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百科豆芽检测:發展與穩定:百名專家看社會形勢及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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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與穩定:百名專家看社會形勢及其前景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在2004年10~11月組織了一次以百位專家為對象的問卷調查,就2004~2005年社會形勢中的若干重要問題徵詢他們的看法。該調查最後獲取的成功問卷有104份。本調查獲取成功樣本的基本情況如下:

1) 性別:男 83.7% ,女 15.4%,未答者為1.0%

2) 年齡:30~40歲,9.6% ;40~50歲,34.6% ;50~60歲,38.5%

60~70歲,12.5%;70歲以上,3.8%;未答,1.0%

3) 專業領域:經濟學,24.0% ;法學,1.0% ;社會學, 64.4%

管理學,2.9%;其他, 3.8% ;政治學,1.0;未答,1.0%

社會學、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等專業領域的諸多專家均成為這次調查的受訪者。與往年的專家調查一樣,本次調查的結果反映了中高級專業技術專家對2004~2005年的社會形勢發展一些基本特點和走向的基本判斷。

一 關於2003年社會形勢的基本判斷

本年度調查顯示,被訪專家中有91.3%的人認為,2004年的社會形勢屬於“比較穩定”,而在2003年年底的同類調查中,持這種判斷的專家比例是79.8%,比例上升10多百分點;同時,認為社會形勢“不太穩定”的專家的比例在2004年是7.7%,在2003年則是13.8%,比例下降了6個百分點。這兩組數字的比較結果是,和2003年相比,被訪專家認為社會形勢比較穩定的比例有比較明顯地上升,而認為不太穩定的專家的比例有所下降。可見,只有10%左右的專家對本年度社會形勢總體狀態持有負面的評價。在2003年的專家問卷調查報告中,我們指出,2003年上半年的非典事件以及下半年頻發的社會不穩定事件(比如上訪、安全事故等),是導致專家負面評價有所上升的主要因素。而在2004年,沒有發生涉及全局性的公共秩序危機事件或突發事件。2004年秋天以後局部地區出現的多起突發事件,並沒有影響到專家們對社會形勢的基本判斷。

穩定與否的判斷,涉及的是社會形勢的基本狀態,而對這種狀態本身含義做出評價,需要進一步的分析。在回答“迄今為止,您對2004年經濟和社會領域發展情況的基本看法”問題時,有80.8%的被訪者認為“比較健康”,這一比例比較2003年專家問卷的結果(71.6%)有所上升。而認為“不太健康”的專家在2004年為12.5%,2003年的比例是12.6%,兩者變化不大。表示“説不清”的專家比例是3.8%,而在2003年則有12.8%。顯然,對2004年社會經濟領域發展情況持有明確看法的專家比例是有所增加的。專家們對2004年經濟社會領域發展情況總體上是滿意的,這支援了他們對社會形勢總體態勢的肯定評價,而看法不清晰的專家比例在明顯減少。

二 關於2004年社會形勢的成就與問題的評價

對2004年社會經濟領域的具體事項的評價,是本年度調查所關心的,我們詳細列出了12項經濟社會的發展事項,請被訪者根據自己的判斷做出評價。

數據顯示,強調社會弱勢人群的保護,在2004年社會經濟各領域工作中獲得專家空前高的肯定性評價,在2003年的調查中,有9.2%的專家認定這是最重要的成就,而在2004年的調查中,增加到55.8%比例,兩相比較增加了46個百分點,而且這一領域工作肯定性評價成為各項工作肯定性評價的首位。2004年政府對民工群體、農村務農群體、上訪群體、城鎮低收入群體、下崗失業群體以及退休人員群體的高度關注,是過去幾年中非常少見的,一些具體的政策措施的落實,更使這些人群獲得了切實的利益。在2003年,經濟保持快速健康的發展,最獲得被訪者的認可,比例是47.7%,而2004年,這一比例下降到8.7%,成為最有進展的領域中的第二位,也顯示出專家對2004年4月正式啟動的新一輪宏觀調控給予較高的評價。2003~2004年,被認為最有進展的兩大領域,也是事關國家發展的最重要的兩個領域,側重點的轉移也透露出政策重心的變化。有11.9%的被訪者認定黨和政府的自身改革與理論創新是本年度最出色的進展,在2004年,比例為17.3%,顯示專家對政府自身改革從目標到具體落實過程的充分肯定。中央政府執行“行政許可法”、強化對公務員的監督管理、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改善工作作風等多項舉措,力度也為過去幾年之少見。

