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侨集团好升职嘛:陈为人舍身保卫“中央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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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底,上海。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身穿便衣的周恩来突然出现在陈为人的住地明月坊,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来,就是请老兄担任一项特别任务的。”

是什么特别任务值得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亲自布置呢?这要从10年前说起。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时就明确规定,中央的文件要由一名中央领导人亲自保管。1923年设立了秘书,改由秘书保管。1926年中共中央成立了秘书处,下面设有文件保管处。根据中央的指示,这个文件保管处同时也是中央各机关的文件存放库。后来,党内的一些通知都称它为“中央文库”。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和各地党组织之间的文件来往越来越频繁,积存在中央的文件也越来越多。后来,中央规定各机关将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到保管处保存,中央文库的文件数量更是猛增。到1931年,已经收集积累有20余箱档案材料,总计约l万件左右。为了保管好这些文件材料,周思来请瞿秋白提出几条整理文件的规定来。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瞿秋白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处置办法》,对于中央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资料的范围、内容,以至如何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和方法,都作了明确、周详的规定。在该文的最后,他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的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可见党中央对文库的重视。

当时,中央文库的档案资料就存放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上海。在白色恐怖下,敌人使用各种手段对中央的各级机关进行破坏,机关的安全没有保证。若是党的重要机密文件材料落入敌手,将会给党的事业带来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因此,在即将离沪赴苏区前,作为中央军委书记和组织部长的周恩来必须把保护中央文库这事周密安排好。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将第一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陈为人调来担任中央秘书处所属中央文库的负责人,主管中央文库的具体工作。

陈为人,1899年出生于湖南省江华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中央档案事业的奠基人。五四运动时期,正在湖南省立三师求学的他和蒋先云、夏明翰等人一起,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0年夏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外国语学校学习,并就此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写下决心:“自有我身受尽艰难,几因环境压迫痛哭伤神。然不牺牲奋斗,何以解决本身问题,何以战胜黑暗社会。今敢先自警曰:此后唯愿以乐为苦,以苦为乐,若因困难思退,不待他人谴责,则自当愧死。”1920年冬,陈为人被第一批送往苏联学习,次年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1921年底回国,曾先后担任中共北方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满洲省委书记等职。1928年底,陈为人在沈阳被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不吐一字。第二年,陈为人被营救出狱,随即被派往上海中央军委军事干部训练班工作。1931年春,又遭敌人逮捕,党通过“互济会”进行营救,年底获释。

尽管此时陈为人刚出敌人监狱,患有多种疾病,身体极度虚弱,但听周恩来说明来意后,他放弃了暂时修养一段时间的想法,坚决地接受了这一特别使命,并保证将工作做好,决不辜负党中央的重托。他立下誓言:人在文件在,以生命保护党的文件!



经过短暂的休养和一些必要的准备,1932年秋为人和妻子韩慧英开始了保护中央文库的工作。

陈为人是湖南人,即以开设一湖南湘绣店作掩护。房子里完全按照中央关于秘密机关家庭化的指示布置。白天,陈为人与爱人韩慧英出现在楼下,衣冠楚楚,处事大方,出手阔绰,神情悠闲,轮流在客厅以谈生意应付环境,完全一副生意人的样子。一到晚上关上店门,陈为人就来到三楼密室,关死窗户,拉严窗帘,在昏暗的台灯下通宵达旦地整理文件。他将密写在各种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与信函抄录下来,把原来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还要剪下文件四边的空白纸片。一切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央文库的存放尽量缩小体积,进而缩小目标,避免敌人的耳目,便于保管和转移。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原20箱文件按照中央《文件处置办法》规定的时间、地区、问题分类整理,重新装箱完毕。

