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焦点访谈 多菌灵 视频:唐诗研究的世纪回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1 00:50:56
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上，唐诗研究无疑算得上其中之一大宗。因此，当此世纪之交方兴未艾的“百年学术”回顾热潮之中，对唐诗研究作一世纪性回顾，显然不仅有助于唐诗学本身的建设与发展，而且在整个学术史回顾中亦可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意义。
一
伴随着百年思想文化的进程，二十世纪的唐诗研究也经历了思想观念的更新、研究方法的转变等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当然，由现代观念代替传统观念，由注经的方法向科学的方法转变，并积累大量的成功经验与无比丰硕的成果，显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艰苦探索的过程。同时，思想文化的进程与历史的自然时序并不能简单地直接同步，二十世纪之初十余年的中国学术史就基本上是旧体系的延续，真正体现二十世纪的巨大变革应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因此，大体而言，百年唐诗研究也与整个学术史一样，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
从“五四”至一九四九年之前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以新文化兴起为标志，“五四”学人在新旧对立的角度，树起“文学革命”之大纛，尖锐地提出变革传统文化的问题，从而引发对古典文学的价值重估。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认为，中国文学本源于“多里巷猥辞”的《诗经》与“盛用土语方物”的《楚辞》，但以后却逐渐演变为“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贵族古典文学”，“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更有甚者，“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因此，必须推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也认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由此来观察中国古代文学，自然会产生一种新的观念。同时，“文学革命”的提出，根本目的乃在于建设新的时代的文学，而建设新文学必须对传统文学价值进行重估，这也就促使“五四”学人一面大力创作新的文学样式，一面致力于传统文学的研究。如胡适主张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因此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就更多地表现为改良主义性质，在“五四”后期他就提出“研究学问，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就唐诗而言，这一阶段成就甚为可观，这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表现在实证的科学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当然，在这一阶段的几十年之中，情形自有发展变化，大体而言，前期重在观念更新，如胡适《白话文学史》首先打破“四唐”分期，提出分唐诗为两期之说，并认为“以政治上的长期太平而论，人称为‘盛唐’，以文学而论，最盛之世其实不在这个时期，天宝末年大乱以后，方才是成人的时期”，“开元、天宝是盛世，是太平世，故这个时代的文学只是歌舞升平的文学，内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八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是个乱离的社会，故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呼号愁苦的文学，是痛定思痛的文学，内容是写实的，意境是真实的”，“我断定唐朝一代的诗史，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在这些论述中，牵涉诸多问题，显然皆一反传统旧说，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徵。后期则重在实证，许多学者在唐诗研究领域运用科学的方法，摆脱旧式的评点式或印象式批评，通过材料的系统整理，写出大量的综合性的具有宏观视野的论文和专著。