2004年也是一個經濟社會矛盾和困難比較集中展現的一年,為了克服這些矛盾和困難,各級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因為歷史的和現實的原因,一些矛盾和困難還遠遠沒有消除。本年度調查,延續過去幾年調查的基本內容,請被訪者就2004年中經濟社會領域中存在的具體問題給出他們的基本判斷。

可以看出,被專家列為首位的嚴重問題依然是“三農”問題,在2003年,有72.5%的專家做此選擇,而2004年比例有所下降,佔49%,但依然是經濟社會領域中諸多問題之首,重要的是,專家們注意到在2003年中央政府為解決三農問題做出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在緩解“三農”問題方面起到了顯著的作用,包括取消或緩徵農業稅、加大對農業的投入、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對化肥農藥等農資價格採取保護措施等等,系統的政策操作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效。這一組數字表明,即便有這樣的進展,但“三農”問題的嚴重性依然不容輕看。調查結果揭示,專家對腐敗現象日益嚴重抱有很深的憂慮,在2003年,選擇“腐敗現象依然突出”的被訪者比例在19.3%,而在2004年上升到35.6%,增加了16個百分點。這樣的憂慮反映了在2004年被揭露出來的一些大案要案的廣泛的社會影響,尤其是黑龍江省的人事腐敗案、金融、高速公路、城市建設等領域中腐敗案件一一被揭露,加深了專家對腐敗現象嚴重性的擔憂。2003年反腐敗成就巨大,同時也透露出腐敗現象在一定範圍內在蔓延。在經濟領域,局部過熱的問題經過宏觀調控的治理,初步得到遏止,所以,專家對這一方面問題是關注程度就低於2003年;城鄉差距擴大現象也被許多專家認為是很嚴重的問題。總的來説,專家對2004年經濟社會領域中的矛盾和困難的認識,基本上確定在一些結構性和體制性矛盾和困難方面。

三 對2004年社會形勢的幾點展望

和歷年調查一樣,本年度調查首先列舉了一些可能會影響2004年社會形勢的若干積極因素,請被訪者提供評價意見,結果顯示,72.5%的被訪者把“新領導集體的務實精神”視為最主要的積極因素,在2004年,持這樣看法的專家比例有明顯的增加,上升為87.5%,顯然,專家對新領導集體的務實精神的肯定性評價在上升。

另外,在2003年,有12.8%的被訪者確認“公眾承受能力的提高”為最積極的因素,而在2004年,這一比例下降為5.8%;公眾對不斷變化的社會經濟環境的適應能力,在過去幾年一直成為相關政策措施出臺或落實所要考慮的基本因素,專家對此期望也很高;而2004年,公眾的承受能力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除了自身心理預期變化之外,在事關就業、醫療、教育、住房等基本生活需求的滿足方面,更多政府扶助正在出臺或落實,尤其是困難群體的狀況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改善的步驟雖然緩慢,但是,公眾的預期正在發生變化,承受能力也有相應的變化。在2003年,“初步確立的各種新體制”被10.1%的被訪者所肯定,而在2004年,比例下降為4.8%。

在評價關係到2003年社會形勢的主要消極因素時,經濟發展中的部分隱患因素被40.4%的被訪者確認,2004年,這比例略為下降,佔37.5%;而部分民眾的利益損失感,在2003年被34.9%的專家看重,而在2004年,略有上升,佔37.5%。在2003年專家調查報告中,我們指出,這兩個判斷之間的聯繫顯然是:經濟發展中的一些隱患如果發作,影響到的是整個國家經濟運行情況,而部分民眾則首當其衝,成為利益的損失者,因為他們處在不利的社會經濟地位上,已經屬於損失較大的人群,再難經受住新的利益損失。這的確是影響社會穩定局面的最大致因。2004年社會形勢演變過程中的一些現象,支援了這一結論。專家對這兩者之間關係的評價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另外,在2003年,有11.9%的被訪者把各種不可測的不穩定因素增多,看成是未來一年的主要消極因素,在2004年,比例略有上升,為12.5%,諸如自然災害、事故、群體性行為等等,確實成為影響局部地區社會形勢穩定的觸發性因素。被訪者也對社會基層組織的控制力減弱、決策失誤、經濟社會體制的不完善等現象表示了相當程度的擔憂。

