素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包括人口因素在内，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各个因素的作用是不平衡的。例如，在20世纪上半叶战争带来的社会动荡以及政府的低效、无能是农村不发展的主要原因；50～70年代人口激增和“大锅饭”即产权缺乏必要的保护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主要障碍；当前的主要问题则是土地的过度碎化，产业结构不合理、土地市场流通弱化，以及特定条件下城市工业接纳剩余劳动力的狭隘化等”。

笔者以为，越是罗列出更多的阻碍中国经济进步的因素，越表明侯先生对“人口因素”的认识是模糊的。更何况，这些意见差不多都是一些“老生常谈”，它既没有告诉我们新的事实，也没有给我们提出新的原理。读了这些话，我们对“人口因素”的认识并没有前进一步。

十二、简短结论

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及其变化情况下理性选择的结果。

人口的自然增长根源于人的生物属性，它是社会运行中经常起作用的外生变量。人口增长改变了个人所处的客观环境，从而改变了每一个人的成本收益函数，从而对整个社会造成明显影响。

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压力，是人类迁移扩散和创立新行业的基本动力，历史上畜牧业和粮食种植业的出现，都是人们为对付环境压力（也说人口对环境的压力）而理性选择的结果。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口增长对经济运行的作用机制是引起劳动报酬递减，由此又引起不正当手段的相对价值提高，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大大上升。

追求消费的多样性是人的天性，而生产的基本原理则是专业化生产（生产单一产品）效率较高，于是解决生产和消费矛盾的商品交换应运而生，那些因自然地理条件最有利于刺激社会分工（专业化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地区，就最早发展起近代工商业；而那些不利于专业化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的地区，社会经济都差不多陷于停滞状态。

人类进入近代现代社会，是由“原生”于西欧的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扩张引起的。如果没有西欧资本主义兴起并向全世界扩张这一伟大的历史运动，世界将一直停留于自己的中世纪。

不同地域社会发展进程的反差，不在于相同的“人口动力”，而在于自然增长的人口遇到了大不相同的地理条件。阐明社会运行的原理，必须利用人口变量和地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