按照党的纪律,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不参加党的任何会议,不加入“飞行集会”、游行示威、撒传单等其他一切社会活动,也不同外界任何人发生关系,以避免敌人盯梢,防止敌人破坏。文件的运进调出,完全由韩慧英和张唯一(代号叫张老太爷)单线联系,这是陈为人夫妇与党的唯一联系。中央还规定,如果在陈家一旦发现任何陌生人,即使是没有工作关系的党内同志,就立即转移。因此,冒着巨大风险转移文件成了陈为人夫妇的家常便饭。每转移到一个新地方,他们都在自己工作的房间里安置一个大火炉,旁边长期放有火柴,将整理过的文件碎片、书籍,随手放进去烧掉。陈为人还和韩慧英商定,一旦出了问题而又无法挽救时,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也绝不让敌人得到党的机密。有一段时间情况很紧张,他们就把文件搬到霞飞路一个白俄人家的楼上。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白俄人家中会藏有共产党的重要机关。陈为人夫妇俩坚守阵地,数次转移,确保了中央文库的安全。



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在一个晚上破获了我党8个地下活动地点,张老太爷处也遭到破坏。韩慧英在去张家送文件时,也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了。见妻子没有在规定的时间里返回,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陈为人知道一定是发生了意外,便在第一时间内立即搬家。他化名张惠高,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用每月30块银元的高价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合兴坊15号租子一幢二层楼房,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和全部“家当”——中央文库的文件档案,转移到那儿。

妻子被捕,孩子幼小,不能向任何外人借钱,以免引起怀疑,跟党组织的联系完全断绝。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陈为人除了以个人担负起保护中央文库的重任外,还要养活和照顾身边的三个孩子,生活陷入了极端的困境。在困难面前,陈为人仍充满信心。他想尽了一切办法:为了瞒过楼下的房东,不暴露身份,陈为人每次在楼下煮好红薯后,经常把一片干鱼盖在上面再往楼上端,表示生活正常。快到楼门口时,又把那片于鱼藏起来,怕小孩看见了要吃。楼下摆放着绝对不能吃的月饼,以维持着一个木材行老板最后的“表面文章”。他患有肺病,经常吐血,没钱吃药问医,就把萝卜当水果吃。后来,连掩护机关也成问题了,不得已,他写信把在河北正定一所小学任教的妻妹韩慧如找来帮忙。

韩慧如到来后,承担了料理家务、照顾孩子的责任。她把自己当小学教师时积攒起来的300块银元给了陈为人,但这只够付10个月的房租。为了交足一年的房租,陈为人把二楼的家具全卖光了,能卖的衣服也都卖了,甚至连铁皮罐头之类零星杂物都卖光了。后来,韩慧如在回忆这一段往事时说道:“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段日子……为人断了经费来源,我带到上海的钱也用光了……为了凑钱按时交付房租,保证文件的绝对安全,我们把二楼的家具变卖一空。以后不仅是家具,连能卖的衣服都卖了,小女儿冬天的裤子,我是用包文件的包袱拼凑做成……最困难时,一天只好吃两顿山芋。为人总是天黑时出门,到曹家渡买担山芋,坐着独轮车回来,堆在亭子间里。可怜的是那三个孩子,饥饿难熬。我怕小女孩经常啼哭遭到祸害,常把她的手指头塞在小嘴里止哭,这个女孩就养成了啃手指的习惯。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大孩子投吃饱,说:‘我还要吃。’为人说:‘别吃了,我们是吃点心,点心点心,就是点点心的,不要吃饱的。’孩子接着问:‘为什么我们天天吃点心呢?’为人看到孩子愁眉苦脸的样子,就说:‘好,我们来跳个舞吧。’他自己先跳,想逗孩子乐起来。看着他带头跳舞,苦中作乐,我心疼得止不住流泪。”而天真的孩子们哪里知道,锅里剩下的那点粥是留着大家做晚餐的。

在敌人狱中感染上肺病的陈为人,由于长期忍饥挨饿,缺医少药,加上长期为党拼命工作,病情开始加剧起来。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白天外出奔走谋生,寻找党组织,或在天晴时反复搬动箱子,把文件翻出来吹风透气,以防止文件霉变,晚上继续清理文件。陈为人面临着几年来最大的困难。他没有屈服下去,坚信一定能够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寻找党的心情也更加迫切了。他用暗语登过寻人广告,还让韩慧如孤身一人在晚间四处去张贴“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的帖子,以期引起地下党的注意,重新接上跟党的联系。