改革一直是20多年中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也是經濟社會進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專家對改革的進展和期望一直是他們判斷社會形勢狀況的重要依據,本年度調查依然就事關改革的一系列重要問題,徵詢專家的意見。

首先是人事制度依然被最多的被訪者確認,在2003年比例為23.9%,2004年比例略有上升,佔24%,動員于2003年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在2004年依然舉步維艱,引發了很多專家對此項改革的戰略策略的爭議,他們依然對此有很高的預期;其次是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勞動就業體制的改革,均有15.4%專家認定,這在2005年應該有所突破,這兩項改革分別在農村和城鎮,分別是農村和城鎮當前最主要矛盾和衝突最激烈的根源之一,這兩年來因為土地被徵用而缺少必要的安置補償的案例大量發生,而城鎮就業壓力在逐步加大,成為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之一,也給政府帶來很大的財政負擔。在這兩個方面,相關體制改革的滯後,至少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農村土地制度的弊端,不僅僅成為近年來城市化進程中諸多矛盾衝突的由來,也成為農村內部生産組織形式、經營方式改善的阻礙之一,許多農民的利益在既有的土地制度框架內或是得不到保護,或是無法最大化。加快土地制度改革一直是專家們竭力呼籲的。戶籍制度改革在2003年有很大進展,但是離現實發展的要求還有很大距離,尤其是戶籍歧視在很大程度制約著人員的流動,農民流動的局限更大。金融改革也是一個重大難題,2004年3月政府領導人公開對金融改革提出了目標和日程表,隨後一系列相關措施逐漸出臺,一些國有銀行加快了股份制改造,或是吸納外資股東。但是,因為2004年經濟形勢的複雜多變,各方面對金融改革步驟持有過慢的評價,希望能夠有大的突破,這也就是本調查顯示出專家對金融改革的關注的重要原因,另外,國有企業産權制度與管理機制的改革(8.7%)、決策體制的改革(7.7%)和政治體制的改革(1.9%),均受到不同程度的關注,值得提出的是,社會危機應對機制的改革,在2003年為2.8%,2004年為4.8%,説明專家對這一方面改革有很明顯的認識。

任何改革直接涉及各個人群的切身利益,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調整,這一點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本調查一直關注專家對下一步改革中大部分人利益得失前景的判斷,獲得如下結果。

認為“收益大於損失”的被訪者在2003年有37.6%,在2004年為53.8%。超過半數的專家認定,就社會大多數人來説,在改革中將得大於失,與2003年相比,增加了16個百分點;在2003年,認為“損失大於收益”的被訪者有11.9%,到2004年,佔11.5%,這一點沒有變化;在2003年,認為“得失基本相等”者為14.7%,在2004年為12.5%。可見,超過65%的被訪者對大部分人在改革中的收益情況比較樂觀。在2003年,有32.1%的被訪者表示無法判斷大部分人的利益得失,在2004年,這部分人的比例下降為21.2%。這是比較顯著的變化,説明專家們對未來改革之大部分人利益得失格局的變化,有了趨向樂觀的看法。

那麼,在下一步改革中,哪一部分人群會得益而哪一部分人會損失呢?

黨政官員群體在被訪者看來依然成為在現有改革中收益最多的人群,在2003年比例為73.4%,2004年與2003年相比,還增加了14個百分點,比例上升為87.5%;第二位是專業技術人員,但是,比例從2003年的12.8%,下降為5.8%。同樣,第三位還是私營企業主,但是,比例從2003年的6.4%,下降到2004年的3.8%。這樣的格局顯示,越來多的專家確信,黨政幹部群體是改革的最大的收益者。相比之下,其他社會人群,均屬於收益較小的,依次是第三産業職工和大中型企業經營管理者,比例相近,這與2003年的調查結果類似,而工人與務農農民均屬於收益最小的群體。這一點,2003年與2004年的專家判斷完全一致。