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文革”结束为第二阶段。随着新政权的建立，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成为一切思想文化工作的指导方针。落实到中国古典文学乃至唐诗研究，则首先是如何对待民族文化的态度问题。如果说，“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总体上是彻底否定，那么，此期则改变为批判地继承。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此段论述虽发表于四十年代初期，但建国后实际上成为古代文化研究领域的根本指导。其次则是据此形成一个新的评价体系，即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古典文学的内容。它坚持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落实到具体作家作品，则主要看其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并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评价文学作品的优劣。在这样的情形下，唐诗研究出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气象，文学的社会学研究得到深入开展，同时，这种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政府行为的意义，使得古典文学的教学研究乃至古籍的整理出版得到统一规划，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献资料，教学科研队伍也得到壮大。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状况也渐次形成僵化局面，一切从人民性出发，所有的作家作品都被人为地分成进步和落后、精华和糟粕，这显然不符合古典文学的实际情况。于是，社会学的研究角度逐渐变为庸俗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机械唯物论。这种情形，到十年动乱期间，发展到了极端。古典文学除了极少数作家作品外，都被当作所谓的“四旧”而遭到清除，在评法批儒运动中，唐诗研究更成为政治阴谋的工具。作为当时唯一的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出版就充分展示了政治运动的深刻影响，由此更清晰地表明了理论的偏差对学术事业所造成的毁灭性打击与损害。
从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至今为第三阶段。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人们对“文革”的反思逐渐从一开始的现象批判发展为对其背后的思想文化根源的深究。一种普遍的认识是，十年浩劫之所以得以发生，固然是特定政治条件的产物，但从文化层面上看，更重要的乃在于整个民族不能超越自身的历史阶段。就思想文化领域而言，在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激切呼唤之中，出现了三大趋势，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反思，树立马克思主义作为开放体系的观念，二是打破对外来文化的封闭状态，充分吸收其菁华所在，三是重新审视民族传统文化，对其价值进行充分肯定和全面弘扬。回顾二十年来的古典文学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和繁荣。其中最突出的现象，显然是研究者摆脱了建国以来的庸俗社会学模式，不再以政治评判为标准对古代文学作家作品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古典文学研究被置放于新的文化视野之下，深入到哲学、美学、心理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并得到多角度的观照。甚至西方当代最新理论与文艺思潮被引进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从而对一些古老的问题作出了崭新的解释。在此情势下，古典文学的价值得到重新估计，不仅在理性的观照下彻底改变了前期先“批判继承”继而“全面否定”的极“左”观念，而且成为弘扬民族文化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对象。这一阶段的唐诗研究正与学术文化的复苏进程同步，成为本世纪以来最具活力、最为繁荣、最富成果的时期。在这一段不长的时间内，唐诗研究不仅彻底解脱了“文革”时代所造成的思想束缚，而且大大超越了“五四”时代在实证与科学精神感召下所取得的实际成果，唐诗研究著述之丰硕、队伍之壮大、研讨之活跃、争论之激烈、领域之开拓、方法之多样，皆前此所未见。
二