1935年底,在敌人狱中受尽酷刑的韩慧英,坚持咬定自己是走错了路。敌人抓不到她的任何人证、物证,最终放她回家了。为了生计,韩家姐妹外出教书谋生。在培明女中附小当教员的韩慧英通过工作接触,认识了女中训育主任罗叔章,逐渐了解到她同党有关系。通过她终于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接上丁关系。当时,在中央特科情报系统工作的徐强受党的委托,亦正在想方设法到处查找寻访陈为人。

1936年秋,陈为人终于与地下党情报系统负责人徐强接上丁关系。那天,陈为人头戴礼帽,身着一件灰绸夹长袍,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一家饭店楼上。他看到其中一张桌上放着一本《三国演义》,书边有一只梨,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汉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正是自己要找的人,终于可以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了!陈为人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好兴致,先生看的是什么书?”“是本《三国演义》。”高大个子放下书,神情漠然地问道:“尊姓?”“姓陈,先生贵姓?”“姓金,名老金。”“什么金?”老金用食指在桌上划了一个“木”字,陈为人接着划上一个“当”字。老金问:“住哪里?”陈为人用食指在桌上划了一个“广”字,老金立即在“广”字里填上一个“车”字。对上了接头暗号,陈为人高兴极了。对这一次接头的情景,徐强记忆很深。他曾回忆说:“我见到为人,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他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肩上的担子重啊!同我交谈明显地看出他很警惕。我几次问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讲。”从接头的小饭店归来,陈为人与孩子们说笑道:“爸爸今天总算吃饱了,把盘子都舔光了。”

中央考虑到陈为人患有重病,健康状况极差,决定将中央文库交另外的同志保管。当陈为人按照党的指示,和韩慧英将中央文库的全部文件完整无缺地送到法租界恺自尔路(今金陵东路)的指定地点——一幢石库门房子时,接受文件箱的一位女同志故意当众大声说道:“哎呀,张先生,这些破旧货你替我保管这么长时间,还劳你亲自送来,真过意不去。”她一边连声称谢,一边将两块银元塞进陈为人的怀里。

完成任务的陈为人回到家中,口吐鲜血昏倒在地。见陈为人病情严重,党组织立即将他送往医院住院治疗。但没几天,陈为人就偷偷地回到家中。他不愿组织为他治病多花钱。他坚强地说:我不住院,我要为党工作。

1937年3月12日晚,陈为人终因肺病长期拖延不治而为党献出了生命,年仅37岁。陈为人病逝后,中央文库的保管任务先是由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的徐强同志承担。后又几经辗转,数易其手,中央文库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上海解放后,1949年9月14日,文件被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长达18年之久的中央文库保管工作结束了其地下保护的历史,安全完整地交到了党中央。这批文件共有16箱104卷,包括了从党成立到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时为止的许多重要文书档案。主要有:

1、党中央各种(届)会议记录、决议案;

2、党中央给各地(级)的指示及各地给党中央的报告;

3、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

4、中央给各地(级)在党务、组织、工运、农运、兵运、妇运等各方面的文件和档案;

5、党报、党刊,如《红旗》、《实话》、《布尔什维克》、 《斗争》、《党内生活》、《党的建设》、《捷报》、《中央政治通讯》等等;

6、苏区文件和红军军事文件;

7、共青团中央及各地(级)文件;

8、互济会文件和档案;

9、苏兆征、彭湃、罗亦农、恽代英烈的遗墨、遗嘱和遗像等物。瞿秋白等革命先烈的遗物。

这些文件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最初阶段,开展政治、军事、工、农、团、妇等所有领域内斗争的原始档案,成为编写和研究党史、军史的第一手材料,现都保存在中央档案馆。