這樣的格局被專家們認為是需要改變的。改變的路徑是什麼呢?2003年的調查揭示,35.8%的被訪者認為要調整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思路。而2004年這個比例為26.9%。下降了9個百分點;在2003年,有34.9%的被訪者認為,首先要做的是調整社會保障政策加快體制改革;到2004年,持這樣看法是專家比例是32.7%,基本持平;同時,在2003年,有18.3%的被訪者認為要從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入手,以收入格局的合理化和大部分人群的收入提高來改變現狀。到2004年,持這樣看法專家的比例是32.7%,有很大的提升,表明專家對相關政策的訴求在明顯地增強。另外,在2003年,有8.3%的被訪者把調整社會的貧富觀念和階級階層分化觀念看得很重要,而在2004年,比例變化不大,為6.7%。上述數據表明,專家們對改變目前利益得失格局的期望,已經從寄期望于宏觀思路廓清逐漸轉向寄期望于具體的政策措施的落實。另外,本年度調查還就改變目前社會主要人群的損益關係格局所需要的時間,徵詢專家的意見,結果顯示,有51.0%的專家認為5~10年內可以改變,有39.4%的專家認為很長時間內無法改變,另有9.6%的專家比較樂觀,認為在3~5年內就可以改變。

四 關於中國社會未來5~10年基本走向的判斷

本年度調查就社會形勢中期發展前景的一些重要問題,詢問了受訪專家。這些問題都與近期的社會形勢的基本特點和總體狀況有直接的關係。

調查結果揭示,相當部分的被訪者對社會形勢的中期前景的判斷極為謹慎。在2003年,認為在未來5~10年內不會出現整體性社會危機的被訪者比例是24.8%,接近1/4。在2004年,比例下降為20.2%,1/5,説明,認為在未來5~10年出現整體性危機的專家的比例有所上升。與此對應的是,在2003年,有45.9%的被訪者認為整體性社會危機的出現“有些可能”,在2004年,這一比例略有上升,為46.2%;另外,在2003年,11%的被訪者持悲觀立場,認為“很可能”出現整體性社會危機,而在2004年,持這樣看法的專家的比例也略有上升,為13.5%。值得注意的是,在2003年,有17.4%的被訪者承認自己“很難判斷”這個問題,這一比例在2004年也略有上升,為19.2%。

對可能導致整體性社會危機的一些重大結構關係狀況,專家們給出了非常明確的評價,從中可以把握他們對整體性社會危機判斷的若干依據。

城鄉關係。認為這種關係“更不均衡”的被訪者比例,在2003年是67%,2004年為50.0%,下降比較明顯,減少17個百分點;在2003年,只有6.4%的被訪者認為“更均衡”,在2004年,持這樣看法的專家比例是6.7%,兩者變化不大;另外,在2003年,22%的被訪者的看法是“變化不大”,在2004年,這個比例是39.4%。兩者相差也在17個百分點。可見,專家對城鄉關係現狀的看法比較謹慎。

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關係。認為這種關係“更不均衡”的被訪者,在2003年比例為42.2%,在2004年為30.8%,下降了12個百分點;認為“變化不大”的被訪者比例,在2003年是38.5%,2004年是34.6%,變化不大;而在2003年有13.8%的被訪者認為“更均衡”,2004年這個比例為26.0%,2004年比2003年增加13個百分點。這説明,對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的積極變化,專家們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社會各人群之間的主要關係。認為“更不均衡”的被訪者比例,在2003年是62.4%,2004年佔65.4%。兩者變化不大;而認為“更均衡”的被訪者比例在2003年只有5.5%,到2004年為零;同時,認為“變化不大”的被訪者比例,在2003年是22.9%,在2004年為28.8%。這一組數據顯示,專家對社會各主要人群關係的改善進展,是不太滿意的。

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關係。認為“更不均衡”的被訪者比例在2003年是33.9%,到2004年為39.4%,增加了近6個百分點;認為“變化不大”的比例在2003年是53.2%,在2004年為46.2%,減少了近7個百分點;認為“更均衡”的被訪者比例在2003年是6.4%,在2004年為11.5%,增加了5個百分點。這樣的數據分佈説明,專家對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之間關係的看法還存在著不一致的地方。