首先，二十世纪唐诗研究最重要的特点，无疑是理论观念的变革和更新。古典型态的唐诗研究，其思想观念的核心大抵不出以儒家政教思想为基础的美刺说、正变观以及文学与时代同步盛衰论。基于此，唐诗不仅被认为是封建盛世的产物，而且其全程还被分割成符合王朝盛衰的四大阶段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期。同时，围绕着美刺学说，唐诗具体作品不是被理解为盛世之音，就是被视为怨时之作；根基于正变观念，唐诗具体作家被区分为正宗、旁门等诸多等级，在与宋诗作参照比较时更进而形成宗唐、祧宋的千古之争。“五四”以后，西风东渐，科学思潮在文化领域深入人心，而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影响最深的当属进化论思想，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著名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论，由于将“诗”体文学归结为“唐代”之“胜”，所以唐诗研究不仅进一步成为学术热门，而且最突出地体现出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在此思想影响下，学者们自然形成历史的进化的眼光，着重于探讨整个唐诗的发展与流变，从而超脱出所谓的美刺、正变乃至唐宋诗之争的无穷纠结。
“五四”以后，唐诗研究者即摆脱了古典型的印象式批评，而着眼于对整个唐诗进程作宏观的整体研究。除为数可观的论文以外，还出现了像胡云翼《唐诗研究》、许文玉《唐诗综论》、杨启高《唐代诗学》、苏雪林《唐诗概论》之类学术专著，其中尤以苏雪林的《唐诗概论》已类似断代文学史概述了。该书开篇首章为“唐诗隆盛之原因”，将唐诗繁荣原因归结为学术思潮之壮阔、政治社会背景之绚烂、文学格调创造之努力，次章即着重论“唐诗变迁之概况”，将唐诗之发展分为五期：一、继承齐梁古典作风之时期，以王绩、四杰、沈宋、陈子昂、张九龄为代表；二、浪漫文学隆盛之时期，以李白、王孟、高岑、李颀、王昌龄、崔颢为代表；三、写实文学诞生之时期，以杜甫、大历十子、韩孟、元白、张王为代表；四、唯美文学发达之时期，以温庭筠、李商隐、杜牧为代表；五、唐诗衰颓之时期，以韩偓、陆龟蒙、皮日休、司空图为代表。以下则分论作家，亦新见迭出。显而易见，该书最突出的特点在于论述唐诗的发展流变，眼界开阔，思理明晰，已初具唐代诗史之雏型。在“五四”以后的唐诗研究者中，以观念更新为契机，显示出文学史宏通眼光的当以闻一多为杰出代表。闻氏所著《唐诗杂论》，虽然还不是一部完整系统的理论专著，但其多从文学艺术源流发展角度立论，全然可见其对唐诗研究作整体建构的努力。如认为初唐五十年文学特点是“太象学术的文学”，认为四杰与刘希夷、张若虚的歌行体是以“宫体诗救宫体诗”，“清除了盛唐的路”，为一百多年的唐诗发展过程勾画出明晰的轮廓。其所编《唐诗大系》，共收唐诗人二百六十三家，诗一千四百一十三首，全书自王绩至潘佑，依诗人生卒年编次。其中突出李、杜、王、孟、高、岑、韩、柳、白等大家，同时广收名优佳作，其余一般诗人则仅选一、二篇。该书不仅规模宏大，选诗自出手眼，而且配以诗作的考校与诗人传记材料的补订，实已超出历代选本之格套。其对诗人行年资料及唐诗各家的艺术成就的注重，显然意在勾勒唐诗整体的艺术源流及其发展。
如果说，“五四”时代对唐诗流变的研究，尚处在理论雏型的阶段，那么，真正以文学史眼光观照唐诗，重构唐诗整体的历史进程，并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无疑是在本世纪最后二十年实现的。与“五四”时代的进化论思想不同，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中，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西方当代科技革命及新的理论思潮汹涌而至，诸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新的理论及思维方式对文学研究产生巨大影响，唐诗研究也就进一步走向了系统的理论的建构的时代。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两大动向，一是“唐诗学”建构，一是“唐诗史”著述。作为一门学术史的唐诗学，其实源远流长，对唐诗的研究，在唐代已经开始，经宋、元、明、清直至近现代，唐诗学实已蔚为大宗，但将其作为一门学科而加以理论建构，则是在本世纪八十年代末才显露雏型。陈伯海的《唐诗学引论》可谓代表作。该书分《正本》、《清源》、《别流》、《辨体》、《学术史》、《余论》六篇，对唐诗的特质(风骨兴寄、声律辞章、兴象韵味)、渊源(社会、思想、文学传统)、流变(前中后三期)、体式(古风、律、绝)及唐诗研究史作了翔实的考察。全书围绕唐诗的总体观，展开唐诗分期、分派、分体乃至各类题材、意象、法式、风格交替变换的具体演进过程，解答了什么是唐诗、唐诗的特殊品格是怎样产生的、唐诗对唐代社会生活起了哪些作用、唐诗在中国诗歌史文学史以至文化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等问题。是一本对唐诗的性质、体式、流派、风格等基本因素加以全面综合研究的专著，其建构“唐诗学”的理论意识贯穿始终。作为属于“唐诗史”性质的著述，其实在本世纪上半叶亦已开始，诸多唐诗概论类著作实已包含了对史的进程的描述，本世纪八十年代甚至还出现了《唐诗小史》这样的著作，但真正以历史意识构建唐诗整体的进程，并形成大型学术著作形式，则当以出版于九十年代的许总的《唐诗史》为代表。