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的關係。在2003年,認為“變化不大”和“更均衡”的被訪者比例是一樣的,為40.4%,而在2004年,認為“變化不大”的比例是42.3%,認為“更均衡”的比例佔40.4%,兩者比較,變化不大;另外,認為“更不均衡”的被訪者比例在2003年是8.3%,在2004年為5.8%。專家對這一組關係的看法,兩年之中保持了穩定。

經濟發展與道德建設的關係。認為“更不均衡”的被訪者比例在2003年是47.7%,在2004年是50.0%,略有上升;認為“變化不大”的被訪者比例在2003年是32.1%,在2004年是39.4%,也略有上升;認為“更均衡”的比例在2003年是9.2%,在2004年是5.8%,略有下降。在這一方面,專家們的分歧還是比較明顯的。

上述六個重大關係的評價中,被訪者的評價均比較謹慎或分歧明顯,這就是他們對未來5~10 年中出現整體性社會危機的前景表示一定程度擔憂的原因。

對黨的“十六大”正式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本調查的被訪者在2003年認為要克服的主要障礙首先是“社會保障體制不完善”,佔34.9%,2004年的調查結果是27.9%,依然位列各障礙之首,但是,降低了7個百分點;2003年位列第三是“人口素質低”(16.5%),在2004年升為第二,佔26.9%,上升了10個百分點,説明專家對這個問題的關注程度在急劇提高。“城市化速度不快”位列第三,佔19.2%,而在2003年位列第二,佔22%,第四位依然是經濟結構不合理,2003年的比例是11%,2004年的比例是10.6%,第五位是社會領域中投入嚴重不足,2003年佔7.3%,2004年佔9.6%。這組數據反映出,被訪者關注諸多非經濟因素中的人的因素,包括人口的素質和人的發展與穩定的安全保障問題,中央政府力行的科學發展觀正是從以人為本和統籌發展入手來調整經濟社會政策,力圖把社會經濟發展引向更健康更可持續的道路上,這一點,顯然左右了專家對建設小康社會的工作重點的評價。

與此相關,社會公平問題已經成為近年來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一年多來,社會各界對與此相關的現實和理論問題賦予了高度的關注,在2004年,許多政治文獻、政策文件、媒體報道以及學術刊物上,對這個問題的探討十分熱烈,一些重要的理論討論和政策討論,都滲透著社會各界對社會公平問題的各自看法。本年度調查就此徵詢專家的看法。

數據表明,發展機會方面的不公平問題被超過1/3的專家認定為公平方面的最重要的問題,其次是收入分配問題。和過去幾年不一樣的是,人們對社會公平問題的關注已經從收入分配方面深化到發展機會方面,這是經濟社會進程中現實矛盾不斷展現的結果,也是人們的認識在不斷深化的結果。表達意願方面的不公平,主要反映在一些利益受損的群體缺少制度化的表達渠道,有15.4%的專家認為,這是最主要的不公平問題。只有3.8%的專家把政治權力方面的問題看成是近些年最主要的社會公平問題。

數據顯示,有相同比例的專家認定造成近些年社會公平問題的突出原因是“事實上的不公平現象在加劇”(40.4%),和“改善社會公平狀況的政策措施沒有到位”(40.4%)。而認為“新的社會公平觀沒有形成”的專家比例在14.4%。現階段的社會公平問題在很大程度與政策措施有直接的關係,而一旦事實上的不公平現象在加劇,一般性的政策措施的效力又很難起作用。可以肯定的是,專家們會在未來的時日對這個問題繼續投以高度的關注。

本年度調查表明,專家們對2005年社會形勢的判斷還是以樂觀的謹慎為主,認為完全有可能保持社會穩定局面的被訪者比例是24.0%,而2003年年底調查所獲得的比例是25.7%;認為有可能保持社會穩定的被訪者佔63.5%,而2003年的調查結果是65.7%,雖然,這兩組比例均比2003年略微下降,但是,對2005年社會形勢保持穩定持樂觀態度的專家比例還是接近90%。另外,有4.8%的專家認為社會形勢不太可能保持穩定,而2003年調查的結果是1.8%,表示擔憂的專家的比例也有所上升,表明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一些重大不穩定因素是不能忽視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 陸建華執筆)

(本文摘自社科文獻出版社《2005年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

中國網2005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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