该书一改传统的史本位唐诗发展观，打破了以政治盛衰为依据的“四唐”分期法，在对历代文学史观念与方法加以回顾与反思中，构建了以作品文本为中心、以作家心态为中介的思路视角以及符合文学史自身发展进程的时序结构，探索和尝试了“史”与“论”一体化的阐述方式，在此基础上，使唐诗的历史进程与存在方式得到全新的认识与重构。作者认为，基于唐诗内质的丰厚性与多向性，唐诗史的观察视点与理论构架实际上包容着诗歌体式、艺术渊源、时代精神、文化特性等多层面的融组与叠合关系，而唐诗史的演进历程与存在方式则表现为承袭期、自立期、高峰期、扭变期、繁盛期、衰微期六大阶段的递嬗或交接状态。该书在对唐诗史的建构过程中，独具只眼地标揭出文学与历史的两重属性、现实与审美的双重品格，特别注重对文学史的历时性与共时性、规律性与偶然性、遗留态与评价态的辩证关系的把握与展示，努力梳理其既宏远阔大又具体生动、既动态变迁又静态呈示、既总体定向又个体突现的复杂的多绪的进程。通过这种以此为典例的文学史观念与操作方法的实际运用，实即同时表明了对唐诗本身的诸多创识与独特理解。因此，该书一方面在对唐五代三百四十余年历史文化与社会心理的再现中确立唐诗的质的构成及其走向，另一方面在对唐诗史理论构架与存在方式的重建中昭示文学史的一段典型历程。
其次，二十世纪唐诗研究中的文献资料建设成就卓著，成为唐诗研究得到以迅速发展乃至“唐诗学”建构的重要基础工程。唐诗的最基本文献当为作品的汇集，虽然清康熙年间编成的《全唐诗》已使唐诗基本面貌得到大体框定，但其遗漏缺憾尚多，早在清乾隆年间日本人上毛河世宁即利用彼邦文献辑《全唐诗逸》三卷，而对《全唐诗》进行大规模补辑使之臻于完备则是在本世纪完成的。王重民据敦煌文献辑成《补全唐诗》与《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前者录诗一百零四首，后者录诗六十二首。孙望则辑为《全唐诗补逸》二十卷，共录诗八百三十首，诗句八十六句。童养年又辑成《全唐诗续补遗》二十一卷，录诗一千余首，诗句三百三十余句。此三种辑逸，由中华书局汇编为《全唐诗外编》，分上下册于一九八二年出版。此书之出版，为唐诗研究者提供了新发现的诗人与作品，筚路蓝缕，功不可没。但因《全唐诗》卷帙浩繁，查检不易，又因多人各自所为，故而各编之间时有重复，且经文献资料的不断发现，此编之未备亦显而易见，其后即多有学者续作考订增补。其中以陈尚君之《全唐诗续拾》最为详备。该书博采唐宋四部典籍、佛道二藏、金石碑刻、稗史方志，广泛收录《全唐诗》、《全唐诗外编》未收之唐五代人诗。共分六十卷，作者一千余人，诗作四千三百余首，残句一千余句，又移正、重录、补题、补序、存目、附录诗二百余首。尤为可贵的是，该书先行考证唐人著述流传存佚情况，然后确定以唐宋典籍为主要依据，以前人未用与新近发现之典籍为重点，对元明清以来之著述则严加甄别。对于新增唐诗作者，则广徵文献，钩沉稽远，逐一考辨其生平行实。对每一首佚诗，则尽可能追溯最早出处，所辑之诗一一加以详注。同时，陈尚君又将《全唐诗外编》加以校订，删除误收非唐人诗以及重出者，对原引各书逐一复校，补充书证，提供佚诗较早出处，并将其原四编重编为三编，与《全唐诗续拾》合为一书，名《全唐诗补编》，由中华书局分上、中、下三册于一九九二年出版。此书补辑唐诗共五千余首，不仅数量巨大，且广泛吸收今人唐诗研究之重要成果，实为《全唐诗》之外的又一部唐诗总集。
除唐诗总集之外，对唐人别集的整理乃至校笺、注释，成绩尤为显著。这其中，有对前人整理的别集作进一步加工重新出版，有的则是从未有人整理注释过的诗集。如钱仲联编注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孙望点校的《元次山集》，瞿蜕园、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张锡厚的《王梵志诗校辑》，瞿蜕园的《刘禹锡集笺证》，朱金城的《白居易集笺校》，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刘开扬的《高适诗集编年笺注》，陈铁民、侯忠义的《岑参集校注》，李嘉言的《长江集新校》，叶葱奇的《李商隐诗集注疏》等等，都是颇见功力的著作。据不完全统计，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本世纪后半段，整理出版的唐人诗集即超过一百种，如果加上各种选集、选注，则为数更是蔚为大观。有关唐诗研究的资料书、工具书，亦同时有多种出版。如《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索引》、《全唐诗作者索引》、《全唐诗重篇索引》、《唐诗纪事校笺》、《唐才子传校笺》以及许多诗人资料的专题汇编等等，都是规模宏大、搜罗详备的力作。在唐诗版本方面，则有万曼的《唐集叙录》，著录唐代一百零八位作家诗文别集，就其成书经过、卷帙编次、版本沿革、流传情形等方面一一考述，成为唐诗版本学的填补空白之作。
就文献学本身而言，如果说，对资料的搜集整理是其基础的工作，那么，对资料的进一步考证则无疑是这一学科的更深层次的要求，也是其学术水准的体现。在本世纪，跳出乾嘉学派只重文字考据的传统，以科学的方法对唐诗文献加以考证性研究而做出突出贡献者，首先当推著名学者陈寅恪。陈氏以史学家的身分研究唐诗，以运用诗史互证方法著称于世，在现代学术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陈氏名著《元白诗笺证稿》，全书由六章组成，分别笺证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新乐府》与元稹《连昌宫词》、艳诗及悼亡诗、古题乐府，卷末附论五篇。从章节标目看，该书似乎只是对具体诗人的部分作品之逐一笺释，但实际上，作者在行文中“综合二公之作品，区分其题目体裁，考定其制作年月，详绎其意旨词句”，目的乃在于以“比较分析之研究”来探求“文学演化之迹象，与夫文人才学之高下”。其中旁徵博引，广泛涉及唐代政治制度、生活习俗、科举行卷、古文运动、民间歌谣、佛经文学等对诗歌的多重影响，展现了文学与人生之间纵横交错的复杂图景，创见迭出，材料翔实，为唐诗研究开拓了全新的视角。陈氏另有《韦庄秦妇吟校笺》等篇，亦皆诗史互证，将史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熔为一炉，显示出扎实功力与卓越见解的统一。唐诗考证研究的再度繁荣，是在近二十年间形成的。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由中华书局一九八０年出版。全书收文二十七篇，专门考证唐高宗至德宗前期主要诗人，偏重资料之搜集与对旧说之驳难。在考证诗人生卒仕履时，尤重揭示当时诗坛特有之文学现象，力图在广阔生动的历史背景的展示中，恰当评价诗人创作风貌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书中间亦对具体作品有所评论，如订正写作年代，确定诗风转变关键，辨析诗旨要义，皆多为发前人所未发者。谭优学的《唐诗人行年考》，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该书仿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之名，主要选取唐代二、三流诗人，考辨其生平事迹，虽“不如年谱之完整”，但却勾勒或订正出旧籍记载缺略或讹误之处，自有其学术价值。其后，作者又著《唐诗人行年考续编》，由巴蜀书社一九八七年出版。其他有关个体诗人或具体作品的考证之作，更是层出不穷，大多提供了翔实精到的新发现。
再者，二十世纪唐诗研究在新的时代文化与学术视野之中，学科领域得到极大的开拓，形成了多角度多学科研究的格局。古典型的唐诗研究，偏重于章句评点、源流考索，多为局限于诗歌本身内部关系的微观感悟。“五四”以后，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巨大影响之下，人们不再把诗歌视作孤立的现象，而是拓开视野，将文学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结合起来，并逐步形成多角度观照途径与多学科思维方式，试图由此而对唐诗的内涵本质加以更为深入的把握。例如从社会角度看，唐代的政治事件、社会生活、民俗习惯等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从文学自身角度看，其他文学体类如传奇小说、说唱表演、宗教文学等在诗人创作生涯中的实际作用，从文化角度看，当时诸多外来文化如伊斯兰、印度文化以及国内西域等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对唐诗创作的巨大影响，都成为学者关心的重要问题，由此而形成唐诗研究的多学科化。像胡云翼的《唐代的战争文学》，刘开荣的《唐代诗中所见当时妇女生活》，孙俍工的《唐代底劳动文艺》，都是采取这种方法，加强横向联系的专题性唐诗研究论著。
如果说，本世纪前半期唐诗研究的多学科倾向，尚处于初具雏型的阶段，那么，在本世纪后半段特别是近二十年以来，这种研究方式则不仅不断向纵深发展，而且几乎成了学术研究取得进展的重要标志。陈寅恪于一九五四年发表《论韩愈》一文，篇幅虽然不长，但其指出韩愈虽以辟佛著称却实际上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实为具有原创性的真知卓识。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学术界对唐诗与佛教关系的研究几乎形成一股热潮。在众多论文与著作中，孙昌武的《唐代文学与佛教》和陈允吉的《唐音佛教辨思录》可谓最具新见、最见功力之作。唐代文化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其空前的开放性，除了佛、道兴盛与儒学成为鼎足而三之势以外，西域少数民族文化大量渗入，与中原文化形成大规模渗透交融，也是其一大特色。在西域文化中，音乐歌舞极为发达，文人往往纵情声色，耽于歌舞，因而其诗歌创作与当时音乐的关系，实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在这方面作出最突出贡献的，当首推任半塘的《唐声诗》。该书分上、下编，上编建立理论，兼述历史，下编著录格调，辨别一百五十四种诗调之异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一九八二年出版。该书研究视域以唐代为主，兼及五代，研究方式是“主声”不“主文”，其所包容者，不仅歌辞文字，亦重声与容之制作与演奏，并注重声诗在当时以及后世民间的发展，尽量探索诗调与民俗之间的关系，致力揭示声与辞的流变及其影响。作者认为，唐声诗以齐言的特点而与唐曲子词及大内之杂言体不同，彼此各自独立，各倚其声，不相主从。全书对唐诗及唐代民间齐言体中确有歌唱或有歌唱可能者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对历代有关唐代诗乐资料详加考订，从而建立起“声诗学”理论体系，实为从音乐角度研究唐诗的成功范例。从政治结构、科举制度方面看，唐代亦极具特点，对唐诗创作实有重要影响。比如，科举制度形成于隋唐之时，士子受儒家传统教育，向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因而科举制度的建立无疑对士人的功业愿望形成极大的感召力，进士、明经、制科等考试项目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行卷之风，都对唐人心理产生重大影响，而这亦无疑体现于诗歌创作之中。对此，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都有深入的研究。又如，方镇幕府在唐代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地位，而文人入幕则成为一种时尚，许多重要诗人都有入幕的经历，许多优秀作品特别是一此边塞诗精品就是出自文人入幕期间，对此，则有戴伟华的《唐代幕府与文学》、《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开拓了这一研究领域。
总之，二十世纪唐诗研究的成就是巨大的。究其原因，最主要的当属随着时代发展而出现的思想解放与观念更新。如果说，本世纪前半期唐诗研究从古典型向现代型的转变，主要得益于“五四”新文化浪潮的催动，那么，本世纪后半期唐诗研究的极度繁盛，则无疑得益于改革开放大环境的造就。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政治环境的宽松，思想桎梏的打破，直接催生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其间，政府为加强古籍出版工作的领导，成立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并拨出专款资助重要古籍的整理出版，为唐诗研究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文化市场初具规模，各种专业出版社及各种社会科学类报刊的大量涌现，为唐诗研究成果的问世提供了广阔的园地；各种学术团体特别是唐代文学学会的成立，则直接推动了学术交流，活跃了学术氛围，并使得唐诗研究者聚合起来，形成一种群体力量。
当然，二十世纪唐诗研究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巨大的波折，有着深刻的教训。这既表现在本世纪前半期战乱频仍，社会极端不安定，使得研究难以静心为学，严重影响了学术的进程上，更表现在本世纪后半期自五十年代开始的“左”倾思潮的形成及其极端化发展，进而形成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方面。唐诗研究在这期间步履蹒跚，甚至沦为政治阴谋的工具。所幸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政策，思想界也进行了彻底的拨乱反正，唐诗研究亦自此迈上健康发展之路，在这不长的一段时间，即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果，并且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动向。
值此世纪之交，总结继往的历史和经验，固然可以增强信心，吸取教训，而展望前程，则无疑更有助于唐诗学在新世纪的再创辉煌。根据世纪末唐诗研究的现状及其新动向，我们认为，下个世纪的唐诗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体现出来。
其一，唐诗基本文献的整理发掘工作将得到进一步展开。目前已在进行之中的新编《全唐五代诗》，作为一项跨世纪工程，将在下世纪之初完成。与此同时，大量的诗人别集的整理出版将出现新的高潮，有关唐诗的史料也将得到更为系统的整理出版。
其二，唐诗学理论体系将在多角度、多学科研究基础上建设起来。与任何学科建设一样，理论建构显然是唐诗研究的核心问题和终极追求，近二十年来，唐诗理论研究固已取得较大发展，但在一些根本问题诸如唐诗的本质、规律乃至唐诗学史建构等方面的研究仍然甚为薄弱，这在新的世纪中将得到较大改观。当然，这种理论建构不同于以往的单一性特点，而是会采取全方位研究方法，形成多面观照的视角和多样化的理论形态。
其三，随着文化市场的不断趋向繁荣，唐诗研究将进一步走向大众。在本世纪“鉴赏热”的已有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唐诗的普及工作将得到多方面的重视，并形成与现代艺术形式结合的特点，成为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丰富民众审美情趣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